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心怡接著說:“進入宋明時期,禪宗更是與儒道二家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中國古代學術的最高峰,即宋明理學。沒有深入的理論創建是儒家的一大弱點,禪宗思想的介入,使儒家也找到了一個深深的理論根基。”


    袁心怡侃侃而談,她和張其金絲毫不受外圍事物的影響,把《壇經》的由來、內涵和曆史文化觀一口氣就闡述完了,並又再次提到了佛文化對儒家思想的影響。


    張其金的內心也是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在內心深處暗下決心,他一定要重溫慧能大師的講經現場。畢竟我們現在所見的佛經,都是佛滅後弟子們結集而成的,佛教中的大部分經典,都是佛祖在法會上所說法的記錄,例如《般若經》是般若法的記錄等。說法的主體是佛祖,受法的聽眾是諸菩薩、羅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時還有諸天、阿修羅等。


    “佛學不同於通常的文學作品,一般文學作品都是作者親自加工潤色而成的,而佛經是對法會的記錄。佛祖一生說法四十九年,自己卻沒有寫過一本書。後世的佛經都是講經者的弟子們結集而成的。《壇經》與一般佛經不太一樣,因為它的說法者不是佛祖,而是禪宗六祖慧能大師。但《壇經》也是在六祖說法時弟子作的記錄。


    袁心怡說:“東晉時代的道安法師指出,佛經一般由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等三部組成。序分是講明這一部經為什麽因緣說的;正宗分是一部經的正文;流通分是勸大家把這一部經流通與稱讚這一部經的利益。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序分就是一部經的序言,是講經說法的緣起,好像是一個人的頭部;正宗分是經的主體,好像是人的身體;流通分是經的總結,就像人的雙腳,使經能夠流傳到天下各地。《壇經》正是六祖弟子對六祖慧能在大梵寺說慧能的記錄。同樣具備了佛經的三個結構,在序分中,講述了慧能在大梵寺說法的現場。”


    張其金接著說:“你剛才已經說過了,《壇經》的出現是慧能大師在大梵寺的講學中說南宗頓教的使人到達彼岸的智慧。當時場麵極為宏大,座下有僧尼和俗人一萬多,其中包括韋刺史和二十多位官員,還有三十多位儒生。為使大法能流傳後世,使更多的人有機會聞說頓教大法,韋刺史特地安排慧能的弟子法海在一旁作記錄,法海的角色很像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


    “是的,慧能的這次傳法走了‘大眾路線’,讓無數平民百姓都聽到了大法,而不是僅限於在宗派內小圈子裏傳遞。可以看出慧能的說法受到了包括官僚貴族和文人儒生在內的很多人的支持,這也是《壇經》能在以後廣為流傳的一個‘群眾基礎’。此後禪宗越來越壯大,進一步分化出五家七宗,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支佛教宗派。”袁心怡說,。


    張其金聽到上,他作總結性地說道:“通過你的講解,我現在終於知道《壇經》是對慧能大師在韶州大梵寺講經的記錄,以簡潔明了的文字闡釋了禪宗思想的精髓。雖然文字簡單直白,但對於普通人來講,要想讀懂《壇經》也不是那麽容易的。這正如慧能大師說,在迷惑的時候,就需要‘大善知識’的幫助。你就是我的大善知識呀!”


    袁心怡微微一笑說:“我還不配做你的善知識,但我可以告訴你,禪宗的開示法曆來輕鬆活潑,毫無神秘感,慧能大師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成佛隻有自己去尋找,那麽就讓我們借助《壇經》,在心中找到一方屬於自己的清淨世界。《壇經》尤其注重破除對文字的執著,‘不立文字’是慧能大師的主要思想之一。正是有了這個思想,你可以讀讀260字的《心經》。”


    “說到《心經》,我還能背誦呢!”張其金說道。


    “看把你能的。”袁心怡笑著說:“哪你背給我聽聽。”


    張其金為了證明他不是在袁心怡麵前說謊,就當著袁心怡的麵背誦袁心怡對張其金說,了《心經》。在張其金背誦完後,袁心怡說:“光會背誦是不能得到佛的加持的,你還要理解心經的含義。那你給我講講《心經》這個名稱吧!”


    張其金微微一笑,對袁心怡侃侃而說道:“《心經》全稱《般若波羅蜜心經》,略稱《般若心經》或《心經》。全經隻有一卷,260字。屬於600卷《大般若經》中的一節,被認為是般若經類的提要,言簡而義豐,詞寡而旨深。很多人誦讀、書寫《心經》,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它本來並不是一部獨立的經典,而是出自玄奘大師翻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大般若經》。


    “在《大般若經》的‘學觀品’中可以找到與《心經》幾乎完全相同的經句。由於《大般若經》多達600卷,部帙龐大,為了受持方便,所以古德大賢者才將這裏麵最精要、最核心的部分摘錄出來,單獨流通,因此而被稱為《心經》。”


    “《心經》既然是出自《大般若經》,那麽它是於何時開始單獨流通的呢?為什麽現在有關學者還沒有完全確認下來呢?”張其金問道。


    “從流通的版本來看,《心經》的最早單獨流通時間應在公元5世紀初。《心經》有兩種流通版本,短的稱‘略本’,長的稱‘廣本’。較早流通的‘略本’有兩個:一個是後秦的鳩摩羅什所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公元402年-412年);一個是唐代玄奘所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公元649年)。所以,根據鳩摩羅什譯本年代推斷,《心經》單獨流通的時間,應不晚於公元5世紀初。


    “《心經》在文字量上隻不過260字。然而它所包含的意義,非常廣闊。可以說是如來破除執著的旨要,是一大部《般若經》的精華,是三藏的中樞,是眾經的關鍵。故此經的重要性是值得人們研究的。”


    聽完袁心怡的闡述,張其金思考一會兒說:“那《心經》與《大般若經》二者之間有什麽關係呢?”


    袁心怡說:“《心經》的‘心’字,梵文原意是‘心髒’‘肝髒’,引申為‘核心’‘心要’,代表最精要的法義,《大般若經》的濃縮與精要。另外還有一種含義,那就是心之經,也就是治愈心病的經,這對現代人來說更有意義。明朝的心學大師王陽明曾說:‘山中之賊易治,心中之賊難防。’而這‘賊’就是內心的煩惱。佛經中也說:‘佛說種種法,為治種種心。’‘心’就是指我們心中的煩惱。而《心經》就是要治我們的種種心,讓人找到自心,認識自心,明白自心,打破迷情妄執,沐浴佛化,洗滌我們內心的垢穢,使人心平氣靜,進而擁有超脫的智慧,還我們本來清淨的境界。因此,《心經》可以說是幫助我們找回自心的佛經。”


    “古書有雲:‘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因此人們常常把心髒視為思維器官,情緒來源,我們通常所說的心多半是與思想、性格相關,所以要端正思想,就是要對自己修心。”張其金對袁心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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