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單位報到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回到縣城後，我的單位一直沒有著落，我實習的單位縣外貿雞場答應要我，但我覺得那是一個企業，所以沒有表態。一直等到7月中旬，我們一同回來的五個人當中，兩個留在縣畜牧獸醫站，一個的父親的農業局的副局長，一個的伯父是林業局局長，留在縣城是必然的了。另兩個去了外貿雞場，雖說是企業，但戶口是縣城的，就剩下我一個了，那時候，有人正幫我介紹去文化局，一切都在活動中，但稍後得知，人事局表態，不能跨係統安排。
這給我當頭一棒！我惶恐起來了，要是這樣下去的話，那我最後的可能還是回到畜牧局，但畜牧局不可能把沒有任何背景的人也留在縣城，所以我已經向人打聽哪一個鄉鎮最好，以便到時候主動提出來。有一天跟遺已經上班了的同學去畜牧局刺探情況，沒想到剛遇到了局長，我同學就介紹說，這位某某，在學校已經發表了好多作品的，縣外貿雞場想要他。局長翻著眼看了我一眼，很有興致，說，就來這裏上班吧，在辦公室。真是得來不費功夫，連一根煙也不花就搞定了——當時風傳一個人要留在縣城要花好多好多的錢，所以至今我還非常感激和敬佩我們局長，他叫黃自英，名字像是女的，但是一個大男人，說起來他名字還有一個故事，某年自治區開畜牧會議，會議還將他安排跟一個女同誌住一起呢！他有句話在縣裏很出名，是關於他的年齡的：實際年齡49，身體狀況39，思想意識29。2011年聽說他死了，很是難過。可當時我也在病中，就淡忘了。
於是，我就開始在畜牧局的辦公室上班了。每天寫總結材料，寫可行性報告。也幹些其它的工作，比如春季，牲畜五號病流行了，辦公室的就得跟業務部門一起奔赴疫區，一手拿起注滿毒藥的針筒，將那些發病的豬處死，然後在山上挖一個深坑，用盡吃奶的力氣將它抬上去，埋掉。隻要我們進村，總是豬嘶人叫，村民大哭——成兩百斤的豬，眼看就出欄了，就被處死，隻補那麽一點錢，當然難過，甚至要過來跟我們拚命。也去搞計劃生育工作，跟隨工作隊，到某個村公所住下，白天上家去宣傳，在月黑風高的晚上就摸上門，將那些計生對象抓過正著，送到計生站落實措施，有放環的，有結紮的，也是搞得鬼哭狼嚎的。再有就是喝酒，接待都是辦公室的工作，上麵下來的，下來上來的，兄弟單位的，都要出麵搞好關係。以至我的酒量進步神速，在後麵我會專門寫到，暫且不提。
開始工作了，也真正開始領工資了：第一個月212塊，到我走的時候好像提到280多了。但是單位沒有房間，我與一個在建材局上班的，也是剛畢業的朋友李勵興就住在一個交警朋友的房子了——那是單位分給他的，但他住家裏，也就空了出來。當時連床也沒有，我們就鋪個席子在地上睡了，半年後才有了床。這一住，就是一年多，也同時開始了我們長到現在的友誼，在所有的朋友當中，他跟我是最知己的，那時候，他的收入要比我多，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花他的錢，現在他已經是一個市的常委了。
顯然，212塊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少得可憐的，經常是還沒到月底——我們15號發工資，就一幹二淨了，到最後，隻有在房子樓下的飲食店裏賒帳。當時有一件事對我的打擊特別大，我曾經陪老鄉到廣東拿了一筆現金回來，那是一筆高達20萬元的款項——對於月工資才200來塊的人來說太多了。可是，掙這錢的人目不識丁，僅有一個好容貌。我遇到了前所未聞未有的困惑，出來了，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家裏也得靠你了，可是你才掙那麽一點錢，連養活自己都困難。那時候，家裏也怏求自己為姐姐找一份工作，在道義上，這是我最值得幹的事情，可是對一沒有錢，二沒有權，三沒有社會關係的人，要在上世紀90年代找一份工作，談何容易！但我建議姐姐先出來，在一些地方打零工，慢慢等待機會——但這機會，我等到現在也沒等來。
