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沒人認為我要調到文化館去。當時我去了。
但是，現實給我的打擊是如此的巨大！我一到文化館，就接連寫出了兩部中篇小說，也就是上麵提到的《初出茅廬》和《斯文掃地》，接連發表在《廣西文學》的1994年第八期和第十二期的頭條，並被雜誌當成所謂的文壇新星隆重推出。但姐姐的工作卻解決不了。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館遊樂場的那塊空地，被房地產商人看中，準備搞開發了。那是一塊公益用地，是全縣人民集中休閑的地方，但政府卻要無償地給商人開發，建一座28層的“天元大廈”。這個事件，在1995年的影響和爭論是如此的巨大，可以說是空前的，很多部門比如土地、規劃、文化等部門的負責人，政府官員紛紛出麵阻攔，並在會議上爭論得相當白熱化，有官員甚至被撤職，但沒能頂住最主要領導的長官意誌，還是開發了。那時候的********，後來上調到柳州地委副書記，因受賄，被判刑，所以在朱枸的“不亦快哉”裏，就有一條，叫做“聞柳州地委廖副書記被雙規，被判刑，不亦快哉”！
那是1994年年底到1995年的事，那時候的報紙和電視都在吹噓這座樓是“桂東第一樓”，但這個“樓”字在白話的讀音上跟“陋”字一樣，所以，整縣城的人都知道，那叫做“桂東第一陋”在我們哪兒，“陋”，又叫“陋中”，是“相當糟糕”的意思。比如你說這人品德很差，就可以說“這人很陋中”；這件東西很次，也可以說是“這東西很陋中”；辦事情辦得不好。辦砸了，可是說“這事辦陋中了”。這棟樓也確實很“陋”，不知是什麽原因，建到現在也沒建起來，至今也隻有四層，成為縣（現在叫市了）的一處最令人感慨的地方。甚至當有領導一意孤行要搞什麽項目的時候，人們就會告誡他：你不要那麽頭腦發熱，你要看看“天元大廈”的結局！
那都是題外話了。姐姐的工作沒能解決，我心灰意冷，心裏充滿了憤怒。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姐姐，沒能幫她找到一份適合她的工作。更令人憤怒的是，那時候的文化係統還是不斷地進了不少人，轉了不少的合同工和幹部，還入了編製，都說是上麵領導壓下來的，下麵不得不解決。那種鬱悶無處訴說，說了也沒用，那段時間是喝酒最放縱的時候，經常喝得大醉，一睡不起。文化局的領導為了照顧我的情緒，給了一個文化館副館長的職務。也同時激起我的另一個理想，當個官僚，當了官，什麽事情都好辦了。那時候，我想到鄉下當個官當當，很多同年齡的人都已經下去了，說是掛職，但一直沒有人找過我。後來一個在縣委的朋友告訴我，你想下去，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找一個常委，送一兩萬塊錢就行了。朱枸當時女兒又小，正等著錢用，債務都沒還清，要我拿一兩萬塊錢買官，那怎麽可能呢？
1997年，文化館館長在空缺幾個月後，被拿出來公開競選。總共有六個人報了名，通過筆試、麵試、公開演講和組織考核後，我最終獲選。但還沒上任，就有領導跟我說，你能當上館長，跟某個領導的關照是分不開的，你要感謝他，不然你以後的工作不好做的。我開始惶恐了，生怕得罪了那領導，於是在別人的牽線下，我請那領導去歌舞廳，並借了三千塊錢送給他，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送厚禮”。那時候，我還天真地料定領導不會收的，但他居然神色自若地收了下來，將我信封放在口袋裏，還勉勵我好好工作——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厚顏無恥的人，他昨天在會上還說要反腐倡廉呢！說起這位領導，我去年10月份還采訪過他，他已經是市某局局長，正處級（聽說最近被抓了），當然他也不會記得我了，才送那麽區區三千塊錢，那是那麽久遠的事情了（如果紀檢部門來追查這事，朱枸倒是可以配合你們調查，但你千萬不要把我當行賄者抓起來，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啊，我借的筆錢現在還沒還給人家呢）。他還是在我前麵大談廉政、領導人格魅力，我當時真想吐。
