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別人麵前,我叫他盧克,但對我來說,他永遠是“德國仔”。他叫我“薇薇”——聽上去有點像“妮芙”,他說。


    我們決定在赫明福德安家,好讓我經營商店。我們會在離尼爾森家幾個街區的小街上租個小屋,樓下有四間房,樓上一間房。碰巧赫明福德學校要雇個音樂老師(也許尼爾森先生也幫了點忙,他可能在扶輪社聚會上跟校長提了幾句)。“德國仔”沒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飯店裏的周末演出,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在酒店裏吃晚餐,同時聽他演奏。到了星期天,他則在路德會恩典堂彈奏管風琴,接替原來那個死活不肯動腳的風琴手——那位風琴手聽了人們的勸告,覺得是時候退休了。


    當我告訴尼爾森太太,“德國仔”已經向我求婚時,她皺起了眉。“我還以為你說過,你根本不想嫁人呢。”她說,“你才二十歲。你的學業怎麽辦呢?”


    “學業怎麽了?”我說,“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不是一副手銬。”


    “大多數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裏。”


    當我把這些話講給“德國仔”聽時,他哈哈大笑起來:“你當然得去拿個學位啦。那些稅法可複雜得很!”


    兩個人能有多南轅北轍,“德國仔”和我就有多南轅北轍。我實際而審慎,他卻衝動而直接。我習慣在太陽升起前起床,他卻把我硬拽回床上。他完全沒有數學天賦,對商店記賬也一竅不通,而我在家算賬,支付稅費。在遇見他之前,我喝酒的次數用一隻手就數得過來,他卻喜歡每晚喝杯雞尾酒,聲稱這樣能讓他放鬆,也讓我放鬆。因為在農場的經曆,他用起錘子釘子來得心應手,但他經常半途而廢。正值冰雪肆虐之際,防風窗卻堆在角落裏,一隻漏水的水龍頭被拆開來,零件散得滿地都是。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而我也難以置信。仿佛在我的昔日之中,有一段重獲了新生,與它一起醒來的是我曾苦苦壓抑的一切感受:失去太多的哀慟,無人可訴的哀慟,把一切藏在心裏的哀慟。但“德國仔”就在一旁見證,他知道我是誰。我無須戴上假麵具。


    星期六早晨,我們起床的時間會比我一個人時遲一些。商店到十點鍾才開門,“德國仔”也用不著非去哪裏。我在廚房裏煮好咖啡,把兩隻熱氣騰騰的馬克杯端回床上,我們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幾個小時。無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我簡直如在雲端,盼著觸碰他那溫暖的肌膚,感受肌膚之下的筋腱與肌肉,它們噗噗脈動,生氣勃勃。我依偎在他的臂彎裏,在他的膝蓋窩裏,他弓起身子貼著我,呼吸輕拂我的脖子,手指撫過我的輪廓。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久久回不過神,懶洋洋,慢悠悠,恍恍惚惚,心神不定,隻顧當下。


    “德國仔”告訴我,就算當初流落街頭,他也從未有過在明尼蘇達州時那種孤獨的感覺。在紐約,男孩們總是互相開些惡作劇玩笑,把吃的穿的湊起來。他懷念擁擠的人群,懷念混亂和嘈雜,懷念黑色t型車哢嗒哢嗒地開過鵝卵石街道,懷念街頭攤販烘焙花生糖的香味。


    “你呢……你曾經希望重回往昔嗎?”他問。


    我搖搖頭:“我們的生活太苦了,我對那地方沒什麽幸福的回憶。”


    他將我拉到身旁,用手指沿著柔軟白淨的前臂下方輕撫著:“你的父母曾經覺得幸福嗎,你覺得呢?”


    “也許吧,我不知道。”


    他把發絲從我的臉上撥開,用手指撫摸著我的下巴輪廓,說道:“有了你,我在哪裏都會覺得幸福。”


    盡管他就愛說這種話,我卻相信是真話。這段情讓我突然多了一雙慧眼,於是我心知,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時從未覺得幸福,也許無論怎樣也永遠不會幸福。


    十二月初一個溫暖的下午,我在店裏跟眼光敏銳的會計經理瑪格麗特一起查訂貨。收據和表格擺得滿地都是,我正一邊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訂些女裝長褲,一邊端詳產品目錄裏的流行款和vogue(一本綜合性時尚生活類雜誌)雜誌、harper''s bazaar(一本高端時尚雜誌)雜誌。收音機的音量開得很低,播著搖擺樂,這時瑪格麗特抬起一隻手,說道:“等等,你聽見了嗎?”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機奔去,扭動旋鈕。


    “現在重播一則特別報道。羅斯福總統今天發表聲明稱:日軍空襲了夏威夷珍珠港,並對瓦胡島上所有海軍及軍事活動發動了進攻。目前傷亡人數不詳。”


