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9 crime and its prevention
罪犯也追求著同樣的優越感，然而，由於他們對他人和社會缺乏關心，選擇了錯誤的方向，他們追求的是屬於他私人的優越感，結果他們在生活的道路上全部失敗。
所有的罪犯在處理職業、社交和愛情三大問題時，都發生了錯誤。
要改造罪犯，僅僅依靠嚴厲的體罰是無用的，有時反而會使他們在被釋放後，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危害。
在生活麵前，沒有人是注定要被擊敗的。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指出他們的錯誤之所在，並鼓勵他們對他人發生興趣，學會與他人合作，同時采取其他相關社會措施，這樣，才能使他們真正地由自卑走向超越，社會犯罪的數量也會大大減少。
理解犯罪心理
通過對個體心理學的研究，我們認識到了人們具有不同的類型，但我們還要明白的是，雖然人們之間有差異，但從本質上來說，這種差異不是十分顯著。舉例來說，那些罪犯的行為其實與問題兒童、神經症患者、精神錯亂者、酗酒者、自殺者，以及性趨向錯亂者基本屬於同一類型。
實際上，這些人均是在社會合作的問題上遭遇了失敗，進而對他人、對社會變得冷淡，甚至懷有一種試圖危害他人正常生活的敵意。其實，每個人都會遭遇在合作問題上的困惑，罪犯與普通人的區別在於在合作受挫上的嚴重程度。
1.對優越感的追求。
如果我們要真正了解罪犯的犯罪動機，那麽我們就需要很清楚地了解一點——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罪犯和普通人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都希望克服困難，努力達到一個目標，並實現這個目標，進而讓自己更加完美和優越。
每個人天生都有種不安全感，有些是基於對身體的憂慮，有些是基於對疾病的畏懼，還有是對於金錢的糾結，等等。正因為此，我們每個人都在試圖尋找一種安全感，從而更好地保全自己。所以，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裏都貫穿著這樣一條主線：一定要奮鬥，讓自己從自卑到達優越，讓自己從下層努力到達上層。
其實，這種情感和認識早在我們童年時就已開始，並延續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每一個生命都是要存活於這個小小的星球，竭盡全力跨越各種障礙。基於此，我們可以說，罪犯的行為實則也在貫穿這樣的主線，隻是他們實現的途徑違背了社會的法律與道德要求。當我們了解這一點時，就不會再對罪犯的行徑感到驚訝。
從罪犯的所有行為來看，他們表現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希望自己克服眼前的困難，讓自己變得優越起來，比如說，從貧窮變得富有。然而，罪犯之所以會遭受人們的譴責以及社會的懲治，是因為他們在追求這種優越時，幾乎沒有考慮他人與社會的感受。而這也正是罪犯與普通人在追求優越時的重要不同。
2.環境、遺傳與變化。
我還要糾正的一點是，有些人認為罪犯似乎天生就不同於常人，甚至一些科學家也宣稱“所有罪犯都智力遲鈍”。此外，有些人強調遺傳因素，認為罪犯生來就本質邪惡。還有些人強調說罪犯有很強的慣性，認為他們“一旦犯罪，就終生都在犯罪”。
對於上麵的這一係列說法，我想，可以通過很多有力的證據予以反駁。同樣，上述的這些觀點會嚴重影響我們對犯罪心理的了解，也將無助於我們解決人類的犯罪問題。人類曆史告訴我們：犯罪總是災難性的，不僅危害自身，還會危害他人，以及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深入罪犯的靈魂，從而獲得解救他們的方法。實際上，我們通過長期的研究發現，無論是環境，還是遺傳，都不會強迫人們一定要朝著哪個方向發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同一個家裏的孩子，他們長大後，彼此會有很大的不同，顯然環境和遺傳因素並未使他們趨同。我們還發現一些罪犯出身於文明的家庭，他們的父母很有涵養，以致我們懷疑從這樣的家庭裏可以走出罪犯。
同樣，在一些父母中是罪犯的家庭裏，卻走出了一些出類拔萃的孩子。還有一點需要我們注意的是，犯罪不是一種無法改變的事情。有些罪犯在出獄後，經過個人努力，同樣有所成就。對此，一些犯罪心理學家都很不解：一個本來無惡不作的強盜，結果在30歲的時候，突然痛改前非，成了一個好公民。
可見，如果犯罪是天生缺陷，或者童年的環境使然，抑或犯罪會持續一生，上麵的事實就無法解釋。假如運用個體心理學的觀點，這些事實就變得可以解釋。比如說，或許這個人以後的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也可能是他的欲望得到了節製，還可能是他受到了認可、合作精神增強，抑或是他的犯罪目標達成，無須繼續犯罪，也可能是他的身體衰老，不適於犯罪，等等。
由此可見，罪犯的形成與變化，既有一種共性，比如都是為了追求一種優越感，還有各自的不同特征。對此，顯然隻有通過個體心理學對他們進行相應的分析，才可以得出每個罪犯的真實情況。
3.早期影響與罪犯的生活方式。
接下來，我想，如何改造罪犯，使他們適應這個社會，做個良好的公民，才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事情。由於早期記憶對人們以後的生活風格會有重要影響，所以，了解罪犯的童年生活，發現他們童年時究竟發生過什麽，妨礙了他們合作精神的發展，顯然就很重要。
對於這個問題，個體心理學可以說為這種解釋提供了希望。通常來說，孩子在五六歲時，他們的個性已經逐漸形成，他們對這個世界已經有了自己的解釋方式。這個時候，環境和遺傳對他們的影響並不是環境和遺傳本身，而是孩子們對這些環境和遺傳因素的解釋，以及根據這些解釋，如何處理自己麵臨的問題。
比如說，生活在貧困而父母又經常吵架的環境，有些孩子可能會意誌消沉，認為自己的人生可能也要陷於這種狀況，並認為社會上的很多人都難以信任，甚至對他們懷有敵意；也可能還有些孩子認為，自己以後一定要努力奮鬥，爭取擺脫這樣的環境，也盡量避免別人再遭遇這樣的環境。可見，麵臨幾乎一樣的環境，孩子們做出的解釋、采取的行動不同，那麽這些孩子的未來也會不一樣。
我們通常會發現，幾乎所有罪犯都在盡力掩飾自己缺乏合作精神的一麵，而且希望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行為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機會。在這點上，我認為應該負主要責任的是父母，尤其是母親。因為在撫養孩子的時候，母親必須認識到怎樣擴展孩子的興趣，特別是將這種興趣擴展到他人和社會身上。不僅如此，母親還應該讓孩子感覺到她對社會的濃厚興趣，並因此影響孩子也對全人類感興趣。母親還要對孩子的未來感興趣。隻有這樣，母親才能對孩子產生有益的影響，幫助孩子樹立健康的個性。
然而並非所有的母親都能做到這一點，甚至有些母親不希望孩子對別人產生興趣。這裏麵的原因可能是夫妻感情不和，彼此猜忌，甚至要鬧離婚。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可能希望孩子隻屬於自己，因此便設法讓孩子對別人不產生興趣。同時，母親還可能想辦法寵他、慣他，不給他任何獨立的機會。可見，如果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他的合作精神必然受到很大影響。
在培養孩子的合作興趣中，能否對別的小孩產生興趣，也會對小孩影響深遠。比如說，一個小孩受到母親的寵愛，別的小孩可能難以接受這個頤指氣使的家夥，並不讓他進入自己的社會圈子。假如這種處境受到被拒絕孩子的曲解和仇恨，那麽這幾乎可以成為一個人犯罪的起點。
假如家裏某個小孩能力出眾，並因此受到別的孩子的忌妒和抵觸，那麽這個能力出眾的小孩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兒童。還有種情況是，次子很優秀，頗受父母的賞識，這時，長子會覺得自己的愛可能被剝奪了。如果這樣的話，長子就會覺得自己被忽視了，並竭力找證據，認為自己沒錯。為此，長子的行為越來越惡劣，大家對他的斥責越來越嚴厲，這又進一步讓長子認為眾人都在反對他，並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剝奪。於是，他開始偷東西，然而在被發現、受到懲罰後，他可能會覺得眾人更加敵視自己，他也便更加沉淪。如果長期這樣下去，他就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外，假如父母常在孩子麵前抱怨世道艱難、生活辛酸，這也會使孩子對社會的興趣形成障礙。假如父母常在孩子麵前搬弄是非，說親戚的壞話，詆毀別人，對他人表示惡感和偏見，這樣的話，也會對孩子形成災難性的後果。假如這樣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孩子長大後，為什麽會對別人的形象進行扭曲地理解了。事實上，假如父母真的這樣做了，我們也不會奇怪，這些孩子最終還會以相似的方式反抗自己的父母。這是因為，一旦孩子的社會感受阻，那麽孩子就會演變為以自我為中心。
在這個時候，孩子會覺得：“人心叵測，我為什麽要去幫助別人？”事實上，孩子在生活中形成了這樣的心境，會對成長造成很大不便。他會覺得，去奮鬥的話，阻力重重；而去傷害別人，顯然要容易得多。因為在他們看來，生活不過是一場戰爭，那麽在戰爭裏，任何傷害的行為都將不足為怪。
我還可以舉幾個例子，來進一步探討罪犯的形成過程。在一個家庭裏，次子是個問題兒童。然而在我們看來，他並沒有什麽缺陷，而且很健康，也沒有什麽遺傳缺陷。長子在家裏很受寵，次子一心希望趕上哥哥，他的生活好像是在賽跑，他要拚命超越前麵的對手。在生活裏，他對母親非常依賴，希望從母親身上獲得一切；可是在與哥哥的賽跑中，他又屢屢落敗。同時在學校裏，哥哥的成績也非常好，而次子總是成績很不理想。
於是，次子的焦慮感日甚一日。為了追求這種平衡，他總是試圖控製別人。在小的時候，他總是對家裏的女仆頤指氣使，讓這個女仆在屋裏像士兵一樣接受訓練。次子20歲的時候，還經常扮演將軍玩，讓女仆接受他的命令。雖然這樣，他的焦慮並未因此減輕，在參加工作後，一旦遇到困難，就被嚇倒，幾乎沒有做成什麽事。而且隻要生活上遇到困難，他就會從母親那兒拿到錢，盡管他會為此受到譴責。
後來，他突然結婚了，各種問題紛至遝來。事實上，他要比哥哥結婚早。在他看來，自己在婚姻上得以超越哥哥，是自己一個難得的“勝利”。可實際上，他對結婚並未做好準備，所以在婚後總是與妻子吵架。當母親表示不能再資助他時，他便設法到一家商店訂了一批鋼琴，然後在未付款的情況下就把這些鋼琴賣了，企圖空手套白狼。
於是，他被商店控訴，並因此鋃鐺入獄。
從這個次子的遭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童年時，就有了些犯罪的根源。在他成長過程中，哥哥如同一棵參天大樹，遮住了他的光芒。與善良的哥哥相比，這個弟弟覺得自己受到了忽視和冷落。
我還要講的一個例子是關於一個12歲的小女孩的事情。這個女孩從小便被父母寵愛，並野心勃勃。這個女孩在家裏還有個妹妹，她時刻警惕妹妹奪走屬於自己的寵愛，擔心妹妹奪走屬於自己的糖果和零花錢。為此，她在家裏，在學校裏，都與妹妹展開了競爭。
有一天，她從同學的口袋裏偷了錢，在被發現後，受到了懲罰，並被作為問題兒童領到我的麵前。於是，我對這個女孩的情況進行了係統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告訴給了女孩的父母，從而使得她的父母避免了孩子間的這種競爭。實際上，這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
現在，這位女士已經養成了非常誠實的品格，還結了婚，有了孩子。事實上，從20年前的那一件事情後，她再也沒有犯過大錯。
4.罪犯的個性構成。
在影響孩子發展方麵，我們在第一章時就已經敘述了一些影響因素。在此，我需要重申的是，那些在合作精神方麵有特殊困難的兒童，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生理缺陷兒童；第二類，被溺愛的兒童；第三類，被忽視的兒童。
實際上，在過去的研究中，我接觸過很多犯罪事件，也從書上看到過很多犯罪記錄，而且希望從中找到罪犯的個體結構。我認為，采用個體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能了解其中關鍵之所在。所以，我再舉幾個例子，來更好地佐證。
例一，康拉德的案子。他曾經與另一個人合夥謀殺了自己的父親。那麽，康拉德為什麽會這樣做？原來，他從小便一直被父親忽視，他的父親對他很粗暴，甚至對全家人都很殘酷。有一次，實在忍受不了父親的粗暴，少年時的康拉德便還手打了自己的父親。結果，這個父親竟把自己的兒子告上法庭。後來，法官說：“你的父親太凶惡，吵鬧得太囂張了，我實在沒有辦法。”
實際上，這個法官的話為康拉德後來的行凶提供了一個借口，那就是父親過於囂張，不僅家裏人拿他沒有辦法，就連法律也對他無可奈何。後來，父親的行為變本加厲，又往家裏帶來一個女人，還與這個女人姘居，並把兒子趕出家門。
在外流浪期間，康拉德認識了一個短工，這個人嗜愛血性手段。他直接建議康拉德殺死自己的父親。由於考慮到母親的感受，康拉德猶豫了很久，可結果更糟，父親不僅沒有收斂，反而對待他和母親更加凶殘。於是，康拉德最終下定了決心，在短工的幫助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這個成為殺人犯的兒子由於自己在家裏不良的處境，在他的意識裏，甚至難以將社會興趣擴展到自己的父親身上。同時，康拉德還是很依戀自己母親的，所以，他猶豫了很長時間。在遇到嗜殺的短工，並得到他的支持後，他終於確定並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是以暴力手段殺死自己的父親，同時也讓自己走向了不歸的犯罪道路。
例二，瑪格麗特·史萬基格。她還被稱為“有名的下毒女郎”，自幼是個被遺棄的嬰兒，後來身材瘦小，而且呈現畸形。從個體心理學上來看，這種生理缺陷容易使她變得熱衷於虛榮，很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而且會有種討好他人般的禮貌。
盡管這樣，她發現自己雖然希望獲得別人的認可，卻總是遭遇失敗。對此，她絕望至極。她後來曾對三個女人下毒，意在得到她們的丈夫；她還在男人麵前裝出懷孕的樣子，並試圖自殺，希望通過這些行為來控製男人。在她後來的自傳裏（實際上，很多罪犯都有樂於寫自傳的心理），她在無意中證實了個體心理學的觀點，盡管她對這句話的潛在含義並未了解。比如，她說：“我在做壞事時，會想，別人並沒有為我難過過，我為什麽要為別人難過與擔心？”
從她的話裏麵，我們可以看出她的犯罪之心一次次被激起的原因。但我建議她要與別人合作，對別人產生興趣時，她常會幽怨地說：“可是別人對我沒有什麽興趣！”
麵對這種情況時，我便隻得常這樣回答：“凡事總得有人開頭。假如別人不同你合作，那是別人的事情，而不是你的問題。我建議你不妨自己先開個頭，也不要從內心裏擔憂別人不同你合作。”
例三，n.l.。他是家裏的長子，在教養方麵很糟糕，而且有隻腳跛。他在弟弟麵前常扮演父親的角色，這種關係可能被他視為一個優越目標。應該說，這種優越感剛開始是有益的，但若長時間發展下去，甚至變得有些畸形，就很令人擔憂了。
實際上，他後來把自己的母親趕出家門去做乞丐，並咒罵自己的母親：“滾出去，你這個老巫婆！”
對於這個男孩的舉動，我認為很可憐。看得出，他對自己的母親根本不感興趣，假如我們從小就認識他的話，就不難看出這個男孩是如何走向犯罪生涯的。後來長大了，他長時間沒有工作；生活作風混亂，染上了性病，又無錢醫治。
