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易中天中華史：魏晉風度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歲。[1]
嵇康是魏晉名士的精神領袖，也是那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諸葛亮之間，難道會有什麽關係？
當然沒有，隻不過都很漂亮。諸葛亮身長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諸葛亮“容貌甚偉”，嵇康“風姿特秀”。不難想象，那是相當引人注目的。[2]
實際上出山之前的諸葛亮，是一位飄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為了謀生；他讀書，隻不過觀其大略。他最喜歡的，或許並不是挑燈夜讀，也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長嘯於山林。[3]
這是什麽樣的風度？
魏晉風度。
的確，魏晉風度實際上開始於漢末，標誌之一便是嘯的流行。嘯，就是雙唇收緊努起，讓氣流從舌尖吹出，大約相當於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夾住嘴唇，或者將手指插入口中，發出的聲音會更加尖銳響亮。
原則上說，嘯是要有環境和條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穀之間，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遠之際，心曠神怡之時。這樣的嘯，是一種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欣賞，當然高雅至極。[4]
因此，嘯，便成了魏晉名士的身份標誌之一。
名士中最擅長嘯的是阮籍，他的嘯聲據說可以傳出數百步遠。有一次，阮籍在蘇門山遇到一位名叫孫登的得道高人。無論阮籍跟他談什麽，他都抱膝閉目養神，阮籍隻好長嘯而去。走到半山腰，卻聽見嘯聲遠遠傳來，有如龍吟鳳鳴，群山響應。回頭一望，正是孫登。[5]
這樣看，諸葛亮抱膝長嘯時，豈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過，諸葛亮終於走進了滾滾紅塵，魏晉的那些名士們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晉時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種政治勢力的明爭暗鬥無時不有，名士們夾在當中其實左右為難。他們也大多並不敢公然對抗，能夠寄托情懷的就隻有嘯。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樣，在魏末的政治鬥爭中是傾向於曹家的。不過嵇康對司馬氏公開持不合作態度，阮籍卻不敢。司馬昭加九錫的勸進表，就是由他起草的。盡管為了躲避這件事，他曾經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更不願意被看作司馬昭的普通僚屬。他的辦法是借酒裝瘋，在司馬昭的宴席上傲然長嘯。這其實並不簡單。因為在大庭廣眾下麵對尊者而嘯，是非常傲慢無禮的行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無不正襟危坐莊嚴肅穆。
司馬昭卻默許了阮籍的猖狂。這不僅因為他對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為名士們的放肆已為社會見慣不怪。後來謝安的哥哥謝奕，雖然在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時做了他帳下的司馬，宴席上卻同樣是披頭散發想嘯就嘯。桓溫哭笑不得，隻好說謝奕是自己的“體製外司馬”。
沒想到謝奕比阮籍還過分。他不但嘯，還發酒瘋，而且桓溫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最後桓溫隻好躲進老婆南康長公主屋裏，公主則不無譏諷地說：稀客呀！如果沒有那位狂司馬，我都沒機會見到夫君了！[6]
請問這叫什麽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據甘肅高台魏晉墓室畫像磚繪製。1 耕田2 盛食3 對弈4 宰羊5 帳居6 狩獵
什麽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的士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為名士，並成為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後，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為士人做排行榜（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後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為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麵的名家。他不願意對曹操做點評，恐怕也因為曹操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操為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後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沒錯，名士與英雄不乏相通之處。至少，他們的內心深處都充滿了驕傲，也都不同於流俗。名士們固然放浪形骸，縱情任性，蔑視凡塵，不拘禮節，英雄們又何嚐把禮教和社會輿論真正放在眼裏？桓溫讀《高士傳》，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時，竟厭惡得把書都扔掉了。[8]
但，他們的角色並不一樣。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曆史的，盡管曆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幹雲，充滿自信，不憚於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隻有派頭。因為名士並不能創造曆史，隻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著他們來。於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隻能表現為個人風采和人生態度。比方說，風流倜儻，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別：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風流不是尋花問柳，盡管未必不尋不問。它更多的是指一種風度和標格，因此一定要表現為派頭。東晉的王恭就說，做名士並不難，隻要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以了。這其實就是風流。[9]