    就這樣,一切天翻地覆。


    幾個星期後,莉莉到店裏來看望我,她的眼圈泛紅,淚水濡濕了臉頰。“理查德昨天乘船出發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裏。他們隻給了他一個編了號的郵寄地址,讓人看不出一點頭緒。”她一邊用皺巴巴的白手帕捂著臉哭,一邊說,“我還認為這場蠢兮兮的仗該打完了呢。為什麽我的未婚夫一定要去打仗?”我抱住她,她緊摟著我的肩頭不放。


    一時間,鼓勵人們參軍擁軍的海報遍地開花。許多物品轉眼成了配給品:肉類、奶酪、黃油、豬油、咖啡、糖、絲綢、尼龍、鞋。麵對薄薄的藍色小冊子,我們的經營之道整個變了樣。我們學會了給配給票找零:紅色配給票就給紅色代幣當找零(用於肉類和黃油),藍色配給票就給藍色代幣當找零(用於加工食品)。那些代幣是用壓縮木纖維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幣差不多。


    在店裏,我們募集女人們沒用過幾次的絲襪,以供降落傘和繩索之用,同時募集金屬罐和鋼製品,以供回收廢金屬之用。收音機裏一天到晚播放著《布基伍基舞會》那首歌。為了緊跟時代氣氛,我調整了進貨,訂購了大批禮品卡、薄薄的藍色航空郵簡、幾十種大小各異的美國國旗,還有包裝好的牛肉幹、保暖襪和一副副紙牌,供大家寄到海外。店裏上貨的夥計鏟起了車道,送起了雜貨和包裹。


    跟我同一個班畢業的男生們紛紛參軍開拔,每星期都有一場道別聚會,要麽在教堂地下室,要麽在羅克西大廳,要麽在某人家中。朱迪·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撥裏。滿十八歲那天,他去了征兵辦公室,報名參了軍。緊接著輪到急性子的湯姆·普萊斯,他出發之前,我還在街上遇到他,他告訴我參軍也沒壞處——打仗會送你去旅行,送你去闖蕩,還能領著薪水跟一大群人瞎混。我們沒有談打仗的風險,但我想象的是個卡通版,子彈翻飛,每個小夥都是超級英雄,在槍林彈雨中疾步飛奔,所向披靡。


    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夥子誌願參了軍。等到開始征兵以後,越來越多小夥子收拾行裝離開了。有些平足、嚴重哮喘和半聾的小夥子漫無目的地在商店過道裏晃悠,我不禁替他們難過:這些小夥子的哥們兒都走了。身穿著便服,他們似乎有些迷茫。


    “德國仔”卻沒有隨大溜。“讓他們來找我吧。”他說。我不願相信他會被征召,“德國仔”畢竟是一名老師,教室需要他。但沒過多久,局勢就已經明了,“德國仔”入伍隻是遲早的事情。


    “德國仔”動身前往亨內平縣37斯內靈堡進行入伍訓練的那一天,我取下脖子上那條項鏈的克拉達十字架,用一塊毛氈裹起來,塞進他胸前的口袋,告訴他:“這樣我就會守在你左右了。”


    “我會用生命守護它。”他說。


    我們的來往信件談的全是渴盼與希望,隱約提到美軍的使命是多麽重要,也談他的訓練到了哪些重要關頭——“德國仔”通過了體能測試,還在機械能力傾向測試中拿了高分。他因此被招進了海軍,頂替“珍珠港”一役中損失的人手。沒過多久,他就乘火車去聖地亞哥進行技術訓練了。


    他離開六個星期後,我寫信告訴他,我懷孕了。“德國仔”回信說,他開心得簡直要飛起來。“想到我們的孩子在你肚子裏一天天長大,我就能撐過這些苦日子。”他寫道,“得知我終於有了一個等待著我的家,讓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


    我成天覺得累,覺得惡心欲吐。我想賴床,但心知讓自己忙起來更好些。尼爾森太太建議我搬回去跟他們一起住,她說他們會照顧我,做飯給我吃。養父母擔心我瘦得不像樣。但我更喜歡自己待著。我已經二十二歲,習慣了像個成年人一樣生活。


    時間一天天過去,我變得前所未有地忙,白天整天在店裏工作,晚上則做義工,要麽打理廢金屬募捐活動,要麽組織給紅十字會寄物品。但在忙碌背後,我的心中卻隱隱有一絲懼意:他現在在哪裏,在幹什麽?