說實在的，做為一名**員，我不知道是該信組織上對我說的，還是該相信我自己的判斷。組織上說，絕大部分的領導都是純潔的，但是我的感覺倒好像是相反的。在我傻傻的想法中，想當官的人肯定有他的理由的：有的希望有人給他送錢，有的希望能光宗耀祖，有的希望能財色兼收。也許也會有不食人間煙火的，他隻有一個念頭，想為人民服務，不過我至今都沒有遇到、至今也不相信、也永遠不相信會有那樣的人。有一天，我們幾個記者一起打牌，大家開玩笑說：究竟當縣長的，會有沒有真正沒收受過別人的賄賂的呢？大家都說，打死我也不相信有10%。我們都不是當事人，又沒當過縣長，所以都不好說。福建省政和縣********丁仰寧說，升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我覺得這是對的，他比較符合人的本性。
我一直有這麽一個特傻的念頭，******的時候，如果要查貪官收賄賂，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畢竟，收受雙方都是在很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誰會說出來呢？何況我行賄的，說出來還要坐牢，我幹嗎要說呢？所以我發明了一個“朱氏反貪法”（改天我去申請專利），那就是，凡是行賄的，隻要你說出來了，都沒有罪，不但沒有罪，還要獎勵你！這樣的話，我敢保證，受賄的事情，會少十分之**。有一次我跟一個搞工程的朋友說了這設想，他哈哈大笑！
1997年到2000年，是我最艱難的三年，在當這鳥小官的三年裏，我所受到的困難和屈辱是不堪回首的。一件事情辦不好，上麵給你一頓臭罵；一件事情做好了，但你沒有把功勞讓給領導，你也挨罵。領導一個眼色，你不能領會，又被罵得狗頭淋血。三年來，我平均一天開一個會議，等於一天一個任務，有一半以上都沒能按照領導的意願完成的，那麽都被領導臭罵一頓。有些事情，你要是遂了領導的意思，多數又不合職工的心願。單位有50多人，財政隻給28個人的工資，剩下的你自己要想辦法，一有不順，職工也將你罵得一文不值。成天淹沒在大堆的雞毛祘皮的小事當中，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邊受氣。我沒想到，當這鳥小官居然是那麽的艱難。李鴻章先生說：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當官，倘若這人連當官都不會，那就太不有用了。現在看起來，真是一派胡言！
朱枸的性格又是如此的固執，所以我經常跟領導頂嘴，當時的領導在公開場合說要搞掉我，說我的不是，拿一些空穴來風的事來中傷我，我覺得，這當官的路還真是無法走下去了。加上當官我也沒能撈到什麽好處，三年來，我一直想把我姐姐調進來，但都沒得到上頭的首肯，反而接連來了幾個要我簽字同意接收，有些跟本我都沒有察覺，就進來了——文化館做為一個養老單位，倒是很多官太太或者親朋好友的首選地方。我感到無比的沮喪，我覺得，我要是再做上一年半載的館長的話，我會瘋掉的。再加上由於房改，自己買下單位三間房子後，債務徒然增多了3萬元，一直還了兩年也還不到2000元，那時候我的月工資是450元，朱枸夫人下崗，上有老下有幼，我覺得再這樣下去的話，也許十年後也未必能還通所有的債務，連過日子也要勒緊褲帶。我陷入了空前的迷惘。
我的幾個朋友也是處在同樣的處境。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商議做點生意，我們三個大男人，李拓先生和陳達生先生，就開了一家露天冰花攤，名字就叫做藍方格冰花城，賣啤酒、賣冰花，賣田螺。我們每人投資了1000多塊錢，租來各種用具，沒辦任何的手續就開張了。但第一天就被防疫站的正直人士沒收了半桶冰花，後經交涉，答應緩後辦理手續後才得開業，幸得一幫朋友幫趁，也不至於門可羅雀。但由於人手不夠，加上不善經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倒閉了，血本無歸。後來我還嚐試過其它的小生意，均沒成功。我還試過寫書，有人約寫一本30萬字的武俠小說：廣東武林十虎之蘇乞兒，在收了人家的幾千塊錢定金後，我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寫了20來天，完稿，但最後不了了之。至今稿件還在手上，我覺得寫得還是不錯的。
