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不顧雨天路滑,專程來參加市立若葉第三小學的臨時家長會。


    原本不應該是班主任,而是校長或教導主任等負責人站在這個台上,可是,各位監護人以及本區的各位人士最想了解的事實,如果從成人的角度敘述,隻有我能夠正確解釋,所以我強硬地要求站在這裏。


    另外,在此首先聲明,接下來要講的不是提前備好講稿並得到上司首肯的東西,所以,萬一有不慎之處,也不是校方的責任,全部責任由我個人承擔,望各位諒解。


    閑言少敘,下麵請允許我講述月初發生的“若葉第三小學兒童傷害案。”


    事情發生於七月五日,周三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左右,地點是校內的露天遊泳池。那天,四年級一班和二班一起上遊泳課,當時天氣晴好,非常適合遊泳。遊泳課第三、第四節連上,十點四十分開始,十二點二十分結束。我和篠原是一班指導,二班則是由班主任田邊老師指導。


    從大家現在所在的體育館前麵看,本校的遊泳館位於右側,操場的斜對麵。從數學樓去的話,最近的是離正門最遠的的第三教學樓。換上戶外鞋走到操場,再從單杠、爬杆等運動器材前麵穿過,走到盡頭就是遊泳館出入口的鐵製推拉門。


    出入口隻有那一個,並且麵對操場。


    為預防事故發生,除了上課或遊泳俱樂部使用泳池的時間之外,平時這扇門都從外麵鎖上,可是,當泳池有人使用時,一般認為不會有人闖入,而且為了保證身體不好的孩子能夠迅速去位於第三教學樓的保健室,在這個時間段門都是開著的。


    進入處有鞋箱,在那裏脫了鞋,上幾節樓梯就到了泳池。更衣室和淋浴室在靠裏麵的位置,孩子們要先走過泳池相對較寬的跳台一側,在更衣室換完衣服,再去隔壁的淋浴室消毒,最後在跳台前集合。更衣室後麵,隔著鐵絲網是當地居民的橘園。


    不知各位是不是已經想象出大致布局。


    孩子們每次上遊泳課都需要在家庭健康調查表上登記,還要有監護人的簽字,所以各位監護人應該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天幾點幾分有遊泳課。


    可是,我們班上幾名孩子的監護人在接受電台采訪時,竟然公然宣稱:“不知道我家孩子今天有遊泳課,根本沒得到校方的任何通知。”不明白這到底是想表明什麽。


    本來,因為有的孩子上遊泳課必須事先得到醫生許可,所以遊泳課的日程在年度通知信每月日程安排上都用黑體字標注,另外還分發過遊泳課計劃表。


    請不要誤會,我舉這樣的例子並非表示不滿,隻是希望各位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而是作為有責任保護孩子的成人,從監護人或本區居民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根據計劃表的安排,四年級的遊泳課是從六月的第二周開始,每周兩次,一學期當中一共安排了八次。那天是第七次,所以,孩子們對遊泳課已經完全適應。兩個班一共七十人,大家都已經能遊二十五米,而且也沒有特別需要關注照顧的孩子,遊泳課進行得很順利。


    課堂最後三十分鍾要測試二十五米自由泳,所以在十一點三十五分,第四節課上課後,孩子們分班按照點名順序在個泳道開始練習。


    從操場一側數一共六條泳道,練習期間,第一道至第三道由一班使用,第四道至第六道由二班使用,因此,我在操場一側,田邊老師在更衣室一側,主要指導看護自己班的孩子。


    孩子們在各泳道每十二人一組,按照點名順序,每隔五米三人一排進行練習,其餘的孩子並排坐在各泳道的跳台前。


    當我的手表顯示十一點四十五分時,該測試了。就在這時,那個姓關口的可以男人闖了進來。


    關口和彌,三十五歲,無業,電視新聞這樣報道。


    再此,我有一個請求,接下來大家聽我講述,一定會在腦海中想想事情發生時的情景,希望大家不要受電視上公開的照片的影響。


    電視上的嫌疑人是個臉色蒼白、笑容和藹的瘦弱少年——那張照片來自高中畢業相冊,實際上嫌疑人的體型和少年時的差異很大,不可同日而語。他比我略矮,有一米六五左右,但很胖,體重有我的兩倍以上,足足超過兩百斤。


    希望大家以這樣的形象來想象當時的情景。


    這是我從事教師工作的第三年,田邊老師則是第六年,所以合班上課時由田邊老師擔任主要指導。我看了看表,麵向田邊老師,吹響掛在脖子上的哨子,抬起一隻手,表示測試時間到了。


    就在這時,一個穿著某國軍服的男子從更衣室後麵跑出來,手裏握著刃長足有二十多厘米的救生刀。我一時驚慌失措,使勁吹響哨子。


    田邊老師吃了一驚,回過頭,才發現關口。孩子們也尖叫起來。關口把田邊老師撞入水裏,高舉起刀,轉向坐在遊泳池邊的孩子們。孩子們都發出尖叫,嚇得全身僵硬,不能動彈。


    “這個國家就要滅亡,與其活著當俘虜,不如幹脆選擇死亡。”


    關口這麽叫著,衝向孩子們。


    我趕緊向那邊跑去,繞遊泳池跑了半圈,當時我手無寸鐵,而且身上隻穿一件泳衣。關口抓住離他最近、排在第六泳道最前麵的池田的胳膊,揮舞著刀子。我一邊使勁吹哨,一邊縱身撲去。


    我撲到關口腳下,抱住他的雙腳,做出類似排球中滾地接球的動作。關口倒在地上,手裏的刀刺中自己的右大腿。也許是突然地疼痛令他吃了一驚,他雙手按住傷口,原地一個滾翻,直接掉進泳池。


    也許是因為疼痛,或者不會遊泳,要麽就是因為他胖,關口在水裏掙紮著,快要沉下去了,大聲高喊:“救命!”


