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末一個星期二的下午，當伯恩太太出現在縫紉室時，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對勁。她顯得飽受打擊，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頭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卻翹得亂七八糟。柏妮絲跳了起來，伯恩太太揮手將她打發走。
“姑娘們，”她用手掩住喉嚨，說道，“姑娘們！我得告訴你們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盤了。股票暴跌，很多人連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氣。
“夫人，您要先坐下嗎？”柏妮絲說。
伯恩太太沒理睬她。“人們傾家蕩產。”她緊緊攥住瑪麗的椅背，眼神在屋裏遊蕩，仿佛正在尋找焦點，嘴裏喃喃說道，“如果我們連自己都養活不了，那就更沒法兒雇你們了，對吧？”她的眼裏噙著淚水，邊搖頭邊出了屋。
我們聽到前門開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階。
柏妮絲讓大家回去幹活兒，但衣服上印著勝家字樣的一個女人——瓊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須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們還繼續工作幹什麽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範妮說。
離開的隻有瓊一個人，但整整一下午，我們全部戰戰兢兢。要是雙手不停發抖，做起縫紉活兒可就難了。
很難說清楚到底出了什麽事，但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也開始摸出了一些頭緒。很顯然，伯恩先生在股市裏投資了一大筆錢，現在全泡湯了。定做新衣的訂單日漸減少，人們開始自己補衣服——畢竟，這是筆很容易省的開支。
伯恩太太變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們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樓去，在廚房台麵上留一隻幹巴巴的雞腿，要麽留一碗爛乎乎的冷肉，還吩咐我吃完務必清洗盤碟。感恩節也跟平日沒什麽兩樣。我倒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反正我們一家子愛爾蘭人也從不慶祝這個節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聲嘀咕：哪個基督徒、哪個美國人不在感恩節放假回家過節？
也許是因為別的出路都暗淡無光，我開始喜歡上了縫紉室。我盼著每天見到那些人：好心的範妮，單純的柏妮絲，不愛講話的莎莉和瓊（隻有瑪麗例外，她依然視我為死敵）。我也喜歡上了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來越靈活有力，以前一個多小時才能做完的活兒現在隻用幾分鍾。以前我還有點害怕新針法和新花樣，眼下卻來者不拒：無論打細褶也好，縫亮片也好，縫製精致的蕾絲花邊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進步，開始把更多的活兒交給我。無須開口直說，範妮就接替了瑪麗來指導我。“仔細點兒，親愛的。”她輕輕撫摸著我做的針線活兒，說道，“慢慢來，讓針腳又細又平。記住，這件衣服總會穿在某個姑娘身上，也許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貧是富，哪個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從來到明尼蘇達州，人們就一直為即將到來的嚴寒向我敲警鍾，眼下我開始感受到它是多麽厲害了。金瓦拉終年陰雨，愛爾蘭的冬天又冷又濕，紐約則會一連數月淒冷泥濘、灰蒙蒙的，但沒有哪個地方比得過這裏。目前我們已經遭遇過兩場暴風雪。氣溫越來越低，做針線活兒時我的手指僵得夠嗆，不得不停下來揉一揉，才能繼續幹活兒。我發現其他女人都戴著露指手套，於是打聽了一下這些手套的來曆。她們告訴我，手套是自己織的。
我不會織毛線，媽媽從沒教過我。我隻知道，我冰冷僵硬的雙手太需要一雙手套了。
還有幾天到聖誕節時，伯恩太太宣布：聖誕節當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無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訪親。伯恩太太沒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幹完一天的活兒後，範妮塞給我一個牛皮紙小包裹。“待會兒再打開，”她悄聲說，“就說這是你從家裏帶來的。”我把包裹放進口袋，費力地穿過齊膝的積雪，躲進廁所裏。在昏暗的光亮中，伴著從牆上、門上的縫隙呼嘯而入的寒風，我打開了包裹。包裏是一雙露指手套，用深藍色毛線密密織成，還有一雙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發現範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內襯，又在拇指頂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墊。
