在寫作此書期間，我在西南民族學院檢索到一段資料，是50年代初對小金縣結思鄉的一項社會調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調查組。結思鄉是改土設屯後別思滿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項人口統計很有意思，就是漢族人口已經占到一個相當的比例。我沒時間也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力去現在的結思鄉查閱戶籍檔案，但根據我在家鄉30多年的所見所聞，敢肯定，現在這個鄉的戶籍上，漢族與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於近50年前的那次調查。雖然，在實際生活中，人人都會說，這些年來，漢族在這些地區的比例已經有了相當部分的增加。
為什麽會有這樣一種局麵出現呢，原因非常簡單。在解放以前，作為一個藏族人，在一個漢文化占主流的社會裏是受到嚴重歧視的。
解放後，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數民族政策，特別是考慮到在升學與幹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顧性指標，很多人可能從漢族人搖身一變，又成了藏族人。
本來，從兩金川戰役結束開始，那些屯兵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後代時，其血緣就混雜不清了。所以，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選擇族別時，當然有理由根據趨利避害的原則來確認遙遠生命源頭的某種血緣了。
血緣問題，是這些漢藏交界的地區，對許許多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
所以，即或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宣稱自己是這種民族或者那種民族也是一個看起來匪夷所思，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講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個回族與藏族的混血兒，所以選擇了藏族作為自己的族別，僅僅是因為，從小在藏族地區長大，生活習慣最終決定了我自己在血緣上的認同感。
在我成長就學的年代，恰恰在極左路線的統治下，藏區的藏文教育在學校裏被徹底取消。於是，我就在一個藏族地區上漢文學校。先後的兩個小學老師，都是出身於四川內地鄉村的師範畢業生。特別是我的第一位老師張玉明，在50年代初，就已經是我母親的老師了。
後來，我也上了師範學校，成為一個教授漢語文與曆史的中學教師。在我最後任教的那所中學，我娶了一個教英語的漢族人作我的妻子。兩年後，兒子出生，我在公安局為他報戶籍時，族別報了漢族。
我並不以我的族別為恥，但在為兒子選擇族別時的想法卻很簡單，他完全在一個漢語環境裏長大，將來也不可能因為血緣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與藏族生活習俗最完整的鄉村裏去。所以，我為他報一個漢族的族別。
但是，這個做法受到絕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漢族妻子的反對。
我堅持這個錯誤做法一直堅持了11年。
直到我要離開家鄉，去到四川省會工作時，才下決心把這個決定當成一個錯誤來加以更改。因為兒子將隨我到一個差不多全部是漢族同學的學校裏就學。我決定更改族別而讓他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記住自己的血緣，因為在我們夫妻和他共同設計的未來道路時，已經沒有多大可能使他還會跟他父親出生的鄉土背景有更多的關連。
所以，惟有族別可以讓他記住他的生命所來的地方。
記住他生命水源中一支特別的源頭。
結果，我到公安局去履行這個我認為非常簡單的手續的時候，卻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雖然履行這個手續的年輕的戶籍警察曾是我與我妻子共同的學生，但她必須根據文件。這份有關族別的文件是由中央某個部門下發的。
為了解決掉這個問題，我去找在該縣任縣長的朋友。
縣長是小金川土著，回族，可以肯定其祖先是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以後才作為移民進入的。而回族進入嘉絨藏區泰半與商業有關。周縣長叫辦公室給我出一紙證明，證明我兒子可以從父親的血緣更改為藏族。
就在這個時候，又來了一個本縣幹部，要求更改一家兩口的族別。他們是要從藏族改到漢族。原因與我一樣，也是因為要調動到內地工作了。但我們的更改是相反的方向。不用開口，人人都懂得這人如此行事的原因。但真正是藏族血統的辦公室主任偏偏明知故問。
於是，對方回答說，他夫妻倆都是漢族，但是，在藏區工作，考慮到子女受到的教育也是相對低質量的教育，所以，報一個藏族，將來高考升學時，分數上享受些照顧才不至於過分吃虧。現在，他們在內調了，如果帶著這個族別出去，會叫人看不起。
那一天，從縣政府開出的證明，輕而易舉地就改變了三個人的族別，背景都是一樣的。而且，從開證明的人，到要求開具證明的人，誰都沒有錯誤。
講述這個故事，無非是想說，一些文化上的變化，文化上的認同感，遠非是純生物意義上的血緣問題那麽簡單。當我們宏觀上無法對此變化進行把握的時候，我想倒不如把這樣的細節呈現給讀者。讓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對一個地區，對一個民族，對一種文化的衰變做出自己的思考與判斷。
我相信，我們的讀者尚未失去這種能力。
在很多與青藏高原有關的書籍中，在很多與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關的書籍中，有一種十分簡單化的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這樣一種特別的文化風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斷都變得非常簡單。不是好，就是壞，不是文明，就是野蠻。更為可怕的是，鄉野裏的文化，都變成了一種現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
