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一個很熟悉的朋友，某一天，他近在咫尺，你卻看不見他的臉，你還會像以往一樣跟他袒露心扉、暢所欲言嗎？
你可能會說上網聊天不就是這樣嗎？興許看不見對方的臉，聊得才更盡興、更遊刃有餘呢。
那就按你的邏輯走。你在網上聊天，和你看不到的好朋友。突然，又有一個陌生id發來信息，說他才是你的好朋友，那個人是冒充的。你會怎麽辦？你相信誰？
向這兩個人核實你們本應共曉的信息？比如你的生日、畢業學校、家庭住址……不太現實。如果第一個人能輕易和你聊上路，那他未必不知道這些。如果第二個人能自信滿滿地質疑第一個人，那麽他就更有信息渠道。
你說，還是約出來見見真人吧。見了真人，一目了然。
兩個人都出現在你的麵前，然後你崩潰地發現，兩個人全都毀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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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義來到了刑偵支隊三隊。分隊長名叫薛仲凱，不到40歲，大麥稈子一樣的身板兒，看上去還有點兒駝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簡直有天壤之別。薛隊官比謝隊小，人卻比他嚴肅，說話從來是目不斜視、笑不露齒。他向我一一介紹了幾位跟我搭檔的隊員：白麵書生蘇玉甫，比我還小一歲，特長是搞電腦；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據說除了他媳婦，打遍天下無敵手；另外兩個都是女的，一個是廖潔，跟著出外勤，一個是王姐，負責內勤。
有領導在場，各位都有點兒拘謹，客套幾句，匆匆退去。之前謝隊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據說包括薛隊在內，沒誰知道我是從紀委抽調過來的。所以讓我禁止“三瞎”：瞎問、瞎聊和瞎打聽。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裏又掛了塊紀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紀律作風有關係，說不定是要我來挖什麽驚天內幕的。
整個兒一無間道啊！
也許搞無間道的，都是按這個套路選人。所謂臥底，既要臥得住，又得來自底層。自然就是我這號的了。但凡有點兒關係和背景，能讓人起疑的，那絕對不叫臥底，那就成內奸了。
整個下午我在幻想中開展自己的神秘任務。我用以前抓賊的功力瞄著屋裏這幾個人：他們正在給一起傷害案收尾，雖然忙，但井井有條。宋琦從法醫中心取回了被害人的鑒定意見後，蘇玉甫和廖潔給被害人做了告知筆錄，王姐則在電腦前敲敲打打。整個辦公室鍵盤聲、電話鈴聲此起彼伏，雖然各自忙碌著，但依舊有人見縫插針地開玩笑、扯閑篇。相比之下，裏屋的薛隊倒始終未露麵，整個下午都在辦公室裏打電話，好像在匯報什麽事情。
一個下午很正常地過去了。魚不驚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著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說了拜拜。薛隊終於出屋了，告訴我今晚要值班，明天開始正式接觸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會兒，回過神來才發現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讓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麽也不會，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勞。我抬手看表，將近晚飯時間，於是下樓去食堂。好像來到刑偵支隊的意義就剩這一日三餐了。
我心裏邊罵邊下樓梯，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我，回頭一看，竟是謝隊。
我顛顛地跑進去，準備好好倒倒苦水。謝隊問我：“這一下午感覺怎麽樣？還適應嗎？”
“謝隊，沒我什麽事兒啊！你們到底叫我來幹什麽？”我弄出一臉苦相。
“沒跟你說嗎，現階段趕緊融入三隊。隻有你盡快融入進去，能夠協助處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機會完成這個任務！”看來他又準備跟我唱高調了。
我準備開溜，他卻一把抓住我的後脖領子：“嘿，你小子，真是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來！”
我恭敬地等著他啟蒙，他愣了愣，帶我走到旁邊的一處陰影裏，用同樣陰暗的聲音問我：“你之前說有個同學在三隊，那個同學你還有聯係嗎？”
真是奇怪。我那個同學叫李出陽，按說以前也是他謝隊的兵，怎麽給我的感覺他對這個名字諱莫如深呢？
我說：“李出陽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在警院四年一直都是一個宿舍的。後來分到一個分局，頭兩年聯係得還挺頻繁；後來他總說工作忙，一直沒機會出來坐坐，就基本失去聯係了。他從刑偵支隊調走我還是聽別的同學說的呢，不過具體去了哪裏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嗎？”
謝隊直眉瞪眼地看著我：“他不是調走了。他是辭職了。”
“辭職？”我眼睛瞪得比他還大，“你的意思是他離開公安隊伍了？不當警察了？”
謝隊點點頭，仿佛那也是他不願接受的現實。
“為什麽？”
他又開始打馬虎眼兒：“你不是總是問你的任務是什麽嗎？好，既然你說你在三隊沒事兒幹，那你就在這幾天給我想辦法聯係上李出陽。但是你記住，”他在我臉前晃悠著食指，“你千萬不能露出馬腳。你可以告訴他你來到了刑偵支隊，但絕不能告訴他你是趙書記介紹過來的。至於見麵的方式，你自己做主，可以是敘舊，也可以隨便找個事由。我相信這點智商你還是有的吧！”
“那我見到他之後有什麽要問的嗎？”
“問他當初為什麽辭職啊！你不是很好奇嗎？就讓他自己給你答案。”謝隊整了整衣服，快步走向樓下自己的車，“當然，盡管有可能他說的不是實話。”說罷他開了車，揚長而去。
吃了飯回到辦公室，薛隊不知去了哪裏。我在屋子裏轉悠了一會兒，想著謝隊跟我說的那些奇怪的話，始終覺得莫名其妙。想當年李出陽在學校也有一號。他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才貌雙全的人。人帥，腦袋機靈，做個實驗、搞個現場模擬什麽的，那些儀器在他手中就像玩具一樣，被他擺弄得既聽話又利落，從來都是一遍就過。不像我，用老師的話說就是看似挺靈，實際拙得要命；用鉛粉掃個指紋都能把自己弄黑。
最難能可貴的是，李出陽不僅頭腦聰明、身手敏捷，人還非常低調。這家夥出身書香世家，雖算不上博學多才，但斯文的氣質還挺極致。遇事沉著冷靜，吃了虧也能格外隱忍。所以在學校裏追他的女生海了去了，排成隊比食堂打飯還熱鬧呢。這家夥天生就是給別人當情敵的料。
當時我們一個宿舍四個人，另外兩個是外地生，一畢業就回原籍工作了。隻剩我和李出陽偶爾能見個麵。不過這也是前兩年的事，後來就因為他太忙基本上也碰不著了。
他辭職？難道說是攀了什麽高枝，掙大錢去了？從性格上分析，不像。難道說是出了什麽事兒，被清出公安隊伍了？更不可能。連我這樣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人都戰戰兢兢過來了，李出陽城府那麽深，更不會到這步田地。
這個謝隊和趙書記，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麽藥？！
我自己在辦公室裏瞎琢磨的工夫竟然睡著了。知道自己睡著，還是因為電台大叫一聲，給驚醒了。我腫著眼睛一聽，好像說的是哪裏失火了，讓相關人員到現場。我還沒聽完呢，電話就響了，是薛隊打來的，讓我趕緊到樓下等他，說去出那個現場。宋琦他們送審還沒回來，辦公室裏沒人，隻能帶我充數了。
我抬眼一看牆上的表，已經淩晨5點，天都露出魚肚白了。果然是第二天就開始正式接觸案件，沒見過這麽精確的部署！
我下了樓，薛隊已經備好車，正閃著警燈等我呢。看他那架勢，我就知道八成是硬仗。於是問他去哪兒，他說：“玉川！那裏的精神病院著火了，得趕快過去看一眼。”
我跳上了車後，他又不放心地問我：“你膽兒不小吧？”
我一愣：“不小啊。小能幹這行嗎？”
然後就是一路無話。玉川是古城邊上的一處山區，白天看是美麗的環山，環山中間，萬物生長、花香鳥語，甚至有一些外省的遊客還愛到那裏遊玩采風。但是一到晚上，那裏的閉塞和幽靜就凸顯無遺，因為是環山，所以地勢不平、層巒疊嶂，總是發生很慘烈的車禍。
這種地方往往也有優勢。不久前有人在那裏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號或者被社會遣送過去的、在外流離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沒想到昨晚這家醫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燒得很徹底，三個小時才完全被撲滅。
醫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斷壁殘垣。所有的病人資料都沒了，所有的監控設備都毀了，一切幾乎都不複存在。本身就殘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築，像團夭折的秘密一樣，正隨著濃煙漸漸淡去。
一片與外界隔絕的廢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亂語的亡魂。這樣的調查，怕是電視劇裏也不多見吧！
當時剛剛破曉，我們驅車到達現場，那座烏黑得沒了形狀的建築蹲坐在山腳下，灰白色的煙氣從磚縫、地皮中吐出來，好像童話故事裏的黑暗城堡一樣。還沒下車，一股股刺鼻的糊味和化學味道就向我們襲來，我的嗓子忽然像連續嘶喊了好幾個小時一樣痛啞。薛隊扔給我一隻口罩：“趕緊的，聽說有三個幸存者剛被送到醫院，再看看裏麵還有沒有！”
跳下車，我們才發現正門已經被燒壞，鋁合金變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門，沒想到剛一碰到門我就大叫起來。那哪是門啊，簡直就是一塊鐵板燒，燙得我手指頭瞬間紅成了胡蘿卜頭。而且這是密碼門，即使知道密碼現在也無濟於事了。
繞到被砸開的側門，我們先上到二樓。二樓是生活區，也是防護措施最密集的區域。從門廳到走廊有兩道密碼門，所有窗戶都上了護欄，所有樓梯間都安了護網。但此刻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無形無狀的黑色物質，有的粘在牆上，有的脫落在地。我們拿著設備邊走邊拍，步步為營，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燼的屍體漏掉。
我終於明白薛隊為什麽在車上問我膽大膽小了。那個場麵我就是再抓十年賊可能也遇不上：屍體多數呈焦炭狀，慘不忍睹。人體和其他物質一樣，被燒後都會水分盡失、大幅度萎縮。不是親眼所見的人是不會體會到那種慘烈的：蜷在角落裏的連四肢軀幹都難以辨別，像一團團風幹的瀝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樣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猙獰，全是常人根本無法擺出的姿勢。
他們當時一定經曆了莫大的痛苦。盡管他們都是精神病患者，盡管他們多數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獨終老，但這樣的死法，還是讓人唏噓不已。
廢墟裏一共發現七具被燒焦的屍體，全在二樓的生活區。幾個先期勘查現場的同事把我和薛隊叫過去，其中一個人指著身邊的一扇被燒得漆黑一片的門說：“這間看上去像是藥房。裏麵找到了一些酒精之類的痕跡，很有可能是起火點。”
