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金聽袁心怡說到這裏，情不自禁地說：“袁心怡，聽你這麽說，讓我認識到佛陀說《金剛經》的目的，其實就是教導大家去追求終極意義，以獲得精神上的支撐與動力，給自己的人生樹立堅定的信仰，用堅定的意誌力來擺脫一切煩惱，來降伏其心。”
袁心怡說：“你說得非常對，從結構上說，《金剛經》圍繞須菩提的問題，佛陀首先闡述欲發無上菩提心者須先‘降伏其心’，以‘離相伏心’之道，洗淨四相雜念，以便樹立正確的佛法知見；然後說明菩薩廣行六度時應‘無住生心’；最後則詳細講述‘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的平等性，即人人可以成佛。這種結構的邏輯就是依照佛所講的文字般若，令大家去體悟佛法的實相般若；再依照悟到的實相般若，引導眾生進行內心觀照；最後，再以觀照的結果佐證實相般若。這樣的結構關係，旨在展示學習菩薩入世度人精神的方便之門，以勸令眾生發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聽你這麽說，《金剛經》還是解決心的問題。”張其金看了袁心怡一眼，說道：“我現在終於明白學習佛法，首先應該知道佛法能解決什麽問題。發菩提心，為修習菩薩道的根本；而‘降伏其心’則又是發菩提心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降伏其心’，是《金剛經》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整個大乘佛法修行的目的。”
“從《金剛經》的主題來看，這部佛法是要解決‘心’的問題。”袁心怡看了張其金一眼，繼續說道：“心是孕育一切快樂的母體，也是產生一切煩惱的根源。心出了問題，無邊的痛苦就會接踵而來。釋迦牟尼當初遊四門，看見生老病死，不知道原因何在，因而心中充滿了無限的痛苦和悲憫。所以，他出家修行直到悟道的根本目的，就是在解決這個‘心’的問題。最後，他發現了解開‘心結’的竅門，便在菩提樹下頓悟得道。經過自己多年的反複驗證，佛終於把自己解決‘心結’的經驗總結出來，找了一個恰當的時機傳授給眾人，那就是這部《金剛經》。”
張其金接過袁心怡的話題來說：“《金剛經》提出‘降伏其心’，就是要降伏在我們心中造成不安的煩惱因素。說‘降伏其心’，似乎很簡單、很容易。但是，究竟起來，眾生的心實在是很難降伏的。為什麽呢？因為人的心裏，總有一些欲望、希望、利益或追求，總有一些問題需要思考、需要解決。特別是在變化迅速的現代社會，信息爆炸，知識膨脹，欲望也跟著強烈起來，人的心也越來越難降伏。欲望是眾生的本能，沒有欲望，便無所謂生命。眾生的心難降伏，便是由於各種欲望的蠢蠢欲動。”
袁心怡說：“你說得沒錯，但‘降伏其心’並不是強製禁欲，更不是硬性洗腦，它需要借助引導教育來完成超越一切欲望的智慧飛躍。如何降伏呢？文字般若顯示，要把‘心’打開，同整個宇宙通達起來，不要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相對狹隘的時空觀念。人之所以產生煩惱，是因為人的感官在心中生出許多虛妄的表象，左右了人的見解、行為，所以才有諸多的煩惱。如果能以超越一切的大智慧，識破假相，通達無我，‘心’就自然降伏了。”
袁心怡講到這裏，停了一下，接著說：“由於這些欲望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所聽、所感中，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在，但也是修行最方便下手的地方。佛的‘般若’妙法，也正是從解決這些問題入手，讓聽經的眾生有切身的體會，也容易使大家將體會來的佛法，運用到日常實踐中。”
“金剛經在實踐中，的確能夠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改變人的三觀，即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禪宗的六祖慧能大師就是因為在大街上賣柴時聽到了一位居士誦讀《金剛經》中的‘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開悟的。那麽，你對《壇經》也有所研究吧？”張其金問袁心怡。