    本來僵在泳池裏的孩子們慌忙爬上來,我指揮他們去操場避難,然後用男更衣室的電話聯係了教師辦公室,並叫來救護車。


    因為池田的腹部左側被割傷了。


    更衣室前麵放著毛巾架,我從那裏拿來幾條浴巾,也不管是誰的,趕快給池田止血。後來,負責保育的奧井老師跑過來接替了我的工作。這時,我看到關口扒住泳池的邊緣想要上來。


    我跑近他,朝著他的臉狠狠地踢過去。之後,別的老師,還有警察、救護車都趕到了。


    事情始末大概就是這些。


    所幸——或許這種說法不太貼切,池田現在還在住院,傷勢較重,痊愈需要三周,但不會危及生命,除了有幾個孩子在避難途中摔倒擦傷膝蓋,在沒有人被關口傷害。


    事情的大致經過和後果,孩子、監護人和本區域內的各位人士都已經了解,並且這次事件通過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報道也已經傳遍全國。


    對這起發生在學校的大事,我應該算是盡了全力。我對池田受傷感到非常抱歉,可我自認為已經把傷害控製到最小範圍。然而,校方還是收到來自在座各位,以及各方人士超乎想象的譴責。


    最初的譴責對象是田邊老師。


    在關口被撞入泳池後到警察趕來之前,他一直都縮在水深隻有一米的小學生專用的泳池裏。他是二班的老師。有個孩子的父親問起:“當時田邊老師幹了什麽?”孩子回答:“真紀老師撲向罪犯救了我們,可是田邊老師一直躲在泳池裏。”據說好多家庭都有過類似的對話。


    孩子們沒有撒謊,田邊老師的確躲起來了。身為男老師,無視孩子們的安危,隻顧自己躲起來的確不像話,因此,幾乎全國的人都知道了田邊老師沒出息,是膽小鬼。


    大家紛紛議論,田邊老師個子挺拔,體格強壯,甚至曾經作為網球選手參加過全國運動會,為何竟然會害怕那麽一個瘦弱的男人而躲起來呢?現在,大家應該明白為什麽我一開始就描述了關口的


    長相特征。大家還認為田邊老師沒出息,是膽小鬼嗎?


    如果是在座各位,會采取什麽行動恩?


    我認為人生來就是非常自私的動物。


    比如,當你在看《泰坦尼克號》的時候,是不是想象過自己乘坐漸漸下沉的豪華客輪的情景呢?沒有想象過在那種情況下隻有自己得救嗎?沒有想象過自己沒有受傷,冷靜地趴在木板上等待救援嗎?


    還有,在看電視中有關地震、火災的新聞報道時,沒有想象過隻有自己從搖搖欲墜的建築中身手矯健地逃出嗎?看關於搶劫的新聞時,沒有想象過在千鈞一發之際躲過刀子嗎?聽到有罪犯闖入學校,沒有想象過自己隨機應變最後將其製服嗎?


    或許正是基於如此想象,人們才會譴責說“如果換成自己能做得很好,那些老師真夠笨的”。深信這種自以為是的想象真的會付諸實踐,但也許這樣的人在遇到實際情況時,反而會無所作為。


    可能有很多人會想:那麽你又如何?你是想誇自己敢於撲向關口,有超乎常人的勇氣嗎?事實上,在事情剛發生,媒體做了“勇敢的女教師”之類的報道後,我的班級聯絡信箱甚至收到過無數郵件,告誡我不要因此太過驕傲自大。


    其實,這些都是大家想當然。我根本不勇敢。


    在危急時刻能采取適當行動的人,大多數平時經常接受類似訓練,要麽就是有過類似經曆。


    我屬於後者。


    那是在大概十五年前,我上小學四年級時的暑假。


    我考入這個縣的大學,後來又參加縣裏的教師錄用考試,才來到位於海邊小鎮的市立若葉第三小學就職,而我的家鄉在另外一個地方。


    小鎮,不知道大家是否聽說過?


    那是位於山間的一個小鎮,麵積、人口和這個小鎮差不多,另外,在經濟方麵,和這個小鎮依靠造船廠維持運轉的情況也很相似,所以,即使來到這個在縣裏也不多見的偏遠小鎮工作,我在生活上絲毫沒有不適應。


    問孩子們他們居住的小鎮是什麽樣子,孩子們會回答說,大海很漂亮,或者說風景很美。回答的很對,但這可能是因為較低年級的老師曾經這麽說過,不走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就不會明白自己居住的小鎮的優點。


    我居住過的小鎮空氣非常幹淨,這是小學老師告訴我們的。


    老師這麽說,是因為我小學三年級快結束的時候,精密儀器公司足立製造廠在鎮上建了新工廠,而我們一直住在那裏,卻絲毫沒有感受到這一點。


    我也非常喜歡那裏的空氣,大口呼吸時會聞到潮水的香味。來這裏工作後,我買了一輛小型汽車以方便上下班,並未過度使用,可是到第二年金屬部分的邊緣就開始生鏽了。看到這個,我才重新理解家鄉小鎮空氣幹淨的意義。


    就在那樣一個鄉下小鎮,鎮上的小學發生了命案。


    這次也一樣,雖然最初的三天引起很大騷動,或許再過一個月,小鎮之外的人就會忘得一幹二淨。全國平均不到三天就發生一起殺人案,所以很難讓大家永遠記著,況且毫無關聯的人也沒有必要記住。


    在我出生的小鎮發生的殺人案由於發生在小學,當時在全國轟動一時,可是到如今,十五年前的命案估計在各位的腦海裏已經蕩然無存。


    那是八月十四日發生的事情。


    由於兩個小鎮規模相當,為了便於理解,大家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十五年前的情形。對於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的鄉下孩子來說,盂蘭盆節並不是什麽特別的日子,甚至不如說是很無聊的日子。親戚們從大城市回來探親,孩子在家中沒有待的地方,就被打發到外麵玩,可是,學校的遊泳館關閉,到河邊玩大人又會生氣,說會被鬼怪拽住雙腳。