踏進門去，我們發現這是個套間。外間比較寬敞，有椅子、桌子和電腦，裏間像是休息室，有單人床和電視機。這裏果然比其他地點損毀更嚴重。牆皮幾乎全部脫落，房間裏幾乎不剩什麽完整的物具。外間的外牆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隻能看見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麵有一隻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擺放器具和藥物的。玻璃瓶和各種器皿碎了滿地，像一片黑壓壓的螞蟻。俯身聞去，果然還殘留著一絲酒精味。
薛隊讓我拿著相機對窗子和藥架子反複照相，又對別人說：“把這間屋子看好，仔細提取足跡和指紋。”
看完現場回到隊裏，領導們對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辦的，而且剛剛成立沒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設備不全導致發生火災。那麽這就應該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醫院法人及相關管理人員的責任；但也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人為縱火，同樣不能小覷。可是別忘了，那間醫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縱火，即使縱火者還活著，也無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那麽說到底，還是出在醫院自身上。一條玩忽職守罪就能給管理者定性。
正在開會，薛隊接到電話：醫院法人已經逃逸。看來那位老兄已經心虛了。
依照薛隊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醫院附近走訪，希望可以遇到目擊者。我這也是新媳婦出嫁——頭一遭，雖然有猛將宋琦帶隊，但基本也像沒頭蒼蠅一樣亂撞。在路上我就問他：“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難找到什麽目擊者了吧？我看還是以調醫院外的監控為主吧。”
“你懂什麽？”宋琦說話從來都是直來直去，“醫院外麵馬路上即使有攝像頭，也都是交通探頭，錄的全是馬路，能照到什麽？”
我說：“那就算咱們繞著山路開上半天，估計也碰不上幾個活人，怎麽取證啊？”
我還真錯了。雖然醫院地處偏遠，遊人稀少，但一路這麽開車過來，我才發現醫院門口的主路是連接市區和郊區的幹道，而且道邊有一些農家院餐館和小工廠。宋琦帶著我挨家挨戶地進去走訪，剛開始的幾戶都表示當晚沒有人出去或者沒有路過那家醫院，所以沒什麽有價值的線索。但在折騰了一下午後，終於在太陽落山前讓我在一個洗車店裏找到了兩個當晚路過醫院的工人，而且他們的話讓我們眼睛一亮！
他們說，昨天他們去市裏進車蠟，回來路過醫院時大概晚上10點，那時候他們特地往醫院大樓瞥了一眼，發現裏麵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說明存在一種可能性：停電。
之前說過，醫院設備不完善，供電經常出現問題。那麽停電之後發生火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隊匯報後，他沉吟片刻，說：“還是先去醫院走訪一下那幾個幸存者吧。聽說他們的狀態都穩定了。”
我們驅車去了醫院。路上我心裏毛得不行，心想現場那些格外瘮人的屍體已經讓我夠嗆了，這重傷員指不定恐怖成什麽樣呢。看來我這處女任務是相當嚴峻啊。
不過這位幸存者的狀況沒我想的那麽嚴重，雖說也基本毀容了，臉被紗布和繃帶緊緊包著，隻露出雙眼和雙唇，但肢體還是完好的，被裹得像個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還插著好些管子。醫生說他除了麵部大部分燒傷外，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他第一句話就是：“我是醫生。”
我扭頭衝薛隊笑著：“這回好辦了，這是大夫！我以為會碰見個胡說八道的病人呢！”
薛隊牛眼一瞪：“你怎麽那麽多廢話！”
我又問他：“你叫什麽名字？”
“劉摯友。我是西北大學畢業的，37歲，你們可以去查。”他的聲音沙啞緩頓，毫無音色可言，好在醫院病房格外寂靜，我支棱著耳朵才得以勉強聽清。
然後他又報了身份證號和戶籍地址。但他又說：“我的老家沒人了，要不我也不會一個人在外麵漂著。”
薛隊問：“你還有什麽能證明身份的物品嗎？”
他指指床頭櫃上的一隻手表：“那是我入院時戴的手表。別的東西就沒有了，都被燒光了吧。”
據劉摯友說，當晚著火是意外。他們醫院剛剛建立，再加上是私人醫院，病人不多，設備也不齊全，停電是常事兒。當時恰逢停電，他和另一名叫方濤的醫生安排所有的十個病人睡下，然後兩個人輪流值夜。輪到劉摯友休息時，他就在藥房裏間的宿舍裏睡覺，衣服都脫了，後來有個叫趙一多的病人非讓給他開安眠藥，否則睡不著覺。他就給他開了少量安定，不料趙一多大喊“不夠”，兩人起了爭執，趙一多碰倒了藥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濺到蠟燭上，就發生了火災。
我如實記錄。又問：“後來你見過方濤醫生嗎？”
他搖搖頭，顯得很落寞：“我一醒來就在這裏了。有他的消息嗎？我的其他病人還好嗎？”
回來的路上，薛隊問我怎麽看待這個人。我說：“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麽看？”
薛隊點了一支煙：“你說得有道理，但我總覺得哪裏不太對勁兒。不過如果真像劉摯友說得這麽輕巧，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職業病犯了吧？
這會兒蘇玉甫過來說：“剛才內勤聯係西北大學和劉摯友的原籍了，確實有這麽個人。不過因為傷者麵部包紮得太嚴實，所以比對不了照片。”
薛隊說：“不過，劉摯友的話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塊手表。精神病院裏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許攜帶金屬物或者飾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劉摯友。當然還要看接下來對另外兩個幸存者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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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傷者比劉摯友嚴重些。全身45%二度燒傷，雖然生命暫無危險，但恐怕要進行很長時間的康複治療。他的整個頭部也被包著，身上比劉摯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見我們進來，他顯得有些驚恐，眼睛睜得很大，五官都擠在了一起，加上臉上的紗布跟管子，有點兒像外星人。
薛隊先問他：“你叫什麽名字？”
他不說話。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麵對地球人的表情。
我大聲說：“嘿，問你叫什麽呢！”
旁邊一個護士手裏的瓶瓶罐罐在地上開了花。她尖叫著：“哎喲，你瞎嚷嚷什麽？這是病房！沒素質！”
“你有素質，動靜一大連個盤子都端不住！”
薛隊說：“行了！孫小聖，你給我閉嘴！”
病床上那位竟哆嗦了起來：“我叫劉摯友，是那家醫院的醫生。”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問：“你再說一遍？”
薛隊暗示我別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證件號和家裏的電話號碼說一下。”
對方報了身份證號，又說：“我叫劉摯友，安徽人，西北大學的。怎麽……有什麽問題嗎？”他吃力地抬了抬頭。這時，那個護士又要給他打針，半天沒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齒。完事後，他對護士說：“姑娘，你這紮針手法不對啊。我建議你平時沒事兒的時候用針頭紮點滴管練習練習！”
“老家的電話呢？”
“我老家沒電話。老家……沒人了。”
“這裏有什麽親戚朋友嗎？”
“除了方濤就沒有了。他怎麽樣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樣被人牽著鼻子走了，反問：“你把當時著火的經過跟我說一下？”
“當時著火？”對方好像嗆了一下，氣喘籲籲，“我早就跟院長說過，跟上麵協調協調，老這麽停電不是辦法，有時候是人命關天的事兒！你說說，病人晚上吃藥、換藥是常事，再說每個病人服藥的時間都不一樣，服的藥物也不一樣，有的要吃齊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萬一弄錯了怎麽辦？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火是怎麽著起來的？”
“我不知道！當時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濤在藥房休息。後來我打了個盹兒睡著了，火就燒起來了。”
忽然他一臉驚恐，絮絮叨叨：“這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
我和薛隊對視了一眼，問：“你們那裏晚上給不給病人吃安定一類的藥？”
對方的回答斬釘截鐵：“當然不。我們醫院從來沒有安定。我們是以康複和救助為主的，那些藥隻有正規的大的治療醫院才有。進那些藥是需要批文的！”
這就怪了，難道說醫院裏有兩個醫生都叫劉摯友？顯然不太可能。那麽他們兩個至少有一個人在說瞎話。為什麽說謊？是因為說謊者是精神病，還是因為這起著火事件有更深的陰謀？我感覺黑暗裏好像打開了一扇門，但推門一看，裏麵仍舊是一片漆黑。
從醫院出來，我和薛隊一路無話。然後他接了個電話，告訴我：“醫院院長可能跑了。現在網上正在給掛逃犯。隻剩下最後一個幸存者了！”
我說：“不會又是一個劉摯友吧？”
“但願是趙一多！”
除了輕微的燒傷外，第三個幸存者行動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來到隊裏的。這個人30歲上下，方頭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話令我們精神一振：“我叫方濤，是醫生！”
但我馬上冷靜下來，問他：“你的證件呢？”
“證件？”此人忽然激動起來，“你們家著火了你還能什麽東西都齊全嗎？別把我當犯人審！”
薛隊擋在前麵，語氣緩和：“我們的意思是怎麽證明你的身份？”
“你們愛信不信！”
“有沒有你家人的聯係方式？”
“沒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們是公安機關的！”
這個自稱方濤的人呆窘起來。幾秒過後，忽然蜷身大哭。我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主，想硬硬不起來，想軟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麽，一時手足無措了。
薛隊拿出兩張照片，分別是剛剛洗出來的之前兩位傷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認得他們嗎？”
對方鼻涕眼淚地仔細看著，指著第一位傷者的照片說：“這是幾天前救助站送來的病人。”然後又仔細看著第二位傷者的照片，破涕為笑：“這是劉摯友！太棒了，他還活著！”
然後他就小孩子一樣攥著第二張照片不撒手。
“包得這麽嚴實，你怎麽認出來的？”我很納悶兒。
“那你就不要問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這倒是有幾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覺得自己有些失態，又問：“他們自己是怎麽說的？”
“他們都說自己是劉摯友！”
“那多簡單。劉摯友是醫生，你們可以問問他醫學常識，誰說得出來當然誰就是了！”
我想起之前第二位傷者向我們侃侃而談說起給病人換藥的細節和與護士的對話，下意識地點了點頭。
“你還是給我們說說當晚著火的過程吧。”
“當晚……”對方隻是重複我的話，然後忽然從椅子上跌倒在地，渾身縮成一團瑟瑟抖動，口中不知所雲，“著火……火光衝天，慘叫……跑……”他竟然開始吐白沫了。我記著筆錄，正琢磨措辭呢，一見這架勢，還以為他模仿當時患者們的反應呢，還笑哈哈地說：“行了行了，你不用學這麽生動，說主要的！”
