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節
唐朝詭事錄2：長安鬼跡 作者：魏風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音樂聲起，姑娘們陸續挑簾而出。
雖已是冬天，但她們穿著暴露，豐胸微顫，眼神顧盼，很是妖嬈，比長安平康坊的歌妓一點也不差，其中兩個似乎還帶有西域血統，高鼻深目，皮膚甚白。
最前麵的一名歌妓，隨舞而唱：“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竊笑道：“哈，我的《芙蓉樓送辛漸》！”隨即在牆壁上寫上：一絕句。
隨後，又轉出一歌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
高適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狀態的王之渙：“唱的是我的《哭單父梁九少府》。”高適也在牆上了寫下：一絕句。
第三個歌妓出場了，音樂聲剛起，王昌齡就說道：“估計還是我的。”
果不其然，隻見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王昌齡的《長信怨》。他開懷地寫上：二絕句。
這時，王昌齡和高適把目光對準王之渙，後者此刻正擁著火爐，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適打趣道：“下一個歌妓馬上就出來開唱了，你別太緊張啊。”
“唱你們詩歌的那幾個姑娘，姿色、氣質都甚為一般，所唱也不過是下裏巴人之詞，不是陽春白雪之曲，我的詩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渙凝望中堂，起身指著諸歌妓中姿色、氣質最佳者說，“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詩，我終身再不與你二人爭先！若是我的詩，你二人應在我麵前拜倒，以我為師！”
不等王昌齡和高適說話，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轉至堂中，起舞弄歌：“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現在，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王之渙驕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聲中，這邊陲小酒家有了一種獨具大唐風韻的光彩與生氣。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以詩齊名。嚐遊西陲，時天寒微雪，三子共詣旗亭小飲，有樂妓十數人會宴。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以觀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妓唱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笑而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裏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倘是我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須臾，妓踏舞歌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妓詣問，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集異記》）
旗亭畫壁的三詩人中，高適的仕途最為亨通，官至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是唐朝所有詩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齡早年貧賤，困於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辭，授汜水尉，因事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王之渙呢，性格放蕩不羈，除了寫詩外，最喜擊劍、喝酒，有豪俠之氣，但是，一生不得誌，他曾長時間閑居在家，或旅行訪友。這樣看來，也許王之渙才是三人中最為純粹的詩人。
作為旗亭畫壁的優勝者，王之渙作品不少，但流傳至今的隻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鸛雀樓》和《涼州詞》。關於他的詩歌，有人認為散失於“安史之亂”；有人認為，是他為了追求身後的不朽而做出了一個冒險的舉動：把自己詩歌中最佳者，挑選出來六七首，然後將其他詩歌一舉焚毀。作家格非在《涼州詞》中曾作大膽推測，雖為小說之言，但也不失為一種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詩人的是王之渙，而作品最好的其實還是王昌齡。很多人說王之渙的《涼州詞》是唐詩七言絕句的壓卷之作，實在是誇大了，該詩其實並不如同題材的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組詩一共七首，摘錄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穀渾。”
王昌齡作為三人中詩作的最佳者，結局最慘：“安史之亂”中流離失所，遭橫禍被殺。
韓愈死亡的秘密
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運動的發起者、吏部侍郎韓愈，病倒在長安靖安裏府邸。
秋九月，韓愈病情趨重，因病退職。十一月的一天，韓愈正昏臥床上，恍惚中見一人，身高丈餘，披金甲持長劍，腰佩弓箭，儀貌威然，立於床前，凝視著韓愈，良久開口道：“天帝命我與君商量一件事。”
韓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見大王。”
那人說：“威粹骨蕝國，與韓氏世代為仇敵，今欲討伐該國，而力不足，你有什麽好辦法嗎？”
