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業的兩件事：一是求人，二是求己
吳曉波寫了幾本書，其中一本叫作《大敗局》，講的是一些倒閉的企業。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曾處在一個坎兒上，沒把握住，生命就結束了。
這些企業，有些我很熟悉。企業的領導有我以前的老板，也有後來複出的，比如史玉柱，還講到了現在還在武漢監獄裏的牟其中。
牟其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中有過很大影響的一位創業者，也是一位企業家。我和王石去武漢洪山監獄看他的時候，他一邊和我們說話，一邊掏出一疊厚厚的申訴材料交給管教，管教收起來就走了。我們試圖勸說他改變一些方式，爭取早點兒出來，但他仍然梗著脖子說“不，我就這樣”。我出來以後就跟王石講，他的性格恐怕是改不了了。
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和社會變化帶給自己的啟發，有時候並不一致。認識自我其實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我去美國考察醫療城，其間做了一次特別的體檢，兩天的體檢實際上經曆的過程就是認識自己。我和十幾個醫生就我的每一個器官反複討論，我覺得這樣的經曆特別有意思。
實際上，我們都有這樣的問題，包括這些失敗的企業-它們始終很難把自己看清楚。黃光裕的案子結了，判了14年，罰了將近8億元。當然，這案子背後還有很多故事，我曾經在車上看到新加坡講黃光裕的一篇文章，說他已經賺了這麽多錢，還不如把這些錢捐掉，為什麽要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些文章的動機是好的，但很多評論都是書生之見。一個人在演員的狀態下和在觀眾的狀態下，表現是不一樣的。我對黃光裕有所了解，當時他處在演員的狀態下，他在演一個角色，結果沒演好，失敗了。如果他當觀眾，可能就捐錢了。
2010年，全國至少有700萬家民營企業，平均的存活時間隻有兩年半，每天死掉的民營企業比新生的多。五年到十年的企業存活率大概是7%，也就是說，生存五年以上的企業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大部分企業在十年之內都犧牲掉了。十年以上的企業非常少，在十年裏，能夠成為優秀企業的民營企業大概還不到2%。也就是說，對中國的民營企業來說，要生存發展，並成為最傑出的企業，的確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很難超過十年這樣一個極限。
那麽，到底是什麽讓企業成長不起來？我在牟其中那兒曾經有一次特別有趣的經曆。1990年的冬天，非常冷，當時北京有那種破麵包車，不到四萬塊錢，四處漏風。那天，我早上剛到公司，在羊坊店12號，老牟就說讓我跟他去陝北，我說那就走吧。我們上了車就走，走了一圈回來之後，牟其中就開始試圖開發西北，成立了西北開發辦，讓我當西北開發辦主任，管這麽大一個地區。
為了把這件事搞清楚，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西北。這回路上同行的有一個人，叫黃方毅，就是黃炎培的兒子。路上，黃方毅講了一個故事。抗戰勝利以後，國統區的人對延安非常不了解。在國共談判前，國統區派了幾個有影響的民主人士去了延安，黃方毅的父親黃炎培也在其中。臨走那天，毛澤東在窯洞裏跟民主人士暢談，談到最後，這些民主人士問了他一個問題。黃炎培說過去曆朝曆代都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一個王朝在興起的時候非常欣欣向榮，自信、開明，叫作“其興也勃焉”，意思就是說興旺起來很快，勢不可當。但是接下來就走向反麵，就開始腐敗，出現很多問題，叫作“其亡也忽焉”，意思就是滅亡也很迅速。治亂循環在中國封建社會是非常常見的，你共產黨有什麽本事能打破這樣一個循環？
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說，黃先生，我理解你講的這件事，我們已經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民主。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確講得非常好。結果怎麽樣呢？毛澤東晚年犯的所有錯誤都和不民主有關。這就是極限，一個政治家有他的極限，一個社會的發展也有它的規律。所以，我就從中國封建社會由興到衰的規律-曆史周期律，來引出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實際上，民營企業也有這樣的周期律，比如愛多vcd就是如此，一下就沒了。