“癲癇！”有人說。
我們一夥人七手八腳地把他控製住，讓他緩病。癲癇俗稱羊角風，是種很麻煩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來哭天搶地、要死要活，但症狀一過去基本又和正常人無異了，這位“方濤”同誌也一樣。可隻要恢複過來，再一提著火的事兒，他馬上又會發病。好像是孫悟空聽到了緊箍咒，沒幾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隊趕緊嚷嚷：“先不提著火的事兒了，別刺激他！”我會意，愣了一會兒趕忙道：“那你說說著火以後的事兒？”沒想到這老兄抽得更厲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隊臉上，薛隊揉著臉上的“五指山”衝我吼道：“孫小聖你閉嘴！”折騰了一個下午，我們一屋子人滿頭大汗。最後薛隊頭暈眼花地說：“把他帶走，去市裏的精神病院給他做鑒定！我覺得這位是最不靠譜的！”
宋琦和王姐他們一直在當地派出所和區政府負責聯係死者的家屬。但讓人感慨和吃驚的是，這幾天竟然沒有一名死者家屬前來認屍。其實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裏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會救助在療養，很多在醫院裏待了多年都沒有家屬來探望，他們自己也沒有回家的意識。有的人在裏麵病死、老死，家裏人要麽聯係不上，就算聯係上了也是聽憑醫院處理，連麵都不會露。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醫院的人，死後仍是孤魂野鬼，頗讓人唏噓。
談到屍體，薛隊說：“第一個自稱劉摯友的人說醫院裏有十個病人、兩個醫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個生還者，應該是九具屍體，可迄今為止隻發現七具。那兩個人失蹤了？”
“失蹤”往往能給人希望的錯覺。公安機關辦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蹤”，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這種火災案件，屍體八成是炭化在哪個角落了。我們都心照不宣地歎了口氣。
我們又去醫院找到之前那兩個患者，分別給他們看了第三個人的照片。這次他們兩人倒都給出了同樣的答複：“他不是方濤，是個老病號，狂躁症，一直在我們醫院接受治療。”
我把第二位傷者的照片拿給第一位看，對方說：“雖然包得比較嚴實，但看身段和腦瓜的形狀能認出這是前幾天救助站送來的病人。因為行為像精神病，又沒確診，所以先到我們這裏進行觀察，準備幾天後送到大醫院。”
第一位看著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這麽說。
我們隻能聯係救助站的人員。他們來到醫院後看了看，都說：“實在認不出來了。”
我問：“當時你們送的那個人是什麽狀況？”
工作人員回憶：“具體情況我也記不清了。我們是接到地鐵站站務員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一個人在地鐵裏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車，問他什麽他也不答話，衣衫襤褸的，身體也很虛弱，感覺像是拾荒的。後來我們把他接到站裏，發現他精神也不太正常，總是胡言亂語，自己姓什麽叫什麽卻從來不說。我們怕再讓他待下去會在站裏惹出事兒來，就送到了醫院想讓他們觀察和確診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麽都說了，什麽都正常，但好像又什麽都沒說，什麽都很可疑。可人家辦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們也不好再說什麽，隻能將第三個幸存者的照片登報，看看全城有沒有認識他的人。
登報第二天就有人上門。該人稱是第三個傷者的朋友。據他說，這個人確實是醫院的醫生方濤。我仔細觀察這個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間有顆痣；看樣子很像知識分子。我問他：“你怎麽稱呼？”
“我叫沈京。”他話語鏗鏘，擲地有聲。
“你是方濤的什麽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東。他沒找到工作之前租過我的房子。雖然他沒什麽朋友，卻是個挺好的人。據說他出來打工時，和老家的父母鬧翻了，所以從沒聽他說過親人的事兒，也沒有他老家的電話。我也很久沒見到他了。”
薛隊將信將疑地看著他：“他租過你的房子，那你那兒一定有他的身份證複印件吧？把複印件給我們看一下，我們得對比一下。”
“警察同誌，一看你就沒租過房子，”沈京說得慢條斯理，“你要是當房東，還留著以前房客的身份證複印件？現在這人的法律意識這麽強，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幹啊。一般是退房時就還給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這玩意兒開信用卡辦業務！”沈京飛出一個白眼兒。
我登記了沈京的證件，又聽他說：“方濤有癲癇症，受刺激了會發病，你們不要過度刺激他。”
沈京走後，我們開了案件分析會，把此案的怪圈擺到桌麵上：第一個人自稱醫生劉摯友，戴著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個人自稱劉摯友，熟知醫學藥理；第三個人自稱醫生方濤，雖然情緒不太正常，但有第四個人沈京出來證明。
與此同時，第一個人稱第二個人和第三個人是病人；第二個人稱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是病人；第三個人稱第一個人是病人，第二個人是劉摯友。
如果第一個人說的是實話，那麽他就是劉摯友，第二個人、第三個人都是病人。沈京對警察撒了謊。
如果第二個人說的是實話，那麽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就是病人，沈京依舊在撒謊。
沈京是正常人，沒有理由撒謊。所以第一個人和第二個人都應該在撒謊。
如果沈京說的是實話，那麽第三個人說的就是實話，他就是方濤，第二個人就是劉摯友。
但第二個人推翻了第三個人是方濤的理論。邏輯又不通了。
薛隊忽然扭頭問我：“孫小聖，你覺得呢？”
“我覺得我糊塗了。”我照實說。
宋琦在邊上反問：“關鍵是，一個有癲癇病的人，能當醫生嗎？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發了病，他又犯了癲癇，怎麽辦？”
“再通知沈京來隊裏，讓那個自稱方濤的認一認！”薛隊交代。
不料此時聯係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機號，打過去永遠是關機。按照他身份證上的地址找過去，那裏已經拆遷了，戶籍還沒來得及更改。線索又斷了。
當天我們又去了一趟醫院的遺址。我特意又仔細觀察了藥房，發現一個特點：隻有這裏的窗戶和別的窗戶不一樣，位置比較高，麵積比較小，最重要的是沒安防護欄。在三名傷者的敘述中，隻有第一個人正確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個聽起來很自然的理由。當然，不包括那個安眠藥的疑點。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隊的帶領下在現場待了一上午，到了飯點剛要吃飯，就接到王姐的電話，她告訴我們市精神病院給“方濤”做鑒定的大夫讓我們去一趟。薛隊接過電話聽了一聽，馬上眉開眼笑，趕豬似的把我們轟上車：“快快，有人要現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圓幾百裏最大最權威的精神病鑒定機構。給“方濤”做鑒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隊很熟的樣子，親自把我們迎進辦公室。薛隊屁股沒坐熱就直奔主題：“我說徐大夫，那家夥到底是不是精神有問題？你就給我下個結論吧，我們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開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個女的，戴個大厚眼鏡片，跟《蠟筆小新》裏的上尾老師似的。她扶著眼鏡先笑笑，說：“老薛，不瞞你說，這個人你們送來時，一沒有以前醫院的介紹信和病曆，二沒有他的直係親屬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僅僅靠短時間的觀察，我是不敢給你出鑒定意見的。”
“什麽？”薛隊唰地拉下臉來，“那你讓我風風火火趕過來幹什麽啊？我以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
“你急什麽？”徐大夫不緊不慢地站起身來，“你們都跟我來，小點兒聲！”
我們跟她出了屋，來到走廊裏的一個小門前，看她把門上的小鐵窗撥開一個縫。順著縫隙望去，裏麵坐的正是那個自稱方濤的家夥。那家夥正對著桌子上的一隻魚缸使勁兒擺弄著什麽。
“這是怎麽回事兒？”薛隊問。
徐大夫說：“來的第一天，我們在裝滿水的魚缸裏放了幾張金魚的畫片。問他這是什麽。他的回答很正常，說是紙片。可是我們告訴他，這不是玩具，這是真的金魚，能用釣竿釣上來的。你猜他怎麽說？”
“他就信了。這不他正拿著小釣竿釣呢嘛。”聽廖潔這麽說，我才看清原來“方濤”手裏拿的是一支玩具釣竿，正不厭其煩地對著魚缸口往裏伸呢。
“他沒信。他說我們騙他。”徐大夫聳聳肩膀。
我們大家麵麵相覷。
徐大夫又說：“不過我後來告訴他裏麵確實是真的金魚，隻不過是一種非洲少見的品種，類似比目魚。然後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說如果他能用小釣竿從缸裏釣上一條來，就給他一根香蕉吃；釣上兩條給兩根。於是他就一上午在這兒釣魚，雖然一條還沒釣上來，但玩得別提多開心了。”
我們還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氣了：“徐大夫，您有什麽話就別繞彎子了，這家夥是不是還是精神病？要不能幹這種傻事兒？”
徐大夫把我們領回辦公室，說：“從這個案例來看，他屬於典型的偏執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覺妄想感很強烈。雖然他有自己的客觀性，但隻要外界給他一些影響或刺激，他就會執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樣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這就說明……”我先大聲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潔跟我搶答。
“孫小聖你先說！這說明什麽？”薛隊指指我。
“這就說明，我們要想讓他說真話，也要給他香蕉吃！”
連徐大夫在內都傻了。他們呆怔幾秒，集體大笑了起來。
我剛要辯白什麽，廖潔就做了一個打住的手勢：“行了行了，你別說了，我當你有什麽高見呢，鬧了半天就這個。我來說吧，既然這個病人能把一樣物品幻想成另一樣，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個人當成另一個人。那也就是說，他不是方濤，他所謂的劉摯友，也不可能是劉摯友！”廖潔在結尾處還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說嘛，一個癲癇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還沒怎麽樣，他倒先抽了。這樣的人怎麽當醫生！”宋琦咬著筆杆子。
“那不是還是要給他好吃的才管用嗎？我說的也沒錯啊。”我一臉不服。
薛隊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聞了聞，慢條斯理地剝開皮，然後……猛地塞到了我嘴裏。
3 _
我們千恩萬謝辭別了徐大夫，顧不上吃午飯，火速趕到了醫院。在病房裏，第二個幸存者正饒有興致地看著閉路電視。見我們一大群人浩浩蕩蕩地進來，嚇得又哆嗦起來。
