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真正的聰明在於內心的實在，行動切實有效。
夢想曾經遠在天邊，現實卻是近在咫尺。在虛幻與現實之間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曾國藩不是偉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隻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這些不是因為他的報國目標過於遠大而不可行，而是因為在實現遠大理想之前要先掃清腳邊的塵埃與阻礙。曾國藩雖然以成己成物為治學的中心，但是對為人為己的區別卻是很嚴格的。他認為，治學有為人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鴻儒碩學，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曾國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記》裏就說：“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鴻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察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暢茂者也。”
曾國藩所說的為己，不是自私主義而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生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諛世故，對別人認為好的事情自己也都認為好，沒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見。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所以他主張做學問的人，先求自身的自立自達，不人雲亦雲，為自己爭取發言權。
他認為每個人都是五官俱備、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頭治學問，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疲於奔命的一生隻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這觀點說明曾國藩是一個不流於庸俗而且有極強進取心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談科名與人生，並不是阻止他們參加科舉，而是讓他們了解，科場裏麵有許多虛幻不實的東西，人生意義大於科舉，應當盡心於進德修業，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過得充實而有意義，這樣才不枉此生，不辜負長輩的教誨，才對得起自己和親人。人生真正的獲得不在功名利祿而在於自身的修為與滿足。
古今胸懷寬廣、躊躇滿誌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業、傳世不朽的人卻少之又少，這固然與天賦、時機有關，也同他們的辦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遠大誌向，卻缺乏一步步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認為自己誌在天下，不願去理會“瑣事”，如果這樣隻能流於空想。因為任何遠大的誌向都是每天努力的積累結果，世上沒有一步登天的人。
由小而大，由弱到強的過程是成功者必經的過程。如果隻向大處看，而不從必做的小事上著手，就犯了一屋不掃而掃天下的毛病。儒家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一條由小處開始向遠大目標前進的路徑。曾國藩正是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國藩的成功之路始於修身，考中進士後，便師從唐鑒，專宗程朱理學。唐鑒教導他說，要精通理學，先應專治一部經典，從識字明義開始，一字通則一句通，一經通則其他諸經可以旁及。積少成多，逐漸長進。倭仁也是當時的理學大家，曾國藩向他學習檢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從小處開始，每天從早起到入睡，一舉一動，坐臥飲食，都嚴格要求，並且記下劄記，以備反省。
曾國藩還特意為自己訂立了一個課程表，表示“從此立課程。新換為人，毋為禽獸。”這個課程共分為：敬、靜坐、早起、讀書、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幾個方麵，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全麵規劃，嚴格規範。
為此，他還特地印製了一批日記本，按上述十幾個方麵分成欄目，隨時填寫。這些資料部分留於後世，當現代人親眼看到這些細致、嚴肅的日記時就認識到，曾國藩的成功，絕非僥幸所致，如果沒有這一點一滴的努力，是絕然不可能的。所以說隻有務實精神才是做事的正確態度。後來曾國藩根據自己的辦事經驗，總結出“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這句名言。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近年軍中閱曆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陸九淵)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朱熹)銖積寸累功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細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為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
在實踐上，曾國藩凡事都從全局、大處考慮，但小處的具體步驟又有條不紊，極有章法。他一生中，堅持早起，每日必讀數頁書，堅持親自寫家書，批文稿，以勤儉自戒，從不敢違背。正是這種務實和堅持才使他大業有成。在用兵治軍上也是如此。
1858年，他教導剛剛從軍不久的弟弟曾國荃說：“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謂腳踏實地、克勤小物，正是說從小處、實處做起。曾國藩治軍，不僅一切營製、規則、將領選拔任用都親自決定，就是訓練他也一手抓起，凡事親力親為，認真嚴謹。
曾國藩對軍中細事無不關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將領要親自進行，不能依靠道聽途說。對武器軍械，他更是關心備至，對規格都作了明確規定。如規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須是“老而堅者”，桐木必須是“小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鄒壽璋辦事很樸實仔細，曾國藩委派他專門負責軍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鬆，都要親自檢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國藩還親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發現用熟鐵要比生鐵好，便改用熟鐵，解決了炮子“經藥輒散”的問題，並且使射程增加了一裏多。
曾國藩這種腳踏實地，從小處、實處著手的做法，保證事情能按計劃、有步驟地向既定目標發展，從而積少成多，為最後的成功創造條件。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用一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欺人等於自欺，這是成功者都明白的道理。
在曾國藩眼裏，誌向大但不夠樸實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視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貪難求大。實際上，這種做法恰恰違背做事的規律。再大的事，也要從小處做起，再難的事，也要從簡單處做起，從實際情況人手，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反觀現實中很多自作聰明的人，好大喜功，不切實際，結果很難收場。相比之下，真正的聰明在於內心的實在，行動切實有效。
