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跟大家說，你們如果有我的一部分人生觀就會變得很快樂。為什麽呢？就像美國過去的總統林肯所說的，你可以像你所希望的那樣地快樂，意思就是說：有一部分快樂的情緒是可以控製的。譬如說：對人生的得和失，我有一個很頑固的觀念，就是這個東西沒有到我口袋的時候，我都不算它是我的，我都認為可能在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看不見、想不到的地方，它不見了，根本不是我的。
我提醒大家，外國有一個劇叫做《七金人》，講的是什麽故事呢？是說有一個教授，這個教授是個賊頭子，他帶了其他六個兄弟，一起去偷銀行。偷什麽呢？偷銀行裏麵的那個金庫。他們發明了一個鑽地洞的方法，就在馬路上麵忽然把一個地下水溝圍起來，一輛卡車就跨在這個水溝上麵，然後四麵就遮起來，上麵說“施工中”，任何人走過去，都以為它在施工。然後呢，從這個地下道鑽進去。以後呢，他們有個鑽探器，就鑽鑽。鑽到哪裏？鑽到銀行的藏金條的、金塊的那個樓底下。然後就鑽鑽鑽，金塊就流下來了。流下來以後呢，他們又有一個機器就把這個金塊吸走，吸吸吸吸，一直吸，吸到他們那個貨車裏麵。然後，他們把“施工中”的招牌又拆掉了，表示工程做完了。七個人開著貨車，帶著一貨車的金磚，揚長而去。開到哪裏呢?開到一個山坡頂上，然後大家就很高興。那六個兄弟，就在唱啊，跳啊——我們這下子該抖了，發財了。可是這個教授啊他不笑。兄弟就問老大，說：“教授啊，為什麽你不笑？”教授說：“這個金條金塊我們得到了，還沒有變成現金呢，還沒有進到我的口袋啊，我們還沒有完全得到它。”那六個人說：“你怎麽話這樣講呢?我們的金條金塊就在眼前嘛，就在我們的貨車裏麵嘛。”大家的眼睛看著，手一指，就這個貨車。
殊不知，這個貨車是在山頂上，有點斜坡，那個手刹車忽然斷掉了，這個貨車就開始往下滑，整個地往下滑。這六個人啊就拚命地去搶救這個貨車。當然人趕不上輪子，貨車呢就衝下去了。大家還是跟著跑，就衝到山腳下麵，衝到一棵大樹前麵，“空嗵”一下子車也翻了，撒得滿地都是金磚金條。
大家趕下來以後怎麽辦?要知道再也沒有他們所準備的那麽完整的、那麽大的、那麽安全的交通工具——貨車——了。每個人就解開衣服，拿起一塊金條塞起來，再拿一塊又塞起來，能塞幾塊塞幾塊，好跑。結果呢，他們就看到這個教授，這個賊頭子，他叼著個煙鬥派頭十足在看著他們六個人往裏塞金條塞金磚，看著他們笑。他們說：“老大，教授，你趕緊也塞幾塊啊。”他叼著煙鬥，他不塞。他講了一句話，這句話深深地啟發了我，變成我李敖的人生觀的一部分。他講什麽話?他說：“我們是大盜，我們不要小錢，小的金條我不要。”盜和賊在今天的用法跟中國古代正好相反，古代的賊叫做盜，古代的盜叫賊。在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都是這樣說：你強盜，你是賊，賊是偷東西的，強盜是搶人的。在中國古代不是，中國古代賊是搶人的，盜是偷東西的。這個教授講了這麽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就是：我們是偷大錢的人，我們是大盜，我們不要小錢。這樣揣幾塊金磚，我們不幹這個事情——多有氣派啊!
