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嶽，字舜谘，應天府上元人，祖籍錢塘，倪謙之子。好學能文，通曉經世之務，進士授編修，累遷為禮部右侍郎。曆南京吏、兵二部尚書，享年五十八歲，著有《青溪漫稿》。
倪嶽，出身於官宦之家，其父倪謙曾做過南京禮部尚書，諡號文僖。倪嶽考中進士，任庶吉士，授編修職。成化年間，曆任侍讀學士，到東宮當值講學，提升為禮部右侍郎，仍在禦前講席當值侍講，弘治初年，改為左侍郎。倪嶽好學，文思敏捷，廣泛綜覽經世之務，尚書耿裕為人方正，秉持大禮，以致禮文製度都要倪嶽決斷，耿裕調到吏部，由倪嶽代任禮部尚書。
孝宗從四川召國師領占竹來京，倪嶽極力勸諫，孝宗不聽，給事中夏昂、禦史張禎等相繼規勸，此事最終被停止。當時建造諸王府的規模宏大華麗，超過永樂年間、宣德年間的王府，倪嶽奏請頒布統一的規格，他又把全國各地呈報上來的災異，要禮部在每年年終分類奏報，一律用文字記下來，並詳細按災異發生的年月順序排列，廣泛引證於經史資料。勸勉孝宗勤於講學，廣開言路，寬免賦役，慎施刑罰，罷黜奸貪，接納忠誠正直人士，淘汰冗員，停辦齋醮，減少營造，停止濫賞，孝宗大都予以采納。
左侍郎徐瓊與皇後家有姻親關係，圖謀取代倪嶽的官職，南京吏部缺尚書，廷臣推薦徐瓊，而皇帝下詔加倪嶽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瓊果然代替倪嶽。不久，調倪嶽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謀協助處理機要事務，倪嶽回到北京後，代替屠滽為吏部尚書，他嚴禁托人說情，不沽名釣譽，吏部政務處理公平。
倪嶽，身材魁梧，表情冷峻嚴肅，善於決斷大事，每當滿朝大臣共議某事而眾說紛紜時，他隻說短短幾句話，就使聽者心悅誠服。在同級官吏中，倪嶽最推崇馬文升，然而在論事時並非無原則附合，他前後奏陳一百多件事，把軍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發，疏文出來，人們紛紛傳抄。他對西北用兵之害論述尤為深刻，其疏大略說：
“近年來毛裏孩、阿羅忽、孛羅出、加思蘭成為邊境大患。他們都沿著河套活動，河套地區水草肥美，宜於屯牧，因此敵人頻繁占據這塊地方，不斷率部入侵。諸將怯懦，大都閉城自守。如果遇到敵人，總是被其打敗。既不敢阻擋其前鋒，又不能截斷其歸路。敵人進可以獲得重利，退也沒有後顧之憂，以致戰事不斷，邊患不息。朝廷遣將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沒有取得些許功勞。出征將領或者高臥而歸，或者平安回返，他們卻優閑自得地活動在朝廷之上，不斷獲得軍功封賞，並以車載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軍隊一有行動，總是傳來捷報，濫行賞賜，將官的品級隨意授予。甚至妄殺平民，謊稱為敵人首級。敵人還未被打敗，就假稱敵人已潰敗逃走。能得到記功賞賜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門隨從。而普通戰士、運糧的百姓則拋屍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禍兆越積越深，不可等閑視之。
京營素以兵冗將怯見稱。留鎮守京師，恐怕還起不到保衛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輕率出師將有失天威。而臨陣即逃，反而會失掉邊軍已有之功績，被敵人輕視侮辱。況且延綏是邊地，離京師很遠，宣府、大同也是邊地，離京師較近，它好比京師的門庭，這裏沒有執循守衛的戒備行嗎？前不久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一起援助延綏，而不考慮到互相間距離很遠，往返援救不及，人們苦於輾轉行軍，馬匹疲於奔走。聲東擊西是賊寇的一貫伎倆。避實就虛，攻擊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銳軍隊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邊，萬一北邊出現戰情，而在西邊的軍隊一下又離不開，首尾脫節，遠近都被困住，這合算嗎？
至於延綏兵馬屯集，糧草供應不足就讓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擔運送糧草的勞役。送糧草的百姓徒步千裏，丈夫輸運，妻子在家供應糧草，父親拉車，兒子肩擔，沿路都是愁怨的人們，村落空虛。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錢，一鬥粟價格翻了一倍，萬一遇到敵賊，性命也丟了，其他還說什麽？運送不足則有額外損耗加征的，這些還不夠的話又有預征。水災旱災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壞不能預知，征收的定額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糧草以補任官職，而那些依附權貴、包庇親友的人，有的拿出空頭文書發給百姓，官府倉庫沒有增加一升一合。至於繳納粟米發給鹽引，又有豪門私相囑托，大都以納粟空名將鹽引發賣，而商人要花費幾倍價格。