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後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隨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
餘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餘姚話和上海話差別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餘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步履維艱。餘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寧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裏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寧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誇張地模仿和嘲笑著，嘲笑天底下怎麽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村裏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著外鄉人的發音，過後還邊搖頭邊感歎，說外鄉人就是笨。
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後來甚至不願意與他們講話了。
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鬱鬱寡歡。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裏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有家庭，鋼琴邊坐著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但是才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餘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麽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紅著臉憋了好一會兒終於把滿口的餘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塗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麽。
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後一閃，終於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僅僅一個月後，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幹脆，以至於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別難學的。
上海話的難學不在於語言的複雜而在於上海人心態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標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著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別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有人試著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別讓他們的耳朵受罪。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語言敏感強而自羞敏感弱，結果反而無拘無礙，一學就會。
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範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麽在語言上自鳴得意呢？他們的前輩幾乎都是從外地闖蕩進來的，到了上海才漸漸甩掉四方鄉音，歸附上海話；而上海話又並不是這塊土地原本的語言，原本的語言是鬆江話、青浦話、浦東話，卻為上海人所恥笑。上海話是一種類似於“人造蟹肉”之類的東西，卻能迫使各方來客進入它的盤碟。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一旦進入上海就等於進入一個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點非上海化的印痕，特別是鄉音的遺留。我剛到上海那會兒，街市間還能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口中吐出寧波口音或蘇北口音，但這種口音到了他們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現在，你已經無法從一個年輕的上海人的談吐中判斷他的原籍所在。
我天天講上海話，後來又把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餘姚話隱退得越來越遠，最後已經很難從我口中順暢吐出了。我終於成為一個基本上不大會說餘姚話的人，隻有在農曆五月楊梅上市季節，上海的水果攤把一切楊梅都標作餘姚楊梅在出售的時候我會稍稍停步，用內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楊梅的成色，腦海中浮現出上林湖的水光雲影。但一轉眼，我又匯入了街市間雨點般的腳步。
故鄉，就這樣被我丟失了。
故鄉，就這樣把我丟去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
餘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餘姚話和上海話差別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餘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步履維艱。餘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寧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裏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寧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誇張地模仿和嘲笑著，嘲笑天底下怎麽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村裏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著外鄉人的發音，過後還邊搖頭邊感歎，說外鄉人就是笨。
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後來甚至不願意與他們講話了。
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鬱鬱寡歡。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裏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有家庭，鋼琴邊坐著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但是才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餘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麽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紅著臉憋了好一會兒終於把滿口的餘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塗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麽。
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後一閃，終於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僅僅一個月後，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幹脆，以至於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別難學的。
上海話的難學不在於語言的複雜而在於上海人心態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標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著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別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有人試著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別讓他們的耳朵受罪。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語言敏感強而自羞敏感弱，結果反而無拘無礙，一學就會。
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範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麽在語言上自鳴得意呢？他們的前輩幾乎都是從外地闖蕩進來的，到了上海才漸漸甩掉四方鄉音，歸附上海話；而上海話又並不是這塊土地原本的語言，原本的語言是鬆江話、青浦話、浦東話，卻為上海人所恥笑。上海話是一種類似於“人造蟹肉”之類的東西，卻能迫使各方來客進入它的盤碟。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一旦進入上海就等於進入一個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點非上海化的印痕，特別是鄉音的遺留。我剛到上海那會兒，街市間還能經常聽到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口中吐出寧波口音或蘇北口音，但這種口音到了他們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現在，你已經無法從一個年輕的上海人的談吐中判斷他的原籍所在。
我天天講上海話，後來又把普通話作為交流的基本語言，餘姚話隱退得越來越遠，最後已經很難從我口中順暢吐出了。我終於成為一個基本上不大會說餘姚話的人，隻有在農曆五月楊梅上市季節，上海的水果攤把一切楊梅都標作餘姚楊梅在出售的時候我會稍稍停步，用內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楊梅的成色，腦海中浮現出上林湖的水光雲影。但一轉眼，我又匯入了街市間雨點般的腳步。
故鄉，就這樣被我丟失了。
故鄉，就這樣把我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