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曆
曾國荃出生於1824年10月12日，正值清朝道光年間，他的出生地是湖南湘鄉白楊坪，即今天的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曾氏家族在遷居至湘鄉之前，祖籍為衡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家族在當地逐漸紮根並發展起來。作為家中的第四子，曾國荃比其長兄曾國藩小了十三歲，但在家族中他排行第九，因此常被稱為“九弟”。這一稱呼不僅體現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成為了後世認識這位曆史人物時的一個獨特標識。
曾國荃的成長經曆受到了良好教育的影響，這與他的哥哥曾國藩有著直接關係。1840年底，當曾國荃十六歲時，他隨父親曾麟書前往京師（今北京），居住於曾國藩租下的棉花六條胡同北側的一處住宅內。這次旅行對於年輕的曾國荃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曆，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以及當時的文化氛圍。然而好景不長，僅僅幾個月之後，在1841年的閏三月，曾麟書因故返回湖南老家，而曾國荃則選擇留在京城繼續學習。這段時間裏，曾國藩親自擔任弟弟的老師，傳授知識和智慧，這對曾國荃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到了1842年，曾國荃決定離開京城回到原籍。臨別之際，曾國藩特地送行至蘆溝橋，並贈送了一首詩給弟弟：“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這首詩背後蘊含著深厚的情感和期望。其中，“辰君”指的是生於庚辰年的曾國潢，“午君”則是指壬午年生的曾國華，而“老沅”自然就是對曾國荃本人的親切稱呼。通過這樣的詩句，曾國藩表達了對自己幾位兄弟才華的認可，尤其是對曾國荃寄予厚望，認為他在眾多兄弟之中尤為傑出
二、創建吉字營
曾國荃自幼便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個性，據史書記載他“少年奇氣，倜儻不群”，這預示著他未來將在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847年，曾國荃在府試中以第一名的成績入縣學，顯示了其卓越的學術能力。到了鹹豐二年（1852年），他又被錄取為貢生，進一步證明了他的才智和努力。
同年，隨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清廷急需加強地方防禦力量。於是，曾國藩奉命在湖南組織團練以抵禦太平軍。在此期間，曾國荃積極參與其中，不僅跟隨兄長左右，還提出了“治兵三十二策”來幫助改進軍隊管理及戰術運用。據說有一次當新招募的士兵與正規軍發生衝突時，曾國藩感歎道：“如果能采用我弟弟提出的全部策略，情況就不會如此糟糕。”這件事充分體現了他對曾國荃才能的認可。
1855年秋，曾國荃順利通過科舉考試成為舉人，並與兩位兄長——曾國潢、曾國華一起，在家鄉繼續開展團練活動。然而好景不長，次年準備赴京參加更高層次的會試時卻因戰事阻隔未能成行。麵對這種情況，曾國荃沒有放棄，而是選擇報捐同知銜，以便能夠在非常時期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時正值太平天國勢力達到頂峰之際，江西大部分地區已被其控製。曾國藩率領湘軍在江西作戰不利，甚至一度被困於南昌周邊的小片區域之內，形勢十分危急。得知這一消息後，曾國荃深感焦慮，決心要前往救援。恰逢吉安知府黃冕正尋求有效的防剿策略，兩人商議之下決定共同行動。曾國荃表示願意組建一支新的部隊參與戰鬥，並向黃冕保證隻要後者能夠負責後勤補給，自己就能獨立指揮一支軍隊去解救哥哥所在的困境。
隨後，在湖南巡撫駱秉章的支持下，曾國荃得以招募約3000名士兵，加上周鳳山所部共計6000餘人，組成了一支名為“吉字營”的新軍。這支隊伍主要任務是進攻被太平軍占領的吉安城，從而開辟一條通往南昌的道路。由此，“吉字營”成為了曾國荃正式領軍對抗太平軍的開端。
三、湘軍嫡係
鹹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荃因父親去世而返回家鄉處理喪事。這期間，原本由周鳳山指揮的部隊遭遇了太平軍的重創，士氣低落，局勢變得十分不利。鑒於此情況，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撫耆齡的支持下，曾國荃被重新啟用，以期扭轉戰局。臨行前，曾國藩對弟弟進行了詳盡的指導，不僅強調了團結軍隊、與地方官員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還傳授了具體的作戰策略。這些教導對於曾國荃後續的軍事行動起到了關鍵作用。
回到前線後，曾國荃迅速采取行動，加強了對吉安城的包圍，並在吉水三曲灘成功擊敗了前來救援的石達開部太平軍。這一勝利極大地提升了“吉字營”的士氣，同時也為最終攻克吉安創造了有利條件。到了鹹豐八年（1858年）初，由於其卓越表現，曾國荃被提升為同知，並獲賜頂戴花翎作為嘉獎。隨後不久，他又進一步晉升至知府級別，並加授道員銜。同年八月，曾國荃發起了針對吉安城的一次大規模攻勢，通過水陸兩路同時進攻的方式，迫使守城的太平軍不得不放棄陣地撤離。隨著吉安的收複，太平軍在江西境內的主要據點幾乎全部丟失，這對整個反叛力量構成了沉重打擊。