因此官爵越來越被人輕視，鹽法一天比一天敗壞，而邊境儲積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國庫資金供應邊地，每年幾十萬兩銀子。山西、河南向邊地繳納損耗加征銀兩每年不下幾十萬。銀子積累多了則銀子價值更加賤，米粟天天減少則米粟價格更貴。而不知情的人，就在養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術。有的用茶鹽，有的用銀、布，名為折算糧價，實際是克扣軍需。由此朝廷擔心糧食爛在倉庫，軍士卻連肚子也吃不飽。至兵馬經過，按例必須應付。一般情況，每人給米一鬥，馬給草一束，馳逐作戰，一天之間有的經過二堡，有的經過三四個城，豈能都給呢？而鎮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經過的都有開支，欺騙上司，攝取私利，再沒有比這厲害的。
到問起禦敵之策，則又議論紛紜。有說要恢複受降城的險要，防守東勝的舊城，使其在交戰時互相聲援，呈犄角之勢共同製敵。要收複黃河以北的城鎮，就必須在塞外集聚軍隊。派出長途跋涉的軍隊，進入荒漠之地，輜重拖累，糧餉困難。敵人可從前麵包抄，或者從背後襲擊。曠日持久，軍糧斷絕。進又得不到城鎮，退又無歸路，一旦造成失敗就會聲威大損。又有人說統率十萬軍隊，帶半月的糧食，高揚士氣，掃蕩敵人窟穴，將其趕出河套。這種說法並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獲全勝；孫吳兵法說要以逸待勞。現在要鼓足勇氣前行，窮搜遠擊，一路冒險深入，以求萬一的僥幸。擔著糧食隨軍遠征則輜重難行，率軍長驅直入則孤立難以得到援救。況且這地方千裏，無城鎮可居，無儲備之積。敵人或者往來遷徙，使我軍疲於馳逐。我軍則受客觀形勢所限，為敵人所困。既坐失獲勝之機，必蹈覆沒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棄延綏不守，名義上使兵民卸去負擔，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東勝失守，而今日的敵害聚集於延綏，而關東陝西震動。現在放棄延綏，那麽往後的禍患集中於關東陝西，使京師受到震動。賊離得愈近禍害就愈大。”
倪嶽接著陳述要重視將權，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壯丁、調走客籍軍士、賞罰分明、嚴查間諜、充實屯田、恢複邊漕幾件事，當時由於兵部正在主張用兵，不能全部采納倪嶽的建議。
倪嶽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贈少保，賜諡號文毅，明朝時期父子官於翰林院，諡號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嶽開始的。
倪嶽，出身於官宦之家，其父倪謙曾做過南京禮部尚書，諡號文僖。倪嶽考中進士，任庶吉士，授編修職。成化年間，曆任侍讀學士，到東宮當值講學，提升為禮部右侍郎，仍在禦前講席當值侍講，弘治初年，改為左侍郎。倪嶽好學，文思敏捷，廣泛綜覽經世之務，尚書耿裕為人方正，秉持大禮，以致禮文製度都要倪嶽決斷，耿裕調到吏部，由倪嶽代任禮部尚書。
孝宗從四川召國師領占竹來京，倪嶽極力勸諫，孝宗不聽，給事中夏昂、禦史張禎等相繼規勸，此事最終被停止。當時建造諸王府的規模宏大華麗，超過永樂年間、宣德年間的王府，倪嶽奏請頒布統一的規格，他又把全國各地呈報上來的災異，要禮部在每年年終分類奏報，一律用文字記下來，並詳細按災異發生的年月順序排列，廣泛引證於經史資料。勸勉孝宗勤於講學，廣開言路，寬免賦役，慎施刑罰，罷黜奸貪，接納忠誠正直人士，淘汰冗員，停辦齋醮，減少營造，停止濫賞，孝宗大都予以采納。
左侍郎徐瓊與皇後家有姻親關係，圖謀取代倪嶽的官職，南京吏部缺尚書，廷臣推薦徐瓊，而皇帝下詔加倪嶽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瓊果然代替倪嶽。不久，調倪嶽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謀協助處理機要事務，倪嶽回到北京後，代替屠滽為吏部尚書，他嚴禁托人說情，不沽名釣譽，吏部政務處理公平。
倪嶽，身材魁梧，表情冷峻嚴肅，善於決斷大事，每當滿朝大臣共議某事而眾說紛紜時，他隻說短短幾句話，就使聽者心悅誠服。在同級官吏中，倪嶽最推崇馬文升，然而在論事時並非無原則附合，他前後奏陳一百多件事，把軍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發，疏文出來，人們紛紛傳抄。他對西北用兵之害論述尤為深刻，其疏大略說：
“近年來毛裏孩、阿羅忽、孛羅出、加思蘭成為邊境大患。他們都沿著河套活動，河套地區水草肥美，宜於屯牧，因此敵人頻繁占據這塊地方，不斷率部入侵。諸將怯懦，大都閉城自守。如果遇到敵人，總是被其打敗。既不敢阻擋其前鋒，又不能截斷其歸路。敵人進可以獲得重利，退也沒有後顧之憂，以致戰事不斷，邊患不息。朝廷遣將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沒有取得些許功勞。出征將領或者高臥而歸，或者平安回返，他們卻優閑自得地活動在朝廷之上，不斷獲得軍功封賞，並以車載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軍隊一有行動，總是傳來捷報，濫行賞賜，將官的品級隨意授予。甚至妄殺平民，謊稱為敵人首級。敵人還未被打敗，就假稱敵人已潰敗逃走。能得到記功賞賜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門隨從。而普通戰士、運糧的百姓則拋屍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禍兆越積越深，不可等閑視之。
