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侯廈門是“英雄的海防前線”，與金門常有炮火來往，所以我們老百姓住家的每一片玻璃窗上都要用白紙條貼一個大大的“米”字，大人們說這樣可以有效地防止炮彈的爆炸震破玻璃。於是兒時的玻璃窗總是帶有戰備慘白的光影，讓我鬱鬱的。此間上映了一部彩色藝術紀錄片《剪紙》，在當時是很難得很難得的，由此我認識了剪紙藝術。有個鏡頭極深的鏡頭：當農家的油燈點燃的時候，老奶奶把一頭紙剪的大公雞貼上玻窗，那紅紅暖暖的感覺真是好極了，看慣了“米字格”玻窗的前線小朋友們尤甚。剪紙最初就是以窗花的風采進入我狹小的視野。
1963年的六一兒童節，老爸帶我逛中山路，在“工藝美術品商店”（如今樂器店的隔壁）發現了有剪紙出售，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店裏還有珠拖鞋、漆線雕、印章、彩塑等等“大人的工藝品”，售價很高，主要是供應華僑的，自然與我們小朋友無涉。但剪紙就不同了，閩南話裏人物剪紙是以“仙”為計算單位的，“每一仙”售價是5分錢，可謂價廉物美。老爸爽快地滿足了我的要求，一下買了“兩仙”：一是嶽雷，一是餘化龍，是《說嶽全傳》裏的人物，夾在課本中，一時間愛不惜手。人物剪紙的臉部眉眼分明，鼻嘴胡須一應俱全，相當精細。廈門剪紙與電影《剪紙》不大一樣，是用刀刻出來的，於是人們就叫它“刻紙”。在工藝美術的分類中“刻紙”應當屬“剪紙”旗下的一個分支。
廈門愛上刻紙的小朋友大有人在，工藝品商店開始日日人頭擠擠，你一“仙”，我一“仙”，買得不亦樂乎！就在這當頭，該店突然懸掛出一個很長很長的玻璃鏡框，一下展示了各具其形的108“仙”梁山好漢。好漢們的形象早就通過連環畫和“安阿飄”（閩南舊時的一種童玩的小畫片）為人們所熟悉，如醉如疵的小朋友在玻璃框下興奮地指指點點，這個胸部有粗毛的是李逵，那個背著酒葫蘆的是林衝……盡管每“仙”隻是單色的油光彩紙所刻，但由於人物的栩栩如生，確實萬分地討人喜愛。而店家的出售根本就供不應求，而且可能是生產原因，往往今天出售吳用、公孫勝，明天擺出石秀、關勝的，要配齊一百單八將，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再說若真要配齊，一般收入的家庭還是買不起的。於是一個自己動手刻好漢的活動就象春風野火一樣呼地燒遍了整個廈門市區的小學，再說“自己動手”本身就有極大的誘惑！
盡管水滸刻紙人物精細鮮活，但仿刻的方式卻極為簡便，先向別人借一“仙”人物，然後壓上一張比較有韌性的白紙，再拿鉛筆均密地斜塗，這樣刻紙人物的原形就在凹凸之間如實地顯現了出來，當時被稱之為“度”（閩南話，帶有“透過”的含義），如今的概念大致為“盜版”了。然後用刻刀，五花八門的刻刀，把“度”得的人物圖像一刀刀認真地刻下來。更有勝者，把“度”得人物圖的白紙再襯上彩紙，就刻出了和店家一樣的玩意來了，當然兩紙同刻，難度要大得多，刻刀也要求銳利無比，我當時指頭不時被刻刀所傷，但粘上膠布就繼續再戰。我還喜歡把紙壓在鐵皮的鉛筆盒上刻，這樣效果特別好，但一個鉛筆盒麵自然也是傷痕累累了。彩紙也是有講究的，比如“花和尚魯智”深宜用黑色紙，而“一丈青扈三娘”就用上紅色紙更為養眼。記得最容易刻的是“鼓上蚤時遷”，十來刀就把他那賊頭賊腦的形象拿了下來，而難度最大的是“雙槍將董平”，稍有不慎，雙槍就成單槍了，而他身上的盔甲，由一個個“人”字壘疊密布而成，刻時力度過大或過小，都可能拉斷紙線而功敗垂成！精細的刻紙若帖在明淨的玻璃窗上，纖毫畢露，活靈活現，一紙神奇往往令使作俑者極富成就感。
