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交往的原則：隻“精神戀愛”，不“上床”
什麽是資本社會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錢，你要不要用別人的錢？比如，進行項目合作就會有別的股東，別的股東究竟選什麽樣的股東，是國企還是民企，是私人的錢還是上市公司的錢？公司要上市，究竟要發多少股票給別人？等等。你做生意，當自己的錢不夠的時候，你就開始找別人，這時候這些問題就出現了。就像人一樣，你一個人過簡單，當你開始找對象的時候，所有的問題就都出來了。隻要你開始和人打交道，就會有故事；隻要你的錢和別人的錢碰到一起，哪怕是稍微碰一碰，所有的事情就開始不同。
在資本社會化時，你可能碰到三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方麵的問題，和國企的關係，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國有資本的錢。我有個朋友跟我說，千萬別碰國有企業，忒麻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就非要找國企。我認為，民營企業和國企的關係無非涉及三個方麵。
一是和政策環境、法律的關係。國有資本有製度支持，有超經濟特權。他跟你吵架，製度總是偏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愛你，你占他便宜叫調戲，再狠一點兒叫耍流氓。所以，你和他發生關係，首先就是你不好。舉個例子，我們和一家國企合作一個項目，80%的活兒是我們幹的。分紅的時候，他們提出能不能不按股份分，因為他們要業績，說將來再想辦法找補給我們。當時，我們的老總說問問他們想怎麽分。最後他們說了個數，總之比原來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當時沒有法律文件，他們直接就把錢拿走了。後來，等我們要用錢的時候，他們又換人了。大家知道，國企一換人，新來的人就不認之前的賬了。後來他們搞審計，一審計，占便宜的事他們就更不提了。反正我們是吃虧了，這錢就算白給他們了。這就是製度的不公平，國企有超經濟特權。在股改以前，中國證監會還有一個潛規則：你買國企的股份，如果是虧損企業，要按淨資產上浮15%，他才敢批準，因為他怕犯錯誤；如果是贏利企業，大概要上浮30%，他才能批。我們買了一家國企的股份，為了獲批，在那兒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為做大以後，還沒等批又漲價了。所以，目前在中國，民企和政府、公家做買賣的製度性安排肯定是不公平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要認為你可以和他打官司，永遠不可能。
二是和政治家的關係。國企上麵都是一層層的領導，民營企業和政治家的關係是非常有趣的。
我給大家講三個故事，這三個故事都是曆史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較成功的案例。
第一個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虞洽卿是浙江寧波人，早年到上海做生意。他開始是在油漆行裏跑街，後來到荷蘭銀行做了經理。清朝末年，同盟會有個叫張靜江的人，是虞洽卿的同鄉。這個人跟蔣介石很好，就把蔣介石介紹給虞洽卿。那時候蔣介石剛從日本回來，沒什麽事做，就在虞洽卿家裏住了40天，這一住，倆人就成了哥們兒。後來，蔣介石通過虞洽卿認識了黃金榮、杜月笙。
之後，蔣介石離開虞洽卿家，去了廣州，做了黃埔軍校的校長。北伐的時候，國民革命軍提倡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就是搞共產主義，消滅富人；扶助農工就是讓窮人打土豪分田地。所以，當時上海的這些有錢人非常不安，大家找到虞洽卿，說阿德叔（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你得向北伐總司令探個底，這事總司令到底打算怎麽辦。於是，虞洽卿連夜趕到了九江，蔣介石也從廣州趕到了九江大營。見了虞洽卿，蔣介石當然非常高興。虞洽卿問了蔣介石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窮人或老百姓都起來了，我們買賣人怎麽辦，我們有錢人怎麽辦？蔣介石說了一句話，“窮赤佬怎麽靠得住？”虞洽卿一聽就放心了，也就是說，你蔣介石還把我們當哥們兒，不會翻天，不會沒收我們的財產。然後他又問：你要統一，就要打倒列強，把洋人都趕走，我們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後我們怎麽辦？蔣介石又說了一句話，“洋人怎麽打得過？”非常簡短的兩句話，拿現在的話來說，這叫微博體。這樣一來，虞洽卿心裏就有數了。第一，蔣介石還是會支持工商業者；第二，他還是會和洋人搞好關係。於是，虞洽卿說，那我能做什麽事情呢？蔣介石說，你回去告訴黃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後，幫我維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說，那行，除了幫你傳話，我還能幫你籌集革命經費。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蔣介石的意思，後來就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我們不講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黃金榮、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錢。虞洽卿在上海通過商界三次籌集資金給蔣介石，叫籌集革命善款。蔣介石把錢給了黃金榮、杜月笙，這幫人晚上抓人、打架。從此以後，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關係，他的企業也一直和這個政權的命運捆在一起，雖然他有所犧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顧。當他的企業遇到困難時，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歸還革命善款的名義支持他。最後，虞洽卿得以善終，抗戰結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後代因政權的改變衰落了。
