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失守抑鬱症
渡過：抑鬱症治愈筆記 作者：張進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篇：擺脫誤區
清晨6點左右，大街上行人稀少，北京市德勝門外安康胡同，中國第一所精神衛生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已經熱鬧起來。門診大廳長椅上坐滿患者，到7點鍾開始掛號時，大廳已人流如潮。
在主任醫師薑濤的診室外，病人排起了長龍。這位在“好大夫在線”網站上頗受患者好評的醫生，主治抑鬱症。當天的號早已被預約完，還不斷有患者敲門要求加號。到上午10點，他的號就加到70多個。
“病人比以前大幅增加。”薑濤告訴財新記者，長期以來，北京安定醫院主要治療精神分裂症，接診的患者中，70%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近年來，抑鬱症患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2006年，安定醫院特設抑鬱症治療中心。目前，抑鬱症患者人數已經占到了全部患者的一半。
薑濤的觀察，與不少地方精神病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相符。上海市精神衛生研究所醫生費立鵬結合全國六個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稱，中國抑鬱症終身患病率為6%，遠高於精神分裂症的1%。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醫學博士劉津，如此概括全國抑鬱症的狀況：“抑鬱焦慮增多，門診量大概50%、住院綜合科大概40%都是抑鬱症。”
抑鬱凶猛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回憶說：“抑鬱症離我很近，近得像親兄弟。……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抑鬱症病人有多苦，不說也罷。”
2012年8月22日下午，在罹患抑鬱症半年後，《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徐懷謙從高樓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半年內第二起進入公眾視線、因抑鬱症導致的自殺事件。3月20日，南京女孩“走飯”自殺一天後，她生前利用“時光機”（可定時傳送信息的軟件）發布的遺言，在她的微博頁麵上顯示：“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
這句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留言，被活著的人們轉發了8萬多次，留下16萬條評論。
死者已矣。生者往往難以體會他們生不如死的痛苦。其實，隻要隨便查一本醫學專業書籍，就可以得知，“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境障礙，可由各種原因引起，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且心境低落與其處境不相稱，嚴重者可出現自殺念頭和行為。多數病例有反複發作的傾向，每次發作大多數可以緩解，部分可有殘留症狀或轉為慢性。”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曾經罹患抑鬱症。他後來回憶說：“抑鬱症離我很近，近得像親兄弟，醫書上描繪的大部分病症我都具備了，還有即興發揮的部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抑鬱症病人有多苦，不說也罷。”
即便頑強地活著，抑鬱症患者的生活質量也極其低下。
在持續的低落情緒下，抑鬱症重度患者往往伴隨嚴重的軀體障礙：頭疼、頭暈、心悸、氣短、乏力、失眠、胸悶、胃痛、腹脹、便秘、食欲性欲減退，等等。“自殺的抑鬱症患者，自殺前六周一般都看過很多科，什麽心內科、消化科、胸內科、神經內科、內分泌科看了個遍，10%到20%的患者查不出生理問題。這其實是抑鬱症的軀體化表現。”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醫生唐登華說。
伴隨著軀體症狀，患者的精神狀態逐漸走向低穀。最常見的症狀是情緒低落，興趣減少，大腦活動障礙，自我評價降低，自責自罪，社交恐懼，無助絕望。這樣的狀態下，部分病人選擇以死解脫。
在安定醫院門診部，一位60多歲的女患者在女兒的陪同下前來就診。她有20年抑鬱症史，每年至少發作兩次，曾兩次自殺未遂。她經常隨身攜帶安眠藥和遺書。“死亡對我來說是很幸福的事情。”她說。對於中重度抑鬱症患者，似乎隻有自殺才能終止綿延的痛苦。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很多得不到專業治療。1990年，中國僅有5%的抑鬱症患者得到治療，而美國同期的數字為35%。2003年，覆蓋北京市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為3.31%，終身患病率（調查時無症狀，但曾經有過症狀）為6.87%。這意味著，以北京市1278萬人口計，在2003年4月這一時點，全北京有近87.8萬抑鬱症患者，其中近42.3萬處於有症狀期。
龐大的患病率導致經濟損失嚴重。2007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胡德偉聯合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測算出抑鬱症各項成本：中國抑鬱症一年總損失達513.7億元，其中56.2億元為醫療費用，此外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因病失去工作或不得不調換工作帶來的損失。
這項調查顯示，抑鬱症人均年醫療費用預估為2957元，18%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失去過工作；6%的受訪者調換過工作；40%的受訪者尚能保留工作，但減少了工作量。受訪者平均每月損失工資1169元，接近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1183元。在全國範圍內，抑鬱症造成的全年工資損失達159.92億元，調換工作成本為1.14億元，減輕工作量損失為183.54億元。
因為抑鬱症自殺而導致的過早死亡，也帶來經濟上的損耗。據測算，農村間接損失為43.03億元，遠超城市的8.11億元。
火星與熊熊大火
輕度抑鬱症可以不吃藥，通過心理治療甚至自我調整緩解；中度抑鬱症患者可以用藥，也可以不用；重度抑鬱症患者必須用藥。
美國抑鬱症患者安德魯·所羅門在所著的《憂鬱》一書中寫道：抑鬱症患者像一根幹燥的木柴，若生活中的火星掠過，就會燃起熊熊大火。
安德魯將抑鬱症的起因描述為內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判斷，符合醫學界現階段對抑鬱原因的研究結果：抑鬱症致病是綜合因素，有遺傳原因，有生化原因，也有心理和社會原因。發病基因不是一個，而是上百個基因，它們相互作用導致了抑鬱症。
現代解剖學用手術刀更徹底地描摹出抑鬱症患病機理。20世紀上半葉，研究人員對抑鬱症自殺者的大腦進行解剖時，發現他們大腦中三種神經遞質（5-ht、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濃度低於常人。這三種神經遞質好比郵差，在腦細胞間傳遞信息。如果這三種神經遞質減少，腦細胞間的信息傳遞受阻，抑鬱症就會不期而至。
據安定醫院醫生薑濤臨床觀察，抑鬱症呈獻出行業性特點。公務員、教師、警察、媒體從業者、演藝界人士患抑鬱症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行業。這種現象，在邏輯上可解釋為：工作壓力相當於將幹燥的木柴放置在易燃的環境中。
