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生於江陵縣，故稱之“張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內閣首輔，輔佐明萬曆皇帝朱翊鈞進行“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代高拱為內閣首輔，晉中極殿大學士，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任內閣首輔十年，實行一係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淩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享年五十八歲，贈上柱國，諡文忠，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
據說張居正出生之前，其曾祖父做了個夢：夢中一輪圓月落在水甕裏，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十二歲的張居正參加童試，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李士翱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誌，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
張居正參加鄉試，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對張居正多加磨礪，以成大器。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顏淵，不要隻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
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製，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內閣大學士隻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係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並沒有引起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跡，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薦張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
世宗去世後，徐階起草遺詔，引張居正與之共謀，不久張居正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王潛邸故講官陳以勤一起入閣，而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居正以裕王府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複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徐階終因年邁致仕，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製了內閣大權。
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穆宗崩，年僅十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後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後進讒，李太後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於是，張居正在這一年擔任了首輔，又加左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四次推辭都不被允許。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製六部，再以內閣控製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禦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鈞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禦費用，減蘇鬆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上疏並獲準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塚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嚐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占，額田大有增加。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製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製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製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製度，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製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曆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曆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張居正病逝，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逝世後的第四天，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台，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直到天啟皇帝為張居正複官複蔭。
據說張居正出生之前，其曾祖父做了個夢：夢中一輪圓月落在水甕裏，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十二歲的張居正參加童試，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李士翱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誌，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
張居正參加鄉試，受到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對張居正多加磨礪，以成大器。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顏淵，不要隻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
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製，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內閣大學士隻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係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並沒有引起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跡，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相機而動。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薦張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
世宗去世後，徐階起草遺詔，引張居正與之共謀，不久張居正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王潛邸故講官陳以勤一起入閣，而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居正以裕王府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複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徐階終因年邁致仕，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製了內閣大權。
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鑒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穆宗崩，年僅十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後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後進讒，李太後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於是，張居正在這一年擔任了首輔，又加左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四次推辭都不被允許。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製六部，再以內閣控製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布的政令“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獲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禦膳之用，居正上疏據理力爭，言明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鈞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禦費用，減蘇鬆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甚至因為害怕浪費燈燭，將萬曆安排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鹵例外發給“勘合”，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
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上疏並獲準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塚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托彼。甚則有未嚐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占，額田大有增加。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製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製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製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製度，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製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征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征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通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仆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曆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曆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張居正病逝，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逝世後的第四天，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台，標明了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張居正在世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直到天啟皇帝為張居正複官複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