有一天，他在求職失敗後，內心異常焦慮，便在回家的路上殺死了自己的弟弟，從而減少一個花自己微薄收入的人。從他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不願意合作，包括沒有工作，沒有錢，又染上了性病。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有個承受的極限，一旦達到這個極限，就會變得無法超越，甚至做出瘋狂的舉動，諸如犯罪。
例四，有個孩子從小便是孤兒，後來被收養。他的養母對他的溺愛難以置信，於是，他成了被寵壞的孩子，而且後來的發展異常惡劣。他自小便有商業頭腦，喜歡給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不管幹什麽，都希望領先別人。他的養母很欣賞他的這種野心，還鼓勵他去積極實現。
可在實現過程中，這個男孩發現實際狀況並不像自己想得那麽簡單。在碰壁幾次後，為了依舊保住自己雄心勃勃的光環，他成了一個大騙子，不擇手段地詐騙錢財。他的養父母本是一個小貴族的後代，於是，他就裝出貴族的派頭，並大肆揮霍養父母的錢財，到最後，還把年邁的養父母趕出了家門。
正是因為不良的教育和寵愛慣壞了他，使他無法接受正常的勞動。在他的意識裏，把說謊和勝過別人視為自己生命的價值。在家裏，養母把他看得非常重要，這使他覺得自己有權利得到一切，包括揮霍養父母的一切錢財，並把養父母從家裏趕出去。
同時，他從小被給予的嬌慣使他無法勝任正當的勞動，便以詐騙等手段作為謀生方式。種種對生活的錯誤解釋，最終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5.犯罪、瘋子和怯懦。
在這裏，我要糾正人們長期以來的一個看法，那就是“罪犯都是瘋子”。我並不否認，有些罪犯的確患有精神病，但這種由於精神糟糕而犯罪，與普通意義上的犯罪，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實際上，犯罪源於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甚至以錯誤的方式對待他們，最終使得他們以更加錯誤的方式對待別人以及社會。
另外，我們還要排除“罪犯都智力低下”的觀點。的確，有不少罪犯不過是一些人精心策劃出的犯罪的工具而已，這些人通常頭腦簡單，易於被別人利用。那些策劃犯罪的人常會為這些人勾畫出一幅誘人的圖畫，以激起他們的貪心和野心，策劃者卻躲在幕後，然後讓這些犧牲品去犯罪，並承擔受罰的風險。
我們平時看到一些年輕人受到年老而經驗豐富的罪犯的蠱惑，走上犯罪道路，顯然就屬於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裏，一般情況下，孩子們最容易受到誘惑而犯罪。
我要強調的是，所有罪犯實際上都是懦夫。他們之所以去犯罪，是因為他們在逃避問題，他們總認為自己不夠優秀，唯有做出反常的行為，仿佛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其實，我們從這些罪犯的生活與犯罪方式就可以看出這個特點。比如說，他們喜歡躲在黑暗或沒人的地方恐嚇受害者，而且要在受害者自衛前就得亮出武器，才能樹立起自己侵犯他人的信心。假若光線變亮，或者受害者奮起反擊，這些罪犯要麽逃之夭夭，要麽魚死網破。即使偶爾得手，他們也會蜷縮在沒人的、黑暗的角落，內心不由得抽搐而發抖，甚至做些噩夢。
一般情況下，走上犯罪道路，罪犯總認為是自己勇敢的表現。其實，我們一定不能也這樣想。罪犯隻是虛構起一種個人優越感，在這種幻覺裏，他們覺得自己是英雄，包括可以拿起武器威脅別人的生命。實際上，這隻是他們一種錯誤的生活觀，甚至說是缺乏常識。假如罪犯知道我們這樣看待他們，知道他們內心裏實則是個懦夫，隻有依靠體力上的原始優勢，或者在手裏拿把刀或拿把槍才可以給自己的劣行壯膽，他們想必會大吃一驚。
假如這些罪犯有時僥幸躲過了警察的緝捕，甚至會極大地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並認為：“我這麽聰明，他們永遠也捉不到我！”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假如一個罪犯犯了一次罪而沒有被發現，將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為這會進一步激發他們在犯罪生涯走得更遠的興趣。當然，也有些罪犯在犯罪中會被發現，假如他們對生活解釋的方式仍未改變，他們會想：“這次不夠謹慎，被發現了，我下次一定會做得更好！”
如果這個罪犯在後來的犯罪中真的漏網，可能會讓他覺得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還會受到同夥的尊重和欣賞。可見，怎樣才能真正改變罪犯的這種心理，對於消除犯罪現象會很重要。
實際上，這種努力，我們可以在家庭、在學校、在拘留所裏進行。至於如何開展，我會在後麵詳細地談到，包括最佳的切入點。
一些犯罪類型
通常情況下，罪犯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相信世界上有友誼，但從未體驗過，他們覺得別人對自己抱有惡意，而且自己不被欣賞，還受到別人的排擠；另一類人是被寵壞的兒童，我們從不少囚徒的口錄中聽到這樣的話：“我走上犯罪道路，是因為我的媽媽太溺愛我了。”
無論屬於哪種類型，我們可以總結出：罪犯總是因為沒有受到好的教養，沒有學會達到適當的合作程度。正是由於合作精神的缺乏，才最終導致了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
應該說，沒有哪個父母希望孩子成為罪犯。他們都在不遺餘力地希望將孩子培養為社會的好公民。但令父母苦惱的是，不知道該采取怎樣的方式。假如父母在教育孩子時，盛氣淩人，不能正確地對待孩子，那麽父母的這種希望就難以落實。如果父母單純地寵愛孩子，生活中圍著孩子的喜好打轉，就會讓孩子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無須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別人的讚揚。如果這樣的話，這些孩子就會漸漸喪失拚搏努力的精神，而且一旦發現事情不如自己的意，就會歸咎於別的事情或別的人，難以從自身找原因。
我接下來舉幾個例子。其中第一個便是來自謝爾登和埃莉諾·t. 格盧克合著的《500個人的犯罪生涯》中的“熱血約翰”的案子。在這個案子裏，那個犯罪的男孩解釋了自己犯罪的起因。
“我從未想到自己會這麽吐露心聲的。實際上，在我十五六歲前，和其他男孩差不多，也喜歡運動，而且會從圖書館借書，時間安排得合理。可後來，父親讓我輟學了，他要讓我去工作掙錢。然而，他們卻拿走了我全部的薪水，每周隻給我留下5毛錢。”這個男孩控訴著。
假如我再問他與父母的關係如何，就會發現，他真正體驗到的東西，則是對他父母缺乏合作精神的印證。
“我工作一年後，開始同一個愛玩的女孩交往。”這個男孩繼續說。
誠然，在一個罪犯的生涯中，我們常會發現這一點，比如說，他們會喜歡上一個喜歡玩樂的女孩。這是因為，他們糟糕的經曆使他們很希望與一個追求快樂的人在一起。可現實中不妙的是，這個男孩一周隻有5毛錢，這使得他和那個女孩的感情缺乏經濟基礎。
“說實話，即使在小鎮上，一周5毛錢也根本不足以帶著女孩去玩。可是我爸爸再也不想給我錢了，這讓我很氣憤，心裏就常想著怎麽可以多弄點錢。”看來，促使這個男孩後來走上犯罪道路的是因為經濟問題。
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會根據常識引導自己，比如說可以四處多找些兼職工作，從而多賺些錢。但這個男孩卻想輕輕鬆鬆地多賺些錢。確實，他有個女朋友，隻想讓自己和女朋友共同快樂。
“有一天，我碰見了一個男人，並和他漸漸混熟了。”很多罪犯在走上犯罪道路時，總會與一些人的引誘有一定關係。對於一個心理正常的人來說，或許可以經受住誘惑，但對於一個曾經長時間在這方麵動過心思的人來說，情況就會不同了。
“他是個聰明的小偷，很能幹，每次和他出去一塊兒幹，都能得手，還可以安全地溜走。他很仗義，會與你分錢，並且不會陷害你。於是，我就長期幹這行了。”是的，當一個人剛開始犯罪的時候，假如很順利，這會激發他繼續犯罪的心理。
另外，我們還知道他的父親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的父親還是一家工廠的管理者。雖然他的家庭不是特別富有，但收支平衡還是沒有問題的。在他走上犯罪道路前，家裏還有兩個孩子，並且他的家人過去從未犯過罪。這個男孩承認，在15歲的時候，就與異性發生了關係。那時候，很可能會有人說他好色。
其實，這本來無可厚非，因為每個人都可能好色。實際上，他采取這樣的方式，是在謀求別人的欣賞，比如說，他要成為征服異性的英雄，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優越感。另外，他希望在外表上有所突出，以吸引女孩的注意；此外，他還通過盜竊往女孩身上大把地花錢，以贏得女孩的芳心。
他時常戴著寬邊帽，手上纏著紅絲巾，腰上插著一把左輪手槍，而且給自己取了個外號“西部歹徒”。他內心非常虛榮，希望別人把他當英雄看待。然而16歲時，他與一個同夥闖入一戶人家行竊被當場抓住。
他對所指控的罪行一概供認不諱，甚至不忘插上一句：“我做過的事比你們說的多得多！”而且，從他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別人的財產權幾乎不在意。
“我並不認為生命值得尊重。對很多人的生命來說，我隻有最強烈的鄙視。”他的話反映出，他對生活非常悲觀，而且認為生命不過是個累贅。
“在我的經曆中，我學會了不能相信別人。曾經聽人們說，小偷之間不會彼此欺騙。實際上並非如此，我曾經對一個家夥很好，結果他卻暗算了我。實際上，如果我有了足夠的錢，我也會選擇誠實做人。但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錢，所以，我也不能變得誠實。”他的這句話在暗示：“需要對我犯罪生涯負責的，應該是壓抑。我的欲望被壓抑了這麽久，結果才被壓抑成罪犯。”當然，他的這個認識還是很有問題的。
“我進行犯罪，都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會因為犯罪而犯罪。當然，我有時也會到達某個地方時，一時興起，進行偷竊，得手後，再迅速離開。”對此，他認為自己是個聰明的英雄，不會覺得自己這樣做是一種懦弱的表現。
“有次我被逮住了。當時，我為了去看女朋友，就把價值四五千美元的珠寶換成夠她花的錢，結果因為贓物被認出來，就被逮住了。”是的，我們發現不少罪犯都是因為去看望自己的異性朋友而被抓住。
“他們要送我到監獄裏，還說監獄裏有學校。我也確實想去裏麵學習，但這並不是為了洗心革麵，而是要讓自己對社會更危險。”從他的這句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人類已經極端厭惡，並以給人類社會帶來危害為自己的追求。他還說：“我要有個兒子，就非絞死他不可。你可以想想，我會犯這種罪，把一個孩子生到如此可惡的世界上嗎？”
對於一個已經仇視社會到這種程度的人來說，我們應該怎樣改造他們呢？除了讓他們看到合作的重要性，令他們認識到生命的價值外，別無他法。如果要讓治療見效，我們就要回到他童年的記憶裏，從中找出深層次的原因，才足以說服他。
我想，在他童年的時候，肯定是發生了什麽事情，才使他如此痛恨人類。如果讓我猜的話，他應該是家裏的長子，剛開始很受寵，後來有了弟弟妹妹，他便沒有以前那樣受寵了。對他來說，好像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事實上，很多人在小的時候，有這種遭遇，長大後，就妨礙了他們的合作精神。
約翰還提到自己被送到一家少年感化院，並在那兒受到了虐待。在離開這個感化院後，他對社會充滿了仇視。我在這裏必須要補充一句的是，犯人在監獄裏受到粗暴的對待很可能被視為一種挑戰，一種彼此力量的考驗。這會讓犯人覺得：“正因為自己還不夠強大，才會被他們欺負！”
如果這樣的話，犯人會把聽到的“不要再犯罪了”視為對自己生存能力的挑戰。因為他們認為，隻有去傷害別人，看到別人的痛苦，然後自己猙獰地笑著，才能證明自己是個英雄。是的，假如一個人認為整個世界都在與他作戰，那麽，還有什麽能比接受挑戰、堅持打下去這場“戰爭”更能“激勵”他呢？
所以，我們在對罪犯進行教育時，不應該用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去壓製他，讓他覺得不是人道戰勝了自己，而是力量戰勝了自己。如果這樣的話，就不能將一個罪犯真正地改造為一個良好的公民。同樣，我們在對問題兒童的教育中也要注意這點。
假如我們對問題兒童采取一種粗暴的方式來壓製他們，這無異於對他們進行一種挑戰，這將是我們最大的錯誤之一。如果真是這樣，這些孩子的心裏就會怒吼著：“看看到底誰強，看誰能撐得最久！”實際上，這些小孩的心理已經與罪犯沒有很大區別，隻是希望自己更加強壯、更加聰明，從而使得自己能夠更從容地傷害別人，更從容地安全撤離。
所以，如果在監獄和拘留所裏，管理人員常對犯人進行這樣的挑戰，這無疑是一種極為有害的舉動。
我們不妨再來看一個案子。這個人因犯了謀殺罪而被判處死刑，他曾經殘忍地殺害了兩個人。後來，他在訴狀裏寫了自己的意圖。從這裏麵，我們了解了罪犯心理對犯罪所進行的策劃，而且還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人不經過策劃便去犯罪。當然，我們這裏說的犯罪，主要指有主觀錯誤的犯罪。
在罪犯的這些犯罪策劃裏，他會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一個合理解釋，然後激勵自己去完成犯罪活動。從這個情況裏，我們再次可以看到：即便是犯人，他們也會盡量讓自己的行為與對社會的認識協調一致。隻是，罪犯在犯罪時，必須扼殺自己的社會感，衝破社會興趣這層障礙。
同樣，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裏也可以看到，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反複考慮要不要去殺人。他一直用這樣的問題來考問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侖，還是一個小虱子？”
實際上，罪犯總是自我逃避、自我欺騙，並用這些幻想來麻痹自己、激勵自己。應該說，每個犯人都會知道自己的行為方式不是有益的生活，他們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麽樣子。隻是，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過上這種有益的生活，當一想到自己要過正常人的生活時，他們不免露出膽怯之情。此外，要過上有益的生活，需要學會合作，可他們顯然在這方麵的訓練還不夠。於是，他們認為，隻有通過犯罪，才能讓自己以特有的方式，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們接下來再引述一個殺人犯在日記裏寫的話，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心理：“我的家人和我脫離了關係，我被很多人唾棄，還受到很多人鄙視。這些痛苦幾乎把我壓垮了，我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忍受，而且不甘心處於這種被人遺棄的境地。可是，我一無所有，而且時常挨餓。我想，我必須衝破這層層阻礙，而且沒有人能夠阻擋得了我！”
“曾有人預言，我會死於絞刑架上。可是我想，這種快要餓死的生活與被絞死又有什麽不同呢？”顯然，從這個殺人犯的日記裏，已經可以看出，由於他作為人被忽視，遭受虐待，便認為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幾乎都不值得自己憐憫。