袁心怡點了點頭，說道：“《壇經》是佛教三藏十二部中唯一以‘經’聞名於世的中國著作，它是對禪宗六祖慧能禪學精髓的記述。佛教自印度傳來東土，禪學也隨著傳入，但在印度隻有禪學而沒有禪宗。中國的禪宗傳說是菩提達摩祖師創立的，而實際上，禪宗真正的開創者是唐朝時的慧能大師。”
“這我知道。唐儀鳳年前，韶州刺史韋璩邀請慧能大師到韶州城說法，當慧能在大梵寺施法壇傳法時，弟子法海把所講的記錄了下來，這就是後世禪宗的宗經《壇經》。但具體的由來我就不怎麽清楚了。”張其金說。
“說到《壇經》的由來和內涵就富有意思了。”袁心怡說:“慧能在得到五祖弘忍傳授的衣缽後，到南方、韶州一帶弘法多年，後來住在曹溪寶林山中，在這裏擴建寺院，廣招弟子，弘揚頓悟法門三十多年，南禪宗逐漸發展壯大。韶州刺史韋璩一向知道慧能精通佛法，於是在儀鳳年間邀請慧能大師到韶州說法。當慧能在大梵詩法壇傳法時，令弟子法海把所講的內容記錄了下來，經過整理，就成了後世流傳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也就是《壇經》。”
“這是對《壇經》來源的通常說法，但據考證，成文的《壇經》問世是在慧能圓寂之後，而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壇經》版本——敦煌本，是在慧能圓寂幾十年之後才問世的，流行最廣的是宗寶本，更是在元代才出現。後世流傳較廣的有四種版本，但無論哪個版本，其主旨都是一致的。”張其金對袁心怡說。
“看來你對佛學也是頗有研究。”袁心怡對張其金說:“哪你也一定知道《壇經》的內涵了，不需要我跟你講了吧！”
“這個還真不知道，還是麻煩你講一下吧！”張其金謙虛地說道。
袁心怡說：“《壇經》之所以能成為禪宗的經典，除了因為它提出了頓悟法門之外，還因為它廣泛地吸取了許多大乘經典的精華，綜合而成一種新的佛教觀，使佛教進一步走上中國化的道路。《壇經》是以語錄體的形式寫成的，評言淺顯易懂，尤其易為廣大下層勞動人民所接受，這為禪宗理論的推廣奠定了基礎，***曾經稱‘壇經’為勞動人民的佛經。雖然《壇經》的語言簡單易懂，但是講述的佛理卻並不簡單。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對唐代形成的各大宗派，如天台、唯識、華嚴、淨士等都有所涉及，而又提出自己新穎獨特的觀點，這就使得學法者易於比較各大宗派的異同，從而看到了禪宗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袁心怡講到這裏，看了一眼張其金繼續說：“總之，《壇經》是禪宗的靈魂所在，沒有《壇經》，就沒有頓悟法門的流行，就沒有即心即佛觀的推廣，也沒有各種靈活多樣的參禪方式。失去了這些理論基礎，後來五家七宗的禪宗流派也就難以存在了。但你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曆史文化上的差異，印度傳來的佛教，與中國傳統社會存在著許多矛盾。例如清淨無為的思想與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衝突，出家修行與傳統孝悌思想的矛盾，使得佛教最初在中國的傳播屢屢受挫。於是佛教中國化成了佛教在中國傳法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禪宗是佛教多個宗派中中國化最成功的宗派，《壇經》的出現則標誌著佛教徹底的中國化。”
“我知道，從思想上看，《壇經》拋棄了成佛路上的種種外在障礙，認為要想成佛，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心。‘清淨心即是佛心’、‘但心清淨，即是西方’，佛和淨土都隻是一種心境，不能外求。在《壇經》中，普通人和佛的距離被大大拉近。每個人的自性裏都有佛性，在這一點上，凡人與佛是完全平等的。成佛也就是觀照自心，發現自己心性中的佛性。那在製度方麵又是如何表現的呢？”張其金問袁心怡。