對抑鬱症起因的理解，決定著治療方案的選擇：是給予藥物治療，還是進行心理幹預。
社會上關於抑鬱症有一個誤區，就是把抑鬱症簡單歸因為性格、心理問題。北大六院醫生唐登華認為，人們往往認為是外部某一具體事件導致了抑鬱症。其實，這種具體事件很可能隻是抑鬱症的結果，而非原因。比如，一個女兒被母親打了一巴掌就自殺，真正的自殺原因並不是這一巴掌，而是她有病，易受刺激，這巴掌隻是最後一根稻草。
一般人們聽到某人有抑鬱症，往往首先去猜想是什麽事讓他“想不開”，而不以之為病。央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曾對此有過辯駁：“那些說抑鬱症不是病，而是想不開、心眼小的人，你們吃我的藥試試，那個藥勁是非常大的，我吃那個藥，兩粒三粒，早晨5點、6點、7點、8點才能睡著覺。沒有這種病的人，吃了這個藥，可能三天都睡不醒。”
崔永元所說的現象，早已被醫學科學所解釋。國外一本醫學雜誌曾刊登抑鬱症患者腦脊液標本分析，研究者對幾十位抑鬱症患者采用同位素標記技術，來測定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水平。結果發現，患者組發病期間，這三種神經遞質均低於常人。現代抗抑鬱藥（ssri類和snri類）便是以刺激患者腦部生產這三種物質為方向研製出來的。
當然，重視藥物幹預，並不意味著心理治療全無用途。從科學角度看，心理治療可應用於輕度患者和康複期患者；但急性期患者和中重度患者，必須依靠藥物治療。
“抑鬱症治療要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輕度抑鬱症可以不吃藥，通過心理治療甚至自我調整來緩解；中度抑鬱症患者可以吃藥，也可以不吃；重度抑鬱症患者必須用藥。這個時候，隻給他安排心理調整，不給吃藥，他的病情就會加重。”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對財新記者說。
在抑鬱症後續治療中，因對抗抑鬱藥持懷疑態度而放棄治療者為數眾多。由於抗抑鬱藥起效慢，平均起效期2至4周，且副作用大，在起效前甚至會加重自殺傾向。這是患者抗拒服用抗抑鬱藥的一大因素。尤其是一些難治型抑鬱症患者，很難一開始就能找到對症的藥物。在足量足療程試用某類藥無效後，還得再換另一類藥。少則幾個月，多則半年，他們才能試出可起效的藥物。這又拉長了痛苦的時間，增加了患者的絕望情緒和自殺概率。對這樣的患者，醫生和家屬隻能鼓勵他堅持服藥，防止他偷偷藏藥。
對於治療有效的患者，抗抑鬱藥也並非想停即停，否則會複發。“首次發作要服藥至少一年，一些抑鬱症患者需要終身服用。”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教授說。
在他診療的病人中，患者服藥依從性是個難題。30%的患者在起效一個月後放棄服藥；50%的患者兩個月放棄服藥；三個月放棄服藥的患者達80%。
錯位的治療
抑鬱症的診斷是一個難題，若診斷失誤，治療效果會適得其反。
北京安定醫院大門前，一位經曆多年抑鬱症折磨的患者猶豫再三，不願走進去。後來他告訴財新記者，那時他認為，一邁進安定醫院的大門，一輩子就會帶上“精神病人”的烙印，不好見人了。
這種心理，在抑鬱症患者及家屬中較為常見，它造成了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不到10%的現狀。
安定醫院考慮過患者這一心理感受。2006年1月5日，安定醫院抑鬱症研究中心成立。該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教授對財新記者說，當初起名時頗為斟酌。最初想叫“心境障礙治療中心”，考慮到這個名稱大眾識別率低，就沒有用。其後想叫“情感障礙治療中心”，又怕患者以為是解決情感問題。最終定名為抑鬱症治療中心，公眾認知度高，又避免患者產生所謂精神病的聯想。
抑鬱症治療中心成立後，越來越多的抑鬱症患者慕名前來。“抑鬱症患病率增加也與檢出率提高有關。中國醫療界這些年對抑鬱症的認識提高了。”王剛說。
十七八年前，中國的抑鬱症識別率低，國外的抑鬱藥在中國賣不出去。那時美國一個抑鬱藥廠商到中國來調研，安定醫院醫生告訴他們：“我們這裏得抑鬱症的很少。”他們就來中國做普及講座，讓醫生提高對抑鬱症的辨識能力。
診斷是抑鬱症的一個難題。若診斷失誤，治療效果會適得其反。在抑鬱症知識未普及前，約20%的抑鬱症患者因伴隨幻覺和妄想，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
對抑鬱症認識提高後，另一種重要的誤診，成為抑鬱症治療上的攔路虎。即雙相情感障礙易被誤診為抑鬱症。
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雙相情感障礙屬於抑鬱症；嚴謹的學術概念，則把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視為兩種不同的疾病。雙相情感障礙是指發病以來，既有躁狂或輕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種心境障礙。它和抑鬱症雖然都屬於心境障礙，但在治療原則上顯著不同。雙相情感障礙的自殺率高於抑鬱症，如果按照抑鬱症治療，一是難治，二是解除抑鬱後，會導致轉向躁狂，發病頻率明顯加快；發作頻率越快，治療難度越大，患者自殺風險越高。
王剛及其團隊做過雙相情感障礙誤診為抑鬱症的橫斷麵調查。橫向誤診率（同時期）為20%以上。如果開展長期隨訪研究，誤診率會更高。
美國最近有一個研究，跟蹤隨訪了13年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200名患者，發現當年被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46%最後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即目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中，可能接近一半實際上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有著20年臨床經驗的安定醫院醫生薑濤說：“有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首次發作時為抑鬱，輕躁狂的時間很短。對於患者家屬來說，輕躁狂很難識別，家屬和患者都不認為是疾病，不會當成問題跟醫生說，醫生采集信息就會有困難。”
對於在十幾分鍾的門診時難以做出診斷的患者，王剛建議診斷困難的患者最好住院觀察治療，或者患者及時複診。在住院患者中，抑鬱症患者占30%，60%以上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不考慮誤診的情況下，雙相情感障礙的終身患病率為3.7%，已屬重大精神疾病。
防控失控
不合格的心理谘詢師和無資質的小醫院，不僅讓患者破財，還會害命。
患者及其家屬不了解抑鬱症，就難以獲得專業治療。與此同時，一些無效治療卻大行其道。部分心理谘詢師、中小醫院從事不規範的抑鬱症治療，以此斂財。
一位重度抑鬱症患者告訴財新記者，曾有一位心理谘詢師對他說：“你有什麽病啊？你吃什麽藥啊？”一位曾在安定醫院就診但拒絕吃藥、轉向心理谘詢的大學生，後來臥軌自殺。有些心理谘詢師認為抑鬱症隻是心理原因，耽誤了本應吃藥治療的中重度患者。
心理谘詢師進入門檻低，素質良莠不齊，造成抑鬱症治療混亂。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副會長趙國秋認為：“全國範圍內，臨床心理學係鳳毛麟角，缺少有醫學和心理學雙重背景的人。心理谘詢師剛開始沒有歸口單位，後來是人社部發證培訓，發證門檻很低。”
在他看來，很多心理谘詢方法，其效果評估和收費標準都有問題，環節沒理順。台灣有精神衛生法，對心理谘詢的組織、展開都有非常細的規定；中國澳門、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監管法規。而大陸即將出台的精神衛生法隻管醫院和醫生行為，其他涉及不多。