在往後的日子裏，很多年輕人在述說自己初出茅廬的經曆，他們無不經過一個適應、掙紮、失望的過程。能夠一路順風的，我沒有見過。也許，朱枸的經曆對比於一些朋友來說，還是比較幸運的，我隻是想說：在這樣的日子裏，幾乎每個人都要經曆這樣的一個階段，都要麵對現實，這就是殘酷的人生，他是不會跟隨你的意願去走的，往往你的希望越大，希望也就越大。
我知道，像我這樣性格和這樣社會背景的人，當官是一條死路。自己也沒本錢，也沒有經商頭腦，做生意也是必死無疑。2000年春季，我盟生退意，這是我們縣第一個辭職的正職領導，而且是競選上任的，在單位和組織部門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他們紛紛了解原因，這裏麵還有很多原因，我不願說出來，以免有些人看了老羞成怒。同時，我決定離開單位，到外麵發展，於是我報考了南寧晚報主辦的《八桂都市報》，並被錄用。再加上廣西簽約作家啟動，我順利簽約，於是我來到了南寧，結束了我的一段艱難卓絕的日子
直到2015年，我原來一起睡地鋪的兄弟才說，其實，這些年我就像一隻鳥兒，在樹枝上飛來飛去，看見哪個果子書熟了，就飛過去吃一口，但實際上什麽都吃不上，就那麽一直飛來飛去——這讓我想起那個跑來跑去的和尚，在此起彼伏的鍾聲裏疲於奔命，最後餓死在奔波的道路上。
而他，一直沉這基層十幾年，現在是一個市的常委。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在職場裏，耐得住寂寞，吃得苦，不要“好高鶩遠”，”這山望著那山高”，遲早會成功的。
否則，什麽是“心比天高，命似紙薄”？這就是。
但是，現實給我的打擊是如此的巨大！我一到文化館，就接連寫出了兩部中篇小說，也就是上麵提到的《初出茅廬》和《斯文掃地》，接連發表在《廣西文學》的1994年第八期和第十二期的頭條，並被雜誌當成所謂的文壇新星隆重推出。但姐姐的工作卻解決不了。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館遊樂場的那塊空地，被房地產商人看中，準備搞開發了。那是一塊公益用地，是全縣人民集中休閑的地方，但政府卻要無償地給商人開發，建一座28層的“天元大廈”。這個事件，在1995年的影響和爭論是如此的巨大，可以說是空前的，很多部門比如土地、規劃、文化等部門的負責人，政府官員紛紛出麵阻攔，並在會議上爭論得相當白熱化，有官員甚至被撤職，但沒能頂住最主要領導的長官意誌，還是開發了。那時候的********，後來上調到柳州地委副書記，因受賄，被判刑，所以在朱枸的“不亦快哉”裏，就有一條，叫做“聞柳州地委廖副書記被雙規，被判刑，不亦快哉”！
那是1994年年底到1995年的事，那時候的報紙和電視都在吹噓這座樓是“桂東第一樓”，但這個“樓”字在白話的讀音上跟“陋”字一樣，所以，整縣城的人都知道，那叫做“桂東第一陋”在我們哪兒，“陋”，又叫“陋中”，是“相當糟糕”的意思。比如你說這人品德很差，就可以說“這人很陋中”；這件東西很次，也可以說是“這東西很陋中”；辦事情辦得不好。辦砸了，可是說“這事辦陋中了”。這棟樓也確實很“陋”，不知是什麽原因，建到現在也沒建起來，至今也隻有四層，成為縣（現在叫市了）的一處最令人感慨的地方。甚至當有領導一意孤行要搞什麽項目的時候，人們就會告誡他：你不要那麽頭腦發熱，你要看看“天元大廈”的結局！
