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曆
韋昌輝出生於廣西桂平金田村一個地主家庭，家中擁有水田二百六十餘畝。雖然這在當時算是不小的家產，但相較於同鄉的其他大地主而言，韋家隻能算作新富起來的暴發戶。這種背景使得韋家在地方上並不受到尊重，反而成為了同鄉中一些權勢更大的地主欺侮的對象。其中，與韋家關係最為緊張的是金田村的地主謝啟發一家。兩家之間因為土地、利益等問題爭執不斷，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此外，界垌村藍家以及隔江相對的王謨村劉家也時常聯合官府的力量對韋家進行打壓和侮辱。例如，在向糧官繳納田稅時，韋家曾遭遇過交了田糧卻未獲得相應憑證的情況，被迫再次繳納；甚至韋家女性外出時也會遭到當地豪紳們的騷擾。
麵對如此惡劣的外部環境，年輕的韋昌輝嚐試通過結交有權有勢的人物來提升自己及家族的地位，希望能夠借此改變現狀。然而，他的努力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其父韋元玠深感家族缺乏能夠帶來社會地位的功名之士，決定全力支持兒子讀書並參加科舉考試，希望以此為家族贏得更多尊重。盡管韋昌輝確實展現出了相當的學習能力，並且參加了兩次童子試，但遺憾的是均未能成功獲取功名。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韋元玠不惜花費重金給韋昌輝捐了一個監生的身份，並在家門口掛上了“成均進士”的匾額（另有說法稱是“登仕郎”）。本以為這樣可以暫時緩解外界對韋家的輕視態度，卻不料此舉反而引來了更大的麻煩。就在不久之後的一個夜晚，有人潛入韋宅將匾額上的“成均”二字鏟除，隻留下“進士”二字。第二天，謝啟發等人便以韋家冒充進士、大逆不道為由將其父韋元玠告至團局。經過一番周折，最終韋家不得不支付三百兩白銀才得以讓韋元玠平安歸來。然而，這件事情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韋家背負上了“假冒進士”的惡名，在鄰裏間遭受更多的嘲笑和非議。
二、入上帝會
1847年，馮雲山來到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傳教，期間結識了韋昌輝一家。麵對韋家長期以來遭受的不公待遇，馮雲山深表同情，並開始向他們介紹“上帝會”的信仰。這一新宗教團體主張反清複明、平等互助的理念，為處在困境中的韋家人提供了新的希望。盡管當時馮雲山因傳播異端思想而被捕，但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被押解回籍途中再次經過金田村時，借宿於韋家。正是這次停留給了馮雲山機會，正式說服了韋昌輝加入“拜上帝會”。為了支持這個新興組織的發展，韋昌輝慷慨解囊，捐出了大量家財用於傳教活動。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上帝會中來，該團體與地方團練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衝突並準備未來的起義行動，上帝會成員們開始秘密製造武器。韋昌輝家成為了這一地下工作的中心之一。據記載，他在自家開設了十二座鐵爐，表麵上打著製作農具的幌子，實際上卻在暗中打造刀槍等軍事裝備。這些精心設計的農具如鐵耙，其齒部特別長且粗大，一旦拆卸下來便可以迅速改裝成戰鬥用的矛槍或短紮。為了掩飾真實目的，韋昌輝還特意在家門口飼養了一群鵝，利用它們的叫聲掩蓋打鐵產生的噪音。此外，通過在市場上出售質量不佳的農具同時大量收購廢銅爛鐵的方式，既避免了引起懷疑又積累了充足的原材料。所有製成的武器都被秘密藏匿於村西頭的一個名為犀牛潭的地方，以備不時之需。
與此同時，在上帝會內部，韋昌輝逐漸贏得了實權人物蕭朝貴的信任和支持。1849年8月，蕭朝貴假托天兄下凡之名，邀請韋昌輝陪同前往貴縣迎接洪秀全，並在此過程中公開宣稱韋昌輝與自己及洪秀全是同一條心腸上的兄弟，從而確立了他在上帝會中的特殊地位——被視為“天父”之子、“天兄”之弟。自此之後，韋昌輝對蕭朝貴言聽計從，表現出極大的忠誠度。基於這種密切的關係，蕭朝貴最終決定將起義的大本營設在韋昌輝家中所在的金田村。