    沒有任何娛樂設施,也沒有便利店,所以上午和家人親戚一起去掃墓,中午早早吃完午飯,接下來就像難民一樣在什麽都沒有的小鎮上遊蕩,一直到天黑。


    這樣的孩子很多,不僅僅是我,經常一起玩的住在小鎮西區的同年級女生紗英、晶子、由佳的情況都和我差不多。所幸西區有小學,我們就和往常一樣在校園裏玩。


    同伴中還有一個叫惠美理的女孩,她不是這個小鎮土生土長的孩子。


    上小學後,決定玩什麽一般由我來定。可能是因為個頭高,在同年級孩子中,我總是被當做大姐姐。


    比如,在河灘玩的時候,如果有人的鞋子不小心被水衝走,大家都會看我,雖然不說“你給撿一下”,可是會問“怎麽辦?”,不得已,我隻好去撿。跑到下遊,脫光腳戰戰兢兢地下水,等著鞋從上遊衝下來,最後總算撿回來,這時候大家會說:“還是真紀行。”好像我是很靠得住的大姐姐。


    不隻是孩子們這樣,集體放學回家的路上,當有孩子摔倒大哭的時候,過路的大人就會對我說:“你是姐姐,一定要照看好大家。”在學校也一樣,班裏如果有被孤立的孩子,不知道為什麽老師就會對我說:“玩的時候也叫上。”


    原本父母就是這樣對我的。在家裏我是長女,受到如此待遇也是理所當然。過節的時候,如果本區有孩子的活動,就會有人說“你來參加吧。”,給我分配很重的任務。學校舉辦自願參加的義務活動,如果得知附近的孩子參加而我沒去,媽媽就會發火,戳我的腦袋或脊背,因此隻要沒有特殊情況,我都盡量參加。


    這樣一來,鎮上的人對我的印象是“很堅強”,不知不覺我也開始自認為“很堅強”,所以,我認為自己承擔一切是理所當然的,或者不如說認為自己必須那麽做。遊戲也一樣,我總是絞盡腦汁地想大家玩什麽會更開心,然後提議。


    在座各位也許會對我的話一頭霧水,可是,因為這些事和這次事件相關,就請各位耐心聽下去。


    升入四年級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足立製造廠的建成,從東京來了很多轉校生,我們班裏來了一個叫惠美理的女孩子,據說她爸爸在足立製造廠擔任要職。惠美理成績很好,還知道好多鄉下孩子不懂的政治經濟知識,比如日元升值是什麽意思、會給國內帶來什麽影響之類,她懂得很多。


    有一天課上,老實說我們居住的小鎮空氣很幹淨。但並沒有一個孩子立刻真正認同,下課後,有人向惠美理求證此事,得到她的承認,大部分孩子才表示信服。


    也就是說,惠美理說的話,我們都認為是正確的。


    從那以後,班裏的孩子做決定時一定會找惠美理商量,即使是班上的值日或者娛樂活動這種完全不需要都市生活常識的事情,也要找她,而這些原本應該是我做的。


    我心情很複雜,但惠美理說的話的確都對,而且,她的提議都很新鮮有趣,我無法反對,漸漸對她言聽計從。可是,和朋友們的遊戲被她全盤否定,心裏還是很別扭。


    在惠美理搬來之前的一段時間,女孩子之間流行一種參觀鎮上各家法國玩偶的遊戲。我自然是發起人。大家都很著迷,沒想到惠美理隻參加一次之後說了句:“還是芭比娃娃好。”就因為這一句話,第二天這個遊戲就終止了。


    在惠美理掌握一切之前,我發起過一個新的遊戲——探險。


    在離鎮上不遠的山間入口又處無人居住的破房子,是一幢外觀時尚的西式建築,已經廢棄多年。據說這原本是一個在東京經營公司的富翁為體弱多病的女兒建的別墅,結果完工前夕女兒就去世了,所以一直無人居住,閑置至今。這種留言在孩子們之間傳得有板有眼,很久之後才知道,這實際上是一家旅遊開發公司在鎮上開發別墅時建的一棟樣板房,結果那個公司中途破產,於是房屋就此擱置起來。


    大人告訴我們不要去那裏,而且房子的窗戶和門都用


    木板釘死,無法進入,所以我們以前很少靠進。我的一個朋友由佳家裏的葡萄園就在廢屋附近,有一天聽他說,釘在廢物後門上的木板脫落了,雖然鎖著,用發卡很容易就可以打開,於是我叫上相熟的玩伴和惠美理一起去看。


    探險遊戲非常快樂,法國玩偶之類早被拋到腦後。隻有我們知道可以進入那裏,雖然裏麵僅有幾件固定安裝的家具,裝飾用的壁爐和花架床,但對我們來說那裏簡直就是城堡。我們拿來點心在那裏聚會,或者把大家的寶貝收集起來藏在壁爐裏,玩得非常開心,可是,這樣的遊戲隻持續了不到半個月。


    有一天惠美理忽然說她不想去那裏了,還說她告訴爸爸能進廢屋的事了。我們問她為什麽那麽做,惠美理隻是沉默不語。不知道是不是惠美理的爸爸幹的,總之後來我們再去,門上已經安上更結實的鎖,進不去了。


    盡管如此我還是和惠美理玩,因為惠美理提議以後玩排球。我已經決定升入五年級後參加排球社,多次央求父母給我買排球,可他們說等入社以後再說,一直沒有給我買。惠美理有排球,而且是正式比賽使用的名牌貨,是電視上看到過日本選手用的球。我想用那種球,所以主動和惠美理套近乎。


    命案發生當日我們也玩球了。


    我向大家提議一起到校園玩球,並且拜托惠美理從家裏把球拿來。


    那天天氣非常好。一說到山間小鎮,也許大家印象中就是涼爽,可是那天豔陽高照,讓人很難相信已經入球,隻稍微在外麵走一走,裸露的四肢就已經被曬得火辣辣地疼。惠美理說:“太熱了,去我家看迪士尼的片子吧。”盂蘭盆節期間,所有家長都嚴格要求孩子:“不要去別人家,會給人添麻煩的。”正因如此,我的意見得到了讚同。


    而且,我不太喜歡惠美理的家,她家的好東西太多,會讓我們感覺自己好慘。可能其他孩子和我有著一樣的心情。


    雖然叫喚著熱死了,可是一到體育館的背陰處,大家很快就玩得入了迷。我們圍成一圈傳球,要連續傳一百下。說這話的人是惠美理,她說既然玩,定個目標會有成就感,更有意思。果然,數到八十以上的時候,大家都非常興奮,邊傳球邊歡叫。


    惠美理就是這樣一個女孩。


    傳球第一次超過九十,我們正玩得高興,一個穿工作服的男人來到旁邊。那人並沒有手持救生刀向我們揮舞叫喊,而是慢慢走近停下來,笑著對我們說:“叔叔來檢查遊泳館更衣室的換氣扇,可是忘了帶梯凳。隻是擰一下螺絲,夠不著的話,我會讓你們騎在脖子上,你們能不能來幫我一下?”


