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容易得抑鬱症
渡過：抑鬱症治愈筆記 作者：張進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患病之前，我的抑鬱症知識多來自媒體報道。三毛、張國榮、張純如、崔永元……這一長串名單，讓我想當然地認為，抑鬱症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病。精英，至少是文化人才容易得這個病。
這個誤解，在我第一次去到安定醫院看病時，就消除了。
在安定醫院人頭攢動的候診大廳，我看到了一張張有著中國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臉。他們顯然是舟車勞頓，輾轉來到這裏；東張西望，局促不安，一臉的惶惑和驚懼。他們經常長時間枯坐，如泥雕木塑。看著他們，我腦海裏掠過王小波的一句話——沉默的大多數。
是的，在中國，即使在抑鬱症人群中，也有沉默的大多數——中國抑鬱症的最大人群，是窮人，在農村。
窮人是抑鬱症最大群體
任何階層成員都可能得抑鬱症，貧困階層受苦更甚。隻因這個階層活在聚光燈之外，他們的痛苦不為人所知。
研究已經證明，貧困是抑鬱症的一大誘因。貧困使人抑鬱，抑鬱愈使人貧困，二者交互作用，導致精神障礙與孤立。貧困和抑鬱，是一對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抑鬱症最早可以追溯到人類的童年時期。當我們的祖先從狩獵文明向農耕文明演進時，一部分不適應這種變化、不能掌握農耕技術的獵人，成為抑鬱症最早的受難者。
由此我大膽猜測：在社會大變遷麵前，不能與時俱進，被時代拋棄的人，因其焦慮、惶恐、絕望，可能成為抑鬱症的俘虜——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近十幾年來，中國國企下崗人員和農村留守人員，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
另一個旁證是：接受社會救濟的人群中，抑鬱症比例是總人口患病率的3倍。
中國高校的貧困生一直是敏感話題。貧困生進入城市，如果得不到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其心理疾病的發病概率極高。目前中國高校中，貧困生約占總在校生的15%—20%，其中有心理問題的占65%。
在美國，很多窮人亦受抑鬱症之苦。一項調查表明，美國85%—95%的嚴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業者。
貧困群體的抑鬱症識別率低，這對他們的治療來說雪上加霜。一般來說，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相對優裕快樂，他們得了抑鬱症，異乎尋常的痛苦相對容易被察覺；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日子本來就困頓艱難，抑鬱症狀會被掩蓋。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鬱症，還是來自生活本身。很多窮人得了抑鬱症，始終都不自知，也不為人所知。
所以，反貧困和抗抑鬱相輔相成。對抗抑鬱，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幫助窮人擺脫貧困，提升改變命運的能力。
遺傳基因導致抑鬱
在知識階層中，抑鬱症患者也有職業之別。
演員、公務員、媒體人、警察、教師比較容易得抑鬱症——這是安定醫院主任醫師薑濤24年行醫生涯的觀察總結。
他對我具體闡述：“這幾個行業收入差距大。公務員有守法的和不守法的；記者有敲詐的和不敲詐的；警察有好警察和壞警察……收入差距非常大，他們就容易不平衡、焦慮、壓力大。”
薑濤所說完全是個人經驗描述，未能驗證。不過他揭示了一個現象：內心的激烈衝突和抑鬱症相關。
接下來可以討論：就個體而言，哪些因素容易導致抑鬱症？
首先是生物學因素。抑鬱症一般被分為內源性和外源性兩大類，內源性抑鬱症往往由軀體內部因素引起，帶有明顯的生物學特點。這個“內部因素”其實就是基因，往往通過遺傳獲得，它是造成大腦中三種神經遞質（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失衡的根源。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可以觀察到，一個抑鬱症患者的直係或旁係親屬中，還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這說明這個家族遺傳傾向明顯。上海精神科醫生顏文偉認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約有5%—10%的人有這種遺傳基因，容易得抑鬱症。
薑濤也認為，遺傳因素對於抑鬱症致病有重要作用。他給了我一個數據：抑鬱症的遺傳度達到80%。所謂“遺傳度”，是指如果你攜帶致病基因，那麽發病的可能性達到80%。