在另外一個案子裏，一個小孩的母親則預言說：“我肯定，總有一天，這個孩子會勒死我！”然而不妙的是，在這個孩子長到17歲時，他勒死了自己的姨媽，他媽媽的預言竟然起到了驚人的結果。這個少年犯在日記裏接著說：“我根本不擔心會有什麽結果，因為我知道，我反正得死。在生活裏，我什麽都不是，沒有人敢同我交往，我喜歡的女孩子也躲避著我。”
他曾經喜歡上一個女孩子，並想吸引她。可是，他既沒有華麗的衣服，也沒有錢，在這個女孩麵前，他總是自慚形穢。為此，他不由得經常自我欺騙，比如說，把這個女孩視為一件財產，這也是他對愛情和婚姻的理解。
“既然我生不如死，那麽，我要麽得到拯救，要麽就走向滅亡。”這個男孩對人生進行了極端的解釋，這就好比一個小孩子的心理，要麽得到一切，要麽毀滅，誰也別想得到。
“於是，我把時間選定在星期四，並等待時機，隻要時機一到，不論遇到的是誰，我就會痛下殺手。”在他的內心裏，這樣做仿佛是一個英雄。
終於，在那天，他手持一把刀，突襲了一個路過的男子，並殘忍地用刀刺入那個男子的胸膛。在提到自己當時的感受時，他寫道：“就像牧羊人驅趕羊群一樣，內心壓抑的痛苦可以驅使一個人做出一切暴行。或許我這樣做後，就沒有做個正常人的機會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因為更可怕的饑餓會讓我做任何事情，再加上我的身體患著疾病，家裏又不給我錢治療，我隻有通過傷害別人，才能找回自尊。後來，當那些人在法庭上審判我時，我並不覺得緊張。因為一個人若犯了罪，為此補償是應該的，但這總比活著受罪好。假如我饑餓而死，或病死，幾乎沒有人能夠注意到我。而現在，人們成群結隊來看怎麽處決我，我才發現，原來我還有這麽大的能量和影響力！”
然而實際上，他終究不是想象裏的那種“英雄”人物。他接著說：“雖然我沒有刺中他的心髒，但我還是犯了謀殺罪。我相信這次要被絞死，但遺憾的是，那個人穿的衣服那麽精美，我一輩子都沒有穿過這麽精美的衣服。”於是，他不再說自己的饑餓與疾病，轉而說到了服裝。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麽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又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著。
的確如此，很多罪犯在犯罪時，總會有一番心理掙紮。比如說，有些罪犯在實施犯罪前，總會喝些酒為麻痹自己的思想，其實，他們這是在內心裏經受劇烈的掙紮，努力衝破內心深處那堵社會興趣的牆。當一個人衝破了內心這層障礙後，他的犯罪動機就會逐漸轉為現實行動。
合作的重要性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罪犯都期望通過自己特有的方式，來獲得一種優越感。在這方麵，我們發現，在罪犯的目標中，對於私人的意義總會超越別人。而且，他所努力追求的結果總是對別人有害。為此，他不喜歡合作，而且認為社會上有的人甚至多餘；正因為這樣，他才會認為傷害別人並沒有什麽不妥。由此可見，我們要真正了解一個罪犯，關鍵在於了解他在合作上失敗的程度與性質。
具體來說，罪犯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合作精神上喪失的程度。比如說，有些人隻犯小罪，而且絕不跨越某一鴻溝，這就好比一些罪犯隻盜竊、不搶劫，或者隻搶財、不害命；還有些人則偏向於犯大罪。有些人是罪犯的頭，策劃組織犯罪；還有些人是裏麵的小嘍囉等。所以，要想了解究竟是什麽原因，會讓罪犯的犯罪生涯有這些不同，我們還要審視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個人在四五歲的時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點便已形成。我們可以斷定：此後，若要再改變他，會很難。所以，我們隻有認識到這個人在性格形成期間所犯的錯誤，才能從根源予以糾正。隻有這樣，我們才會知道，為什麽有的罪犯雖然多次受罰，可還屢屢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實際上，並非經濟困窘就會導致犯罪。誠然，經濟困難時，人們的犯罪率會增加，有統計數據顯示，在某些時候，犯罪率與小麥價格的增長成正比。這隻是一種宏觀形勢的推測，並不能直接說經濟形勢不妙就一定導致犯罪。我們倒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形勢不佳，人們的合作能力會受到一定限製，也就是說，一旦達到這個限度，人們就無法再在合作中產生更多供自己消費的價值。於是，有些人喪失了合作的機會，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人們在處於順境時，一般不會犯罪；可一旦出現猝不及防的問題，他們便可能去犯罪。在這裏麵，他們的生活方式，處理問題的出發點，才是影響他們采取行動的關鍵。
個體心理學通過對大量案例的調查和研究，終於弄清楚了裏麵的關係：罪犯已經對他人不再有興趣。他們隻能在一定程度上與人們合作，一旦超過這個程度，使他們感到了合作的壓力，他們就可能犯罪。假如我們考慮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就會發現，除了社會問題，沒有什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所以說，罪犯選擇犯罪行為，常是因為麵對一些社會問題壓力下的產物。
我們早在前麵的第一章就提到，個體心理學把我們的生活問題分為三大類。首先，是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問題，即友誼問題。有時候，罪犯也有朋友，但僅限於他們的同類，比如說他們會成群結隊，甚至彼此忠誠，絕不互相“出賣”。但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限製了自己的社交圈。因為他們無法和普通人交朋友，無法融入普通的社會圈子。當身處社會中時，他們感覺自己對這個社會很陌生。
其次，是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即職業生涯。很多犯人在回憶起自己曾經的正當工作經曆時，總會抱怨：“你不知道那裏的工作有多麽糟糕！”在他們看來，工作很不稱心，更不希望與別人一起在崗位上辛勤奮鬥。對他們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著要對別人感興趣，為別人的幸福而承擔風險，而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於是，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實際上，大部分罪犯都沒有為接受正常工作而準備好，甚至未接受過相應的職業訓練，難以勝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們回顧他們的學校生活，就會發現他們在學校裏麵臨一些障礙，失去了學習興趣，不願同別人合作。這樣的話，走出學校，他們發現自己在正常的工作裏，竟然無法與別人合作。如果我們希望這樣的人離開學校後，能在社會上做份正當的工作，無異於讓一個沒有學過地理的人去參加一場地理考試，還要求他考個好成績一樣。實際上，假如這樣的話，他們要麽交廢卷，要麽交白卷。
再次，就是關於愛情和婚姻的問題。誠然，甜蜜的愛情需要彼此共同經營與合作。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半數以上罪犯在入獄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這意味著，他們僅想輕鬆地解決愛情問題，把愛情對象視為一種財產。他們甚至認為愛情可以花錢買到，對他們來說，性生活就是對愛情的占有，這不過是占有別人的方式，而非確立終身關係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也就難怪聽到犯人這樣說：“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著還有什麽意思？”
假如一個人在所有生活問題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麽對他的健康成長而言，顯然是個大問題。實際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合作。一般情況下，我們合作能力的程度強弱，會從我們的日常言行中看出來。如果我們留意的話，就可以發現，罪犯的言行舉止總是異於常人。他們總會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語言，仿佛他們的智力在發展上受到了某種阻礙。
通常情況下，我們賦予語言一種共性，從而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流。而罪犯卻顯然不是這樣，他們有自己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推理。他們的這種風格可以從他們對世界的解釋中看出來。實際上，他們並不愚笨，智力上也不遲鈍。假如我們認同他們追求的優越感目標，就可以看出來，他們采取的方式原來是“至情至理”。
比如，我們還聽到一些犯人說：“我看到他穿著一條好看的褲子，可我卻沒有，於是我就幹掉了他，得到了那條好看的褲子。”假如我們認同他們的這種欲望是合理的，而且不需要自己以某種有益的方式來爭取就可以得到，那麽，他的這種行為看起來就仿佛是合理的。當然，基於這樣的欲望而采取的行為，顯然不是正當的常識。
我最近還看到一個發生在匈牙利的案件，也就是有一群婦人被控訴通過投毒犯了不少謀殺罪。其中一個婦人說：“我兒子患病，不能工作，害得全家人都得照顧他，為此拖得全家很疲憊，我隻好毒死他，對他來說是個解脫，對全家來說，也可以獲得安寧。”事實上，當一個人在這種情況麵前，已經拒絕合作了，那麽，她還能做什麽呢？
假如從這個婦人的角度來看，她的行為仿佛是合理的。實際上，這是她以及相似的罪犯對生活的一種誤讀，從而做出了錯誤的行為。
早期合作的影響
我們知道了，犯罪的根源在於合作精神的缺失。那麽，我們接下來看在哪些具體的情境下，合作歸於失敗。
1.家庭環境的影響。
不可否認，孩子在合作上的失敗，很大原因要歸咎於父母。或許是母親缺乏經驗，拒絕孩子與自己合作；也可能母親表現得仿佛自己不會犯錯，也拒絕別人的幫助；還有可能她本身不會與別人合作，使得孩子也不會與別人合作。
我們在那些關係緊張，或破裂的家庭裏，常會看到孩子的這種合作精神並未得到充分發展。實際上，孩子與母親的聯係是第一次同別人獲得聯係，可母親卻不願把孩子的社會興趣擴展到孩子的父親、其他孩子與其他人身上。這樣的話，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早期就受到阻遏。
還有一種情況是，孩子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家裏的中心人物；可在自己三四歲的時候，家裏又來了一個孩子，於是，他不再是家裏的中心。這可能是孩子在成長中的第一次挫敗，他有種被篡位的沮喪。為了顯示自己曾經是中心，同時表達自己對處境改變的不滿，他開始拒絕與母親合作，也拒絕與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甚至可能會趁父母不注意的時候，欺負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們在追溯一個犯人的早期經曆時，就會發現，在他生命的早期，這些毛病就已經出現了，在長大後，隨著力量的增強，對別人的危害也就越大。在這裏，對孩子起作用的不是環境本身，而是孩子對這種環境的解釋違背了常識，父母又未能及時糾正，才最終導致孩子日後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家裏的幾個孩子中，有一個非常聰明，在孩子們中有種“鶴立雞群”，這對別的孩子來說，可能是個麻煩事。因為那些優秀的孩子通常會得到人們最多的關注，別的孩子則感覺氣餒，有種挫敗感。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會感覺自己黯然失色，如果去競爭，又沒有取勝的信心，最後便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於是，在這些孩子裏，我們發現，他們中以後可能出現罪犯、精神症患者以及自殺者。
實際上，那些缺乏合作精神的兒童在踏入學校的第一天，我們就可以從其言行舉止中判斷出來。比如說，他不喜歡教室，上課難以集中注意力，也不喜歡聽老師講課。對這些孩子來說，學校生活可謂是他們重拾信心的又一次寶貴機會，假如老師不能了解他、理解他，這個孩子可能會再次有種挫折感。
誠然，他沒有得到鼓勵，也沒有再次學會合作，相反，在學校裏受到的打擊變本加厲，這樣的話，也難怪他們對功課日益失去興趣。假如一個人的勇氣和信心屢次受到打擊，他就不可能對校園產生興趣。事實上，我們發現，不少罪犯在13歲左右時，被分到學校裏的慢班，還常被別人視為智力低下。漸漸地，他們對生活失去了興趣，對別人也失去了興趣。
相反，他的興趣日益集中於生活中無用的一麵，並從做些對社會和他人無益的事情中收獲樂趣。如果他長期這樣下去的話，他們的生活會更加糟糕。
2.貧困因素。
實際上，貧窮也會使人對生活產生一係列誤讀。比如說，一些出身貧寒的小孩可能會在家庭外受到別人的歧視。他的家庭經濟不樂觀，這使他很小的時候，就不得不去工作掙錢，以貼補家用。
假如有一天，他們遇到了一些有錢人，並發現他們過著愜意的生活，可以隨心所欲地買東西，那麽，這些孩子可能會想：自己也能像這些人一樣該多好啊！
一般情況下，在大都市裏，貧富懸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罪犯數量為什麽會比較多了。當然，如果孩子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正確解讀，就不會生出忌妒之心，反而會激勵自己更加前進；如果這些孩子對這種環境進行了誤讀，並幻想通過不勞而獲的方式獲取財富，顯然是件很危險的事情。
3.生理缺陷。
很多時候，人們的自卑感會集中於生理缺陷上。本來，我曾以為這為神經學與心理學找到了根據，可後來發現這個觀點需要進一步修正。在這本書裏，當我剛寫到生理缺陷與相應的心理補償時，就發現了生理缺陷並沒有我之前認為的那麽簡單。
實際上，一個人的自卑感並不是單純地來自生理缺陷，應該歸咎於他周圍環境對這種缺陷的教育方式。實際上，假如一個有生理缺陷的孩子被正確對待，那麽這個孩子不會因此在心靈蒙上一層陰影，更不會內心裏惴惴不安，也不會對他人和社會失去興趣。如果沒有人幫助小孩糾正這一點，或者周圍的環境更以此取笑他，隻會使他更加敵視他人與社會，並變得更加以自我為中心。這對孩子的發展顯然也非常不利。
4.社會缺陷。
我們發現，在罪犯裏麵，孤兒占了很大比例。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我們這個社會應該負有一定責任，因為我們忽視了那些孤兒的教育問題，沒有培養他們一種合作精神。此外，罪犯裏麵，還有不少是私生子，他們無法獲得正常孩子那樣的對待，自幼在感情上缺失，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社會興趣的發展。