然而，就在曾國荃取得一係列輝煌戰績的同時，湘軍內部卻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三河鎮之戰中，包括李續賓在內的多位將領及其所率領的大批士兵被太平軍徹底消滅，其中還包括曾國荃的兄長曾國華。這場慘敗給曾國藩帶來了極大的悲痛，也促使曾國荃暫時離開了前線，將從戰場上獲得的部分財物運回家鄉。直到1859年四月，他才帶著新招募的士兵回到了曾國藩位於撫州的大本營。此時，“吉字營”雖然保留了部分老戰士，但主體已經變成了全新的隊伍。更重要的是，該部隊自此完全脫離了湖南巡撫的直接控製，成為曾國藩個人麾下的核心力量之一。
四、圍觀安慶
鹹豐九年（1859年）下半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持續蔓延，安慶作為戰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時，湖北巡撫胡林翼與曾國藩共同策劃了一場針對安慶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旨在奪回這座被太平軍占領的重要城市。根據計劃，由曾國藩指揮的湘軍將從宿鬆、石牌方向向安慶推進，但這一行動很快遇到了挑戰：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率領一支龐大的援軍前來救援太湖地區，使得集中兵力對付這支援軍成為了湘軍的首要任務。
在選擇前線統一指揮官時，胡林翼傾向於其麾下的滿族將領多隆阿，然而考慮到曾氏兄弟可能對此有異議，胡林翼不得不與他們進行多次商議。盡管曾國荃和多隆阿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大局為重的前提下，曾國荃最終表示願意服從多隆阿的指揮，並稱讚其“忠勇絕倫”，展現了團結一致的決心。這一表態得到了胡林翼的高度讚賞，隨後他正式上奏請求任命多隆阿為總指揮。不過，曾國荃和他的哥哥們始終將目光放在奪取安慶城本身上，希望獲得這場戰役的關鍵勝利。
到了鹹豐十年（1860年）四月，曾國荃親自率軍移師至安慶集賢關，準備直接參與對城市的圍攻。與此同時，其他部隊則負責抵禦來自外部的任何援助嚐試。自鹹豐八年清軍江南大營崩潰以來，鎮壓太平軍的任務幾乎完全落在了湘軍身上，而曾國藩也被授予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之職，肩負起更大的責任。麵對太平軍發起的第二次西征所帶來的嚴峻局勢，曾國藩一度被困於祁門，處境極為危險；同時，湖北地區的形勢也十分緊張，迫使胡林翼考慮撤除對安慶的包圍以支援後方。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荃及其兄長堅決主張堅守陣地，認為安慶之戰不僅關乎家族命運，更是決定國家安危的關鍵所在。
在此期間，曾國荃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與毅力，他不顧一切代價守衛著安慶周圍的防禦工事。盡管陳玉成領導下的太平軍數次試圖突破封鎖線，甚至導致其精銳部隊劉蹌琳部全軍覆沒，但最終未能成功解救安慶。隨著時間推移，城內的物資供應逐漸枯竭，給守城者帶來了巨大壓力。此時，曾國荃抓住機會，采取了更加積極主動的戰略，包括挖掘地道並使用炸藥攻擊城牆，同時還增設新的壕溝來增強防禦體係。
經過長時間的激烈戰鬥，雙方都付出了沉重代價。據記載，在一次特別慘烈的交鋒中，太平軍士兵手持稻草試圖填平湘軍設置的壕溝，但遭到猛烈炮火打擊，傷亡慘重。即便如此，他們仍前赴後繼地發起進攻，直至彈盡糧絕。到鹹豐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國荃終於通過爆破手段摧毀了安慶北門部分城牆，從而打開了通往城內的通道。由於長期饑餓和疲憊不堪，城內太平軍已無力抵抗，主將葉芸來及大約一萬六千名士兵全部遇難。
不幸的是，隨著安慶落入湘軍手中，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破壞與掠奪行為。曾國荃縱容手下士兵肆意燒殺搶掠，造成了嚴重的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事後統計顯示，“男子髫齔以上皆死”，大量婦女被俘虜，整個城市幾乎被洗劫一空。盡管如此，安慶的失陷對於太平天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它不僅削弱了天京的安全屏障，也為日後進一步攻打首都鋪平了道路。
因在這場戰役中的突出貢獻，曾國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評價，獲賜布政使銜、按察使記名等榮譽，並被授予“偉勇巴圖魯”的稱號以及頭品頂戴。此後不久，他還接連攻克無為州（今安徽無為縣）等地，進一步鞏固了湘軍在該區域的優勢地位。
五、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按察使，並很快升任江蘇布政使。當時，上海方麵因受到太平軍威脅而請求援助，曾國藩原本計劃派遣曾國荃作為援滬主帥，但曾國荃卻渴望直接攻取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以獲得更大的功勳。他認為如果前往上海可能會受製於他人指揮，不利於自己發揮才能，因此他以“願任其難”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五月初，在清軍尚未按照原定計劃行動之前，曾國荃便率領部隊迅速推進，接連攻克了無為、巢縣、含山、和州、太平府、東梁山、金柱關、蕪湖、江寧鎮、大勝關、秣陵關等地，並與彭玉麟所率領的湘軍水師會合，直逼天京城南的雨花台。