第二個故事是榮毅仁的故事。榮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關係很遠，基本上是純民營企業，靠市場在外麵折騰。抗戰的時候，很多企業都內遷，榮家的一部分企業遷到了重慶。他家的企業也做得很大，進入了銀行等金融領域。抗戰之後，國民政府摧殘榮家，那時候金融業是國進民退，他家在銀行的股份都被國有資本擠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綁票榮家的人。所以，榮家對這個舊政權很仇恨，很不滿意。1949年以後，作為榮家的第二代，榮毅仁毅然從海外回來，和新政權建立了關係。1956年，他帶頭把自己的資產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長。毛澤東讓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革”期間，他被整得很慘，但他沒有怨言。後來，中信銀行開始創辦的時候，政府沒什麽錢，榮毅仁就把政府發還給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財產又捐了出來，拿去辦了中信，也沒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兒子榮智健榮登中國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結了兩代人的緣，榮智健在亞洲金融風暴時遇到困難，政府給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個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會首任董事長，提到他，大家就會想到著名的“汪辜會談”，很了不起。他們家早期和日本人有點兒關係，後來賣了土地，進城當了資本家，做了台泥（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國”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業。他和國民黨一直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做過國民黨的中常委，他為兩岸關係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會活動家。這也是一種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來，在製度的限製下，我們民營企業獲取資源隻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權力轉化成資源。這種方式很危險，因為你要給權力回報，除了金錢的回報，還有民心的回報，這都是回報。
第二種是通過資本市場、上市公司、公開市場獲得資源。如果股票市場不好，有各種禁忌，比如不讓你發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資源。
第三種方式是私人之間的互相幫助。比如朋友之間有困難，你找我，我找你，這也是一種獲取資源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決定了我們這些民營企業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種關係，當然，一定要避免風險，但這非常困難。我相信，這麽多年下來，每家企業都有自己的心得。萬通始終保持一種狀態-我們隻是“精神戀愛”，不“上床”。因為“上床”沒懸念啊，不是你生氣就是我不開心，但“精神戀愛”永遠都很好，你欣賞我呢就幫幫我，不欣賞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險，因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對方懷裏，倒在懷裏再坐下來，那就要亂了。所以，馬雲說坐懷不亂的原則，是不往懷裏坐。我曾經到柳下惠的家鄉，他們那兒有個節日，相當於“作風正派”節，說他們那兒的人都作風正派，坐懷不亂，我就問他們為什麽不亂。他們說得比較調侃，說因為那時候太冷，都穿著棉襖，所以不亂。我說，如果身強力壯，即使穿著棉襖，他也得亂。
馬英九的方法是絕不坐在懷裏，不給亂的機會，不是說身體不好，而是不去危險的地方。我們的“精神戀愛”也是這樣，避免你坐到那兒，坐到那兒就亂了，即使你不亂，他也會亂，總會出狀況。
三是和資本（國有資本）的關係。和國有資本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就是錢和錢打交道，到底國有資本占多少好呢？我認為，讓它做第二大股東最好，做第一大股東你會很麻煩。有一次我們開董事會，請了一個商務部的人來給我們培訓。我們每次開董事會都會請人來培訓，培訓什麽？培訓所謂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資。給我們培訓的人說了一段話，他說，我來之前在網上查了一下，你們當時“走出去”，去紐約做中國中心是以國有企業的名義做的。我嚇了一跳，後來想起來，我們當年報批的時候，人家說非得國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們的第二大股東泰達臨時變成了第一大股東，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結果，我們沒有及時把這個記錄改回來。所以，這人一說，我們趕緊把它改了回來，不改回來，以後拿我們當國企監管，那就麻煩了。開個玩笑，那就相當於“天上人間”的“小姐”去婦聯上班，怎麽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來說，讓國有資本做第二大股東比較好，如果你讓它做第一大股東，那你最後不僅賺不到錢，還可能會被它折騰死。而且，它折騰你這事是沒有人負責的。比如你跟一個人打架，他把你打傷了，你的家屬可以找他要醫藥費，這事有人負責。但國企把你折騰死是沒人負責的，醫藥費是沒人出的。所以，讓國企做二股東、三股東是可以的，但絕對不要讓它做最大的股東。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麵的問題，和民企的關係，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還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東，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還是30%、20%？我相信大家會經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賺錢，那你可能後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賺錢，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當時要是有別人來一起分擔分擔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遠算不出來的：第一，一輩子賺多少錢算不出來。