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森家是一棟兩層高的殖民地風格樓房，漆成了黃色，配著黑色百葉窗，一條長石板甬道通往前門。它坐落在一條安靜的街上，離鎮中心有幾個街區。室內布局是一個圈，右側那間灑滿陽光的客廳通向深處的廚房，廚房則通到餐室，餐室再連回門廳。
我在樓上有間屬於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還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戶。我甚至有一間專用浴室，裏麵有個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磚，以及明麗宜人、粉色鑲邊的白窗簾。
我做夢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爾森先生和尼爾森太太眼裏卻理所當然：所有房間都配備著帶有黑漆雲紋的鋼製通氣孔。即使沒有人在家，熱水器也會開著；這樣一來，到尼爾森夫婦收工回家的時候，就不必等著燒熱水了。一個名叫貝絲的女子會每星期來打掃房子一次，做清潔。冰箱裏擺滿牛奶、雞蛋、奶酪和果汁，尼爾森太太還會留心我喜歡什麽口味，然後多買一些備著——比如燕麥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這種異國水果。我在藥櫃裏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裏買來的牙膏，在走廊壁櫥裏找到了幹淨的毛巾。尼爾森先生告訴我，他每隔一年就會換一輛新款車。
星期天早晨，我們會去教堂。路德會恩典堂跟我見過的所有宗教場所都不一樣：那是一棟簡單的尖頂白樓，配著哥特式拱窗、橡木長凳和一個備用聖壇。我感覺恩典堂裏的儀式撫慰人心——讚美詩頗有效用，布道的牧師溫文爾雅、姿態放鬆，著重宣揚禮儀和禮貌。尼爾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對風琴手抱怨頗多，那家夥要麽彈得飛快，害得我們咬不清詞，要麽彈得很慢，讓曲子變得悲悲戚戚。他的腳似乎沒辦法從踏板上抬起來。但並沒有人站出來抗議，教友們隻是一邊聽曲一邊互相挑挑眉毛，聳聳肩膀。
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人人都在盡力做到最好，我們個個隻需善待對方，而我喜歡這種想法。我喜歡喝著咖啡，吃著杏仁餅的時光。我也喜歡被人當作尼爾森家的人，人們似乎普遍認為尼爾森夫婦正直又和氣。生平第一次，認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將我團團包圍。
在尼爾森家度過的日子平靜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點三十分，尼爾森太太都會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雞蛋和吐司）。尼爾森先生在早上六點離開家，為農夫們開店門。我收拾收拾去上學，七點四十五分走出家門，花十分鍾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棟磚樓，共有六十個孩子，分成不同年級。
到新學校的第一天，五年級老師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讓全班（我們班上總共十二個學生）做自我介紹，再說出一兩個愛好。
我還從來沒有聽過“愛好”這個詞。但排在我前麵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麵的女孩提到了集郵，所以輪到我的時候，我說的是縫紉。
“真不錯，多蘿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說，“你喜歡縫紉些什麽？”
“基本上是衣服。”我對全班說。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勵的微笑：“給你的娃娃嗎？”
“不，是做女裝。”
“嗯，棒極了！”她的口吻太歡快了，我不禁從中悟出：也許，大多數十歲小孩是不做女裝的。
於是，我開始改變自己。同學們知道我來自異鄉，但隨著時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經沒有半點口音了。我留心著同齡女孩的穿著、發型和話題，也努力抹去身上的異國味，廣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點鍾放學後，我會徑直去店裏。尼爾森商店寬敞空曠，分成條條過道，商店後方有一家藥店，前方有塊糖果區，還有服裝、書籍、雜誌、洗發水、牛奶和農產品。我負責擺貨架，幫忙盤點庫存。如果店裏忙不過來，我還會幫著收銀。
站在櫃台裏，我看見了不少滿懷渴望的孩子麵孔：這些孩子悄悄溜進店裏，在糖果區徘徊，仔細端詳著條紋棒棒糖——對他們臉上那種撓心撓肺的饞勁，我太記憶猶新了。我問尼爾森先生，我可以時不時用自己的收入買塊一分錢的棒棒糖給小朋友嗎？他哈哈大笑：“聽你的，多蘿西。我不會從你工資裏扣的。”
到了五點鍾，尼爾森太太會離開商店回家準備晚餐，有時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時則留在店裏，幫尼爾森先生關門。他總在六點鍾從店裏離開。晚餐時分，我們聊聊天氣、商店和我的家庭作業。尼爾森先生加入了商會，所以經常談起如何在這種“不守規矩”的經濟中（按他的說法）想辦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時分，尼爾森先生坐在客廳的翻蓋書桌旁，審查店裏的賬目；尼爾森太太準備次日的午餐，收拾廚房，處理家務；我則幫著洗碗、掃地。等到做完家務，我們會玩跳棋和紅心牌戲，聽收音機。尼爾森太太教我刺繡，她給沙發繡繁複精巧的抱枕，我就給凳子繡花卉圖案的罩子。
我在店裏接手的第一批差事還包括幫忙裝飾店鋪，以備聖誕節。尼爾森太太和我把裝滿玻璃球、亮珠子、緞帶和陶瓷飾品的箱子從地下室儲藏間搬上來。尼爾森先生派手下的兩個送貨員——亞當和托馬斯開車到城郊砍了一棵樹裝飾櫥窗，我們還花了一下午把點綴著紅絲絨蝴蝶結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門上，然後裝點聖誕樹，用箔紙包起空盒子，再係上絲線和植絨絲帶。
