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至誼雖不可得，我們卻不缺少友誼。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有一些熟悉的名字、親切的麵容、具體的幫助、輕鬆的訴說。這就是日常之誼，故稱之為“常誼”。
常誼的好處，是實用。隨叫隨到，隨取隨放；不必恭請，不必重謝；大事小事，都在身旁。相比之下，前麵所說的至情至誼、高山流水，遠在天邊，呼叫不到。一旦呼叫來了，也未必管用。
即便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們九成的生活，也由常態構成。因此人間友誼，以常誼為主體。
這種友誼的起點，一般都不會深刻，多數是一些小事。往往是，不經意地幫助了他人，或被他人幫助。
幫助，是人際關係的良性啟動，包括被幫助。早年我曾讀過一位西方智者的文章，說如果要想與一位新來的鄰居建立友誼，又一時找不到為他出力的機會，那就不妨主動地要求“被幫助”。例如，向他借一本書，或一件工具。這種做法有點“設計”，卻表現了一種試圖建立友誼的主動。而且，事實證明，百試不爽，這種主動總會成功，哪怕是這位鄰居並沒有那本書或那種工具。
這就是說，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難擁有很多朋友。隻要有心，就能輕鬆地建立友誼。一旦建立，不必辛勤澆灌，也能自然生長。這是人類向善、求群的本性決定的，非常自然。相比之下，反倒是孤寂傲世、寡友少誼的狀態，很不自然。
社會上有一種誤解，以為一個人拒絕友誼，是性格決定的。其實，不是性格，而是一種“自我欺騙”。他們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自己就是那個俞伯牙，正在等待鍾子期。因此，他們對周圍人群，是一萬個不屑。
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壞。真正的壞人不會拒人於千裏之外。他們隻須稍稍放鬆，把自己當作普通人，那麽，友誼立即就會靠近。友誼一旦靠近，他們的生命就會產生質變，就像一個固守孤島多年而漸漸不知人之為人的人，忽然看到了帆影。
看到帆影後的他，與看到帆影前的他，乍一看還是同一個人，其實已經完全不同。不同在哪裏？不同在對生存的理解，對人類的感受，對明天的期望。總之，他對生命的時間形式和空間形式的認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麽一個他，怎麽還會與剛剛的他一樣呢？
據我觀察，那些孤寂傲世的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他們大多是在友誼上頻遭冷遇、幾次碰壁，也就以冷對冷，以壁對壁，使自己變成了一道“冷壁”。
對此，我想借自然現象作一番勸解——
日光普照，月色千裏，並不要求山川大地來回報。不求回報的日光，才叫日光；不求回報的月色，才叫月色。
對日光和月色來說，無所謂冷遇，也無所謂碰壁。如果出現十裏霧靄，幾片夜雲，看起來好像是阻擋，是異質，是障礙，卻隻會使蒼穹更美。
其實，友誼的滋味，恰恰也在於阻礙和落差。曆史上那麽多傳之廣遠的優秀詩文，都是在描述人間情感的各種“失衡狀態”，例如，思念、怨恨、憂鬱、嫉妒、期待、苦守、追悔、自責，幾乎每一項都與友誼或愛戀的落差有關。要是沒有這種落差，人類的詩情就會減去大半。
如果永遠是等量交換、同量往返，生活還有意思嗎？這就像到了無坡無溝、無壑無丘、無蔭無掩的一塊平地，旅行還有樂趣嗎？
因此，如果我們發出去的友誼信號沒有等到同樣的回音，千萬不要灰心，也不必尋找原因。我們沒有那麽小氣，小氣到放聲一唱，就要從山崖間撿拾每一縷回聲。隻管放鬆地走，隻管縱情地唱，隻管一路上播撒友誼信號，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這不是扮演瀟灑，而是秉承一個最古老的美好理念。孔子把這種理念表述得非常簡潔：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論語·顏淵》