韓愈支撐著身子，說：“我願跟隨大王征討威粹骨蕝國。”
那人點點頭，忽地便消失不見了。韓愈凝神，感到是一場夢，又如幻覺，憑著記憶，他把剛才發生的事寫下來。反複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韓愈死去。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裏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國，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為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誌》）
威粹骨蕝國？
我們不知道這個王國在哪裏，也許在韓愈的夢裏。不過，他一生的夢，應該是恢複儒家的正統地位。
韓愈生活的中唐時代，不說政治上的藩鎮割據，單從思想上來看，便呈現出一種佛家思想盛興，儒學衰退的現狀。韓愈的一生，在文學創作上，倡導自由的秦漢散文，反對格律的六朝駢文；在思想上，以恢複儒學道統為己任，激烈地反對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師說》鮮明地表達了這一點。
韓愈一直在為理想而努力奮鬥。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對韓愈來說是他的人生轉折點。
這一年，鳳翔法門寺舉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這種盛事每三十年一次。憲宗在這一年下詔，請佛骨入皇宮供奉，為此派人去鳳翔迎接佛骨，並在長安舉行了空前的儀式。
韓愈堅決表示反對，並向皇帝遞交了《論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也就是說，若佛靈降罪，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韓愈態度堅決如此。
這讓皇帝憤怒，欲殺韓愈，群臣求情，韓愈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遙遙，至藍關，詩人寫下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後人可能遠遠低估了韓愈當時的孤獨感。
中唐時，儒學的處境比我們想象得要糟糕得多。當我們對魏晉時儒學的第一次崩潰念念不忘時，卻忽略了它在中唐於佛教壓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筆記《唐國史補》中記載了一則往事，說韓愈晚年登華山絕頂，險途難返，發狂而痛哭。這何止是為前路？當如魏晉之阮籍，遇窮途而落淚，哭的是一種大的人生。韓愈華山之哭，更包含著對本土傳統思想在中唐時遭包括佛教在內的各方麵挑戰的揪心。
“安史之亂”後，唐朝人的心靈格局的確發生了大變化。
為期八年的動亂滌蕩了各個領域內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圖上，藩鎮割據的局麵已形成；唐人的內心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高層士大夫那裏，內心開始被進入全盛期的禪宗所侵染；中下層官員那裏，價值觀也已發生變遷，“義”開始大於“忠”。關於這一點，《獨異誌》中的一個故事可佐證。
大曆年間，長安境內的萬年縣縣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這聽上去有些奇怪，因為縣尉相當於現在的縣公安局長，這樣的身份還會窩藏罪犯？這俠義精神玩得有點大了。後來朝廷問罪，派禦史審問侯彝，後者雖理屈詞窮，但終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罰，仍不交代。禦史也沒辦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蓋下吧！”意思是，你為什麽不屈服呢？
侯彝聽後，揭庭磚猛擊膝蓋，展示給禦史看：“嗬嗬，哪裏有逃犯？”
禦史更怒，在鐵鍋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卻說：“為什麽不再加點炭？”
禦史沮喪，將此事奏於代宗，皇帝詔問：“為什麽隱藏國賊而自己吃苦頭到這種地步？”
侯彝答：“國賊確實是我隱藏的，但我已答應保護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說出藏身地點。”
案子最終的結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貶為江西瑞州高安縣尉。
作為縣尉的侯彝，為了一句承諾，知法而犯法，雖承認罪行，但卻不交代國家要犯被藏匿何處，對朋友之“義”超越了對國家之“忠”。以上觀念在“安史之亂”前是很難想象的。由此可見，大動蕩後，“忠”的對象（唐朝廷）已難以承載“忠”的意義，而“義”被放大了，因為越是動蕩無常的年代，需要“義”的地方就越多。
在這個事件中，朝廷的曖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窩藏國家要犯，最後卻沒治罪，隻是把他從長安萬年縣縣尉調為江西高安縣縣尉，由“從八品下”變成了“從九品下”，官階降低了一品，職位本身卻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唐帝國的秩序和價值觀從下到上發生了混亂，這是最令韓愈悲傷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對此耿耿於懷。這種耿耿於懷是正史上的說法。晚年的韓愈到底是什麽樣子的？
現在，我們重新回到長慶四年的長安靖安裏韓府。
韓愈在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發了後世的議論。五代十國時陶穀著有《清異錄》，裏麵記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命絕。”
說的是，韓愈晚年好女色，為強壯身體，吃一種叫火靈庫的東西。火靈庫是什麽？喂公雞拌有硫磺末兒的粥，吃後又不叫其與母雞交配，以此養到千日，再將這公雞烹蒸，效果如超級春藥。
