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說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上，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者。
自始皇帝統一度量衡後，曆朝曆代都在度量方麵蕭規曹隨，大唐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大唐的製度：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升為大升，三鬥為大鬥，十大鬥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
且延續了自漢以來重量單位命名有銖、兩--二十四銖、斤--十六兩、鉤--三十斤、石--四鉤等，以便於民間交易流通。
國子監有一個學生，叫劉三柱，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個貧苦出身子弟。其父也正是在鄉裏走街串巷的小販，這種民間的小交易，一些人喜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但因為度量的問題，也時常發生口角。
劉三柱在國子監求學之餘，參考了國子監中曆代的度量衡樣本，自己製作兩個小秤。
第一種是“一錢半秤”，分度值為一厘，以錢、分、厘、毫為單位，采用十進製係統，其杆長一尺二、杆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起量半錢、初毫分量一厘、初毫末量一錢半。
另一種是“一兩秤”，分度值為一累，以兩、銖、累、黍為單位，屬於非十進製係統，其杆長一尺四、杆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分量五錢、初毫末量二十四銖。
兩種小秤都是度量小單位的度量物，算是現在稱量精度最精密的秤。而在實踐的過程中，不僅民間販賣的小重量物事需要這種秤，因度尺而求犛的計量問題，一直是工部技術的難題，有些大師並不是鍛造技術有多高超，而是人家的用量計量的好，這種經驗往往都是靠經驗積累出來的。而一旦有了這個，便可以填補計量上的不足之處，將計量、尺寸統一起來，可以完全做到標準化生產。
李恪舉了一個通俗易懂的道理，去藥鋪抓藥，藥材都在牆壁的盒子，醫匠按方抓藥，每一味的多少，都要靠手上的估摸。經驗老道的師傅，可以抓的八九不離十，但學徒或者經驗尚缺者，卻總因為量的多寡，而造成藥性上的差異，進而影響病人治病，更為嚴重的甚至可以影響藥物的平衡，使之成為毒藥傷及性命！
放下工部的匠作上說，因為計量的不夠準確，本身就事故頻發。而配發到軍隊的火器，屢屢因為這個原因，傷及士卒的身體，甚至性命！
再說到普通百姓，過日子精打細算，針頭線腦裏錙銖必較，才是過日子。不算計，手指縫太寬，日子可就沒法過了！
所以，李恪認為這兩種小秤，雖然是小物件，但挑的卻是萬金重擔。東西雖小，卻是解決了國家的大問題。
李恪引用了一個戰國時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裏馬者，三年不能得。..........,果然不出大臣所料.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接連有好幾個人領著千裏馬來見國君。國君也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千裏馬。
大臣懸賞千金求馬，而花了五百金的買一匹病馬使國君達成心願。人才就好比是千裏馬！現在我們經常說人才難尋，其實隻要我們肯花大本錢，什麽樣的千裏馬都是能找到的。
站在班首的太尉-長孫無忌舉笏言道：“陛下，老臣以為吳王引用的千金買馬骨，甚合人情，也合法理。”
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時，為取信於民，在南門豎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承諾會重賞將木頭搬至集市北門的人，待有一人將木頭搬至北門，商鞅立刻重賞了他。徙木立信之事，可知有法而不行，不但朝廷難見信於百姓，百姓對朝廷、律法的畏懼，也會漸漸消失。
國朝要取信百姓，要用人才，要鼓勵發明創造，不能光靠嘴上說說，是要有實際行動的。對劉三柱，必須予以重賞，以達到徙木立信的效果，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朝廷的誠意。
李承乾又看向高季輔：“高卿，你是言官的領袖，你覺得怎麽賞，才算妥當呢？”
高季輔起身答道，賞賜無非兩種，一種賞官，一種賞錢財。朝廷要樹立榜樣，自然兩者缺一不可。而且，劉三柱是國子監的學生，本身學問就不錯。高季輔認為，可以讓他到工部任職，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麽！至於，賞多大的官，賞多少錢財，那就是天子該決定的事，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嘛！
李承乾點點頭：“國家選用人才，不拘一格，不穩出身！說說容易，可能送到朕麵前的，可就不多了！”
“賞必須得賞！這奏疏中寫著，他做這兩種秤的原因，是因為孝！覺得老父走街串巷已經很累了，再與人爭執更是會累。”
“孝子，還這麽有能力，朕是一定要賞的！封他為四門博士，朝請郎，正七品上。賞千金，緞百匹。再賜他老父馬車一輛，算是朕的一點心意！”
至於，為國舉賢的吳王，也得到了相應的賞賜。群臣對陛下的法理、人情兼顧的作法，很是讚同，紛紛出言，恭頌陛下聖明！
李承乾擺了擺手：“朕英不英明，得看你們下去怎麽做。像劉三柱這樣的人才，朝廷是多多益善，朕不吝嗇官位、錢財！”
千金買馬骨也好，徙木立信也罷，都不過是手段，關鍵是看朝廷用什麽取材的製度，關鍵朝臣們是否有足夠的心胸舉賢。