如今，中國的抑鬱症患者中，隻有不到10%在專科醫院就診。還有一些患者流往並無抑鬱症治療資質的中小醫院。財新記者見到一些守候在安定醫院的醫托，宣稱自己的醫院能根治抑鬱症。“我們的患者常常被那些人拉到他們那兒，花了1萬多元沒治好，又回來繼續治療，病情因此被延誤。完全沒人監管這種醫院。”王剛說。
在多位專科醫生看來，抑鬱症患者到專科醫院就診，是康複之路的開端。前述那位罹患雙相情感障礙20餘年的女性患者，今年確診後，在安定醫院治療僅三個月，病情便穩定下來。隻是因患病時間太長，她需終身服用心境穩定劑維持治療。
即便如此，她仍然覺得值得：“在絕望的時候，永遠想象不到病好了會是這樣。”在她內心深處，那塊抑鬱陰雲終於散去，它曾隔絕她同這個世界的聯係。如今，她的生命回歸常態，昔日那綿延不盡的絕望，被買菜、唱歌、散步、交談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從地獄回到了人間。”她說。
這句話，也是許許多多抑鬱症康複者的心語。
下篇：地獄歸來之路
2012年9月8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廳。
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鬱症自助團體成立五周年紀念日。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坐滿了約20個患者和家屬。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異，但都源於抑鬱症。
這個組織的創辦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國，布置會場時，在牆壁上貼上自己寫的五個字——“心靈的故鄉”。
好幾個參加活動的患者說，這五個字說出了他們內心的感受。
心靈的故鄉
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
“自助團體的作用就是幫助別人和接受幫助。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樂，有助於康複。”這個團體的組織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對財新記者說，“實踐證明，這樣的康複形式確實很有效。”
2007年，在醫院住院的一些抑鬱症患者對王希林說，希望病友們出院後仍能保持聯係。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間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勵。於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請了一個房間，作為活動場地。患者和家屬每月舉辦活動，互相交流治療和康複的經驗，有時還組織唱歌、逛公園等娛樂活動。
她還對家屬進行健康教育，幫助他們認識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觀感受發生了變化，使患者消極、倦怠、悲觀或容易煩躁，這些都是能夠通過治療糾正的。而家屬的接納和理解，對於病人的康複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也說，家屬單獨和醫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屬對抑鬱症多了解一些，對患者的照顧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對此有切身體會。她是雙相抑鬱障礙患者，既有抑鬱，又有躁狂。抑鬱的時候，消極，悲觀，不願意幹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沒洗澡。“你整個人都餿了。”丈夫這樣抱怨。躁狂的時候，動輒發脾氣。丈夫說她沒修養，性格有問題。
“不過，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說，“沒有經曆過抑鬱症的家裏人，是無法理解的。”
王希林說，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患者對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見相對容易承受，但難以麵對家人的誤解和失望。有一個自殺未遂的患者述說，就因為家庭導致了她的絕望。
患者梁向陽的故事，就屬於此類。
2006年，她被診斷出患有抑鬱症，醫生建議住院治療。可是丈夫認為，這是她思想和意誌力有問題，住院服藥不管用。最後，還是她父親出麵，她終於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製。
後來，康複過程中，丈夫仍然不願意承認她有病。當她陷於悲觀消極時，他就會說：“現在日子過得這麽好，你怎麽會得這種病？”冷漠讓她逃避家庭。最絕望時，她伸手摸家裏的電源，想一死了之。
她回憶說，當時，她就是賭氣，要死在家裏，讓丈夫知道，這是他不理解的後果。
自殺未遂，她的左手中指留下永久的傷疤。她丈夫不願意陪她去醫院，認為這是她自找的。
後來，她把抑鬱症知識小冊子拿回家，也沒有人願意去翻一翻。
2007年，梁向陽參加了北大六院的抑鬱症自助團體。在那裏，她和其他抑鬱症患者交流經驗和知識，有的還成為好友。她逐漸對自助團體有了歸屬感，那是她最重要的康複支持。“就像心靈的故鄉，離不開了。”梁向陽說。
“你是病了，不是錯了”
支持性心理治療是抑鬱症治療和康複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術為傾聽、解釋、指導、疏泄、保證、鼓勵和支持等。
“傾聽，是多麽重要！”自助團體的另一位患者周新萍說，她至今無法忘記前夫那張幾乎扭曲、憤怒的麵孔。他摔東西，大聲喊：“你別說了，別說了，你說那麽多，我實在受不了！”
可是，當年在病態中，她就是要通過反複地說，來宣泄內心的抑鬱。她當初犯病，是因為工作單位人際關係不好。回到家，覺得丈夫是自己最親的人，便習慣性向他訴說。
但丈夫不能理解。她的病情反複發作，後來她丈夫提出離婚。如今，離婚已經六年的她，內心還是想念前夫，盡管並不能從他那裏得到關懷。
“耐心傾聽患者的自動述說，使患者感到有人正在關心和理解他。傾聽是所有心理治療的前提。”中華醫學會主編的《抑鬱障礙防治指南》認為，支持性心理治療是抑鬱症治療和康複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術是傾聽、解釋、指導、疏泄、保證、鼓勵和支持等。
對於家屬如何傾聽，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告訴我們，首先要區分患者輕、中、重三個級別。如果是重症患者，以陪伴為主，減少說教，不做思想工作，不提指導性的意見，默默地陪伴，患者有需要就給予幫助；如果是輕症患者，要了解他想要什麽，可以談得比較深入。但主要是讓他傾訴，切忌以社會標準要求病人。
醫生的傾聽和耐心解釋對患者康複非常重要。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在最初接受治療時，醫生對患者的疑問更要耐心傾聽和解釋，有時一個問題需反複回答和解釋才能消除患者和家屬的疑慮，否則很難使患者堅持用藥。抑鬱症的治療是長期的，長期服藥可降低複發的風險。
王希林說，由於醫療資源緊缺，病人太多，很多醫生的門診時間很短。但有時簡短幾句話也可使患者得到安慰，例如“抑鬱症是能治療的，肯定會好起來的，一定要有耐心”等。家屬也可照此來鼓勵和支持患者，以贏得治療時機。
王希林還說，醫生在和患者本人或家屬溝通時，最好不要給患者一些否定性答複。不批評，不指責。和病人交流，不能像做一般的思想工作那樣，有些問題可能暫時解決不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如症狀使患者缺乏自信、看問題態度消極、易產生挫折感等。可以采用迂回的方式，病情較重時應以安慰和支持為主。無條件的理解對患者的康複可有較大幫助。