按記載，韓愈大人隔一天吃一隻這樣的公雞。
韓愈死後，白居易寫了首詩《思舊》：“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膻。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惟餘不服食，老命反延遲……”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終活了七十五歲，而反佛的韓愈五十七歲即逝，雖然也不算短命，但畢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對他這樣一個以恢複儒學道統自居的人來說。
後來，宋明理學建設者將韓愈視為先驅，因而極力反對《清異錄》和《思舊》詩裏的說法，認為韓愈是一貫反對服食丹藥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證明，《清異錄》裏的說法是造謠，而《思舊》裏的“退之”並不是韓愈。在當時，還有一個叫衛中立的人，是當時的禦史中丞衛晏之子，同樣字退之。他們又認為：韓愈和白居易雖都是大家，但關係實在一般，甚至還不怎麽好，一個反佛，一個尊佛，文學追求上也不一樣，彼此相輕，因而白在詩中不會提到韓。持以上觀點的人很是激動，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一個儒學鬥士死於春藥。
但是，很多時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殘酷的，《清異錄》中的說法也許是真的呢？因為撰者離韓愈生活的時代不遠，且該書的風格又非純杜撰，而是一本記敘唐朝生活的實錄。
其實，很多時候，大人物的另一麵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著來自原始人性的最簡單的誘惑，而且晚年的韓愈身心疲倦，古文運動和反佛主張都失敗了，從南方返回長安後不再鋒芒畢露，戰鬥精神漸漸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嚐可知。
送塔過海的僧人
唐朝儒釋道三教並行。
唐初時，太宗雖然信奉道教，但對佛教亦不反對，甚至還派玄奘西行取經。
就這樣，我們的唐僧，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歲那年，獨自踏上西行求經之路。
二十七歲是個神奇的年齡，有那麽多偉大人物的人生在這一年發生巨變。
孤身西去，荒漠萬裏。這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的朝聖之路，也是一個唐朝青年的探險之路。但不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這樣的勇氣，也不是每一扇大門都會為信徒而開。除了熱愛外，還需要金石般堅忍之心。
玄奘取經天竺，在那裏學習多年。此日，他進入了著名的維摩詰方丈室。
維摩詰，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億金，而苦於修行，終為菩薩。他曾與文殊菩薩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當時，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視。
文殊：“此室為何沒有一個侍者？”
維摩詰：“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為空？”
維摩詰：“人以為空，即空。”
文殊：“既為空，何用再空？”
維摩詰：“以無分別空，故空。”
文殊：“空會有什麽分別嗎？”
維摩詰：“分別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為空，你之疾應向何處求治？”
維摩詰：“向佛陀之外的諸見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諸見解又當何求？”
維摩詰：“當求於諸佛之解脫中。”
文殊：“諸佛之解脫又當求於何？”
維摩詰：“當向眾生修心中求！”
傳說中，維摩詰的修行之室為一石屋，隻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講法時，卻能容納萬人，以至無量。玄奘在進入該室前，已決定隨後東歸大唐，於是欲於其室壁上書寫下年月日，以作紀念。他提筆上前，望見牆壁就在不遠處，但“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長安。
按《獨異誌》記載，玄奘西去取經的年歲，唐朝名寺靈嚴寺的鬆枝年年指向西邊，及至大師返回，鬆枝才變換方向，皆指東邊。雖然在維摩詰方丈室觸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爍東土的大師了。一個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華賦予孤途和信仰的人，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敬畏的。
取經回來的玄奘，講經譯經，佛教更為紅火。後來，經武則天推動，到了中唐，再加上禪宗的崛起，佛教進入全盛期。但物極必反，晚唐武宗時，突然來了一輪滅佛運動，下麵這則秘密故事從側麵說到這一事件：
揚州棲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憑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信曰：“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獨異誌》）
公元840年，唐文宗終於幸福地死去。因為對這位被宦官控製的皇帝來說，死是一種解脫。文宗死前，太子本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專權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和魚弘誌為樹權威，廢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潁王李炎為皇太弟。文宗死後，李炎為新帝，改年號會昌，是為武宗。