這項精細的民俗活動一時間開展得如火如荼，且完全是小朋友們自導自演無師自通的，足見興趣就是最好的老師，而且十分奇怪的是男生著迷的程度更勝於喜歡跳牛皮筋的女生們。當時思明區的教育局還是相當開明的，且萌發了因勢利導的動作，組織我所在的“第三學區”每班派一個代表到“定安小學”觀摩工藝廠的工人師傅表演人物刻紙藝術。我也光榮地前往一看，結果才發現原來我們發明的“盜版”刻法與人家正宗的藝術創造大相庭徑。刻刀就完全不同，師傅用刀好象是時鍾裏的鋼發條磨礪出來的細長刻刀，在厚厚的一疊彩紙上純熟地戳呀，戳呀的，那疊紙在師傅的手下刀下聽話極了，不一會兒，一疊同樣的人物就脫穎而出，引得在場的小學生們驚歎聲聲！
1965年我考上了雙十中學，就不再那麽沉迷這項“小男生的活動”了。但也不安地發現，“水滸好漢”已經受到了顯然的打壓，最初是中山路的店家悄悄地把那108將的鏡框給撤了，緊接著櫃台裏的刻紙也悄然換上了《紅岩》人物和“大寨人”、“大慶人”以及其他工農兵英雄模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開始籠罩著城鄉大地……
我以為刻紙是對剪紙藝術的一種開拓與升華，美侖美奐的“水滸人物刻紙”應該是廈門的“一絕”，在我們閩南工藝美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盡管隨著政治運動的發生而消弭，但是它給我們一代人刻下了深刻而蒼勁的造型和揮之不去的曆史身影。很難想象一種民間工藝美術品能在那麽短暫的時間裏征服了那麽多小朋友的心並爭相模仿、交換、收藏……我以為這是個奇特的文化現象很值得研究，民間工藝和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結合在一起就能產生出巨大藝術魅力，而一旦借助最通俗的渠道就有可能釋放出無窮的藝術能量，並產生出勃勃的文化活力。
1963年的六一兒童節，老爸帶我逛中山路，在“工藝美術品商店”（如今樂器店的隔壁）發現了有剪紙出售，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店裏還有珠拖鞋、漆線雕、印章、彩塑等等“大人的工藝品”，售價很高，主要是供應華僑的，自然與我們小朋友無涉。但剪紙就不同了，閩南話裏人物剪紙是以“仙”為計算單位的，“每一仙”售價是5分錢，可謂價廉物美。老爸爽快地滿足了我的要求，一下買了“兩仙”：一是嶽雷，一是餘化龍，是《說嶽全傳》裏的人物，夾在課本中，一時間愛不惜手。人物剪紙的臉部眉眼分明，鼻嘴胡須一應俱全，相當精細。廈門剪紙與電影《剪紙》不大一樣，是用刀刻出來的，於是人們就叫它“刻紙”。在工藝美術的分類中“刻紙”應當屬“剪紙”旗下的一個分支。
廈門愛上刻紙的小朋友大有人在，工藝品商店開始日日人頭擠擠，你一“仙”，我一“仙”，買得不亦樂乎！就在這當頭，該店突然懸掛出一個很長很長的玻璃鏡框，一下展示了各具其形的108“仙”梁山好漢。好漢們的形象早就通過連環畫和“安阿飄”（閩南舊時的一種童玩的小畫片）為人們所熟悉，如醉如疵的小朋友在玻璃框下興奮地指指點點，這個胸部有粗毛的是李逵，那個背著酒葫蘆的是林衝……盡管每“仙”隻是單色的油光彩紙所刻，但由於人物的栩栩如生，確實萬分地討人喜愛。而店家的出售根本就供不應求，而且可能是生產原因，往往今天出售吳用、公孫勝，明天擺出石秀、關勝的，要配齊一百單八將，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再說若真要配齊，一般收入的家庭還是買不起的。於是一個自己動手刻好漢的活動就象春風野火一樣呼地燒遍了整個廈門市區的小學，再說“自己動手”本身就有極大的誘惑！