我可以和大家打個賭，如果讓你說你20年以後能賺多少錢，你永遠也說不對，因為我們算不出來。第二，未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來。第三，什麽時候、以什麽方式結束生命算不出來。雖然這三件事算不出來，但前兩件事我們天天都在算。男人愛算第一件事，女人愛算第二件事。男人總在算要賺多少錢，女人總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準。第三件事我們現在不算，將來到了醫院，醫生跟我們一起算。所以，人們總是很糾結。那麽，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慮利益的問題；第二，要考慮治理的問題。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讓董事會變成一種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開董事會，因為你得和董事們商量。這也牽涉到公司怎麽管、怎麽治的問題。
依我看來，在30%～50%之間最好，為什麽？因為30%～50%之間考慮到了公司的治理問題，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個人說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時候，你獲得的也足夠多，最多能有將近50%，少了也有30%，這樣你就有足夠的動力。如果你隻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沒動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別人就沒動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個股東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動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給領導送錢的人，大部分都是一個人說了算的。王石為什麽不送錢？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掙的錢跟他有多大關係呢？沒太大關係。第二，即便他要送，這麽多人，一送送1000萬元，審計的時候，上市公司的賬怎麽披露，怎麽做賬啊？
如果個人的股權太大，往往就沒有自我約束了，因為人們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不太願意被約束。有了股東，你就能跟人商量，這樣就可以控製風險。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個平衡，股份在30%～50%之間既考慮到了利益，又有所製約，可以控製風險，讓企業穩定發展。
我再舉個例子。有個人的朋友出了狀況，他聽說某人能幫忙“撈人”，就連夜開著車，車後麵放著1000萬元現金去給人送錢，結果被英勇機智的公安和紀檢人員抓住了。大家想想，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怎樣防止自己不做這樣的決策？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來約束。
什麽是資本社會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錢，你要不要用別人的錢？比如，進行項目合作就會有別的股東，別的股東究竟選什麽樣的股東，是國企還是民企，是私人的錢還是上市公司的錢？公司要上市，究竟要發多少股票給別人？等等。你做生意，當自己的錢不夠的時候，你就開始找別人，這時候這些問題就出現了。就像人一樣，你一個人過簡單，當你開始找對象的時候，所有的問題就都出來了。隻要你開始和人打交道，就會有故事；隻要你的錢和別人的錢碰到一起，哪怕是稍微碰一碰，所有的事情就開始不同。
在資本社會化時，你可能碰到三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方麵的問題，和國企的關係，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國有資本的錢。我有個朋友跟我說，千萬別碰國有企業，忒麻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就非要找國企。我認為，民營企業和國企的關係無非涉及三個方麵。
一是和政策環境、法律的關係。國有資本有製度支持，有超經濟特權。他跟你吵架，製度總是偏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愛你，你占他便宜叫調戲，再狠一點兒叫耍流氓。所以，你和他發生關係，首先就是你不好。舉個例子，我們和一家國企合作一個項目，80%的活兒是我們幹的。分紅的時候，他們提出能不能不按股份分，因為他們要業績，說將來再想辦法找補給我們。當時，我們的老總說問問他們想怎麽分。最後他們說了個數，總之比原來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當時沒有法律文件，他們直接就把錢拿走了。後來，等我們要用錢的時候，他們又換人了。大家知道，國企一換人，新來的人就不認之前的賬了。後來他們搞審計，一審計，占便宜的事他們就更不提了。反正我們是吃虧了，這錢就算白給他們了。這就是製度的不公平，國企有超經濟特權。在股改以前，中國證監會還有一個潛規則：你買國企的股份，如果是虧損企業，要按淨資產上浮15%，他才敢批準，因為他怕犯錯誤；如果是贏利企業，大概要上浮30%，他才能批。我們買了一家國企的股份，為了獲批，在那兒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為做大以後，還沒等批又漲價了。所以，目前在中國，民企和政府、公家做買賣的製度性安排肯定是不公平的。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要認為你可以和他打官司，永遠不可能。
二是和政治家的關係。國企上麵都是一層層的領導，民營企業和政治家的關係是非常有趣的。
我給大家講三個故事，這三個故事都是曆史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較成功的案例。
第一個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虞洽卿是浙江寧波人，早年到上海做生意。他開始是在油漆行裏跑街，後來到荷蘭銀行做了經理。清朝末年，同盟會有個叫張靜江的人，是虞洽卿的同鄉。這個人跟蔣介石很好，就把蔣介石介紹給虞洽卿。那時候蔣介石剛從日本回來，沒什麽事做，就在虞洽卿家裏住了40天，這一住，倆人就成了哥們兒。後來，蔣介石通過虞洽卿認識了黃金榮、杜月笙。