所以，我們要找出這樣一種周期律，究竟是什麽東西擋住了我們的眼睛，究竟是什麽東西讓我們的內心開始有了魔鬼，究竟是什麽東西讓我們前進的腳步不得不停下來，究竟是什麽東西讓我們從此對未來失去了方向。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將所談的極限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外部的極限，另一部分是內部的極限。其實，做企業就是兩件事，一是求人之事，二是求己之事。求人之事都是外部的事，我們沒辦法決定。求己之事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克服、能夠改進的一些事情。
選擇了什麽樣的市場，決定了企業規模能做多大
首先我們來看看，對企業影響最大的外部的事情是什麽。
第一就是市場規模。有些行業規模很大，有些行業規模並不大。我們從兩個極端來看看行業對企業增長的影響。
我是做房地產的，中國的地產行業特別熱鬧，的確跟國外不同。國外做地產的在媒體上不怎麽看得到，而在中國，出現在媒體上的地產商特別多，而且每個地產商都很有個性，大家能看到很多故事。
地產企業之所以能發展這麽快，很多地產商都上了所謂的富豪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個行業的市場規模目前在中國的確非常大。因為這個行業這麽大，所以出現了這麽多各種各樣的人。
中國整個電影市場的規模可能還沒有房地產的一個項目大。在中國，娛樂行業每天的八卦新聞非常多，我每天早上特別喜歡看娛樂版的八卦新聞，因為看完這一版以後，你就會知道社會上最新的變化。
娛樂業每天在報紙上的版麵跟房地產差不多，那麽，娛樂行業的市場有多大呢？2009年，整個電影業的票房大概隻有60億元。大家知道，在地產行業，一家公司就能賣100億元，這樣的公司有很多。2009年，電影行業盈利最高的一家公司賺了多少呢？8000多萬元，就是華誼兄弟。在地產行業，任何一家公司說賺8000萬元，都不好意思說。也就是說，雖然娛樂行業在媒體上有這麽多故事，但它的企業規模都非常小，小到大家都不能想象，全中國最大的娛樂行業的企業一年也就賺8000萬元。所以，如果你所處的行業非常小，那你想成為一家突破增長極限、快速發展的企業就很難。
有一天，我和馬雲在一起討論娛樂行業的發展，馬雲說他之所以投資王中軍，是因為他認為這個行業非常了不起。在美國，娛樂行業有1000多億美元的市場，也就是有將近1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而在中國，電影、電視加在一起，不算廣告，隻算內容（節目）這部分，大概也就100億元的市場。所以，馬雲認為這個行業機會很多。當然，自從王中軍的華誼兄弟上市以後，文化娛樂產業就在開放。我相信，這個行業越來越大以後，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像美國好萊塢的很多大公司或者默多克的新聞集團這樣的，橫跨影視、娛樂、媒體領域的綜合性大公司。
所以，市場規模對企業能否持續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萬通在紐約做中國中心。有一次，我們向商務部的領導做匯報，他們問，中國在美國到底有多少企業，有多大影響力。我們告訴他們一個數字，在美國的三個市場-otc（櫃台市場）、納斯達克市場、紐約主板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有500多家，這500多家企業的市值已經占到美國資本市場市值的10%～15%，百度在美國資本市場的市值已經排到了第四位。互聯網企業這幾年在中國風生水起，發展迅速，規模、市值都非常令人吃驚。實際上，這與互聯網行業的市場規模有關。
互聯網最初的功能就相當於一個工具，像電話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它逐步帶來了其他一些相關的產業。目前，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是全球最多的，手機用戶的人數也是全球第一。可見，這個行業的市場是非常大的。今天大家在富豪排行榜上看到的富豪，基本上是出自三個領域：最早是房地產，然後是互聯網，接著就是流通消費領域。這些領域的市場都足夠大，而市場足夠大就一定會產生很大的企業，企業的增長邊界就會很寬。如果你所從事的行業很小，即使你增長得再大，也會被它的市場規模所限製。就像娛樂業，再熱鬧，在媒體上占的版麵再多，規模也很小。所以，我們談企業增長的極限，首先要看你所處的行業，如果這個行業給你限定了一個邊界，那你就不要感歎，隻能等待。也就是說，我們要分析市場規模，認識環境極限。如果行業規模不夠大，要麽等待行業成長，要麽及時調整戰略，轉移陣地。