袁心怡說：“從製度上看，以《壇經》為根本經典的禪宗，遠離城市，走向山林，發展出具有宗門特色的叢林製度。在叢林中，僧人們自己耕作，自給自足，擺脫了對外界社會的依賴。同時，禪宗拋棄了傳統佛教繁瑣的各種佛教禮儀及苛刻的修行方式，將生活與修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這樣使佛教真正在中國農耕社會中紮下了根基。”
張其金接著說：“那就是和釋迦牟尼佛一樣，慧能大師首先是一位佛教實踐家，而不是佛學理論家。所以《壇經》打破了種種概念體係，而特別講究實際修行。禪宗的修行和其他宗派不一樣，它把目光放在了人世間。‘運水搬柴，無非妙道’，平常心即是道。一切修行都落實在修心上，至於外在的形式，如打坐、念佛等等都可以不要，唯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內心的清淨。”
“你說的很對，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啟示下，後世的禪師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參禪方式。禪宗的公案雖然是由文字寫成，但它的真正意義正在於破除文字。以‘德山棒’、‘臨濟喝’為代表的開示法或接引法，一改傳統的坐在禪堂裏靜坐的方式，變得輕鬆活潑，極盡變化之能事。禪師的一舉一動，看似無意為之，其實都含著禪宗的大智慧。正因為這些創造性的變革，禪宗完美的融合進了中國社會。所以到了唐宋年間，士大夫參禪成為普遍風尚，例如王維和蘇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過士大夫的參與，《壇經》的思想境界滲入到文學藝術之中，革新了傳統的藝術審美觀。在《壇經》看來，一花一葉，皆是菩提，山林佛教的宗風使人們來到大自然中，與自然景物融為一體，進入無我之境。這種意境突出表現在唐詩和宋元山水畫中，這些作品空靈淡遠，形成了一種含蓄空蒙的審美境界。禪宗所倡導的虛靜空靈之美成為中國古典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袁心怡說道。
袁心怡說：“你說得非常對，從結構上說，《金剛經》圍繞須菩提的問題，佛陀首先闡述欲發無上菩提心者須先‘降伏其心’，以‘離相伏心’之道，洗淨四相雜念，以便樹立正確的佛法知見；然後說明菩薩廣行六度時應‘無住生心’；最後則詳細講述‘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的平等性，即人人可以成佛。這種結構的邏輯就是依照佛所講的文字般若，令大家去體悟佛法的實相般若；再依照悟到的實相般若，引導眾生進行內心觀照；最後，再以觀照的結果佐證實相般若。這樣的結構關係，旨在展示學習菩薩入世度人精神的方便之門，以勸令眾生發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聽你這麽說，《金剛經》還是解決心的問題。”張其金看了袁心怡一眼，說道：“我現在終於明白學習佛法，首先應該知道佛法能解決什麽問題。發菩提心，為修習菩薩道的根本；而‘降伏其心’則又是發菩提心所要達到的目的。所以‘降伏其心’，是《金剛經》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整個大乘佛法修行的目的。”
“從《金剛經》的主題來看，這部佛法是要解決‘心’的問題。”袁心怡看了張其金一眼，繼續說道：“心是孕育一切快樂的母體，也是產生一切煩惱的根源。心出了問題，無邊的痛苦就會接踵而來。釋迦牟尼當初遊四門，看見生老病死，不知道原因何在，因而心中充滿了無限的痛苦和悲憫。所以，他出家修行直到悟道的根本目的，就是在解決這個‘心’的問題。最後，他發現了解開‘心結’的竅門，便在菩提樹下頓悟得道。經過自己多年的反複驗證，佛終於把自己解決‘心結’的經驗總結出來，找了一個恰當的時機傳授給眾人，那就是這部《金剛經》。”