不過，到目前為止，人類對於遺傳因素和抑鬱症的內在關聯，還不能給出科學的解釋。即使再先進的儀器，也無法觀測到大腦內部化學變化的過程。
對生物學因素之說，心理學界反對聲音甚多。他們認為抑鬱症主要是心理疾病。曾有一位心理醫生接受我采訪時，義憤填膺地表示：西醫強調生物學因素，是“想把患者都拉到醫院去”，這是對抑鬱症患者的傷害，會讓他認為自己的“種”不好，失去對治愈的信心。
人性的“內在懲罰者”
遺傳因素說尚未得到科學驗證，性格因素則可以認定占有比較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人有各式各樣的性格特點。相對來說，簡單、敏感、自尊、固執、要強、好勝、求全，習慣於克己、內疚、自責、自省、自罪的人，容易得抑鬱症。
為什麽？尚無科學解釋。我個人的觀察是，以上性格易於使情緒處於緊張狀態；而情緒是從心理通往生理的橋梁，長此以往，緊張的情緒就破壞了大腦分泌神經遞質的功能，抑鬱症的種子由此埋下。
心理學認為，自責、自罪最容易破壞人的心理結構，它構成一種內在懲罰機製，對自身進行譴責和製裁。抑鬱症患者的壓抑、自卑、自我評價降低、活力下降，多來源於此。
我曾認真追溯過自己患病的原因。最後的結論是，也許和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有關。在我出生前，我父親就因為是右派，被發配到蘇北某地農村勞動。他在外受到迫害和欺辱，回到家裏就沒有好聲氣。因天性敏感，我從小就對嚴酷的生存環境有著超越年齡的感受，學會了理性、忍耐和克製，以及用約束自我的方式來抵抗外在的侵略。可是，內在的反叛性，又刺激憤怒的情緒在我內心悄然滋長。少年時代，我其實是在以一種“邊緣不合作”的態度，麵對異己的世界。
考上大學後，很多年來，我一直在用巨大的努力，來克服自小形成的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尋找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和解方式。我曾自以為成功了，豈知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陰影，會成為潛意識中的條件性情緒性反應，植根於人性深處。
再就是環境壓力因素。比如工作壓力、生活壓力、人際關係壓力，等等，它們應該是以情緒為橋梁，殊途同歸，作用於神經遞質。
不過，我從來認為，僅僅單方麵的壓力不足以導致抑鬱症。如前所說，抑鬱症患者多半能夠自省和克製，乃至自我犧牲。如果壓力隻來自一方，他們還能通過委曲求全來化解；但是，如果多個不同方向的壓力蜂擁而至，並且這些壓力彼此交錯排斥，即使委曲亦不能求全，抑鬱症就會在這時登堂入室。
曾經有一位網友來找我，傾訴她的媽媽患病的經曆。她說，她的媽媽性格單純、開朗，生活幸福，工作順利，找不到任何患病的理由。隻有一個意外事件：去年，外公、外婆從她的舅舅家轉到她家生活；而兩個老人，又屬於性格自私怪僻、要求又多又高、根本不會為他人考慮的一類人。於是，家裏安靜有序的生活被打亂了。在她看來，她的媽媽是因為不能應付自己父母的壓力，精神崩潰，得了抑鬱症。
從這個女孩滔滔不絕的敘述中，我聽出了她以及她的父親，對外公和外婆的反感。對於她把病因單方麵歸於兩位老人，我猶豫了一下，決定坦白地說出我的看法。
我說，即使兩位老人真的自私、挑剔、無理、貪圖享受，也未必能壓垮她的媽媽，畢竟他們是父女、母女情分。問題是你媽媽會不會受到更多的不同方向的壓力？比如，你的舅舅是不是壓力？你媽媽多年未盡贍養責任，現在外公外婆不滿意，她如何麵對自己的弟弟？你和你爸爸的抱怨，會不會也是你媽媽的壓力源？三方麵都是她的親人，她怎麽辦？這三方麵壓力交錯、對立，她隻能忍耐、自我犧牲；而如果委曲亦不能求全，她內心的焦慮、自責、自罪、無奈等情緒，就可能匯集在一起，成為衝垮她精神堤壩的洪流。
“如果你愛你媽媽，你就先停止對外公外婆的抱怨，把你們這一方的壓力撤掉。”我說。
最後一個因素，是創傷性突發事件。比如失學、失業、失戀、親人去世、炒股失敗，等等。不過，突發事件隻是刺激因素，不是真正的病因。抑鬱症植根於你的人性深處，即使沒有這個創傷事件，也還會有別的事件，差別隻在於爆發的時機不同。當然，如果運氣好，拖個十年八年，自行消失，也未可知。
綜上，抑鬱症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不隻是簡單的心理疾病，它的根源是某種異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導致了內心的分裂和背叛。你要戰勝它，唯有用另外一種方式把它矯正過來。
找到病因，對於治療抑鬱症具有參考價值。不過，也不必過於糾結病因、追查病因，否則會製造新的壓力和矛盾，對病情不利。在一個短時間內，僅僅個別誘因，不可能觸發抑鬱症。疾病既已爆發，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點著爆竹，爆竹已經爆炸，你再追究火柴，無濟於事。比如，一個女孩的病因是失戀，即使男友回心轉意，她的病一時也好不了。
至於病愈後怎麽處理病因？這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且留待“抑鬱症患者如何重返社會”的話題再討論吧。