    我想這種事情應該由我承擔,於是主動請纓。別的孩子也都自告奮勇要求幫忙,可是那人說我個子太高,對於別的孩子,他要麽嫌戴眼鏡,要麽就說看起來太重,最後選了惠美理。當時我想,怎麽又是惠美理。


    我有些懊惱,隨即提出:“我們大家都去幫忙吧。”別人也都讚成,但那人馬上拒絕:“太危險了。”他說讓我們等著,做完後給我們買冰欺淩,然後就拉著惠美理的手走向遊泳館。


    在座各位家長平時是怎樣給孩子講防範對策呢?不會有人認為連這個都應該全部由校方來教給孩子吧?


    我家孩子拿筷子的姿勢很奇怪,在學校你們是怎麽教的?這是我前幾天接到的一個電話問的。孩子已經上四年級了,不知道一直以來他都在幹什麽。也許那位家長就有類似想法。


    當然,學校並沒有告誡孩子,在上學放學途中,如果有可疑的人搭訕,一定要大喊,或者按裝在書包上的警報器;一定不要乘坐別人的車;可以跑進附近的商店或住宅求助;盡量走行人較多的地方;有什麽情況一定要向大人報告,等等。


    在座各位中或許也有人做的很周到。最近有安全網站提供一種服務,就是把不良分子的信息發送到手機上。可能登錄這種網站的人不少吧?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前幾天我班上的一個女孩子向我報告說:“老師,今天來上學的路上,在十字路口有一個奇怪的叔叔一直盯著我看。”我連忙跑過去看看,才知道是其他年級的老師在例行巡查。當時的我們如果能像這個孩子一樣心存警惕,可能會避免凶案的發生。


    可是,當時的大人們沒有在這方麵給予叮嚀囑咐,何況事發地點是學校,那人穿著像模像樣的工作服,提出的請求好像也很正當。


    沒有惠美理參加,我們連續傳球一百下後,坐在體育館門前的台階上來聊天,過了好久惠美理還沒有回來。不就,夕陽西下,宣告已是下午六點的音樂響起。現在的小鎮是播《七個孩子》,而我們那個小鎮播《綠袖子》。


    是不是時間太長了?我們開始有些擔心,決定去遊泳館一探究竟。我們那個小學的遊泳館和這所小學的很像,但出入口在夏天會開著。我們從入口進去,穿過泳池,走向更衣室。裏麵很靜,能聽見遠處的蟬鳴。


    更衣室沒鎖。走在最前麵的我打開更衣室的門,可是裏麵沒有惠美理和那個男人的身影。是不是沒打招呼就走了呢?我有些生氣,又不死心,於是決定打開男更衣室看看。開門的是晶子。在她反手打開門的瞬間,一副可怕的景象躍入眼簾。


    惠美理倒在地上,頭朝向門口,眼睛圓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從她的鼻子和嘴裏流出液體。我們連聲呼喚她,可是沒有任何反應。


    我們才反應過來,惠美理死了!出大事了!我當場開始給大家布置任務。


    晶子和由佳跑得快,我吩咐她們分別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讓最老實的紗英留在現場守候,我則去叫老師。沒有人提出異議,紗英留在那裏,其他三人同時跑開了。


    大家不覺得我們很勇敢嗎?看到朋友的屍體,僅十歲的孩子沒有哭也沒有驚叫,而是分頭行動。


    除我之外的三個人的確很有勇氣。


    從後門出去比較近,於是去惠美理家和派出所的二人出了遊泳館後穿過操場,朝體育館後門跑去。我一個人朝校舍跑。校舍有兩棟,南北朝向,麵向操場的是二號館,麵相體育館正門的是一號館,教師辦公室在一號館的一層。


    一般人們都誤以為暑假期間老師也休息,其實根本不是。教師在學生放假期間也上班,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其間和一般的企業一樣有帶薪休假,盂蘭盆節也休息。


    所以即使是暑假期間,如果不是休息日,教師辦公室應該也有老師在,可是,如前所述,命案發生當天是八月十四日,盂蘭盆節三天休假的中間一天,老師們都休息。上午也許至少有一個人會來學校辦事,但那時已經過了下午六點。


    我跑到一號館,發現校舍的五個入口包括正麵玄關的入口都上著鎖。我又跑到兩座校舍之間的中庭,繞到教師辦公室的窗戶外麵,不用踮腳就可以從白色窗簾的縫隙看進去,裏麵空無一人。


    這時,一陣恐懼襲來,校園裏是不是隻有我自己和殺死惠美理的那個人……他躲在附近,接下來是不是就盯上我了……回過神來,我已拚命跑過中庭,出了正門,一溜煙跑回家裏。進了家門我也沒有停下來,在玄關甩掉鞋子,跑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拉住窗簾,蒙上被子開始發抖,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怕!怕!怕!


    過了一會兒,媽媽衝進我的房間,揭開被子說:“原來你在家!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回來的時候媽媽去購物了,途中聽說小學出了大事,就慌慌張張趕到學校,在一片混亂中找了半天也沒有看到我,想到必須告訴父親便先回到家,卻發現我的鞋胡亂倒在玄關,立刻跑進我房間。


    我邊哭邊說,惠美理死在了遊泳館的更衣室。母親大聲斥責道:“發生這麽大的事,為什麽回來後不趕緊告訴我們,卻躲起來


    ?”我正準備說是因為害怕,忽然想到,其他孩子都怎麽樣了呢?