之後，蔣介石離開虞洽卿家，去了廣州，做了黃埔軍校的校長。北伐的時候，國民革命軍提倡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就是搞共產主義，消滅富人；扶助農工就是讓窮人打土豪分田地。所以，當時上海的這些有錢人非常不安，大家找到虞洽卿，說阿德叔（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你得向北伐總司令探個底，這事總司令到底打算怎麽辦。於是，虞洽卿連夜趕到了九江，蔣介石也從廣州趕到了九江大營。見了虞洽卿，蔣介石當然非常高興。虞洽卿問了蔣介石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窮人或老百姓都起來了，我們買賣人怎麽辦，我們有錢人怎麽辦？蔣介石說了一句話，“窮赤佬怎麽靠得住？”虞洽卿一聽就放心了，也就是說，你蔣介石還把我們當哥們兒，不會翻天，不會沒收我們的財產。然後他又問：你要統一，就要打倒列強，把洋人都趕走，我們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後我們怎麽辦？蔣介石又說了一句話，“洋人怎麽打得過？”非常簡短的兩句話，拿現在的話來說，這叫微博體。這樣一來，虞洽卿心裏就有數了。第一，蔣介石還是會支持工商業者；第二，他還是會和洋人搞好關係。於是，虞洽卿說，那我能做什麽事情呢？蔣介石說，你回去告訴黃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後，幫我維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說，那行，除了幫你傳話，我還能幫你籌集革命經費。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蔣介石的意思，後來就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我們不講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黃金榮、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錢。虞洽卿在上海通過商界三次籌集資金給蔣介石，叫籌集革命善款。蔣介石把錢給了黃金榮、杜月笙，這幫人晚上抓人、打架。從此以後，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關係，他的企業也一直和這個政權的命運捆在一起，雖然他有所犧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顧。當他的企業遇到困難時，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歸還革命善款的名義支持他。最後，虞洽卿得以善終，抗戰結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後代因政權的改變衰落了。
第二個故事是榮毅仁的故事。榮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關係很遠，基本上是純民營企業，靠市場在外麵折騰。抗戰的時候，很多企業都內遷，榮家的一部分企業遷到了重慶。他家的企業也做得很大，進入了銀行等金融領域。抗戰之後，國民政府摧殘榮家，那時候金融業是國進民退，他家在銀行的股份都被國有資本擠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綁票榮家的人。所以，榮家對這個舊政權很仇恨，很不滿意。1949年以後，作為榮家的第二代，榮毅仁毅然從海外回來，和新政權建立了關係。1956年，他帶頭把自己的資產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長。毛澤東讓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革”期間，他被整得很慘，但他沒有怨言。後來，中信銀行開始創辦的時候，政府沒什麽錢，榮毅仁就把政府發還給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財產又捐了出來，拿去辦了中信，也沒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兒子榮智健榮登中國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結了兩代人的緣，榮智健在亞洲金融風暴時遇到困難，政府給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個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會首任董事長，提到他，大家就會想到著名的“汪辜會談”，很了不起。他們家早期和日本人有點兒關係，後來賣了土地，進城當了資本家，做了台泥（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國”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業。他和國民黨一直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做過國民黨的中常委，他為兩岸關係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會活動家。這也是一種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來，在製度的限製下，我們民營企業獲取資源隻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權力轉化成資源。這種方式很危險，因為你要給權力回報，除了金錢的回報，還有民心的回報，這都是回報。
第二種是通過資本市場、上市公司、公開市場獲得資源。如果股票市場不好，有各種禁忌，比如不讓你發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資源。
第三種方式是私人之間的互相幫助。比如朋友之間有困難，你找我，我找你，這也是一種獲取資源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決定了我們這些民營企業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種關係，當然，一定要避免風險，但這非常困難。我相信，這麽多年下來，每家企業都有自己的心得。萬通始終保持一種狀態-我們隻是“精神戀愛”，不“上床”。因為“上床”沒懸念啊，不是你生氣就是我不開心，但“精神戀愛”永遠都很好，你欣賞我呢就幫幫我，不欣賞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險，因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對方懷裏，倒在懷裏再坐下來，那就要亂了。所以，馬雲說坐懷不亂的原則，是不往懷裏坐。我曾經到柳下惠的家鄉，他們那兒有個節日，相當於“作風正派”節，說他們那兒的人都作風正派，坐懷不亂，我就問他們為什麽不亂。他們說得比較調侃，說因為那時候太冷，都穿著棉襖，所以不亂。我說，如果身強力壯，即使穿著棉襖，他也得亂。