張其金接過袁心怡的話題來說：“《金剛經》提出‘降伏其心’，就是要降伏在我們心中造成不安的煩惱因素。說‘降伏其心’，似乎很簡單、很容易。但是，究竟起來，眾生的心實在是很難降伏的。為什麽呢？因為人的心裏，總有一些欲望、希望、利益或追求，總有一些問題需要思考、需要解決。特別是在變化迅速的現代社會，信息爆炸，知識膨脹，欲望也跟著強烈起來，人的心也越來越難降伏。欲望是眾生的本能，沒有欲望，便無所謂生命。眾生的心難降伏，便是由於各種欲望的蠢蠢欲動。”
袁心怡說：“你說得沒錯，但‘降伏其心’並不是強製禁欲，更不是硬性洗腦，它需要借助引導教育來完成超越一切欲望的智慧飛躍。如何降伏呢？文字般若顯示，要把‘心’打開，同整個宇宙通達起來，不要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相對狹隘的時空觀念。人之所以產生煩惱，是因為人的感官在心中生出許多虛妄的表象，左右了人的見解、行為，所以才有諸多的煩惱。如果能以超越一切的大智慧，識破假相，通達無我，‘心’就自然降伏了。”
袁心怡講到這裏，停了一下，接著說：“由於這些欲望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所聽、所感中，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所在，但也是修行最方便下手的地方。佛的‘般若’妙法，也正是從解決這些問題入手，讓聽經的眾生有切身的體會，也容易使大家將體會來的佛法，運用到日常實踐中。”
“金剛經在實踐中，的確能夠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改變人的三觀，即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禪宗的六祖慧能大師就是因為在大街上賣柴時聽到了一位居士誦讀《金剛經》中的‘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開悟的。那麽，你對《壇經》也有所研究吧？”張其金問袁心怡。
袁心怡點了點頭，說道：“《壇經》是佛教三藏十二部中唯一以‘經’聞名於世的中國著作，它是對禪宗六祖慧能禪學精髓的記述。佛教自印度傳來東土，禪學也隨著傳入，但在印度隻有禪學而沒有禪宗。中國的禪宗傳說是菩提達摩祖師創立的，而實際上，禪宗真正的開創者是唐朝時的慧能大師。”
“這我知道。唐儀鳳年前，韶州刺史韋璩邀請慧能大師到韶州城說法，當慧能在大梵寺施法壇傳法時，弟子法海把所講的記錄了下來，這就是後世禪宗的宗經《壇經》。但具體的由來我就不怎麽清楚了。”張其金說。
“說到《壇經》的由來和內涵就富有意思了。”袁心怡說:“慧能在得到五祖弘忍傳授的衣缽後，到南方、韶州一帶弘法多年，後來住在曹溪寶林山中，在這裏擴建寺院，廣招弟子，弘揚頓悟法門三十多年，南禪宗逐漸發展壯大。韶州刺史韋璩一向知道慧能精通佛法，於是在儀鳳年間邀請慧能大師到韶州說法。當慧能在大梵詩法壇傳法時，令弟子法海把所講的內容記錄了下來，經過整理，就成了後世流傳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也就是《壇經》。”
“這是對《壇經》來源的通常說法，但據考證，成文的《壇經》問世是在慧能圓寂之後，而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壇經》版本——敦煌本，是在慧能圓寂幾十年之後才問世的，流行最廣的是宗寶本，更是在元代才出現。後世流傳較廣的有四種版本，但無論哪個版本，其主旨都是一致的。”張其金對袁心怡說。
“看來你對佛學也是頗有研究。”袁心怡對張其金說:“哪你也一定知道《壇經》的內涵了，不需要我跟你講了吧！”
“這個還真不知道，還是麻煩你講一下吧！”張其金謙虛地說道。