跟列車上的“德國仔”和卡邁恩一樣，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場裏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遺棄的小馬駒，也許我渴望的僅僅是一種歸屬感，一種溫暖。如果伯恩夫婦無法給我這種歸屬感，那我會在縫紉室的女人們身上找到，無論那份暖意多麽殘缺、多麽虛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厲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爾露麵一次，幾乎見不到人。我們的活兒越來越少了。範妮教我編織，其他姑娘則把私活兒帶到縫紉室來，免得閑得發慌。五點剛下班暖氣就關了，七點燈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無睡意地躺在墊子上，在黑暗中瑟瑟發抖，聆聽著窗外肆虐的暴風雪，它的嘶吼似乎永無止境。我尋思著“德國仔”的處境：他正在牲口棚裏跟牲畜同住，隻靠豬食果腹嗎——希望他別凍著。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來到了縫紉室。她似乎已經不再梳洗收拾，整個星期穿著同一件衣服，上衣髒兮兮的，頭發稀稀拉拉、膩得起油，嘴唇生瘡。
她把身穿勝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廳裏。幾分鍾後，莎莉紅著眼眶回屋，一聲不吭地收拾起了東西。
幾個星期後，伯恩太太又來找柏妮絲。她們去了大廳，隨後柏妮絲也回來拿東西走了。
在那之後，縫紉室裏隻剩下範妮、瑪麗和我。
三月底一個刮風的下午，伯恩太太又來縫紉室找瑪麗。盡管瑪麗對我百般苛刻，盡管有過種種不愉快，我還是為她感到難過。她慢吞吞地收拾好東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範妮，朝我們點點頭，我們也朝她點點頭。“願主保佑你，孩子。”範妮說。
瑪麗和伯恩太太離開房間後，我和範妮緊盯著房門，豎起耳朵想要聽清大廳裏隱約的低語。範妮說：“老天爺啊，我年紀太老了，可經不起這種事。”
一個星期後，門鈴響了。我和範妮對視了一眼。真是怪事：這門鈴從來沒有響過。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從樓上趕下來，打開沉重的門鎖，又打開嘎吱作響的房門。我們聽見她跟一個男人在大廳裏講話。
縫紉室的門開了，把我嚇了一跳。一個體格魁梧的男人走了進來，身穿灰西服，頭戴黑氈帽，蓄著黑色的胡髭，下巴長得活像條短腿獵犬。
“是這個女孩嗎？”他伸出粗壯的手指指著我。
伯恩太太點了點頭。
來客摘下帽子放在門邊的小桌上，從外套的前胸口袋裏掏出一副眼鏡，低低地架在他的蒜頭鼻上。他從另一個口袋裏取出一張折好的紙，用一隻手翻開。“瞧瞧，妮芙·鮑爾。”他把“妮芙”念成了“內芙”。他從眼鏡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蘿西？”
“我們覺得她應該起個美國名字。”伯恩太太從嗓子眼兒裏擠出一聲笑，“當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補上一句。
“姓氏沒有改。”
“當然沒有。”
“沒打算收養她？”
“天哪，當然沒有。”
他的目光越過眼鏡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張紙上。壁爐上方的時鍾大聲地嘀嘀嗒嗒。他把紙疊好放回口袋裏。
“多蘿西，我是索倫森先生，是兒童援助協會在本地的代理人，負責安置‘孤兒列車’上無家可歸的孩子。通常來說，安置都進行得很順利，大家也都滿意。但很遺憾的是……”他摘下眼鏡放進前胸口袋，“有時候也會有些不順。”他望著伯恩太太，我發現她的米色絲襪有一處抽絲，眼影也花了。“所以我們必須重新找地方安置。”索倫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點點頭，盡管我並不確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對夫婦……嗯，其實是赫明福德鎮外的一家農場裏……想要一個你這種年齡的女孩。那一家有父親、母親和四個孩子，那對夫婦的名字叫威爾瑪·格羅特和傑拉德·格羅特。”
我扭頭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視著不遠處的某個地方。盡管她從未對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拋棄我，還是讓我大吃一驚。“你不要我了？”
索倫森先生的目光在我們兩人身上徘徊：“情況很複雜。”
就在我們說話時，伯恩太太飄然走到窗邊，拉開蕾絲窗簾遠眺大街，遠眺著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經聽說了，目前日子不好過。”索倫森先生接著說，“不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處境都很艱難。而且……嗯，他們的生意也受了影響。”
正在這時，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簾轉過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給冰箱上鎖！再多也不夠她吃！”她伸手掩住麵孔，一溜煙奔過我們身旁，穿過走廊，跑上樓梯，砰地狠狠甩上門。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範妮說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說這種話。這姑娘已經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送她去上學。”