1993年，在朱枸夫人的“要挾”下，我們登記了。她請了幾天假回來，我們照了一張相，到民政所就把事情辦了。沒有儀式，甚至沒有一張床，幾個朋友吃了一頓飯，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人事不省。人生大事就這麽悄悄地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惟恐天下不知，大發英雄帖，廣而告之。我倒覺得結婚是一件比較私人的事情，沒必要那麽張揚——其實是自己沒有錢，想辦也辦不了，那時候也確實沒有心思辦這事情。再過一段時間，朱枸夫人居然通過她老爸的關係，調了回來，我們終於住到一起。
一年後，單位集資建房，這個事件對我的打擊是空前的，盡管集資的錢隻是三萬塊，但對於我來說，那是絕無可能的，家裏老父親的病已經已經到了晚期，還要我拿錢回去買藥呢！盡管如此，父親的病還是越來越重，到了1993年的中秋節，也就是我工作後的一年，再次發病，農曆8月23，升天而去，連一天的福都沒有享。不但沒有享福，我覺得他過得一般人都要清貧，盡管他開著雜貨店，但他用的是一根像拔火棍一樣的牙刷，上麵都沒有幾根毛了；毛巾也是，破破爛爛的，像一張爛魚網；牙膏也是基本不用的，用的話，那點份量，我估計就是老鼠藥吃下那麽多都沒事。我向單位借了3000塊錢回去，哥哥和弟弟也籌了點錢，將他安葬了。親戚全部都是窮人，不可能有錢借給你。所以到最後，隻有我一個人沒有集資。不過單位還是將兩間房租給我住，基本上能安頓下來了。
1994年農曆的12月一個清晨，女兒出生了。那是一個比較寒冷的季節，我在產房外麵踱來踱去，不簡短地抽著煙，一邊聆聽裏麵的響聲，心急如焚。到護士將一個皺巴巴的小精靈抱到我前麵時，我看著這個小生命，心裏湧起一股柔情，眼眶慢慢地濕潤了。她投生到這個貧窮的家庭，注定她也要跟著吃苦。養育小孩的過程乏善可陳，除了辛苦還是辛苦。初為人父的我開始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壓力。由於朱枸夫人沒有奶水，基本上都是給女兒喂奶粉，她稍為長大一點後，一個月要四罐，一罐就是60多塊錢，我可以捉襟見肘了，經濟上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有時候居然連買奶粉的錢也要湊上好久，我感到了無比的悲哀。
那時候，除了生活，還有兩件事長期困擾著自己。一就是姐姐的工作問題，靠朋友介紹，她暫時到一家工廠推鬥車，一種相當艱辛的工作，但是好象姐姐有點滿足了。二就是越長越高的債務，到了1994年，我的債務已高達5000多元了。如果單靠領工資的話，不吃不喝也要兩年才還清。不過畜牧局也算一個不錯的單位，年底總會有一些收入，我相信不久我就能還上它。這些困惑，幾乎將我壓垮，所以在我日後有兩部中篇小說《初出茅廬》和《斯文掃地》，說的就是那段時間的一些經曆和感受，發表後，深得編輯和讀者的好評。有一位讀者隆恩教還專門寫了一篇很長的評論，說：盡管現實生活是那麽的艱辛無奈，但流淌在作者血脈裏的，依舊是汩汩深情——與其說是深情，不如說是希望。
這時候，有一件事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縣文化館，也就是剛畢業時想要我的那個單位，還是想要我過去，搞專業創作。畢業兩年來，由於工作壓力巨大。我已經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了。所以這工作對我說也是有點吸引力的。更為重要的是，當時文化館擁有比較多的實業，什麽歌舞廳、遊樂場、照相館之類的，他們答應，隻要我答應過去，就解決我姐姐的工作，轉為合同工，安排在遊樂場幹活。一聽到這個消息，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盡管很多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放著那麽好的單位不在，卻要到那種清水衙門。