武宗李炎於人生中最關鍵的二十七歲即位，是繼憲宗後又一個強勢皇帝。此人有主見，富於謀略，風格雄俊，脫穎於晚唐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數皇帝一樣，也喜歡遊樂於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換句話說，遊樂時他是一個灑脫的玩家，辦公時他又是一個嚴肅的皇帝。
即位後，武宗以李德裕為宰相，從此開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時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權謀與兢兢業業，把武宗時代打造得可圈可點，會昌六年間被認為是晚唐鮮見的政治清明與果敢的時代。作為皇帝，武宗雖然是被權宦仇士良擁立的，但即位後卻並未受製於仇。後者也意識到，武宗比文宗難對付多了，所以在會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個武宗時代最大的事件，莫過於爆發在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滅佛行動。
中國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滅佛”，即三個諡號或廟號為“武”的皇帝對佛教進行了大規模禁止行動：一是南北朝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二是南北朝時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滅佛。
三次滅佛事件中，“會昌法難”規模最大，按當時朝廷的法令，首都長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莊嚴寺。東都洛陽和其他州郡隻象征性地保留兩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還俗，否則嚴懲。當時，帝國境內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萬人還俗，沒收寺院田地千萬頃。
本故事說的是，揚州大明寺有棲靈塔，為整個唐朝最高的佛塔。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該寺被拆除前，發生了一件隱秘之事。
當時有詞人劉隱之，遊於明州即今之浙江寧波，一日晚，在旅舍夢見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靈塔漂現海麵。恍惚中，又見老朋友揚州僧人懷信站在該塔第三層，憑欄對劉隱之說：“我正送此寶塔渡過東海，過些天再返回揚州。”
劉隱之懵懂問：“送塔過海？”
懷信說：“佛門將有大難，護塔過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後，劉隱之回揚州，一日閑暇，遊於懷信所在的大明寺。
雖已是冬天，但她們穿著暴露，豐胸微顫，眼神顧盼，很是妖嬈，比長安平康坊的歌妓一點也不差，其中兩個似乎還帶有西域血統，高鼻深目，皮膚甚白。
最前麵的一名歌妓，隨舞而唱：“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竊笑道：“哈，我的《芙蓉樓送辛漸》！”隨即在牆壁上寫上：一絕句。
隨後，又轉出一歌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
高適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狀態的王之渙：“唱的是我的《哭單父梁九少府》。”高適也在牆上了寫下：一絕句。
第三個歌妓出場了，音樂聲剛起，王昌齡就說道：“估計還是我的。”
果不其然，隻見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王昌齡的《長信怨》。他開懷地寫上：二絕句。
這時，王昌齡和高適把目光對準王之渙，後者此刻正擁著火爐，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適打趣道：“下一個歌妓馬上就出來開唱了，你別太緊張啊。”
“唱你們詩歌的那幾個姑娘，姿色、氣質都甚為一般，所唱也不過是下裏巴人之詞，不是陽春白雪之曲，我的詩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渙凝望中堂，起身指著諸歌妓中姿色、氣質最佳者說，“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詩，我終身再不與你二人爭先！若是我的詩，你二人應在我麵前拜倒，以我為師！”
不等王昌齡和高適說話，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轉至堂中，起舞弄歌：“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現在，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王之渙驕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聲中，這邊陲小酒家有了一種獨具大唐風韻的光彩與生氣。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以詩齊名。嚐遊西陲，時天寒微雪，三子共詣旗亭小飲，有樂妓十數人會宴。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以觀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妓唱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笑而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裏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倘是我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須臾，妓踏舞歌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妓詣問，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集異記》）