這回是薛隊親自出馬，為穩妥起見，他特地從醫院精神科借來一名大夫助陣，問道：“劉摯友，說說你當年學醫時的經曆吧。怎麽選擇的專業，又是怎麽來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們不相信我？”他氣息雖弱，但擲地有聲。
“現在還不能完全相信。一個精神科的大夫，可不僅僅要掌握幾個藥品名稱和紮針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訴我平時你是怎麽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給病人測體溫、量血壓，飯前安排他們吃藥，如果碰到有人犯病發狂，就給他們上約束帶……”
“除了這些呢？”
“除了這些……”他開始左顧右盼，眼珠子來回亂轉，“除了這些，我還給他們打針，帶他們放風……”
“那我問你，你們醫院的病人都來自哪裏？”
他眼珠轉得更厲害了，嘴卻像封了膠，半天不動。
“如果是公安局送來的病人，你們都需要走什麽程序？你怎麽和病人的原籍聯係？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來的病人，你們怎麽接收？如果是家屬送來的患者，又需要什麽手續？”薛隊像連珠炮一樣發問，我感覺對方挨不了多少槍了。
“我就是劉摯友！你們為什麽不相信我？你們這群笨警察、庸醫！”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虛弱無力，嗓門兒大得震天。實在無法想象一個中度燒傷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劉摯友，我2000年大學畢業，我隻身一人來到玉川，在這間破醫院裏，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們可不知道那幫人有多難伺候……”
醫院的精神科大夫後來對我們說：“這個人應該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劉摯友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從對這個人的了解來看，他原來應該是學醫的。後來可能受了什麽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裏治療，碰到劉摯友，讓他產生了跟對方互換身份的妄想。這在精神疾病裏是很常見的。”
從病房裏出來，我們坐在走廊的長椅上亢奮地探討起來。兩個精神病病人現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宋琦從外麵買來了盒飯，我們一邊吃一邊分析：“方濤”是假的，那麽剛才那個劉摯友也是假的。現在又有了一個問題：沈京到底何許人也？他為什麽突然冒出來做了偽證？難道說這起著火事件背後，真的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陰謀？
現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裏的蛤蟆，冒了一下頭，咕嘰了兩聲，就縮回去了。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搗亂還是有什麽別的目的，做偽證可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薛隊邊嚼著米飯邊部署：“繼續給我找那個沈京，必須找到這家夥。我老是覺得這起著火不是那麽簡單的事兒。”
蘇玉甫說：“隊長，第一個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們過去看看嗎？”
薛隊扔了飯盒，說：“去看看，去看看。我還真有話想跟他聊聊。”
第一個幸存者還在輸液，見我們進來，很恭敬地跟薛隊打了招呼，並從容地稱呼我為“孫警官”。他的記性還不錯。
薛隊說：“劉摯友，你仔細想想，之前給你看的那張嚴重燒傷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說被救助站送到醫院的那個病人，還有沒有其他特征？他為什麽疑似精神病？”
這個劉摯友瞧著天花板想了一下，說：“您要是這麽問，我倒是想起一點兒……我跟他聊過，他以前好像是學醫的，在讀博士時壓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兒，從業後沒兩年就徹底發病了，然後就一直接受治療。好像是妄想症，在醫院他和我接觸最多，也願意跟我探討醫學常識，所以可能會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這麽一理似乎什麽都順理成章了。薛隊坐著半天沒言語，自顧自想著什麽，下意識要點煙，被護士製止了。護士滿臉怨氣，一邊給劉摯友拔針一邊說：“警察同誌，你們不會跟剛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麽大動靜吧？病人需要休息，你們總這樣可不行！”
聽她這麽一說，薛隊立馬站了起來。護士以為薛隊怒了，正愣著，沒想到薛隊上前握著她的手說：“謝謝你，護士！”護士幹笑半天，擠出一句：“知……知錯就改就是好同誌。”
我們一夥人雲山霧罩地跟著薛隊出來，問什麽他都不說。他在走廊盡頭打了兩個電話，又對蘇玉甫耳語了幾句；蘇玉甫點著頭，對宋琦和廖潔說：“走吧，跟我回隊裏一趟！”
他們三個腳下生風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隊在走廊裏傻坐著。我問薛隊我幹什麽，薛隊說：“咱們在這兒等著就行。”
我說：“這案子不基本能結了嗎？很簡單的一起意外啊，哪個是正常人，哪個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們還在這兒等什麽？”
薛隊的牛脾氣又上來了：“讓你等著就等著，哪兒那麽多廢話！”然後他就不再理我，自顧自玩兒上手機了。那樣子整個兒一老小孩兒。
我小時候得過多動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麽待著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閑，嘴就更不老實了，問薛隊：“薛隊，原來李出陽是不是在咱們隊啊？”
薛隊姿勢沒變，眼珠子朝我滑過來：“是啊。怎麽了？你小子還認識他？”
“我同學我當然認識啊。你知道他為什麽辭職嗎？是犯錯誤了嗎？”
“我怎麽知道？雖說我是他的一級領導，但我管吃管喝，總不至於還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這話說的，”我硬著頭皮跟他逗貧，“我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陽以前那麽優秀，在刑偵支隊都幹不下去了，我這跟他比還差著十萬八千裏呢，我擔心我以後會扛不住啊。”
薛隊把手機放下，眯著眼睛看我：“放心，你沒那扛不住的機會。”
這算什麽話，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麵似的。想跟他頂嘴，他卻又低頭玩兒上了手機。什麽玩意兒，謝隊都沒他這麽不可一世。對麵的兩個小護士正在前台說笑，我樂顛顛地加入進去。別看我在業內不吃香，女人緣還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兩個護士聊得熱火朝天，薛隊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嚕。中午剛過，宋琦、廖潔和蘇玉甫就滿頭大汗地回來了。他們三個到薛隊跟前跳著腳說：“嘿，你還真猜對了！”
“猜對什麽了？”我伸著脖子問，手裏還攥著一把從小護士那兒討來的瓜子。
他們從牛皮紙袋裏掏出兩張紙，好像是指紋卡一類的東西，分別拿給薛隊看。薛隊端詳了一會兒，說：“走吧，現在咱們就去會一會這個真正的劉摯友。”
劉摯友午睡剛醒，見我們又殺回來了，顯得很是意外。這回屋裏沒護士，薛隊也隨便起來。他把窗簾打開，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劉摯友的地方，說：“這樣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們還有事兒？”
“對。有事兒。我想問你，你們醫院有沒有給患者使用安定的資質？”
劉摯友好像明白了什麽，臉在紗布後抖動了一下，有點兒像冷笑：“你說進安定需要批文，確實。但如果我們這家私人醫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規化，也就不會著火了。”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薛隊笑笑，“你之前說你在藥房裏間睡覺，衣服都脫了，為什麽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著手表睡覺的嗎？”
他臉上的紗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時間和方醫生換班，經常怕錯過時間。”
“要是你，你怎麽辦？”薛隊看著宋琦。
“我會把表放在床頭櫃上，隨時都能看。睡覺還戴著手表，那不是給自己找罪受嗎？”宋琦聳聳肩膀。
“這是個人習慣不同！”劉摯友放開聲音。
“還有，案發現場的藥架子上發現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藥還是攀岩啊。藥到底放在第幾層？”
對方有汗水滲出了紗布。
薛隊把一遝紙扔在他麵前：“好了，陳三貴，別打著劉摯友的名號招搖撞騙了。前幾天你在地鐵站裏伺機作案，差點兒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裝瘋賣傻。一個月前友豐商場的盜竊案是你幹的吧？”
“什麽陳三貴？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麽！”
“行了吧，指紋都對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記錄，包括你的掌紋指紋，公安網上登得齊全著呢。看看那幾張紙吧。”
“你們根本沒有給我印過指紋！印泥呢？印紙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廖潔又從包裏取出一個塑料袋，裏麵是幾張照片：“記得我讓你辨認過這些照片嗎？相紙上就有你的指紋啊。看來你以前被取過指紋啊，這些你還挺懂！”
薛隊說：“別看你毀了容，別看你裝瘋賣傻，指紋總是變不了的。十億人裏都不見得有指紋重複的。怎麽著，還非得給你驗驗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
然後他說：“我是陳三貴。可著火確實跟我沒關係！”
我記得上學時老師講過，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為止沒人暗示他與著火有關，甚至沒人提過這是一起人為縱火案。他卻自己先抗拒起來。好比一個小孩兒偷吃了蘋果，媽媽問他蘋果怎麽不見了，他卻說“不是我吃的”，這當然是此地無銀了。
宋琦問：“那藥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麽回事兒？別看著火了，但有些痕跡是燒不沒的。你入院時穿著和其他傷者不一樣的運動鞋，肯定是早就準備好了什麽行動。那兩個大鞋印子，靜電一吸附就躍然紙上了。別再狡辯了。”
陳三貴閉上眼睛。兩片眼皮被四周紗布襯得又黑又腫，像兩片幹癟的核桃殼。
薛隊說：“我來幫你理理，你看對不對，陳三貴。那晚確實是劉摯友和方濤值班。但以你在醫院裏那幾天的觀察，但逢方濤值夜，他都溜出去開小差，所以當那晚方濤又溜出去時，你趁著停電，就跑到藥房準備順著那個沒有護欄的窗戶逃出去。當時劉摯友在裏屋睡覺，你先偷穿了劉摯友的運動鞋，又看見劉摯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順手牽羊戴在了手上，然後爬上藥架子準備翻窗。不想藥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濺到火苗上，瞬間就著了起來。裏間的劉摯友被驚醒，衝出來發現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濤，被你用掃把打暈在了樓道裏。對不對？”