當然有氣派。他另外一個哲學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就是當這個錢沒到你口袋的時候，你不要數它，當它變成金磚金條在卡車裏麵，在貨車裏麵的時候，它還不是你的。你以為它是你的嗎？它不是你的。
今天所謂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我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開票的過程裏麵，很多好朋友通知我，告訴我說這一次藍軍贏了，連戰、宋楚瑜贏了。我就說：在南部這些票沒有開出來的時候，南部這些大量的選民，這些頭腦不清的選民，他們的票沒有開出來的時候，還是不要做最後的結論。果然，最後票開出來了，輸了。輸了，是很慘很慘的那種差距輸了，六百多萬票開出來，雙方都這麽多。可是差在哪裏呢？差在百分之一都不到的這樣子差額，這麽小的一個數字。換句話說，差了兩萬多票就決定了誰當選，誰不當選。這裏麵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台灣分裂了，因為正好一半一半分裂了。為什麽分裂了呢？就是說大家對一個共同問題的看法，已經自己把它撕破了。
這時候，作為一個曆史學家，我們冷眼旁觀，我想起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傑斐遜死的時候啊，他很有趣，他在他的墓碑前麵寫下幾行字來刻出來。這幾行字翻成中文，我給大家看：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作者，弗吉尼亞大學創辦人，托馬斯·傑斐遜，安葬於此。提都不提他做過美國總統。什麽原因呢？美國總統算老幾啊，這個是世俗的職位，值不值得這樣談呢？不談，不值得這樣談，不值得這樣重視。
所以，在四年以前，2000年的時候，我也參加了台灣所謂總統選舉。我已經在香港寫文章申明在先，我參加的不是“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我參加的是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選舉。我的目的呢，是利用這個機會來宣傳我的思想。當然我不可能會當選，四年前的選舉過後，香港的雜誌希望我寫一篇文章，談談我的感想。我就在四年前的3月21號，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李敖的四點書麵談話》，請大家看看曆史是不是在重演，因為一點都沒有改變。你看我這一段說，一百七十四年前(現在要說一百七十八年前)，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死了，在他的墓碑上刻的是：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作者，弗吉尼亞大學創辦人，托馬斯·傑斐遜，安葬於此。以三行的履曆概括一生，但絕口不提他曾經做過美國總統。連做過美國總統都不值得一提，做個殘山剩水，隻有憲法上兩百六十六分之一的領土的“中華民國”的所謂總統，又算什麽呢？
大家看看我四年前講的話，重新念一遍給大家聽，完全一樣啊。今天台灣選所謂總統，鬧得天翻地覆，吵得如火如荼，甚至在祖國，在中國大陸，也引起很多朋友們的關心，我認為是過度地浪費了我們的青春，或者是老年，不值得這麽重視。那麽為什麽會引起重視呢？我講過，台灣也是一個政治掛帥的瘋狂地區，而它掛帥的方式是離奇的，有的時候是可笑的。今天我們看到台灣有這個結果，大家就開始擔心。擔心什麽？說這阿扁不說了嗎，陳水扁說2006年我們要修改憲法了，要製憲。進一步說，在2008年我們就要“獨立”了，台灣就要“獨立”了，台灣就要脫離祖國了。大家就憂慮，覺得有這個結果的話，那麽台灣怎麽辦？要不要動手打它？打它個稀巴爛，要不要？