那都是題外話了。姐姐的工作沒能解決，我心灰意冷，心裏充滿了憤怒。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姐姐，沒能幫她找到一份適合她的工作。更令人憤怒的是，那時候的文化係統還是不斷地進了不少人，轉了不少的合同工和幹部，還入了編製，都說是上麵領導壓下來的，下麵不得不解決。那種鬱悶無處訴說，說了也沒用，那段時間是喝酒最放縱的時候，經常喝得大醉，一睡不起。文化局的領導為了照顧我的情緒，給了一個文化館副館長的職務。也同時激起我的另一個理想，當個官僚，當了官，什麽事情都好辦了。那時候，我想到鄉下當個官當當，很多同年齡的人都已經下去了，說是掛職，但一直沒有人找過我。後來一個在縣委的朋友告訴我，你想下去，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找一個常委，送一兩萬塊錢就行了。朱枸當時女兒又小，正等著錢用，債務都沒還清，要我拿一兩萬塊錢買官，那怎麽可能呢？
1997年，文化館館長在空缺幾個月後，被拿出來公開競選。總共有六個人報了名，通過筆試、麵試、公開演講和組織考核後，我最終獲選。但還沒上任，就有領導跟我說，你能當上館長，跟某個領導的關照是分不開的，你要感謝他，不然你以後的工作不好做的。我開始惶恐了，生怕得罪了那領導，於是在別人的牽線下，我請那領導去歌舞廳，並借了三千塊錢送給他，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送厚禮”。那時候，我還天真地料定領導不會收的，但他居然神色自若地收了下來，將我信封放在口袋裏，還勉勵我好好工作——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厚顏無恥的人，他昨天在會上還說要反腐倡廉呢！說起這位領導，我去年10月份還采訪過他，他已經是市某局局長，正處級（聽說最近被抓了），當然他也不會記得我了，才送那麽區區三千塊錢，那是那麽久遠的事情了（如果紀檢部門來追查這事，朱枸倒是可以配合你們調查，但你千萬不要把我當行賄者抓起來，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啊，我借的筆錢現在還沒還給人家呢）。他還是在我前麵大談廉政、領導人格魅力，我當時真想吐。
說實在的，做為一名**員，我不知道是該信組織上對我說的，還是該相信我自己的判斷。組織上說，絕大部分的領導都是純潔的，但是我的感覺倒好像是相反的。在我傻傻的想法中，想當官的人肯定有他的理由的：有的希望有人給他送錢，有的希望能光宗耀祖，有的希望能財色兼收。也許也會有不食人間煙火的，他隻有一個念頭，想為人民服務，不過我至今都沒有遇到、至今也不相信、也永遠不相信會有那樣的人。有一天，我們幾個記者一起打牌，大家開玩笑說：究竟當縣長的，會有沒有真正沒收受過別人的賄賂的呢？大家都說，打死我也不相信有10%。我們都不是當事人，又沒當過縣長，所以都不好說。福建省政和縣********丁仰寧說，升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我覺得這是對的，他比較符合人的本性。
我一直有這麽一個特傻的念頭，******的時候，如果要查貪官收賄賂，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畢竟，收受雙方都是在很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誰會說出來呢？何況我行賄的，說出來還要坐牢，我幹嗎要說呢？所以我發明了一個“朱氏反貪法”（改天我去申請專利），那就是，凡是行賄的，隻要你說出來了，都沒有罪，不但沒有罪，還要獎勵你！這樣的話，我敢保證，受賄的事情，會少十分之**。有一次我跟一個搞工程的朋友說了這設想，他哈哈大笑！
1997年到2000年，是我最艱難的三年，在當這鳥小官的三年裏，我所受到的困難和屈辱是不堪回首的。一件事情辦不好，上麵給你一頓臭罵；一件事情做好了，但你沒有把功勞讓給領導，你也挨罵。領導一個眼色，你不能領會，又被罵得狗頭淋血。三年來，我平均一天開一個會議，等於一天一個任務，有一半以上都沒能按照領導的意願完成的，那麽都被領導臭罵一頓。有些事情，你要是遂了領導的意思，多數又不合職工的心願。單位有50多人，財政隻給28個人的工資，剩下的你自己要想辦法，一有不順，職工也將你罵得一文不值。成天淹沒在大堆的雞毛祘皮的小事當中，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邊受氣。我沒想到，當這鳥小官居然是那麽的艱難。李鴻章先生說：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當官，倘若這人連當官都不會，那就太不有用了。現在看起來，真是一派胡言！