“找到方濤了？”他終於反問。
“暫時沒有，但這和給你定罪沒什麽關係。”謝隊笑笑。
陳三貴哭出聲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頂多是小偷小摸，我沒想殺他們。他們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們有什麽仇啊，賴就賴那破醫院哪兒哪兒都是鐵柵欄、電子門，我出不去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緒。
“你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知道嗎？七條人命，你挫骨揚灰都賠不起！現在我就傳喚你！”薛隊氣得要抬手打他。
後來我問薛隊，他是怎麽忽然對看似無懈可擊的陳三貴起疑心的。薛隊說：“你還記得嗎，咱們第一次詢問他時，他隻是說第二個患者是救助站送來的，並沒有提到這個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劉摯友的情節。但那天護士的話提醒了我，一定是咱們在對那個病人問話時，那個病人在屋裏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陳三貴聽到了，所以第二次咱們詢問陳三貴時，他自作聰明地改了口風，特地加上了他聽到的內容。”
我說：“高，實在是高。”
“這就叫高？這是破案的慣用思路，是你從來不動腦子！”
“我沒說您，我說陳三貴。”我衝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後腦殼上。宋琦和蘇玉甫他們一陣哄笑。
第二天晴空萬裏，我們最後一次去了醫院的遺址進行掃尾工作。山穀開闊，豔陽高照，穀底裏沉著一片巨大的陰影，把裏麵本應鮮豔的野花野草變得暗淡無光。反倒是那座烏黑的小樓，頂部迎著陽光，成為了山穀裏最鮮亮的一抹顏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樓前，告慰那些亡魂。但願他們死後和生前一樣，糊裏糊塗，笑口常開。
廖潔歎了口氣：“唉，最後還是沒有一個家屬來認屍。看來有時候人活著，還不如死了呢。”
宋琦說：“那不一定。別看這些人死得慘，活著時候也沒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碼沒了正常人那麽多憂愁、壓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現在有哪個正常人能有這份福氣？”
我說：“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別人對自己怎麽樣，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們正聊著，薛隊在旁邊接了一個電話，眉毛高挑，格外興奮。
“是方濤找到了？”
“不是。剛才有個報案的，說有個精神病院跑出來的瘋子到銀行搗亂，被按住了。他說他叫沈京！”
你可能會說上網聊天不就是這樣嗎？興許看不見對方的臉，聊得才更盡興、更遊刃有餘呢。
那就按你的邏輯走。你在網上聊天，和你看不到的好朋友。突然，又有一個陌生id發來信息，說他才是你的好朋友，那個人是冒充的。你會怎麽辦？你相信誰？
向這兩個人核實你們本應共曉的信息？比如你的生日、畢業學校、家庭住址……不太現實。如果第一個人能輕易和你聊上路，那他未必不知道這些。如果第二個人能自信滿滿地質疑第一個人，那麽他就更有信息渠道。
你說，還是約出來見見真人吧。見了真人，一目了然。
兩個人都出現在你的麵前，然後你崩潰地發現，兩個人全都毀容了！
1 _
這個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義來到了刑偵支隊三隊。分隊長名叫薛仲凱，不到40歲，大麥稈子一樣的身板兒，看上去還有點兒駝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簡直有天壤之別。薛隊官比謝隊小，人卻比他嚴肅，說話從來是目不斜視、笑不露齒。他向我一一介紹了幾位跟我搭檔的隊員：白麵書生蘇玉甫，比我還小一歲，特長是搞電腦；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據說除了他媳婦，打遍天下無敵手；另外兩個都是女的，一個是廖潔，跟著出外勤，一個是王姐，負責內勤。
有領導在場，各位都有點兒拘謹，客套幾句，匆匆退去。之前謝隊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據說包括薛隊在內，沒誰知道我是從紀委抽調過來的。所以讓我禁止“三瞎”：瞎問、瞎聊和瞎打聽。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裏又掛了塊紀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紀律作風有關係，說不定是要我來挖什麽驚天內幕的。
整個兒一無間道啊！
也許搞無間道的，都是按這個套路選人。所謂臥底，既要臥得住，又得來自底層。自然就是我這號的了。但凡有點兒關係和背景，能讓人起疑的，那絕對不叫臥底，那就成內奸了。
整個下午我在幻想中開展自己的神秘任務。我用以前抓賊的功力瞄著屋裏這幾個人：他們正在給一起傷害案收尾，雖然忙，但井井有條。宋琦從法醫中心取回了被害人的鑒定意見後，蘇玉甫和廖潔給被害人做了告知筆錄，王姐則在電腦前敲敲打打。整個辦公室鍵盤聲、電話鈴聲此起彼伏，雖然各自忙碌著，但依舊有人見縫插針地開玩笑、扯閑篇。相比之下，裏屋的薛隊倒始終未露麵，整個下午都在辦公室裏打電話，好像在匯報什麽事情。
一個下午很正常地過去了。魚不驚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著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說了拜拜。薛隊終於出屋了，告訴我今晚要值班，明天開始正式接觸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會兒，回過神來才發現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讓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麽也不會，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勞。我抬手看表，將近晚飯時間，於是下樓去食堂。好像來到刑偵支隊的意義就剩這一日三餐了。
我心裏邊罵邊下樓梯，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我，回頭一看，竟是謝隊。
我顛顛地跑進去，準備好好倒倒苦水。謝隊問我：“這一下午感覺怎麽樣？還適應嗎？”
“謝隊，沒我什麽事兒啊！你們到底叫我來幹什麽？”我弄出一臉苦相。
“沒跟你說嗎，現階段趕緊融入三隊。隻有你盡快融入進去，能夠協助處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機會完成這個任務！”看來他又準備跟我唱高調了。
我準備開溜，他卻一把抓住我的後脖領子：“嘿，你小子，真是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來！”
我恭敬地等著他啟蒙，他愣了愣，帶我走到旁邊的一處陰影裏，用同樣陰暗的聲音問我：“你之前說有個同學在三隊，那個同學你還有聯係嗎？”
真是奇怪。我那個同學叫李出陽，按說以前也是他謝隊的兵，怎麽給我的感覺他對這個名字諱莫如深呢？
我說：“李出陽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在警院四年一直都是一個宿舍的。後來分到一個分局，頭兩年聯係得還挺頻繁；後來他總說工作忙，一直沒機會出來坐坐，就基本失去聯係了。他從刑偵支隊調走我還是聽別的同學說的呢，不過具體去了哪裏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嗎？”
謝隊直眉瞪眼地看著我：“他不是調走了。他是辭職了。”
“辭職？”我眼睛瞪得比他還大，“你的意思是他離開公安隊伍了？不當警察了？”
謝隊點點頭，仿佛那也是他不願接受的現實。
“為什麽？”
他又開始打馬虎眼兒：“你不是總是問你的任務是什麽嗎？好，既然你說你在三隊沒事兒幹，那你就在這幾天給我想辦法聯係上李出陽。但是你記住，”他在我臉前晃悠著食指，“你千萬不能露出馬腳。你可以告訴他你來到了刑偵支隊，但絕不能告訴他你是趙書記介紹過來的。至於見麵的方式，你自己做主，可以是敘舊，也可以隨便找個事由。我相信這點智商你還是有的吧！”
“那我見到他之後有什麽要問的嗎？”
“問他當初為什麽辭職啊！你不是很好奇嗎？就讓他自己給你答案。”謝隊整了整衣服，快步走向樓下自己的車，“當然，盡管有可能他說的不是實話。”說罷他開了車，揚長而去。
吃了飯回到辦公室，薛隊不知去了哪裏。我在屋子裏轉悠了一會兒，想著謝隊跟我說的那些奇怪的話，始終覺得莫名其妙。想當年李出陽在學校也有一號。他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才貌雙全的人。人帥，腦袋機靈，做個實驗、搞個現場模擬什麽的，那些儀器在他手中就像玩具一樣，被他擺弄得既聽話又利落，從來都是一遍就過。不像我，用老師的話說就是看似挺靈，實際拙得要命；用鉛粉掃個指紋都能把自己弄黑。
最難能可貴的是，李出陽不僅頭腦聰明、身手敏捷，人還非常低調。這家夥出身書香世家，雖算不上博學多才，但斯文的氣質還挺極致。遇事沉著冷靜，吃了虧也能格外隱忍。所以在學校裏追他的女生海了去了，排成隊比食堂打飯還熱鬧呢。這家夥天生就是給別人當情敵的料。
當時我們一個宿舍四個人，另外兩個是外地生，一畢業就回原籍工作了。隻剩我和李出陽偶爾能見個麵。不過這也是前兩年的事，後來就因為他太忙基本上也碰不著了。
他辭職？難道說是攀了什麽高枝，掙大錢去了？從性格上分析，不像。難道說是出了什麽事兒，被清出公安隊伍了？更不可能。連我這樣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人都戰戰兢兢過來了，李出陽城府那麽深，更不會到這步田地。
這個謝隊和趙書記，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麽藥？！
我自己在辦公室裏瞎琢磨的工夫竟然睡著了。知道自己睡著，還是因為電台大叫一聲，給驚醒了。我腫著眼睛一聽，好像說的是哪裏失火了，讓相關人員到現場。我還沒聽完呢，電話就響了，是薛隊打來的，讓我趕緊到樓下等他，說去出那個現場。宋琦他們送審還沒回來，辦公室裏沒人，隻能帶我充數了。
我抬眼一看牆上的表，已經淩晨5點，天都露出魚肚白了。果然是第二天就開始正式接觸案件，沒見過這麽精確的部署！
我下了樓，薛隊已經備好車，正閃著警燈等我呢。看他那架勢，我就知道八成是硬仗。於是問他去哪兒，他說：“玉川！那裏的精神病院著火了，得趕快過去看一眼。”
我跳上了車後，他又不放心地問我：“你膽兒不小吧？”
我一愣：“不小啊。小能幹這行嗎？”
然後就是一路無話。玉川是古城邊上的一處山區，白天看是美麗的環山，環山中間，萬物生長、花香鳥語，甚至有一些外省的遊客還愛到那裏遊玩采風。但是一到晚上，那裏的閉塞和幽靜就凸顯無遺，因為是環山，所以地勢不平、層巒疊嶂，總是發生很慘烈的車禍。
這種地方往往也有優勢。不久前有人在那裏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號或者被社會遣送過去的、在外流離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沒想到昨晚這家醫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燒得很徹底，三個小時才完全被撲滅。
醫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斷壁殘垣。所有的病人資料都沒了，所有的監控設備都毀了，一切幾乎都不複存在。本身就殘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築，像團夭折的秘密一樣，正隨著濃煙漸漸淡去。