盡管水滸刻紙人物精細鮮活，但仿刻的方式卻極為簡便，先向別人借一“仙”人物，然後壓上一張比較有韌性的白紙，再拿鉛筆均密地斜塗，這樣刻紙人物的原形就在凹凸之間如實地顯現了出來，當時被稱之為“度”（閩南話，帶有“透過”的含義），如今的概念大致為“盜版”了。然後用刻刀，五花八門的刻刀，把“度”得的人物圖像一刀刀認真地刻下來。更有勝者，把“度”得人物圖的白紙再襯上彩紙，就刻出了和店家一樣的玩意來了，當然兩紙同刻，難度要大得多，刻刀也要求銳利無比，我當時指頭不時被刻刀所傷，但粘上膠布就繼續再戰。我還喜歡把紙壓在鐵皮的鉛筆盒上刻，這樣效果特別好，但一個鉛筆盒麵自然也是傷痕累累了。彩紙也是有講究的，比如“花和尚魯智”深宜用黑色紙，而“一丈青扈三娘”就用上紅色紙更為養眼。記得最容易刻的是“鼓上蚤時遷”，十來刀就把他那賊頭賊腦的形象拿了下來，而難度最大的是“雙槍將董平”，稍有不慎，雙槍就成單槍了，而他身上的盔甲，由一個個“人”字壘疊密布而成，刻時力度過大或過小，都可能拉斷紙線而功敗垂成！精細的刻紙若帖在明淨的玻璃窗上，纖毫畢露，活靈活現，一紙神奇往往令使作俑者極富成就感。
這項精細的民俗活動一時間開展得如火如荼，且完全是小朋友們自導自演無師自通的，足見興趣就是最好的老師，而且十分奇怪的是男生著迷的程度更勝於喜歡跳牛皮筋的女生們。當時思明區的教育局還是相當開明的，且萌發了因勢利導的動作，組織我所在的“第三學區”每班派一個代表到“定安小學”觀摩工藝廠的工人師傅表演人物刻紙藝術。我也光榮地前往一看，結果才發現原來我們發明的“盜版”刻法與人家正宗的藝術創造大相庭徑。刻刀就完全不同，師傅用刀好象是時鍾裏的鋼發條磨礪出來的細長刻刀，在厚厚的一疊彩紙上純熟地戳呀，戳呀的，那疊紙在師傅的手下刀下聽話極了，不一會兒，一疊同樣的人物就脫穎而出，引得在場的小學生們驚歎聲聲！
1965年我考上了雙十中學，就不再那麽沉迷這項“小男生的活動”了。但也不安地發現，“水滸好漢”已經受到了顯然的打壓，最初是中山路的店家悄悄地把那108將的鏡框給撤了，緊接著櫃台裏的刻紙也悄然換上了《紅岩》人物和“大寨人”、“大慶人”以及其他工農兵英雄模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開始籠罩著城鄉大地……
我以為刻紙是對剪紙藝術的一種開拓與升華，美侖美奐的“水滸人物刻紙”應該是廈門的“一絕”，在我們閩南工藝美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盡管隨著政治運動的發生而消弭，但是它給我們一代人刻下了深刻而蒼勁的造型和揮之不去的曆史身影。很難想象一種民間工藝美術品能在那麽短暫的時間裏征服了那麽多小朋友的心並爭相模仿、交換、收藏……我以為這是個奇特的文化現象很值得研究，民間工藝和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結合在一起就能產生出巨大藝術魅力，而一旦借助最通俗的渠道就有可能釋放出無窮的藝術能量，並產生出勃勃的文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