自由競爭越是激烈，越有利於企業擴張
除了市場規模的極限外，還有市場結構的極限。
所謂市場結構，就是市場的組織方式究竟是完全自由競爭的，還是壟斷的。比如房地產這個行業，規模是很大，但如果市場化在逐步減弱，那它的市場結構就變成了壟斷競爭，或者是壟斷而無競爭，或者是國有一家在做、政府一家在做，民營不做。如此一來，房地產行業增長的門檻又出現了。如果全部由政府做，民營不能做了，那它的市場即使統計的規模還有40，000億元，這些富豪可能基本上也都不幹了，因為沒有他們的機會了。
我去過古巴，也去過朝鮮。聽別人給我講，說朝鮮的足球隊員因為吃得不夠好，所以都跑不動，第一天還有勁，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這些隊員壓力都很大，因為他們是在為領袖踢球，如果踢不贏，回去就會怎樣怎樣。我在飛機上看到伊拉克的一個故事，說是薩達姆的兒子曾經管足球。那時候，他們的足球隊要是踢不贏，他甚至會讓老虎、獅子或狗來咬球員。
那麽，到了古巴是一種什麽感覺呢？在古巴，什麽事都是政府在管。在攤上賣甘蔗水，我們覺得這應該是私人做的，因為這事太不重要了，最後一問，是政府的。後來碰到街上踩高蹺、耍雜技的雜耍，我們覺得這應該是私人的吧，雜耍這事多好玩啊。最後一問說不是，是政府控製的，政府派他們來的。後來我們問，他們那兒哪些是公家的，哪些是私人的，他們說沒有私人的。最後我們發現，隻有在床上的那一刻屬於私人，隻要你下了床，就是共產黨或者政府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市場，但它完全是政府控製的，不可能有民間企業。所以，在那裏，你看不見民間企業，看見的民間企業都處於半違法狀態，就是做走私，比如弄點兒雪茄在外邊倒騰，政府一旦知道，就要收拾你。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你是成長不了的。
朝鮮也進行了一些市場改革。大家知道，它的幣製改革失敗以後，財政部部長被槍斃了。理由有兩條：第一，出身地主家庭；第二，破壞朝鮮的經濟。在這樣一種體製下，他個人怎麽能決定很多事情呢？幣製改革失敗以後，朝鮮的經濟也反映出很多私人經濟發展困難的奇怪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朝鮮有一個特別怪的規定，用我們的話來說很有意思，就是隻有更年期以後的婦女可以搞市場經濟。為什麽？因為他們規定，年輕健康的婦女必須幹社會主義，45歲以上、沒有勞動能力、不能給共產黨和國家幹活兒的人才被允許幹點兒小買賣。結果沒想到，幾年以後，這批婦女反而發財了，最後成為所謂資本主義的代表了。幣製改革就是要用新錢的一塊錢換老錢的100塊錢，而且要說清楚錢的來路，這樣一來，就把這些婦女的錢洗幹淨了。當然，這樣的故事不光發生在朝鮮。1975年，越南共產黨奪得政權以後，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曾經搞了三次幣製改革，每一次都是用這種方式來重新分配財富。
也就是說，光有市場還不夠，還要看市場的結構。如果市場結構是充分競爭的，企業增長的空間就大。如果隻是表麵上有個市場，但是競爭度不夠，那麽，不管市場規模的統計數字有多大，企業都成長不起來。
朝鮮也好，古巴也好，包括我國“文革”的時候，你可以說有多大的市場，但它的市場結構完全是公有、國有主導的。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增長的天花板非常低，根本不可能成長。
所以，我們看企業增長的極限，不僅要看市場規模，還要看市場結構。房地產調控以後，我、任總（任誌強）和很多人都特別強調市場化導向，我們為什麽要強調市場化導向？因為不這樣做，企業的增長極限就到了。所以，不能光說市場有多大，還要看市場的結構，特別是製度安排和競爭度，越是開放，競爭度越大，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增長的空間就越大。也就是說，我們要分析競爭機製，看清客觀極限。企業的增長空間由市場的開放程度決定，自由競爭越是激烈，越有利於企業擴張。
總之，我們要了解清楚民營企業增長的外部環境，最重要的就是兩條：第一，規模足夠大；第二，競爭度足夠高。我們不怕競爭，就怕不讓競爭，說這事隻能國家幹，你不能幹，那你就沒戲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動市場化的改革，要擴大競爭，同時要推動開放。有了開放和競爭，民營企業的增長就是無極限的。所以，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個責任，就是想法讓政府相信，開放和競爭對政府、對社會是有好處的。這就要求我們理解市場究竟有什麽作用。
