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節
關鍵句是死亡（出書版） 作者：[英]安東尼·霍洛維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餐具櫃上有一個水瓶，我們坐下時，他倒了兩杯。他把水遞給我們，然後回到桌子的另一邊。“你們想從哪裏開始？”
“你最後一次跟普萊斯先生說話是什麽時候？”霍桑問。
“應該是周日，就是案發那天。我們晚上六點通的電話。”
“他給你打的電話。”
“對，沒錯。”奧利弗·梅斯菲爾德大聲歎了口氣，他做什麽都有點引人注目。“我無法告訴你們我有多難過。他在擔心什麽事，所以打電話給我，征求我的意見。但我沒法和他說話。”他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和妻子去了阿爾伯特音樂廳的音樂會，演奏的是莫紮特的《安魂曲》。他偏偏選擇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
“他說了什麽？”
“說得不多。他已經有一兩次向我提到他對最近的一次聽證會有所顧慮。”霍桑還沒來得及打斷，他就繼續說道，“就是洛克伍德離婚案。先生們，你們應該明白，我有責任保護客戶的隱私，但很多事實都是公開的，我現在說的內容你們都可以自己查到。”
然後，他開始講述。
“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的當事人是阿德裏安·洛克伍德，他以行為失常為由，要求與妻子阿基拉·安諾離婚。我不需要詳細說明，其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已經刊在報紙上了。我們在中央家庭法院達成了協議，不得不說，這對我們的當事人非常有利。那是在十六號，星期三。你可能知道，安諾女士被事情的發展激怒了。四五天後，她碰巧在一家餐館見到了理查德。接下來就發生了一次普通襲擊，如果理查德選擇追究下去，可能會給她帶來嚴重的麻煩。”
“她朝他潑了酒。”
“沒錯。”
“威脅了他。”
“她咒罵他，說了幾句話，大意是想用瓶子砸他。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我知道她是個容易情緒激動的女人。”
“你說他有顧慮，是什麽？”霍桑問。
“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直接參與。但我可以告訴你，理查德懷疑有欺詐性披露，這讓他很憂慮，以至於他甚至在考慮要撤銷。”
“如果你能講人話，會很有幫助的。梅斯菲爾德先生。”
律師眯起眼睛，不再那麽友好。“我想我正是這麽做的，霍桑先生。我會試著用一種讓退休警察也能聽懂的語言向你解釋。”
我有些忍俊不禁，轉開了臉，這樣霍桑就看不到我在偷笑了。
梅斯菲爾德接著說：“在高收入人群離婚案中，雙方都必須對自己的收入、養老金、儲蓄和財產等進行全麵核算。這些都要在表格中列出。有時的確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一方可能試圖隱瞞其某方麵的財產，如果被發現，無論是在法庭內還是法庭外所達成的協議都可能被推翻，並且，雙方都應當重新開始核算。”他咳嗽了一聲，“我們稱之為撤銷。我知道理查德確實有些擔心，安諾女士可能有一個收入來源沒有申報，而且理查德已經和法維翰聯係過了——”
“法維翰？”
“是倫敦的一家谘詢公司。他們有一流的法務會計團隊，我們經常合作。”
“他們在調查阿基拉·安諾？”
“起先是在調查，但最終不再需要他們調查了，因為安諾女士大概是聽從了律師的建議，在提出fdr不久後就接受了洛克伍德先生的條件。”
“什麽是fdr？”這一次是我問的，省得霍桑和他又起衝突。
“抱歉。就是財務糾紛解決方案。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勸阻客戶不要一直等到最後的聽證會才罷休，這你們得理解。如果他們能在此之前達成協議，這會為他們節省數千甚至數十萬英鎊。這個案件就是如此。理查德已經說服安諾女士的團隊，讓他們不妨見好就收。他提出了一個合理的提議，最後他們也同意了。”梅斯菲爾德雙手緊握，“顯然她對此並不滿意——幾天後發生的事情足以證明這點。但盡管她可能不相信這個提議，但幾乎可以肯定，這對她最有利。”
“所以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霍桑說，“事情已經圓滿解決，理查德·普萊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協議，他的委托人很高興——”
“洛克伍德先生是很高興。”
“那麽，既然整件事情已經結束，他周日打電話給你幹什麽？”
“恐怕我無法回答。”
“他什麽都沒說嗎？”
我想梅斯菲爾德是不會回答的，顯然他不想說。梅斯菲爾德在客戶保密、責任感以及他對霍桑輕微的厭惡之間左右為難。但最終，負罪感占了上風。
“我應該聽他的！”他歎道，“我很自責——但正如我所說，當時我在去音樂會的路上，不想遲到。我們簡短地談了一下，我聽得出理查德很不安。他想谘詢律師公會的道德熱線。律師公會是我們的管理機構，他這麽做後果會很嚴重。”
“可能會導致撤銷。”
“確實。如果你方已經贏了，那撤銷有什麽意義？我甚至不確定，如果安諾女士坐擁一大筆錢，和解會有什麽不同，除非她是以某種方式從前夫那裏敲詐或騙取了這筆錢。即便如此，這也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
“你跟他說了什麽？”