一起幹活兒的時候，尼爾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將她的經曆告訴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來——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賽人，從歐洲中部來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經過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爾森先生已經結婚十八年了，結婚時她二十五歲，他則剛過而立。他們以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約十一年前，她懷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們的女兒薇薇安來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麽時候，多蘿西？”尼爾森太太問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將銀色絲帶小心地從枝條間穿過，飛快地低下頭，免得我看見她的麵孔。她開口說：“你們兩個人年紀差不多。”
“她怎麽了？”我奓著膽子問道。尼爾森太太從未提過自己的女兒，我感覺到如果現在不問，我可能再也不會有機會了。
尼爾森太太將絲帶綁到一根枝條上，又彎腰拿起另一條絲帶，把它的一頭纏在同一根枝條上，與之前那條絲帶相接，飛快地編了起來。
“六歲時，她發了一次燒。我們以為是感冒，於是讓她上床，叫了醫生。醫生說，要讓她休息，多喝水，總之是那些常見的建議。但她的病並沒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變得神誌不清，真的發了狂，我們又打電話給醫生，他檢查了她的喉嚨，發現了不祥之兆——一些斑點。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麽，但他清楚。”
“我們帶她去了羅切斯特市33的聖瑪麗醫院，院方對她進行了隔離。當醫院聲稱他們無能為力時，我們不相信，但那終究隻是個時間問題。”她搖搖頭，仿佛要趕走那個念頭。
對她來說，失去女兒是多麽難熬啊，我尋思著，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爾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著隱痛，我為我們兩個人感到難過。
到了平安夜，在翻飛的小雪中，我們三個人步行來到教堂，點亮聖壇右側那棵高達二十英尺的樹上的蠟燭。路德教派一眾金發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開歌集放聲齊唱，牧師宣講起了至為基本的教義——博愛與同情。“有人急需幫助，”他告訴教友們，“如果你能夠施與，那就施與，體現出你們最好的一麵吧。”
他提起了幾戶處境堪憂的人家：養豬的農戶約翰·斯拉特瑞在脫粒時出了事故，丟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頭食品，為救農場脫離困境，還需要大家能騰出來的任何人手；八十七歲的阿貝爾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個人，教友如果願意每星期騰出幾個小時幫忙，教會將會非常歡迎……格羅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熱之中，父親失業，四個年幼的孩子和一個月前早產的嬰兒全都體弱多病，母親難以下床……“真慘呢。”尼爾森太太低語道，“我們想個法子幫幫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羅特一家的過節。他們隻是另一戶遙遠的悲慘人家。
儀式過後，我們穿過安靜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經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氣燈投下圈圈光暈。我們三人一步步走近尼爾森家，大宅遙遙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識：門廊上亮著的燈，門上的長青環，黑色的鐵欄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簾後，客廳裏還亮著一盞燈。這裏讓人樂於重返它的懷抱，這是一個家。
每隔一個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後，尼爾森太太和我會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縫被子。這群太太中間最闊氣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棟宏偉的維多利亞式大宅裏，我們就在她家寬敞的會客廳裏碰頭。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個小孩，卻一下子感覺如魚得水。我們會一起用某個會員帶來的圖樣和麵料縫製同一床被子，縫完一床就換一床，每床被子大約要縫四個月。據我所知，正是這群太太縫出了我那間粉色臥室床上名叫“愛爾蘭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帶綠莖的紫色鳶尾在中心交會。“有朝一日，我們也會為你做一床被子，多蘿西。”尼爾森太太告訴我。她開始把店裏布攤的邊角料存起來，把每片碎布都放進一個寫著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時，我們會談起它：“一位女士買了十碼半漂亮的藍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碼給你存起來了。”她說。而我已經挑好了圖樣：雙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環形，是用一小塊一小塊方形布料拚起來的。