曾國荃的快速推進引起了湘軍內部的一些爭議，連他的兄長曾國藩也對此表示擔憂，多次提醒他要謹慎行事，避免過於冒進。然而，曾國荃堅持認為直接攻擊敵人的核心地帶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麵臨風險也是值得嚐試的。為了支持弟弟的軍事行動，曾國藩一方麵調集其他部隊協助打援，另一方麵還增加了曾國荃手下的兵力，使其軍隊規模逐漸擴大到五萬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盡管曾國荃被正式任命為浙江巡撫，但他依然留在前線繼續圍攻天京。同年夏季，湘軍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斷了天京與下遊地區的聯係及糧食供應線，使得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無援的狀態。在此期間，曾國荃采取了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式，試圖加速太平天國政權的崩潰。不過，與此同時，他也麵臨著不少挑戰，包括軍隊中爆發的瘟疫以及嚴重的糧餉短缺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一係列內部衝突，甚至出現了士兵搶掠的行為。麵對這些困境，曾國荃感到非常焦慮，但仍堅持不懈地推動著戰事向前發展。
隨著局勢的發展，太平天國明顯處於劣勢，天京已成為一座孤城，難以扭轉敗局。曾國荃極力排斥其他軍隊介入，先後拒絕了李鴻章部和白齊文領導的“常勝軍”的支援，決心獨自完成攻城任務。最終，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國荃指揮下的湘軍相繼占領了鍾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據了有利地形。隨後，他們在龍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轟擊城內目標。同時，還在城牆下挖掘地道，準備使用炸藥進行爆破。
經過精心準備，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時分，隨著一聲巨響，太平門附近的城牆被炸開一個二十多丈寬的大缺口，湘軍隨即衝入城內，標誌著天京的陷落。在占領城市後，曾國荃並沒有立即控製住局麵，反而允許手下士兵進行了大規模的劫掠活動，大量財富被私吞，許多重要人物如洪仁達、李秀成等也被俘虜。據記載，這場洗劫持續了數日之久，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人員傷亡。
盡管曾國荃在這次戰役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被封為一等威毅伯並賞賜雙眼花翎，但他並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於他在處理戰後事宜上的一些不當行為，特別是關於太平天國財寶去向的問題，遭到了官紳階層乃至清廷本身的質疑。此外，他還因為謊報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發爭議，實際上正是由於他的疏忽才讓對方得以逃脫。鑒於此，曾國藩出於保護弟弟的目的，建議他暫時退隱養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
對於被迫離開權力中心的結果，曾國荃內心充滿了不滿和憤怒，並在公開場合表達了這種情緒，給曾國藩帶來了不小的尷尬。為了安撫弟弟的心情，曾國藩不僅安排了能言善辯的趙烈文前去勸慰，還在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之際親自撰寫十二首七絕詩為其慶祝，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緩解他的負麵情緒。
六、屢退複起
曾國荃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由於其“功高多謗”，即因功勳卓著而招致了許多非議，特別是關於他在天京陷落後處理財寶問題上的爭議。因此，他選擇以健康為由請求開缺回籍，暫時離開了權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並未就此結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啟用曾國荃擔任山西巡撫，但他推辭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調任湖北巡撫，並於三月抵達武昌開始履職。
在湖北期間，曾國荃的任務是協助鎮壓撚軍的活動。撚軍是由北方農民組成的反清武裝力量，與太平天國運動有著一定的聯係。盡管曾國荃組織了所謂的“新湘軍”來對付撚軍，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多次戰鬥中敗多勝少。特別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領的部隊在蘄水遭遇慘敗，導致“新湘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次失敗後，曾國荃再次以身體不適為理由退職，隨後幾年裏鮮有公開活動。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國荃才重新受到朝廷重視，奉旨進京覲見。恰逢此時，同治帝駕崩，光緒帝即位。在新的朝局下，曾國荃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機會。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見奏對後，他被任命為陝西巡撫，不久後又改任河東河道總督，負責治理黃河泛濫的問題。在他的努力下，黃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國荃接替因病辭職的鮑源深出任山西巡撫。盡管他起初也因健康原因請求辭去職務，但在次年還是正式上任。這一時期正值華北地區遭受嚴重旱災，史稱“丁戌奇荒”。麵對這場波及數省的大饑荒，曾國荃積極組織賑濟工作。除了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資源外，他還向其他省份借貸，並號召社會各界捐款支援救災。通過這些措施，共籌集到一千三百萬兩白銀和二百多萬石糧食，挽救了大約六百萬人的生命。災後，他還采取了一係列減輕民眾負擔的政策，如減少徭役、節省開支等，使得山西成為當時各省賑災工作的典範。民眾對他感激不盡，甚至為他立生祠以示敬意。