索倫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許這樣對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聽說格羅特夫婦是好心的莊稼人。”
“四個孩子？”我說，“他們幹嗎還想要一個？”
“據我認為……也許不一定對，我還沒有見過他們，因此都是些傳聞，知道吧。但我聽說格羅特夫人又懷孕了，她想找個人幫著帶孩子。”
我斟酌著，想起了卡邁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雙胞胎兄弟——他們坐在伊麗莎白街那張搖搖欲墜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著蘋果泥。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幢帶有黑色百葉窗的白色農舍，屋後有紅色的穀倉，有著籬笆欄，雞舍裏養著一群雞。還有什麽比上鎖的冰箱和走廊裏的墊子更糟的呢？“他們什麽時候要我過去？”
“我現在就送你過去。”
索倫森先生給我幾分鍾收拾行李，然後出門去找他的汽車。我從走廊的壁櫥深處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範妮站在縫紉室門口，望著我收拾行李。我疊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還沒有完工的藍色條紋布料的那條，又帶上從兒童援助協會帶來的衣服，連同兩件新毛衣、燈芯絨裙子，還有範妮送我的兩雙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難看的芥末色大衣，範妮卻勸我把它收起來。鎮外那些農場比鎮子裏還冷呢，她說。
收拾完以後，我們回到縫紉室，範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兩色線軸各一個、一個針墊、一些別針，還有一小包玻璃紙包好的縫衣針。她又為我那條沒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紐扣，然後把所有東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這些都給我，不會惹什麽麻煩吧？”我問她。
“哼，我壓根兒不在乎。”
我沒有跟伯恩夫婦道別：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兒，伯恩太太則連樓都沒有下。但範妮給了我一個久久的擁抱，用冰涼嬌小的雙手捧著我的臉頰。“你是個好姑娘，妮芙。”她說，“任何人說你壞話都別理。”
索倫森先生的車是輛深綠色的克萊斯勒卡車，停在車道上那輛a型車後。他幫我拉開副駕駛座一側的車門，然後繞回駕駛座。車裏有股香煙和蘋果味。索倫森先生把車倒出車道，向左駛去，駛向了鎮外。我還從來沒有去過這個方向。汽車穿過榆樹街，在盡頭處右轉駛上一條安靜的街道，街上的房屋離人行道頗有一段距離。卡車開到一個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條又長又平的馬路，馬路兩側是片片農田。
我望著車窗外單調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擠在一起，伸長脖子望著卡車呼嘯而過。馬兒吃著青草，遠處幾輛農用機器看上去像是沒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際線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渾水，黑色的鳥兒流星般劃破天際。
一路上，我幾乎有點同情索倫森先生了。我能感覺到他心情沉重。當初接下兒童援助協會代理人職位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會是這種情形。他不停問我車裏溫度合不合適，我坐得舒不舒服。當聽說我對明尼蘇達州幾乎一無所知時，他馬上一股腦兒向我介紹起來：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為一個州，現在則是美國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於一個達科他印第安語“天色之水”31；它擁有數以千計的湖泊，各種各樣的魚類，比如碧古魚、鯰魚、大口黑鱸、虹鱒魚、鱸魚和梭魚。明尼蘇達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頭，你知道嗎？再說，這些農田生產了整個國家的口糧，他邊說邊指著窗外。你看，那就是糧食，出口量最大的產品，打穀機經過一個個農場，鄉鄰們聚在一起把糧食捆成垛。那邊還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遠處的矮房屋了嗎？那是火雞場。明尼蘇達州是美國火雞產量最高的地方，沒有明尼蘇達州，上哪兒去過感恩節呢。要是說起打獵，那就更加說不完了。這兒有野雞、鵪鶉、鬆雞、白尾鹿，要什麽有什麽，簡直是個狩獵天堂。