人們常說，人生最關鍵的幾步路，需要注意，我在不經意中就走了。
這給我當頭一棒！我惶恐起來了，要是這樣下去的話，那我最後的可能還是回到畜牧局，但畜牧局不可能把沒有任何背景的人也留在縣城，所以我已經向人打聽哪一個鄉鎮最好，以便到時候主動提出來。有一天跟遺已經上班了的同學去畜牧局刺探情況，沒想到剛遇到了局長，我同學就介紹說，這位某某，在學校已經發表了好多作品的，縣外貿雞場想要他。局長翻著眼看了我一眼，很有興致，說，就來這裏上班吧，在辦公室。真是得來不費功夫，連一根煙也不花就搞定了——當時風傳一個人要留在縣城要花好多好多的錢，所以至今我還非常感激和敬佩我們局長，他叫黃自英，名字像是女的，但是一個大男人，說起來他名字還有一個故事，某年自治區開畜牧會議，會議還將他安排跟一個女同誌住一起呢！他有句話在縣裏很出名，是關於他的年齡的：實際年齡49，身體狀況39，思想意識29。2011年聽說他死了，很是難過。可當時我也在病中，就淡忘了。
於是，我就開始在畜牧局的辦公室上班了。每天寫總結材料，寫可行性報告。也幹些其它的工作，比如春季，牲畜五號病流行了，辦公室的就得跟業務部門一起奔赴疫區，一手拿起注滿毒藥的針筒，將那些發病的豬處死，然後在山上挖一個深坑，用盡吃奶的力氣將它抬上去，埋掉。隻要我們進村，總是豬嘶人叫，村民大哭——成兩百斤的豬，眼看就出欄了，就被處死，隻補那麽一點錢，當然難過，甚至要過來跟我們拚命。也去搞計劃生育工作，跟隨工作隊，到某個村公所住下，白天上家去宣傳，在月黑風高的晚上就摸上門，將那些計生對象抓過正著，送到計生站落實措施，有放環的，有結紮的，也是搞得鬼哭狼嚎的。再有就是喝酒，接待都是辦公室的工作，上麵下來的，下來上來的，兄弟單位的，都要出麵搞好關係。以至我的酒量進步神速，在後麵我會專門寫到，暫且不提。
開始工作了，也真正開始領工資了：第一個月212塊，到我走的時候好像提到280多了。但是單位沒有房間，我與一個在建材局上班的，也是剛畢業的朋友李勵興就住在一個交警朋友的房子了——那是單位分給他的，但他住家裏，也就空了出來。當時連床也沒有，我們就鋪個席子在地上睡了，半年後才有了床。這一住，就是一年多，也同時開始了我們長到現在的友誼，在所有的朋友當中，他跟我是最知己的，那時候，他的收入要比我多，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花他的錢，現在他已經是一個市的常委了。
顯然，212塊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少得可憐的，經常是還沒到月底——我們15號發工資，就一幹二淨了，到最後，隻有在房子樓下的飲食店裏賒帳。當時有一件事對我的打擊特別大，我曾經陪老鄉到廣東拿了一筆現金回來，那是一筆高達20萬元的款項——對於月工資才200來塊的人來說太多了。可是，掙這錢的人目不識丁，僅有一個好容貌。我遇到了前所未聞未有的困惑，出來了，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家裏也得靠你了，可是你才掙那麽一點錢，連養活自己都困難。那時候，家裏也怏求自己為姐姐找一份工作，在道義上，這是我最值得幹的事情，可是對一沒有錢，二沒有權，三沒有社會關係的人，要在上世紀90年代找一份工作，談何容易！但我建議姐姐先出來，在一些地方打零工，慢慢等待機會——但這機會，我等到現在也沒等來。