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信心——對醫生的信心，對自己的信心。
這個誤解，在我第一次去到安定醫院看病時，就消除了。
在安定醫院人頭攢動的候診大廳，我看到了一張張有著中國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臉。他們顯然是舟車勞頓，輾轉來到這裏；東張西望，局促不安，一臉的惶惑和驚懼。他們經常長時間枯坐，如泥雕木塑。看著他們，我腦海裏掠過王小波的一句話——沉默的大多數。
是的，在中國，即使在抑鬱症人群中，也有沉默的大多數——中國抑鬱症的最大人群，是窮人，在農村。
窮人是抑鬱症最大群體
任何階層成員都可能得抑鬱症，貧困階層受苦更甚。隻因這個階層活在聚光燈之外，他們的痛苦不為人所知。
研究已經證明，貧困是抑鬱症的一大誘因。貧困使人抑鬱，抑鬱愈使人貧困，二者交互作用，導致精神障礙與孤立。貧困和抑鬱，是一對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抑鬱症最早可以追溯到人類的童年時期。當我們的祖先從狩獵文明向農耕文明演進時，一部分不適應這種變化、不能掌握農耕技術的獵人，成為抑鬱症最早的受難者。
由此我大膽猜測：在社會大變遷麵前，不能與時俱進，被時代拋棄的人，因其焦慮、惶恐、絕望，可能成為抑鬱症的俘虜——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近十幾年來，中國國企下崗人員和農村留守人員，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
另一個旁證是：接受社會救濟的人群中，抑鬱症比例是總人口患病率的3倍。
中國高校的貧困生一直是敏感話題。貧困生進入城市，如果得不到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其心理疾病的發病概率極高。目前中國高校中，貧困生約占總在校生的15%—20%，其中有心理問題的占65%。
在美國，很多窮人亦受抑鬱症之苦。一項調查表明，美國85%—95%的嚴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業者。
貧困群體的抑鬱症識別率低，這對他們的治療來說雪上加霜。一般來說，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相對優裕快樂，他們得了抑鬱症，異乎尋常的痛苦相對容易被察覺；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日子本來就困頓艱難，抑鬱症狀會被掩蓋。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鬱症，還是來自生活本身。很多窮人得了抑鬱症，始終都不自知，也不為人所知。
所以，反貧困和抗抑鬱相輔相成。對抗抑鬱，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幫助窮人擺脫貧困，提升改變命運的能力。
遺傳基因導致抑鬱
在知識階層中，抑鬱症患者也有職業之別。
演員、公務員、媒體人、警察、教師比較容易得抑鬱症——這是安定醫院主任醫師薑濤24年行醫生涯的觀察總結。
他對我具體闡述：“這幾個行業收入差距大。公務員有守法的和不守法的；記者有敲詐的和不敲詐的；警察有好警察和壞警察……收入差距非常大，他們就容易不平衡、焦慮、壓力大。”
薑濤所說完全是個人經驗描述，未能驗證。不過他揭示了一個現象：內心的激烈衝突和抑鬱症相關。
接下來可以討論：就個體而言，哪些因素容易導致抑鬱症？
首先是生物學因素。抑鬱症一般被分為內源性和外源性兩大類，內源性抑鬱症往往由軀體內部因素引起，帶有明顯的生物學特點。這個“內部因素”其實就是基因，往往通過遺傳獲得，它是造成大腦中三種神經遞質（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失衡的根源。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可以觀察到，一個抑鬱症患者的直係或旁係親屬中，還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這說明這個家族遺傳傾向明顯。上海精神科醫生顏文偉認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約有5%—10%的人有這種遺傳基因，容易得抑鬱症。
薑濤也認為，遺傳因素對於抑鬱症致病有重要作用。他給了我一個數據：抑鬱症的遺傳度達到80%。所謂“遺傳度”，是指如果你攜帶致病基因，那麽發病的可能性達到80%。
不過，到目前為止，人類對於遺傳因素和抑鬱症的內在關聯，還不能給出科學的解釋。即使再先進的儀器，也無法觀測到大腦內部化學變化的過程。
對生物學因素之說，心理學界反對聲音甚多。他們認為抑鬱症主要是心理疾病。曾有一位心理醫生接受我采訪時，義憤填膺地表示：西醫強調生物學因素，是“想把患者都拉到醫院去”，這是對抑鬱症患者的傷害，會讓他認為自己的“種”不好，失去對治愈的信心。