我曾經在我的節目裏說，殺雞焉用牛刀啊。殺雞要用雞刀來殺，怎麽用牛刀殺呢？你太大了，你刀太大了。可是，好，現在就算用牛刀殺雞，你殺的是死雞，要不要殺它？是個假的雞你要不要殺它？你會考慮。殺了以後你會覺得，哎呀，搞錯了吧，它是死雞，為什麽要殺它？今天問題就出在這裏。我李敖放在這裏，鐵口直斷，2006年，他們不敢搞“台灣獨立共和國”。為什麽呢？他會不會修改憲法?會。搞小花樣，很多小花樣可以修啊。好比說我舉個例子給你們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裏麵，有規定首都是北京；在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裏麵，對首都沒有規定。現在呢，修改“憲法”來了，可以來一條“中華民國”的首都是台北。他又達到修憲結果了，他又沒違背他的謊話——哎，我果然在2006年修憲了，修了一條。看到沒有，“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台北。這算什麽？我所謂的他們不敢就是兩個東西絕不敢動：第一，青天白日旗，這個“國旗”他不敢動；第二，“中華民國”的四個字，這個招牌他不敢動。隻要這兩個東西他不動，下麵無論怎麽動，由五全製改成三全製(五全憲法改成美國製的三全式)，或者在護照上“嘣”印個字(“台灣”)，或者是教科書又什麽修改了，或者什麽“文化台獨”又來了，都是粉拳繡腿，都是花招。為什麽呢？根本上的部分你們不敢改。你們這些孬種不敢改。為什麽？你的美國爸爸不同意，你就不敢改。
所以呢，我覺得放一百個心，當然台灣會變得混亂，可是基本上他們不敢改。那你李敖這樣說，你李敖有什麽道理呢？我在台灣連續住了五十五年，我認識無窮盡的這個島上的朋友，他們有很多的美德，很多的優點，可是他們有一個基本上的性格，我告訴你，什麽？孬種，孬種。就是說你緊要關頭以後，他■了。就是過去我跟大家講過的一個有名的人，叫做蔣渭水，他的弟弟，叫蔣渭川，在國民黨時代做過民政廳長。他偷偷地講了一句話，說：台灣人畏威而不懷德。你凶、威風凜凜，他畏，害怕你；可是你對他好，他會忘記——畏威而不懷德。
我們看這種照片，大家看到嗎？你李敖又掀底是不是?大家看看照片，這是台灣省政府主席，叫做謝東閔，帶著全台灣的各省各縣各市的議長，民主下產生的議長跟次長，一起來下跪磕頭。給誰磕頭？給那個死掉的壞的外省人，外來政權的頭子蔣介石磕頭。蔣介石死了，他們全體來磕頭。我告訴大家，蔣介石手下也都是些奴才啊，他外省帶來這麽多奴才啊，可是奴才(也)隻能到這個程度——來磕頭。大家看到沒有，蔣介石的棺材經過的時候，你看到沒有，“蔣公移靈”的時候，第一排有的人會跪下來磕頭。這些小人物有的時候跪下來磕頭，免得擋住了後麵人的視野。可是真正的國民黨的這些大的走狗，大官，從他的副總統嚴家淦以下，五院院長，有沒有像台灣人這樣子低三下四來磕頭？他們同樣是蔣介石的狗，是走狗，同樣的不要臉，同樣的下賤，同樣的沒有骨氣，同樣的沒有種，可是比起台灣人來還差一級。
不要以為這種磕頭隻是給國民黨磕的，過去他們的祖先也給日本人磕過頭啊。那李敖你怎麽這樣講呢？我告訴你，台灣人偉大過，在甲午戰爭以後，在祖國保不住台灣，在《馬關條約》把台灣給了日本以後(他們的祖先給日本人磕過頭)。大家今天罵李鴻章是錯的，你看看當時李鴻章跟伊藤博文那個秘密談話。伊藤博文一開始就提出台灣的時候，李鴻章說談都不要談，沒有這個事情，台灣你不能要。最後被逼得沒辦法，最後台灣丟掉了，李鴻章跟日本人說，台灣人很難治管，管不住啊。日本人說，那是我們的事，你割給我了，那我來管。日本就上來了，上來連日本的少將都被打死。台灣人是那麽勇敢的，為了保護他們的自由，保護他們民族的尊嚴，即使在祖國不能保護他們的時候，在勇敢地保護自己。可是這批人怎麽樣？