“我說沒有必要多此一舉，我們周一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我祝他晚上愉快，然後掛斷了電話。”
理查德·普萊斯並沒有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對他來說，周一再也沒有到來。
“人們為什麽稱他為鈍剃刀？”我問道——為了填補突然降臨的沉默。
梅斯菲爾德笑了，他向我點點頭。“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他說，“這也許能解釋我們一直在討論的許多問題。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這些綽號。理查德曾參與過一兩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有些記者這樣描述過他，從此這個綽號就留下了。他的特點是犀利，但也很誠實。如果他覺得當事人以任何方式做出了妥協，就會非常不願意為他們代理。他總是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所以安諾女士才會如此不安。他寫信給她，在這樣的訴訟中，這是完全正常和恰當的，但我猜他的用詞過於唐突了。”
“他說話不拐彎。”霍桑說。
“我不會這麽形容，但是，他確實很直率。如果他真的很擔心，完全有可能在周末打電話給我。”他搖搖頭，“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當時忽視了這個信號。理查德和我一起工作了將近二十年。我們在高偉紳律師事務所相識，決定一起創業。莫裏斯太難過了，他今天甚至都沒來。”
“莫裏斯？”
“莫裏斯·騰博，我的另一個資深合夥人。”
一陣靜默，我才意識到這間辦公室有多安靜。如果凱裏街有交通堵塞，那聲音也被這裏的雙層玻璃有效地隔絕了，雖然在玻璃隔斷的另一邊能看到秘書和律師助理，但他們就像電影中音量被調低的演員。根據我的經驗，律師事務所總是很安靜。也許是因為他們遣詞造句太貴，所以才會惜字如金。
我原以為我們已經談完了，應該要離開，但霍桑的下一個問題讓我大吃一驚。“最後一件事，梅斯菲爾德先生。關於你同事的遺囑，有什麽可以透露的嗎？”
他的遺囑。我從未想到過這一點，但的確，理查德·普萊斯是個富豪。在菲茨羅伊公園的那處房產，牆上掛著昂貴的藝術品。在克拉克頓的第二處住所，有兩輛豪華轎車，肯定還有更多。
“事實上，幾周前我還和理查德討論過這件事。我是他的遺囑執行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遺願。”
霍桑等待著。
“遺願是什麽？”
梅斯菲爾德又一次猶豫了。他雖不喜歡霍桑，但他很聰明，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他的大部分財產都留給了他丈夫，”他說，“包括倫敦北部的房產和克拉克頓的房子。他還列了一些慈善機構，一部分遺產會被捐贈。但唯一的另一大筆遺產，大約十萬英鎊，屬於戴維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談談，我的秘書可以給你她的地址。”
“我的確想和她談談。”霍桑說，眼中有一絲我很熟悉的光芒，他發現了另一條可供追尋的線索，“但是，也許你能告訴我他為什麽對她這麽慷慨。”
“我真的覺得這跟我沒有任何關係。”奧利弗·梅斯菲爾德遠沒有我們剛進來時那麽愉快。恐怕霍桑確實會對人們造成這種影響。你可以說他是根針，證人和嫌疑犯則是氣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內設計師，和理查德是摯友。他也是她兒子的教父，我會把她的電話號碼給你。”他在電腦上調出號碼，潦草地寫在一張紙上，遞了過來，“更多的信息，你會從她那裏得知。”
當我們離開辦公室時，霍桑的手機響了，是格倫肖探長打來的。她打電話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諾已經出現了，正準備跟她談話。
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諾住在荷蘭公園附近，但我們沒有去她家裏。大概是因為她不希望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所以選擇了在諾丁山警察局接受訊問。那是一座相當漂亮、氣勢恢宏的建築，坐落在蘭仆林的拐角處。由於政策原因，該警察局現已關閉。倫敦政府曾計劃關閉一半的警察局，減少街上穿製服的警員，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機都要冒著被騎摩托車的小偷搶走的風險。
我不明白為什麽格倫肖探長會邀請我們過來，因為她已經明確表示過，她把調查視為一場競爭，而她決心要贏。
“她認為是那個叫安諾的女人幹的。”霍桑解釋道。
“怎麽回事？”
“她實施了逮捕。她想讓我看起來很差勁，我當時在場——但她還是比我領先一步。”
“你不喜歡她。”
“沒人喜歡她。”
我們出示了身份證，獲準進入警察局。格倫肖征用了一間陰森的審訊室。審訊室位於一樓，牆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戶是磨砂玻璃的，遮擋住窺探的視線。一張桌子固定在地板上。這裏沒有琺柏塗料，牆上的健康和安全宣傳海報是唯一的裝飾。