一片與外界隔絕的廢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亂語的亡魂。這樣的調查，怕是電視劇裏也不多見吧！
當時剛剛破曉，我們驅車到達現場，那座烏黑得沒了形狀的建築蹲坐在山腳下，灰白色的煙氣從磚縫、地皮中吐出來，好像童話故事裏的黑暗城堡一樣。還沒下車，一股股刺鼻的糊味和化學味道就向我們襲來，我的嗓子忽然像連續嘶喊了好幾個小時一樣痛啞。薛隊扔給我一隻口罩：“趕緊的，聽說有三個幸存者剛被送到醫院，再看看裏麵還有沒有！”
跳下車，我們才發現正門已經被燒壞，鋁合金變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門，沒想到剛一碰到門我就大叫起來。那哪是門啊，簡直就是一塊鐵板燒，燙得我手指頭瞬間紅成了胡蘿卜頭。而且這是密碼門，即使知道密碼現在也無濟於事了。
繞到被砸開的側門，我們先上到二樓。二樓是生活區，也是防護措施最密集的區域。從門廳到走廊有兩道密碼門，所有窗戶都上了護欄，所有樓梯間都安了護網。但此刻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無形無狀的黑色物質，有的粘在牆上，有的脫落在地。我們拿著設備邊走邊拍，步步為營，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燼的屍體漏掉。
我終於明白薛隊為什麽在車上問我膽大膽小了。那個場麵我就是再抓十年賊可能也遇不上：屍體多數呈焦炭狀，慘不忍睹。人體和其他物質一樣，被燒後都會水分盡失、大幅度萎縮。不是親眼所見的人是不會體會到那種慘烈的：蜷在角落裏的連四肢軀幹都難以辨別，像一團團風幹的瀝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樣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猙獰，全是常人根本無法擺出的姿勢。
他們當時一定經曆了莫大的痛苦。盡管他們都是精神病患者，盡管他們多數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獨終老，但這樣的死法，還是讓人唏噓不已。
廢墟裏一共發現七具被燒焦的屍體，全在二樓的生活區。幾個先期勘查現場的同事把我和薛隊叫過去，其中一個人指著身邊的一扇被燒得漆黑一片的門說：“這間看上去像是藥房。裏麵找到了一些酒精之類的痕跡，很有可能是起火點。”
踏進門去，我們發現這是個套間。外間比較寬敞，有椅子、桌子和電腦，裏間像是休息室，有單人床和電視機。這裏果然比其他地點損毀更嚴重。牆皮幾乎全部脫落，房間裏幾乎不剩什麽完整的物具。外間的外牆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隻能看見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麵有一隻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擺放器具和藥物的。玻璃瓶和各種器皿碎了滿地，像一片黑壓壓的螞蟻。俯身聞去，果然還殘留著一絲酒精味。
薛隊讓我拿著相機對窗子和藥架子反複照相，又對別人說：“把這間屋子看好，仔細提取足跡和指紋。”
看完現場回到隊裏，領導們對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辦的，而且剛剛成立沒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設備不全導致發生火災。那麽這就應該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醫院法人及相關管理人員的責任；但也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人為縱火，同樣不能小覷。可是別忘了，那間醫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縱火，即使縱火者還活著，也無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那麽說到底，還是出在醫院自身上。一條玩忽職守罪就能給管理者定性。
正在開會，薛隊接到電話：醫院法人已經逃逸。看來那位老兄已經心虛了。
依照薛隊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醫院附近走訪，希望可以遇到目擊者。我這也是新媳婦出嫁——頭一遭，雖然有猛將宋琦帶隊，但基本也像沒頭蒼蠅一樣亂撞。在路上我就問他：“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難找到什麽目擊者了吧？我看還是以調醫院外的監控為主吧。”
“你懂什麽？”宋琦說話從來都是直來直去，“醫院外麵馬路上即使有攝像頭，也都是交通探頭，錄的全是馬路，能照到什麽？”
我說：“那就算咱們繞著山路開上半天，估計也碰不上幾個活人，怎麽取證啊？”
我還真錯了。雖然醫院地處偏遠，遊人稀少，但一路這麽開車過來，我才發現醫院門口的主路是連接市區和郊區的幹道，而且道邊有一些農家院餐館和小工廠。宋琦帶著我挨家挨戶地進去走訪，剛開始的幾戶都表示當晚沒有人出去或者沒有路過那家醫院，所以沒什麽有價值的線索。但在折騰了一下午後，終於在太陽落山前讓我在一個洗車店裏找到了兩個當晚路過醫院的工人，而且他們的話讓我們眼睛一亮！
他們說，昨天他們去市裏進車蠟，回來路過醫院時大概晚上10點，那時候他們特地往醫院大樓瞥了一眼，發現裏麵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說明存在一種可能性：停電。
之前說過，醫院設備不完善，供電經常出現問題。那麽停電之後發生火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隊匯報後，他沉吟片刻，說：“還是先去醫院走訪一下那幾個幸存者吧。聽說他們的狀態都穩定了。”
我們驅車去了醫院。路上我心裏毛得不行，心想現場那些格外瘮人的屍體已經讓我夠嗆了，這重傷員指不定恐怖成什麽樣呢。看來我這處女任務是相當嚴峻啊。
不過這位幸存者的狀況沒我想的那麽嚴重，雖說也基本毀容了，臉被紗布和繃帶緊緊包著，隻露出雙眼和雙唇，但肢體還是完好的，被裹得像個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還插著好些管子。醫生說他除了麵部大部分燒傷外，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他第一句話就是：“我是醫生。”
我扭頭衝薛隊笑著：“這回好辦了，這是大夫！我以為會碰見個胡說八道的病人呢！”
薛隊牛眼一瞪：“你怎麽那麽多廢話！”
我又問他：“你叫什麽名字？”
“劉摯友。我是西北大學畢業的，37歲，你們可以去查。”他的聲音沙啞緩頓，毫無音色可言，好在醫院病房格外寂靜，我支棱著耳朵才得以勉強聽清。
然後他又報了身份證號和戶籍地址。但他又說：“我的老家沒人了，要不我也不會一個人在外麵漂著。”
薛隊問：“你還有什麽能證明身份的物品嗎？”
他指指床頭櫃上的一隻手表：“那是我入院時戴的手表。別的東西就沒有了，都被燒光了吧。”
據劉摯友說，當晚著火是意外。他們醫院剛剛建立，再加上是私人醫院，病人不多，設備也不齊全，停電是常事兒。當時恰逢停電，他和另一名叫方濤的醫生安排所有的十個病人睡下，然後兩個人輪流值夜。輪到劉摯友休息時，他就在藥房裏間的宿舍裏睡覺，衣服都脫了，後來有個叫趙一多的病人非讓給他開安眠藥，否則睡不著覺。他就給他開了少量安定，不料趙一多大喊“不夠”，兩人起了爭執，趙一多碰倒了藥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濺到蠟燭上，就發生了火災。
我如實記錄。又問：“後來你見過方濤醫生嗎？”
他搖搖頭，顯得很落寞：“我一醒來就在這裏了。有他的消息嗎？我的其他病人還好嗎？”
回來的路上，薛隊問我怎麽看待這個人。我說：“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麽看？”
薛隊點了一支煙：“你說得有道理，但我總覺得哪裏不太對勁兒。不過如果真像劉摯友說得這麽輕巧，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職業病犯了吧？
這會兒蘇玉甫過來說：“剛才內勤聯係西北大學和劉摯友的原籍了，確實有這麽個人。不過因為傷者麵部包紮得太嚴實，所以比對不了照片。”
薛隊說：“不過，劉摯友的話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塊手表。精神病院裏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許攜帶金屬物或者飾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劉摯友。當然還要看接下來對另外兩個幸存者的訪問。”
2 _
第二個傷者比劉摯友嚴重些。全身45%二度燒傷，雖然生命暫無危險，但恐怕要進行很長時間的康複治療。他的整個頭部也被包著，身上比劉摯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見我們進來，他顯得有些驚恐，眼睛睜得很大，五官都擠在了一起，加上臉上的紗布跟管子，有點兒像外星人。
薛隊先問他：“你叫什麽名字？”
他不說話。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麵對地球人的表情。
我大聲說：“嘿，問你叫什麽呢！”
旁邊一個護士手裏的瓶瓶罐罐在地上開了花。她尖叫著：“哎喲，你瞎嚷嚷什麽？這是病房！沒素質！”
“你有素質，動靜一大連個盤子都端不住！”
薛隊說：“行了！孫小聖，你給我閉嘴！”
病床上那位竟哆嗦了起來：“我叫劉摯友，是那家醫院的醫生。”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問：“你再說一遍？”
薛隊暗示我別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證件號和家裏的電話號碼說一下。”
對方報了身份證號，又說：“我叫劉摯友，安徽人，西北大學的。怎麽……有什麽問題嗎？”他吃力地抬了抬頭。這時，那個護士又要給他打針，半天沒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齒。完事後，他對護士說：“姑娘，你這紮針手法不對啊。我建議你平時沒事兒的時候用針頭紮點滴管練習練習！”
“老家的電話呢？”
“我老家沒電話。老家……沒人了。”
“這裏有什麽親戚朋友嗎？”
“除了方濤就沒有了。他怎麽樣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樣被人牽著鼻子走了，反問：“你把當時著火的經過跟我說一下？”
“當時著火？”對方好像嗆了一下，氣喘籲籲，“我早就跟院長說過，跟上麵協調協調，老這麽停電不是辦法，有時候是人命關天的事兒！你說說，病人晚上吃藥、換藥是常事，再說每個病人服藥的時間都不一樣，服的藥物也不一樣，有的要吃齊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萬一弄錯了怎麽辦？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火是怎麽著起來的？”
“我不知道！當時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濤在藥房休息。後來我打了個盹兒睡著了，火就燒起來了。”
忽然他一臉驚恐，絮絮叨叨：“這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
我和薛隊對視了一眼，問：“你們那裏晚上給不給病人吃安定一類的藥？”
對方的回答斬釘截鐵：“當然不。我們醫院從來沒有安定。我們是以康複和救助為主的，那些藥隻有正規的大的治療醫院才有。進那些藥是需要批文的！”
這就怪了，難道說醫院裏有兩個醫生都叫劉摯友？顯然不太可能。那麽他們兩個至少有一個人在說瞎話。為什麽說謊？是因為說謊者是精神病，還是因為這起著火事件有更深的陰謀？我感覺黑暗裏好像打開了一扇門，但推門一看，裏麵仍舊是一片漆黑。
從醫院出來，我和薛隊一路無話。然後他接了個電話，告訴我：“醫院院長可能跑了。現在網上正在給掛逃犯。隻剩下最後一個幸存者了！”
我說：“不會又是一個劉摯友吧？”
“但願是趙一多！”
