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戰問答


    提問:請問您當時為什麽會選擇留下房地產這塊業務?另外,您目前比較看好的,認為將來發展空間比較大、天花板比較高的行業有哪些?


    馮侖:我們做房地產有兩個偶然性,一是當時我們這六個人裏,王功權曾經做過房地產。在海南的時候,他做過秀港工業房地產公司的老總,所以他有比較完整的跟房地產行業打交道的經驗。他蓋過六棟工業廠房,在當時,他是為數不多的能自己蓋房子的人。


    另一個原因跟我們善於學習有關。那時候,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地方吃飯,我聽到別人說了一個詞,叫按揭。我對數字不敏感,但對詞語特別敏感。我請那邊的廣東人給我寫下這個詞,並刨根問底地問他這個詞是什麽意思。他說,這就相當於抵押貸款,我覺得這個辦法挺好。正好那時候我們碰到了一件事,有人來向我們推銷房地產。所以,我們就商量著開始做。我們借錢付了頭款,買了八棟別墅,然後把這八棟別墅重新裝修、重新包裝,再把它們賣出去,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單業務。


    有了這單業務以後,正好趕上海南那時候的房地產泡沫,所有人都在炒房炒地,我們就加入了那股洪流中。那時候叫投資,後來大家都叫炒房炒地。對我來說,海南的那段經曆是很快樂的。因為那時候你不懂,不懂就很快樂,懂了以後很多事會讓你很鬧心。比如,你每天有點兒錢花很高興,一旦你懂理財,就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很辛苦。


    那時候市場很瘋狂,瘋狂到什麽程度?最快的一單,你可能上午才買,下午就能賣出去,就賺錢了。有一年快過年的時候,王功權我們幾個商量,年底想給員工發點兒獎金,怎麽辦呢?說到北海去幹一票,掙點兒錢。結果去了十天半個月,就掙了幾百萬元回來了,就是這樣一個速度。但荒唐的是,我們連地在哪兒都不知道,最後很多地都找不著了。因為地在海裏,退潮的時候才能見著,漲潮的時候是見不著的。所以,後來我到北海去處理曆史遺留問題,基本上找不到我們當年做的地在哪兒。海口的事情同樣很荒唐。當時我們有一單生意,要買棟樓,還差點兒錢,我就去找一家公司借錢,借了幾百萬元,買下這棟樓。後來我去還錢的時候,人家問我們搞的是哪棟樓,我就說是哪棟。他說這事真渾蛋,這樓是從我這兒賣出去的,我還借錢給你,最後你又把這樓賣回來,賣給我底下的另一家公司,掙了我一道錢。當然,這個老板現在也出狀況了。


    就這樣,我們開始創業的那幾年,賺的錢都跟房地產有關。回到北京,我們還是繼續做房地產。所以,我們做這行有點兒偶然性,當時對這個行業並沒有那麽多清醒的認識。


    至於今後各個行業的發展,我覺得在中國,隻要走市場化的道路,隻要有市場競爭,每個行業的天花板其實都很高,發展都很快。拿捏腳來說,比如華夏良子,大家知道這個行業有多大嗎?現在,中國的捏腳行業一年有1000億元的規模,比電影行業還大。或者不說捏腳,說掏耳朵,掏耳朵這個行業也足夠大,因為中國的人足夠多。但問題是有些行業不讓你做,比如電影行業,它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政府管製,不讓你市場化,那你就很小。隻要市場放開,允許市場化,在中國,哪個行業都非常大。比如餐飲,俏江南一年能賣30多億元。


    所以,我覺得前提是要允許市場化、充分市場化。市場化程度高的行業,發展空間就很大;市場化程度低的行業,發展空間就很小。比如,像能源這些壟斷行業,市場是很小的,而對消費行業這種完全麵向客戶終端服務的行業來說,市場規模是在不斷擴大的。所以,越是競爭、越是政府不管製、越是直接和人打交道的行業,市場規模越大,大家的機會就越多。


    提問:當年你們把華夏銀行、民生銀行的股份賣給史玉柱,後來史玉柱大賺其錢。另外,萬通當年在東北華聯的投資,從媒體的角度來看,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但現金回報不是特別好。投資是不是萬通一直以來的一個短板?這幾年萬通已經往投資方麵轉了,以後這方麵會不會成為萬通在地產之外的新的第二大競爭力?


    第二個問題是,地產行業一直逃不出一種周期律,越調控房價越上漲,對地產行業和地產企業的這種周期律,您怎麽看?