孔子注重家族親情，又習慣於把家族親情放大，來比喻天倫大道。在各種比喻中，最精彩的是這一個，把四海之內的各色人眾，都等同於血親同胞。這表明，孔子並不固守一家一戶的門庭倫理，也不在乎天下萬眾的種種界限，而試圖以仁愛之心全然打通。這已經上升為一種高尚的信仰，由此，孔子真正堪稱偉大。
正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那麽，孔子對友誼的理解，必定是海納百川，兼容並包。不同的職業、出身、學養，不同的地域、方言、習俗，不同的表情、行為、脾氣，都在覆蓋的範疇之內。這中間，當然也包括對友誼的信號反應得特別遲緩、滯塞、漠然的那一族。
不同的反應，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即使排除了這些因素，也不會變成同一的人。但是隻要記住，我們都是兄弟，那就可以了。不同，正證明是“兄弟”而不是“自己”。孔子在另一處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意思。
至此可以明白，日常友誼可以無限擴大，並由實用等級上升為信仰等級。
這種用漢語說出來的信仰，在世界上彌足珍貴。請想一想，四海之內，沒有異教徒，沒有十字軍，沒有種族隔離，沒有文明衝突，沒有強權對峙，沒有末日平衡，隻是兄弟。為什麽是兄弟？因為天下隻有一個家。
這種信仰，與墨子的“兼愛”、孟子的“利天下”等理念連在一起，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宏大隱脈，雖不時時顯露，卻也未曾失去。偶爾一見，總會感動。
整個大地都是友誼，但偶爾，靜下心來，還會懸想夢中的高山流水。極度寬泛的“常誼”和極度稀少的“至情”遙相呼應，互濟互補，組合成中國古代君子完整的友誼哲學。
既然“四海之內皆兄弟”，為什麽還需要孤影縹緲的“俞伯牙”和“鍾子期”？可不可以忘記他們？
可以。但是，也應該允許有人記得。
這就像，大批年輕寫手可以天天文思泉湧、文筆滔滔，卻也會有幾個，心底藏下了《詩經》和《楚辭》。藏下了也未必實用，卻會偶爾出神遐想，悄悄地開拓了人格領土。
常誼的好處，是實用。隨叫隨到，隨取隨放；不必恭請，不必重謝；大事小事，都在身旁。相比之下，前麵所說的至情至誼、高山流水，遠在天邊，呼叫不到。一旦呼叫來了，也未必管用。
即便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們九成的生活，也由常態構成。因此人間友誼，以常誼為主體。
這種友誼的起點，一般都不會深刻，多數是一些小事。往往是，不經意地幫助了他人，或被他人幫助。
幫助，是人際關係的良性啟動，包括被幫助。早年我曾讀過一位西方智者的文章，說如果要想與一位新來的鄰居建立友誼，又一時找不到為他出力的機會，那就不妨主動地要求“被幫助”。例如，向他借一本書，或一件工具。這種做法有點“設計”，卻表現了一種試圖建立友誼的主動。而且，事實證明，百試不爽，這種主動總會成功，哪怕是這位鄰居並沒有那本書或那種工具。
這就是說，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難擁有很多朋友。隻要有心，就能輕鬆地建立友誼。一旦建立，不必辛勤澆灌，也能自然生長。這是人類向善、求群的本性決定的，非常自然。相比之下，反倒是孤寂傲世、寡友少誼的狀態，很不自然。
社會上有一種誤解，以為一個人拒絕友誼，是性格決定的。其實，不是性格，而是一種“自我欺騙”。他們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自己就是那個俞伯牙，正在等待鍾子期。因此，他們對周圍人群，是一萬個不屑。
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壞。真正的壞人不會拒人於千裏之外。他們隻須稍稍放鬆，把自己當作普通人，那麽，友誼立即就會靠近。友誼一旦靠近，他們的生命就會產生質變，就像一個固守孤島多年而漸漸不知人之為人的人，忽然看到了帆影。