阿基拉·安諾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來很不自在。她是個嬌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氣，不是很矮，但整個人顯得不太真實，就像一個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隻是被圓圓的淡紫色眼鏡遮住了一部分，眼鏡架在陶瓷般的臉頰和輪廓鮮明的鼻子上。也許她做過鼻梁整形。她的頭發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她給人一種極其聰明、知識淵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從來不笑。她現在很鬱悶。她剛剛從牛津開車回來，對前夫的律師被殘忍殺害這件事，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恨的跡象。但她很生氣，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她與此有關。
在此之前，我早已見過阿基拉·安諾兩次。
我寫這些的時候，不想給人留下我對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敵意的印象。實際上，在理查德·普萊斯去世的時候，除了她發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幾首詩之外，我從未真正讀過她寫的作品。說實話，那些詩我也沒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愛丁堡書展上，接著六個月後，我在倫敦的一個發布會上見過她。後來，我在網上查過一些她的資料。我對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於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東京，是獨生女。她的父親是一名銀行家，在她九歲那年被調到紐約，她就是在那裏長大的。一九八六年，她從馬薩諸塞州的史密斯學院畢業，不久後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說《眾神》。“一個關於日本鐮倉時期女性屈服與宗教父權製的故事。”盡管梅麗爾·斯特裏普主演的電影改編得不太好，但這部作品還是讓她獲得了國際讚譽和好評。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蘇盆地》《廣島的清風》和《我父親從來不了解我》，後者是一本她在美國早期生活的半自傳體回憶錄。她還出版了兩卷詩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叫《俳句兩百首》，也確實包含了兩百首俳句。她說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她寫一部小說要花好幾年的時間，因為她不但把每個字當作掛毯中的一個針腳，也把它當作掛毯本身。我也不確定她是什麽意思。
她嫁給了英國電影攝影師馬庫斯·勃蘭特，他曾經為她的電影掌鏡，這也是她來到倫敦的原因。這是一段有虐待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雜誌對此有一段長達九頁的描寫，之後上了bbc的紀錄片節目《想象》，這段關係在二〇〇八年結束。兩人沒有孩子。兩年後，她嫁給了房地產開發商阿德裏安·洛克伍德，這令許多媒體大跌眼鏡。
她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信奉了日本的傳統宗教——神道教，她的許多作品都反映出了這一點，尤其是她信仰萬物有靈論，認為無生命的物體也包含某種靈性。不過，據我所知，沒有人見過她去參拜神廟，或者因此沉迷於舞蹈儀式。她還研究了差異性的本質、她的雙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種文化中所產生的疏離感，這種文化不同於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書的前言。
我曾在一個圓頂帳篷裏經人介紹認識了她，就是那種在愛丁堡書展上搭建的蒙古風格的作家帳篷裏。帳篷並不大，但是很安靜。他們全天供應咖啡和小食，晚上供應麥芽威士忌——如果那時他們還沒有把你打發回家的話。我在愛丁堡談我寫的童書，她正在舉行一場詩歌朗誦會。我一個人坐在那裏，她則在眾人擁簇下走過來，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經紀人、公關人員、兩名記者、一名攝影師和電影節的導演等。出於某種原因，她穿著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裝，配有圓頂禮帽。除去肩上別著的一枚銀色胸針（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個），她就像是從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的畫作中走出來的一樣。
帳篷裏幾乎沒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綠茶，回絕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雞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裏，並介紹說我是《少年間諜》係列的作者。
