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設定的思維杠杆。
但是，他們又把這種思維杠杆看成是君子應有的美德，並且頒布了一個判別基準：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禮記·中庸》
孔子甚至不無激動地說：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論語·雍也》
這就把中庸說成了最高道德。
“中”是指避開兩頭的極端而權衡出一個中間值，“庸”是指一種尋常實用的穩定狀態。這明明屬於方法論的範疇，怎麽會成為一種最高道德呢？
主要原因，與文明的艱難曆程有關。
人類在開始拓植文明之後的很長時間，艱險的環境危及生存，不得不處處運用過度之力。麵對荒昧，麵對野蠻，麵對邪惡，若不超常用力，怎麽能夠活下來？終於，活下來了，那又必定加倍地動用重力、暴力、武力進行自衛和懲罰。既然一切都以超常的形態出現，當然又會引發更加超常的報複。時間一長，以暴易暴，成了人類生活的第一規則，幾乎誰也免不了。連不少仁慈的宗教，也發動了一次次宗教戰爭。強大、威武、雄蠻，變為多數權勢者和庇蔭者的人格企盼，也成為大家的生存方略。在這種情況下，誰都不敢承認，卻又不能不承認，人類正由俞演俞烈的殺伐程序走向自毀自滅。
一切都起之於過度用力，又以道義的借口讓那些過度之力走向了極端主義。極端主義，聽起來好像是一個現代命題，其實在遙遠的古代已經是一個廣泛滲透的意識形態。
明白了這麽一個整體背景，我們也就懂得，孔子為什麽要把中庸思想說成是最高道德了。
他很清楚，如果種種極端不受控製，人類的災難必將無窮無盡。那麽，靠什麽來控製極端呢？一定不是另一種極端方式，而隻能是中庸。
中庸思想要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執”，是指執行和掌控，那也就是說，把兩端掌控住了，隻取用兩端之間的“中”，才可能有利於萬民。這個“中”，就是處於中間部位的一個合適支點。這個支點不同於兩端，卻又照顧著兩端，牽製著兩端，使兩端不要“懸崖滑落”。因此，這個“中”，不僅避免了兩端的禍害，而且也挽救了兩端，所以成了最高道德。
孔子對這種思維的概括是四個字：允執厥中。
這裏邊的“厥”字，在古文中是代詞，與“其”字同義，因此這四個字也可以說成“允執其中”。允，是指公允、實在。連在一起，就是好好地執行中庸之道。
孔子坦陳，這個說法不是他自己發明的，而隻是在複述古代堯帝對舜帝的囑咐。
那天，堯對舜說：
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
翻譯一下，大體是：
咳，你，舜啊！上天的命數已經落到你身上，好好地執行中庸之道吧。要是四海困窮，你的天命也就永遠終結了。
那麽，舜是怎麽做的呢？他的做法，就是上文提到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完全沒有辜負堯的囑咐。
你看，堯、舜以及中華文明的其他創建者，都把上天命數、四海生機與中庸思想緊緊相連，可見其重要。
“允執厥中”這四個字，我們還能在《尚書》中看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
《尚書·大禹謨》
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就是：人心崩潰，大道難見，唯一可行的，是好好地執行中庸之道。
這也就是說，產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全是因為脫離中道，走了極端。
把中庸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天理、天命、天道，這與“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有關。中華文明的基礎是農耕文明，緊緊地依賴著四季循環、日月陰晴，因此很清楚一切極端主義都不符合天道。夏日炎熱到極端必起秋風，冬天寒冷到極端即來春天，構成一個否定極端主義的生態循環圈。《周易》用一貫神秘的語氣宣布：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周易·彖傳》
一“中”一“正”，實為天命，不該違背。
現代社會有一個重大誤會，常常以為中庸是平庸，激烈是高尚。進一步，又把中庸者看成是小人，把激烈者看成是君子。但是，偉大的古代哲人告訴我們，事情正好相反。
那些在兩個懸崖之間低頭為普遍民眾找一條可行之路的，一定是君子；相反，那些在懸崖頂端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裝扮勇猛的，一定是小人。所以又可回到我們這一論述的起點：“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小人極端，君子反極端。”
環視全人類，這種中庸思想，或者說這種從屬於君子之道的中庸之道，為中華民族所獨有。國外也有“取中間值”的方法論，但不像中華民族那樣，把中庸奉為至高，不可或缺。
中國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關鍵，而事實證明，中華文明確實成了人類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或湮滅的幸存者。
據我本人對各大古文明遺址的實地考察、對比、研究，確認中庸之道是中華文明長壽的最重要原因。正是這種堅守中間態、尋常態、隨和態的彈性存在，使中華文明避過了無數次斷裂和崩塌。
相比之下，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民族，不管經濟情況如何，都喜歡炫耀極端。要讓他們了解中庸，執行中庸，實在非常困難。