在外交方麵，曾國荃也有一定的貢獻。例如，在光緒四年（1878年），他提議嚴格禁止山西境內種植罌粟，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即將相關土地充公。此外，在中俄關於新疆問題的談判過程中，他還秘密上書提出了加強邊防的戰略建議，顯示出他對國家安全的關注。
光緒六年（1880年），由於舊疾複發，曾國荃再次請辭並獲得批準休養。不過，很快他就又被召回京城，並在同年六月被派往山海關督辦防務，應對日益緊張的中俄關係。盡管身體狀況不佳，曾國荃依然盡職盡責地完成了任務，並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讚揚。
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曾國荃被補授陝甘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但由於健康問題未能立即赴任。此後不久，他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當時正值中法之間因越南問題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身處前線的曾國荃采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主張避免直接衝突，保持和平狀態。他認為廣東軍隊不應主動出擊，而是要隱秘地展示軍事準備的姿態。
光緒九年（1883年）七月，曾國荃卸任兩廣總督，並前往北京覲見。慈禧太後特別詢問了有關法國和越南局勢的情況。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獲得了“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殊待遇，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曾國荃先是署理禮部尚書，隨後不久便被調任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同年夏天，隨著中法戰爭爆發，他被任命為全權大臣，前往上海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進行談判。然而，在談判過程中，曾國荃的表現被認為不夠強硬且缺乏技巧，他自己也承認不擅長這種外交交涉。最終，在李鴻章的建議下，他擅自答應給予法國五十萬兩白銀作為“撫恤金”，但這個數額遠遠低於法國方麵的期望，被視為“笑柄”。此事不僅沒有解決爭端，反而讓曾國荃受到了朝廷的嚴厲批評，整個談判以失敗告終。
中法戰爭爆發後，法國軍隊開始侵擾中國沿海地區，朝廷內部對於是和是戰爭論不休。在這個關鍵時刻，曾國荃被委以重任，負責整治長江及海上防務。麵對複雜的局勢，他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利用上海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緩和緊張局勢，避免直接與法軍發生衝突。同時，他也加強了軍事部署，確保一旦戰爭爆發能夠迅速應對。
在這一時期，朝廷派遣文臣前往沿海各省協助處理軍務，這導致了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員難以完全掌控兵權。對此，曾國荃向朝廷進言，強調權力不能分散，必須集中指揮才能有效應對危機。由於他是久經沙場的老將，朝廷對他格外倚重，並采納了他的建議。
隨後，朝廷命令曾國荃派遣兵艦支援台灣，以抵禦可能的法軍入侵。雖然曾國荃承諾派出五艘兵艦，但實際上隻派出了三艘。這種做法引起了朝廷的不滿，最終他因此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然而，即使如此，派出的兵艦也未能抵達台灣，其中兩艘甚至返回到了浙江海域，並參與了鎮海戰役，取得了顯著戰功。隨著中法兩國迅速達成和平協議，這場短暫而激烈的戰爭終於告一段落。
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進行了京察（即對官員進行考核），鑒於曾國荃過去的功勳，僅對其進行了輕微的處分——開複處分，這意味著他的職務得以恢複，但之前的處罰記錄仍然存在。此後，曾國荃繼續擔任要職，並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成功平定了合肥西鄉劉文弼領導的一次起義，再次證明了自己的軍事才能。
到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後宣布歸政於光緒帝，為了表彰曾國荃多年的貢獻，特授予他太子太保的頭銜。這個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忠誠服務的一種肯定。
在治理兩江地區的六年時間裏，曾國荃展現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據《清史稿》記載，他善於把握大局，不過分糾結於瑣碎事務，使得該地區軍民關係和諧穩定。在他的領導下，兩江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維護和發展。這種治績不僅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也為他在朝中的地位增添了更多的穩固性。