當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義爆發時，韋昌輝不僅提供了物質上的巨大支持，而且積極參與到了整個策劃過程之中。由於他在籌備階段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使得清政府在初期往往將其視為太平天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甚至直接稱其為“賊首”。
三、封為北王
金田起義爆發後，韋昌輝被任命為右軍主將，並隨後加封為後護又副軍師。盡管他也參與了一些戰鬥，但在軍事成就上並不如蕭朝貴和馮雲山那樣顯赫。在太平天國從廣西向江蘇進軍的過程中，韋昌輝主要負責後勤工作，包括糧食供給等關鍵任務，確保全軍的物資供應。此外，他還承擔了大量行政管理職責，在楊秀清的領導下處理各種日常事務，這一角色被稱為“承宣”。
1851年10月25日（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洪秀全在永安州頒布了一項重要的詔書，對五位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正式分封，並授予了超過800名官員不同的官爵。在這次封賞中，韋昌輝被封為北王，並獲得了“六千歲”的尊稱。他的地位僅次於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以及南王馮雲山，而高於翼王石達開。這意味著韋昌輝成為了太平天國領導層中的重要成員之一。
然而，隨著馮雲山和蕭朝貴相繼戰死，韋昌輝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成為僅次於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的第三號人物。特別是在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改名為天京）之後，洪秀全逐漸退居幕後，很少直接參與政務決策。此時，軍政大權實際上由楊秀清掌握，而韋昌輝則作為其助手協助處理各項事務，這種合作關係被官方文件描述為“協理天事”。具體來說，在許多情況下，前線將領們首先會向韋昌輝匯報情況，然後由他再轉呈給楊秀清，以獲得最終指示或批準。這表明韋昌輝不僅在行政管理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充當了一個關鍵的信息傳遞者角色。到了1854年，為了表彰韋昌輝對太平天國事業所做出的貢獻，他又被授予了“雷師”和“高天仁人”的稱號。
四、變亂伏誅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後，東王楊秀清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幾乎架空了天王洪秀全。楊秀清不僅在政治上獨斷專行，還經常借“天父下凡”的名義羞辱洪秀全，這種行為引起了其他領導人的不滿。作為北王的韋昌輝，在這種複雜的權力結構中采取了兩麵討好的策略：一方麵極力逢迎洪秀全以獲得其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麵又不得不曲意奉承楊秀清，以免受到打壓或排擠。例如，據說每當與楊秀清討論事情時，韋昌輝總是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年輕見識淺薄，需要楊秀清的指導才能明白事理。甚至有一次，他的哥哥因房產糾紛與楊秀清的小妾之兄發生爭執，為了平息事端，韋昌輝竟然主張將自己親兄弟處以極刑。