旗亭畫壁的三詩人中，高適的仕途最為亨通，官至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是唐朝所有詩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齡早年貧賤，困於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辭，授汜水尉，因事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王之渙呢，性格放蕩不羈，除了寫詩外，最喜擊劍、喝酒，有豪俠之氣，但是，一生不得誌，他曾長時間閑居在家，或旅行訪友。這樣看來，也許王之渙才是三人中最為純粹的詩人。
作為旗亭畫壁的優勝者，王之渙作品不少，但流傳至今的隻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鸛雀樓》和《涼州詞》。關於他的詩歌，有人認為散失於“安史之亂”；有人認為，是他為了追求身後的不朽而做出了一個冒險的舉動：把自己詩歌中最佳者，挑選出來六七首，然後將其他詩歌一舉焚毀。作家格非在《涼州詞》中曾作大膽推測，雖為小說之言，但也不失為一種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詩人的是王之渙，而作品最好的其實還是王昌齡。很多人說王之渙的《涼州詞》是唐詩七言絕句的壓卷之作，實在是誇大了，該詩其實並不如同題材的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組詩一共七首，摘錄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穀渾。”
王昌齡作為三人中詩作的最佳者，結局最慘：“安史之亂”中流離失所，遭橫禍被殺。
韓愈死亡的秘密
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運動的發起者、吏部侍郎韓愈，病倒在長安靖安裏府邸。
秋九月，韓愈病情趨重，因病退職。十一月的一天，韓愈正昏臥床上，恍惚中見一人，身高丈餘，披金甲持長劍，腰佩弓箭，儀貌威然，立於床前，凝視著韓愈，良久開口道：“天帝命我與君商量一件事。”
韓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見大王。”
那人說：“威粹骨蕝國，與韓氏世代為仇敵，今欲討伐該國，而力不足，你有什麽好辦法嗎？”
韓愈支撐著身子，說：“我願跟隨大王征討威粹骨蕝國。”
那人點點頭，忽地便消失不見了。韓愈凝神，感到是一場夢，又如幻覺，憑著記憶，他把剛才發生的事寫下來。反複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韓愈死去。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裏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國，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為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誌》）
威粹骨蕝國？
我們不知道這個王國在哪裏，也許在韓愈的夢裏。不過，他一生的夢，應該是恢複儒家的正統地位。
韓愈生活的中唐時代，不說政治上的藩鎮割據，單從思想上來看，便呈現出一種佛家思想盛興，儒學衰退的現狀。韓愈的一生，在文學創作上，倡導自由的秦漢散文，反對格律的六朝駢文；在思想上，以恢複儒學道統為己任，激烈地反對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師說》鮮明地表達了這一點。
韓愈一直在為理想而努力奮鬥。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對韓愈來說是他的人生轉折點。
這一年，鳳翔法門寺舉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這種盛事每三十年一次。憲宗在這一年下詔，請佛骨入皇宮供奉，為此派人去鳳翔迎接佛骨，並在長安舉行了空前的儀式。
韓愈堅決表示反對，並向皇帝遞交了《論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也就是說，若佛靈降罪，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韓愈態度堅決如此。
這讓皇帝憤怒，欲殺韓愈，群臣求情，韓愈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遙遙，至藍關，詩人寫下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後人可能遠遠低估了韓愈當時的孤獨感。
中唐時，儒學的處境比我們想象得要糟糕得多。當我們對魏晉時儒學的第一次崩潰念念不忘時，卻忽略了它在中唐於佛教壓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筆記《唐國史補》中記載了一則往事，說韓愈晚年登華山絕頂，險途難返，發狂而痛哭。這何止是為前路？當如魏晉之阮籍，遇窮途而落淚，哭的是一種大的人生。韓愈華山之哭，更包含著對本土傳統思想在中唐時遭包括佛教在內的各方麵挑戰的揪心。
“安史之亂”後，唐朝人的心靈格局的確發生了大變化。
為期八年的動亂滌蕩了各個領域內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圖上，藩鎮割據的局麵已形成；唐人的內心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高層士大夫那裏，內心開始被進入全盛期的禪宗所侵染；中下層官員那裏，價值觀也已發生變遷，“義”開始大於“忠”。關於這一點，《獨異誌》中的一個故事可佐證。