仰天長嘯，則是派頭之一種。
毫無疑問，風流既然是風度，那就一定是風尚，也就一定會變化。大體上說，漢末重氣節，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士，不但要嘯，要飲酒，有的還要服藥。這種藥叫五石散，吃了以後皮膚發熱容易擦傷，所以隻能穿寬鬆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10]
於是，一邊抓著虱子，一邊高談闊論，就成為名士的一種派頭，叫“捫虱而談”。後來成為前秦皇帝苻堅之謀臣的王猛，就以此聞名於世。而這樣一種滿不在乎，表現出來的則正是狂傲的態度，以及不羈的人格。[11]
不過東晉以後，名士的狂傲便漸漸收斂了，他們更崇尚的是玄遠的清談。王導、桓溫、謝安和簡文帝，也都是個中高手，名士開始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於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在這種場合，大約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東晉與漢魏，豈非頗為不同？
這當然有原因。
事實上，相對英雄，名士隻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公權力，也沒有槍杆子，隻有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騷，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可惜批判的武器敵不過武器的批判，帝國也並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堅持狂傲和不羈，付出的將是生命的代價。
嵇康就是。
[1]嵇康生於公元224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228年。按照中國傳統的計算方式，是年嵇康虛齡五歲。
[2]關於諸葛亮的容貌，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載陳壽《進〈諸葛亮集〉表》；嵇康的容貌，見《世說新語·容止》。
[3]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魏略》。
[4]以上請參看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
[5]見《晉書·阮籍傳》、《世說新語·棲逸》。
[6]以上見《世說新語·簡傲》。
[7]請參看湯用彤《讀〈人物誌〉》、賀昌群《英雄與名士》、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
[8]見《世說新語·豪爽》。
[9]見《世說新語·任誕》。
[10]詳請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11]見《晉書·王猛傳》。
嵇康是魏晉名士的精神領袖，也是那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諸葛亮之間，難道會有什麽關係？
當然沒有，隻不過都很漂亮。諸葛亮身長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諸葛亮“容貌甚偉”，嵇康“風姿特秀”。不難想象，那是相當引人注目的。[2]
實際上出山之前的諸葛亮，是一位飄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為了謀生；他讀書，隻不過觀其大略。他最喜歡的，或許並不是挑燈夜讀，也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長嘯於山林。[3]
這是什麽樣的風度？
魏晉風度。
的確，魏晉風度實際上開始於漢末，標誌之一便是嘯的流行。嘯，就是雙唇收緊努起，讓氣流從舌尖吹出，大約相當於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夾住嘴唇，或者將手指插入口中，發出的聲音會更加尖銳響亮。
原則上說，嘯是要有環境和條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穀之間，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遠之際，心曠神怡之時。這樣的嘯，是一種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欣賞，當然高雅至極。[4]
因此，嘯，便成了魏晉名士的身份標誌之一。
名士中最擅長嘯的是阮籍，他的嘯聲據說可以傳出數百步遠。有一次，阮籍在蘇門山遇到一位名叫孫登的得道高人。無論阮籍跟他談什麽，他都抱膝閉目養神，阮籍隻好長嘯而去。走到半山腰，卻聽見嘯聲遠遠傳來，有如龍吟鳳鳴，群山響應。回頭一望，正是孫登。[5]
這樣看，諸葛亮抱膝長嘯時，豈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過，諸葛亮終於走進了滾滾紅塵，魏晉的那些名士們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晉時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種政治勢力的明爭暗鬥無時不有，名士們夾在當中其實左右為難。他們也大多並不敢公然對抗，能夠寄托情懷的就隻有嘯。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樣，在魏末的政治鬥爭中是傾向於曹家的。不過嵇康對司馬氏公開持不合作態度，阮籍卻不敢。司馬昭加九錫的勸進表，就是由他起草的。盡管為了躲避這件事，他曾經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更不願意被看作司馬昭的普通僚屬。他的辦法是借酒裝瘋，在司馬昭的宴席上傲然長嘯。這其實並不簡單。因為在大庭廣眾下麵對尊者而嘯，是非常傲慢無禮的行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無不正襟危坐莊嚴肅穆。