每個月，尼爾森太太和我都會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銀器。她會從餐室櫥櫃一個長長的抽屜裏取出一個沉重的紅木盒子，裏麵裝著她母親送給她的結婚禮物——一套餐具。尼爾森太太告訴我，這也是她繼承的唯一一件遺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擺成一排。我則從客廳的壁爐架上取來兩隻小銀碗和四支燭台，從餐具櫃裏取來一個大淺盤，再從她的臥室裏取來一個盒子，盒子上用細長的手寫體寫著尼爾森太太的芳名“維奧拉”。我們還會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劑、幾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隻花飾華麗的勺子，尼爾森太太指著自己的鎖骨說：“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把它擦亮。”說話時，她並沒有正視我。
我輕撫著脖子上的項鏈，一路摸到了那個克拉達十字架。我伸出雙手到頸後，解開搭扣。
“用刷子吧，動作輕些。”她說。
“這是祖母給我的。”我告訴她。
她望著我，笑了。“還要用溫水。”她說。
我用刷子一路刷過，暗沉沉、灰撲撲的項鏈登時變得熠熠生輝，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達十字架也再次活靈活現起來。
“瞧，”當我洗淨、擦幹項鏈又重新戴上時，尼爾森太太說，“好看多了。”盡管她一個字也沒有問，我心裏卻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這條項鏈對我有著多麽重大的意義。
我搬到尼爾森家以後，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吃晚餐時，尼爾森先生說：“多蘿西，尼爾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為尼爾森先生會提起他們正在籌備的拉什莫爾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對我微微一笑。我回過了神，尼爾森夫婦要談的是別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剛來明尼蘇達州的時候，有人給你取名叫多蘿西。”她說，“你是格外中意這個名字嗎？”
“不怎麽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狀況。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對我們意味著什麽，對吧？”尼爾森先生說。
我點點頭。
“嗯。”尼爾森先生的雙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這個名字的話，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我們把你當成自己的女兒，從法律上講暫時還不算是，但我們心裏已經開始把你當女兒看待了，我們也希望你開始把我們當父母看待。”
他們眼巴巴地望著我，一時間我茫然無措。我對尼爾森夫婦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賞也好，卻跟親子之愛並不相同，應該說是不盡相同。但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愛，我卻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說清。我很高興能跟這樣一對夫婦生活在同一屋簷下，我也已經開始了解他們安靜、謙虛的做派，我感謝他們收留我。但我每天都會意識到，自己與他們是多麽南轅北轍。他們非我族類，也絕不會是。
對於沿用他們女兒的名字，我也說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擔得起這副擔子。
“不要逼她，漢克。”尼爾森太太扭頭麵對著我，說道，“不要急，決定了再告訴我們。無論你做出什麽樣的決定，我們家都會有你的位置。”
幾天後，在商店罐頭食品區的貨架旁，我聽見一個男人的嗓音。我認得出那個人的聲音，卻又一時想不起來。我把餘下的玉米和豌豆罐頭放到麵前的貨架上，拿起空紙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對方是誰。
“我可以幹計件工，來跟你換東西，如果你樂意的話。”我聽到一個站在櫃台後麵的男人對尼爾森先生說。
每天都有人來到店裏，嘴裏說著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麽要求賒賬，要麽提議用東西換貨。看上去，尼爾森先生每天傍晚都會帶些從顧客那裏得來的東西回家：一打雞蛋啦，叫“lefse”的挪威軟餅啦，一條長長的針織圍巾啦。尼爾森太太會翻個白眼，說句“哎呀”，但並沒有怨氣。我覺得她很為尼爾森先生自豪：他不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蘿西？”
我轉過身，略微吃了一驚：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頭發又亂又長，雙眼布滿了血絲，我說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這裏來做什麽？到一個離他自己家三十英裏的雜貨店做什麽？
“嗯，真是沒想到。”他說，“你在這裏工作？”
我點點頭：“這裏的店主……尼爾森夫婦……收留了我。”
盡管二月裏寒氣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陽穴卻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開心嗎？”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舉動為什麽這麽怪，“伯恩太太怎麽樣？”我設法換個話頭客套幾句。