大曆年間，長安境內的萬年縣縣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這聽上去有些奇怪，因為縣尉相當於現在的縣公安局長，這樣的身份還會窩藏罪犯？這俠義精神玩得有點大了。後來朝廷問罪，派禦史審問侯彝，後者雖理屈詞窮，但終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罰，仍不交代。禦史也沒辦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蓋下吧！”意思是，你為什麽不屈服呢？
侯彝聽後，揭庭磚猛擊膝蓋，展示給禦史看：“嗬嗬，哪裏有逃犯？”
禦史更怒，在鐵鍋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卻說：“為什麽不再加點炭？”
禦史沮喪，將此事奏於代宗，皇帝詔問：“為什麽隱藏國賊而自己吃苦頭到這種地步？”
侯彝答：“國賊確實是我隱藏的，但我已答應保護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說出藏身地點。”
案子最終的結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貶為江西瑞州高安縣尉。
作為縣尉的侯彝，為了一句承諾，知法而犯法，雖承認罪行，但卻不交代國家要犯被藏匿何處，對朋友之“義”超越了對國家之“忠”。以上觀念在“安史之亂”前是很難想象的。由此可見，大動蕩後，“忠”的對象（唐朝廷）已難以承載“忠”的意義，而“義”被放大了，因為越是動蕩無常的年代，需要“義”的地方就越多。
在這個事件中，朝廷的曖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窩藏國家要犯，最後卻沒治罪，隻是把他從長安萬年縣縣尉調為江西高安縣縣尉，由“從八品下”變成了“從九品下”，官階降低了一品，職位本身卻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唐帝國的秩序和價值觀從下到上發生了混亂，這是最令韓愈悲傷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對此耿耿於懷。這種耿耿於懷是正史上的說法。晚年的韓愈到底是什麽樣子的？
現在，我們重新回到長慶四年的長安靖安裏韓府。
韓愈在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發了後世的議論。五代十國時陶穀著有《清異錄》，裏麵記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命絕。”
說的是，韓愈晚年好女色，為強壯身體，吃一種叫火靈庫的東西。火靈庫是什麽？喂公雞拌有硫磺末兒的粥，吃後又不叫其與母雞交配，以此養到千日，再將這公雞烹蒸，效果如超級春藥。
按記載，韓愈大人隔一天吃一隻這樣的公雞。
韓愈死後，白居易寫了首詩《思舊》：“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膻。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惟餘不服食，老命反延遲……”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終活了七十五歲，而反佛的韓愈五十七歲即逝，雖然也不算短命，但畢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對他這樣一個以恢複儒學道統自居的人來說。
後來，宋明理學建設者將韓愈視為先驅，因而極力反對《清異錄》和《思舊》詩裏的說法，認為韓愈是一貫反對服食丹藥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證明，《清異錄》裏的說法是造謠，而《思舊》裏的“退之”並不是韓愈。在當時，還有一個叫衛中立的人，是當時的禦史中丞衛晏之子，同樣字退之。他們又認為：韓愈和白居易雖都是大家，但關係實在一般，甚至還不怎麽好，一個反佛，一個尊佛，文學追求上也不一樣，彼此相輕，因而白在詩中不會提到韓。持以上觀點的人很是激動，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一個儒學鬥士死於春藥。
但是，很多時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殘酷的，《清異錄》中的說法也許是真的呢？因為撰者離韓愈生活的時代不遠，且該書的風格又非純杜撰，而是一本記敘唐朝生活的實錄。
其實，很多時候，大人物的另一麵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著來自原始人性的最簡單的誘惑，而且晚年的韓愈身心疲倦，古文運動和反佛主張都失敗了，從南方返回長安後不再鋒芒畢露，戰鬥精神漸漸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嚐可知。
送塔過海的僧人
唐朝儒釋道三教並行。
唐初時，太宗雖然信奉道教，但對佛教亦不反對，甚至還派玄奘西行取經。
就這樣，我們的唐僧，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歲那年，獨自踏上西行求經之路。
二十七歲是個神奇的年齡，有那麽多偉大人物的人生在這一年發生巨變。
孤身西去，荒漠萬裏。這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的朝聖之路，也是一個唐朝青年的探險之路。但不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這樣的勇氣，也不是每一扇大門都會為信徒而開。除了熱愛外，還需要金石般堅忍之心。
玄奘取經天竺，在那裏學習多年。此日，他進入了著名的維摩詰方丈室。
維摩詰，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億金，而苦於修行，終為菩薩。他曾與文殊菩薩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當時，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視。