1993年，在朱枸夫人的“要挾”下，我們登記了。她請了幾天假回來，我們照了一張相，到民政所就把事情辦了。沒有儀式，甚至沒有一張床，幾個朋友吃了一頓飯，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人事不省。人生大事就這麽悄悄地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惟恐天下不知，大發英雄帖，廣而告之。我倒覺得結婚是一件比較私人的事情，沒必要那麽張揚——其實是自己沒有錢，想辦也辦不了，那時候也確實沒有心思辦這事情。再過一段時間，朱枸夫人居然通過她老爸的關係，調了回來，我們終於住到一起。
一年後，單位集資建房，這個事件對我的打擊是空前的，盡管集資的錢隻是三萬塊，但對於我來說，那是絕無可能的，家裏老父親的病已經已經到了晚期，還要我拿錢回去買藥呢！盡管如此，父親的病還是越來越重，到了1993年的中秋節，也就是我工作後的一年，再次發病，農曆8月23，升天而去，連一天的福都沒有享。不但沒有享福，我覺得他過得一般人都要清貧，盡管他開著雜貨店，但他用的是一根像拔火棍一樣的牙刷，上麵都沒有幾根毛了；毛巾也是，破破爛爛的，像一張爛魚網；牙膏也是基本不用的，用的話，那點份量，我估計就是老鼠藥吃下那麽多都沒事。我向單位借了3000塊錢回去，哥哥和弟弟也籌了點錢，將他安葬了。親戚全部都是窮人，不可能有錢借給你。所以到最後，隻有我一個人沒有集資。不過單位還是將兩間房租給我住，基本上能安頓下來了。
1994年農曆的12月一個清晨，女兒出生了。那是一個比較寒冷的季節，我在產房外麵踱來踱去，不簡短地抽著煙，一邊聆聽裏麵的響聲，心急如焚。到護士將一個皺巴巴的小精靈抱到我前麵時，我看著這個小生命，心裏湧起一股柔情，眼眶慢慢地濕潤了。她投生到這個貧窮的家庭，注定她也要跟著吃苦。養育小孩的過程乏善可陳，除了辛苦還是辛苦。初為人父的我開始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壓力。由於朱枸夫人沒有奶水，基本上都是給女兒喂奶粉，她稍為長大一點後，一個月要四罐，一罐就是60多塊錢，我可以捉襟見肘了，經濟上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有時候居然連買奶粉的錢也要湊上好久，我感到了無比的悲哀。
那時候，除了生活，還有兩件事長期困擾著自己。一就是姐姐的工作問題，靠朋友介紹，她暫時到一家工廠推鬥車，一種相當艱辛的工作，但是好象姐姐有點滿足了。二就是越長越高的債務，到了1994年，我的債務已高達5000多元了。如果單靠領工資的話，不吃不喝也要兩年才還清。不過畜牧局也算一個不錯的單位，年底總會有一些收入，我相信不久我就能還上它。這些困惑，幾乎將我壓垮，所以在我日後有兩部中篇小說《初出茅廬》和《斯文掃地》，說的就是那段時間的一些經曆和感受，發表後，深得編輯和讀者的好評。有一位讀者隆恩教還專門寫了一篇很長的評論，說：盡管現實生活是那麽的艱辛無奈，但流淌在作者血脈裏的，依舊是汩汩深情——與其說是深情，不如說是希望。
這時候，有一件事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縣文化館，也就是剛畢業時想要我的那個單位，還是想要我過去，搞專業創作。畢業兩年來，由於工作壓力巨大。我已經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了。所以這工作對我說也是有點吸引力的。更為重要的是，當時文化館擁有比較多的實業，什麽歌舞廳、遊樂場、照相館之類的，他們答應，隻要我答應過去，就解決我姐姐的工作，轉為合同工，安排在遊樂場幹活。一聽到這個消息，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盡管很多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放著那麽好的單位不在，卻要到那種清水衙門。
人們常說，人生最關鍵的幾步路，需要注意，我在不經意中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