一些被遺棄的孩子在長大後，去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尤其是當他們覺得沒有人需要自己，並巴不得拋棄自己時。同時，我在罪犯裏還常會發現不少相貌醜陋的人，而且這種情況常被一些人證明遺傳在犯罪裏的作用。也許這個說法有一些道理，我們不妨想一想，假如孩子從小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相貌不佳，而被人們取笑，這些幼小的心靈會怎麽想！
可見，孩童時期，若受到一定社會傷害，就會讓這些孩子產生一些反抗社會、敵視社會的傾向，這種情感甚至影響孩子的一生。當然，我們在罪犯裏麵也常會發現相貌很好的人。這樣的話，就再次顯露出用遺傳因素解釋犯罪是不可取的。
事實上，這些相貌俊好的罪犯有不少是被寵壞的孩子。由於長時間在社會興趣上的缺失，使得他們逐漸以自我為中心，難以考慮到別人的感受。
犯罪問題的解決之道
我們最後要解決的問題是，應該怎樣幫助罪犯過上正常的生活，以及如何預防犯罪？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在前麵已經總結了出來，那就是培養他們的合作意識，隻有這樣，才能使他們對社會產生興趣。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我們可以想見，假如我們不能使罪犯對人類的福利產生興趣，假如我們不能使罪犯對別人產生興趣，假如我們不能教會他們怎樣與別人合作，不能教會他們通過走正道、與別人合作，來達成自己期望的目標，那麽我們的一切努力都將白費。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應該怎樣治療犯罪問題了，那就是：我們必須教會他們怎樣與人合作。如果不能這樣，而隻是單純地去監獄看看他們，那是不會起到什麽效果的。很多事實可以證明，家人到監獄裏看了這些罪犯後，由於未能幫助他們怎樣提高合作能力，於是，這些罪犯出獄後，可能還會再度入獄。
基於此，我認為，在沒有教會罪犯必要的合作能力以前，僅因為刑滿就釋放，那麽他們再度進入社會後，隻會給社會增加更大的危害。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正常的社會生活做好準備，我們又能怎樣幫助他們呢？其結果，隻能讓他們重操舊業，重走犯罪道路。
實際上，想辦法提升罪犯的合作能力，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在對待他們時，我們不可以簡單、粗暴地對待他們，也不能奢望空洞地說教就可以使他們痛改前非。因為他們的犯罪生活方式形成很長時間，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好改變。如果要真正地改變他們，我們隻有找到其思維方式的根源才行。
比如說，我們要找到他從什麽時候開始失敗，從什麽事情上失敗，並找出這些失敗的情景。我們要知道的是，人們的主要個性特征早在四五歲時便已形成。所以，我們要糾正他們的犯罪思維，就要幫助他們理解那些早期錯誤的含義，找到其最初生活觀的痕跡。隻有這樣，才能讓他們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生命。
1.無效的體罰。
我要再次說明的是，體罰對罪犯是無效的。這種做法隻能加重罪犯對這個社會的敵意，即使他一度表現馴服，也不過是在強權下保全自己的反應罷了一旦時機成熟，他仍會興風作浪。這種情況，或許在罪犯上學的時候，就出現過，比如說，他由於沒有學過合作，因此表現很差，或在班裏表現糟糕，結果受到斥責和懲罰。
假如這樣的話，我們還能鼓勵他再去與別人合作嗎？他隻會更加敵視這個環境，並更加討厭這個學校。同樣，我們不妨試想，假如我們自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還會喜歡這個環境嗎？
事實上，如果這樣的話，這個孩子隻會對正常的生活失去信心，包括對老師和同學失去興趣，開始熱衷於逃學，並躲到學校和家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他會欣喜地發現，原來還有這麽多與自己境況相似的孩子，可謂“誌同道合”。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互相理解，互相欣賞，而且其樂融融，最後也走上了同樣的犯罪道路。
在他們這個社會圈裏，以如何反社會為榮，因為他們覺得，正常的社會生活，讓他們難以受到關注，甚至會受到社會的白眼與冷遇。於是，他們把社會視為公敵。而且尤其讓他們欣慰的是，這個圈子裏的人都很欣賞自己，在他們看來，在這個圈子裏生活，比過正常的社會生活舒服多了。
也就是這樣，成千上萬的孩子加入罪犯的隊伍，我們的社會才堪憂起來。所以，我們從小對待孩子的方式，包括家庭與學校，是多麽的重要！
出現這樣的情況，隻能是家庭教育和學校的失敗，也是社會的悲劇，因為我們竟然不能夠使孩子們作為一個正常人那樣生活於社會，反倒將他們逼到罪犯這一社會公敵的行列。如果我們能夠將學校組織起來，讓每個孩子都能在學校裏獲得信心和鼓舞，顯然這種悲劇便可以阻止。
總而言之，罪犯會把社會對自己的懲罰，作為社會與自己作對的一個標誌。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原因來解釋體罰的毫無效果。比如說，很多罪犯並不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他們在生命的某些關鍵時刻，甚至差點選擇自殺。可見，所謂體罰，甚至死刑，根本嚇不到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醉心於一種戰勝警察的快感，以至於在肉體上已經麻木。假如罪犯在監獄裏被獄警虐待，那麽就會更加激起他們的反抗之心。
所以，我們不難看到，在罪犯的內心裏，他們與社會的接觸好比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社會對他們的挑戰程度越劇烈，他們在精神上就越堅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懲罰罪犯的電椅都可以視為一種挑戰。
如果這樣的話，隻會令罪犯認為采取更加聰明的行為是多麽的重要。或許在他們被處以電椅懲罰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想：“要是我當初不是有眼無珠，就不會受這樣的虐待了！”我們可以看到，罪犯在體罰麵前產生這樣的心理，那麽他們日後出獄了，隻會更加仇視社會對自己的粗暴行為，並叮囑自己再次犯罪時要更加聰明。於是，體罰罪犯後，並未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可能出現更加狡猾的罪犯。
2.從小培養孩子的合作精神。
由於每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每個人在孩童的成長時期，都會在某個時候莫名其妙地感到氣餒，比如，會認為自己不如別人，認為自己毫無用處。基於此，對於罪犯，我們更應該知道他為什麽會選擇錯誤的方式，這裏麵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罪犯明白自己的處境，還要讓他知道為什麽做了錯誤的決定，進而讓他對生活產生勇氣，對別人產生興趣，重視與別人合作，隻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真正麵對生活。假如我們在一個人的孩童時期，就讓他明白這一點，顯然對於他養成正確的生活方式會大有裨益。如果真能夠這樣的話，孩子也就不會再選擇犯罪。
正因為這樣，在對所有案例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罪犯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童年生活方式的影響，而且可以看到他們的個性裏缺乏一種合作氣質。
實際上，這種合作精神並非天生就有的，需要後天學習才能具備。對每個人來說，合作精神隻有通過培訓與學習，才可以具備。無數的犯罪案例證明，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因為他們在合作精神上的缺失。
至此，我們應該已經知道了解決犯罪問題的答案。其實，我們數千年來，一直在努力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並嚐試過所有的方法，可最後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直到個體心理學產生後，我們才真正知道了自己應該怎麽做，那就是：教會罪犯合作。
經過長期的探索與研究，應該說，個體心理學已經告訴了我們應該怎樣改造每一個罪犯。話雖如此，但要真正將一個罪犯改造成功，並非一件易事。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裏，很多人在經曆合作方麵的挫折後，他們的合作精神也就逐漸消失殆盡了。
正因為此，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在艱難的世道，犯罪量便會急劇攀升，這是因為人們無法獲得一定工作機會，也隨之失去了很多合作的機會；一旦他們長時間麵臨合作缺位，久而久之，就會對正常的合作心生抵觸。而這也往往是從宏觀角度看待犯罪問題時的一個重要原因。
3.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
可以說，在改造罪犯方麵，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我們不能成功改造每一個罪犯，但我們也一定可以為他們做些事情。比如說，對於一些曾經失業或者技能不足的罪犯，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獲得一份正當的工作。其實，這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做的唯一途徑。隻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保證這部分人僅留下的一些合作能力不至於喪失。
實際上，假如我們做到了這一點，罪犯數量便可以大大減少。絕大部分罪犯是因為正常的工作受阻，才導致最後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我們的整個社會要為改進經濟條件，以及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努力。
此外，我們還應該讓孩子為以後的職業接受必要的訓練，這樣的話，他們在進入社會後，才不至於手足無措而恐慌，也可以使他們在職業選擇上更加從容。當然，我們在對罪犯進行改造時，這些訓練也可以在獄中進行，從而使他們離開監獄後，便可以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比如，我們還可以組織犯人關於社會問題進行一場討論，這樣的話，可以通過這些犯人在世界觀上的碰撞，使得他們對這個世界有更為全麵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要教會他們不要限製自己，也不要限製自己對別人的興趣。我相信，通過這些矯正性的行為，我們在糾正罪犯的過程中，必然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
還有，我們應當避免一些容易讓人產生貧富懸殊的感覺。假如貧富分化極其明顯，顯然會激怒一些處境窘迫的人，並引起他們的忌妒。所以，我們必須消除誇耀之風。實際上，一個經濟上再優越的人，也沒有必要炫耀自己的財產；否則的話，隻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麻煩。
此外，在對那些智力遲鈍或是問題兒童的診療中，我們可以知道，假如僅是挑戰他們，刺激他們的自尊，那麽對他們的診療必然會毫無結果。實際上，這些發展上出現問題的兒童，正是長時間因為環境在不斷地挑戰自己，才會讓自己生出一種消極態度。其實，罪犯也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警察、法官以及我們製定出來的法律在挑戰罪犯，可結果並沒有因此而消滅犯罪現象。由此可以看出，單純地挑戰罪犯，並不足以消滅犯罪現象；當然，如果我們一味地縱容罪犯，也不會根除犯罪現象。所以，單純的高壓或者懷柔政策都不能成功地改造一個罪犯，隻有讓這個罪犯真正意義上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才能讓這個罪犯改變。
通常來說，罪犯的心理本來已經受過某種程度的傷害，假如我們對他們鄙視、敵意，不能對他們施以人道的話，其結果隻能把他們往相反的方向推。從這個意義上說，死刑並不能嚇到罪犯，隻會讓罪犯在被行刑的時候，想起自己被捕時的致命錯誤，這種想法會激勵別的罪犯必須變得更加聰明。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讓很多罪犯看著另一些犯人被執行死刑，可那些作為看客的罪犯一旦獲釋，還會有很多人選擇繼續犯罪。
同時，如果我們提高破案率，或許也會有用。實際上，據我所知，至少40%的罪犯得以逃脫。可見，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矯正犯罪，將會使我們麵對犯罪問題時更加棘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無論是在獄中，還是在獄後，我們都不應當侮辱或挑戰罪犯。而且，如果必要的話，我們甚至可以增加監獄看守員的數量，這樣的話，顯然對改進罪犯的教育會有幫助。當然，這裏的重點是，一定要增強罪犯的合作精神。
4.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如果我上麵的建議能夠得到人們的采納，我想一定會使我們在矯正犯罪方麵獲得成功。所以，在孩子小的時候，想辦法提升他們的合作度，發展他們對別人的興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這樣的話，我相信，罪犯數量一定會急劇減少，社會也會更加和諧。
實際上，大部分罪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了犯罪生活，而且他們的犯罪活動通常是在青春期就開始了。人們在15～28歲之間，犯罪率最高；我們要知道，一旦孩子接受了正確的教育，得以健康成長，他們的家庭也會受到好的影響。比如說，在家裏，父母可以得到一個好的幫手；在學校裏，老師可以麵對懂事的學生；在社會上，人們之間的關係會更加融洽。
那麽，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讓孩子從小便獲得好的發展，從而使孩子更好地應付後麵的生活。孩子的成長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必須要綜合考慮，絕不是說把孩子都抓起來教訓，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們還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那就是充分利用教師的作用。正如我們在前麵論述學校教育作用時所說的，假如孩子早期在家庭環境裏已經形成了一些錯誤，那麽，在孩子的一生裏，能夠予以糾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機會，便是學校階段，特別是由老師來予以糾正。實際上，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正因為家庭不能承擔完全的責任，人類才設立了學校，並助家庭一臂之力。所以，我們為什麽不能利用學校來使人類更友善、更樂於合作呢？