“哦，是嗎？”
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忘記隨後的握手。握手相當冷漠，一瞬間就結束了。
我嘀咕了幾句讚美她作品的話，雖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覺得這樣才禮貌。
“謝謝你，很高興見到你。”如果每一個字都是一副掛毯，那它一定是用鐵絲網織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討厭的事情。她的目光掠過我的肩膀，看帳篷裏還有沒有更有趣的人。當她確定沒有的時候，便轉身背對著我，和她的公關人員核實了一些事情，之後整個團隊都離開了。
雖然我確實覺得這很奇怪，但並沒有生氣。書展的氣氛幾乎總是友好的，沒有競爭，很少見到嘩眾取寵的作家。我暫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對自己即將發表的講話感到緊張，我也一樣。無論我在公眾麵前講多少次話，上台前總會感到不安，也不太會閑聊，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我粗魯無禮。
但幾個月後，當我在新書發布會上遇到她時，她又一次冷落了我，這一次我確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記得以前見過我，當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書作家後，瞬間沒了興致，眼中的光也熄滅了。如今，她開始喜歡戴那些小野洋子風格的墨鏡了。我覺得相當可笑。
這次她穿著一套昂貴的黑色長褲套裝，肩上搭著一件淺灰色的羊絨披肩，末端纏在胳膊上。卡拉·格倫肖坐在她對麵，那個叫達倫的男人站在一旁，要麽嚼著口香糖，要麽假裝在嚼口香糖，手裏還拿著印滿圖騰紋路的記事本。
格倫肖介紹了霍桑，對我隻字未提，這倒無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會怎麽想，我看她未必會願意出現在我的書中。這是一次非正式的麵談，沒有律師，也沒有警告。
“謝謝你趕來，”格倫肖對阿基拉說，“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萊斯昨天早上被發現死在家中，我們希望你能協助調查。”
阿基拉聳聳肩：“我怎麽幫你？我幾乎不認識普萊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們從未說過話，我對他無話可說。他靠人們死去的愛情和破滅的夢想謀生，還有什麽可說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國口音，但帶有輕微的日本味。她聲音柔和，不帶一絲情感，似乎覺得這場對話很無聊。
“你威脅過他。”
“不，我沒有威脅他。”
“恕我直言，安諾女士，我們有幾位證人十月二十一日當天在德勞奈餐廳看到你，當時你在那裏吃晚飯。離開餐廳時，你看到了普萊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潑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頭上，他活該。”
“你罵他是豬，還威脅說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個玩笑！”這五個字裏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惡意，仿佛在指責格倫肖故意無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說他很幸運沒有點一整瓶，否則全都會被倒在他身上。我說得很清楚：我會用更多酒潑他，並不是我會用酒瓶傷害他。”
“考慮到他被謀害的方式，這仍是一句不恰當的措辭。”
她仔細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廳裏的場景，好像要把它變成一個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雙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後她說：“我不後悔我說過的任何話。我告訴過你，那隻是一個玩笑。”
“一點也不好笑。”
“探長，我不認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書中，我使用幽默隻是為了顛覆現狀。如果你讀過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的作品，你就會知道他將玩笑定義為一種揭示真相的裂口。順便說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學認識他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會憑借嘲弄打敗對方。這是阿蘭給予我的洞察力，雖然我覺得沒必要為自己辯解，但這正是我在德勞奈餐廳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諾和阿蘭·巴迪歐一起暢聊到深夜。肯定充滿了歡聲笑語。