1854年春夏之交，韋昌輝派遣殿前右二承宣張子朋率船隊進攻湘鄂地區。然而由於內部矛盾激化，導致部隊之間出現嚴重分歧，最終引發了大規模衝突。當消息傳到楊秀清耳中後，他立刻前往北王府對韋昌輝進行了嚴厲懲罰，並對其下屬也進行了相應處置。這次事件進一步加劇了韋昌輝對楊秀清的怨恨情緒。同年五月，盡管楊秀清命令韋昌輝率軍攻打湖北，但隨後卻又改變主意讓其他人代替出征，這無疑是對韋昌輝能力的一種質疑。秋季時再次重複類似情況，使韋昌輝更加感到被邊緣化。
隨著時間推移，楊秀清越來越囂張跋扈的行為終於觸怒了包括洪秀全在內的多位高層領導人。他們開始秘密商議如何應對這一局麵。尤其是1856年初夏之際，隨著清軍江北、江南兩大營相繼瓦解，天京圍困解除，韋昌輝正帶領軍隊在江西取得勝利之時，楊秀清卻提出了過分的要求——逼迫洪秀全封他為“萬歲”。麵對如此挑釁之舉，洪秀全再也無法忍受下去，於是密令正在前線作戰的韋昌輝返回京城執行誅殺任務。
7月26日（或29日），韋昌輝帶著三千精銳部隊悄悄進入天京，並迅速控製住了局勢。得到洪秀全正式批準後，他立即前往東王府展開行動，將楊秀清及其家人全部殺害。然而這場血腥清洗並沒有就此結束，韋昌輝利用機會擴大打擊範圍，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了上萬名無辜者，其中包括許多原本支持太平天國事業的文武官員和平民百姓。此舉直接導致了天京城內人心惶惶，連同石達開等重要將領也開始對韋昌輝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
當石達開從外地趕回天京試圖調解時，反而激起了韋昌輝更大的殺心。為了避免自身及家人遭遇不測，石達開被迫逃離京城。而韋昌輝則變本加厲地追殺石達開親屬，並且公然威脅要包圍天王府強迫洪秀全交人。麵對如此失控的局麵，洪秀全不得不公開宣布韋昌輝為叛徒，並號召全體軍民共同將其捉拿歸案。
由於此前韋昌輝的大規模屠殺已經徹底失去了民心，因此在他被宣布為“北奸”之後，其勢力迅速土崩瓦解。9月27日（陰曆十月初五日，陽曆11月2日），藏匿多日的韋昌輝終於被捕，並被押送至天王府接受審判。最終，根據洪秀全的命令，韋昌輝遭受了極其殘酷的肢解處決，並將首級送往石達開處示眾。與此同時，參與此次事變的陳承鎔、秦日綱等200餘名“韋黨”成員也被一並處決，從而宣告了這場震驚內外的天京事變正式落幕。
韋昌輝出生於廣西桂平金田村一個地主家庭，家中擁有水田二百六十餘畝。雖然這在當時算是不小的家產，但相較於同鄉的其他大地主而言，韋家隻能算作新富起來的暴發戶。這種背景使得韋家在地方上並不受到尊重，反而成為了同鄉中一些權勢更大的地主欺侮的對象。其中，與韋家關係最為緊張的是金田村的地主謝啟發一家。兩家之間因為土地、利益等問題爭執不斷，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此外，界垌村藍家以及隔江相對的王謨村劉家也時常聯合官府的力量對韋家進行打壓和侮辱。例如，在向糧官繳納田稅時，韋家曾遭遇過交了田糧卻未獲得相應憑證的情況，被迫再次繳納；甚至韋家女性外出時也會遭到當地豪紳們的騷擾。
麵對如此惡劣的外部環境，年輕的韋昌輝嚐試通過結交有權有勢的人物來提升自己及家族的地位，希望能夠借此改變現狀。然而，他的努力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其父韋元玠深感家族缺乏能夠帶來社會地位的功名之士，決定全力支持兒子讀書並參加科舉考試，希望以此為家族贏得更多尊重。盡管韋昌輝確實展現出了相當的學習能力，並且參加了兩次童子試，但遺憾的是均未能成功獲取功名。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韋元玠不惜花費重金給韋昌輝捐了一個監生的身份，並在家門口掛上了“成均進士”的匾額（另有說法稱是“登仕郎”）。本以為這樣可以暫時緩解外界對韋家的輕視態度，卻不料此舉反而引來了更大的麻煩。就在不久之後的一個夜晚，有人潛入韋宅將匾額上的“成均”二字鏟除，隻留下“進士”二字。第二天，謝啟發等人便以韋家冒充進士、大逆不道為由將其父韋元玠告至團局。經過一番周折，最終韋家不得不支付三百兩白銀才得以讓韋元玠平安歸來。然而，這件事情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韋家背負上了“假冒進士”的惡名，在鄰裏間遭受更多的嘲笑和非議。