所有勇敢的、自尊的、愛台灣的，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這批人通通被殺光，被日本人殺光，剩下什麽人？剩下的就那批人了，向日本人磕頭的。你李敖什麽證據？請大家看看黃遵憲寫的那本《人境廬詩草》，有首詩叫做《台灣行》是不是?“夾跪道旁府折腰”，日本軍隊開過來，兩邊人跪在那裏，幹什麽？磕頭，給日本人磕頭。就是那批人磕了頭他們才沒死，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孫子，他們的曾孫子才能活到今天，不是嗎？所以，我們讚美那些、欽佩那些因為保持個人尊嚴，保持台灣人的尊嚴，保持中國人的尊嚴，而被日本人打死的這批英雄烈士，我們向他們頂禮。
所以，我認為：不要以為台灣人多勇敢。他既然沒有那麽勇敢，你打他個稀巴爛，目的何在呢？他既然是一頭死雞，你用牛刀來殺它，又幹什麽呢？這就是我覺得雖然台灣今天所謂的總統選舉到眼前為止，在大家懷疑之中告一段落，有了勝負，可是對祖國而言，尤其對祖國的同胞而言，對祖國的黨中央而言，對國家領導人而言，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要用哪種方法來做。在思考的過程裏麵，不要忘記台灣二千三百萬人裏麵，絕大多數都是孬種，你們不要忘記。
我提醒大家，外國有一個劇叫做《七金人》，講的是什麽故事呢？是說有一個教授，這個教授是個賊頭子，他帶了其他六個兄弟，一起去偷銀行。偷什麽呢？偷銀行裏麵的那個金庫。他們發明了一個鑽地洞的方法，就在馬路上麵忽然把一個地下水溝圍起來，一輛卡車就跨在這個水溝上麵，然後四麵就遮起來，上麵說“施工中”，任何人走過去，都以為它在施工。然後呢，從這個地下道鑽進去。以後呢，他們有個鑽探器，就鑽鑽。鑽到哪裏？鑽到銀行的藏金條的、金塊的那個樓底下。然後就鑽鑽鑽，金塊就流下來了。流下來以後呢，他們又有一個機器就把這個金塊吸走，吸吸吸吸，一直吸，吸到他們那個貨車裏麵。然後，他們把“施工中”的招牌又拆掉了，表示工程做完了。七個人開著貨車，帶著一貨車的金磚，揚長而去。開到哪裏呢?開到一個山坡頂上，然後大家就很高興。那六個兄弟，就在唱啊，跳啊——我們這下子該抖了，發財了。可是這個教授啊他不笑。兄弟就問老大，說：“教授啊，為什麽你不笑？”教授說：“這個金條金塊我們得到了，還沒有變成現金呢，還沒有進到我的口袋啊，我們還沒有完全得到它。”那六個人說：“你怎麽話這樣講呢?我們的金條金塊就在眼前嘛，就在我們的貨車裏麵嘛。”大家的眼睛看著，手一指，就這個貨車。
殊不知，這個貨車是在山頂上，有點斜坡，那個手刹車忽然斷掉了，這個貨車就開始往下滑，整個地往下滑。這六個人啊就拚命地去搶救這個貨車。當然人趕不上輪子，貨車呢就衝下去了。大家還是跟著跑，就衝到山腳下麵，衝到一棵大樹前麵，“空嗵”一下子車也翻了，撒得滿地都是金磚金條。
大家趕下來以後怎麽辦?要知道再也沒有他們所準備的那麽完整的、那麽大的、那麽安全的交通工具——貨車——了。每個人就解開衣服，拿起一塊金條塞起來，再拿一塊又塞起來，能塞幾塊塞幾塊，好跑。結果呢，他們就看到這個教授，這個賊頭子，他叼著個煙鬥派頭十足在看著他們六個人往裏塞金條塞金磚，看著他們笑。他們說：“老大，教授，你趕緊也塞幾塊啊。”他叼著煙鬥，他不塞。他講了一句話，這句話深深地啟發了我，變成我李敖的人生觀的一部分。他講什麽話?他說：“我們是大盜，我們不要小錢，小的金條我不要。”盜和賊在今天的用法跟中國古代正好相反，古代的賊叫做盜，古代的盜叫賊。在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都是這樣說：你強盜，你是賊，賊是偷東西的，強盜是搶人的。在中國古代不是，中國古代賊是搶人的，盜是偷東西的。這個教授講了這麽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就是：我們是偷大錢的人，我們是大盜，我們不要小錢。這樣揣幾塊金磚，我們不幹這個事情——多有氣派啊!