    在寫給“德國仔”的信裏,我盡量不嘮叨我成天感覺多麽反胃——醫生告訴我,那是寶寶在我肚子裏蓬勃生長。我告訴他的是,我正在給寶寶縫被子,先是用報紙剪紙樣,後來用的是細砂紙,不過細砂紙會粘布料。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帶有編織花色,跟籃子的編織花紋差不多,邊緣纏繞著五股布料。圖案喜氣得很:黃色、藍色、桃色和粉色印花布,每個方塊中間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在墨菲夫人家縫被子的女人們(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大家把我當作女兒看待,為我人生中的每一個裏程碑歡欣鼓舞)對這床被子格外上心,親手一針一線用細密的針腳縫製。


    “德國仔”的技術培訓和航空母艦飛行甲板培訓結束了。到聖地亞哥一個月後,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開拔。鑒於所受的訓練和慘淡的戰局,他認為自己會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這一地區的盟軍,但沒有人敢下定論。


    奇襲、技巧,再加上力量——這正是製勝的法寶,海軍軍方對水兵們說。


    中太平洋。緬甸。中國。這些不過是地球儀上的一個個名字。我取出店裏出售的一張世界地圖(地圖被緊緊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軸裏),在櫃台上攤開,用手指掠過臨近海岸線的城市仰光,掠過更加往北、更加深色的山區曼德勒。我已經對他前往歐洲做好了準備,即使遠至俄羅斯或西伯利亞。但中太平洋?那也太遠了,遠在地球的另一頭,我簡直想象不出來。我去了圖書館,朝桌上堆了一摞書,地理書、遠東曆史、旅行日誌。我了解到緬甸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毗鄰印度、中國和暹羅。該國位於季風區,沿海地區全年降雨量約為兩百英寸,而這些區域的平均溫度接近華氏90度,邊境線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線。作家喬治·奧威爾出版過一本名叫《緬甸歲月》的小說,還寫過幾篇講述當地生活的隨筆。讀著這些作品,我感覺緬甸離明尼蘇達州遠得不得了。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慢騰騰地過去了,生活安靜而緊張。我收聽收音機,匆匆翻閱《論壇報》,焦急地等待著來信。“德國仔”的信一到,我就狼吞虎咽地讀起來,一目十行地找著信裏的新消息:他還好嗎?吃得好嗎?身體好嗎?除此之外,我苦苦糾纏於每個字的語調和語氣,仿佛他的話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種代碼。我舉起每封薄如蟬翼、藍色的信,呼吸它的氣味——他曾經握過這封信。我用手指輕撫過一個個字——那一個個字都出自他的筆下。


    “德國仔”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無論是臨上陣前在黑暗中進行的飛行甲板訓練,還是水手們的行裝,從軍糧到彈藥,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聖地亞哥天氣熱得很,但他們接到警告,說是即將開拔的地方熱得更厲害,幾乎無法忍受。“我永遠也沒有辦法習慣高溫。”他寫道,“我懷念涼爽的晚上,牽著你的手沿街而行。我甚至懷念該死的雪,還真是從來沒有料到我會說這話呢。”但他說,最重要的是,他想念我。陽光下我的紅發,我鼻梁上的雀斑,我褐色的雙眸,我肚子裏的孩子。“你一定長胖了。”他說,“我能想象出那一幕。”


    此時此刻,他們在弗吉尼亞州的航空母艦上。這將是他出發前寫的最後一封信,他會把信交給上船給他們送行的一位牧師。“飛行甲板長達八百六十二英尺。”他寫道,“為了區分工種,我們穿成七種不同的顏色。作為一名維修技師,我的針織衫和頭盔是難看的綠色,跟煮過頭的豌豆顏色差不多。”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了無生氣的頭盔下麵藏著一頭秀美的金發。


    隨後三個月,我收到了幾十封信,都是在他寫完信好幾個星期以後才收到,有時候一天還會收到兩封,全看信件是從哪裏寄出的。“德國仔”告訴我,船上的生活很乏味,他在訓練期間結識的好友——同樣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吉姆·達利教會了他打撲克牌。他們兩個人會長時間待在船艙裏跟士兵們打牌,打牌的人換個不停,牌局卻永遠也不收場。他談起他的工作,談起遵守紀律是多麽重要,談起他的頭盔又重又不舒服,談起他已經漸漸習慣飛機起飛降落的轟鳴聲。他談起暈船,談起悶熱的氣候,卻絕口不提戰鬥,不提被擊落的飛機。我不知道是因為規定不許提,還是因為他不想嚇到我。


    “我愛你。”他一遍遍地寫道,“我簡直受不了沒有你的生活,一心盼著早日見到你。”


    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裏的習語和報上的詩,我寫給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樣俗套。我倒是對著信箋苦苦尋思,隻待鴻雁傳情,可惜隻想得出同樣的詞語,同樣的詞序,隻好盼著字詞背後的深情能讓整封信變得字字珠璣。我愛你。我想念你。小心。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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