結語
綜上所述，曾國荃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指揮官，在鞏固清朝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因為自身的一些不當行為而備受批評。無論如何，曾國荃的故事提醒我們，在評價曆史上的人物時，應當全麵考慮其正麵與負麵的影響，努力做到客觀公正。
曾國荃出生於1824年10月12日，正值清朝道光年間，他的出生地是湖南湘鄉白楊坪，即今天的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曾氏家族在遷居至湘鄉之前，祖籍為衡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家族在當地逐漸紮根並發展起來。作為家中的第四子，曾國荃比其長兄曾國藩小了十三歲，但在家族中他排行第九，因此常被稱為“九弟”。這一稱呼不僅體現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成為了後世認識這位曆史人物時的一個獨特標識。
曾國荃的成長經曆受到了良好教育的影響，這與他的哥哥曾國藩有著直接關係。1840年底，當曾國荃十六歲時，他隨父親曾麟書前往京師（今北京），居住於曾國藩租下的棉花六條胡同北側的一處住宅內。這次旅行對於年輕的曾國荃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曆，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以及當時的文化氛圍。然而好景不長，僅僅幾個月之後，在1841年的閏三月，曾麟書因故返回湖南老家，而曾國荃則選擇留在京城繼續學習。這段時間裏，曾國藩親自擔任弟弟的老師，傳授知識和智慧，這對曾國荃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到了1842年，曾國荃決定離開京城回到原籍。臨別之際，曾國藩特地送行至蘆溝橋，並贈送了一首詩給弟弟：“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這首詩背後蘊含著深厚的情感和期望。其中，“辰君”指的是生於庚辰年的曾國潢，“午君”則是指壬午年生的曾國華，而“老沅”自然就是對曾國荃本人的親切稱呼。通過這樣的詩句，曾國藩表達了對自己幾位兄弟才華的認可，尤其是對曾國荃寄予厚望，認為他在眾多兄弟之中尤為傑出
二、創建吉字營
曾國荃自幼便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個性，據史書記載他“少年奇氣，倜儻不群”，這預示著他未來將在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847年，曾國荃在府試中以第一名的成績入縣學，顯示了其卓越的學術能力。到了鹹豐二年（1852年），他又被錄取為貢生，進一步證明了他的才智和努力。
同年，隨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清廷急需加強地方防禦力量。於是，曾國藩奉命在湖南組織團練以抵禦太平軍。在此期間，曾國荃積極參與其中，不僅跟隨兄長左右，還提出了“治兵三十二策”來幫助改進軍隊管理及戰術運用。據說有一次當新招募的士兵與正規軍發生衝突時，曾國藩感歎道：“如果能采用我弟弟提出的全部策略，情況就不會如此糟糕。”這件事充分體現了他對曾國荃才能的認可。
1855年秋，曾國荃順利通過科舉考試成為舉人，並與兩位兄長——曾國潢、曾國華一起，在家鄉繼續開展團練活動。然而好景不長，次年準備赴京參加更高層次的會試時卻因戰事阻隔未能成行。麵對這種情況，曾國荃沒有放棄，而是選擇報捐同知銜，以便能夠在非常時期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時正值太平天國勢力達到頂峰之際，江西大部分地區已被其控製。曾國藩率領湘軍在江西作戰不利，甚至一度被困於南昌周邊的小片區域之內，形勢十分危急。得知這一消息後，曾國荃深感焦慮，決心要前往救援。恰逢吉安知府黃冕正尋求有效的防剿策略，兩人商議之下決定共同行動。曾國荃表示願意組建一支新的部隊參與戰鬥，並向黃冕保證隻要後者能夠負責後勤補給，自己就能獨立指揮一支軍隊去解救哥哥所在的困境。
隨後，在湖南巡撫駱秉章的支持下，曾國荃得以招募約3000名士兵，加上周鳳山所部共計6000餘人，組成了一支名為“吉字營”的新軍。這支隊伍主要任務是進攻被太平軍占領的吉安城，從而開辟一條通往南昌的道路。由此，“吉字營”成為了曾國荃正式領軍對抗太平軍的開端。
三、湘軍嫡係
鹹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荃因父親去世而返回家鄉處理喪事。這期間，原本由周鳳山指揮的部隊遭遇了太平軍的重創，士氣低落，局勢變得十分不利。鑒於此情況，同年九月，在江西巡撫耆齡的支持下，曾國荃被重新啟用，以期扭轉戰局。臨行前，曾國藩對弟弟進行了詳盡的指導，不僅強調了團結軍隊、與地方官員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還傳授了具體的作戰策略。這些教導對於曾國荃後續的軍事行動起到了關鍵作用。
回到前線後，曾國荃迅速采取行動，加強了對吉安城的包圍，並在吉水三曲灘成功擊敗了前來救援的石達開部太平軍。這一勝利極大地提升了“吉字營”的士氣，同時也為最終攻克吉安創造了有利條件。到了鹹豐八年（1858年）初，由於其卓越表現，曾國荃被提升為同知，並獲賜頂戴花翎作為嘉獎。隨後不久，他又進一步晉升至知府級別，並加授道員銜。同年八月，曾國荃發起了針對吉安城的一次大規模攻勢，通過水陸兩路同時進攻的方式，迫使守城的太平軍不得不放棄陣地撤離。隨著吉安的收複，太平軍在江西境內的主要據點幾乎全部丟失，這對整個反叛力量構成了沉重打擊。