二、入上帝會
1847年，馮雲山來到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傳教，期間結識了韋昌輝一家。麵對韋家長期以來遭受的不公待遇，馮雲山深表同情，並開始向他們介紹“上帝會”的信仰。這一新宗教團體主張反清複明、平等互助的理念，為處在困境中的韋家人提供了新的希望。盡管當時馮雲山因傳播異端思想而被捕，但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被押解回籍途中再次經過金田村時，借宿於韋家。正是這次停留給了馮雲山機會，正式說服了韋昌輝加入“拜上帝會”。為了支持這個新興組織的發展，韋昌輝慷慨解囊，捐出了大量家財用於傳教活動。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上帝會中來，該團體與地方團練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衝突並準備未來的起義行動，上帝會成員們開始秘密製造武器。韋昌輝家成為了這一地下工作的中心之一。據記載，他在自家開設了十二座鐵爐，表麵上打著製作農具的幌子，實際上卻在暗中打造刀槍等軍事裝備。這些精心設計的農具如鐵耙，其齒部特別長且粗大，一旦拆卸下來便可以迅速改裝成戰鬥用的矛槍或短紮。為了掩飾真實目的，韋昌輝還特意在家門口飼養了一群鵝，利用它們的叫聲掩蓋打鐵產生的噪音。此外，通過在市場上出售質量不佳的農具同時大量收購廢銅爛鐵的方式，既避免了引起懷疑又積累了充足的原材料。所有製成的武器都被秘密藏匿於村西頭的一個名為犀牛潭的地方，以備不時之需。
與此同時，在上帝會內部，韋昌輝逐漸贏得了實權人物蕭朝貴的信任和支持。1849年8月，蕭朝貴假托天兄下凡之名，邀請韋昌輝陪同前往貴縣迎接洪秀全，並在此過程中公開宣稱韋昌輝與自己及洪秀全是同一條心腸上的兄弟，從而確立了他在上帝會中的特殊地位——被視為“天父”之子、“天兄”之弟。自此之後，韋昌輝對蕭朝貴言聽計從，表現出極大的忠誠度。基於這種密切的關係，蕭朝貴最終決定將起義的大本營設在韋昌輝家中所在的金田村。
當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義爆發時，韋昌輝不僅提供了物質上的巨大支持，而且積極參與到了整個策劃過程之中。由於他在籌備階段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使得清政府在初期往往將其視為太平天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甚至直接稱其為“賊首”。
三、封為北王
金田起義爆發後，韋昌輝被任命為右軍主將，並隨後加封為後護又副軍師。盡管他也參與了一些戰鬥，但在軍事成就上並不如蕭朝貴和馮雲山那樣顯赫。在太平天國從廣西向江蘇進軍的過程中，韋昌輝主要負責後勤工作，包括糧食供給等關鍵任務，確保全軍的物資供應。此外，他還承擔了大量行政管理職責，在楊秀清的領導下處理各種日常事務，這一角色被稱為“承宣”。
1851年10月25日（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洪秀全在永安州頒布了一項重要的詔書，對五位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正式分封，並授予了超過800名官員不同的官爵。在這次封賞中，韋昌輝被封為北王，並獲得了“六千歲”的尊稱。他的地位僅次於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以及南王馮雲山，而高於翼王石達開。這意味著韋昌輝成為了太平天國領導層中的重要成員之一。