“安諾女士，你和誰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個朋友。”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他的名字，也許會有幫助。”
“也許最好不說。不管怎樣，那不是個男人，是個女人。”
“你最後一次跟普萊斯先生說話是什麽時候？”霍桑問。
“應該是周日，就是案發那天。我們晚上六點通的電話。”
“他給你打的電話。”
“對，沒錯。”奧利弗·梅斯菲爾德大聲歎了口氣，他做什麽都有點引人注目。“我無法告訴你們我有多難過。他在擔心什麽事，所以打電話給我，征求我的意見。但我沒法和他說話。”他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和妻子去了阿爾伯特音樂廳的音樂會，演奏的是莫紮特的《安魂曲》。他偏偏選擇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
“他說了什麽？”
“說得不多。他已經有一兩次向我提到他對最近的一次聽證會有所顧慮。”霍桑還沒來得及打斷，他就繼續說道，“就是洛克伍德離婚案。先生們，你們應該明白，我有責任保護客戶的隱私，但很多事實都是公開的，我現在說的內容你們都可以自己查到。”
然後，他開始講述。
“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的當事人是阿德裏安·洛克伍德，他以行為失常為由，要求與妻子阿基拉·安諾離婚。我不需要詳細說明，其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已經刊在報紙上了。我們在中央家庭法院達成了協議，不得不說，這對我們的當事人非常有利。那是在十六號，星期三。你可能知道，安諾女士被事情的發展激怒了。四五天後，她碰巧在一家餐館見到了理查德。接下來就發生了一次普通襲擊，如果理查德選擇追究下去，可能會給她帶來嚴重的麻煩。”
“她朝他潑了酒。”
“沒錯。”
“威脅了他。”
“她咒罵他，說了幾句話，大意是想用瓶子砸他。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我知道她是個容易情緒激動的女人。”
“你說他有顧慮，是什麽？”霍桑問。
“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直接參與。但我可以告訴你，理查德懷疑有欺詐性披露，這讓他很憂慮，以至於他甚至在考慮要撤銷。”
“如果你能講人話，會很有幫助的。梅斯菲爾德先生。”
律師眯起眼睛，不再那麽友好。“我想我正是這麽做的，霍桑先生。我會試著用一種讓退休警察也能聽懂的語言向你解釋。”
我有些忍俊不禁，轉開了臉，這樣霍桑就看不到我在偷笑了。
梅斯菲爾德接著說：“在高收入人群離婚案中，雙方都必須對自己的收入、養老金、儲蓄和財產等進行全麵核算。這些都要在表格中列出。有時的確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一方可能試圖隱瞞其某方麵的財產，如果被發現，無論是在法庭內還是法庭外所達成的協議都可能被推翻，並且，雙方都應當重新開始核算。”他咳嗽了一聲，“我們稱之為撤銷。我知道理查德確實有些擔心，安諾女士可能有一個收入來源沒有申報，而且理查德已經和法維翰聯係過了——”
“法維翰？”
“是倫敦的一家谘詢公司。他們有一流的法務會計團隊，我們經常合作。”
“他們在調查阿基拉·安諾？”
“起先是在調查，但最終不再需要他們調查了，因為安諾女士大概是聽從了律師的建議，在提出fdr不久後就接受了洛克伍德先生的條件。”
“什麽是fdr？”這一次是我問的，省得霍桑和他又起衝突。
“抱歉。就是財務糾紛解決方案。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勸阻客戶不要一直等到最後的聽證會才罷休，這你們得理解。如果他們能在此之前達成協議，這會為他們節省數千甚至數十萬英鎊。這個案件就是如此。理查德已經說服安諾女士的團隊，讓他們不妨見好就收。他提出了一個合理的提議，最後他們也同意了。”梅斯菲爾德雙手緊握，“顯然她對此並不滿意——幾天後發生的事情足以證明這點。但盡管她可能不相信這個提議，但幾乎可以肯定，這對她最有利。”
“所以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霍桑說，“事情已經圓滿解決，理查德·普萊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協議，他的委托人很高興——”
“洛克伍德先生是很高興。”
“那麽，既然整件事情已經結束，他周日打電話給你幹什麽？”
“恐怕我無法回答。”
“他什麽都沒說嗎？”
我想梅斯菲爾德是不會回答的，顯然他不想說。梅斯菲爾德在客戶保密、責任感以及他對霍桑輕微的厭惡之間左右為難。但最終，負罪感占了上風。
“我應該聽他的！”他歎道，“我很自責——但正如我所說，當時我在去音樂會的路上，不想遲到。我們簡短地談了一下，我聽得出理查德很不安。他想谘詢律師公會的道德熱線。律師公會是我們的管理機構，他這麽做後果會很嚴重。”
“可能會導致撤銷。”
“確實。如果你方已經贏了，那撤銷有什麽意義？我甚至不確定，如果安諾女士坐擁一大筆錢，和解會有什麽不同，除非她是以某種方式從前夫那裏敲詐或騙取了這筆錢。即便如此，這也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問題。”
“你跟他說了什麽？”
“我說沒有必要多此一舉，我們周一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我祝他晚上愉快，然後掛斷了電話。”