人性的“內在懲罰者”
遺傳因素說尚未得到科學驗證，性格因素則可以認定占有比較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人有各式各樣的性格特點。相對來說，簡單、敏感、自尊、固執、要強、好勝、求全，習慣於克己、內疚、自責、自省、自罪的人，容易得抑鬱症。
為什麽？尚無科學解釋。我個人的觀察是，以上性格易於使情緒處於緊張狀態；而情緒是從心理通往生理的橋梁，長此以往，緊張的情緒就破壞了大腦分泌神經遞質的功能，抑鬱症的種子由此埋下。
心理學認為，自責、自罪最容易破壞人的心理結構，它構成一種內在懲罰機製，對自身進行譴責和製裁。抑鬱症患者的壓抑、自卑、自我評價降低、活力下降，多來源於此。
我曾認真追溯過自己患病的原因。最後的結論是，也許和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有關。在我出生前，我父親就因為是右派，被發配到蘇北某地農村勞動。他在外受到迫害和欺辱，回到家裏就沒有好聲氣。因天性敏感，我從小就對嚴酷的生存環境有著超越年齡的感受，學會了理性、忍耐和克製，以及用約束自我的方式來抵抗外在的侵略。可是，內在的反叛性，又刺激憤怒的情緒在我內心悄然滋長。少年時代，我其實是在以一種“邊緣不合作”的態度，麵對異己的世界。
考上大學後，很多年來，我一直在用巨大的努力，來克服自小形成的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尋找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和解方式。我曾自以為成功了，豈知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陰影，會成為潛意識中的條件性情緒性反應，植根於人性深處。
再就是環境壓力因素。比如工作壓力、生活壓力、人際關係壓力，等等，它們應該是以情緒為橋梁，殊途同歸，作用於神經遞質。
不過，我從來認為，僅僅單方麵的壓力不足以導致抑鬱症。如前所說，抑鬱症患者多半能夠自省和克製，乃至自我犧牲。如果壓力隻來自一方，他們還能通過委曲求全來化解；但是，如果多個不同方向的壓力蜂擁而至，並且這些壓力彼此交錯排斥，即使委曲亦不能求全，抑鬱症就會在這時登堂入室。
曾經有一位網友來找我，傾訴她的媽媽患病的經曆。她說，她的媽媽性格單純、開朗，生活幸福，工作順利，找不到任何患病的理由。隻有一個意外事件：去年，外公、外婆從她的舅舅家轉到她家生活；而兩個老人，又屬於性格自私怪僻、要求又多又高、根本不會為他人考慮的一類人。於是，家裏安靜有序的生活被打亂了。在她看來，她的媽媽是因為不能應付自己父母的壓力，精神崩潰，得了抑鬱症。
從這個女孩滔滔不絕的敘述中，我聽出了她以及她的父親，對外公和外婆的反感。對於她把病因單方麵歸於兩位老人，我猶豫了一下，決定坦白地說出我的看法。
我說，即使兩位老人真的自私、挑剔、無理、貪圖享受，也未必能壓垮她的媽媽，畢竟他們是父女、母女情分。問題是你媽媽會不會受到更多的不同方向的壓力？比如，你的舅舅是不是壓力？你媽媽多年未盡贍養責任，現在外公外婆不滿意，她如何麵對自己的弟弟？你和你爸爸的抱怨，會不會也是你媽媽的壓力源？三方麵都是她的親人，她怎麽辦？這三方麵壓力交錯、對立，她隻能忍耐、自我犧牲；而如果委曲亦不能求全，她內心的焦慮、自責、自罪、無奈等情緒，就可能匯集在一起，成為衝垮她精神堤壩的洪流。
“如果你愛你媽媽，你就先停止對外公外婆的抱怨，把你們這一方的壓力撤掉。”我說。
最後一個因素，是創傷性突發事件。比如失學、失業、失戀、親人去世、炒股失敗，等等。不過，突發事件隻是刺激因素，不是真正的病因。抑鬱症植根於你的人性深處，即使沒有這個創傷事件，也還會有別的事件，差別隻在於爆發的時機不同。當然，如果運氣好，拖個十年八年，自行消失，也未可知。
綜上，抑鬱症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不隻是簡單的心理疾病，它的根源是某種異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導致了內心的分裂和背叛。你要戰勝它，唯有用另外一種方式把它矯正過來。
找到病因，對於治療抑鬱症具有參考價值。不過，也不必過於糾結病因、追查病因，否則會製造新的壓力和矛盾，對病情不利。在一個短時間內，僅僅個別誘因，不可能觸發抑鬱症。疾病既已爆發，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點著爆竹，爆竹已經爆炸，你再追究火柴，無濟於事。比如，一個女孩的病因是失戀，即使男友回心轉意，她的病一時也好不了。
至於病愈後怎麽處理病因？這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且留待“抑鬱症患者如何重返社會”的話題再討論吧。
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信心——對醫生的信心，對自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