他眨了幾下眼睛：“看來你還沒有聽說。”
“對不起，什麽意思？”
他搖搖頭，嘴裏說：“她不是個堅強的女人，多蘿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別人施恩。但我又能怎麽辦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臉扭曲了，“範妮走了以後，那……”
“範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大吃一驚，但我確實很驚訝。
“是在你走後沒幾個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來了，說她那個住在帕克拉皮茲的女兒想讓她跟他們一起住，範妮決心離開。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覺得洛伊絲隻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臉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還記得去年春天那陣詭異的暴風雨嗎？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絲抬腳走進了風暴裏，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發現她凍死在離我家大約四英裏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觸動。但我沒有。“我很遺憾。”我告訴他。我猜自己確實很遺憾，為他，為他那一團糟的生活。但對伯恩太太，我實在找不出一絲悲傷。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時時緊鎖的眉頭，想起她隻把我當作可以使喚的人手，除了穿針引線的十指別無他用。我並不為她離開人世開心，但我也並不遺憾。
當天吃晚餐時，我告訴尼爾森夫婦，我會沿用他們女兒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畫上了句號，我的生活掀開了新的一頁。盡管我難以相信自己還會一路吉星高照，但對拋在腦後的昔日，我卻沒有任何懷念。因此幾年後，當尼爾森夫婦告訴我他們想收養我時，我欣然答應下來。我會當好他們的女兒，盡管我永遠無法逼著自己開口稱呼他們“爸爸”“媽媽”，我們之間感覺太拘禮了些，沒法用這種稱呼。即便如此，顯而易見的是，從現在開始，我是尼爾森家裏人了，他們會管我，照顧我。
隨著時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變得越來越難以記起。我沒有昔日留下的舊照、信件甚至書籍，隻有祖母留下的愛爾蘭十字架。盡管那條克拉達項鏈很少離身，但隨著我日漸長大，我卻逃不開一個念頭：血親隻給我留下了一件東西，而留下它的那個女人將自己的獨生子及其家人趕上了茫茫大海，趕上了一葉孤舟，盡管她明知道，也許今後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我在樓上有間屬於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還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戶。我甚至有一間專用浴室，裏麵有個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磚，以及明麗宜人、粉色鑲邊的白窗簾。
我做夢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爾森先生和尼爾森太太眼裏卻理所當然：所有房間都配備著帶有黑漆雲紋的鋼製通氣孔。即使沒有人在家，熱水器也會開著；這樣一來，到尼爾森夫婦收工回家的時候，就不必等著燒熱水了。一個名叫貝絲的女子會每星期來打掃房子一次，做清潔。冰箱裏擺滿牛奶、雞蛋、奶酪和果汁，尼爾森太太還會留心我喜歡什麽口味，然後多買一些備著——比如燕麥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這種異國水果。我在藥櫃裏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裏買來的牙膏，在走廊壁櫥裏找到了幹淨的毛巾。尼爾森先生告訴我，他每隔一年就會換一輛新款車。
星期天早晨，我們會去教堂。路德會恩典堂跟我見過的所有宗教場所都不一樣：那是一棟簡單的尖頂白樓，配著哥特式拱窗、橡木長凳和一個備用聖壇。我感覺恩典堂裏的儀式撫慰人心——讚美詩頗有效用，布道的牧師溫文爾雅、姿態放鬆，著重宣揚禮儀和禮貌。尼爾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對風琴手抱怨頗多，那家夥要麽彈得飛快，害得我們咬不清詞，要麽彈得很慢，讓曲子變得悲悲戚戚。他的腳似乎沒辦法從踏板上抬起來。但並沒有人站出來抗議，教友們隻是一邊聽曲一邊互相挑挑眉毛，聳聳肩膀。
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人人都在盡力做到最好，我們個個隻需善待對方，而我喜歡這種想法。我喜歡喝著咖啡，吃著杏仁餅的時光。我也喜歡被人當作尼爾森家的人，人們似乎普遍認為尼爾森夫婦正直又和氣。生平第一次，認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將我團團包圍。
在尼爾森家度過的日子平靜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點三十分，尼爾森太太都會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雞蛋和吐司）。尼爾森先生在早上六點離開家，為農夫們開店門。我收拾收拾去上學，七點四十五分走出家門，花十分鍾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棟磚樓，共有六十個孩子，分成不同年級。