京營素以兵冗將怯見稱。留鎮守京師，恐怕還起不到保衛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輕率出師將有失天威。而臨陣即逃，反而會失掉邊軍已有之功績，被敵人輕視侮辱。況且延綏是邊地，離京師很遠，宣府、大同也是邊地，離京師較近，它好比京師的門庭，這裏沒有執循守衛的戒備行嗎？前不久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一起援助延綏，而不考慮到互相間距離很遠，往返援救不及，人們苦於輾轉行軍，馬匹疲於奔走。聲東擊西是賊寇的一貫伎倆。避實就虛，攻擊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銳軍隊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邊，萬一北邊出現戰情，而在西邊的軍隊一下又離不開，首尾脫節，遠近都被困住，這合算嗎？
至於延綏兵馬屯集，糧草供應不足就讓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擔運送糧草的勞役。送糧草的百姓徒步千裏，丈夫輸運，妻子在家供應糧草，父親拉車，兒子肩擔，沿路都是愁怨的人們，村落空虛。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錢，一鬥粟價格翻了一倍，萬一遇到敵賊，性命也丟了，其他還說什麽？運送不足則有額外損耗加征的，這些還不夠的話又有預征。水災旱災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壞不能預知，征收的定額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糧草以補任官職，而那些依附權貴、包庇親友的人，有的拿出空頭文書發給百姓，官府倉庫沒有增加一升一合。至於繳納粟米發給鹽引，又有豪門私相囑托，大都以納粟空名將鹽引發賣，而商人要花費幾倍價格。因此官爵越來越被人輕視，鹽法一天比一天敗壞，而邊境儲積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國庫資金供應邊地，每年幾十萬兩銀子。山西、河南向邊地繳納損耗加征銀兩每年不下幾十萬。銀子積累多了則銀子價值更加賤，米粟天天減少則米粟價格更貴。而不知情的人，就在養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術。有的用茶鹽，有的用銀、布，名為折算糧價，實際是克扣軍需。由此朝廷擔心糧食爛在倉庫，軍士卻連肚子也吃不飽。至兵馬經過，按例必須應付。一般情況，每人給米一鬥，馬給草一束，馳逐作戰，一天之間有的經過二堡，有的經過三四個城，豈能都給呢？而鎮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經過的都有開支，欺騙上司，攝取私利，再沒有比這厲害的。
到問起禦敵之策，則又議論紛紜。有說要恢複受降城的險要，防守東勝的舊城，使其在交戰時互相聲援，呈犄角之勢共同製敵。要收複黃河以北的城鎮，就必須在塞外集聚軍隊。派出長途跋涉的軍隊，進入荒漠之地，輜重拖累，糧餉困難。敵人可從前麵包抄，或者從背後襲擊。曠日持久，軍糧斷絕。進又得不到城鎮，退又無歸路，一旦造成失敗就會聲威大損。又有人說統率十萬軍隊，帶半月的糧食，高揚士氣，掃蕩敵人窟穴，將其趕出河套。這種說法並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獲全勝；孫吳兵法說要以逸待勞。現在要鼓足勇氣前行，窮搜遠擊，一路冒險深入，以求萬一的僥幸。擔著糧食隨軍遠征則輜重難行，率軍長驅直入則孤立難以得到援救。況且這地方千裏，無城鎮可居，無儲備之積。敵人或者往來遷徙，使我軍疲於馳逐。我軍則受客觀形勢所限，為敵人所困。既坐失獲勝之機，必蹈覆沒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棄延綏不守，名義上使兵民卸去負擔，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東勝失守，而今日的敵害聚集於延綏，而關東陝西震動。現在放棄延綏，那麽往後的禍患集中於關東陝西，使京師受到震動。賊離得愈近禍害就愈大。”
倪嶽接著陳述要重視將權，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壯丁、調走客籍軍士、賞罰分明、嚴查間諜、充實屯田、恢複邊漕幾件事，當時由於兵部正在主張用兵，不能全部采納倪嶽的建議。
倪嶽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贈少保，賜諡號文毅，明朝時期父子官於翰林院，諡號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嶽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