遠離自殺
很多人不敢詢問患者是否有輕生的念頭，擔心可能誘導患者自殺。其實謹慎地詢問並不會誘導患者，而有助於早期發現和盡早采取相應的幹預措施。
“三分之二的抑鬱症患者曾有自殺想法與行為，15%-25%抑鬱症患者最終自殺成功。自殺在青年及老年人中發生率較高。”中華醫學會主編的《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用以上數據警示世人，抑鬱症具有高自殺率，終身自殺率為15%。
自殺分三個階段：自殺觀念、自殺企圖、自殺行為。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認為，到了第二個階段，患者就非住院不可了。
自殺是抑鬱症最嚴重的後果。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家人要細心觀察病情較重的患者。如果之前能積極配合治療，但病情尚未好轉時患者又表現出抵觸情緒，不想繼續接受治療，家屬就要注意患者是否有輕生念頭。
王希林說，很多人不敢詢問患者是否有輕生的念頭，擔心可能誘導患者自殺。其實謹慎地詢問並不會誘導患者，而有助於早期發現和盡早采取相應的幹預措施。如果家屬觀察到患者有自殺企圖，一定要帶他及時去正規醫院就診。在風險解除前要始終陪伴患者。
患者周新萍告訴財新記者，她曾經阻止了兩個病友的自殺行為。其中一次，一位相熟的病友發短信給她：“我要自殺了，不想活了，跳樓的位置都找好了。”周新萍立刻回短信，告訴他，馬上拿上病曆和錢，下樓打一輛出租車去醫院，醫生能解除你的痛苦。她解釋說，對於那種狀態的病人，需要明確的、可執行的建議。
病友聽從了她的建議，她的短信挽救了一條生命。
“很多抑鬱重症患者在極度痛苦時，會想到放棄生命。有時候生與死，就是一念之差。”患者李香告訴財新記者，她在青春期時就曾喝酒精自殺過。當時，她已經多年處於嚴重抑鬱狀態，卻不知道自己是病了。
“青春期和老年期的個體更容易自殺。自殺未遂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應讓親屬知情。應給予高度重視並采取相應的幹預措施。”《抑鬱障礙防治指南》中強調。
二次成長
對患者應該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時，你在身邊。把目標分化為一個一個小步驟，每向前走一步，他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再接著走下一步。
《抑鬱障礙防治指南》還稱：在維持治療階段，即康複期間，除了藥物，還需要心理治療。心理治療旨在讓患者保持無抑鬱狀態，減少和消除抑鬱障礙產生波動的持續因素。但該指南不主張將心理治療作為預防複發的單一手段，除非患者由於特殊原因不能用藥。
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告訴財新記者，病人的重度症狀消除後，就開始進入康複階段，要努力恢複各項社會功能。在此過程中，除了家庭的支持，社會也要給予理解和尊重。
他建議，如果發現明顯的抑鬱情緒，先去看專業的精神科醫生，確診後服藥，減緩症狀後，再尋求心理治療，進入康複階段。
他說，康複是一個過程，著重各項功能的恢複，目的是讓病人恢複正常的社會生活。在這個過程中，要堅持一個理念：“隻要不妨害他人，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能力讓自己快樂，讓生活有質量。”
王希林稱，抑鬱症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精神障礙，藥物治療是非常重要的治療手段。
目前抗抑鬱劑的種類較多，精神專科醫生對抗抑鬱劑的使用已很有經驗。“個體化治療”在抑鬱症的藥物治療中也較重要，即醫生根據患者的病情特點選擇或調整藥物種類和劑量。藥物治療中還應強調的是“長期服藥”，特別是對於病情複發的患者——這不意味著抑鬱症長期治不好，症狀緩解後繼續服藥隻是為了降低複發風險。大多數患者的療效較好，難治的複雜的病例還不到三分之一。
她說，經常有患者在康複期擅自停藥，導致複發。因此，特別要提醒患者定期到醫院複查，由醫生判斷是否可以停藥。停藥時也應逐步減少用藥劑量，緩慢停藥，避免出現撤藥反應。
另外，“早發現，早治療”非常關鍵。尤其在康複過程中，如果感覺到無明顯原因的心情不好、乏力或失眠等，就應該及時就醫，在複發初期及時調整、治療通常可獲得更滿意的效果。
認知治療是中華醫學會推薦的康複方法之一。這種治療的目的是幫助患者重建認知、矯正自身的係統偏見。這些偏見包括對個體既往生活經曆及將來前途作出錯誤解釋和預測。
“簡單地說，認知就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如何看待自己。”姚貴忠說，這和自省不一樣，不是站在道德角度批判自己，而是強調內心的和諧與平靜。
作為有25年臨床經驗的精神科醫生，姚貴忠有一套獨特的“康複處方”：
第一步，康複評估。評估病情和資源，患者有哪些可用的資源；他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第二步，患者、家屬和醫生三方會談。在充分尊重患者意願的前提下，三方達成共同的康複目標。
第三步，開出康複處方。開處方的前提是尊重患者，所有康複計劃都要和病人協商，獲得同意。計劃要具體、可操作、可檢查，每次最多提三條，再多患者就執行不了。
姚貴忠舉例說：假如一個患者病情較重，可以要求他每天散步10分鍾。每兩周複查一次，到時候檢查他執行的情況，並作調整。如果有的患者懶散，就引導他承諾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比如，上菜場買菜行不行？如果不行，在家裏做飯行不行？還不行，洗碗行不行？洗全家的碗不行，隻洗自己的碗行不行？如果再不行，三天洗一次自己的碗行不行？一周洗一次行不行？就這樣和患者商量出一個他能夠接受的行動計劃，不要強迫他。”姚貴忠說。
至於恢複社交功能，姚貴忠認為，可以把社交活動分成幾個步驟：接收信息、表達信息、交換信息和適應環境，難度遞增。
具體地說，患者社交有困難，醫生要幫助他分析是哪一步出了問題。如果是表達信息有障礙，可以讓他先朗讀一段文字；這一步完成後，再讓他複述別人說的話；接著讓他用自己的語言概括別人說的一段話；最難的，是患者自發言語，即自主說一段話。如果能做到自發言語，患者就離回歸社會前進了一步。
姚貴忠說，康複處方就是要分這麽細，而且都寫在病曆上。最重要的是，醫患之間要建立信任。切忌以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對患者應該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時，你在他身邊，幫助他理清思路，把目標分化為一個一個小步驟。每向前走一步，他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再接著走下一步。
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在臨床上往往會發現患者乃至家人對治療效果期望值過高，為患者設定過高的目標。而抑鬱症治療需要長時間服藥，有些療效不好或反複的患者應該對原有人生目標做出相應調整。
這種調整並不容易。這意味著麵對現實、接受現實。但是，一旦完成了這種調整，患者就好像搬走了壓在心頭的一塊石頭。
今年58歲的武利國，早在1984年就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那一年，他的女兒剛出生。在康複過程中，他沒能長期服藥，病情反複發作，最後轉為雙相情感障礙。1996年住院治療兩年多，病情才穩定下來。
出院後，他有強烈的願望幫助其他患者，特別是家屬，“他們真是太難了，那麽焦慮，那麽無助”。從那以後，40多歲的他辭去國企的工作，專門在北大六院當誌願者，組織精神病患者家屬聯誼會和抑鬱症自助團體。
“康複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患者是自己在成長，一生中第二次成長。”姚貴忠說。
