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朝大臣、史學家。出身彭城劉氏，進士及第，授獲嘉主簿，遷定王府倉曹參軍。修撰起居注，成為史官，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坐事貶為安州別駕，追贈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諡號為文。
劉知幾，出生於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屬書香門第，曾祖劉瑉為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為隋留縣長，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並因之授封陽城縣男。
劉知幾的從父劉延佑，進士及第，頗有文名，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為侍禦史。監察禦史魏元忠很稱讚劉藏器賢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對，便放他出為宋州司馬。其執法如山，無所阿私，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敢於批評當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劉知幾有兩位胞兄，長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簡靜，美風儀”，與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遷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男。。
幼年時代的劉知幾，多受父兄黛陶，頗善文詞，這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堅實基礎。夙好史學，也許受了從祖、從父的影響，更重要的乃是個人的誌趣，其父能順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調動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使之順利地踏上了史學道路。
劉知幾走了一條自己的治學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經”之路，“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他博覽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曆數相承”，他“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凡所讀書，粗知“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這種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經學箋注主義，為了通曉古今沿革變遷，采用的是“通古今之變”的方法。
在青少年時代博極群書，積累了融會古今的淵博學識，從而打下了一生的學問基礎，這博通的治學道路是少年劉知幾治學的又一特征。少年劉知幾在十七歲前，對古今史籍“窺覽略周”，已屬不易，他在經、史之外，也讀了大量文學的書。盡管他夙好史學，但家學傳統的薰陶，父兄的言傳身教，也頗喜詩賦。
二十歲後步入仕途，隨著學識日進，逐步形成了自己對史學的看法，知幾進士及第後，經吏部考試，授獲嘉縣主簿，這是一個正九品的小官，負責一縣的文書，是縣衙幕僚之首。知幾在公務之暇仍潛心墳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雜記小書，在所瀏覽。當時的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自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兩大重心，獲嘉縣地近兩都，知幾得以旅遊京洛，飽覽公私藏書。
劉知幾登上仕途之時，適值武則天以皇後身分幹政之際，她是實際上的執政者。到武則天統治的最後時期，社會政治緊張的局麵方趨緩和。武氏急於培植擁護她的社會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隱逸”，一時間官吏冗濫成災。劉知幾以剛直的態度，敏銳的政治眼光，上書請淘汰屍位素餐的官吏，又上書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針對當時赦有無度的弊端，提出“節赦”的主張。表陳四事，涉及於官吏的社會作用、選拔標準以及管理使用辦法等諸方麵的問題，而集中於對現實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敗現象的批判。
就在這個時期，劉知幾寫了一篇《思慎賦》，這篇賦既顯露了劉知幾的才華，也道出了他的苦悶，特別是抒發了他在苦悶之下經過冷靜思考而痛下的誌向。以知幾之博學卓識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從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寫《思慎賦》時已十五年沒有遷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這“思慎”隻能是對現實的抗爭。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劉知幾身居仕班，但他沒有成為政治家，是社會沒給他提供機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學術事業上去了。
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後，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時的劉知幾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
劉知幾辭去史任之後，出任太子中舍人，又為修文館學士，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後世影響很大。
李隆基立為東宮太子，因為劉知幾的“幾”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為避太子名諱，知幾便廢名而以字行，因稱劉子玄。上述情況可知，知幾在玄宗為太子時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積極性，劉知幾寫《釋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將親釋奠於國學，主管部門草擬儀注，決定讓隨從官員都乘馬著衣冠，劉知幾以為不可，上議駁斥。
劉知幾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則天、中宗三朝實錄，奏於執政，請援例恩賞。這是知幾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國史、實錄修撰，其中《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與吳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實錄凡七十卷，這是他撰成《史通》之後在史學上的又一重大貢獻。除上述與吳兢合修三朝實錄外，還曾單獨撰修過《睿宗實錄》及《太上皇實錄》。還有同吳兢合修的《高宗後修實錄》。這樣，劉知幾實際上參與了高宗、武後、中宗、睿宗四朝實錄的修定工作。
四朝實錄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舊唐書》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書，包括吳兢、韋述等人相繼撰述的《唐書》和各朝實錄。劉知幾對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詳細地記載，做出了極大貢獻。僅從這方麵的成就而論，劉知幾也不愧為一名稱職的史官。朝廷獎勵其修史之功，封他為“居巢縣子”，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