然而，就在曾國荃取得一係列輝煌戰績的同時，湘軍內部卻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三河鎮之戰中，包括李續賓在內的多位將領及其所率領的大批士兵被太平軍徹底消滅，其中還包括曾國荃的兄長曾國華。這場慘敗給曾國藩帶來了極大的悲痛，也促使曾國荃暫時離開了前線，將從戰場上獲得的部分財物運回家鄉。直到1859年四月，他才帶著新招募的士兵回到了曾國藩位於撫州的大本營。此時，“吉字營”雖然保留了部分老戰士，但主體已經變成了全新的隊伍。更重要的是，該部隊自此完全脫離了湖南巡撫的直接控製，成為曾國藩個人麾下的核心力量之一。
四、圍觀安慶
鹹豐九年（1859年）下半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持續蔓延，安慶作為戰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時，湖北巡撫胡林翼與曾國藩共同策劃了一場針對安慶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旨在奪回這座被太平軍占領的重要城市。根據計劃，由曾國藩指揮的湘軍將從宿鬆、石牌方向向安慶推進，但這一行動很快遇到了挑戰：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率領一支龐大的援軍前來救援太湖地區，使得集中兵力對付這支援軍成為了湘軍的首要任務。
在選擇前線統一指揮官時，胡林翼傾向於其麾下的滿族將領多隆阿，然而考慮到曾氏兄弟可能對此有異議，胡林翼不得不與他們進行多次商議。盡管曾國荃和多隆阿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大局為重的前提下，曾國荃最終表示願意服從多隆阿的指揮，並稱讚其“忠勇絕倫”，展現了團結一致的決心。這一表態得到了胡林翼的高度讚賞，隨後他正式上奏請求任命多隆阿為總指揮。不過，曾國荃和他的哥哥們始終將目光放在奪取安慶城本身上，希望獲得這場戰役的關鍵勝利。
到了鹹豐十年（1860年）四月，曾國荃親自率軍移師至安慶集賢關，準備直接參與對城市的圍攻。與此同時，其他部隊則負責抵禦來自外部的任何援助嚐試。自鹹豐八年清軍江南大營崩潰以來，鎮壓太平軍的任務幾乎完全落在了湘軍身上，而曾國藩也被授予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之職，肩負起更大的責任。麵對太平軍發起的第二次西征所帶來的嚴峻局勢，曾國藩一度被困於祁門，處境極為危險；同時，湖北地區的形勢也十分緊張，迫使胡林翼考慮撤除對安慶的包圍以支援後方。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荃及其兄長堅決主張堅守陣地，認為安慶之戰不僅關乎家族命運，更是決定國家安危的關鍵所在。
在此期間，曾國荃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與毅力，他不顧一切代價守衛著安慶周圍的防禦工事。盡管陳玉成領導下的太平軍數次試圖突破封鎖線，甚至導致其精銳部隊劉蹌琳部全軍覆沒，但最終未能成功解救安慶。隨著時間推移，城內的物資供應逐漸枯竭，給守城者帶來了巨大壓力。此時，曾國荃抓住機會，采取了更加積極主動的戰略，包括挖掘地道並使用炸藥攻擊城牆，同時還增設新的壕溝來增強防禦體係。
經過長時間的激烈戰鬥，雙方都付出了沉重代價。據記載，在一次特別慘烈的交鋒中，太平軍士兵手持稻草試圖填平湘軍設置的壕溝，但遭到猛烈炮火打擊，傷亡慘重。即便如此，他們仍前赴後繼地發起進攻，直至彈盡糧絕。到鹹豐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曾國荃終於通過爆破手段摧毀了安慶北門部分城牆，從而打開了通往城內的通道。由於長期饑餓和疲憊不堪，城內太平軍已無力抵抗，主將葉芸來及大約一萬六千名士兵全部遇難。
不幸的是，隨著安慶落入湘軍手中，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破壞與掠奪行為。曾國荃縱容手下士兵肆意燒殺搶掠，造成了嚴重的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事後統計顯示，“男子髫齔以上皆死”，大量婦女被俘虜，整個城市幾乎被洗劫一空。盡管如此，安慶的失陷對於太平天國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它不僅削弱了天京的安全屏障，也為日後進一步攻打首都鋪平了道路。
因在這場戰役中的突出貢獻，曾國荃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評價，獲賜布政使銜、按察使記名等榮譽，並被授予“偉勇巴圖魯”的稱號以及頭品頂戴。此後不久，他還接連攻克無為州（今安徽無為縣）等地，進一步鞏固了湘軍在該區域的優勢地位。
五、直取金陵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按察使，並很快升任江蘇布政使。當時，上海方麵因受到太平軍威脅而請求援助，曾國藩原本計劃派遣曾國荃作為援滬主帥，但曾國荃卻渴望直接攻取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今南京），以獲得更大的功勳。他認為如果前往上海可能會受製於他人指揮，不利於自己發揮才能，因此他以“願任其難”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五月初，在清軍尚未按照原定計劃行動之前，曾國荃便率領部隊迅速推進，接連攻克了無為、巢縣、含山、和州、太平府、東梁山、金柱關、蕪湖、江寧鎮、大勝關、秣陵關等地，並與彭玉麟所率領的湘軍水師會合，直逼天京城南的雨花台。