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社會的幾乎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人與人合作的基礎上。假如人類不樂於合作，彼此不感興趣，那麽人類就不可能使自己做出更大的貢獻，因為單個的人常是弱小的。假如人類之間真的沒有合作，恐怕我們的科技不會如此先進，我們能否在地球上生活下去也將是個問題。
倘若我們以這樣的精神如此教育孩子，那麽，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顯然會更加喜歡合作。他們在遇到困難時，也就不會退縮，而是通過更好地合作來解決，並使得事情的結果最終符合大眾的利益。如果真能夠如此，那麽，這無疑是人類的福音。
罪犯也追求著同樣的優越感，然而，由於他們對他人和社會缺乏關心，選擇了錯誤的方向，他們追求的是屬於他私人的優越感，結果他們在生活的道路上全部失敗。
所有的罪犯在處理職業、社交和愛情三大問題時，都發生了錯誤。
要改造罪犯，僅僅依靠嚴厲的體罰是無用的，有時反而會使他們在被釋放後，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危害。
在生活麵前，沒有人是注定要被擊敗的。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指出他們的錯誤之所在，並鼓勵他們對他人發生興趣，學會與他人合作，同時采取其他相關社會措施，這樣，才能使他們真正地由自卑走向超越，社會犯罪的數量也會大大減少。
理解犯罪心理
通過對個體心理學的研究，我們認識到了人們具有不同的類型，但我們還要明白的是，雖然人們之間有差異，但從本質上來說，這種差異不是十分顯著。舉例來說，那些罪犯的行為其實與問題兒童、神經症患者、精神錯亂者、酗酒者、自殺者，以及性趨向錯亂者基本屬於同一類型。
實際上，這些人均是在社會合作的問題上遭遇了失敗，進而對他人、對社會變得冷淡，甚至懷有一種試圖危害他人正常生活的敵意。其實，每個人都會遭遇在合作問題上的困惑，罪犯與普通人的區別在於在合作受挫上的嚴重程度。
1.對優越感的追求。
如果我們要真正了解罪犯的犯罪動機，那麽我們就需要很清楚地了解一點——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罪犯和普通人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都希望克服困難，努力達到一個目標，並實現這個目標，進而讓自己更加完美和優越。
每個人天生都有種不安全感，有些是基於對身體的憂慮，有些是基於對疾病的畏懼，還有是對於金錢的糾結，等等。正因為此，我們每個人都在試圖尋找一種安全感，從而更好地保全自己。所以，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裏都貫穿著這樣一條主線：一定要奮鬥，讓自己從自卑到達優越，讓自己從下層努力到達上層。
其實，這種情感和認識早在我們童年時就已開始，並延續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每一個生命都是要存活於這個小小的星球，竭盡全力跨越各種障礙。基於此，我們可以說，罪犯的行為實則也在貫穿這樣的主線，隻是他們實現的途徑違背了社會的法律與道德要求。當我們了解這一點時，就不會再對罪犯的行徑感到驚訝。
從罪犯的所有行為來看，他們表現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希望自己克服眼前的困難，讓自己變得優越起來，比如說，從貧窮變得富有。然而，罪犯之所以會遭受人們的譴責以及社會的懲治，是因為他們在追求這種優越時，幾乎沒有考慮他人與社會的感受。而這也正是罪犯與普通人在追求優越時的重要不同。
2.環境、遺傳與變化。
我還要糾正的一點是，有些人認為罪犯似乎天生就不同於常人，甚至一些科學家也宣稱“所有罪犯都智力遲鈍”。此外，有些人強調遺傳因素，認為罪犯生來就本質邪惡。還有些人強調說罪犯有很強的慣性，認為他們“一旦犯罪，就終生都在犯罪”。
對於上麵的這一係列說法，我想，可以通過很多有力的證據予以反駁。同樣，上述的這些觀點會嚴重影響我們對犯罪心理的了解，也將無助於我們解決人類的犯罪問題。人類曆史告訴我們：犯罪總是災難性的，不僅危害自身，還會危害他人，以及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深入罪犯的靈魂，從而獲得解救他們的方法。實際上，我們通過長期的研究發現，無論是環境，還是遺傳，都不會強迫人們一定要朝著哪個方向發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同一個家裏的孩子，他們長大後，彼此會有很大的不同，顯然環境和遺傳因素並未使他們趨同。我們還發現一些罪犯出身於文明的家庭，他們的父母很有涵養，以致我們懷疑從這樣的家庭裏可以走出罪犯。
同樣，在一些父母中是罪犯的家庭裏，卻走出了一些出類拔萃的孩子。還有一點需要我們注意的是，犯罪不是一種無法改變的事情。有些罪犯在出獄後，經過個人努力，同樣有所成就。對此，一些犯罪心理學家都很不解：一個本來無惡不作的強盜，結果在30歲的時候，突然痛改前非，成了一個好公民。
可見，如果犯罪是天生缺陷，或者童年的環境使然，抑或犯罪會持續一生，上麵的事實就無法解釋。假如運用個體心理學的觀點，這些事實就變得可以解釋。比如說，或許這個人以後的生活環境發生了變化，也可能是他的欲望得到了節製，還可能是他受到了認可、合作精神增強，抑或是他的犯罪目標達成，無須繼續犯罪，也可能是他的身體衰老，不適於犯罪，等等。
由此可見，罪犯的形成與變化，既有一種共性，比如都是為了追求一種優越感，還有各自的不同特征。對此，顯然隻有通過個體心理學對他們進行相應的分析，才可以得出每個罪犯的真實情況。
3.早期影響與罪犯的生活方式。
接下來，我想，如何改造罪犯，使他們適應這個社會，做個良好的公民，才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事情。由於早期記憶對人們以後的生活風格會有重要影響，所以，了解罪犯的童年生活，發現他們童年時究竟發生過什麽，妨礙了他們合作精神的發展，顯然就很重要。
對於這個問題，個體心理學可以說為這種解釋提供了希望。通常來說，孩子在五六歲時，他們的個性已經逐漸形成，他們對這個世界已經有了自己的解釋方式。這個時候，環境和遺傳對他們的影響並不是環境和遺傳本身，而是孩子們對這些環境和遺傳因素的解釋，以及根據這些解釋，如何處理自己麵臨的問題。
比如說，生活在貧困而父母又經常吵架的環境，有些孩子可能會意誌消沉，認為自己的人生可能也要陷於這種狀況，並認為社會上的很多人都難以信任，甚至對他們懷有敵意；也可能還有些孩子認為，自己以後一定要努力奮鬥，爭取擺脫這樣的環境，也盡量避免別人再遭遇這樣的環境。可見，麵臨幾乎一樣的環境，孩子們做出的解釋、采取的行動不同，那麽這些孩子的未來也會不一樣。
我們通常會發現，幾乎所有罪犯都在盡力掩飾自己缺乏合作精神的一麵，而且希望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行為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機會。在這點上，我認為應該負主要責任的是父母，尤其是母親。因為在撫養孩子的時候，母親必須認識到怎樣擴展孩子的興趣，特別是將這種興趣擴展到他人和社會身上。不僅如此，母親還應該讓孩子感覺到她對社會的濃厚興趣，並因此影響孩子也對全人類感興趣。母親還要對孩子的未來感興趣。隻有這樣，母親才能對孩子產生有益的影響，幫助孩子樹立健康的個性。
然而並非所有的母親都能做到這一點，甚至有些母親不希望孩子對別人產生興趣。這裏麵的原因可能是夫妻感情不和，彼此猜忌，甚至要鬧離婚。在這種情況下，母親可能希望孩子隻屬於自己，因此便設法讓孩子對別人不產生興趣。同時，母親還可能想辦法寵他、慣他，不給他任何獨立的機會。可見，如果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他的合作精神必然受到很大影響。
在培養孩子的合作興趣中，能否對別的小孩產生興趣，也會對小孩影響深遠。比如說，一個小孩受到母親的寵愛，別的小孩可能難以接受這個頤指氣使的家夥，並不讓他進入自己的社會圈子。假如這種處境受到被拒絕孩子的曲解和仇恨，那麽這幾乎可以成為一個人犯罪的起點。
假如家裏某個小孩能力出眾，並因此受到別的孩子的忌妒和抵觸，那麽這個能力出眾的小孩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兒童。還有種情況是，次子很優秀，頗受父母的賞識，這時，長子會覺得自己的愛可能被剝奪了。如果這樣的話，長子就會覺得自己被忽視了，並竭力找證據，認為自己沒錯。為此，長子的行為越來越惡劣，大家對他的斥責越來越嚴厲，這又進一步讓長子認為眾人都在反對他，並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剝奪。於是，他開始偷東西，然而在被發現、受到懲罰後，他可能會覺得眾人更加敵視自己，他也便更加沉淪。如果長期這樣下去，他就很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另外，假如父母常在孩子麵前抱怨世道艱難、生活辛酸，這也會使孩子對社會的興趣形成障礙。假如父母常在孩子麵前搬弄是非，說親戚的壞話，詆毀別人，對他人表示惡感和偏見，這樣的話，也會對孩子形成災難性的後果。假如這樣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孩子長大後，為什麽會對別人的形象進行扭曲地理解了。事實上，假如父母真的這樣做了，我們也不會奇怪，這些孩子最終還會以相似的方式反抗自己的父母。這是因為，一旦孩子的社會感受阻，那麽孩子就會演變為以自我為中心。
在這個時候，孩子會覺得：“人心叵測，我為什麽要去幫助別人？”事實上，孩子在生活中形成了這樣的心境，會對成長造成很大不便。他會覺得，去奮鬥的話，阻力重重；而去傷害別人，顯然要容易得多。因為在他們看來，生活不過是一場戰爭，那麽在戰爭裏，任何傷害的行為都將不足為怪。
我還可以舉幾個例子，來進一步探討罪犯的形成過程。在一個家庭裏，次子是個問題兒童。然而在我們看來，他並沒有什麽缺陷，而且很健康，也沒有什麽遺傳缺陷。長子在家裏很受寵，次子一心希望趕上哥哥，他的生活好像是在賽跑，他要拚命超越前麵的對手。在生活裏，他對母親非常依賴，希望從母親身上獲得一切；可是在與哥哥的賽跑中，他又屢屢落敗。同時在學校裏，哥哥的成績也非常好，而次子總是成績很不理想。
於是，次子的焦慮感日甚一日。為了追求這種平衡，他總是試圖控製別人。在小的時候，他總是對家裏的女仆頤指氣使，讓這個女仆在屋裏像士兵一樣接受訓練。次子20歲的時候，還經常扮演將軍玩，讓女仆接受他的命令。雖然這樣，他的焦慮並未因此減輕，在參加工作後，一旦遇到困難，就被嚇倒，幾乎沒有做成什麽事。而且隻要生活上遇到困難，他就會從母親那兒拿到錢，盡管他會為此受到譴責。
後來，他突然結婚了，各種問題紛至遝來。事實上，他要比哥哥結婚早。在他看來，自己在婚姻上得以超越哥哥，是自己一個難得的“勝利”。可實際上，他對結婚並未做好準備，所以在婚後總是與妻子吵架。當母親表示不能再資助他時，他便設法到一家商店訂了一批鋼琴，然後在未付款的情況下就把這些鋼琴賣了，企圖空手套白狼。
於是，他被商店控訴，並因此鋃鐺入獄。
從這個次子的遭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童年時，就有了些犯罪的根源。在他成長過程中，哥哥如同一棵參天大樹，遮住了他的光芒。與善良的哥哥相比，這個弟弟覺得自己受到了忽視和冷落。
我還要講的一個例子是關於一個12歲的小女孩的事情。這個女孩從小便被父母寵愛，並野心勃勃。這個女孩在家裏還有個妹妹，她時刻警惕妹妹奪走屬於自己的寵愛，擔心妹妹奪走屬於自己的糖果和零花錢。為此，她在家裏，在學校裏，都與妹妹展開了競爭。
有一天，她從同學的口袋裏偷了錢，在被發現後，受到了懲罰，並被作為問題兒童領到我的麵前。於是，我對這個女孩的情況進行了係統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告訴給了女孩的父母，從而使得她的父母避免了孩子間的這種競爭。實際上，這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
現在，這位女士已經養成了非常誠實的品格，還結了婚，有了孩子。事實上，從20年前的那一件事情後，她再也沒有犯過大錯。
4.罪犯的個性構成。
在影響孩子發展方麵，我們在第一章時就已經敘述了一些影響因素。在此，我需要重申的是，那些在合作精神方麵有特殊困難的兒童，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生理缺陷兒童；第二類，被溺愛的兒童；第三類，被忽視的兒童。
實際上，在過去的研究中，我接觸過很多犯罪事件，也從書上看到過很多犯罪記錄，而且希望從中找到罪犯的個體結構。我認為，采用個體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能了解其中關鍵之所在。所以，我再舉幾個例子，來更好地佐證。
例一，康拉德的案子。他曾經與另一個人合夥謀殺了自己的父親。那麽，康拉德為什麽會這樣做？原來，他從小便一直被父親忽視，他的父親對他很粗暴，甚至對全家人都很殘酷。有一次，實在忍受不了父親的粗暴，少年時的康拉德便還手打了自己的父親。結果，這個父親竟把自己的兒子告上法庭。後來，法官說：“你的父親太凶惡，吵鬧得太囂張了，我實在沒有辦法。”
實際上，這個法官的話為康拉德後來的行凶提供了一個借口，那就是父親過於囂張，不僅家裏人拿他沒有辦法，就連法律也對他無可奈何。後來，父親的行為變本加厲，又往家裏帶來一個女人，還與這個女人姘居，並把兒子趕出家門。
在外流浪期間，康拉德認識了一個短工，這個人嗜愛血性手段。他直接建議康拉德殺死自己的父親。由於考慮到母親的感受，康拉德猶豫了很久，可結果更糟，父親不僅沒有收斂，反而對待他和母親更加凶殘。於是，康拉德最終下定了決心，在短工的幫助下，殺死了自己的父親。
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這個成為殺人犯的兒子由於自己在家裏不良的處境，在他的意識裏，甚至難以將社會興趣擴展到自己的父親身上。同時，康拉德還是很依戀自己母親的，所以，他猶豫了很長時間。在遇到嗜殺的短工，並得到他的支持後，他終於確定並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是以暴力手段殺死自己的父親，同時也讓自己走向了不歸的犯罪道路。
例二，瑪格麗特·史萬基格。她還被稱為“有名的下毒女郎”，自幼是個被遺棄的嬰兒，後來身材瘦小，而且呈現畸形。從個體心理學上來看，這種生理缺陷容易使她變得熱衷於虛榮，很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而且會有種討好他人般的禮貌。
盡管這樣，她發現自己雖然希望獲得別人的認可，卻總是遭遇失敗。對此，她絕望至極。她後來曾對三個女人下毒，意在得到她們的丈夫；她還在男人麵前裝出懷孕的樣子，並試圖自殺，希望通過這些行為來控製男人。在她後來的自傳裏（實際上，很多罪犯都有樂於寫自傳的心理），她在無意中證實了個體心理學的觀點，盡管她對這句話的潛在含義並未了解。比如，她說：“我在做壞事時，會想，別人並沒有為我難過過，我為什麽要為別人難過與擔心？”
從她的話裏麵，我們可以看出她的犯罪之心一次次被激起的原因。但我建議她要與別人合作，對別人產生興趣時，她常會幽怨地說：“可是別人對我沒有什麽興趣！”
麵對這種情況時，我便隻得常這樣回答：“凡事總得有人開頭。假如別人不同你合作，那是別人的事情，而不是你的問題。我建議你不妨自己先開個頭，也不要從內心裏擔憂別人不同你合作。”