（原載財新《新世紀》周刊2012年第39期；張進、王晨、羅潔琪撰文）
清晨6點左右，大街上行人稀少，北京市德勝門外安康胡同，中國第一所精神衛生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已經熱鬧起來。門診大廳長椅上坐滿患者，到7點鍾開始掛號時，大廳已人流如潮。
在主任醫師薑濤的診室外，病人排起了長龍。這位在“好大夫在線”網站上頗受患者好評的醫生，主治抑鬱症。當天的號早已被預約完，還不斷有患者敲門要求加號。到上午10點，他的號就加到70多個。
“病人比以前大幅增加。”薑濤告訴財新記者，長期以來，北京安定醫院主要治療精神分裂症，接診的患者中，70%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近年來，抑鬱症患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精神分裂症患者。2006年，安定醫院特設抑鬱症治療中心。目前，抑鬱症患者人數已經占到了全部患者的一半。
薑濤的觀察，與不少地方精神病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相符。上海市精神衛生研究所醫生費立鵬結合全國六個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稱，中國抑鬱症終身患病率為6%，遠高於精神分裂症的1%。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醫學博士劉津，如此概括全國抑鬱症的狀況：“抑鬱焦慮增多，門診量大概50%、住院綜合科大概40%都是抑鬱症。”
抑鬱凶猛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回憶說：“抑鬱症離我很近，近得像親兄弟。……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抑鬱症病人有多苦，不說也罷。”
2012年8月22日下午，在罹患抑鬱症半年後，《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徐懷謙從高樓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半年內第二起進入公眾視線、因抑鬱症導致的自殺事件。3月20日，南京女孩“走飯”自殺一天後，她生前利用“時光機”（可定時傳送信息的軟件）發布的遺言，在她的微博頁麵上顯示：“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
這句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留言，被活著的人們轉發了8萬多次，留下16萬條評論。
死者已矣。生者往往難以體會他們生不如死的痛苦。其實，隻要隨便查一本醫學專業書籍，就可以得知，“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境障礙，可由各種原因引起，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且心境低落與其處境不相稱，嚴重者可出現自殺念頭和行為。多數病例有反複發作的傾向，每次發作大多數可以緩解，部分可有殘留症狀或轉為慢性。”
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曾經罹患抑鬱症。他後來回憶說：“抑鬱症離我很近，近得像親兄弟，醫書上描繪的大部分病症我都具備了，還有即興發揮的部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時間，我抑鬱並活著……抑鬱症病人有多苦，不說也罷。”
即便頑強地活著，抑鬱症患者的生活質量也極其低下。
在持續的低落情緒下，抑鬱症重度患者往往伴隨嚴重的軀體障礙：頭疼、頭暈、心悸、氣短、乏力、失眠、胸悶、胃痛、腹脹、便秘、食欲性欲減退，等等。“自殺的抑鬱症患者，自殺前六周一般都看過很多科，什麽心內科、消化科、胸內科、神經內科、內分泌科看了個遍，10%到20%的患者查不出生理問題。這其實是抑鬱症的軀體化表現。”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醫生唐登華說。
伴隨著軀體症狀，患者的精神狀態逐漸走向低穀。最常見的症狀是情緒低落，興趣減少，大腦活動障礙，自我評價降低，自責自罪，社交恐懼，無助絕望。這樣的狀態下，部分病人選擇以死解脫。
在安定醫院門診部，一位60多歲的女患者在女兒的陪同下前來就診。她有20年抑鬱症史，每年至少發作兩次，曾兩次自殺未遂。她經常隨身攜帶安眠藥和遺書。“死亡對我來說是很幸福的事情。”她說。對於中重度抑鬱症患者，似乎隻有自殺才能終止綿延的痛苦。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很多得不到專業治療。1990年，中國僅有5%的抑鬱症患者得到治療，而美國同期的數字為35%。2003年，覆蓋北京市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為3.31%，終身患病率（調查時無症狀，但曾經有過症狀）為6.87%。這意味著，以北京市1278萬人口計，在2003年4月這一時點，全北京有近87.8萬抑鬱症患者，其中近42.3萬處於有症狀期。
龐大的患病率導致經濟損失嚴重。2007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胡德偉聯合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測算出抑鬱症各項成本：中國抑鬱症一年總損失達513.7億元，其中56.2億元為醫療費用，此外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因病失去工作或不得不調換工作帶來的損失。
這項調查顯示，抑鬱症人均年醫療費用預估為2957元，18%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失去過工作；6%的受訪者調換過工作；40%的受訪者尚能保留工作，但減少了工作量。受訪者平均每月損失工資1169元，接近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1183元。在全國範圍內，抑鬱症造成的全年工資損失達159.92億元，調換工作成本為1.14億元，減輕工作量損失為183.54億元。
因為抑鬱症自殺而導致的過早死亡，也帶來經濟上的損耗。據測算，農村間接損失為43.03億元，遠超城市的8.11億元。
火星與熊熊大火
輕度抑鬱症可以不吃藥，通過心理治療甚至自我調整緩解；中度抑鬱症患者可以用藥，也可以不用；重度抑鬱症患者必須用藥。
美國抑鬱症患者安德魯·所羅門在所著的《憂鬱》一書中寫道：抑鬱症患者像一根幹燥的木柴，若生活中的火星掠過，就會燃起熊熊大火。
安德魯將抑鬱症的起因描述為內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判斷，符合醫學界現階段對抑鬱原因的研究結果：抑鬱症致病是綜合因素，有遺傳原因，有生化原因，也有心理和社會原因。發病基因不是一個，而是上百個基因，它們相互作用導致了抑鬱症。
現代解剖學用手術刀更徹底地描摹出抑鬱症患病機理。20世紀上半葉，研究人員對抑鬱症自殺者的大腦進行解剖時，發現他們大腦中三種神經遞質（5-ht、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濃度低於常人。這三種神經遞質好比郵差，在腦細胞間傳遞信息。如果這三種神經遞質減少，腦細胞間的信息傳遞受阻，抑鬱症就會不期而至。
據安定醫院醫生薑濤臨床觀察，抑鬱症呈獻出行業性特點。公務員、教師、警察、媒體從業者、演藝界人士患抑鬱症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行業。這種現象，在邏輯上可解釋為：工作壓力相當於將幹燥的木柴放置在易燃的環境中。