文殊：“此室為何沒有一個侍者？”
維摩詰：“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為空？”
維摩詰：“人以為空，即空。”
文殊：“既為空，何用再空？”
維摩詰：“以無分別空，故空。”
文殊：“空會有什麽分別嗎？”
維摩詰：“分別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為空，你之疾應向何處求治？”
維摩詰：“向佛陀之外的諸見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諸見解又當何求？”
維摩詰：“當求於諸佛之解脫中。”
文殊：“諸佛之解脫又當求於何？”
維摩詰：“當向眾生修心中求！”
傳說中，維摩詰的修行之室為一石屋，隻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講法時，卻能容納萬人，以至無量。玄奘在進入該室前，已決定隨後東歸大唐，於是欲於其室壁上書寫下年月日，以作紀念。他提筆上前，望見牆壁就在不遠處，但“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長安。
按《獨異誌》記載，玄奘西去取經的年歲，唐朝名寺靈嚴寺的鬆枝年年指向西邊，及至大師返回，鬆枝才變換方向，皆指東邊。雖然在維摩詰方丈室觸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爍東土的大師了。一個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華賦予孤途和信仰的人，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敬畏的。
取經回來的玄奘，講經譯經，佛教更為紅火。後來，經武則天推動，到了中唐，再加上禪宗的崛起，佛教進入全盛期。但物極必反，晚唐武宗時，突然來了一輪滅佛運動，下麵這則秘密故事從側麵說到這一事件：
揚州棲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憑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信曰：“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夕後，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獨異誌》）
公元840年，唐文宗終於幸福地死去。因為對這位被宦官控製的皇帝來說，死是一種解脫。文宗死前，太子本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專權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和魚弘誌為樹權威，廢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潁王李炎為皇太弟。文宗死後，李炎為新帝，改年號會昌，是為武宗。
武宗李炎於人生中最關鍵的二十七歲即位，是繼憲宗後又一個強勢皇帝。此人有主見，富於謀略，風格雄俊，脫穎於晚唐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數皇帝一樣，也喜歡遊樂於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換句話說，遊樂時他是一個灑脫的玩家，辦公時他又是一個嚴肅的皇帝。
即位後，武宗以李德裕為宰相，從此開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時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權謀與兢兢業業，把武宗時代打造得可圈可點，會昌六年間被認為是晚唐鮮見的政治清明與果敢的時代。作為皇帝，武宗雖然是被權宦仇士良擁立的，但即位後卻並未受製於仇。後者也意識到，武宗比文宗難對付多了，所以在會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個武宗時代最大的事件，莫過於爆發在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滅佛行動。
中國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滅佛”，即三個諡號或廟號為“武”的皇帝對佛教進行了大規模禁止行動：一是南北朝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二是南北朝時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滅佛。
三次滅佛事件中，“會昌法難”規模最大，按當時朝廷的法令，首都長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莊嚴寺。東都洛陽和其他州郡隻象征性地保留兩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還俗，否則嚴懲。當時，帝國境內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萬人還俗，沒收寺院田地千萬頃。
本故事說的是，揚州大明寺有棲靈塔，為整個唐朝最高的佛塔。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該寺被拆除前，發生了一件隱秘之事。
當時有詞人劉隱之，遊於明州即今之浙江寧波，一日晚，在旅舍夢見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靈塔漂現海麵。恍惚中，又見老朋友揚州僧人懷信站在該塔第三層，憑欄對劉隱之說：“我正送此寶塔渡過東海，過些天再返回揚州。”
劉隱之懵懂問：“送塔過海？”
懷信說：“佛門將有大難，護塔過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後，劉隱之回揚州，一日閑暇，遊於懷信所在的大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