    我想,連向來很堅強的我都嚇得逃了回來,其他人肯定也不例外。媽媽是從晶子的媽媽口中聽說出了事。


    晶子頭上受了傷,被哥哥領回家,並且向媽媽報告說惠美理在遊泳館出了大事。晶子的媽媽正準備去看看是什麽情況,碰到我媽媽,就一起去了小學,中途又碰到紗英的媽媽背著紗英回家。


    當時惠美理的媽媽在遊泳館,派出所的警察和由佳也在,平時不引人注目的由佳很清楚地講述了目擊情形。


    你幹什麽了?這種時候你才應該表現得最冷靜,為什麽隻有你躲在這裏?真沒出息!


    沒出息,沒出息……我被這麽罵著,頭上、背上挨了好幾下,我邊哭邊反複說對不起,可是我不明白是為什麽又是在對誰道歉。


    各位可能已經清楚,隻有我逃跑了,其餘三個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向惠美理的媽媽報告女兒的死訊一定很可怕,給平時根本沒有打過交道、一臉嚴肅的警察講述事情經過也一定很可怕,在那裏守著屍體更可怕。


    我沒有勇氣。不僅如此,由於遭遇這樣的事,我失去了重要的東西。


    我失去的是我存在的價值。


    我也單獨接受過關於惠美理被殺案的調查取證,可多數情況下還是在老師和父母的陪同下四人一起接受詢問。問題諸如:嫌疑人從哪裏走過來的,是如何搭訕的,服裝、體型、長相是不是和哪個明星類似之類。


    我拚命回憶案發當天的情形,而且總是搶先回答。是負疚感驅使我想彌補過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媽媽陪我去的時候,她總是趁周圍人不注意捅捅我的背說:“你帶頭說。”


    可令人吃驚的是,在我後麵回答的孩子一一否定了我的說法。


    “他穿著灰色工作服。”


    “不對,帶點綠色。”


    “眼睛細小。”


    “是嗎?我倒不覺得。”


    “看上去挺和藹。”


    “胡說。一點都不和藹,隻是他說給我們買冰激淩,才會有那種感覺吧。”


    總是出現諸如此類的對話。即使在惠美理主導一切之後,她們三個人也從未反駁過我的意見,可是這一次大家都開始否定我,看著我的眼神就像是在說:“你胡說什麽?”她們還異口同聲地說:“想不起嫌疑人的長相。”自己想不起來,卻否定我的說法。


    我想大家都察覺到隻有我逃跑了。沒有人直接指責我,但心裏肯定很生氣,很鄙視我。


    她們一定會想,平時一副自以為是的樣子,到頭來不是你最膽小嗎?現在又來出風頭。


    可是,如果僅僅如此,即使有負疚感,也不應該被罪惡感困擾。不管怎麽說,我去了教師辦公室,在這起案件中我最大的罪過不是臨陣脫逃。


    我犯了更大的罪過,今天是首次在這裏坦白。


    我記得嫌疑人的長相,卻說不記得了。


    從被嫌疑人搭訕到發現屍體的過程都記得,可是當被人問及最關鍵的一點——嫌疑人的長相,其他三個人都搖頭說不知道,看到這一幕,我非常不解。怎麽可能隻忘記長相?我無法相信。如果是那樣,就不要否定我的正確回答,我很生氣,而且實際上也想那麽說出來,同時心裏還很鄙視她們,四人當中我學習最好,她們真夠笨的。


    可是,我竟然比這樣的孩子還要膽小……想到這裏,我腦中冒出一個想法。除我之外的三個人都獨自完成了任務,這應該比四個人一起發現屍體更可怕,是不是因為當時的恐懼使得大家想不起那人的長相呢?我能記得,是因為在那之後什麽都沒做。


    當被問及發現屍體之後大家都幹了些什麽時,我回答教師辦公室沒有人,想到需要叫個大人過來,所以就回家了。從學校到我家途中有好幾戶人家,有幾家在參觀玩偶時還拜訪過,我卻過門而不入跑回家,而家裏盡管有爸爸和一些親戚,我卻什麽都沒說。


    假如當時我及時向大人報告,有關嫌疑人的情況是不是可以收集得更多一些呢?產生這種想法是在最近。


    當時我認為記得嫌疑人的長相是壞事。如果隻有自己能正確回答,甚至警察和老師都會察覺隻有我什麽都沒有做,然後對我進行譴責。但是,我不後悔當時回答不記得。到後來我甚至深深認識到,也許這麽做反而更好。因為罪犯沒有抓到。如果說記得,被罪犯知道的話,下一個目標就會是我。我說不記得,就可以保護自己。


    可能因為當時交的朋友已經不隻限於年齡相仿,或住在附近,而已經發展到願意與誌同道合的人交往,或者也可能是因為不想再回憶起那次凶案,總之那件事之後,我們四人就很少一起行動。升入五年級後,我加入了排球社,到六年級時成為兒童會副會長的候選人,並最終成功當選。會長一職由男生擔任,所以媽媽要求我競選副會長。交了新朋友,有了新的環境展示自己,我竭力恢複名譽。升入中學後,我帶頭承擔學生幹部的工作,還積極參加社區義務活動。所以周圍的人更誇我堅強。


    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切其實都是在逃避。遠遠地看到總是有些戰戰兢兢、縮頭縮腦的紗英,常常逃學曠課的晶子,和沉迷於夜遊、走上盜竊歧途的由佳,我認為自己是在那件事之後最努力地一個,並已經充分履行了在案件中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始終持有這種想法,直到有一天我們被惠美理的媽媽叫到家裏。


    在凶案過後第三年,惠美理的父母要返回東京。據說她媽媽在破案前不想離開那個小鎮,可是由於丈夫工作上的安排,不得已決定離開。她的媽媽因為女兒慘死傷心過度,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甚至一度臥床不起。她比誰都希望破案,可是還沒有堅強到能夠獨自一人留在小鎮找到罪犯。