例三，n.l.。他是家裏的長子，在教養方麵很糟糕，而且有隻腳跛。他在弟弟麵前常扮演父親的角色，這種關係可能被他視為一個優越目標。應該說，這種優越感剛開始是有益的，但若長時間發展下去，甚至變得有些畸形，就很令人擔憂了。
實際上，他後來把自己的母親趕出家門去做乞丐，並咒罵自己的母親：“滾出去，你這個老巫婆！”
對於這個男孩的舉動，我認為很可憐。看得出，他對自己的母親根本不感興趣，假如我們從小就認識他的話，就不難看出這個男孩是如何走向犯罪生涯的。後來長大了，他長時間沒有工作；生活作風混亂，染上了性病，又無錢醫治。
有一天，他在求職失敗後，內心異常焦慮，便在回家的路上殺死了自己的弟弟，從而減少一個花自己微薄收入的人。從他的行為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不願意合作，包括沒有工作，沒有錢，又染上了性病。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有個承受的極限，一旦達到這個極限，就會變得無法超越，甚至做出瘋狂的舉動，諸如犯罪。
例四，有個孩子從小便是孤兒，後來被收養。他的養母對他的溺愛難以置信，於是，他成了被寵壞的孩子，而且後來的發展異常惡劣。他自小便有商業頭腦，喜歡給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不管幹什麽，都希望領先別人。他的養母很欣賞他的這種野心，還鼓勵他去積極實現。
可在實現過程中，這個男孩發現實際狀況並不像自己想得那麽簡單。在碰壁幾次後，為了依舊保住自己雄心勃勃的光環，他成了一個大騙子，不擇手段地詐騙錢財。他的養父母本是一個小貴族的後代，於是，他就裝出貴族的派頭，並大肆揮霍養父母的錢財，到最後，還把年邁的養父母趕出了家門。
正是因為不良的教育和寵愛慣壞了他，使他無法接受正常的勞動。在他的意識裏，把說謊和勝過別人視為自己生命的價值。在家裏，養母把他看得非常重要，這使他覺得自己有權利得到一切，包括揮霍養父母的一切錢財，並把養父母從家裏趕出去。
同時，他從小被給予的嬌慣使他無法勝任正當的勞動，便以詐騙等手段作為謀生方式。種種對生活的錯誤解釋，最終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5.犯罪、瘋子和怯懦。
在這裏，我要糾正人們長期以來的一個看法，那就是“罪犯都是瘋子”。我並不否認，有些罪犯的確患有精神病，但這種由於精神糟糕而犯罪，與普通意義上的犯罪，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實際上，犯罪源於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甚至以錯誤的方式對待他們，最終使得他們以更加錯誤的方式對待別人以及社會。
另外，我們還要排除“罪犯都智力低下”的觀點。的確，有不少罪犯不過是一些人精心策劃出的犯罪的工具而已，這些人通常頭腦簡單，易於被別人利用。那些策劃犯罪的人常會為這些人勾畫出一幅誘人的圖畫，以激起他們的貪心和野心，策劃者卻躲在幕後，然後讓這些犧牲品去犯罪，並承擔受罰的風險。
我們平時看到一些年輕人受到年老而經驗豐富的罪犯的蠱惑，走上犯罪道路，顯然就屬於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裏，一般情況下，孩子們最容易受到誘惑而犯罪。
我要強調的是，所有罪犯實際上都是懦夫。他們之所以去犯罪，是因為他們在逃避問題，他們總認為自己不夠優秀，唯有做出反常的行為，仿佛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其實，我們從這些罪犯的生活與犯罪方式就可以看出這個特點。比如說，他們喜歡躲在黑暗或沒人的地方恐嚇受害者，而且要在受害者自衛前就得亮出武器，才能樹立起自己侵犯他人的信心。假若光線變亮，或者受害者奮起反擊，這些罪犯要麽逃之夭夭，要麽魚死網破。即使偶爾得手，他們也會蜷縮在沒人的、黑暗的角落，內心不由得抽搐而發抖，甚至做些噩夢。
一般情況下，走上犯罪道路，罪犯總認為是自己勇敢的表現。其實，我們一定不能也這樣想。罪犯隻是虛構起一種個人優越感，在這種幻覺裏，他們覺得自己是英雄，包括可以拿起武器威脅別人的生命。實際上，這隻是他們一種錯誤的生活觀，甚至說是缺乏常識。假如罪犯知道我們這樣看待他們，知道他們內心裏實則是個懦夫，隻有依靠體力上的原始優勢，或者在手裏拿把刀或拿把槍才可以給自己的劣行壯膽，他們想必會大吃一驚。
假如這些罪犯有時僥幸躲過了警察的緝捕，甚至會極大地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並認為：“我這麽聰明，他們永遠也捉不到我！”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假如一個罪犯犯了一次罪而沒有被發現，將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為這會進一步激發他們在犯罪生涯走得更遠的興趣。當然，也有些罪犯在犯罪中會被發現，假如他們對生活解釋的方式仍未改變，他們會想：“這次不夠謹慎，被發現了，我下次一定會做得更好！”
如果這個罪犯在後來的犯罪中真的漏網，可能會讓他覺得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還會受到同夥的尊重和欣賞。可見，怎樣才能真正改變罪犯的這種心理，對於消除犯罪現象會很重要。
實際上，這種努力，我們可以在家庭、在學校、在拘留所裏進行。至於如何開展，我會在後麵詳細地談到，包括最佳的切入點。
一些犯罪類型
通常情況下，罪犯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相信世界上有友誼，但從未體驗過，他們覺得別人對自己抱有惡意，而且自己不被欣賞，還受到別人的排擠；另一類人是被寵壞的兒童，我們從不少囚徒的口錄中聽到這樣的話：“我走上犯罪道路，是因為我的媽媽太溺愛我了。”
無論屬於哪種類型，我們可以總結出：罪犯總是因為沒有受到好的教養，沒有學會達到適當的合作程度。正是由於合作精神的缺乏，才最終導致了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
應該說，沒有哪個父母希望孩子成為罪犯。他們都在不遺餘力地希望將孩子培養為社會的好公民。但令父母苦惱的是，不知道該采取怎樣的方式。假如父母在教育孩子時，盛氣淩人，不能正確地對待孩子，那麽父母的這種希望就難以落實。如果父母單純地寵愛孩子，生活中圍著孩子的喜好打轉，就會讓孩子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無須付出努力就可以得到別人的讚揚。如果這樣的話，這些孩子就會漸漸喪失拚搏努力的精神，而且一旦發現事情不如自己的意，就會歸咎於別的事情或別的人，難以從自身找原因。
我接下來舉幾個例子。其中第一個便是來自謝爾登和埃莉諾·t. 格盧克合著的《500個人的犯罪生涯》中的“熱血約翰”的案子。在這個案子裏，那個犯罪的男孩解釋了自己犯罪的起因。
“我從未想到自己會這麽吐露心聲的。實際上，在我十五六歲前，和其他男孩差不多，也喜歡運動，而且會從圖書館借書，時間安排得合理。可後來，父親讓我輟學了，他要讓我去工作掙錢。然而，他們卻拿走了我全部的薪水，每周隻給我留下5毛錢。”這個男孩控訴著。
假如我再問他與父母的關係如何，就會發現，他真正體驗到的東西，則是對他父母缺乏合作精神的印證。
“我工作一年後，開始同一個愛玩的女孩交往。”這個男孩繼續說。
誠然，在一個罪犯的生涯中，我們常會發現這一點，比如說，他們會喜歡上一個喜歡玩樂的女孩。這是因為，他們糟糕的經曆使他們很希望與一個追求快樂的人在一起。可現實中不妙的是，這個男孩一周隻有5毛錢，這使得他和那個女孩的感情缺乏經濟基礎。
“說實話，即使在小鎮上，一周5毛錢也根本不足以帶著女孩去玩。可是我爸爸再也不想給我錢了，這讓我很氣憤，心裏就常想著怎麽可以多弄點錢。”看來，促使這個男孩後來走上犯罪道路的是因為經濟問題。
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會根據常識引導自己，比如說可以四處多找些兼職工作，從而多賺些錢。但這個男孩卻想輕輕鬆鬆地多賺些錢。確實，他有個女朋友，隻想讓自己和女朋友共同快樂。
“有一天，我碰見了一個男人，並和他漸漸混熟了。”很多罪犯在走上犯罪道路時，總會與一些人的引誘有一定關係。對於一個心理正常的人來說，或許可以經受住誘惑，但對於一個曾經長時間在這方麵動過心思的人來說，情況就會不同了。
“他是個聰明的小偷，很能幹，每次和他出去一塊兒幹，都能得手，還可以安全地溜走。他很仗義，會與你分錢，並且不會陷害你。於是，我就長期幹這行了。”是的，當一個人剛開始犯罪的時候，假如很順利，這會激發他繼續犯罪的心理。
另外，我們還知道他的父親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的父親還是一家工廠的管理者。雖然他的家庭不是特別富有，但收支平衡還是沒有問題的。在他走上犯罪道路前，家裏還有兩個孩子，並且他的家人過去從未犯過罪。這個男孩承認，在15歲的時候，就與異性發生了關係。那時候，很可能會有人說他好色。
其實，這本來無可厚非，因為每個人都可能好色。實際上，他采取這樣的方式，是在謀求別人的欣賞，比如說，他要成為征服異性的英雄，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優越感。另外，他希望在外表上有所突出，以吸引女孩的注意；此外，他還通過盜竊往女孩身上大把地花錢，以贏得女孩的芳心。
他時常戴著寬邊帽，手上纏著紅絲巾，腰上插著一把左輪手槍，而且給自己取了個外號“西部歹徒”。他內心非常虛榮，希望別人把他當英雄看待。然而16歲時，他與一個同夥闖入一戶人家行竊被當場抓住。
他對所指控的罪行一概供認不諱，甚至不忘插上一句：“我做過的事比你們說的多得多！”而且，從他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別人的財產權幾乎不在意。
“我並不認為生命值得尊重。對很多人的生命來說，我隻有最強烈的鄙視。”他的話反映出，他對生活非常悲觀，而且認為生命不過是個累贅。
“在我的經曆中，我學會了不能相信別人。曾經聽人們說，小偷之間不會彼此欺騙。實際上並非如此，我曾經對一個家夥很好，結果他卻暗算了我。實際上，如果我有了足夠的錢，我也會選擇誠實做人。但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錢，所以，我也不能變得誠實。”他的這句話在暗示：“需要對我犯罪生涯負責的，應該是壓抑。我的欲望被壓抑了這麽久，結果才被壓抑成罪犯。”當然，他的這個認識還是很有問題的。
“我進行犯罪，都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會因為犯罪而犯罪。當然，我有時也會到達某個地方時，一時興起，進行偷竊，得手後，再迅速離開。”對此，他認為自己是個聰明的英雄，不會覺得自己這樣做是一種懦弱的表現。
“有次我被逮住了。當時，我為了去看女朋友，就把價值四五千美元的珠寶換成夠她花的錢，結果因為贓物被認出來，就被逮住了。”是的，我們發現不少罪犯都是因為去看望自己的異性朋友而被抓住。
“他們要送我到監獄裏，還說監獄裏有學校。我也確實想去裏麵學習，但這並不是為了洗心革麵，而是要讓自己對社會更危險。”從他的這句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人類已經極端厭惡，並以給人類社會帶來危害為自己的追求。他還說：“我要有個兒子，就非絞死他不可。你可以想想，我會犯這種罪，把一個孩子生到如此可惡的世界上嗎？”
對於一個已經仇視社會到這種程度的人來說，我們應該怎樣改造他們呢？除了讓他們看到合作的重要性，令他們認識到生命的價值外，別無他法。如果要讓治療見效，我們就要回到他童年的記憶裏，從中找出深層次的原因，才足以說服他。
我想，在他童年的時候，肯定是發生了什麽事情，才使他如此痛恨人類。如果讓我猜的話，他應該是家裏的長子，剛開始很受寵，後來有了弟弟妹妹，他便沒有以前那樣受寵了。對他來說，好像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事實上，很多人在小的時候，有這種遭遇，長大後，就妨礙了他們的合作精神。
約翰還提到自己被送到一家少年感化院，並在那兒受到了虐待。在離開這個感化院後，他對社會充滿了仇視。我在這裏必須要補充一句的是，犯人在監獄裏受到粗暴的對待很可能被視為一種挑戰，一種彼此力量的考驗。這會讓犯人覺得：“正因為自己還不夠強大，才會被他們欺負！”
如果這樣的話，犯人會把聽到的“不要再犯罪了”視為對自己生存能力的挑戰。因為他們認為，隻有去傷害別人，看到別人的痛苦，然後自己猙獰地笑著，才能證明自己是個英雄。是的，假如一個人認為整個世界都在與他作戰，那麽，還有什麽能比接受挑戰、堅持打下去這場“戰爭”更能“激勵”他呢？
所以，我們在對罪犯進行教育時，不應該用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去壓製他，讓他覺得不是人道戰勝了自己，而是力量戰勝了自己。如果這樣的話，就不能將一個罪犯真正地改造為一個良好的公民。同樣，我們在對問題兒童的教育中也要注意這點。
假如我們對問題兒童采取一種粗暴的方式來壓製他們，這無異於對他們進行一種挑戰，這將是我們最大的錯誤之一。如果真是這樣，這些孩子的心裏就會怒吼著：“看看到底誰強，看誰能撐得最久！”實際上，這些小孩的心理已經與罪犯沒有很大區別，隻是希望自己更加強壯、更加聰明，從而使得自己能夠更從容地傷害別人，更從容地安全撤離。
所以，如果在監獄和拘留所裏，管理人員常對犯人進行這樣的挑戰，這無疑是一種極為有害的舉動。
我們不妨再來看一個案子。這個人因犯了謀殺罪而被判處死刑，他曾經殘忍地殺害了兩個人。後來，他在訴狀裏寫了自己的意圖。從這裏麵，我們了解了罪犯心理對犯罪所進行的策劃，而且還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人不經過策劃便去犯罪。當然，我們這裏說的犯罪，主要指有主觀錯誤的犯罪。
在罪犯的這些犯罪策劃裏，他會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一個合理解釋，然後激勵自己去完成犯罪活動。從這個情況裏，我們再次可以看到：即便是犯人，他們也會盡量讓自己的行為與對社會的認識協調一致。隻是，罪犯在犯罪時，必須扼殺自己的社會感，衝破社會興趣這層障礙。
同樣，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裏也可以看到，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反複考慮要不要去殺人。他一直用這樣的問題來考問自己：“我到底是拿破侖，還是一個小虱子？”
實際上，罪犯總是自我逃避、自我欺騙，並用這些幻想來麻痹自己、激勵自己。應該說，每個犯人都會知道自己的行為方式不是有益的生活，他們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麽樣子。隻是，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過上這種有益的生活，當一想到自己要過正常人的生活時，他們不免露出膽怯之情。此外，要過上有益的生活，需要學會合作，可他們顯然在這方麵的訓練還不夠。於是，他們認為，隻有通過犯罪，才能讓自己以特有的方式，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們接下來再引述一個殺人犯在日記裏寫的話，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心理：“我的家人和我脫離了關係，我被很多人唾棄，還受到很多人鄙視。這些痛苦幾乎把我壓垮了，我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忍受，而且不甘心處於這種被人遺棄的境地。可是，我一無所有，而且時常挨餓。我想，我必須衝破這層層阻礙，而且沒有人能夠阻擋得了我！”