我聽著索倫森先生的話，邊聽邊禮貌地點頭，卻難以集中心神。我感覺自己正一步步躲進內心深處。明知自己無人憐愛，無人關懷，永遠是個局外人——這是種多麽悲慘的童年。我感覺自己比實際年齡蒼老十歲。我懂的事太多，見過人們最卑劣、最絕望、最自私的一麵，而這一切讓我變得小心翼翼。於是我學著偽裝，學著微笑與點頭，學著在毫無觸動時佯裝感同身受。我學習裝模作樣，裝作與眾人一般無二，即便心中早已支離破碎。
“姑娘們，”她用手掩住喉嚨，說道，“姑娘們！我得告訴你們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盤了。股票暴跌，很多人連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氣。
“夫人，您要先坐下嗎？”柏妮絲說。
伯恩太太沒理睬她。“人們傾家蕩產。”她緊緊攥住瑪麗的椅背，眼神在屋裏遊蕩，仿佛正在尋找焦點，嘴裏喃喃說道，“如果我們連自己都養活不了，那就更沒法兒雇你們了，對吧？”她的眼裏噙著淚水，邊搖頭邊出了屋。
我們聽到前門開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階。
柏妮絲讓大家回去幹活兒，但衣服上印著勝家字樣的一個女人——瓊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須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們還繼續工作幹什麽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範妮說。
離開的隻有瓊一個人，但整整一下午，我們全部戰戰兢兢。要是雙手不停發抖，做起縫紉活兒可就難了。
很難說清楚到底出了什麽事，但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也開始摸出了一些頭緒。很顯然，伯恩先生在股市裏投資了一大筆錢，現在全泡湯了。定做新衣的訂單日漸減少，人們開始自己補衣服——畢竟，這是筆很容易省的開支。
伯恩太太變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們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樓去，在廚房台麵上留一隻幹巴巴的雞腿，要麽留一碗爛乎乎的冷肉，還吩咐我吃完務必清洗盤碟。感恩節也跟平日沒什麽兩樣。我倒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反正我們一家子愛爾蘭人也從不慶祝這個節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聲嘀咕：哪個基督徒、哪個美國人不在感恩節放假回家過節？
也許是因為別的出路都暗淡無光，我開始喜歡上了縫紉室。我盼著每天見到那些人：好心的範妮，單純的柏妮絲，不愛講話的莎莉和瓊（隻有瑪麗例外，她依然視我為死敵）。我也喜歡上了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來越靈活有力，以前一個多小時才能做完的活兒現在隻用幾分鍾。以前我還有點害怕新針法和新花樣，眼下卻來者不拒：無論打細褶也好，縫亮片也好，縫製精致的蕾絲花邊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進步，開始把更多的活兒交給我。無須開口直說，範妮就接替了瑪麗來指導我。“仔細點兒，親愛的。”她輕輕撫摸著我做的針線活兒，說道，“慢慢來，讓針腳又細又平。記住，這件衣服總會穿在某個姑娘身上，也許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貧是富，哪個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從來到明尼蘇達州，人們就一直為即將到來的嚴寒向我敲警鍾，眼下我開始感受到它是多麽厲害了。金瓦拉終年陰雨，愛爾蘭的冬天又冷又濕，紐約則會一連數月淒冷泥濘、灰蒙蒙的，但沒有哪個地方比得過這裏。目前我們已經遭遇過兩場暴風雪。氣溫越來越低，做針線活兒時我的手指僵得夠嗆，不得不停下來揉一揉，才能繼續幹活兒。我發現其他女人都戴著露指手套，於是打聽了一下這些手套的來曆。她們告訴我，手套是自己織的。
我不會織毛線，媽媽從沒教過我。我隻知道，我冰冷僵硬的雙手太需要一雙手套了。
還有幾天到聖誕節時，伯恩太太宣布：聖誕節當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無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訪親。伯恩太太沒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幹完一天的活兒後，範妮塞給我一個牛皮紙小包裹。“待會兒再打開，”她悄聲說，“就說這是你從家裏帶來的。”我把包裹放進口袋，費力地穿過齊膝的積雪，躲進廁所裏。在昏暗的光亮中，伴著從牆上、門上的縫隙呼嘯而入的寒風，我打開了包裹。包裏是一雙露指手套，用深藍色毛線密密織成，還有一雙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發現範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內襯，又在拇指頂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墊。