    初一那年夏天,我們四人被身材窈窕修長、猶如女明星般的她叫到家裏。她說想在離開之前最後聽一次當天的情況,還說這是最後一次。我們沒能拒絕。


    惠美理爸爸的司機開著一輛大車把我們一一接上,開向足立製造廠的員工公寓,我們四人曾經拜訪過那裏。那次凶案之後我們四個人還是第一次一起行動,可是途中我們完全沒有談及那次不幸,隻是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諸如興趣小組的活動如何、期末考試怎麽樣之類。


    隻有惠美理的媽媽一個人在家。


    那是周六的下午,天氣晴朗,房間猶如高檔賓館,從樓裏看下去,整個小鎮盡收眼底,蛋糕上嵌著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水果,據說是特地從東京運來的,紅茶也非常好喝。如果惠美理在的話,應該是異常優雅的餞別會,可是,惠美理被殺了。與晴天的天氣相反,房間裏氣氛很凝重。


    吃完蛋糕後,惠美理的媽媽要我們講講案件的經過,四個人以我為主大概講述了那天的情況。忽然,惠美理的媽媽發出歇斯底裏的喊聲:“夠了!你們就像傻瓜,總是反複說記不起長相,就因為你們這麽笨,所以過了三年還沒有抓到罪犯。惠美理就是因為和你們這樣的笨蛋一起玩才會被殺害,都是因為你們,你們就是殺人犯!”


    我們是殺人犯——她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那次凶案之後,我們很痛苦,也一直沒有放棄努力,沒想到最後不僅沒能贖罪,竟然變成是由於我們的過錯造成了惠美理的死亡。惠美理的媽媽繼續說:“我絕不會原諒你們。在訴訟時效內,你們必須找出凶手!否則,就必須贖罪,直到我滿意為止。如果做不到,我會向你們複仇。我擁有的金錢和權利超過你們的父母好幾倍,我一定要讓你們受到比惠美理更慘的懲罰,隻有身為惠美理的媽媽的我才有這樣的權利。”


    比起那個罪犯,惠美理的媽媽似乎更可怕。


    對不起,我記得那個男人的長相。


    如果當時這麽說了,也許如今我就不會站在各位麵前舊事重提。可惜的是我當時真的忘了那個男人的長相,本來那人的特征就不是很明顯,而且長期以來我一直暗示自己“不記得”,三年時間足夠淡忘了。


    給四個孩子留下重大約定的第二天,惠美理的媽媽離開了小鎮。不知其他孩子作何感想,一直以來,我都在拚命想不被報複的辦法。


    不可能抓到罪犯,所以我選擇後者,即可以得到惠美理的媽媽認可的贖罪行動。


    至此,我想大家已經能明白為什麽膽小的我敢於撲向手持利刃的嫌疑人了,隻因為我有過類似的經曆。


    田邊老師沒有過這種經曆,就這麽簡單。正是由於這點不同,我被視為英雄,而田邊老師受到譴責。


    那麽,是田邊老師的過錯嗎?


    嫌疑人是翻過隔開橘園和遊泳館的鐵柵欄闖進來的。整天說防範對策,可是哪個學校設有監獄般的高牆呢?我們國家是不是富裕得可以在公立學校配置不留任何死角的監控鏡頭呢?此外,各位有沒有在事情發生之前,就意識到社會治安已經惡化到有必要安裝類似設備的程度呢?


    謊稱有病、擅自離崗的治安巡邏員,有什麽權利譴責田邊老師?各位的譴責似乎是把自己平時的不滿統統發泄了出來。我接到過向學校提出抗議的電話,我和田邊老師住在同一棟單身樓,所以也看到過貼在他門上的誹謗傳單,上麵有很多措辭不堪入耳,難道這些可以給自己的孩子看嗎?我曾經在深根半夜聽到過田邊房間的電話、手機響個不停,還聽到過電話、手機被摔到牆上的聲音,也曾經看到他放在停車場的汽車擋風玻璃被打破。


    各位也應該知道,正因如此,現在田邊老師的精神狀態已經令他不適合站在各位麵前。


    田邊老師到底做錯了什麽?如果是因為給自己的孩子留下可怕的記憶而憤怒的話,各位為什麽不譴責那個嫌疑人呢?就因為那個人三十五歲、無業,並且有過看心理醫生的經曆,還是因為他是本地權傾一方的議員的兒子呢?或者僅僅因為譴責田邊老師更容易呢?


    連身為同事的我都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大家可以想象他的未婚妻會有怎樣的感受。


    正如各位所知,田邊老師畢業於國立大學,高高的個子,長相帥氣,體育運動全能,非常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甚至老師家訪的時候,有的孩子的媽媽會毫不避諱地說:“要是田邊老師來就好了。”當然在女同事中他也相當有人氣,去參加研究會時,曾經有別的學校的老師問他有沒有女朋友。


    也許有人會說我是不是喜歡田邊老師。我不適合他這種類型。我剛到這個學校的時候,田邊老師說:“有什麽事就和我商量,盡管找我。”活到今天,對我這麽說的人也就他一個。我很高興,可是我不懂如何依靠別人。自己不會的事情可以找人幫忙,但我沒有不會的事情。


    與他共事的過程中,我開始覺得他不適合我,田邊老師和我很像,而我又不喜歡自己。


    學習好、擅長運動和人的才能不一定成正比,更不可能和塊頭有任何關係。可是,如果塊頭大,又能夠巧妙地做好一些事情,給周圍人的印象就很堅強。


    田邊老師一定從孩提時候起就一直被人稱讚“很堅強”,並且因為是男人,可能比我聽到的更多。


    另外,田邊老師應該也有這種自我認識。他的班上如果發生什麽問題,本來可以和同年級其他老師商量,可是他會致力獨自解決,反過來,他會插手別班的事情,發表建議。


    在這方麵我和他有共通之處,所以,我想他可能也不喜歡我。


    田邊老師選擇的女友是一個個子不高、身材苗條、弱不禁風的玩具娃娃般的女孩子。那個女孩子精通電腦,有一次出於好玩還給某地警察發送了病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電腦通,當田邊老師碰巧經過的時候,她會向田邊老師資訊打印機的用法。隻是幫忙打印了幾頁紙,休息日她就拿著親手做的蛋糕去拜訪田邊老師。看著高高興興地邀請她進屋的田邊老師,我才恍然意識到所謂“撒嬌”原來如此簡單。