鄉野的生活並不是香格裏拉的天堂。青藏高原邊緣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階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隻不過，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學會用自己的聲音來進行表達！
人們啊，我們要警惕！警惕我們自己的內心與雙眼！
為什麽會有這樣一種局麵出現呢，原因非常簡單。在解放以前，作為一個藏族人，在一個漢文化占主流的社會裏是受到嚴重歧視的。
解放後，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數民族政策，特別是考慮到在升學與幹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顧性指標，很多人可能從漢族人搖身一變，又成了藏族人。
本來，從兩金川戰役結束開始，那些屯兵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後代時，其血緣就混雜不清了。所以，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選擇族別時，當然有理由根據趨利避害的原則來確認遙遠生命源頭的某種血緣了。
血緣問題，是這些漢藏交界的地區，對許許多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
所以，即或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宣稱自己是這種民族或者那種民族也是一個看起來匪夷所思，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講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個回族與藏族的混血兒，所以選擇了藏族作為自己的族別，僅僅是因為，從小在藏族地區長大，生活習慣最終決定了我自己在血緣上的認同感。
在我成長就學的年代，恰恰在極左路線的統治下，藏區的藏文教育在學校裏被徹底取消。於是，我就在一個藏族地區上漢文學校。先後的兩個小學老師，都是出身於四川內地鄉村的師範畢業生。特別是我的第一位老師張玉明，在50年代初，就已經是我母親的老師了。
後來，我也上了師範學校，成為一個教授漢語文與曆史的中學教師。在我最後任教的那所中學，我娶了一個教英語的漢族人作我的妻子。兩年後，兒子出生，我在公安局為他報戶籍時，族別報了漢族。
我並不以我的族別為恥，但在為兒子選擇族別時的想法卻很簡單，他完全在一個漢語環境裏長大，將來也不可能因為血緣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與藏族生活習俗最完整的鄉村裏去。所以，我為他報一個漢族的族別。
但是，這個做法受到絕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漢族妻子的反對。
我堅持這個錯誤做法一直堅持了11年。
直到我要離開家鄉，去到四川省會工作時，才下決心把這個決定當成一個錯誤來加以更改。因為兒子將隨我到一個差不多全部是漢族同學的學校裏就學。我決定更改族別而讓他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中記住自己的血緣，因為在我們夫妻和他共同設計的未來道路時，已經沒有多大可能使他還會跟他父親出生的鄉土背景有更多的關連。
所以，惟有族別可以讓他記住他的生命所來的地方。
記住他生命水源中一支特別的源頭。
結果，我到公安局去履行這個我認為非常簡單的手續的時候，卻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雖然履行這個手續的年輕的戶籍警察曾是我與我妻子共同的學生，但她必須根據文件。這份有關族別的文件是由中央某個部門下發的。
為了解決掉這個問題，我去找在該縣任縣長的朋友。
縣長是小金川土著，回族，可以肯定其祖先是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以後才作為移民進入的。而回族進入嘉絨藏區泰半與商業有關。周縣長叫辦公室給我出一紙證明，證明我兒子可以從父親的血緣更改為藏族。
就在這個時候，又來了一個本縣幹部，要求更改一家兩口的族別。他們是要從藏族改到漢族。原因與我一樣，也是因為要調動到內地工作了。但我們的更改是相反的方向。不用開口，人人都懂得這人如此行事的原因。但真正是藏族血統的辦公室主任偏偏明知故問。
於是，對方回答說，他夫妻倆都是漢族，但是，在藏區工作，考慮到子女受到的教育也是相對低質量的教育，所以，報一個藏族，將來高考升學時，分數上享受些照顧才不至於過分吃虧。現在，他們在內調了，如果帶著這個族別出去，會叫人看不起。
那一天，從縣政府開出的證明，輕而易舉地就改變了三個人的族別，背景都是一樣的。而且，從開證明的人，到要求開具證明的人，誰都沒有錯誤。
講述這個故事，無非是想說，一些文化上的變化，文化上的認同感，遠非是純生物意義上的血緣問題那麽簡單。當我們宏觀上無法對此變化進行把握的時候，我想倒不如把這樣的細節呈現給讀者。讓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對一個地區，對一個民族，對一種文化的衰變做出自己的思考與判斷。
我相信，我們的讀者尚未失去這種能力。
在很多與青藏高原有關的書籍中，在很多與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關的書籍中，有一種十分簡單化的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這樣一種特別的文化風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斷都變得非常簡單。不是好，就是壞，不是文明，就是野蠻。更為可怕的是，鄉野裏的文化，都變成了一種現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
鄉野的生活並不是香格裏拉的天堂。青藏高原邊緣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階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隻不過，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學會用自己的聲音來進行表達！
人們啊，我們要警惕！警惕我們自己的內心與雙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