吳曉波寫了幾本書，其中一本叫作《大敗局》，講的是一些倒閉的企業。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曾處在一個坎兒上，沒把握住，生命就結束了。
這些企業，有些我很熟悉。企業的領導有我以前的老板，也有後來複出的，比如史玉柱，還講到了現在還在武漢監獄裏的牟其中。
牟其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中有過很大影響的一位創業者，也是一位企業家。我和王石去武漢洪山監獄看他的時候，他一邊和我們說話，一邊掏出一疊厚厚的申訴材料交給管教，管教收起來就走了。我們試圖勸說他改變一些方式，爭取早點兒出來，但他仍然梗著脖子說“不，我就這樣”。我出來以後就跟王石講，他的性格恐怕是改不了了。
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和社會變化帶給自己的啟發，有時候並不一致。認識自我其實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我去美國考察醫療城，其間做了一次特別的體檢，兩天的體檢實際上經曆的過程就是認識自己。我和十幾個醫生就我的每一個器官反複討論，我覺得這樣的經曆特別有意思。
實際上，我們都有這樣的問題，包括這些失敗的企業-它們始終很難把自己看清楚。黃光裕的案子結了，判了14年，罰了將近8億元。當然，這案子背後還有很多故事，我曾經在車上看到新加坡講黃光裕的一篇文章，說他已經賺了這麽多錢，還不如把這些錢捐掉，為什麽要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些文章的動機是好的，但很多評論都是書生之見。一個人在演員的狀態下和在觀眾的狀態下，表現是不一樣的。我對黃光裕有所了解，當時他處在演員的狀態下，他在演一個角色，結果沒演好，失敗了。如果他當觀眾，可能就捐錢了。
2010年，全國至少有700萬家民營企業，平均的存活時間隻有兩年半，每天死掉的民營企業比新生的多。五年到十年的企業存活率大概是7%，也就是說，生存五年以上的企業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大部分企業在十年之內都犧牲掉了。十年以上的企業非常少，在十年裏，能夠成為優秀企業的民營企業大概還不到2%。也就是說，對中國的民營企業來說，要生存發展，並成為最傑出的企業，的確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很難超過十年這樣一個極限。
那麽，到底是什麽讓企業成長不起來？我在牟其中那兒曾經有一次特別有趣的經曆。1990年的冬天，非常冷，當時北京有那種破麵包車，不到四萬塊錢，四處漏風。那天，我早上剛到公司，在羊坊店12號，老牟就說讓我跟他去陝北，我說那就走吧。我們上了車就走，走了一圈回來之後，牟其中就開始試圖開發西北，成立了西北開發辦，讓我當西北開發辦主任，管這麽大一個地區。
為了把這件事搞清楚，我自己又去了一次西北。這回路上同行的有一個人，叫黃方毅，就是黃炎培的兒子。路上，黃方毅講了一個故事。抗戰勝利以後，國統區的人對延安非常不了解。在國共談判前，國統區派了幾個有影響的民主人士去了延安，黃方毅的父親黃炎培也在其中。臨走那天，毛澤東在窯洞裏跟民主人士暢談，談到最後，這些民主人士問了他一個問題。黃炎培說過去曆朝曆代都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一個王朝在興起的時候非常欣欣向榮，自信、開明，叫作“其興也勃焉”，意思就是說興旺起來很快，勢不可當。但是接下來就走向反麵，就開始腐敗，出現很多問題，叫作“其亡也忽焉”，意思就是滅亡也很迅速。治亂循環在中國封建社會是非常常見的，你共產黨有什麽本事能打破這樣一個循環？
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說，黃先生，我理解你講的這件事，我們已經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民主。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確講得非常好。結果怎麽樣呢？毛澤東晚年犯的所有錯誤都和不民主有關。這就是極限，一個政治家有他的極限，一個社會的發展也有它的規律。所以，我就從中國封建社會由興到衰的規律-曆史周期律，來引出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實際上，民營企業也有這樣的周期律，比如愛多vcd就是如此，一下就沒了。所以，我們要找出這樣一種周期律，究竟是什麽東西擋住了我們的眼睛，究竟是什麽東西讓我們的內心開始有了魔鬼，究竟是什麽東西讓我們前進的腳步不得不停下來，究竟是什麽東西讓我們從此對未來失去了方向。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將所談的極限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外部的極限，另一部分是內部的極限。其實，做企業就是兩件事，一是求人之事，二是求己之事。求人之事都是外部的事，我們沒辦法決定。求己之事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克服、能夠改進的一些事情。