除了輕微的燒傷外，第三個幸存者行動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來到隊裏的。這個人30歲上下，方頭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話令我們精神一振：“我叫方濤，是醫生！”
但我馬上冷靜下來，問他：“你的證件呢？”
“證件？”此人忽然激動起來，“你們家著火了你還能什麽東西都齊全嗎？別把我當犯人審！”
薛隊擋在前麵，語氣緩和：“我們的意思是怎麽證明你的身份？”
“你們愛信不信！”
“有沒有你家人的聯係方式？”
“沒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們是公安機關的！”
這個自稱方濤的人呆窘起來。幾秒過後，忽然蜷身大哭。我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主，想硬硬不起來，想軟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麽，一時手足無措了。
薛隊拿出兩張照片，分別是剛剛洗出來的之前兩位傷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認得他們嗎？”
對方鼻涕眼淚地仔細看著，指著第一位傷者的照片說：“這是幾天前救助站送來的病人。”然後又仔細看著第二位傷者的照片，破涕為笑：“這是劉摯友！太棒了，他還活著！”
然後他就小孩子一樣攥著第二張照片不撒手。
“包得這麽嚴實，你怎麽認出來的？”我很納悶兒。
“那你就不要問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這倒是有幾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覺得自己有些失態，又問：“他們自己是怎麽說的？”
“他們都說自己是劉摯友！”
“那多簡單。劉摯友是醫生，你們可以問問他醫學常識，誰說得出來當然誰就是了！”
我想起之前第二位傷者向我們侃侃而談說起給病人換藥的細節和與護士的對話，下意識地點了點頭。
“你還是給我們說說當晚著火的過程吧。”
“當晚……”對方隻是重複我的話，然後忽然從椅子上跌倒在地，渾身縮成一團瑟瑟抖動，口中不知所雲，“著火……火光衝天，慘叫……跑……”他竟然開始吐白沫了。我記著筆錄，正琢磨措辭呢，一見這架勢，還以為他模仿當時患者們的反應呢，還笑哈哈地說：“行了行了，你不用學這麽生動，說主要的！”
“癲癇！”有人說。
我們一夥人七手八腳地把他控製住，讓他緩病。癲癇俗稱羊角風，是種很麻煩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來哭天搶地、要死要活，但症狀一過去基本又和正常人無異了，這位“方濤”同誌也一樣。可隻要恢複過來，再一提著火的事兒，他馬上又會發病。好像是孫悟空聽到了緊箍咒，沒幾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隊趕緊嚷嚷：“先不提著火的事兒了，別刺激他！”我會意，愣了一會兒趕忙道：“那你說說著火以後的事兒？”沒想到這老兄抽得更厲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隊臉上，薛隊揉著臉上的“五指山”衝我吼道：“孫小聖你閉嘴！”折騰了一個下午，我們一屋子人滿頭大汗。最後薛隊頭暈眼花地說：“把他帶走，去市裏的精神病院給他做鑒定！我覺得這位是最不靠譜的！”
宋琦和王姐他們一直在當地派出所和區政府負責聯係死者的家屬。但讓人感慨和吃驚的是，這幾天竟然沒有一名死者家屬前來認屍。其實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市精神病院裏的病人，很多都是靠社會救助在療養，很多在醫院裏待了多年都沒有家屬來探望，他們自己也沒有回家的意識。有的人在裏麵病死、老死，家裏人要麽聯係不上，就算聯係上了也是聽憑醫院處理，連麵都不會露。這些生前就被冷落在醫院的人，死後仍是孤魂野鬼，頗讓人唏噓。
談到屍體，薛隊說：“第一個自稱劉摯友的人說醫院裏有十個病人、兩個醫生，全是男性。如果除去那三個生還者，應該是九具屍體，可迄今為止隻發現七具。那兩個人失蹤了？”
“失蹤”往往能給人希望的錯覺。公安機關辦理的案件，但凡有“失蹤”，就是凶多吉少。尤其是這種火災案件，屍體八成是炭化在哪個角落了。我們都心照不宣地歎了口氣。
我們又去醫院找到之前那兩個患者，分別給他們看了第三個人的照片。這次他們兩人倒都給出了同樣的答複：“他不是方濤，是個老病號，狂躁症，一直在我們醫院接受治療。”
我把第二位傷者的照片拿給第一位看，對方說：“雖然包得比較嚴實，但看身段和腦瓜的形狀能認出這是前幾天救助站送來的病人。因為行為像精神病，又沒確診，所以先到我們這裏進行觀察，準備幾天後送到大醫院。”
第一位看著第二位的照片也差不多這麽說。
我們隻能聯係救助站的人員。他們來到醫院後看了看，都說：“實在認不出來了。”
我問：“當時你們送的那個人是什麽狀況？”
工作人員回憶：“具體情況我也記不清了。我們是接到地鐵站站務員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一個人在地鐵裏晃悠，不出站也不乘車，問他什麽他也不答話，衣衫襤褸的，身體也很虛弱，感覺像是拾荒的。後來我們把他接到站裏，發現他精神也不太正常，總是胡言亂語，自己姓什麽叫什麽卻從來不說。我們怕再讓他待下去會在站裏惹出事兒來，就送到了醫院想讓他們觀察和確診一下。”
救助站的人什麽都說了，什麽都正常，但好像又什麽都沒說，什麽都很可疑。可人家辦事一切都符合程序，我們也不好再說什麽，隻能將第三個幸存者的照片登報，看看全城有沒有認識他的人。
登報第二天就有人上門。該人稱是第三個傷者的朋友。據他說，這個人確實是醫院的醫生方濤。我仔細觀察這個人，身形高挑，五官清秀，眉間有顆痣；看樣子很像知識分子。我問他：“你怎麽稱呼？”
“我叫沈京。”他話語鏗鏘，擲地有聲。
“你是方濤的什麽人？”
“我是他以前的房東。他沒找到工作之前租過我的房子。雖然他沒什麽朋友，卻是個挺好的人。據說他出來打工時，和老家的父母鬧翻了，所以從沒聽他說過親人的事兒，也沒有他老家的電話。我也很久沒見到他了。”
薛隊將信將疑地看著他：“他租過你的房子，那你那兒一定有他的身份證複印件吧？把複印件給我們看一下，我們得對比一下。”
“警察同誌，一看你就沒租過房子，”沈京說得慢條斯理，“你要是當房東，還留著以前房客的身份證複印件？現在這人的法律意識這麽強，就算我想留，人家也不幹啊。一般是退房時就還給人家了。人家怕你冒用這玩意兒開信用卡辦業務！”沈京飛出一個白眼兒。
我登記了沈京的證件，又聽他說：“方濤有癲癇症，受刺激了會發病，你們不要過度刺激他。”
沈京走後，我們開了案件分析會，把此案的怪圈擺到桌麵上：第一個人自稱醫生劉摯友，戴著病人不可能有的手表；第二個人自稱劉摯友，熟知醫學藥理；第三個人自稱醫生方濤，雖然情緒不太正常，但有第四個人沈京出來證明。
與此同時，第一個人稱第二個人和第三個人是病人；第二個人稱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是病人；第三個人稱第一個人是病人，第二個人是劉摯友。
如果第一個人說的是實話，那麽他就是劉摯友，第二個人、第三個人都是病人。沈京對警察撒了謊。
如果第二個人說的是實話，那麽第一個人和第三個人就是病人，沈京依舊在撒謊。
沈京是正常人，沒有理由撒謊。所以第一個人和第二個人都應該在撒謊。
如果沈京說的是實話，那麽第三個人說的就是實話，他就是方濤，第二個人就是劉摯友。
但第二個人推翻了第三個人是方濤的理論。邏輯又不通了。
薛隊忽然扭頭問我：“孫小聖，你覺得呢？”
“我覺得我糊塗了。”我照實說。
宋琦在邊上反問：“關鍵是，一個有癲癇病的人，能當醫生嗎？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發了病，他又犯了癲癇，怎麽辦？”
“再通知沈京來隊裏，讓那個自稱方濤的認一認！”薛隊交代。
不料此時聯係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機號，打過去永遠是關機。按照他身份證上的地址找過去，那裏已經拆遷了，戶籍還沒來得及更改。線索又斷了。
當天我們又去了一趟醫院的遺址。我特意又仔細觀察了藥房，發現一個特點：隻有這裏的窗戶和別的窗戶不一樣，位置比較高，麵積比較小，最重要的是沒安防護欄。在三名傷者的敘述中，隻有第一個人正確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個聽起來很自然的理由。當然，不包括那個安眠藥的疑點。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隊的帶領下在現場待了一上午，到了飯點剛要吃飯，就接到王姐的電話，她告訴我們市精神病院給“方濤”做鑒定的大夫讓我們去一趟。薛隊接過電話聽了一聽，馬上眉開眼笑，趕豬似的把我們轟上車：“快快，有人要現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圓幾百裏最大最權威的精神病鑒定機構。給“方濤”做鑒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隊很熟的樣子，親自把我們迎進辦公室。薛隊屁股沒坐熱就直奔主題：“我說徐大夫，那家夥到底是不是精神有問題？你就給我下個結論吧，我們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開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個女的，戴個大厚眼鏡片，跟《蠟筆小新》裏的上尾老師似的。她扶著眼鏡先笑笑，說：“老薛，不瞞你說，這個人你們送來時，一沒有以前醫院的介紹信和病曆，二沒有他的直係親屬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僅僅靠短時間的觀察，我是不敢給你出鑒定意見的。”
“什麽？”薛隊唰地拉下臉來，“那你讓我風風火火趕過來幹什麽啊？我以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
“你急什麽？”徐大夫不緊不慢地站起身來，“你們都跟我來，小點兒聲！”
我們跟她出了屋，來到走廊裏的一個小門前，看她把門上的小鐵窗撥開一個縫。順著縫隙望去，裏麵坐的正是那個自稱方濤的家夥。那家夥正對著桌子上的一隻魚缸使勁兒擺弄著什麽。
“這是怎麽回事兒？”薛隊問。
徐大夫說：“來的第一天，我們在裝滿水的魚缸裏放了幾張金魚的畫片。問他這是什麽。他的回答很正常，說是紙片。可是我們告訴他，這不是玩具，這是真的金魚，能用釣竿釣上來的。你猜他怎麽說？”
“他就信了。這不他正拿著小釣竿釣呢嘛。”聽廖潔這麽說，我才看清原來“方濤”手裏拿的是一支玩具釣竿，正不厭其煩地對著魚缸口往裏伸呢。
“他沒信。他說我們騙他。”徐大夫聳聳肩膀。
我們大家麵麵相覷。
徐大夫又說：“不過我後來告訴他裏麵確實是真的金魚，隻不過是一種非洲少見的品種，類似比目魚。然後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說如果他能用小釣竿從缸裏釣上一條來，就給他一根香蕉吃；釣上兩條給兩根。於是他就一上午在這兒釣魚，雖然一條還沒釣上來，但玩得別提多開心了。”
我們還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氣了：“徐大夫，您有什麽話就別繞彎子了，這家夥是不是還是精神病？要不能幹這種傻事兒？”
徐大夫把我們領回辦公室，說：“從這個案例來看，他屬於典型的偏執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覺妄想感很強烈。雖然他有自己的客觀性，但隻要外界給他一些影響或刺激，他就會執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樣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這就說明……”我先大聲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潔跟我搶答。
“孫小聖你先說！這說明什麽？”薛隊指指我。
“這就說明，我們要想讓他說真話，也要給他香蕉吃！”
連徐大夫在內都傻了。他們呆怔幾秒，集體大笑了起來。