跟列車上的“德國仔”和卡邁恩一樣，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場裏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遺棄的小馬駒，也許我渴望的僅僅是一種歸屬感，一種溫暖。如果伯恩夫婦無法給我這種歸屬感，那我會在縫紉室的女人們身上找到，無論那份暖意多麽殘缺、多麽虛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厲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爾露麵一次，幾乎見不到人。我們的活兒越來越少了。範妮教我編織，其他姑娘則把私活兒帶到縫紉室來，免得閑得發慌。五點剛下班暖氣就關了，七點燈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無睡意地躺在墊子上，在黑暗中瑟瑟發抖，聆聽著窗外肆虐的暴風雪，它的嘶吼似乎永無止境。我尋思著“德國仔”的處境：他正在牲口棚裏跟牲畜同住，隻靠豬食果腹嗎——希望他別凍著。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來到了縫紉室。她似乎已經不再梳洗收拾，整個星期穿著同一件衣服，上衣髒兮兮的，頭發稀稀拉拉、膩得起油，嘴唇生瘡。
她把身穿勝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廳裏。幾分鍾後，莎莉紅著眼眶回屋，一聲不吭地收拾起了東西。
幾個星期後，伯恩太太又來找柏妮絲。她們去了大廳，隨後柏妮絲也回來拿東西走了。
在那之後，縫紉室裏隻剩下範妮、瑪麗和我。
三月底一個刮風的下午，伯恩太太又來縫紉室找瑪麗。盡管瑪麗對我百般苛刻，盡管有過種種不愉快，我還是為她感到難過。她慢吞吞地收拾好東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範妮，朝我們點點頭，我們也朝她點點頭。“願主保佑你，孩子。”範妮說。
瑪麗和伯恩太太離開房間後，我和範妮緊盯著房門，豎起耳朵想要聽清大廳裏隱約的低語。範妮說：“老天爺啊，我年紀太老了，可經不起這種事。”
一個星期後，門鈴響了。我和範妮對視了一眼。真是怪事：這門鈴從來沒有響過。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從樓上趕下來，打開沉重的門鎖，又打開嘎吱作響的房門。我們聽見她跟一個男人在大廳裏講話。
縫紉室的門開了，把我嚇了一跳。一個體格魁梧的男人走了進來，身穿灰西服，頭戴黑氈帽，蓄著黑色的胡髭，下巴長得活像條短腿獵犬。
“是這個女孩嗎？”他伸出粗壯的手指指著我。
伯恩太太點了點頭。
來客摘下帽子放在門邊的小桌上，從外套的前胸口袋裏掏出一副眼鏡，低低地架在他的蒜頭鼻上。他從另一個口袋裏取出一張折好的紙，用一隻手翻開。“瞧瞧，妮芙·鮑爾。”他把“妮芙”念成了“內芙”。他從眼鏡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蘿西？”
“我們覺得她應該起個美國名字。”伯恩太太從嗓子眼兒裏擠出一聲笑，“當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補上一句。
“姓氏沒有改。”
“當然沒有。”
“沒打算收養她？”
“天哪，當然沒有。”
他的目光越過眼鏡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張紙上。壁爐上方的時鍾大聲地嘀嘀嗒嗒。他把紙疊好放回口袋裏。
“多蘿西，我是索倫森先生，是兒童援助協會在本地的代理人，負責安置‘孤兒列車’上無家可歸的孩子。通常來說，安置都進行得很順利，大家也都滿意。但很遺憾的是……”他摘下眼鏡放進前胸口袋，“有時候也會有些不順。”他望著伯恩太太，我發現她的米色絲襪有一處抽絲，眼影也花了。“所以我們必須重新找地方安置。”索倫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點點頭，盡管我並不確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對夫婦……嗯，其實是赫明福德鎮外的一家農場裏……想要一個你這種年齡的女孩。那一家有父親、母親和四個孩子，那對夫婦的名字叫威爾瑪·格羅特和傑拉德·格羅特。”
我扭頭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視著不遠處的某個地方。盡管她從未對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拋棄我，還是讓我大吃一驚。“你不要我了？”
索倫森先生的目光在我們兩人身上徘徊：“情況很複雜。”
就在我們說話時，伯恩太太飄然走到窗邊，拉開蕾絲窗簾遠眺大街，遠眺著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經聽說了，目前日子不好過。”索倫森先生接著說，“不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處境都很艱難。而且……嗯，他們的生意也受了影響。”
正在這時，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簾轉過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給冰箱上鎖！再多也不夠她吃！”她伸手掩住麵孔，一溜煙奔過我們身旁，穿過走廊，跑上樓梯，砰地狠狠甩上門。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範妮說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說這種話。這姑娘已經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送她去上學。”