    這完全沒有吃醋的意思,看到她,我就想起事件發生時也在現場的一個朋友,所以對她也敬而遠之。她就是負責保育的奧井老師。


    關口掉進泳池後,我馬上打內線電話到教師辦公室說:“凶犯闖進遊泳館,有人受傷,趕緊叫救護車。”最先跑過來的不是身強力壯的男老師,而是玩具娃娃般的奧井老師。比起嫌疑人,傷者在她聽來更重要。或許身強力壯的男老師們想著要和嫌疑人搏鬥,去準備武器了。


    田邊老師喝了大量安眠藥,被送到醫院,第二天,奧井老師給某出版社打電話,說我當時的行動似乎有點誇張,當天在某網絡周刊的網頁上登載了這則新聞。


    在座各位不要說不知道這回事。


    為了保護孩子們的安全,勇敢地撲向罪犯,一度被視為英雄的女教師,真的有必要奪去罪犯的生命嗎?盡管孩子們已經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大腿負重傷的男子每一次從泳池探出腦袋,女老師就劈頭踢過去,宛若踢足球一般,把他按進泳池底部,直到他再也浮不上來。被罪犯撞到,因傷痛無法從泳池爬上來的男老師在化作血海的泳池中目睹了地獄般的一幕。那麽,到底是誰使得男老師失去重新踏上講台的勇氣呢?這是大家聽到的說法。


    原本是英雄的我從這天之後就淪為殺人犯。


    通過愛的力量動搖了世間的輿論,真了不起。


    對各位來說,出現新的譴責對象,是不是反而更興奮呢?本來是各位把田邊老師逼向死胡同,如今卻表示憐憫和同情。好像田邊老師落到這份上是我逼的,並把事發之前自家孩子的無能表現歸罪於我,說什麽孩子變得不愛說話了,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了,你們這麽做是不是令平日的壓力得以釋放了呢?當有家長要求我賠償帶血的浴巾時,我驚得無話可說。


    開除殺人犯教師!應該在大家麵前下跪謝罪!應該承擔責任!


    出於這樣的原因才召開了今天的臨時家長會,我現在站在這個台子上,但我遭受如此譴責,難道是因為你們的孩子沒有被殺害嗎?


    大家認為我是毫無來由地殺害了一個搖搖晃晃走過來的體弱有病的少年嗎?


    是不是等四五個人被殺害更好些呢?是不是像膽小鬼同事那樣裝作被撞入泳池,對孩子們遭受壞人襲擊視若無睹更好些呢?或者我和那個男子一起死掉大家才會滿意呢?


    要是不救你們的孩子就好了。


    事情發生後,罪犯刺中了自己,掉進泳池。這種情況一般認為算不上正當防衛,可是,我運氣不好,那人的父親位高權重,看來不久就會針對我下達逮捕令。


    也許有好心的刑警會聽我把話說完,如果是那樣,我隻申明一點。


    周刊的網頁上寫的是“每一次探出腦袋”。而實際上我隻踢了一下那人的頭。審判的時候,一定會被問及那一踢是否有殺人意圖。按照陪審製度,也許在座各位會有人當選,參加陪審,一想到這點,我就不寒而栗。


    我不想過多地對你們說明事情真相,因為沒有意義。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各位就當是針對你們當中的某一個人。


    麻子女士,再次謝謝您專程遠道而來。


    我想您所說的“贖罪”就是要我們成為毫不遜色於惠美理的優秀人物。當我明白自己並不堅強之後,為了贖罪,在初中和高中都擔任學生會主席,同時擔任排球社社長,並且努力學習,最終考上大學。


    考入這裏的大學,是因為我想住在大海附近。住在能夠遠眺遼闊的太平洋的海邊小鎮會讓人很放鬆,這種


    感覺在封閉的山間小鎮是體會不到的。雖然這根本就是一種誤解,但我也不想再次回到那個小鎮。


    大學畢業後我成為一名小學教師。


    說實話,我並不是很喜歡孩子,可是,如果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就達不到贖罪目的。我想必須置身於自己曾犯下過失的地方,在那裏拚命努力。


    盡管從事這份工作隻有兩年出頭,我每天早上總是第一個出勤,耐心傾聽孩子們任何無聊的話題,認真處理家長們好像權當消遣提出的各種要求,一直堅持無論多晚也要當天的事情當天做完。


    要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忍不住想哭,想逃跑。我並不是沒有訴說的朋友,也曾經給學生時代排球社的幾個朋友打電話或發郵件發牢騷,訴說工作中的煩惱,可是她們都不約而同地對我說:“真紀,發牢騷之類的事不像你的作風,加油!”