夢想曾經遠在天邊，現實卻是近在咫尺。在虛幻與現實之間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曾國藩不是偉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隻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這些不是因為他的報國目標過於遠大而不可行，而是因為在實現遠大理想之前要先掃清腳邊的塵埃與阻礙。曾國藩雖然以成己成物為治學的中心，但是對為人為己的區別卻是很嚴格的。他認為，治學有為人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鴻儒碩學，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曾國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記》裏就說：“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鴻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察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暢茂者也。”
曾國藩所說的為己，不是自私主義而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生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諛世故，對別人認為好的事情自己也都認為好，沒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見。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所以他主張做學問的人，先求自身的自立自達，不人雲亦雲，為自己爭取發言權。
他認為每個人都是五官俱備、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頭治學問，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疲於奔命的一生隻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這觀點說明曾國藩是一個不流於庸俗而且有極強進取心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談科名與人生，並不是阻止他們參加科舉，而是讓他們了解，科場裏麵有許多虛幻不實的東西，人生意義大於科舉，應當盡心於進德修業，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過得充實而有意義，這樣才不枉此生，不辜負長輩的教誨，才對得起自己和親人。人生真正的獲得不在功名利祿而在於自身的修為與滿足。
古今胸懷寬廣、躊躇滿誌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業、傳世不朽的人卻少之又少，這固然與天賦、時機有關，也同他們的辦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遠大誌向，卻缺乏一步步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認為自己誌在天下，不願去理會“瑣事”，如果這樣隻能流於空想。因為任何遠大的誌向都是每天努力的積累結果，世上沒有一步登天的人。
由小而大，由弱到強的過程是成功者必經的過程。如果隻向大處看，而不從必做的小事上著手，就犯了一屋不掃而掃天下的毛病。儒家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一條由小處開始向遠大目標前進的路徑。曾國藩正是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國藩的成功之路始於修身，考中進士後，便師從唐鑒，專宗程朱理學。唐鑒教導他說，要精通理學，先應專治一部經典，從識字明義開始，一字通則一句通，一經通則其他諸經可以旁及。積少成多，逐漸長進。倭仁也是當時的理學大家，曾國藩向他學習檢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從小處開始，每天從早起到入睡，一舉一動，坐臥飲食，都嚴格要求，並且記下劄記，以備反省。
曾國藩還特意為自己訂立了一個課程表，表示“從此立課程。新換為人，毋為禽獸。”這個課程共分為：敬、靜坐、早起、讀書、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幾個方麵，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全麵規劃，嚴格規範。
為此，他還特地印製了一批日記本，按上述十幾個方麵分成欄目，隨時填寫。這些資料部分留於後世，當現代人親眼看到這些細致、嚴肅的日記時就認識到，曾國藩的成功，絕非僥幸所致，如果沒有這一點一滴的努力，是絕然不可能的。所以說隻有務實精神才是做事的正確態度。後來曾國藩根據自己的辦事經驗，總結出“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這句名言。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近年軍中閱曆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陸九淵)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朱熹)銖積寸累功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細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為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
在實踐上，曾國藩凡事都從全局、大處考慮，但小處的具體步驟又有條不紊，極有章法。他一生中，堅持早起，每日必讀數頁書，堅持親自寫家書，批文稿，以勤儉自戒，從不敢違背。正是這種務實和堅持才使他大業有成。在用兵治軍上也是如此。
1858年，他教導剛剛從軍不久的弟弟曾國荃說：“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謂腳踏實地、克勤小物，正是說從小處、實處做起。曾國藩治軍，不僅一切營製、規則、將領選拔任用都親自決定，就是訓練他也一手抓起，凡事親力親為，認真嚴謹。
曾國藩對軍中細事無不關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將領要親自進行，不能依靠道聽途說。對武器軍械，他更是關心備至，對規格都作了明確規定。如規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須是“老而堅者”，桐木必須是“小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鄒壽璋辦事很樸實仔細，曾國藩委派他專門負責軍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鬆，都要親自檢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國藩還親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發現用熟鐵要比生鐵好，便改用熟鐵，解決了炮子“經藥輒散”的問題，並且使射程增加了一裏多。
曾國藩這種腳踏實地，從小處、實處著手的做法，保證事情能按計劃、有步驟地向既定目標發展，從而積少成多，為最後的成功創造條件。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用一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欺人等於自欺，這是成功者都明白的道理。
在曾國藩眼裏，誌向大但不夠樸實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視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貪難求大。實際上，這種做法恰恰違背做事的規律。再大的事，也要從小處做起，再難的事，也要從簡單處做起，從實際情況人手，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反觀現實中很多自作聰明的人，好大喜功，不切實際，結果很難收場。相比之下，真正的聰明在於內心的實在，行動切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