索倫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許這樣對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聽說格羅特夫婦是好心的莊稼人。”
“四個孩子？”我說，“他們幹嗎還想要一個？”
“據我認為……也許不一定對，我還沒有見過他們，因此都是些傳聞，知道吧。但我聽說格羅特夫人又懷孕了，她想找個人幫著帶孩子。”
我斟酌著，想起了卡邁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雙胞胎兄弟——他們坐在伊麗莎白街那張搖搖欲墜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著蘋果泥。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幢帶有黑色百葉窗的白色農舍，屋後有紅色的穀倉，有著籬笆欄，雞舍裏養著一群雞。還有什麽比上鎖的冰箱和走廊裏的墊子更糟的呢？“他們什麽時候要我過去？”
“我現在就送你過去。”
索倫森先生給我幾分鍾收拾行李，然後出門去找他的汽車。我從走廊的壁櫥深處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範妮站在縫紉室門口，望著我收拾行李。我疊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還沒有完工的藍色條紋布料的那條，又帶上從兒童援助協會帶來的衣服，連同兩件新毛衣、燈芯絨裙子，還有範妮送我的兩雙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難看的芥末色大衣，範妮卻勸我把它收起來。鎮外那些農場比鎮子裏還冷呢，她說。
收拾完以後，我們回到縫紉室，範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兩色線軸各一個、一個針墊、一些別針，還有一小包玻璃紙包好的縫衣針。她又為我那條沒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紐扣，然後把所有東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這些都給我，不會惹什麽麻煩吧？”我問她。
“哼，我壓根兒不在乎。”
我沒有跟伯恩夫婦道別：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兒，伯恩太太則連樓都沒有下。但範妮給了我一個久久的擁抱，用冰涼嬌小的雙手捧著我的臉頰。“你是個好姑娘，妮芙。”她說，“任何人說你壞話都別理。”
索倫森先生的車是輛深綠色的克萊斯勒卡車，停在車道上那輛a型車後。他幫我拉開副駕駛座一側的車門，然後繞回駕駛座。車裏有股香煙和蘋果味。索倫森先生把車倒出車道，向左駛去，駛向了鎮外。我還從來沒有去過這個方向。汽車穿過榆樹街，在盡頭處右轉駛上一條安靜的街道，街上的房屋離人行道頗有一段距離。卡車開到一個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條又長又平的馬路，馬路兩側是片片農田。
我望著車窗外單調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擠在一起，伸長脖子望著卡車呼嘯而過。馬兒吃著青草，遠處幾輛農用機器看上去像是沒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際線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渾水，黑色的鳥兒流星般劃破天際。
一路上，我幾乎有點同情索倫森先生了。我能感覺到他心情沉重。當初接下兒童援助協會代理人職位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會是這種情形。他不停問我車裏溫度合不合適，我坐得舒不舒服。當聽說我對明尼蘇達州幾乎一無所知時，他馬上一股腦兒向我介紹起來：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為一個州，現在則是美國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於一個達科他印第安語“天色之水”31；它擁有數以千計的湖泊，各種各樣的魚類，比如碧古魚、鯰魚、大口黑鱸、虹鱒魚、鱸魚和梭魚。明尼蘇達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頭，你知道嗎？再說，這些農田生產了整個國家的口糧，他邊說邊指著窗外。你看，那就是糧食，出口量最大的產品，打穀機經過一個個農場，鄉鄰們聚在一起把糧食捆成垛。那邊還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遠處的矮房屋了嗎？那是火雞場。明尼蘇達州是美國火雞產量最高的地方，沒有明尼蘇達州，上哪兒去過感恩節呢。要是說起打獵，那就更加說不完了。這兒有野雞、鵪鶉、鬆雞、白尾鹿，要什麽有什麽，簡直是個狩獵天堂。
我聽著索倫森先生的話，邊聽邊禮貌地點頭，卻難以集中心神。我感覺自己正一步步躲進內心深處。明知自己無人憐愛，無人關懷，永遠是個局外人——這是種多麽悲慘的童年。我感覺自己比實際年齡蒼老十歲。我懂的事太多，見過人們最卑劣、最絕望、最自私的一麵，而這一切讓我變得小心翼翼。於是我學著偽裝，學著微笑與點頭，學著在毫無觸動時佯裝感同身受。我學習裝模作樣，裝作與眾人一般無二，即便心中早已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