人不能完全沒有私心，但李承乾希望他們記住，朝廷不是白白用他們舉賢的，求賢若渴，不吝賞賜，才是朝廷的態度。
自始皇帝統一度量衡後，曆朝曆代都在度量方麵蕭規曹隨，大唐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大唐的製度：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升為大升，三鬥為大鬥，十大鬥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
且延續了自漢以來重量單位命名有銖、兩--二十四銖、斤--十六兩、鉤--三十斤、石--四鉤等，以便於民間交易流通。
國子監有一個學生，叫劉三柱，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個貧苦出身子弟。其父也正是在鄉裏走街串巷的小販，這種民間的小交易，一些人喜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但因為度量的問題，也時常發生口角。
劉三柱在國子監求學之餘，參考了國子監中曆代的度量衡樣本，自己製作兩個小秤。
第一種是“一錢半秤”，分度值為一厘，以錢、分、厘、毫為單位，采用十進製係統，其杆長一尺二、杆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起量半錢、初毫分量一厘、初毫末量一錢半。
另一種是“一兩秤”，分度值為一累，以兩、銖、累、黍為單位，屬於非十進製係統，其杆長一尺四、杆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分量五錢、初毫末量二十四銖。
兩種小秤都是度量小單位的度量物，算是現在稱量精度最精密的秤。而在實踐的過程中，不僅民間販賣的小重量物事需要這種秤，因度尺而求犛的計量問題，一直是工部技術的難題，有些大師並不是鍛造技術有多高超，而是人家的用量計量的好，這種經驗往往都是靠經驗積累出來的。而一旦有了這個，便可以填補計量上的不足之處，將計量、尺寸統一起來，可以完全做到標準化生產。
李恪舉了一個通俗易懂的道理，去藥鋪抓藥，藥材都在牆壁的盒子，醫匠按方抓藥，每一味的多少，都要靠手上的估摸。經驗老道的師傅，可以抓的八九不離十，但學徒或者經驗尚缺者，卻總因為量的多寡，而造成藥性上的差異，進而影響病人治病，更為嚴重的甚至可以影響藥物的平衡，使之成為毒藥傷及性命！
放下工部的匠作上說，因為計量的不夠準確，本身就事故頻發。而配發到軍隊的火器，屢屢因為這個原因，傷及士卒的身體，甚至性命！
再說到普通百姓，過日子精打細算，針頭線腦裏錙銖必較，才是過日子。不算計，手指縫太寬，日子可就沒法過了！
所以，李恪認為這兩種小秤，雖然是小物件，但挑的卻是萬金重擔。東西雖小，卻是解決了國家的大問題。
李恪引用了一個戰國時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裏馬者，三年不能得。..........,果然不出大臣所料.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接連有好幾個人領著千裏馬來見國君。國君也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千裏馬。
大臣懸賞千金求馬，而花了五百金的買一匹病馬使國君達成心願。人才就好比是千裏馬！現在我們經常說人才難尋，其實隻要我們肯花大本錢，什麽樣的千裏馬都是能找到的。
站在班首的太尉-長孫無忌舉笏言道：“陛下，老臣以為吳王引用的千金買馬骨，甚合人情，也合法理。”
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時，為取信於民，在南門豎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承諾會重賞將木頭搬至集市北門的人，待有一人將木頭搬至北門，商鞅立刻重賞了他。徙木立信之事，可知有法而不行，不但朝廷難見信於百姓，百姓對朝廷、律法的畏懼，也會漸漸消失。
國朝要取信百姓，要用人才，要鼓勵發明創造，不能光靠嘴上說說，是要有實際行動的。對劉三柱，必須予以重賞，以達到徙木立信的效果，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朝廷的誠意。
李承乾又看向高季輔：“高卿，你是言官的領袖，你覺得怎麽賞，才算妥當呢？”
高季輔起身答道，賞賜無非兩種，一種賞官，一種賞錢財。朝廷要樹立榜樣，自然兩者缺一不可。而且，劉三柱是國子監的學生，本身學問就不錯。高季輔認為，可以讓他到工部任職，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麽！至於，賞多大的官，賞多少錢財，那就是天子該決定的事，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嘛！
李承乾點點頭：“國家選用人才，不拘一格，不穩出身！說說容易，可能送到朕麵前的，可就不多了！”
“賞必須得賞！這奏疏中寫著，他做這兩種秤的原因，是因為孝！覺得老父走街串巷已經很累了，再與人爭執更是會累。”
“孝子，還這麽有能力，朕是一定要賞的！封他為四門博士，朝請郎，正七品上。賞千金，緞百匹。再賜他老父馬車一輛，算是朕的一點心意！”
至於，為國舉賢的吳王，也得到了相應的賞賜。群臣對陛下的法理、人情兼顧的作法，很是讚同，紛紛出言，恭頌陛下聖明！
李承乾擺了擺手：“朕英不英明，得看你們下去怎麽做。像劉三柱這樣的人才，朝廷是多多益善，朕不吝嗇官位、錢財！”
千金買馬骨也好，徙木立信也罷，都不過是手段，關鍵是看朝廷用什麽取材的製度，關鍵朝臣們是否有足夠的心胸舉賢。
人不能完全沒有私心，但李承乾希望他們記住，朝廷不是白白用他們舉賢的，求賢若渴，不吝賞賜，才是朝廷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