到新學校的第一天，五年級老師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讓全班（我們班上總共十二個學生）做自我介紹，再說出一兩個愛好。
我還從來沒有聽過“愛好”這個詞。但排在我前麵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麵的女孩提到了集郵，所以輪到我的時候，我說的是縫紉。
“真不錯，多蘿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說，“你喜歡縫紉些什麽？”
“基本上是衣服。”我對全班說。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勵的微笑：“給你的娃娃嗎？”
“不，是做女裝。”
“嗯，棒極了！”她的口吻太歡快了，我不禁從中悟出：也許，大多數十歲小孩是不做女裝的。
於是，我開始改變自己。同學們知道我來自異鄉，但隨著時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經沒有半點口音了。我留心著同齡女孩的穿著、發型和話題，也努力抹去身上的異國味，廣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點鍾放學後，我會徑直去店裏。尼爾森商店寬敞空曠，分成條條過道，商店後方有一家藥店，前方有塊糖果區，還有服裝、書籍、雜誌、洗發水、牛奶和農產品。我負責擺貨架，幫忙盤點庫存。如果店裏忙不過來，我還會幫著收銀。
站在櫃台裏，我看見了不少滿懷渴望的孩子麵孔：這些孩子悄悄溜進店裏，在糖果區徘徊，仔細端詳著條紋棒棒糖——對他們臉上那種撓心撓肺的饞勁，我太記憶猶新了。我問尼爾森先生，我可以時不時用自己的收入買塊一分錢的棒棒糖給小朋友嗎？他哈哈大笑：“聽你的，多蘿西。我不會從你工資裏扣的。”
到了五點鍾，尼爾森太太會離開商店回家準備晚餐，有時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時則留在店裏，幫尼爾森先生關門。他總在六點鍾從店裏離開。晚餐時分，我們聊聊天氣、商店和我的家庭作業。尼爾森先生加入了商會，所以經常談起如何在這種“不守規矩”的經濟中（按他的說法）想辦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時分，尼爾森先生坐在客廳的翻蓋書桌旁，審查店裏的賬目；尼爾森太太準備次日的午餐，收拾廚房，處理家務；我則幫著洗碗、掃地。等到做完家務，我們會玩跳棋和紅心牌戲，聽收音機。尼爾森太太教我刺繡，她給沙發繡繁複精巧的抱枕，我就給凳子繡花卉圖案的罩子。
我在店裏接手的第一批差事還包括幫忙裝飾店鋪，以備聖誕節。尼爾森太太和我把裝滿玻璃球、亮珠子、緞帶和陶瓷飾品的箱子從地下室儲藏間搬上來。尼爾森先生派手下的兩個送貨員——亞當和托馬斯開車到城郊砍了一棵樹裝飾櫥窗，我們還花了一下午把點綴著紅絲絨蝴蝶結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門上，然後裝點聖誕樹，用箔紙包起空盒子，再係上絲線和植絨絲帶。
一起幹活兒的時候，尼爾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將她的經曆告訴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來——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賽人，從歐洲中部來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經過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爾森先生已經結婚十八年了，結婚時她二十五歲，他則剛過而立。他們以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約十一年前，她懷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們的女兒薇薇安來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麽時候，多蘿西？”尼爾森太太問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將銀色絲帶小心地從枝條間穿過，飛快地低下頭，免得我看見她的麵孔。她開口說：“你們兩個人年紀差不多。”
“她怎麽了？”我奓著膽子問道。尼爾森太太從未提過自己的女兒，我感覺到如果現在不問，我可能再也不會有機會了。
尼爾森太太將絲帶綁到一根枝條上，又彎腰拿起另一條絲帶，把它的一頭纏在同一根枝條上，與之前那條絲帶相接，飛快地編了起來。
“六歲時，她發了一次燒。我們以為是感冒，於是讓她上床，叫了醫生。醫生說，要讓她休息，多喝水，總之是那些常見的建議。但她的病並沒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變得神誌不清，真的發了狂，我們又打電話給醫生，他檢查了她的喉嚨，發現了不祥之兆——一些斑點。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麽，但他清楚。”
“我們帶她去了羅切斯特市33的聖瑪麗醫院，院方對她進行了隔離。當醫院聲稱他們無能為力時，我們不相信，但那終究隻是個時間問題。”她搖搖頭，仿佛要趕走那個念頭。
對她來說，失去女兒是多麽難熬啊，我尋思著，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爾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著隱痛，我為我們兩個人感到難過。
到了平安夜，在翻飛的小雪中，我們三個人步行來到教堂，點亮聖壇右側那棵高達二十英尺的樹上的蠟燭。路德教派一眾金發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開歌集放聲齊唱，牧師宣講起了至為基本的教義——博愛與同情。“有人急需幫助，”他告訴教友們，“如果你能夠施與，那就施與，體現出你們最好的一麵吧。”