選擇了什麽樣的市場，決定了企業規模能做多大
首先我們來看看，對企業影響最大的外部的事情是什麽。
第一就是市場規模。有些行業規模很大，有些行業規模並不大。我們從兩個極端來看看行業對企業增長的影響。
我是做房地產的，中國的地產行業特別熱鬧，的確跟國外不同。國外做地產的在媒體上不怎麽看得到，而在中國，出現在媒體上的地產商特別多，而且每個地產商都很有個性，大家能看到很多故事。
地產企業之所以能發展這麽快，很多地產商都上了所謂的富豪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個行業的市場規模目前在中國的確非常大。因為這個行業這麽大，所以出現了這麽多各種各樣的人。
中國整個電影市場的規模可能還沒有房地產的一個項目大。在中國，娛樂行業每天的八卦新聞非常多，我每天早上特別喜歡看娛樂版的八卦新聞，因為看完這一版以後，你就會知道社會上最新的變化。
娛樂業每天在報紙上的版麵跟房地產差不多，那麽，娛樂行業的市場有多大呢？2009年，整個電影業的票房大概隻有60億元。大家知道，在地產行業，一家公司就能賣100億元，這樣的公司有很多。2009年，電影行業盈利最高的一家公司賺了多少呢？8000多萬元，就是華誼兄弟。在地產行業，任何一家公司說賺8000萬元，都不好意思說。也就是說，雖然娛樂行業在媒體上有這麽多故事，但它的企業規模都非常小，小到大家都不能想象，全中國最大的娛樂行業的企業一年也就賺8000萬元。所以，如果你所處的行業非常小，那你想成為一家突破增長極限、快速發展的企業就很難。
有一天，我和馬雲在一起討論娛樂行業的發展，馬雲說他之所以投資王中軍，是因為他認為這個行業非常了不起。在美國，娛樂行業有1000多億美元的市場，也就是有將近1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而在中國，電影、電視加在一起，不算廣告，隻算內容（節目）這部分，大概也就100億元的市場。所以，馬雲認為這個行業機會很多。當然，自從王中軍的華誼兄弟上市以後，文化娛樂產業就在開放。我相信，這個行業越來越大以後，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像美國好萊塢的很多大公司或者默多克的新聞集團這樣的，橫跨影視、娛樂、媒體領域的綜合性大公司。
所以，市場規模對企業能否持續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萬通在紐約做中國中心。有一次，我們向商務部的領導做匯報，他們問，中國在美國到底有多少企業，有多大影響力。我們告訴他們一個數字，在美國的三個市場-otc（櫃台市場）、納斯達克市場、紐約主板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有500多家，這500多家企業的市值已經占到美國資本市場市值的10%～15%，百度在美國資本市場的市值已經排到了第四位。互聯網企業這幾年在中國風生水起，發展迅速，規模、市值都非常令人吃驚。實際上，這與互聯網行業的市場規模有關。
互聯網最初的功能就相當於一個工具，像電話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它逐步帶來了其他一些相關的產業。目前，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是全球最多的，手機用戶的人數也是全球第一。可見，這個行業的市場是非常大的。今天大家在富豪排行榜上看到的富豪，基本上是出自三個領域：最早是房地產，然後是互聯網，接著就是流通消費領域。這些領域的市場都足夠大，而市場足夠大就一定會產生很大的企業，企業的增長邊界就會很寬。如果你所從事的行業很小，即使你增長得再大，也會被它的市場規模所限製。就像娛樂業，再熱鬧，在媒體上占的版麵再多，規模也很小。所以，我們談企業增長的極限，首先要看你所處的行業，如果這個行業給你限定了一個邊界，那你就不要感歎，隻能等待。也就是說，我們要分析市場規模，認識環境極限。如果行業規模不夠大，要麽等待行業成長，要麽及時調整戰略，轉移陣地。
自由競爭越是激烈，越有利於企業擴張
除了市場規模的極限外，還有市場結構的極限。