馬英九的方法是絕不坐在懷裏，不給亂的機會，不是說身體不好，而是不去危險的地方。我們的“精神戀愛”也是這樣，避免你坐到那兒，坐到那兒就亂了，即使你不亂，他也會亂，總會出狀況。
三是和資本（國有資本）的關係。和國有資本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就是錢和錢打交道，到底國有資本占多少好呢？我認為，讓它做第二大股東最好，做第一大股東你會很麻煩。有一次我們開董事會，請了一個商務部的人來給我們培訓。我們每次開董事會都會請人來培訓，培訓什麽？培訓所謂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資。給我們培訓的人說了一段話，他說，我來之前在網上查了一下，你們當時“走出去”，去紐約做中國中心是以國有企業的名義做的。我嚇了一跳，後來想起來，我們當年報批的時候，人家說非得國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們的第二大股東泰達臨時變成了第一大股東，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結果，我們沒有及時把這個記錄改回來。所以，這人一說，我們趕緊把它改了回來，不改回來，以後拿我們當國企監管，那就麻煩了。開個玩笑，那就相當於“天上人間”的“小姐”去婦聯上班，怎麽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來說，讓國有資本做第二大股東比較好，如果你讓它做第一大股東，那你最後不僅賺不到錢，還可能會被它折騰死。而且，它折騰你這事是沒有人負責的。比如你跟一個人打架，他把你打傷了，你的家屬可以找他要醫藥費，這事有人負責。但國企把你折騰死是沒人負責的，醫藥費是沒人出的。所以，讓國企做二股東、三股東是可以的，但絕對不要讓它做最大的股東。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麵的問題，和民企的關係，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還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東，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還是30%、20%？我相信大家會經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賺錢，那你可能後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賺錢，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當時要是有別人來一起分擔分擔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遠算不出來的：第一，一輩子賺多少錢算不出來。我可以和大家打個賭，如果讓你說你20年以後能賺多少錢，你永遠也說不對，因為我們算不出來。第二，未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來。第三，什麽時候、以什麽方式結束生命算不出來。雖然這三件事算不出來，但前兩件事我們天天都在算。男人愛算第一件事，女人愛算第二件事。男人總在算要賺多少錢，女人總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準。第三件事我們現在不算，將來到了醫院，醫生跟我們一起算。所以，人們總是很糾結。那麽，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慮利益的問題；第二，要考慮治理的問題。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讓董事會變成一種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開董事會，因為你得和董事們商量。這也牽涉到公司怎麽管、怎麽治的問題。
依我看來，在30%～50%之間最好，為什麽？因為30%～50%之間考慮到了公司的治理問題，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個人說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時候，你獲得的也足夠多，最多能有將近50%，少了也有30%，這樣你就有足夠的動力。如果你隻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沒動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別人就沒動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個股東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動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給領導送錢的人，大部分都是一個人說了算的。王石為什麽不送錢？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掙的錢跟他有多大關係呢？沒太大關係。第二，即便他要送，這麽多人，一送送1000萬元，審計的時候，上市公司的賬怎麽披露，怎麽做賬啊？
如果個人的股權太大，往往就沒有自我約束了，因為人們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不太願意被約束。有了股東，你就能跟人商量，這樣就可以控製風險。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個平衡，股份在30%～50%之間既考慮到了利益，又有所製約，可以控製風險，讓企業穩定發展。
我再舉個例子。有個人的朋友出了狀況，他聽說某人能幫忙“撈人”，就連夜開著車，車後麵放著1000萬元現金去給人送錢，結果被英勇機智的公安和紀檢人員抓住了。大家想想，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怎樣防止自己不做這樣的決策？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來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