然而，隨著馮雲山和蕭朝貴相繼戰死，韋昌輝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成為僅次於天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的第三號人物。特別是在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改名為天京）之後，洪秀全逐漸退居幕後，很少直接參與政務決策。此時，軍政大權實際上由楊秀清掌握，而韋昌輝則作為其助手協助處理各項事務，這種合作關係被官方文件描述為“協理天事”。具體來說，在許多情況下，前線將領們首先會向韋昌輝匯報情況，然後由他再轉呈給楊秀清，以獲得最終指示或批準。這表明韋昌輝不僅在行政管理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充當了一個關鍵的信息傳遞者角色。到了1854年，為了表彰韋昌輝對太平天國事業所做出的貢獻，他又被授予了“雷師”和“高天仁人”的稱號。
四、變亂伏誅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南京）後，東王楊秀清逐漸掌握了朝政大權，幾乎架空了天王洪秀全。楊秀清不僅在政治上獨斷專行，還經常借“天父下凡”的名義羞辱洪秀全，這種行為引起了其他領導人的不滿。作為北王的韋昌輝，在這種複雜的權力結構中采取了兩麵討好的策略：一方麵極力逢迎洪秀全以獲得其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麵又不得不曲意奉承楊秀清，以免受到打壓或排擠。例如，據說每當與楊秀清討論事情時，韋昌輝總是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年輕見識淺薄，需要楊秀清的指導才能明白事理。甚至有一次，他的哥哥因房產糾紛與楊秀清的小妾之兄發生爭執，為了平息事端，韋昌輝竟然主張將自己親兄弟處以極刑。
1854年春夏之交，韋昌輝派遣殿前右二承宣張子朋率船隊進攻湘鄂地區。然而由於內部矛盾激化，導致部隊之間出現嚴重分歧，最終引發了大規模衝突。當消息傳到楊秀清耳中後，他立刻前往北王府對韋昌輝進行了嚴厲懲罰，並對其下屬也進行了相應處置。這次事件進一步加劇了韋昌輝對楊秀清的怨恨情緒。同年五月，盡管楊秀清命令韋昌輝率軍攻打湖北，但隨後卻又改變主意讓其他人代替出征，這無疑是對韋昌輝能力的一種質疑。秋季時再次重複類似情況，使韋昌輝更加感到被邊緣化。
隨著時間推移，楊秀清越來越囂張跋扈的行為終於觸怒了包括洪秀全在內的多位高層領導人。他們開始秘密商議如何應對這一局麵。尤其是1856年初夏之際，隨著清軍江北、江南兩大營相繼瓦解，天京圍困解除，韋昌輝正帶領軍隊在江西取得勝利之時，楊秀清卻提出了過分的要求——逼迫洪秀全封他為“萬歲”。麵對如此挑釁之舉，洪秀全再也無法忍受下去，於是密令正在前線作戰的韋昌輝返回京城執行誅殺任務。
7月26日（或29日），韋昌輝帶著三千精銳部隊悄悄進入天京，並迅速控製住了局勢。得到洪秀全正式批準後，他立即前往東王府展開行動，將楊秀清及其家人全部殺害。然而這場血腥清洗並沒有就此結束，韋昌輝利用機會擴大打擊範圍，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了上萬名無辜者，其中包括許多原本支持太平天國事業的文武官員和平民百姓。此舉直接導致了天京城內人心惶惶，連同石達開等重要將領也開始對韋昌輝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
當石達開從外地趕回天京試圖調解時，反而激起了韋昌輝更大的殺心。為了避免自身及家人遭遇不測，石達開被迫逃離京城。而韋昌輝則變本加厲地追殺石達開親屬，並且公然威脅要包圍天王府強迫洪秀全交人。麵對如此失控的局麵，洪秀全不得不公開宣布韋昌輝為叛徒，並號召全體軍民共同將其捉拿歸案。
由於此前韋昌輝的大規模屠殺已經徹底失去了民心，因此在他被宣布為“北奸”之後，其勢力迅速土崩瓦解。9月27日（陰曆十月初五日，陽曆11月2日），藏匿多日的韋昌輝終於被捕，並被押送至天王府接受審判。最終，根據洪秀全的命令，韋昌輝遭受了極其殘酷的肢解處決，並將首級送往石達開處示眾。與此同時，參與此次事變的陳承鎔、秦日綱等200餘名“韋黨”成員也被一並處決，從而宣告了這場震驚內外的天京事變正式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