    我的作風到底是什麽呢?是不是本來不堅強卻硬要裝作很堅強呢?真正了解我的隻有那三個人,一想到這點,我就非常想念她們。


    似然後來和她們沒什麽來往,但時常會從畢業於當地職業學校並留在那個小鎮工作的妹妹口中,聽說一些關於她們的事情。


    紗英結婚之後去了國外,聽說嫁了位很了不得的社會精英。晶子依然窩在家裏,但前段時間還帶著她哥哥的孩子去購物,看上去心情不錯。由佳已經回來了,好像很快就要生孩子了。


    這些事情是上個月初聽說的。我突然覺得自己非常愚蠢,為了贖罪把人生搞的痛苦不堪。我認為大家早已淡忘了那次凶案,早已把和惠美理媽媽的約定拋到了腦後。


    本來,如果冷靜地想一想,也許惠美理的媽媽不會因為我們沒有遵守約定就真的報複,也許她的意思隻是要我們至少有那樣的精神準備。


    隻有我沒有走出那個命案的陰影,傻乎乎一本正經贖罪的隻有我一個,我產生了如此想法。


    一直加油努力顯得那麽傻,於是我也開始偷懶。即使有家長不按時交夥食費我也不再勉強去家訪,反正不會扣我的工資,就聽之任之。如果學生早上打來電話說肚子疼,我也不再詢問詳細症狀,不管是裝病還是別的什麽,聽任其休息就好了。孩子們互相罵“傻瓜”、“笨蛋”,類似這種無聊鬥嘴也不再去管,任由他們吵到心滿意足為止。這種想法逐漸占據了我的思維。


    一旦產生這種想法,心情突然變得很輕鬆,而且不知道什麽原因,感覺孩子們更易接受我了。也許我越是給自己上緊箍咒,孩子們越會感到緊張喘不過氣。


    就在這個時候,我在電視新聞中聽到紗英的名字。新婚不久的她殺死了性嗜好異常的丈夫,之後我父母收到了來自惠美理媽媽的信。裏麵沒有隻言片語,隻裝著一封信的複印件,是紗英寫給惠美理媽媽的。


    我這才知道紗英是抱著什麽想法度過了十五年的時間。由於我不負責任地吩咐她守屍體,使她陷入無法想象的恐怖活到現在。如果我當初返回遊泳館……


    身心狀態如此的紗英以她自己的方式如約完成了贖罪。她非常喜歡法國玩偶,本人也和法國玩偶頗有些相似,在四人當中最老實,可是,她比我堅強好幾倍。


    即使已經過去十五年,可能最膽小的還是我。


    在這種時候,罪犯闖入生活。晴空萬裏的夏日,就在小學的遊泳館,四年級的孩子眼看就要遭受到襲擊,僅僅這一點相似,就令人禁不住想,是不是惠美理的媽媽策劃的,她是不是躲在什麽地方暗中監視著一切。


    而且我想,如果就此逃跑,即使過了訴訟時效,我也會終身陷在那次命案中不能自拔。我沒有猶豫,與其作為膽小鬼活下去,還不如被捅一刀。


    想著這些,我的腳已朝著關口踢了過去。


    當小學老師就為了這一天,能夠忍受排球社的嚴酷訓練也是為了這一天,要追回失去的東西隻有現在了,這麽想著,我撲到關口腳邊。


    要把關口撲倒或者要殺死他之類的想法,我當時完全沒有。有我在的地方不允許有孩子被殺害,我必須保護孩子們,這一次一定要鎮定,我腦子裏當時隻想著這些。


    奧井的證詞中還有一點需要訂正。她說孩子們全部被疏散之後我還繼續踢關口的腦袋,而實際情況是,當關口要從泳池爬上來的時候,泳池邊上還有一個孩子,那就是受傷的池田。當時照顧池田的就是玩具娃娃般的奧井老師。難以想象奧井老師可以保護池田,而且我也不想讓她保護池田,因為堅強的人是我。


    池田一直哭著喊疼,按在傷口上的浴巾已經被血浸得鮮紅。我忽然想,惠美理遭到那個男人侵犯的時候是不是也喊了呢?那次之後,我一直受自己膽小的困擾,也想象過其他三人感受的恐懼,但那隻是為了和自己感受到的恐懼作比較,從未考慮過惠美理的感受。


    按說最恐懼的人應該是惠美理。也許她曾屢呼救命,可是我們沒有去看看究竟。惠美理,對不起!我第一產生這種想法。


    同時,我無法原諒那些侵犯明顯比自己弱小的孩子的大人,我決不允許變態狂的存在。由於這些愚蠢的大人,孩子的未來一團混亂,像這樣的事我們承受過就足夠了。


    那男子沒有受傷的一條腿已經攀住泳池邊緣,決不能讓他得逞。我迅速跑向關口。


    關口滿臉是水,麵部毫無表情,這樣的臉和十五年前那個男人的臉重疊在一起。在拚命踢向男子的瞬間,我感到我的贖罪已經結束了,我終於履行了約定。


    可是,我真正必須做的並不是這樣的事。膽小鬼的贖罪必須通過鼓起勇氣坦白一切來完成。


    在踢向關口的瞬間,十五年前那個男人的臉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眼角細長,五官清爽利落,我近幾年才認識到這樣的長相很帥氣。當年警察問有沒有和哪個明星長得很像的時候,我完全想不出來,可是現在我可以列舉出好幾個。比如周四八點播放的電視劇中的男二號,爵士鋼琴家某王子,狂言大師某某……都是年輕人。


    紗英的信裏也說年齡還不至於大到可以叫他大叔。


    如果考慮到事情已經過了十五年,那人的長相……雖然不是演員,好像和經營自由學校(日本的一種私立教育機構,一般以招收不願意上學的問題孩子為主,規模較小)的南條弘章先生很像,就是那所去年夏天發生縱火案的學校。當然,我不是說南條先生就是罪犯。


    還有一個人長得更像。不過,說出來顯得太沒常識,而且這個人已經離世,我就不說了。


    我從心底希望這些能夠提供一點線索,幫助找到罪犯。


    可是,這是不是足以得到您的諒解呢?


    失去唯一的寶貝女兒的確很令人同情。不管是十五年前還是現在,最希望找到罪犯的人都是您。然而,失去愛女的傷痛,因找不到罪犯而產生的焦躁,對於自己什麽都不能做而產生的惱怒,把這一切都轉嫁到一起玩的孩子身上是不是不應該呢?


    我總覺得,我和紗英一直沒能擺脫那件命案的陰影不是那個嫌疑人的過錯,而是您的錯,對不對?麻子女士,您不這麽認為嗎?不是正因如此,您才專程遠道而來確認我們的贖罪嗎?


    還有兩個人。最好不要再發生錯誤的連環贖罪行動,可是我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真是一句不錯的說辭。


    我的解釋到此為止。沒有安排回答大家質疑的時間,請各位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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