理查德·普萊斯並沒有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對他來說，周一再也沒有到來。
“人們為什麽稱他為鈍剃刀？”我問道——為了填補突然降臨的沉默。
梅斯菲爾德笑了，他向我點點頭。“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他說，“這也許能解釋我們一直在討論的許多問題。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這些綽號。理查德曾參與過一兩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有些記者這樣描述過他，從此這個綽號就留下了。他的特點是犀利，但也很誠實。如果他覺得當事人以任何方式做出了妥協，就會非常不願意為他們代理。他總是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所以安諾女士才會如此不安。他寫信給她，在這樣的訴訟中，這是完全正常和恰當的，但我猜他的用詞過於唐突了。”
“他說話不拐彎。”霍桑說。
“我不會這麽形容，但是，他確實很直率。如果他真的很擔心，完全有可能在周末打電話給我。”他搖搖頭，“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當時忽視了這個信號。理查德和我一起工作了將近二十年。我們在高偉紳律師事務所相識，決定一起創業。莫裏斯太難過了，他今天甚至都沒來。”
“莫裏斯？”
“莫裏斯·騰博，我的另一個資深合夥人。”
一陣靜默，我才意識到這間辦公室有多安靜。如果凱裏街有交通堵塞，那聲音也被這裏的雙層玻璃有效地隔絕了，雖然在玻璃隔斷的另一邊能看到秘書和律師助理，但他們就像電影中音量被調低的演員。根據我的經驗，律師事務所總是很安靜。也許是因為他們遣詞造句太貴，所以才會惜字如金。
我原以為我們已經談完了，應該要離開，但霍桑的下一個問題讓我大吃一驚。“最後一件事，梅斯菲爾德先生。關於你同事的遺囑，有什麽可以透露的嗎？”
他的遺囑。我從未想到過這一點，但的確，理查德·普萊斯是個富豪。在菲茨羅伊公園的那處房產，牆上掛著昂貴的藝術品。在克拉克頓的第二處住所，有兩輛豪華轎車，肯定還有更多。
“事實上，幾周前我還和理查德討論過這件事。我是他的遺囑執行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遺願。”
霍桑等待著。
“遺願是什麽？”
梅斯菲爾德又一次猶豫了。他雖不喜歡霍桑，但他很聰明，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他的大部分財產都留給了他丈夫，”他說，“包括倫敦北部的房產和克拉克頓的房子。他還列了一些慈善機構，一部分遺產會被捐贈。但唯一的另一大筆遺產，大約十萬英鎊，屬於戴維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談談，我的秘書可以給你她的地址。”
“我的確想和她談談。”霍桑說，眼中有一絲我很熟悉的光芒，他發現了另一條可供追尋的線索，“但是，也許你能告訴我他為什麽對她這麽慷慨。”
“我真的覺得這跟我沒有任何關係。”奧利弗·梅斯菲爾德遠沒有我們剛進來時那麽愉快。恐怕霍桑確實會對人們造成這種影響。你可以說他是根針，證人和嫌疑犯則是氣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內設計師，和理查德是摯友。他也是她兒子的教父，我會把她的電話號碼給你。”他在電腦上調出號碼，潦草地寫在一張紙上，遞了過來，“更多的信息，你會從她那裏得知。”
當我們離開辦公室時，霍桑的手機響了，是格倫肖探長打來的。她打電話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諾已經出現了，正準備跟她談話。
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諾住在荷蘭公園附近，但我們沒有去她家裏。大概是因為她不希望自己的隱私受到侵犯，所以選擇了在諾丁山警察局接受訊問。那是一座相當漂亮、氣勢恢宏的建築，坐落在蘭仆林的拐角處。由於政策原因，該警察局現已關閉。倫敦政府曾計劃關閉一半的警察局，減少街上穿製服的警員，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機都要冒著被騎摩托車的小偷搶走的風險。
我不明白為什麽格倫肖探長會邀請我們過來，因為她已經明確表示過，她把調查視為一場競爭，而她決心要贏。
“她認為是那個叫安諾的女人幹的。”霍桑解釋道。
“怎麽回事？”
“她實施了逮捕。她想讓我看起來很差勁，我當時在場——但她還是比我領先一步。”
“你不喜歡她。”
“沒人喜歡她。”
我們出示了身份證，獲準進入警察局。格倫肖征用了一間陰森的審訊室。審訊室位於一樓，牆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戶是磨砂玻璃的，遮擋住窺探的視線。一張桌子固定在地板上。這裏沒有琺柏塗料，牆上的健康和安全宣傳海報是唯一的裝飾。