    馮侖:第一個問題,關於投資這件事,我們現在並沒有進入投資行業,我們隻是控股公司。在房地產領域做投資,這是凱德的商業模式。在全球包括亞洲做房地產的企業裏,資本回報最高的就是凱德。我們研究了它的模式,現在我們底下的公司是做開發,上層的公司是做成了投資公司的架構,就是用投資公司的方式來投資房地產企業,但不會投到別的行業去。


    至於以前我們的投資,回到我剛才講的觀點上,因為我們堅持價值觀導向和戰略導向,所以我們不算小賬。史玉柱是我的好朋友,他賺了很多錢,我們也賺了很多錢。用價值觀來衡量這件事,其實就是我講的算不清的賬。我們的目標很清晰,我們就是要做專業性,所以我們要把房地產以外的部分賣掉。至於什麽時候賣,我們找到了對象就會賣,而不會去考慮這麽做以後會少賺多少錢。我們的價值觀確定了,戰略確定了,就是要做裁減。華聯也是這樣,我們不做商業,所以我們就把它賣掉。但房地產我們是沒有賣掉的,這樣,我們就變成了一家非常專業的地產公司。


    在民生銀行的項目上,我們賺了很多錢,史玉柱也賺了很多錢。他給我們的錢我們又拿去做了房地產。到底誰賺的錢多,這是說不清的。人生不能停留在這些算不清的賬上,要從價值觀的角度去選擇,這樣大家才能都開心。


    反過來說,如果民生銀行出了大案要案,股價一瀉千裏,是不是我就占便宜了,史玉柱就吃虧了,他就比我笨呢?不是這樣的。他有他的價值觀,他當時要投資一些金融領域,於是他就去投了,投的時候也沒算要賺多少錢。


    為什麽要堅持價值觀,而不能靠機會主義呢?因為你這一輩子能賺多少錢是算不清的。你說你到臨死之前能賺多少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自己這一生能賺多少錢,隻知道朝著哪個方向去賺錢,哪種錢要賺,哪種錢不要賺。從這個角度來說,你的投資是和你的價值取向有關的。這事符合你的價值取向,你就成功了;不符合你的價值取向,你就把它拋棄,不存在什麽失敗。因為你收回來的錢又投到你的主業上,幫你繼續賺錢。所以,人生的故事就是算不清的賬。


    另外,投資這筆賬永遠是算是不是最合適,而不是算是不是賺得最多。你說民生銀行的項目我們賺了幾倍,史玉柱又賺了幾倍,絕對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實沒有絕對答案,不是說我比他賺得多,就說明我比他聰明。巴菲特有巴菲特賺錢的方法,索羅斯有索羅斯賺錢的方法,如果你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並堅持到底,那你就成功了。


    第二個問題是個很好的問題,就是房地產企業怎樣應付周期律。


    最近幾年,房地產的調控政策的確很擰巴。從政策層麵上來說,我覺得有兩個問題。第一,各方的估計有所不同。業界的估計、政府的估計和輿論媒體的估計,差別很大。根據業界的估計,低收入人群、夾心層、年輕人買房確實是有困難的,但這個問題還不至於引起社會崩潰。另外,它實際上也會帶來某種正向的作用。原因很簡單。目前在中國的初次置業市場上,40%的購房者是25~35歲的人,從全球來看,在市場經濟國家,這些人都是屬於靠工資買不起房的。如果這些人都能買得起房了,那市場經濟就不存在了。買不起房帶來兩個好處:第一,促進勞動力流動。如果你25歲就買房了,而且還是福利性的,不能賣,那你還會流動嗎?所以,西方的市場經濟帶來了高度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第二,帶來創業衝動。假如現在政府直接給員工一套保障房,員工就可以不在乎他的老板了,他上班就可以梗著脖子,那這個老板就難做了。因為有壓力,要買房,要還房貸,所以年輕人才會努力工作、努力奮鬥。


    現在,25~35歲的年輕人買不起房,嚷嚷幾聲,政府就把這事當成大事來管。輿論和媒體的判斷是道德判斷,而且很多媒體記者都處在這個年齡段,所以他們對這個問題比較敏感。如果輿論和媒體的反應比較大,政府實行的政策就會比較狠。


    從另一個方麵來講,這個問題又是一個市場問題。前麵我講到,在gdp低於8000美元時,住宅市場是一個高度成長的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隻要還堅持市場化改革,隻要需求還在,即使你再調控,房價也是壓不住的。


    綜合起來看,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辦法。第一,采取分規製。什麽是分規?男人用男人的藥方,女人用女人的藥方,婦科和男科不能用一個大夫,用一樣的藥,一定是分開的。對房地產來說,就是保障的歸保障,市場的歸市場,也就是我們說的新加坡模式。70%~80%納入保障係統,雖然有一部分市場功能,但基本上是保障;剩下的20%~30%完全市場化,政府就別管了,漲或跌都是自己的事。但這個問題要解決好才行,不能讓市場來背保障的問題,讓保障來埋怨市場的問題。


    第二,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稅關係。房價高隻是臉上的青春痘,根本的問題是內分泌問題,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關係問題。如果要讓地方政府去承擔保障房的大量的財務安排,那中央就要為地方政府解決好稅收財政,否則像現在這樣,大量的稅收都收到了中央,地方沒錢,就隻能靠賣地來支持城市化,所以對保障的事不積極。


    那麽,房地產企業應該怎樣應對行業的周期性變化呢?我認為,要用創新和變革來應對。拿萬通來說,在商品住宅方麵,我們要大力推動產品的細分和創新。所謂產品細分,就是我們不光要做第一居所,還要做度假產品、投資產品、養老產品,包括中國人在海外置業的產品。另外,在商用不動產方麵,我們要以營運為核心,推動“導演加製片人”的美國模式,提前布局,爭取在這方麵有較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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