當然有氣派。他另外一個哲學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就是當這個錢沒到你口袋的時候，你不要數它，當它變成金磚金條在卡車裏麵，在貨車裏麵的時候，它還不是你的。你以為它是你的嗎？它不是你的。
今天所謂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我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開票的過程裏麵，很多好朋友通知我，告訴我說這一次藍軍贏了，連戰、宋楚瑜贏了。我就說：在南部這些票沒有開出來的時候，南部這些大量的選民，這些頭腦不清的選民，他們的票沒有開出來的時候，還是不要做最後的結論。果然，最後票開出來了，輸了。輸了，是很慘很慘的那種差距輸了，六百多萬票開出來，雙方都這麽多。可是差在哪裏呢？差在百分之一都不到的這樣子差額，這麽小的一個數字。換句話說，差了兩萬多票就決定了誰當選，誰不當選。這裏麵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台灣分裂了，因為正好一半一半分裂了。為什麽分裂了呢？就是說大家對一個共同問題的看法，已經自己把它撕破了。
這時候，作為一個曆史學家，我們冷眼旁觀，我想起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傑斐遜死的時候啊，他很有趣，他在他的墓碑前麵寫下幾行字來刻出來。這幾行字翻成中文，我給大家看：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作者，弗吉尼亞大學創辦人，托馬斯·傑斐遜，安葬於此。提都不提他做過美國總統。什麽原因呢？美國總統算老幾啊，這個是世俗的職位，值不值得這樣談呢？不談，不值得這樣談，不值得這樣重視。
所以，在四年以前，2000年的時候，我也參加了台灣所謂總統選舉。我已經在香港寫文章申明在先，我參加的不是“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我參加的是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選舉。我的目的呢，是利用這個機會來宣傳我的思想。當然我不可能會當選，四年前的選舉過後，香港的雜誌希望我寫一篇文章，談談我的感想。我就在四年前的3月21號，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李敖的四點書麵談話》，請大家看看曆史是不是在重演，因為一點都沒有改變。你看我這一段說，一百七十四年前(現在要說一百七十八年前)，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死了，在他的墓碑上刻的是：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作者，弗吉尼亞大學創辦人，托馬斯·傑斐遜，安葬於此。以三行的履曆概括一生，但絕口不提他曾經做過美國總統。連做過美國總統都不值得一提，做個殘山剩水，隻有憲法上兩百六十六分之一的領土的“中華民國”的所謂總統，又算什麽呢？
大家看看我四年前講的話，重新念一遍給大家聽，完全一樣啊。今天台灣選所謂總統，鬧得天翻地覆，吵得如火如荼，甚至在祖國，在中國大陸，也引起很多朋友們的關心，我認為是過度地浪費了我們的青春，或者是老年，不值得這麽重視。那麽為什麽會引起重視呢？我講過，台灣也是一個政治掛帥的瘋狂地區，而它掛帥的方式是離奇的，有的時候是可笑的。今天我們看到台灣有這個結果，大家就開始擔心。擔心什麽？說這阿扁不說了嗎，陳水扁說2006年我們要修改憲法了，要製憲。進一步說，在2008年我們就要“獨立”了，台灣就要“獨立”了，台灣就要脫離祖國了。大家就憂慮，覺得有這個結果的話，那麽台灣怎麽辦？要不要動手打它？打它個稀巴爛，要不要？