我剛要辯白什麽，廖潔就做了一個打住的手勢：“行了行了，你別說了，我當你有什麽高見呢，鬧了半天就這個。我來說吧，既然這個病人能把一樣物品幻想成另一樣，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個人當成另一個人。那也就是說，他不是方濤，他所謂的劉摯友，也不可能是劉摯友！”廖潔在結尾處還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說嘛，一個癲癇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還沒怎麽樣，他倒先抽了。這樣的人怎麽當醫生！”宋琦咬著筆杆子。
“那不是還是要給他好吃的才管用嗎？我說的也沒錯啊。”我一臉不服。
薛隊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聞了聞，慢條斯理地剝開皮，然後……猛地塞到了我嘴裏。
3 _
我們千恩萬謝辭別了徐大夫，顧不上吃午飯，火速趕到了醫院。在病房裏，第二個幸存者正饒有興致地看著閉路電視。見我們一大群人浩浩蕩蕩地進來，嚇得又哆嗦起來。
這回是薛隊親自出馬，為穩妥起見，他特地從醫院精神科借來一名大夫助陣，問道：“劉摯友，說說你當年學醫時的經曆吧。怎麽選擇的專業，又是怎麽來到玉川精神病院工作的？”
“你們不相信我？”他氣息雖弱，但擲地有聲。
“現在還不能完全相信。一個精神科的大夫，可不僅僅要掌握幾個藥品名稱和紮針的手法。如果你能告訴我平時你是怎麽工作的，我就相信你。”
“我……我每天早上給病人測體溫、量血壓，飯前安排他們吃藥，如果碰到有人犯病發狂，就給他們上約束帶……”
“除了這些呢？”
“除了這些……”他開始左顧右盼，眼珠子來回亂轉，“除了這些，我還給他們打針，帶他們放風……”
“那我問你，你們醫院的病人都來自哪裏？”
他眼珠轉得更厲害了，嘴卻像封了膠，半天不動。
“如果是公安局送來的病人，你們都需要走什麽程序？你怎麽和病人的原籍聯係？如果是救助站或福利院送來的病人，你們怎麽接收？如果是家屬送來的患者，又需要什麽手續？”薛隊像連珠炮一樣發問，我感覺對方挨不了多少槍了。
“我就是劉摯友！你們為什麽不相信我？你們這群笨警察、庸醫！”忽然他一改之前的虛弱無力，嗓門兒大得震天。實在無法想象一個中度燒傷的患者竟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我是劉摯友，我2000年大學畢業，我隻身一人來到玉川，在這間破醫院裏，成天跟那群精神病病人打交道，你們可不知道那幫人有多難伺候……”
醫院的精神科大夫後來對我們說：“這個人應該是典型的妄想症。他幻想自己是劉摯友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從對這個人的了解來看，他原來應該是學醫的。後來可能受了什麽刺激，精神不正常了，被送到那裏治療，碰到劉摯友，讓他產生了跟對方互換身份的妄想。這在精神疾病裏是很常見的。”
從病房裏出來，我們坐在走廊的長椅上亢奮地探討起來。兩個精神病病人現了身，案件似乎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宋琦從外麵買來了盒飯，我們一邊吃一邊分析：“方濤”是假的，那麽剛才那個劉摯友也是假的。現在又有了一個問題：沈京到底何許人也？他為什麽突然冒出來做了偽證？難道說這起著火事件背後，真的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陰謀？
現在找不到沈京了。他就像是水裏的蛤蟆，冒了一下頭，咕嘰了兩聲，就縮回去了。這可不行，甭管他是故意搗亂還是有什麽別的目的，做偽證可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薛隊邊嚼著米飯邊部署：“繼續給我找那個沈京，必須找到這家夥。我老是覺得這起著火不是那麽簡單的事兒。”
蘇玉甫說：“隊長，第一個幸存者的病房就在隔壁，咱們過去看看嗎？”
薛隊扔了飯盒，說：“去看看，去看看。我還真有話想跟他聊聊。”
第一個幸存者還在輸液，見我們進來，很恭敬地跟薛隊打了招呼，並從容地稱呼我為“孫警官”。他的記性還不錯。
薛隊說：“劉摯友，你仔細想想，之前給你看的那張嚴重燒傷的患者的照片，也就是你說被救助站送到醫院的那個病人，還有沒有其他特征？他為什麽疑似精神病？”
這個劉摯友瞧著天花板想了一下，說：“您要是這麽問，我倒是想起一點兒……我跟他聊過，他以前好像是學醫的，在讀博士時壓力太大，落下了病根兒，從業後沒兩年就徹底發病了，然後就一直接受治療。好像是妄想症，在醫院他和我接觸最多，也願意跟我探討醫學常識，所以可能會把自己幻想成是病院的大夫吧。”
這麽一理似乎什麽都順理成章了。薛隊坐著半天沒言語，自顧自想著什麽，下意識要點煙，被護士製止了。護士滿臉怨氣，一邊給劉摯友拔針一邊說：“警察同誌，你們不會跟剛才在隔壁似的，又弄出那麽大動靜吧？病人需要休息，你們總這樣可不行！”
聽她這麽一說，薛隊立馬站了起來。護士以為薛隊怒了，正愣著，沒想到薛隊上前握著她的手說：“謝謝你，護士！”護士幹笑半天，擠出一句：“知……知錯就改就是好同誌。”
我們一夥人雲山霧罩地跟著薛隊出來，問什麽他都不說。他在走廊盡頭打了兩個電話，又對蘇玉甫耳語了幾句；蘇玉甫點著頭，對宋琦和廖潔說：“走吧，跟我回隊裏一趟！”
他們三個腳下生風地走了，剩下我和薛隊在走廊裏傻坐著。我問薛隊我幹什麽，薛隊說：“咱們在這兒等著就行。”
我說：“這案子不基本能結了嗎？很簡單的一起意外啊，哪個是正常人，哪個是精神病患者也一目了然了。咱們還在這兒等什麽？”
薛隊的牛脾氣又上來了：“讓你等著就等著，哪兒那麽多廢話！”然後他就不再理我，自顧自玩兒上手機了。那樣子整個兒一老小孩兒。
我小時候得過多動症，天生坐不住，在椅子上怎麽待著都不舒服。尤其是思想一空閑，嘴就更不老實了，問薛隊：“薛隊，原來李出陽是不是在咱們隊啊？”
薛隊姿勢沒變，眼珠子朝我滑過來：“是啊。怎麽了？你小子還認識他？”
“我同學我當然認識啊。你知道他為什麽辭職嗎？是犯錯誤了嗎？”
“我怎麽知道？雖說我是他的一級領導，但我管吃管喝，總不至於還管他拉屎撒尿吧？”他朝我冷笑道。
“瞧您這話說的，”我硬著頭皮跟他逗貧，“我這不就是好奇嘛，李出陽以前那麽優秀，在刑偵支隊都幹不下去了，我這跟他比還差著十萬八千裏呢，我擔心我以後會扛不住啊。”
薛隊把手機放下，眯著眼睛看我：“放心，你沒那扛不住的機會。”
這算什麽話，好像我多上不了台麵似的。想跟他頂嘴，他卻又低頭玩兒上了手機。什麽玩意兒，謝隊都沒他這麽不可一世。對麵的兩個小護士正在前台說笑，我樂顛顛地加入進去。別看我在業內不吃香，女人緣還是挺足的。
我在前台和兩個護士聊得熱火朝天，薛隊就坐在椅子上打呼嚕。中午剛過，宋琦、廖潔和蘇玉甫就滿頭大汗地回來了。他們三個到薛隊跟前跳著腳說：“嘿，你還真猜對了！”
“猜對什麽了？”我伸著脖子問，手裏還攥著一把從小護士那兒討來的瓜子。
他們從牛皮紙袋裏掏出兩張紙，好像是指紋卡一類的東西，分別拿給薛隊看。薛隊端詳了一會兒，說：“走吧，現在咱們就去會一會這個真正的劉摯友。”
劉摯友午睡剛醒，見我們又殺回來了，顯得很是意外。這回屋裏沒護士，薛隊也隨便起來。他把窗簾打開，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靠近劉摯友的地方，說：“這樣我能看清楚你的表情。”
“你們還有事兒？”
“對。有事兒。我想問你，你們醫院有沒有給患者使用安定的資質？”
劉摯友好像明白了什麽，臉在紗布後抖動了一下，有點兒像冷笑：“你說進安定需要批文，確實。但如果我們這家私人醫院事事都按程序走，都正規化，也就不會著火了。”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薛隊笑笑，“你之前說你在藥房裏間睡覺，衣服都脫了，為什麽不摘掉手表？你平常就是戴著手表睡覺的嗎？”
他臉上的紗布又抖了一下：“我要掐時間和方醫生換班，經常怕錯過時間。”
“要是你，你怎麽辦？”薛隊看著宋琦。
“我會把表放在床頭櫃上，隨時都能看。睡覺還戴著手表，那不是給自己找罪受嗎？”宋琦聳聳肩膀。
“這是個人習慣不同！”劉摯友放開聲音。
“還有，案發現場的藥架子上發現了你的鞋印。你是取藥還是攀岩啊。藥到底放在第幾層？”
對方有汗水滲出了紗布。
薛隊把一遝紙扔在他麵前：“好了，陳三貴，別打著劉摯友的名號招搖撞騙了。前幾天你在地鐵站裏伺機作案，差點兒被收容，你怕人家把你送公安局，就故意裝瘋賣傻。一個月前友豐商場的盜竊案是你幹的吧？”
“什麽陳三貴？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麽！”
“行了吧，指紋都對上了。你的所有信息和前科記錄，包括你的掌紋指紋，公安網上登得齊全著呢。看看那幾張紙吧。”
“你們根本沒有給我印過指紋！印泥呢？印紙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廖潔又從包裏取出一個塑料袋，裏麵是幾張照片：“記得我讓你辨認過這些照片嗎？相紙上就有你的指紋啊。看來你以前被取過指紋啊，這些你還挺懂！”
薛隊說：“別看你毀了容，別看你裝瘋賣傻，指紋總是變不了的。十億人裏都不見得有指紋重複的。怎麽著，還非得給你驗驗dna？”
他一下臊眉耷眼了。
然後他說：“我是陳三貴。可著火確實跟我沒關係！”
我記得上學時老師講過，這是犯罪嫌疑人典型的回避心理。迄今為止沒人暗示他與著火有關，甚至沒人提過這是一起人為縱火案。他卻自己先抗拒起來。好比一個小孩兒偷吃了蘋果，媽媽問他蘋果怎麽不見了，他卻說“不是我吃的”，這當然是此地無銀了。
宋琦問：“那藥架子上你的鞋印是怎麽回事兒？別看著火了，但有些痕跡是燒不沒的。你入院時穿著和其他傷者不一樣的運動鞋，肯定是早就準備好了什麽行動。那兩個大鞋印子，靜電一吸附就躍然紙上了。別再狡辯了。”
陳三貴閉上眼睛。兩片眼皮被四周紗布襯得又黑又腫，像兩片幹癟的核桃殼。
薛隊說：“我來幫你理理，你看對不對，陳三貴。那晚確實是劉摯友和方濤值班。但以你在醫院裏那幾天的觀察，但逢方濤值夜，他都溜出去開小差，所以當那晚方濤又溜出去時，你趁著停電，就跑到藥房準備順著那個沒有護欄的窗戶逃出去。當時劉摯友在裏屋睡覺，你先偷穿了劉摯友的運動鞋，又看見劉摯友的手表放在桌上，就順手牽羊戴在了手上，然後爬上藥架子準備翻窗。不想藥架子失去平衡，一下把你拍翻在地，酒精濺到火苗上，瞬間就著了起來。裏間的劉摯友被驚醒，衝出來發現失火就大喊大叫地找方濤，被你用掃把打暈在了樓道裏。對不對？”
“找到方濤了？”他終於反問。
“暫時沒有，但這和給你定罪沒什麽關係。”謝隊笑笑。
陳三貴哭出聲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前頂多是小偷小摸，我沒想殺他們。他們都是精神病病人，我和他們有什麽仇啊，賴就賴那破醫院哪兒哪兒都是鐵柵欄、電子門，我出不去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直接流露情緒。
“你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知道嗎？七條人命，你挫骨揚灰都賠不起！現在我就傳喚你！”薛隊氣得要抬手打他。
後來我問薛隊，他是怎麽忽然對看似無懈可擊的陳三貴起疑心的。薛隊說：“你還記得嗎，咱們第一次詢問他時，他隻是說第二個患者是救助站送來的，並沒有提到這個患者的特征和他把自己幻想成劉摯友的情節。但那天護士的話提醒了我，一定是咱們在對那個病人問話時，那個病人在屋裏的大喊大叫被隔壁的陳三貴聽到了，所以第二次咱們詢問陳三貴時，他自作聰明地改了口風，特地加上了他聽到的內容。”
我說：“高，實在是高。”
“這就叫高？這是破案的慣用思路，是你從來不動腦子！”
“我沒說您，我說陳三貴。”我衝口而出。
“你小子！”他一巴掌拍我後腦殼上。宋琦和蘇玉甫他們一陣哄笑。
第二天晴空萬裏，我們最後一次去了醫院的遺址進行掃尾工作。山穀開闊，豔陽高照，穀底裏沉著一片巨大的陰影，把裏麵本應鮮豔的野花野草變得暗淡無光。反倒是那座烏黑的小樓，頂部迎著陽光，成為了山穀裏最鮮亮的一抹顏色。我拔了一束白花放在樓前，告慰那些亡魂。但願他們死後和生前一樣，糊裏糊塗，笑口常開。
廖潔歎了口氣：“唉，最後還是沒有一個家屬來認屍。看來有時候人活著，還不如死了呢。”
宋琦說：“那不一定。別看這些人死得慘，活著時候也沒家，但得了精神病，最起碼沒了正常人那麽多憂愁、壓力，成天傻吃傻喝、悠然自得。現在有哪個正常人能有這份福氣？”
我說：“是啊。人生苦短，甭管別人對自己怎麽樣，自己活好了才是真的。”
我們正聊著，薛隊在旁邊接了一個電話，眉毛高挑，格外興奮。
“是方濤找到了？”
“不是。剛才有個報案的，說有個精神病院跑出來的瘋子到銀行搗亂，被按住了。他說他叫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