“曾有人預言，我會死於絞刑架上。可是我想，這種快要餓死的生活與被絞死又有什麽不同呢？”顯然，從這個殺人犯的日記裏，已經可以看出，由於他作為人被忽視，遭受虐待，便認為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幾乎都不值得自己憐憫。
在另外一個案子裏，一個小孩的母親則預言說：“我肯定，總有一天，這個孩子會勒死我！”然而不妙的是，在這個孩子長到17歲時，他勒死了自己的姨媽，他媽媽的預言竟然起到了驚人的結果。這個少年犯在日記裏接著說：“我根本不擔心會有什麽結果，因為我知道，我反正得死。在生活裏，我什麽都不是，沒有人敢同我交往，我喜歡的女孩子也躲避著我。”
他曾經喜歡上一個女孩子，並想吸引她。可是，他既沒有華麗的衣服，也沒有錢，在這個女孩麵前，他總是自慚形穢。為此，他不由得經常自我欺騙，比如說，把這個女孩視為一件財產，這也是他對愛情和婚姻的理解。
“既然我生不如死，那麽，我要麽得到拯救，要麽就走向滅亡。”這個男孩對人生進行了極端的解釋，這就好比一個小孩子的心理，要麽得到一切，要麽毀滅，誰也別想得到。
“於是，我把時間選定在星期四，並等待時機，隻要時機一到，不論遇到的是誰，我就會痛下殺手。”在他的內心裏，這樣做仿佛是一個英雄。
終於，在那天，他手持一把刀，突襲了一個路過的男子，並殘忍地用刀刺入那個男子的胸膛。在提到自己當時的感受時，他寫道：“就像牧羊人驅趕羊群一樣，內心壓抑的痛苦可以驅使一個人做出一切暴行。或許我這樣做後，就沒有做個正常人的機會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因為更可怕的饑餓會讓我做任何事情，再加上我的身體患著疾病，家裏又不給我錢治療，我隻有通過傷害別人，才能找回自尊。後來，當那些人在法庭上審判我時，我並不覺得緊張。因為一個人若犯了罪，為此補償是應該的，但這總比活著受罪好。假如我饑餓而死，或病死，幾乎沒有人能夠注意到我。而現在，人們成群結隊來看怎麽處決我，我才發現，原來我還有這麽大的能量和影響力！”
然而實際上，他終究不是想象裏的那種“英雄”人物。他接著說：“雖然我沒有刺中他的心髒，但我還是犯了謀殺罪。我相信這次要被絞死，但遺憾的是，那個人穿的衣服那麽精美，我一輩子都沒有穿過這麽精美的衣服。”於是，他不再說自己的饑餓與疾病，轉而說到了服裝。
“可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怎麽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他又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著。
的確如此，很多罪犯在犯罪時，總會有一番心理掙紮。比如說，有些罪犯在實施犯罪前，總會喝些酒為麻痹自己的思想，其實，他們這是在內心裏經受劇烈的掙紮，努力衝破內心深處那堵社會興趣的牆。當一個人衝破了內心這層障礙後，他的犯罪動機就會逐漸轉為現實行動。
合作的重要性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罪犯都期望通過自己特有的方式，來獲得一種優越感。在這方麵，我們發現，在罪犯的目標中，對於私人的意義總會超越別人。而且，他所努力追求的結果總是對別人有害。為此，他不喜歡合作，而且認為社會上有的人甚至多餘；正因為這樣，他才會認為傷害別人並沒有什麽不妥。由此可見，我們要真正了解一個罪犯，關鍵在於了解他在合作上失敗的程度與性質。
具體來說，罪犯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合作精神上喪失的程度。比如說，有些人隻犯小罪，而且絕不跨越某一鴻溝，這就好比一些罪犯隻盜竊、不搶劫，或者隻搶財、不害命；還有些人則偏向於犯大罪。有些人是罪犯的頭，策劃組織犯罪；還有些人是裏麵的小嘍囉等。所以，要想了解究竟是什麽原因，會讓罪犯的犯罪生涯有這些不同，我們還要審視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個人在四五歲的時候，他特有的生活方式中的主要特點便已形成。我們可以斷定：此後，若要再改變他，會很難。所以，我們隻有認識到這個人在性格形成期間所犯的錯誤，才能從根源予以糾正。隻有這樣，我們才會知道，為什麽有的罪犯雖然多次受罰，可還屢屢再犯，甚至越犯越大的原因。
實際上，並非經濟困窘就會導致犯罪。誠然，經濟困難時，人們的犯罪率會增加，有統計數據顯示，在某些時候，犯罪率與小麥價格的增長成正比。這隻是一種宏觀形勢的推測，並不能直接說經濟形勢不妙就一定導致犯罪。我們倒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形勢不佳，人們的合作能力會受到一定限製，也就是說，一旦達到這個限度，人們就無法再在合作中產生更多供自己消費的價值。於是，有些人喪失了合作的機會，便走向犯罪。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人們在處於順境時，一般不會犯罪；可一旦出現猝不及防的問題，他們便可能去犯罪。在這裏麵，他們的生活方式，處理問題的出發點，才是影響他們采取行動的關鍵。
個體心理學通過對大量案例的調查和研究，終於弄清楚了裏麵的關係：罪犯已經對他人不再有興趣。他們隻能在一定程度上與人們合作，一旦超過這個程度，使他們感到了合作的壓力，他們就可能犯罪。假如我們考慮一下罪犯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就會發現，除了社會問題，沒有什麽是他們無法解決的。所以說，罪犯選擇犯罪行為，常是因為麵對一些社會問題壓力下的產物。
我們早在前麵的第一章就提到，個體心理學把我們的生活問題分為三大類。首先，是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問題，即友誼問題。有時候，罪犯也有朋友，但僅限於他們的同類，比如說他們會成群結隊，甚至彼此忠誠，絕不互相“出賣”。但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限製了自己的社交圈。因為他們無法和普通人交朋友，無法融入普通的社會圈子。當身處社會中時，他們感覺自己對這個社會很陌生。
其次，是與工作有關的問題，即職業生涯。很多犯人在回憶起自己曾經的正當工作經曆時，總會抱怨：“你不知道那裏的工作有多麽糟糕！”在他們看來，工作很不稱心，更不希望與別人一起在崗位上辛勤奮鬥。對他們而言，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著要對別人感興趣，為別人的幸福而承擔風險，而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乏的。於是，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在合作精神上的缺乏。實際上，大部分罪犯都沒有為接受正常工作而準備好，甚至未接受過相應的職業訓練，難以勝任有益的工作。
假如我們回顧他們的學校生活，就會發現他們在學校裏麵臨一些障礙，失去了學習興趣，不願同別人合作。這樣的話，走出學校，他們發現自己在正常的工作裏，竟然無法與別人合作。如果我們希望這樣的人離開學校後，能在社會上做份正當的工作，無異於讓一個沒有學過地理的人去參加一場地理考試，還要求他考個好成績一樣。實際上，假如這樣的話，他們要麽交廢卷，要麽交白卷。
再次，就是關於愛情和婚姻的問題。誠然，甜蜜的愛情需要彼此共同經營與合作。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半數以上罪犯在入獄或被拘留前，都有性病。這意味著，他們僅想輕鬆地解決愛情問題，把愛情對象視為一種財產。他們甚至認為愛情可以花錢買到，對他們來說，性生活就是對愛情的占有，這不過是占有別人的方式，而非確立終身關係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也就難怪聽到犯人這樣說：“如果我不能得到一切，活著還有什麽意思？”
假如一個人在所有生活問題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麽對他的健康成長而言，顯然是個大問題。實際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合作。一般情況下，我們合作能力的程度強弱，會從我們的日常言行中看出來。如果我們留意的話，就可以發現，罪犯的言行舉止總是異於常人。他們總會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語言，仿佛他們的智力在發展上受到了某種阻礙。
通常情況下，我們賦予語言一種共性，從而使得大家都可以交流。而罪犯卻顯然不是這樣，他們有自己的方式，也有自己的推理。他們的這種風格可以從他們對世界的解釋中看出來。實際上，他們並不愚笨，智力上也不遲鈍。假如我們認同他們追求的優越感目標，就可以看出來，他們采取的方式原來是“至情至理”。
比如，我們還聽到一些犯人說：“我看到他穿著一條好看的褲子，可我卻沒有，於是我就幹掉了他，得到了那條好看的褲子。”假如我們認同他們的這種欲望是合理的，而且不需要自己以某種有益的方式來爭取就可以得到，那麽，他的這種行為看起來就仿佛是合理的。當然，基於這樣的欲望而采取的行為，顯然不是正當的常識。
我最近還看到一個發生在匈牙利的案件，也就是有一群婦人被控訴通過投毒犯了不少謀殺罪。其中一個婦人說：“我兒子患病，不能工作，害得全家人都得照顧他，為此拖得全家很疲憊，我隻好毒死他，對他來說是個解脫，對全家來說，也可以獲得安寧。”事實上，當一個人在這種情況麵前，已經拒絕合作了，那麽，她還能做什麽呢？
假如從這個婦人的角度來看，她的行為仿佛是合理的。實際上，這是她以及相似的罪犯對生活的一種誤讀，從而做出了錯誤的行為。
早期合作的影響
我們知道了，犯罪的根源在於合作精神的缺失。那麽，我們接下來看在哪些具體的情境下，合作歸於失敗。
1.家庭環境的影響。
不可否認，孩子在合作上的失敗，很大原因要歸咎於父母。或許是母親缺乏經驗，拒絕孩子與自己合作；也可能母親表現得仿佛自己不會犯錯，也拒絕別人的幫助；還有可能她本身不會與別人合作，使得孩子也不會與別人合作。
我們在那些關係緊張，或破裂的家庭裏，常會看到孩子的這種合作精神並未得到充分發展。實際上，孩子與母親的聯係是第一次同別人獲得聯係，可母親卻不願把孩子的社會興趣擴展到孩子的父親、其他孩子與其他人身上。這樣的話，孩子的合作精神在早期就受到阻遏。
還有一種情況是，孩子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家裏的中心人物；可在自己三四歲的時候，家裏又來了一個孩子，於是，他不再是家裏的中心。這可能是孩子在成長中的第一次挫敗，他有種被篡位的沮喪。為了顯示自己曾經是中心，同時表達自己對處境改變的不滿，他開始拒絕與母親合作，也拒絕與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甚至可能會趁父母不注意的時候，欺負自己的弟弟妹妹。
所以，我們在追溯一個犯人的早期經曆時，就會發現，在他生命的早期，這些毛病就已經出現了，在長大後，隨著力量的增強，對別人的危害也就越大。在這裏，對孩子起作用的不是環境本身，而是孩子對這種環境的解釋違背了常識，父母又未能及時糾正，才最終導致孩子日後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家裏的幾個孩子中，有一個非常聰明，在孩子們中有種“鶴立雞群”，這對別的孩子來說，可能是個麻煩事。因為那些優秀的孩子通常會得到人們最多的關注，別的孩子則感覺氣餒，有種挫敗感。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會感覺自己黯然失色，如果去競爭，又沒有取勝的信心，最後便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於是，在這些孩子裏，我們發現，他們中以後可能出現罪犯、精神症患者以及自殺者。
實際上，那些缺乏合作精神的兒童在踏入學校的第一天，我們就可以從其言行舉止中判斷出來。比如說，他不喜歡教室，上課難以集中注意力，也不喜歡聽老師講課。對這些孩子來說，學校生活可謂是他們重拾信心的又一次寶貴機會，假如老師不能了解他、理解他，這個孩子可能會再次有種挫折感。
誠然，他沒有得到鼓勵，也沒有再次學會合作，相反，在學校裏受到的打擊變本加厲，這樣的話，也難怪他們對功課日益失去興趣。假如一個人的勇氣和信心屢次受到打擊，他就不可能對校園產生興趣。事實上，我們發現，不少罪犯在13歲左右時，被分到學校裏的慢班，還常被別人視為智力低下。漸漸地，他們對生活失去了興趣，對別人也失去了興趣。
相反，他的興趣日益集中於生活中無用的一麵，並從做些對社會和他人無益的事情中收獲樂趣。如果他長期這樣下去的話，他們的生活會更加糟糕。
2.貧困因素。
實際上，貧窮也會使人對生活產生一係列誤讀。比如說，一些出身貧寒的小孩可能會在家庭外受到別人的歧視。他的家庭經濟不樂觀，這使他很小的時候，就不得不去工作掙錢，以貼補家用。
假如有一天，他們遇到了一些有錢人，並發現他們過著愜意的生活，可以隨心所欲地買東西，那麽，這些孩子可能會想：自己也能像這些人一樣該多好啊！
一般情況下，在大都市裏，貧富懸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罪犯數量為什麽會比較多了。當然，如果孩子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正確解讀，就不會生出忌妒之心，反而會激勵自己更加前進；如果這些孩子對這種環境進行了誤讀，並幻想通過不勞而獲的方式獲取財富，顯然是件很危險的事情。
3.生理缺陷。
很多時候，人們的自卑感會集中於生理缺陷上。本來，我曾以為這為神經學與心理學找到了根據，可後來發現這個觀點需要進一步修正。在這本書裏，當我剛寫到生理缺陷與相應的心理補償時，就發現了生理缺陷並沒有我之前認為的那麽簡單。
實際上，一個人的自卑感並不是單純地來自生理缺陷，應該歸咎於他周圍環境對這種缺陷的教育方式。實際上，假如一個有生理缺陷的孩子被正確對待，那麽這個孩子不會因此在心靈蒙上一層陰影，更不會內心裏惴惴不安，也不會對他人和社會失去興趣。如果沒有人幫助小孩糾正這一點，或者周圍的環境更以此取笑他，隻會使他更加敵視他人與社會，並變得更加以自我為中心。這對孩子的發展顯然也非常不利。
4.社會缺陷。
我們發現，在罪犯裏麵，孤兒占了很大比例。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我們這個社會應該負有一定責任，因為我們忽視了那些孤兒的教育問題，沒有培養他們一種合作精神。此外，罪犯裏麵，還有不少是私生子，他們無法獲得正常孩子那樣的對待，自幼在感情上缺失，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社會興趣的發展。
一些被遺棄的孩子在長大後，去犯罪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尤其是當他們覺得沒有人需要自己，並巴不得拋棄自己時。同時，我在罪犯裏還常會發現不少相貌醜陋的人，而且這種情況常被一些人證明遺傳在犯罪裏的作用。也許這個說法有一些道理，我們不妨想一想，假如孩子從小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相貌不佳，而被人們取笑，這些幼小的心靈會怎麽想！
可見，孩童時期，若受到一定社會傷害，就會讓這些孩子產生一些反抗社會、敵視社會的傾向，這種情感甚至影響孩子的一生。當然，我們在罪犯裏麵也常會發現相貌很好的人。這樣的話，就再次顯露出用遺傳因素解釋犯罪是不可取的。
事實上，這些相貌俊好的罪犯有不少是被寵壞的孩子。由於長時間在社會興趣上的缺失，使得他們逐漸以自我為中心，難以考慮到別人的感受。