我曾經在我的節目裏說，殺雞焉用牛刀啊。殺雞要用雞刀來殺，怎麽用牛刀殺呢？你太大了，你刀太大了。可是，好，現在就算用牛刀殺雞，你殺的是死雞，要不要殺它？是個假的雞你要不要殺它？你會考慮。殺了以後你會覺得，哎呀，搞錯了吧，它是死雞，為什麽要殺它？今天問題就出在這裏。我李敖放在這裏，鐵口直斷，2006年，他們不敢搞“台灣獨立共和國”。為什麽呢？他會不會修改憲法?會。搞小花樣，很多小花樣可以修啊。好比說我舉個例子給你們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裏麵，有規定首都是北京；在所謂中華民國的“憲法”裏麵，對首都沒有規定。現在呢，修改“憲法”來了，可以來一條“中華民國”的首都是台北。他又達到修憲結果了，他又沒違背他的謊話——哎，我果然在2006年修憲了，修了一條。看到沒有，“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台北。這算什麽？我所謂的他們不敢就是兩個東西絕不敢動：第一，青天白日旗，這個“國旗”他不敢動；第二，“中華民國”的四個字，這個招牌他不敢動。隻要這兩個東西他不動，下麵無論怎麽動，由五全製改成三全製(五全憲法改成美國製的三全式)，或者在護照上“嘣”印個字(“台灣”)，或者是教科書又什麽修改了，或者什麽“文化台獨”又來了，都是粉拳繡腿，都是花招。為什麽呢？根本上的部分你們不敢改。你們這些孬種不敢改。為什麽？你的美國爸爸不同意，你就不敢改。
所以呢，我覺得放一百個心，當然台灣會變得混亂，可是基本上他們不敢改。那你李敖這樣說，你李敖有什麽道理呢？我在台灣連續住了五十五年，我認識無窮盡的這個島上的朋友，他們有很多的美德，很多的優點，可是他們有一個基本上的性格，我告訴你，什麽？孬種，孬種。就是說你緊要關頭以後，他■了。就是過去我跟大家講過的一個有名的人，叫做蔣渭水，他的弟弟，叫蔣渭川，在國民黨時代做過民政廳長。他偷偷地講了一句話，說：台灣人畏威而不懷德。你凶、威風凜凜，他畏，害怕你；可是你對他好，他會忘記——畏威而不懷德。
我們看這種照片，大家看到嗎？你李敖又掀底是不是?大家看看照片，這是台灣省政府主席，叫做謝東閔，帶著全台灣的各省各縣各市的議長，民主下產生的議長跟次長，一起來下跪磕頭。給誰磕頭？給那個死掉的壞的外省人，外來政權的頭子蔣介石磕頭。蔣介石死了，他們全體來磕頭。我告訴大家，蔣介石手下也都是些奴才啊，他外省帶來這麽多奴才啊，可是奴才(也)隻能到這個程度——來磕頭。大家看到沒有，蔣介石的棺材經過的時候，你看到沒有，“蔣公移靈”的時候，第一排有的人會跪下來磕頭。這些小人物有的時候跪下來磕頭，免得擋住了後麵人的視野。可是真正的國民黨的這些大的走狗，大官，從他的副總統嚴家淦以下，五院院長，有沒有像台灣人這樣子低三下四來磕頭？他們同樣是蔣介石的狗，是走狗，同樣的不要臉，同樣的下賤，同樣的沒有骨氣，同樣的沒有種，可是比起台灣人來還差一級。
不要以為這種磕頭隻是給國民黨磕的，過去他們的祖先也給日本人磕過頭啊。那李敖你怎麽這樣講呢？我告訴你，台灣人偉大過，在甲午戰爭以後，在祖國保不住台灣，在《馬關條約》把台灣給了日本以後(他們的祖先給日本人磕過頭)。大家今天罵李鴻章是錯的，你看看當時李鴻章跟伊藤博文那個秘密談話。伊藤博文一開始就提出台灣的時候，李鴻章說談都不要談，沒有這個事情，台灣你不能要。最後被逼得沒辦法，最後台灣丟掉了，李鴻章跟日本人說，台灣人很難治管，管不住啊。日本人說，那是我們的事，你割給我了，那我來管。日本就上來了，上來連日本的少將都被打死。台灣人是那麽勇敢的，為了保護他們的自由，保護他們民族的尊嚴，即使在祖國不能保護他們的時候，在勇敢地保護自己。可是這批人怎麽樣？所有勇敢的、自尊的、愛台灣的，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這批人通通被殺光，被日本人殺光，剩下什麽人？剩下的就那批人了，向日本人磕頭的。你李敖什麽證據？請大家看看黃遵憲寫的那本《人境廬詩草》，有首詩叫做《台灣行》是不是?“夾跪道旁府折腰”，日本軍隊開過來，兩邊人跪在那裏，幹什麽？磕頭，給日本人磕頭。就是那批人磕了頭他們才沒死，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孫子，他們的曾孫子才能活到今天，不是嗎？所以，我們讚美那些、欽佩那些因為保持個人尊嚴，保持台灣人的尊嚴，保持中國人的尊嚴，而被日本人打死的這批英雄烈士，我們向他們頂禮。
所以，我認為：不要以為台灣人多勇敢。他既然沒有那麽勇敢，你打他個稀巴爛，目的何在呢？他既然是一頭死雞，你用牛刀來殺它，又幹什麽呢？這就是我覺得雖然台灣今天所謂的總統選舉到眼前為止，在大家懷疑之中告一段落，有了勝負，可是對祖國而言，尤其對祖國的同胞而言，對祖國的黨中央而言，對國家領導人而言，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要用哪種方法來做。在思考的過程裏麵，不要忘記台灣二千三百萬人裏麵，絕大多數都是孬種，你們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