他提起了幾戶處境堪憂的人家：養豬的農戶約翰·斯拉特瑞在脫粒時出了事故，丟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頭食品，為救農場脫離困境，還需要大家能騰出來的任何人手；八十七歲的阿貝爾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個人，教友如果願意每星期騰出幾個小時幫忙，教會將會非常歡迎……格羅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熱之中，父親失業，四個年幼的孩子和一個月前早產的嬰兒全都體弱多病，母親難以下床……“真慘呢。”尼爾森太太低語道，“我們想個法子幫幫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羅特一家的過節。他們隻是另一戶遙遠的悲慘人家。
儀式過後，我們穿過安靜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經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氣燈投下圈圈光暈。我們三人一步步走近尼爾森家，大宅遙遙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識：門廊上亮著的燈，門上的長青環，黑色的鐵欄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簾後，客廳裏還亮著一盞燈。這裏讓人樂於重返它的懷抱，這是一個家。
每隔一個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後，尼爾森太太和我會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縫被子。這群太太中間最闊氣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棟宏偉的維多利亞式大宅裏，我們就在她家寬敞的會客廳裏碰頭。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個小孩，卻一下子感覺如魚得水。我們會一起用某個會員帶來的圖樣和麵料縫製同一床被子，縫完一床就換一床，每床被子大約要縫四個月。據我所知，正是這群太太縫出了我那間粉色臥室床上名叫“愛爾蘭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帶綠莖的紫色鳶尾在中心交會。“有朝一日，我們也會為你做一床被子，多蘿西。”尼爾森太太告訴我。她開始把店裏布攤的邊角料存起來，把每片碎布都放進一個寫著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時，我們會談起它：“一位女士買了十碼半漂亮的藍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碼給你存起來了。”她說。而我已經挑好了圖樣：雙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環形，是用一小塊一小塊方形布料拚起來的。
每個月，尼爾森太太和我都會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銀器。她會從餐室櫥櫃一個長長的抽屜裏取出一個沉重的紅木盒子，裏麵裝著她母親送給她的結婚禮物——一套餐具。尼爾森太太告訴我，這也是她繼承的唯一一件遺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擺成一排。我則從客廳的壁爐架上取來兩隻小銀碗和四支燭台，從餐具櫃裏取來一個大淺盤，再從她的臥室裏取來一個盒子，盒子上用細長的手寫體寫著尼爾森太太的芳名“維奧拉”。我們還會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劑、幾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隻花飾華麗的勺子，尼爾森太太指著自己的鎖骨說：“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把它擦亮。”說話時，她並沒有正視我。
我輕撫著脖子上的項鏈，一路摸到了那個克拉達十字架。我伸出雙手到頸後，解開搭扣。
“用刷子吧，動作輕些。”她說。
“這是祖母給我的。”我告訴她。
她望著我，笑了。“還要用溫水。”她說。
我用刷子一路刷過，暗沉沉、灰撲撲的項鏈登時變得熠熠生輝，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達十字架也再次活靈活現起來。
“瞧，”當我洗淨、擦幹項鏈又重新戴上時，尼爾森太太說，“好看多了。”盡管她一個字也沒有問，我心裏卻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這條項鏈對我有著多麽重大的意義。
我搬到尼爾森家以後，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吃晚餐時，尼爾森先生說：“多蘿西，尼爾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為尼爾森先生會提起他們正在籌備的拉什莫爾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對我微微一笑。我回過了神，尼爾森夫婦要談的是別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剛來明尼蘇達州的時候，有人給你取名叫多蘿西。”她說，“你是格外中意這個名字嗎？”
“不怎麽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狀況。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對我們意味著什麽，對吧？”尼爾森先生說。
我點點頭。
“嗯。”尼爾森先生的雙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這個名字的話，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我們把你當成自己的女兒，從法律上講暫時還不算是，但我們心裏已經開始把你當女兒看待了，我們也希望你開始把我們當父母看待。”