朱枸的性格又是如此的固執，所以我經常跟領導頂嘴，當時的領導在公開場合說要搞掉我，說我的不是，拿一些空穴來風的事來中傷我，我覺得，這當官的路還真是無法走下去了。加上當官我也沒能撈到什麽好處，三年來，我一直想把我姐姐調進來，但都沒得到上頭的首肯，反而接連來了幾個要我簽字同意接收，有些跟本我都沒有察覺，就進來了——文化館做為一個養老單位，倒是很多官太太或者親朋好友的首選地方。我感到無比的沮喪，我覺得，我要是再做上一年半載的館長的話，我會瘋掉的。再加上由於房改，自己買下單位三間房子後，債務徒然增多了3萬元，一直還了兩年也還不到2000元，那時候我的月工資是450元，朱枸夫人下崗，上有老下有幼，我覺得再這樣下去的話，也許十年後也未必能還通所有的債務，連過日子也要勒緊褲帶。我陷入了空前的迷惘。
我的幾個朋友也是處在同樣的處境。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商議做點生意，我們三個大男人，李拓先生和陳達生先生，就開了一家露天冰花攤，名字就叫做藍方格冰花城，賣啤酒、賣冰花，賣田螺。我們每人投資了1000多塊錢，租來各種用具，沒辦任何的手續就開張了。但第一天就被防疫站的正直人士沒收了半桶冰花，後經交涉，答應緩後辦理手續後才得開業，幸得一幫朋友幫趁，也不至於門可羅雀。但由於人手不夠，加上不善經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倒閉了，血本無歸。後來我還嚐試過其它的小生意，均沒成功。我還試過寫書，有人約寫一本30萬字的武俠小說：廣東武林十虎之蘇乞兒，在收了人家的幾千塊錢定金後，我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寫了20來天，完稿，但最後不了了之。至今稿件還在手上，我覺得寫得還是不錯的。
在往後的日子裏，很多年輕人在述說自己初出茅廬的經曆，他們無不經過一個適應、掙紮、失望的過程。能夠一路順風的，我沒有見過。也許，朱枸的經曆對比於一些朋友來說，還是比較幸運的，我隻是想說：在這樣的日子裏，幾乎每個人都要經曆這樣的一個階段，都要麵對現實，這就是殘酷的人生，他是不會跟隨你的意願去走的，往往你的希望越大，希望也就越大。
我知道，像我這樣性格和這樣社會背景的人，當官是一條死路。自己也沒本錢，也沒有經商頭腦，做生意也是必死無疑。2000年春季，我盟生退意，這是我們縣第一個辭職的正職領導，而且是競選上任的，在單位和組織部門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他們紛紛了解原因，這裏麵還有很多原因，我不願說出來，以免有些人看了老羞成怒。同時，我決定離開單位，到外麵發展，於是我報考了南寧晚報主辦的《八桂都市報》，並被錄用。再加上廣西簽約作家啟動，我順利簽約，於是我來到了南寧，結束了我的一段艱難卓絕的日子
直到2015年，我原來一起睡地鋪的兄弟才說，其實，這些年我就像一隻鳥兒，在樹枝上飛來飛去，看見哪個果子書熟了，就飛過去吃一口，但實際上什麽都吃不上，就那麽一直飛來飛去——這讓我想起那個跑來跑去的和尚，在此起彼伏的鍾聲裏疲於奔命，最後餓死在奔波的道路上。
而他，一直沉這基層十幾年，現在是一個市的常委。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在職場裏，耐得住寂寞，吃得苦，不要“好高鶩遠”，”這山望著那山高”，遲早會成功的。
否則，什麽是“心比天高，命似紙薄”？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