曾國荃的快速推進引起了湘軍內部的一些爭議，連他的兄長曾國藩也對此表示擔憂，多次提醒他要謹慎行事，避免過於冒進。然而，曾國荃堅持認為直接攻擊敵人的核心地帶是更有效的策略，即使麵臨風險也是值得嚐試的。為了支持弟弟的軍事行動，曾國藩一方麵調集其他部隊協助打援，另一方麵還增加了曾國荃手下的兵力，使其軍隊規模逐漸擴大到五萬人左右。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盡管曾國荃被正式任命為浙江巡撫，但他依然留在前線繼續圍攻天京。同年夏季，湘軍成功攻占了九袱洲，切斷了天京與下遊地區的聯係及糧食供應線，使得這座城市陷入了更加孤立無援的狀態。在此期間，曾國荃采取了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式，試圖加速太平天國政權的崩潰。不過，與此同時，他也麵臨著不少挑戰，包括軍隊中爆發的瘟疫以及嚴重的糧餉短缺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一係列內部衝突，甚至出現了士兵搶掠的行為。麵對這些困境，曾國荃感到非常焦慮，但仍堅持不懈地推動著戰事向前發展。
隨著局勢的發展，太平天國明顯處於劣勢，天京已成為一座孤城，難以扭轉敗局。曾國荃極力排斥其他軍隊介入，先後拒絕了李鴻章部和白齊文領導的“常勝軍”的支援，決心獨自完成攻城任務。最終，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和五月，曾國荃指揮下的湘軍相繼占領了鍾山上的“天堡城”和“地堡城”，占據了有利地形。隨後，他們在龍脖子山上布置了大量的火炮，日夜不停地轟擊城內目標。同時，還在城牆下挖掘地道，準備使用炸藥進行爆破。
經過精心準備，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中午時分，隨著一聲巨響，太平門附近的城牆被炸開一個二十多丈寬的大缺口，湘軍隨即衝入城內，標誌著天京的陷落。在占領城市後，曾國荃並沒有立即控製住局麵，反而允許手下士兵進行了大規模的劫掠活動，大量財富被私吞，許多重要人物如洪仁達、李秀成等也被俘虜。據記載，這場洗劫持續了數日之久，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人員傷亡。
盡管曾國荃在這次戰役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被封為一等威毅伯並賞賜雙眼花翎，但他並未因此得到朝廷的完全信任和支持。相反，由於他在處理戰後事宜上的一些不當行為，特別是關於太平天國財寶去向的問題，遭到了官紳階層乃至清廷本身的質疑。此外，他還因為謊報洪秀全之子已死而引發爭議，實際上正是由於他的疏忽才讓對方得以逃脫。鑒於此，曾國藩出於保護弟弟的目的，建議他暫時退隱養病，得到了清政府的批準。
對於被迫離開權力中心的結果，曾國荃內心充滿了不滿和憤怒，並在公開場合表達了這種情緒，給曾國藩帶來了不小的尷尬。為了安撫弟弟的心情，曾國藩不僅安排了能言善辯的趙烈文前去勸慰，還在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之際親自撰寫十二首七絕詩為其慶祝，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緩解他的負麵情緒。
六、屢退複起
曾國荃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由於其“功高多謗”，即因功勳卓著而招致了許多非議，特別是關於他在天京陷落後處理財寶問題上的爭議。因此，他選擇以健康為由請求開缺回籍，暫時離開了權力中心。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並未就此結束。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朝廷再次啟用曾國荃擔任山西巡撫，但他推辭未就。到了次年的正月，他又被調任湖北巡撫，並於三月抵達武昌開始履職。
在湖北期間，曾國荃的任務是協助鎮壓撚軍的活動。撚軍是由北方農民組成的反清武裝力量，與太平天國運動有著一定的聯係。盡管曾國荃組織了所謂的“新湘軍”來對付撚軍，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多次戰鬥中敗多勝少。特別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春，彭毓橘所率領的部隊在蘄水遭遇慘敗，導致“新湘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次失敗後，曾國荃再次以身體不適為理由退職，隨後幾年裏鮮有公開活動。
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國荃才重新受到朝廷重視，奉旨進京覲見。恰逢此時，同治帝駕崩，光緒帝即位。在新的朝局下，曾國荃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機會。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在召見奏對後，他被任命為陝西巡撫，不久後又改任河東河道總督，負責治理黃河泛濫的問題。在他的努力下，黃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光緒二年（1876年）八月九日，曾國荃接替因病辭職的鮑源深出任山西巡撫。盡管他起初也因健康原因請求辭去職務，但在次年還是正式上任。這一時期正值華北地區遭受嚴重旱災，史稱“丁戌奇荒”。麵對這場波及數省的大饑荒，曾國荃積極組織賑濟工作。除了利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資源外，他還向其他省份借貸，並號召社會各界捐款支援救災。通過這些措施，共籌集到一千三百萬兩白銀和二百多萬石糧食，挽救了大約六百萬人的生命。災後，他還采取了一係列減輕民眾負擔的政策，如減少徭役、節省開支等，使得山西成為當時各省賑災工作的典範。民眾對他感激不盡，甚至為他立生祠以示敬意。