看到帆影後的他，與看到帆影前的他，乍一看還是同一個人，其實已經完全不同。不同在哪裏？不同在對生存的理解，對人類的感受，對明天的期望。總之，他對生命的時間形式和空間形式的認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麽一個他，怎麽還會與剛剛的他一樣呢？
據我觀察，那些孤寂傲世的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他們大多是在友誼上頻遭冷遇、幾次碰壁，也就以冷對冷，以壁對壁，使自己變成了一道“冷壁”。
對此，我想借自然現象作一番勸解——
日光普照，月色千裏，並不要求山川大地來回報。不求回報的日光，才叫日光；不求回報的月色，才叫月色。
對日光和月色來說，無所謂冷遇，也無所謂碰壁。如果出現十裏霧靄，幾片夜雲，看起來好像是阻擋，是異質，是障礙，卻隻會使蒼穹更美。
其實，友誼的滋味，恰恰也在於阻礙和落差。曆史上那麽多傳之廣遠的優秀詩文，都是在描述人間情感的各種“失衡狀態”，例如，思念、怨恨、憂鬱、嫉妒、期待、苦守、追悔、自責，幾乎每一項都與友誼或愛戀的落差有關。要是沒有這種落差，人類的詩情就會減去大半。
如果永遠是等量交換、同量往返，生活還有意思嗎？這就像到了無坡無溝、無壑無丘、無蔭無掩的一塊平地，旅行還有樂趣嗎？
因此，如果我們發出去的友誼信號沒有等到同樣的回音，千萬不要灰心，也不必尋找原因。我們沒有那麽小氣，小氣到放聲一唱，就要從山崖間撿拾每一縷回聲。隻管放鬆地走，隻管縱情地唱，隻管一路上播撒友誼信號，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這不是扮演瀟灑，而是秉承一個最古老的美好理念。孔子把這種理念表述得非常簡潔：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論語·顏淵》
孔子注重家族親情，又習慣於把家族親情放大，來比喻天倫大道。在各種比喻中，最精彩的是這一個，把四海之內的各色人眾，都等同於血親同胞。這表明，孔子並不固守一家一戶的門庭倫理，也不在乎天下萬眾的種種界限，而試圖以仁愛之心全然打通。這已經上升為一種高尚的信仰，由此，孔子真正堪稱偉大。
正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那麽，孔子對友誼的理解，必定是海納百川，兼容並包。不同的職業、出身、學養，不同的地域、方言、習俗，不同的表情、行為、脾氣，都在覆蓋的範疇之內。這中間，當然也包括對友誼的信號反應得特別遲緩、滯塞、漠然的那一族。
不同的反應，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即使排除了這些因素，也不會變成同一的人。但是隻要記住，我們都是兄弟，那就可以了。不同，正證明是“兄弟”而不是“自己”。孔子在另一處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意思。
至此可以明白，日常友誼可以無限擴大，並由實用等級上升為信仰等級。
這種用漢語說出來的信仰，在世界上彌足珍貴。請想一想，四海之內，沒有異教徒，沒有十字軍，沒有種族隔離，沒有文明衝突，沒有強權對峙，沒有末日平衡，隻是兄弟。為什麽是兄弟？因為天下隻有一個家。
這種信仰，與墨子的“兼愛”、孟子的“利天下”等理念連在一起，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宏大隱脈，雖不時時顯露，卻也未曾失去。偶爾一見，總會感動。
整個大地都是友誼，但偶爾，靜下心來，還會懸想夢中的高山流水。極度寬泛的“常誼”和極度稀少的“至情”遙相呼應，互濟互補，組合成中國古代君子完整的友誼哲學。
既然“四海之內皆兄弟”，為什麽還需要孤影縹緲的“俞伯牙”和“鍾子期”？可不可以忘記他們？
可以。但是，也應該允許有人記得。
這就像，大批年輕寫手可以天天文思泉湧、文筆滔滔，卻也會有幾個，心底藏下了《詩經》和《楚辭》。藏下了也未必實用，卻會偶爾出神遐想，悄悄地開拓了人格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