所謂市場結構，就是市場的組織方式究竟是完全自由競爭的，還是壟斷的。比如房地產這個行業，規模是很大，但如果市場化在逐步減弱，那它的市場結構就變成了壟斷競爭，或者是壟斷而無競爭，或者是國有一家在做、政府一家在做，民營不做。如此一來，房地產行業增長的門檻又出現了。如果全部由政府做，民營不能做了，那它的市場即使統計的規模還有40，000億元，這些富豪可能基本上也都不幹了，因為沒有他們的機會了。
我去過古巴，也去過朝鮮。聽別人給我講，說朝鮮的足球隊員因為吃得不夠好，所以都跑不動，第一天還有勁，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這些隊員壓力都很大，因為他們是在為領袖踢球，如果踢不贏，回去就會怎樣怎樣。我在飛機上看到伊拉克的一個故事，說是薩達姆的兒子曾經管足球。那時候，他們的足球隊要是踢不贏，他甚至會讓老虎、獅子或狗來咬球員。
那麽，到了古巴是一種什麽感覺呢？在古巴，什麽事都是政府在管。在攤上賣甘蔗水，我們覺得這應該是私人做的，因為這事太不重要了，最後一問，是政府的。後來碰到街上踩高蹺、耍雜技的雜耍，我們覺得這應該是私人的吧，雜耍這事多好玩啊。最後一問說不是，是政府控製的，政府派他們來的。後來我們問，他們那兒哪些是公家的，哪些是私人的，他們說沒有私人的。最後我們發現，隻有在床上的那一刻屬於私人，隻要你下了床，就是共產黨或者政府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市場，但它完全是政府控製的，不可能有民間企業。所以，在那裏，你看不見民間企業，看見的民間企業都處於半違法狀態，就是做走私，比如弄點兒雪茄在外邊倒騰，政府一旦知道，就要收拾你。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下，你是成長不了的。
朝鮮也進行了一些市場改革。大家知道，它的幣製改革失敗以後，財政部部長被槍斃了。理由有兩條：第一，出身地主家庭；第二，破壞朝鮮的經濟。在這樣一種體製下，他個人怎麽能決定很多事情呢？幣製改革失敗以後，朝鮮的經濟也反映出很多私人經濟發展困難的奇怪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朝鮮有一個特別怪的規定，用我們的話來說很有意思，就是隻有更年期以後的婦女可以搞市場經濟。為什麽？因為他們規定，年輕健康的婦女必須幹社會主義，45歲以上、沒有勞動能力、不能給共產黨和國家幹活兒的人才被允許幹點兒小買賣。結果沒想到，幾年以後，這批婦女反而發財了，最後成為所謂資本主義的代表了。幣製改革就是要用新錢的一塊錢換老錢的100塊錢，而且要說清楚錢的來路，這樣一來，就把這些婦女的錢洗幹淨了。當然，這樣的故事不光發生在朝鮮。1975年，越南共產黨奪得政權以後，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曾經搞了三次幣製改革，每一次都是用這種方式來重新分配財富。
也就是說，光有市場還不夠，還要看市場的結構。如果市場結構是充分競爭的，企業增長的空間就大。如果隻是表麵上有個市場，但是競爭度不夠，那麽，不管市場規模的統計數字有多大，企業都成長不起來。
朝鮮也好，古巴也好，包括我國“文革”的時候，你可以說有多大的市場，但它的市場結構完全是公有、國有主導的。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增長的天花板非常低，根本不可能成長。
所以，我們看企業增長的極限，不僅要看市場規模，還要看市場結構。房地產調控以後，我、任總（任誌強）和很多人都特別強調市場化導向，我們為什麽要強調市場化導向？因為不這樣做，企業的增長極限就到了。所以，不能光說市場有多大，還要看市場的結構，特別是製度安排和競爭度，越是開放，競爭度越大，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增長的空間就越大。也就是說，我們要分析競爭機製，看清客觀極限。企業的增長空間由市場的開放程度決定，自由競爭越是激烈，越有利於企業擴張。
總之，我們要了解清楚民營企業增長的外部環境，最重要的就是兩條：第一，規模足夠大；第二，競爭度足夠高。我們不怕競爭，就怕不讓競爭，說這事隻能國家幹，你不能幹，那你就沒戲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動市場化的改革，要擴大競爭，同時要推動開放。有了開放和競爭，民營企業的增長就是無極限的。所以，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個責任，就是想法讓政府相信，開放和競爭對政府、對社會是有好處的。這就要求我們理解市場究竟有什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