劉知幾的長子劉貺任太樂令，觸犯法律而判罪流放，為此事，知幾“詣執政訴理”，皇帝聽到十分震怒，於是貶授他為安州都督府別駕，安州治在安陸縣，就是今湖北安陸縣北，已是遠離京師。別駕，較之左散騎常侍，降級一品。旅途的辛勞，貶官的苦悶，使劉知幾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諡“文”。
劉知幾，出生於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屬書香門第，曾祖劉瑉為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為隋留縣長，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並因之授封陽城縣男。
劉知幾的從父劉延佑，進士及第，頗有文名，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為侍禦史。監察禦史魏元忠很稱讚劉藏器賢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對，便放他出為宋州司馬。其執法如山，無所阿私，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敢於批評當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劉知幾有兩位胞兄，長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簡靜，美風儀”，與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遷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男。。
幼年時代的劉知幾，多受父兄黛陶，頗善文詞，這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堅實基礎。夙好史學，也許受了從祖、從父的影響，更重要的乃是個人的誌趣，其父能順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調動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使之順利地踏上了史學道路。
劉知幾走了一條自己的治學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經”之路，“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他博覽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曆數相承”，他“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凡所讀書，粗知“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這種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經學箋注主義，為了通曉古今沿革變遷，采用的是“通古今之變”的方法。
在青少年時代博極群書，積累了融會古今的淵博學識，從而打下了一生的學問基礎，這博通的治學道路是少年劉知幾治學的又一特征。少年劉知幾在十七歲前，對古今史籍“窺覽略周”，已屬不易，他在經、史之外，也讀了大量文學的書。盡管他夙好史學，但家學傳統的薰陶，父兄的言傳身教，也頗喜詩賦。
二十歲後步入仕途，隨著學識日進，逐步形成了自己對史學的看法，知幾進士及第後，經吏部考試，授獲嘉縣主簿，這是一個正九品的小官，負責一縣的文書，是縣衙幕僚之首。知幾在公務之暇仍潛心墳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雜記小書，在所瀏覽。當時的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自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兩大重心，獲嘉縣地近兩都，知幾得以旅遊京洛，飽覽公私藏書。
劉知幾登上仕途之時，適值武則天以皇後身分幹政之際，她是實際上的執政者。到武則天統治的最後時期，社會政治緊張的局麵方趨緩和。武氏急於培植擁護她的社會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隱逸”，一時間官吏冗濫成災。劉知幾以剛直的態度，敏銳的政治眼光，上書請淘汰屍位素餐的官吏，又上書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針對當時赦有無度的弊端，提出“節赦”的主張。表陳四事，涉及於官吏的社會作用、選拔標準以及管理使用辦法等諸方麵的問題，而集中於對現實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敗現象的批判。
就在這個時期，劉知幾寫了一篇《思慎賦》，這篇賦既顯露了劉知幾的才華，也道出了他的苦悶，特別是抒發了他在苦悶之下經過冷靜思考而痛下的誌向。以知幾之博學卓識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從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寫《思慎賦》時已十五年沒有遷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這“思慎”隻能是對現實的抗爭。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劉知幾身居仕班，但他沒有成為政治家，是社會沒給他提供機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學術事業上去了。
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後，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時的劉知幾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
劉知幾辭去史任之後，出任太子中舍人，又為修文館學士，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後世影響很大。
李隆基立為東宮太子，因為劉知幾的“幾”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為避太子名諱，知幾便廢名而以字行，因稱劉子玄。上述情況可知，知幾在玄宗為太子時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積極性，劉知幾寫《釋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將親釋奠於國學，主管部門草擬儀注，決定讓隨從官員都乘馬著衣冠，劉知幾以為不可，上議駁斥。
劉知幾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則天、中宗三朝實錄，奏於執政，請援例恩賞。這是知幾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國史、實錄修撰，其中《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與吳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實錄凡七十卷，這是他撰成《史通》之後在史學上的又一重大貢獻。除上述與吳兢合修三朝實錄外，還曾單獨撰修過《睿宗實錄》及《太上皇實錄》。還有同吳兢合修的《高宗後修實錄》。這樣，劉知幾實際上參與了高宗、武後、中宗、睿宗四朝實錄的修定工作。
四朝實錄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舊唐書》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書，包括吳兢、韋述等人相繼撰述的《唐書》和各朝實錄。劉知幾對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詳細地記載，做出了極大貢獻。僅從這方麵的成就而論，劉知幾也不愧為一名稱職的史官。朝廷獎勵其修史之功，封他為“居巢縣子”，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
劉知幾的長子劉貺任太樂令，觸犯法律而判罪流放，為此事，知幾“詣執政訴理”，皇帝聽到十分震怒，於是貶授他為安州都督府別駕，安州治在安陸縣，就是今湖北安陸縣北，已是遠離京師。別駕，較之左散騎常侍，降級一品。旅途的辛勞，貶官的苦悶，使劉知幾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