阿基拉·安諾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來很不自在。她是個嬌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氣，不是很矮，但整個人顯得不太真實，就像一個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隻是被圓圓的淡紫色眼鏡遮住了一部分，眼鏡架在陶瓷般的臉頰和輪廓鮮明的鼻子上。也許她做過鼻梁整形。她的頭發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她給人一種極其聰明、知識淵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從來不笑。她現在很鬱悶。她剛剛從牛津開車回來，對前夫的律師被殘忍殺害這件事，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恨的跡象。但她很生氣，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她與此有關。
在此之前，我早已見過阿基拉·安諾兩次。
我寫這些的時候，不想給人留下我對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敵意的印象。實際上，在理查德·普萊斯去世的時候，除了她發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幾首詩之外，我從未真正讀過她寫的作品。說實話，那些詩我也沒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愛丁堡書展上，接著六個月後，我在倫敦的一個發布會上見過她。後來，我在網上查過一些她的資料。我對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於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東京，是獨生女。她的父親是一名銀行家，在她九歲那年被調到紐約，她就是在那裏長大的。一九八六年，她從馬薩諸塞州的史密斯學院畢業，不久後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說《眾神》。“一個關於日本鐮倉時期女性屈服與宗教父權製的故事。”盡管梅麗爾·斯特裏普主演的電影改編得不太好，但這部作品還是讓她獲得了國際讚譽和好評。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蘇盆地》《廣島的清風》和《我父親從來不了解我》，後者是一本她在美國早期生活的半自傳體回憶錄。她還出版了兩卷詩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時候出版的，叫《俳句兩百首》，也確實包含了兩百首俳句。她說過一段著名的話，說她寫一部小說要花好幾年的時間，因為她不但把每個字當作掛毯中的一個針腳，也把它當作掛毯本身。我也不確定她是什麽意思。
她嫁給了英國電影攝影師馬庫斯·勃蘭特，他曾經為她的電影掌鏡，這也是她來到倫敦的原因。這是一段有虐待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雜誌對此有一段長達九頁的描寫，之後上了bbc的紀錄片節目《想象》，這段關係在二〇〇八年結束。兩人沒有孩子。兩年後，她嫁給了房地產開發商阿德裏安·洛克伍德，這令許多媒體大跌眼鏡。
她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信奉了日本的傳統宗教——神道教，她的許多作品都反映出了這一點，尤其是她信仰萬物有靈論，認為無生命的物體也包含某種靈性。不過，據我所知，沒有人見過她去參拜神廟，或者因此沉迷於舞蹈儀式。她還研究了差異性的本質、她的雙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種文化中所產生的疏離感，這種文化不同於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書的前言。
我曾在一個圓頂帳篷裏經人介紹認識了她，就是那種在愛丁堡書展上搭建的蒙古風格的作家帳篷裏。帳篷並不大，但是很安靜。他們全天供應咖啡和小食，晚上供應麥芽威士忌——如果那時他們還沒有把你打發回家的話。我在愛丁堡談我寫的童書，她正在舉行一場詩歌朗誦會。我一個人坐在那裏，她則在眾人擁簇下走過來，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經紀人、公關人員、兩名記者、一名攝影師和電影節的導演等。出於某種原因，她穿著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裝，配有圓頂禮帽。除去肩上別著的一枚銀色胸針（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個），她就像是從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的畫作中走出來的一樣。
帳篷裏幾乎沒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綠茶，回絕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雞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裏，並介紹說我是《少年間諜》係列的作者。
“哦，是嗎？”
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忘記隨後的握手。握手相當冷漠，一瞬間就結束了。