對抑鬱症起因的理解，決定著治療方案的選擇：是給予藥物治療，還是進行心理幹預。
社會上關於抑鬱症有一個誤區，就是把抑鬱症簡單歸因為性格、心理問題。北大六院醫生唐登華認為，人們往往認為是外部某一具體事件導致了抑鬱症。其實，這種具體事件很可能隻是抑鬱症的結果，而非原因。比如，一個女兒被母親打了一巴掌就自殺，真正的自殺原因並不是這一巴掌，而是她有病，易受刺激，這巴掌隻是最後一根稻草。
一般人們聽到某人有抑鬱症，往往首先去猜想是什麽事讓他“想不開”，而不以之為病。央視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曾對此有過辯駁：“那些說抑鬱症不是病，而是想不開、心眼小的人，你們吃我的藥試試，那個藥勁是非常大的，我吃那個藥，兩粒三粒，早晨5點、6點、7點、8點才能睡著覺。沒有這種病的人，吃了這個藥，可能三天都睡不醒。”
崔永元所說的現象，早已被醫學科學所解釋。國外一本醫學雜誌曾刊登抑鬱症患者腦脊液標本分析，研究者對幾十位抑鬱症患者采用同位素標記技術，來測定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水平。結果發現，患者組發病期間，這三種神經遞質均低於常人。現代抗抑鬱藥（ssri類和snri類）便是以刺激患者腦部生產這三種物質為方向研製出來的。
當然，重視藥物幹預，並不意味著心理治療全無用途。從科學角度看，心理治療可應用於輕度患者和康複期患者；但急性期患者和中重度患者，必須依靠藥物治療。
“抑鬱症治療要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輕度抑鬱症可以不吃藥，通過心理治療甚至自我調整來緩解；中度抑鬱症患者可以吃藥，也可以不吃；重度抑鬱症患者必須用藥。這個時候，隻給他安排心理調整，不給吃藥，他的病情就會加重。”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對財新記者說。
在抑鬱症後續治療中，因對抗抑鬱藥持懷疑態度而放棄治療者為數眾多。由於抗抑鬱藥起效慢，平均起效期2至4周，且副作用大，在起效前甚至會加重自殺傾向。這是患者抗拒服用抗抑鬱藥的一大因素。尤其是一些難治型抑鬱症患者，很難一開始就能找到對症的藥物。在足量足療程試用某類藥無效後，還得再換另一類藥。少則幾個月，多則半年，他們才能試出可起效的藥物。這又拉長了痛苦的時間，增加了患者的絕望情緒和自殺概率。對這樣的患者，醫生和家屬隻能鼓勵他堅持服藥，防止他偷偷藏藥。
對於治療有效的患者，抗抑鬱藥也並非想停即停，否則會複發。“首次發作要服藥至少一年，一些抑鬱症患者需要終身服用。”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教授說。
在他診療的病人中，患者服藥依從性是個難題。30%的患者在起效一個月後放棄服藥；50%的患者兩個月放棄服藥；三個月放棄服藥的患者達80%。
錯位的治療
抑鬱症的診斷是一個難題，若診斷失誤，治療效果會適得其反。
北京安定醫院大門前，一位經曆多年抑鬱症折磨的患者猶豫再三，不願走進去。後來他告訴財新記者，那時他認為，一邁進安定醫院的大門，一輩子就會帶上“精神病人”的烙印，不好見人了。
這種心理，在抑鬱症患者及家屬中較為常見，它造成了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不到10%的現狀。
安定醫院考慮過患者這一心理感受。2006年1月5日，安定醫院抑鬱症研究中心成立。該治療中心主任王剛教授對財新記者說，當初起名時頗為斟酌。最初想叫“心境障礙治療中心”，考慮到這個名稱大眾識別率低，就沒有用。其後想叫“情感障礙治療中心”，又怕患者以為是解決情感問題。最終定名為抑鬱症治療中心，公眾認知度高，又避免患者產生所謂精神病的聯想。
抑鬱症治療中心成立後，越來越多的抑鬱症患者慕名前來。“抑鬱症患病率增加也與檢出率提高有關。中國醫療界這些年對抑鬱症的認識提高了。”王剛說。
十七八年前，中國的抑鬱症識別率低，國外的抑鬱藥在中國賣不出去。那時美國一個抑鬱藥廠商到中國來調研，安定醫院醫生告訴他們：“我們這裏得抑鬱症的很少。”他們就來中國做普及講座，讓醫生提高對抑鬱症的辨識能力。
診斷是抑鬱症的一個難題。若診斷失誤，治療效果會適得其反。在抑鬱症知識未普及前，約20%的抑鬱症患者因伴隨幻覺和妄想，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
對抑鬱症認識提高後，另一種重要的誤診，成為抑鬱症治療上的攔路虎。即雙相情感障礙易被誤診為抑鬱症。
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雙相情感障礙屬於抑鬱症；嚴謹的學術概念，則把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視為兩種不同的疾病。雙相情感障礙是指發病以來，既有躁狂或輕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種心境障礙。它和抑鬱症雖然都屬於心境障礙，但在治療原則上顯著不同。雙相情感障礙的自殺率高於抑鬱症，如果按照抑鬱症治療，一是難治，二是解除抑鬱後，會導致轉向躁狂，發病頻率明顯加快；發作頻率越快，治療難度越大，患者自殺風險越高。
王剛及其團隊做過雙相情感障礙誤診為抑鬱症的橫斷麵調查。橫向誤診率（同時期）為20%以上。如果開展長期隨訪研究，誤診率會更高。
美國最近有一個研究，跟蹤隨訪了13年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200名患者，發現當年被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46%最後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即目前被診斷為抑鬱症的患者中，可能接近一半實際上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有著20年臨床經驗的安定醫院醫生薑濤說：“有的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首次發作時為抑鬱，輕躁狂的時間很短。對於患者家屬來說，輕躁狂很難識別，家屬和患者都不認為是疾病，不會當成問題跟醫生說，醫生采集信息就會有困難。”
對於在十幾分鍾的門診時難以做出診斷的患者，王剛建議診斷困難的患者最好住院觀察治療，或者患者及時複診。在住院患者中，抑鬱症患者占30%，60%以上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在不考慮誤診的情況下，雙相情感障礙的終身患病率為3.7%，已屬重大精神疾病。
防控失控
不合格的心理谘詢師和無資質的小醫院，不僅讓患者破財，還會害命。
患者及其家屬不了解抑鬱症，就難以獲得專業治療。與此同時，一些無效治療卻大行其道。部分心理谘詢師、中小醫院從事不規範的抑鬱症治療，以此斂財。
一位重度抑鬱症患者告訴財新記者，曾有一位心理谘詢師對他說：“你有什麽病啊？你吃什麽藥啊？”一位曾在安定醫院就診但拒絕吃藥、轉向心理谘詢的大學生，後來臥軌自殺。有些心理谘詢師認為抑鬱症隻是心理原因，耽誤了本應吃藥治療的中重度患者。
心理谘詢師進入門檻低，素質良莠不齊，造成抑鬱症治療混亂。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副會長趙國秋認為：“全國範圍內，臨床心理學係鳳毛麟角，缺少有醫學和心理學雙重背景的人。心理谘詢師剛開始沒有歸口單位，後來是人社部發證培訓，發證門檻很低。”
在他看來，很多心理谘詢方法，其效果評估和收費標準都有問題，環節沒理順。台灣有精神衛生法，對心理谘詢的組織、展開都有非常細的規定；中國澳門、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監管法規。而大陸即將出台的精神衛生法隻管醫院和醫生行為，其他涉及不多。
如今，中國的抑鬱症患者中，隻有不到10%在專科醫院就診。還有一些患者流往並無抑鬱症治療資質的中小醫院。財新記者見到一些守候在安定醫院的醫托，宣稱自己的醫院能根治抑鬱症。“我們的患者常常被那些人拉到他們那兒，花了1萬多元沒治好，又回來繼續治療，病情因此被延誤。完全沒人監管這種醫院。”王剛說。