犯罪問題的解決之道
我們最後要解決的問題是，應該怎樣幫助罪犯過上正常的生活，以及如何預防犯罪？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在前麵已經總結了出來，那就是培養他們的合作意識，隻有這樣，才能使他們對社會產生興趣。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我們可以想見，假如我們不能使罪犯對人類的福利產生興趣，假如我們不能使罪犯對別人產生興趣，假如我們不能教會他們怎樣與別人合作，不能教會他們通過走正道、與別人合作，來達成自己期望的目標，那麽我們的一切努力都將白費。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應該怎樣治療犯罪問題了，那就是：我們必須教會他們怎樣與人合作。如果不能這樣，而隻是單純地去監獄看看他們，那是不會起到什麽效果的。很多事實可以證明，家人到監獄裏看了這些罪犯後，由於未能幫助他們怎樣提高合作能力，於是，這些罪犯出獄後，可能還會再度入獄。
基於此，我認為，在沒有教會罪犯必要的合作能力以前，僅因為刑滿就釋放，那麽他們再度進入社會後，隻會給社會增加更大的危害。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正常的社會生活做好準備，我們又能怎樣幫助他們呢？其結果，隻能讓他們重操舊業，重走犯罪道路。
實際上，想辦法提升罪犯的合作能力，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在對待他們時，我們不可以簡單、粗暴地對待他們，也不能奢望空洞地說教就可以使他們痛改前非。因為他們的犯罪生活方式形成很長時間，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好改變。如果要真正地改變他們，我們隻有找到其思維方式的根源才行。
比如說，我們要找到他從什麽時候開始失敗，從什麽事情上失敗，並找出這些失敗的情景。我們要知道的是，人們的主要個性特征早在四五歲時便已形成。所以，我們要糾正他們的犯罪思維，就要幫助他們理解那些早期錯誤的含義，找到其最初生活觀的痕跡。隻有這樣，才能讓他們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生命。
1.無效的體罰。
我要再次說明的是，體罰對罪犯是無效的。這種做法隻能加重罪犯對這個社會的敵意，即使他一度表現馴服，也不過是在強權下保全自己的反應罷了一旦時機成熟，他仍會興風作浪。這種情況，或許在罪犯上學的時候，就出現過，比如說，他由於沒有學過合作，因此表現很差，或在班裏表現糟糕，結果受到斥責和懲罰。
假如這樣的話，我們還能鼓勵他再去與別人合作嗎？他隻會更加敵視這個環境，並更加討厭這個學校。同樣，我們不妨試想，假如我們自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還會喜歡這個環境嗎？
事實上，如果這樣的話，這個孩子隻會對正常的生活失去信心，包括對老師和同學失去興趣，開始熱衷於逃學，並躲到學校和家庭找不到自己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他會欣喜地發現，原來還有這麽多與自己境況相似的孩子，可謂“誌同道合”。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互相理解，互相欣賞，而且其樂融融，最後也走上了同樣的犯罪道路。
在他們這個社會圈裏，以如何反社會為榮，因為他們覺得，正常的社會生活，讓他們難以受到關注，甚至會受到社會的白眼與冷遇。於是，他們把社會視為公敵。而且尤其讓他們欣慰的是，這個圈子裏的人都很欣賞自己，在他們看來，在這個圈子裏生活，比過正常的社會生活舒服多了。
也就是這樣，成千上萬的孩子加入罪犯的隊伍，我們的社會才堪憂起來。所以，我們從小對待孩子的方式，包括家庭與學校，是多麽的重要！
出現這樣的情況，隻能是家庭教育和學校的失敗，也是社會的悲劇，因為我們竟然不能夠使孩子們作為一個正常人那樣生活於社會，反倒將他們逼到罪犯這一社會公敵的行列。如果我們能夠將學校組織起來，讓每個孩子都能在學校裏獲得信心和鼓舞，顯然這種悲劇便可以阻止。
總而言之，罪犯會把社會對自己的懲罰，作為社會與自己作對的一個標誌。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原因來解釋體罰的毫無效果。比如說，很多罪犯並不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他們在生命的某些關鍵時刻，甚至差點選擇自殺。可見，所謂體罰，甚至死刑，根本嚇不到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醉心於一種戰勝警察的快感，以至於在肉體上已經麻木。假如罪犯在監獄裏被獄警虐待，那麽就會更加激起他們的反抗之心。
所以，我們不難看到，在罪犯的內心裏，他們與社會的接觸好比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社會對他們的挑戰程度越劇烈，他們在精神上就越堅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懲罰罪犯的電椅都可以視為一種挑戰。
如果這樣的話，隻會令罪犯認為采取更加聰明的行為是多麽的重要。或許在他們被處以電椅懲罰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想：“要是我當初不是有眼無珠，就不會受這樣的虐待了！”我們可以看到，罪犯在體罰麵前產生這樣的心理，那麽他們日後出獄了，隻會更加仇視社會對自己的粗暴行為，並叮囑自己再次犯罪時要更加聰明。於是，體罰罪犯後，並未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可能出現更加狡猾的罪犯。
2.從小培養孩子的合作精神。
由於每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每個人在孩童的成長時期，都會在某個時候莫名其妙地感到氣餒，比如，會認為自己不如別人，認為自己毫無用處。基於此，對於罪犯，我們更應該知道他為什麽會選擇錯誤的方式，這裏麵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罪犯明白自己的處境，還要讓他知道為什麽做了錯誤的決定，進而讓他對生活產生勇氣，對別人產生興趣，重視與別人合作，隻有這樣，才能讓他們真正麵對生活。假如我們在一個人的孩童時期，就讓他明白這一點，顯然對於他養成正確的生活方式會大有裨益。如果真能夠這樣的話，孩子也就不會再選擇犯罪。
正因為這樣，在對所有案例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罪犯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童年生活方式的影響，而且可以看到他們的個性裏缺乏一種合作氣質。
實際上，這種合作精神並非天生就有的，需要後天學習才能具備。對每個人來說，合作精神隻有通過培訓與學習，才可以具備。無數的犯罪案例證明，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因為他們在合作精神上的缺失。
至此，我們應該已經知道了解決犯罪問題的答案。其實，我們數千年來，一直在努力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並嚐試過所有的方法，可最後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直到個體心理學產生後，我們才真正知道了自己應該怎麽做，那就是：教會罪犯合作。
經過長期的探索與研究，應該說，個體心理學已經告訴了我們應該怎樣改造每一個罪犯。話雖如此，但要真正將一個罪犯改造成功，並非一件易事。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裏，很多人在經曆合作方麵的挫折後，他們的合作精神也就逐漸消失殆盡了。
正因為此，我們可以發現，越是在艱難的世道，犯罪量便會急劇攀升，這是因為人們無法獲得一定工作機會，也隨之失去了很多合作的機會；一旦他們長時間麵臨合作缺位，久而久之，就會對正常的合作心生抵觸。而這也往往是從宏觀角度看待犯罪問題時的一個重要原因。
3.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
可以說，在改造罪犯方麵，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即便我們不能成功改造每一個罪犯，但我們也一定可以為他們做些事情。比如說，對於一些曾經失業或者技能不足的罪犯，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獲得一份正當的工作。其實，這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做的唯一途徑。隻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保證這部分人僅留下的一些合作能力不至於喪失。
實際上，假如我們做到了這一點，罪犯數量便可以大大減少。絕大部分罪犯是因為正常的工作受阻，才導致最後走上犯罪道路的。所以，我們的整個社會要為改進經濟條件，以及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努力。
此外，我們還應該讓孩子為以後的職業接受必要的訓練，這樣的話，他們在進入社會後，才不至於手足無措而恐慌，也可以使他們在職業選擇上更加從容。當然，我們在對罪犯進行改造時，這些訓練也可以在獄中進行，從而使他們離開監獄後，便可以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比如，我們還可以組織犯人關於社會問題進行一場討論，這樣的話，可以通過這些犯人在世界觀上的碰撞，使得他們對這個世界有更為全麵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要教會他們不要限製自己，也不要限製自己對別人的興趣。我相信，通過這些矯正性的行為，我們在糾正罪犯的過程中，必然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
還有，我們應當避免一些容易讓人產生貧富懸殊的感覺。假如貧富分化極其明顯，顯然會激怒一些處境窘迫的人，並引起他們的忌妒。所以，我們必須消除誇耀之風。實際上，一個經濟上再優越的人，也沒有必要炫耀自己的財產；否則的話，隻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麻煩。
此外，在對那些智力遲鈍或是問題兒童的診療中，我們可以知道，假如僅是挑戰他們，刺激他們的自尊，那麽對他們的診療必然會毫無結果。實際上，這些發展上出現問題的兒童，正是長時間因為環境在不斷地挑戰自己，才會讓自己生出一種消極態度。其實，罪犯也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警察、法官以及我們製定出來的法律在挑戰罪犯，可結果並沒有因此而消滅犯罪現象。由此可以看出，單純地挑戰罪犯，並不足以消滅犯罪現象；當然，如果我們一味地縱容罪犯，也不會根除犯罪現象。所以，單純的高壓或者懷柔政策都不能成功地改造一個罪犯，隻有讓這個罪犯真正意義上認識到自己的處境，才能讓這個罪犯改變。
通常來說，罪犯的心理本來已經受過某種程度的傷害，假如我們對他們鄙視、敵意，不能對他們施以人道的話，其結果隻能把他們往相反的方向推。從這個意義上說，死刑並不能嚇到罪犯，隻會讓罪犯在被行刑的時候，想起自己被捕時的致命錯誤，這種想法會激勵別的罪犯必須變得更加聰明。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讓很多罪犯看著另一些犯人被執行死刑，可那些作為看客的罪犯一旦獲釋，還會有很多人選擇繼續犯罪。
同時，如果我們提高破案率，或許也會有用。實際上，據我所知，至少40%的罪犯得以逃脫。可見，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矯正犯罪，將會使我們麵對犯罪問題時更加棘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無論是在獄中，還是在獄後，我們都不應當侮辱或挑戰罪犯。而且，如果必要的話，我們甚至可以增加監獄看守員的數量，這樣的話，顯然對改進罪犯的教育會有幫助。當然，這裏的重點是，一定要增強罪犯的合作精神。
4.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如果我上麵的建議能夠得到人們的采納，我想一定會使我們在矯正犯罪方麵獲得成功。所以，在孩子小的時候，想辦法提升他們的合作度，發展他們對別人的興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這樣的話，我相信，罪犯數量一定會急劇減少，社會也會更加和諧。
實際上，大部分罪犯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了犯罪生活，而且他們的犯罪活動通常是在青春期就開始了。人們在15～28歲之間，犯罪率最高；我們要知道，一旦孩子接受了正確的教育，得以健康成長，他們的家庭也會受到好的影響。比如說，在家裏，父母可以得到一個好的幫手；在學校裏，老師可以麵對懂事的學生；在社會上，人們之間的關係會更加融洽。
那麽，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讓孩子從小便獲得好的發展，從而使孩子更好地應付後麵的生活。孩子的成長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必須要綜合考慮，絕不是說把孩子都抓起來教訓，就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們還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那就是充分利用教師的作用。正如我們在前麵論述學校教育作用時所說的，假如孩子早期在家庭環境裏已經形成了一些錯誤，那麽，在孩子的一生裏，能夠予以糾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機會，便是學校階段，特別是由老師來予以糾正。實際上，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正因為家庭不能承擔完全的責任，人類才設立了學校，並助家庭一臂之力。所以，我們為什麽不能利用學校來使人類更友善、更樂於合作呢？
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社會的幾乎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人與人合作的基礎上。假如人類不樂於合作，彼此不感興趣，那麽人類就不可能使自己做出更大的貢獻，因為單個的人常是弱小的。假如人類之間真的沒有合作，恐怕我們的科技不會如此先進，我們能否在地球上生活下去也將是個問題。
倘若我們以這樣的精神如此教育孩子，那麽，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顯然會更加喜歡合作。他們在遇到困難時，也就不會退縮，而是通過更好地合作來解決，並使得事情的結果最終符合大眾的利益。如果真能夠如此，那麽，這無疑是人類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