司馬昭卻默許了阮籍的猖狂。這不僅因為他對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為名士們的放肆已為社會見慣不怪。後來謝安的哥哥謝奕，雖然在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時做了他帳下的司馬，宴席上卻同樣是披頭散發想嘯就嘯。桓溫哭笑不得，隻好說謝奕是自己的“體製外司馬”。
沒想到謝奕比阮籍還過分。他不但嘯，還發酒瘋，而且桓溫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最後桓溫隻好躲進老婆南康長公主屋裏，公主則不無譏諷地說：稀客呀！如果沒有那位狂司馬，我都沒機會見到夫君了！[6]
請問這叫什麽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據甘肅高台魏晉墓室畫像磚繪製。1 耕田2 盛食3 對弈4 宰羊5 帳居6 狩獵
什麽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的士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為名士，並成為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後，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為士人做排行榜（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後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為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麵的名家。他不願意對曹操做點評，恐怕也因為曹操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操為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後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沒錯，名士與英雄不乏相通之處。至少，他們的內心深處都充滿了驕傲，也都不同於流俗。名士們固然放浪形骸，縱情任性，蔑視凡塵，不拘禮節，英雄們又何嚐把禮教和社會輿論真正放在眼裏？桓溫讀《高士傳》，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時，竟厭惡得把書都扔掉了。[8]
但，他們的角色並不一樣。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曆史的，盡管曆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幹雲，充滿自信，不憚於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隻有派頭。因為名士並不能創造曆史，隻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著他們來。於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隻能表現為個人風采和人生態度。比方說，風流倜儻，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別：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風流不是尋花問柳，盡管未必不尋不問。它更多的是指一種風度和標格，因此一定要表現為派頭。東晉的王恭就說，做名士並不難，隻要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以了。這其實就是風流。[9]
仰天長嘯，則是派頭之一種。
毫無疑問，風流既然是風度，那就一定是風尚，也就一定會變化。大體上說，漢末重氣節，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士，不但要嘯，要飲酒，有的還要服藥。這種藥叫五石散，吃了以後皮膚發熱容易擦傷，所以隻能穿寬鬆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10]
於是，一邊抓著虱子，一邊高談闊論，就成為名士的一種派頭，叫“捫虱而談”。後來成為前秦皇帝苻堅之謀臣的王猛，就以此聞名於世。而這樣一種滿不在乎，表現出來的則正是狂傲的態度，以及不羈的人格。[11]
不過東晉以後，名士的狂傲便漸漸收斂了，他們更崇尚的是玄遠的清談。王導、桓溫、謝安和簡文帝，也都是個中高手，名士開始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於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在這種場合，大約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東晉與漢魏，豈非頗為不同？
這當然有原因。
事實上，相對英雄，名士隻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公權力，也沒有槍杆子，隻有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騷，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可惜批判的武器敵不過武器的批判，帝國也並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堅持狂傲和不羈，付出的將是生命的代價。
嵇康就是。
[1]嵇康生於公元224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228年。按照中國傳統的計算方式，是年嵇康虛齡五歲。
[2]關於諸葛亮的容貌，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載陳壽《進〈諸葛亮集〉表》；嵇康的容貌，見《世說新語·容止》。
[3]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魏略》。
[4]以上請參看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
[5]見《晉書·阮籍傳》、《世說新語·棲逸》。
[6]以上見《世說新語·簡傲》。
[7]請參看湯用彤《讀〈人物誌〉》、賀昌群《英雄與名士》、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
[8]見《世說新語·豪爽》。
[9]見《世說新語·任誕》。
[10]詳請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11]見《晉書·王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