在多位專科醫生看來，抑鬱症患者到專科醫院就診，是康複之路的開端。前述那位罹患雙相情感障礙20餘年的女性患者，今年確診後，在安定醫院治療僅三個月，病情便穩定下來。隻是因患病時間太長，她需終身服用心境穩定劑維持治療。
即便如此，她仍然覺得值得：“在絕望的時候，永遠想象不到病好了會是這樣。”在她內心深處，那塊抑鬱陰雲終於散去，它曾隔絕她同這個世界的聯係。如今，她的生命回歸常態，昔日那綿延不盡的絕望，被買菜、唱歌、散步、交談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從地獄回到了人間。”她說。
這句話，也是許許多多抑鬱症康複者的心語。
下篇：地獄歸來之路
2012年9月8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廳。
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鬱症自助團體成立五周年紀念日。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坐滿了約20個患者和家屬。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異，但都源於抑鬱症。
這個組織的創辦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國，布置會場時，在牆壁上貼上自己寫的五個字——“心靈的故鄉”。
好幾個參加活動的患者說，這五個字說出了他們內心的感受。
心靈的故鄉
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
“自助團體的作用就是幫助別人和接受幫助。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樂，有助於康複。”這個團體的組織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對財新記者說，“實踐證明，這樣的康複形式確實很有效。”
2007年，在醫院住院的一些抑鬱症患者對王希林說，希望病友們出院後仍能保持聯係。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間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勵。於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請了一個房間，作為活動場地。患者和家屬每月舉辦活動，互相交流治療和康複的經驗，有時還組織唱歌、逛公園等娛樂活動。
她還對家屬進行健康教育，幫助他們認識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觀感受發生了變化，使患者消極、倦怠、悲觀或容易煩躁，這些都是能夠通過治療糾正的。而家屬的接納和理解，對於病人的康複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也說，家屬單獨和醫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屬對抑鬱症多了解一些，對患者的照顧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對此有切身體會。她是雙相抑鬱障礙患者，既有抑鬱，又有躁狂。抑鬱的時候，消極，悲觀，不願意幹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沒洗澡。“你整個人都餿了。”丈夫這樣抱怨。躁狂的時候，動輒發脾氣。丈夫說她沒修養，性格有問題。
“不過，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說，“沒有經曆過抑鬱症的家裏人，是無法理解的。”
王希林說，不要對病人進行道德指責，或者用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們。來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對患者傷害更大。患者對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見相對容易承受，但難以麵對家人的誤解和失望。有一個自殺未遂的患者述說，就因為家庭導致了她的絕望。
患者梁向陽的故事，就屬於此類。
2006年，她被診斷出患有抑鬱症，醫生建議住院治療。可是丈夫認為，這是她思想和意誌力有問題，住院服藥不管用。最後，還是她父親出麵，她終於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製。
後來，康複過程中，丈夫仍然不願意承認她有病。當她陷於悲觀消極時，他就會說：“現在日子過得這麽好，你怎麽會得這種病？”冷漠讓她逃避家庭。最絕望時，她伸手摸家裏的電源，想一死了之。
她回憶說，當時，她就是賭氣，要死在家裏，讓丈夫知道，這是他不理解的後果。
自殺未遂，她的左手中指留下永久的傷疤。她丈夫不願意陪她去醫院，認為這是她自找的。
後來，她把抑鬱症知識小冊子拿回家，也沒有人願意去翻一翻。
2007年，梁向陽參加了北大六院的抑鬱症自助團體。在那裏，她和其他抑鬱症患者交流經驗和知識，有的還成為好友。她逐漸對自助團體有了歸屬感，那是她最重要的康複支持。“就像心靈的故鄉，離不開了。”梁向陽說。
“你是病了，不是錯了”
支持性心理治療是抑鬱症治療和康複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術為傾聽、解釋、指導、疏泄、保證、鼓勵和支持等。
“傾聽，是多麽重要！”自助團體的另一位患者周新萍說，她至今無法忘記前夫那張幾乎扭曲、憤怒的麵孔。他摔東西，大聲喊：“你別說了，別說了，你說那麽多，我實在受不了！”
可是，當年在病態中，她就是要通過反複地說，來宣泄內心的抑鬱。她當初犯病，是因為工作單位人際關係不好。回到家，覺得丈夫是自己最親的人，便習慣性向他訴說。
但丈夫不能理解。她的病情反複發作，後來她丈夫提出離婚。如今，離婚已經六年的她，內心還是想念前夫，盡管並不能從他那裏得到關懷。
“耐心傾聽患者的自動述說，使患者感到有人正在關心和理解他。傾聽是所有心理治療的前提。”中華醫學會主編的《抑鬱障礙防治指南》認為，支持性心理治療是抑鬱症治療和康複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術是傾聽、解釋、指導、疏泄、保證、鼓勵和支持等。
對於家屬如何傾聽，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告訴我們，首先要區分患者輕、中、重三個級別。如果是重症患者，以陪伴為主，減少說教，不做思想工作，不提指導性的意見，默默地陪伴，患者有需要就給予幫助；如果是輕症患者，要了解他想要什麽，可以談得比較深入。但主要是讓他傾訴，切忌以社會標準要求病人。
醫生的傾聽和耐心解釋對患者康複非常重要。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在最初接受治療時，醫生對患者的疑問更要耐心傾聽和解釋，有時一個問題需反複回答和解釋才能消除患者和家屬的疑慮，否則很難使患者堅持用藥。抑鬱症的治療是長期的，長期服藥可降低複發的風險。
王希林說，由於醫療資源緊缺，病人太多，很多醫生的門診時間很短。但有時簡短幾句話也可使患者得到安慰，例如“抑鬱症是能治療的，肯定會好起來的，一定要有耐心”等。家屬也可照此來鼓勵和支持患者，以贏得治療時機。
王希林還說，醫生在和患者本人或家屬溝通時，最好不要給患者一些否定性答複。不批評，不指責。和病人交流，不能像做一般的思想工作那樣，有些問題可能暫時解決不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如症狀使患者缺乏自信、看問題態度消極、易產生挫折感等。可以采用迂回的方式，病情較重時應以安慰和支持為主。無條件的理解對患者的康複可有較大幫助。
遠離自殺