我嘀咕了幾句讚美她作品的話，雖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覺得這樣才禮貌。
“謝謝你，很高興見到你。”如果每一個字都是一副掛毯，那它一定是用鐵絲網織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討厭的事情。她的目光掠過我的肩膀，看帳篷裏還有沒有更有趣的人。當她確定沒有的時候，便轉身背對著我，和她的公關人員核實了一些事情，之後整個團隊都離開了。
雖然我確實覺得這很奇怪，但並沒有生氣。書展的氣氛幾乎總是友好的，沒有競爭，很少見到嘩眾取寵的作家。我暫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對自己即將發表的講話感到緊張，我也一樣。無論我在公眾麵前講多少次話，上台前總會感到不安，也不太會閑聊，相信很多人會覺得我粗魯無禮。
但幾個月後，當我在新書發布會上遇到她時，她又一次冷落了我，這一次我確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記得以前見過我，當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書作家後，瞬間沒了興致，眼中的光也熄滅了。如今，她開始喜歡戴那些小野洋子風格的墨鏡了。我覺得相當可笑。
這次她穿著一套昂貴的黑色長褲套裝，肩上搭著一件淺灰色的羊絨披肩，末端纏在胳膊上。卡拉·格倫肖坐在她對麵，那個叫達倫的男人站在一旁，要麽嚼著口香糖，要麽假裝在嚼口香糖，手裏還拿著印滿圖騰紋路的記事本。
格倫肖介紹了霍桑，對我隻字未提，這倒無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會怎麽想，我看她未必會願意出現在我的書中。這是一次非正式的麵談，沒有律師，也沒有警告。
“謝謝你趕來，”格倫肖對阿基拉說，“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萊斯昨天早上被發現死在家中，我們希望你能協助調查。”
阿基拉聳聳肩：“我怎麽幫你？我幾乎不認識普萊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們從未說過話，我對他無話可說。他靠人們死去的愛情和破滅的夢想謀生，還有什麽可說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國口音，但帶有輕微的日本味。她聲音柔和，不帶一絲情感，似乎覺得這場對話很無聊。
“你威脅過他。”
“不，我沒有威脅他。”
“恕我直言，安諾女士，我們有幾位證人十月二十一日當天在德勞奈餐廳看到你，當時你在那裏吃晚飯。離開餐廳時，你看到了普萊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潑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頭上，他活該。”
“你罵他是豬，還威脅說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個玩笑！”這五個字裏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惡意，仿佛在指責格倫肖故意無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說他很幸運沒有點一整瓶，否則全都會被倒在他身上。我說得很清楚：我會用更多酒潑他，並不是我會用酒瓶傷害他。”
“考慮到他被謀害的方式，這仍是一句不恰當的措辭。”
她仔細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廳裏的場景，好像要把它變成一個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雙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後她說：“我不後悔我說過的任何話。我告訴過你，那隻是一個玩笑。”
“一點也不好笑。”
“探長，我不認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書中，我使用幽默隻是為了顛覆現狀。如果你讀過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的作品，你就會知道他將玩笑定義為一種揭示真相的裂口。順便說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學認識他的。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會憑借嘲弄打敗對方。這是阿蘭給予我的洞察力，雖然我覺得沒必要為自己辯解，但這正是我在德勞奈餐廳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諾和阿蘭·巴迪歐一起暢聊到深夜。肯定充滿了歡聲笑語。
“安諾女士，你和誰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個朋友。”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他的名字，也許會有幫助。”
“也許最好不說。不管怎樣，那不是個男人，是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