袁心怡說：“《壇經》之所以能成為禪宗的經典，除了因為它提出了頓悟法門之外，還因為它廣泛地吸取了許多大乘經典的精華，綜合而成一種新的佛教觀，使佛教進一步走上中國化的道路。《壇經》是以語錄體的形式寫成的，評言淺顯易懂，尤其易為廣大下層勞動人民所接受，這為禪宗理論的推廣奠定了基礎，***曾經稱‘壇經’為勞動人民的佛經。雖然《壇經》的語言簡單易懂，但是講述的佛理卻並不簡單。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對唐代形成的各大宗派，如天台、唯識、華嚴、淨士等都有所涉及，而又提出自己新穎獨特的觀點，這就使得學法者易於比較各大宗派的異同，從而看到了禪宗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袁心怡講到這裏，看了一眼張其金繼續說：“總之，《壇經》是禪宗的靈魂所在，沒有《壇經》，就沒有頓悟法門的流行，就沒有即心即佛觀的推廣，也沒有各種靈活多樣的參禪方式。失去了這些理論基礎，後來五家七宗的禪宗流派也就難以存在了。但你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曆史文化上的差異，印度傳來的佛教，與中國傳統社會存在著許多矛盾。例如清淨無為的思想與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衝突，出家修行與傳統孝悌思想的矛盾，使得佛教最初在中國的傳播屢屢受挫。於是佛教中國化成了佛教在中國傳法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禪宗是佛教多個宗派中中國化最成功的宗派，《壇經》的出現則標誌著佛教徹底的中國化。”
“我知道，從思想上看，《壇經》拋棄了成佛路上的種種外在障礙，認為要想成佛，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心。‘清淨心即是佛心’、‘但心清淨，即是西方’，佛和淨土都隻是一種心境，不能外求。在《壇經》中，普通人和佛的距離被大大拉近。每個人的自性裏都有佛性，在這一點上，凡人與佛是完全平等的。成佛也就是觀照自心，發現自己心性中的佛性。那在製度方麵又是如何表現的呢？”張其金問袁心怡。
袁心怡說：“從製度上看，以《壇經》為根本經典的禪宗，遠離城市，走向山林，發展出具有宗門特色的叢林製度。在叢林中，僧人們自己耕作，自給自足，擺脫了對外界社會的依賴。同時，禪宗拋棄了傳統佛教繁瑣的各種佛教禮儀及苛刻的修行方式，將生活與修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這樣使佛教真正在中國農耕社會中紮下了根基。”
張其金接著說：“那就是和釋迦牟尼佛一樣，慧能大師首先是一位佛教實踐家，而不是佛學理論家。所以《壇經》打破了種種概念體係，而特別講究實際修行。禪宗的修行和其他宗派不一樣，它把目光放在了人世間。‘運水搬柴，無非妙道’，平常心即是道。一切修行都落實在修心上，至於外在的形式，如打坐、念佛等等都可以不要，唯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內心的清淨。”
“你說的很對，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啟示下，後世的禪師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參禪方式。禪宗的公案雖然是由文字寫成，但它的真正意義正在於破除文字。以‘德山棒’、‘臨濟喝’為代表的開示法或接引法，一改傳統的坐在禪堂裏靜坐的方式，變得輕鬆活潑，極盡變化之能事。禪師的一舉一動，看似無意為之，其實都含著禪宗的大智慧。正因為這些創造性的變革，禪宗完美的融合進了中國社會。所以到了唐宋年間，士大夫參禪成為普遍風尚，例如王維和蘇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過士大夫的參與，《壇經》的思想境界滲入到文學藝術之中，革新了傳統的藝術審美觀。在《壇經》看來，一花一葉，皆是菩提，山林佛教的宗風使人們來到大自然中，與自然景物融為一體，進入無我之境。這種意境突出表現在唐詩和宋元山水畫中，這些作品空靈淡遠，形成了一種含蓄空蒙的審美境界。禪宗所倡導的虛靜空靈之美成為中國古典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袁心怡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