很多人不敢詢問患者是否有輕生的念頭，擔心可能誘導患者自殺。其實謹慎地詢問並不會誘導患者，而有助於早期發現和盡早采取相應的幹預措施。
“三分之二的抑鬱症患者曾有自殺想法與行為，15%-25%抑鬱症患者最終自殺成功。自殺在青年及老年人中發生率較高。”中華醫學會主編的《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用以上數據警示世人，抑鬱症具有高自殺率，終身自殺率為15%。
自殺分三個階段：自殺觀念、自殺企圖、自殺行為。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認為，到了第二個階段，患者就非住院不可了。
自殺是抑鬱症最嚴重的後果。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家人要細心觀察病情較重的患者。如果之前能積極配合治療，但病情尚未好轉時患者又表現出抵觸情緒，不想繼續接受治療，家屬就要注意患者是否有輕生念頭。
王希林說，很多人不敢詢問患者是否有輕生的念頭，擔心可能誘導患者自殺。其實謹慎地詢問並不會誘導患者，而有助於早期發現和盡早采取相應的幹預措施。如果家屬觀察到患者有自殺企圖，一定要帶他及時去正規醫院就診。在風險解除前要始終陪伴患者。
患者周新萍告訴財新記者，她曾經阻止了兩個病友的自殺行為。其中一次，一位相熟的病友發短信給她：“我要自殺了，不想活了，跳樓的位置都找好了。”周新萍立刻回短信，告訴他，馬上拿上病曆和錢，下樓打一輛出租車去醫院，醫生能解除你的痛苦。她解釋說，對於那種狀態的病人，需要明確的、可執行的建議。
病友聽從了她的建議，她的短信挽救了一條生命。
“很多抑鬱重症患者在極度痛苦時，會想到放棄生命。有時候生與死，就是一念之差。”患者李香告訴財新記者，她在青春期時就曾喝酒精自殺過。當時，她已經多年處於嚴重抑鬱狀態，卻不知道自己是病了。
“青春期和老年期的個體更容易自殺。自殺未遂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應讓親屬知情。應給予高度重視並采取相應的幹預措施。”《抑鬱障礙防治指南》中強調。
二次成長
對患者應該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時，你在身邊。把目標分化為一個一個小步驟，每向前走一步，他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再接著走下一步。
《抑鬱障礙防治指南》還稱：在維持治療階段，即康複期間，除了藥物，還需要心理治療。心理治療旨在讓患者保持無抑鬱狀態，減少和消除抑鬱障礙產生波動的持續因素。但該指南不主張將心理治療作為預防複發的單一手段，除非患者由於特殊原因不能用藥。
北大六院院長助理姚貴忠告訴財新記者，病人的重度症狀消除後，就開始進入康複階段，要努力恢複各項社會功能。在此過程中，除了家庭的支持，社會也要給予理解和尊重。
他建議，如果發現明顯的抑鬱情緒，先去看專業的精神科醫生，確診後服藥，減緩症狀後，再尋求心理治療，進入康複階段。
他說，康複是一個過程，著重各項功能的恢複，目的是讓病人恢複正常的社會生活。在這個過程中，要堅持一個理念：“隻要不妨害他人，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能力讓自己快樂，讓生活有質量。”
王希林稱，抑鬱症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精神障礙，藥物治療是非常重要的治療手段。
目前抗抑鬱劑的種類較多，精神專科醫生對抗抑鬱劑的使用已很有經驗。“個體化治療”在抑鬱症的藥物治療中也較重要，即醫生根據患者的病情特點選擇或調整藥物種類和劑量。藥物治療中還應強調的是“長期服藥”，特別是對於病情複發的患者——這不意味著抑鬱症長期治不好，症狀緩解後繼續服藥隻是為了降低複發風險。大多數患者的療效較好，難治的複雜的病例還不到三分之一。
她說，經常有患者在康複期擅自停藥，導致複發。因此，特別要提醒患者定期到醫院複查，由醫生判斷是否可以停藥。停藥時也應逐步減少用藥劑量，緩慢停藥，避免出現撤藥反應。
另外，“早發現，早治療”非常關鍵。尤其在康複過程中，如果感覺到無明顯原因的心情不好、乏力或失眠等，就應該及時就醫，在複發初期及時調整、治療通常可獲得更滿意的效果。
認知治療是中華醫學會推薦的康複方法之一。這種治療的目的是幫助患者重建認知、矯正自身的係統偏見。這些偏見包括對個體既往生活經曆及將來前途作出錯誤解釋和預測。
“簡單地說，認知就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如何看待自己。”姚貴忠說，這和自省不一樣，不是站在道德角度批判自己，而是強調內心的和諧與平靜。
作為有25年臨床經驗的精神科醫生，姚貴忠有一套獨特的“康複處方”：
第一步，康複評估。評估病情和資源，患者有哪些可用的資源；他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第二步，患者、家屬和醫生三方會談。在充分尊重患者意願的前提下，三方達成共同的康複目標。
第三步，開出康複處方。開處方的前提是尊重患者，所有康複計劃都要和病人協商，獲得同意。計劃要具體、可操作、可檢查，每次最多提三條，再多患者就執行不了。
姚貴忠舉例說：假如一個患者病情較重，可以要求他每天散步10分鍾。每兩周複查一次，到時候檢查他執行的情況，並作調整。如果有的患者懶散，就引導他承諾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比如，上菜場買菜行不行？如果不行，在家裏做飯行不行？還不行，洗碗行不行？洗全家的碗不行，隻洗自己的碗行不行？如果再不行，三天洗一次自己的碗行不行？一周洗一次行不行？就這樣和患者商量出一個他能夠接受的行動計劃，不要強迫他。”姚貴忠說。
至於恢複社交功能，姚貴忠認為，可以把社交活動分成幾個步驟：接收信息、表達信息、交換信息和適應環境，難度遞增。
具體地說，患者社交有困難，醫生要幫助他分析是哪一步出了問題。如果是表達信息有障礙，可以讓他先朗讀一段文字；這一步完成後，再讓他複述別人說的話；接著讓他用自己的語言概括別人說的一段話；最難的，是患者自發言語，即自主說一段話。如果能做到自發言語，患者就離回歸社會前進了一步。
姚貴忠說，康複處方就是要分這麽細，而且都寫在病曆上。最重要的是，醫患之間要建立信任。切忌以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對患者應該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時，你在他身邊，幫助他理清思路，把目標分化為一個一個小步驟。每向前走一步，他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再接著走下一步。
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在臨床上往往會發現患者乃至家人對治療效果期望值過高，為患者設定過高的目標。而抑鬱症治療需要長時間服藥，有些療效不好或反複的患者應該對原有人生目標做出相應調整。
這種調整並不容易。這意味著麵對現實、接受現實。但是，一旦完成了這種調整，患者就好像搬走了壓在心頭的一塊石頭。
今年58歲的武利國，早在1984年就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那一年，他的女兒剛出生。在康複過程中，他沒能長期服藥，病情反複發作，最後轉為雙相情感障礙。1996年住院治療兩年多，病情才穩定下來。
出院後，他有強烈的願望幫助其他患者，特別是家屬，“他們真是太難了，那麽焦慮，那麽無助”。從那以後，40多歲的他辭去國企的工作，專門在北大六院當誌願者，組織精神病患者家屬聯誼會和抑鬱症自助團體。
“康複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患者是自己在成長，一生中第二次成長。”姚貴忠說。
（原載財新《新世紀》周刊2012年第39期；張進、王晨、羅潔琪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