但是，他們又把這種思維杠杆看成是君子應有的美德，並且頒布了一個判別基準：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禮記·中庸》
孔子甚至不無激動地說：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論語·雍也》
這就把中庸說成了最高道德。
“中”是指避開兩頭的極端而權衡出一個中間值，“庸”是指一種尋常實用的穩定狀態。這明明屬於方法論的範疇，怎麽會成為一種最高道德呢？
主要原因，與文明的艱難曆程有關。
人類在開始拓植文明之後的很長時間，艱險的環境危及生存，不得不處處運用過度之力。麵對荒昧，麵對野蠻，麵對邪惡，若不超常用力，怎麽能夠活下來？終於，活下來了，那又必定加倍地動用重力、暴力、武力進行自衛和懲罰。既然一切都以超常的形態出現，當然又會引發更加超常的報複。時間一長，以暴易暴，成了人類生活的第一規則，幾乎誰也免不了。連不少仁慈的宗教，也發動了一次次宗教戰爭。強大、威武、雄蠻，變為多數權勢者和庇蔭者的人格企盼，也成為大家的生存方略。在這種情況下，誰都不敢承認，卻又不能不承認，人類正由俞演俞烈的殺伐程序走向自毀自滅。
一切都起之於過度用力，又以道義的借口讓那些過度之力走向了極端主義。極端主義，聽起來好像是一個現代命題，其實在遙遠的古代已經是一個廣泛滲透的意識形態。
明白了這麽一個整體背景，我們也就懂得，孔子為什麽要把中庸思想說成是最高道德了。
他很清楚，如果種種極端不受控製，人類的災難必將無窮無盡。那麽，靠什麽來控製極端呢？一定不是另一種極端方式，而隻能是中庸。
中庸思想要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執”，是指執行和掌控，那也就是說，把兩端掌控住了，隻取用兩端之間的“中”，才可能有利於萬民。這個“中”，就是處於中間部位的一個合適支點。這個支點不同於兩端，卻又照顧著兩端，牽製著兩端，使兩端不要“懸崖滑落”。因此，這個“中”，不僅避免了兩端的禍害，而且也挽救了兩端，所以成了最高道德。
孔子對這種思維的概括是四個字：允執厥中。
這裏邊的“厥”字，在古文中是代詞，與“其”字同義，因此這四個字也可以說成“允執其中”。允，是指公允、實在。連在一起，就是好好地執行中庸之道。
孔子坦陳，這個說法不是他自己發明的，而隻是在複述古代堯帝對舜帝的囑咐。
那天，堯對舜說：
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
翻譯一下，大體是：
咳，你，舜啊！上天的命數已經落到你身上，好好地執行中庸之道吧。要是四海困窮，你的天命也就永遠終結了。
那麽，舜是怎麽做的呢？他的做法，就是上文提到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完全沒有辜負堯的囑咐。
你看，堯、舜以及中華文明的其他創建者，都把上天命數、四海生機與中庸思想緊緊相連，可見其重要。
“允執厥中”這四個字，我們還能在《尚書》中看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
《尚書·大禹謨》
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就是：人心崩潰，大道難見，唯一可行的，是好好地執行中庸之道。
這也就是說，產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全是因為脫離中道，走了極端。
把中庸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天理、天命、天道，這與“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有關。中華文明的基礎是農耕文明，緊緊地依賴著四季循環、日月陰晴，因此很清楚一切極端主義都不符合天道。夏日炎熱到極端必起秋風，冬天寒冷到極端即來春天，構成一個否定極端主義的生態循環圈。《周易》用一貫神秘的語氣宣布：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周易·彖傳》
一“中”一“正”，實為天命，不該違背。
現代社會有一個重大誤會，常常以為中庸是平庸，激烈是高尚。進一步，又把中庸者看成是小人，把激烈者看成是君子。但是，偉大的古代哲人告訴我們，事情正好相反。
那些在兩個懸崖之間低頭為普遍民眾找一條可行之路的，一定是君子；相反，那些在懸崖頂端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裝扮勇猛的，一定是小人。所以又可回到我們這一論述的起點：“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小人極端，君子反極端。”
環視全人類，這種中庸思想，或者說這種從屬於君子之道的中庸之道，為中華民族所獨有。國外也有“取中間值”的方法論，但不像中華民族那樣，把中庸奉為至高，不可或缺。
中國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關鍵，而事實證明，中華文明確實成了人類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或湮滅的幸存者。
據我本人對各大古文明遺址的實地考察、對比、研究，確認中庸之道是中華文明長壽的最重要原因。正是這種堅守中間態、尋常態、隨和態的彈性存在，使中華文明避過了無數次斷裂和崩塌。
相比之下，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民族，不管經濟情況如何，都喜歡炫耀極端。要讓他們了解中庸，執行中庸，實在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