他們眼巴巴地望著我，一時間我茫然無措。我對尼爾森夫婦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賞也好，卻跟親子之愛並不相同，應該說是不盡相同。但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愛，我卻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說清。我很高興能跟這樣一對夫婦生活在同一屋簷下，我也已經開始了解他們安靜、謙虛的做派，我感謝他們收留我。但我每天都會意識到，自己與他們是多麽南轅北轍。他們非我族類，也絕不會是。
對於沿用他們女兒的名字，我也說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擔得起這副擔子。
“不要逼她，漢克。”尼爾森太太扭頭麵對著我，說道，“不要急，決定了再告訴我們。無論你做出什麽樣的決定，我們家都會有你的位置。”
幾天後，在商店罐頭食品區的貨架旁，我聽見一個男人的嗓音。我認得出那個人的聲音，卻又一時想不起來。我把餘下的玉米和豌豆罐頭放到麵前的貨架上，拿起空紙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對方是誰。
“我可以幹計件工，來跟你換東西，如果你樂意的話。”我聽到一個站在櫃台後麵的男人對尼爾森先生說。
每天都有人來到店裏，嘴裏說著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麽要求賒賬，要麽提議用東西換貨。看上去，尼爾森先生每天傍晚都會帶些從顧客那裏得來的東西回家：一打雞蛋啦，叫“lefse”的挪威軟餅啦，一條長長的針織圍巾啦。尼爾森太太會翻個白眼，說句“哎呀”，但並沒有怨氣。我覺得她很為尼爾森先生自豪：他不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蘿西？”
我轉過身，略微吃了一驚：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頭發又亂又長，雙眼布滿了血絲，我說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這裏來做什麽？到一個離他自己家三十英裏的雜貨店做什麽？
“嗯，真是沒想到。”他說，“你在這裏工作？”
我點點頭：“這裏的店主……尼爾森夫婦……收留了我。”
盡管二月裏寒氣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陽穴卻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開心嗎？”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舉動為什麽這麽怪，“伯恩太太怎麽樣？”我設法換個話頭客套幾句。
他眨了幾下眼睛：“看來你還沒有聽說。”
“對不起，什麽意思？”
他搖搖頭，嘴裏說：“她不是個堅強的女人，多蘿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別人施恩。但我又能怎麽辦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臉扭曲了，“範妮走了以後，那……”
“範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大吃一驚，但我確實很驚訝。
“是在你走後沒幾個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來了，說她那個住在帕克拉皮茲的女兒想讓她跟他們一起住，範妮決心離開。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覺得洛伊絲隻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臉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還記得去年春天那陣詭異的暴風雨嗎？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絲抬腳走進了風暴裏，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發現她凍死在離我家大約四英裏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觸動。但我沒有。“我很遺憾。”我告訴他。我猜自己確實很遺憾，為他，為他那一團糟的生活。但對伯恩太太，我實在找不出一絲悲傷。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時時緊鎖的眉頭，想起她隻把我當作可以使喚的人手，除了穿針引線的十指別無他用。我並不為她離開人世開心，但我也並不遺憾。
當天吃晚餐時，我告訴尼爾森夫婦，我會沿用他們女兒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畫上了句號，我的生活掀開了新的一頁。盡管我難以相信自己還會一路吉星高照，但對拋在腦後的昔日，我卻沒有任何懷念。因此幾年後，當尼爾森夫婦告訴我他們想收養我時，我欣然答應下來。我會當好他們的女兒，盡管我永遠無法逼著自己開口稱呼他們“爸爸”“媽媽”，我們之間感覺太拘禮了些，沒法用這種稱呼。即便如此，顯而易見的是，從現在開始，我是尼爾森家裏人了，他們會管我，照顧我。
隨著時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變得越來越難以記起。我沒有昔日留下的舊照、信件甚至書籍，隻有祖母留下的愛爾蘭十字架。盡管那條克拉達項鏈很少離身，但隨著我日漸長大，我卻逃不開一個念頭：血親隻給我留下了一件東西，而留下它的那個女人將自己的獨生子及其家人趕上了茫茫大海，趕上了一葉孤舟，盡管她明知道，也許今後再也見不到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