在外交方麵，曾國荃也有一定的貢獻。例如，在光緒四年（1878年），他提議嚴格禁止山西境內種植罌粟，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即將相關土地充公。此外，在中俄關於新疆問題的談判過程中，他還秘密上書提出了加強邊防的戰略建議，顯示出他對國家安全的關注。
光緒六年（1880年），由於舊疾複發，曾國荃再次請辭並獲得批準休養。不過，很快他就又被召回京城，並在同年六月被派往山海關督辦防務，應對日益緊張的中俄關係。盡管身體狀況不佳，曾國荃依然盡職盡責地完成了任務，並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讚揚。
光緒七年（1881年）二月一日，曾國荃被補授陝甘總督兼兵部尚書銜，但由於健康問題未能立即赴任。此後不久，他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當時正值中法之間因越南問題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身處前線的曾國荃采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主張避免直接衝突，保持和平狀態。他認為廣東軍隊不應主動出擊，而是要隱秘地展示軍事準備的姿態。
光緒九年（1883年）七月，曾國荃卸任兩廣總督，並前往北京覲見。慈禧太後特別詢問了有關法國和越南局勢的情況。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獲得了“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殊待遇，顯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曾國荃先是署理禮部尚書，隨後不久便被調任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同年夏天，隨著中法戰爭爆發，他被任命為全權大臣，前往上海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進行談判。然而，在談判過程中，曾國荃的表現被認為不夠強硬且缺乏技巧，他自己也承認不擅長這種外交交涉。最終，在李鴻章的建議下，他擅自答應給予法國五十萬兩白銀作為“撫恤金”，但這個數額遠遠低於法國方麵的期望，被視為“笑柄”。此事不僅沒有解決爭端，反而讓曾國荃受到了朝廷的嚴厲批評，整個談判以失敗告終。
中法戰爭爆發後，法國軍隊開始侵擾中國沿海地區，朝廷內部對於是和是戰爭論不休。在這個關鍵時刻，曾國荃被委以重任，負責整治長江及海上防務。麵對複雜的局勢，他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利用上海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緩和緊張局勢，避免直接與法軍發生衝突。同時，他也加強了軍事部署，確保一旦戰爭爆發能夠迅速應對。
在這一時期，朝廷派遣文臣前往沿海各省協助處理軍務，這導致了一些省份的地方官員難以完全掌控兵權。對此，曾國荃向朝廷進言，強調權力不能分散，必須集中指揮才能有效應對危機。由於他是久經沙場的老將，朝廷對他格外倚重，並采納了他的建議。
隨後，朝廷命令曾國荃派遣兵艦支援台灣，以抵禦可能的法軍入侵。雖然曾國荃承諾派出五艘兵艦，但實際上隻派出了三艘。這種做法引起了朝廷的不滿，最終他因此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然而，即使如此，派出的兵艦也未能抵達台灣，其中兩艘甚至返回到了浙江海域，並參與了鎮海戰役，取得了顯著戰功。隨著中法兩國迅速達成和平協議，這場短暫而激烈的戰爭終於告一段落。
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進行了京察（即對官員進行考核），鑒於曾國荃過去的功勳，僅對其進行了輕微的處分——開複處分，這意味著他的職務得以恢複，但之前的處罰記錄仍然存在。此後，曾國荃繼續擔任要職，並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成功平定了合肥西鄉劉文弼領導的一次起義，再次證明了自己的軍事才能。
到了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後宣布歸政於光緒帝，為了表彰曾國荃多年的貢獻，特授予他太子太保的頭銜。這個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忠誠服務的一種肯定。
在治理兩江地區的六年時間裏，曾國荃展現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據《清史稿》記載，他善於把握大局，不過分糾結於瑣碎事務，使得該地區軍民關係和諧穩定。在他的領導下，兩江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維護和發展。這種治績不僅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也為他在朝中的地位增添了更多的穩固性。
結語
綜上所述，曾國荃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指揮官，在鞏固清朝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因為自身的一些不當行為而備受批評。無論如何，曾國荃的故事提醒我們，在評價曆史上的人物時，應當全麵考慮其正麵與負麵的影響，努力做到客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