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卡拉漢一人獨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頭腦清醒，一人獨眠。他已一連三天取消上課。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羅森堡的喪禮，為了對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講授憲法。直至亡靈安息妥貼。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陽台上。溫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來第一次寒流來了。下麵是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的多芬街。他對街對麵陽台上的一個不知名的老婦點點頭。波旁街離開這裏一個街區，旅人遊客都已帶著地圖和相機走上街頭。天亮的時候在法國區是見不到人的，但是時近十點，狹小的街道上便已車來車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貨車，也有載客的小汽車。
像這樣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這個時光卡拉漢特別珍惜他的自由。他從法學院出來已經二十年，他的當年同窗大多數都束縛在壓力沉重的法律工作裏，每周苦熬七十小時。他也曾在私人事務所裏度過兩年。首都地區一家有二百名律師的大公司，在他甫出喬治城法學院的大門便雇用了他，讓他寫案情摘要，寫了六個月。然後他又被安置了一個工作，專門答複關於子宮內避孕器的正式訊問，每天十二小時，有時還得做到十六小時。他還得到指點，如果能夠在今後的十年裏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歲時成為公司的合夥人。“卡拉漢想要活到五十歲出頭，所以便從私人執業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個碩士學位，當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時，偶爾寫篇文章，大多數時間都讓自己過得快樂逍遙。沒有家室之累，他的七萬元年薪負擔一幢兩層樓的矮簷住房、一輛保捷時汽車以及美酒是綽綽有餘了。如果死神提早光臨的話，那是因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為工作。”
他是作出犧牲的。他的許多法學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夥人，信紙上印著花裏胡哨的頭銜，一年掙上五六十萬。他們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險公司的經理們平起平坐。他們跟參議員們拉攏結交。他們在東京和倫敦都有事務所。不過他並不羨慕他們。
他有一個同學好友名叫加文-維爾希克，也是從私人開業打退堂鼓而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權處工作，後來轉入聯邦調查局。現在他是局長特別顧問。卡拉漢星期一要到華盛頓去出席一次憲法教授會議。他和維爾希克約好了當天共進晚餐暢飲一番。
他得去個電話把他們的吃喝落實一下，並且從他的腦子裏掏點兒什麽。他不看本子就撥動電話。電話接通了又轉，他花了五分鍾才找到加文-維爾希克接電話。
“快說，”維爾希克說道。
“很高興聽見你說話，”卡拉漢說道。
“你好嗎，托馬斯？”
“現在是10點30分。我還沒穿衣服。我坐在這兒的法國區喝咖啡，觀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幹什麽？”
“神仙生活，我這兒已經11點30分，自從星期二早上發現屍體以來我還沒有離開過辦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會提名兩個納粹。”
“是嗎？當然，我的地位不許我議論這樣的事情。不過我猜想你是說對了。”
“猜想個屁。你早就見到提名名單了，是不是，加文？你們一夥人已經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嗎？說說看，加文，你可以告訴我。名單上有誰，我絕對不說出去。”
“我也不說出去，托馬斯。不過我可以肯定告訴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內。”
“我可傷心啦。”
“姑娘怎麽樣？”
“哪一個？”
“說吧，托馬斯。姑娘？”
“漂亮出眾，溫柔優雅——”
“說下去。”
“誰殺了他們，加文？我有權知道。我是納稅人，我有權知道是誰殺了他們。”
“這姑娘是什麽名字？”
“達比。誰殺了他們，為什麽？”
“你老愛挑剔名字，托馬斯。我還記得你丟掉幾個女人，是因為你不歡喜她們的名字。她們是漂亮火熱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聽。達比，有點動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麽時候我可以見見她。”
“不知道。”
“她住進你家了嗎？”
“不關你的屁事。加文，聽我說。誰幹的？”
“你沒看報紙嗎？我們還沒有嫌疑犯，沒有。”
“你們肯定知道作案的動機。”
“動機一大堆。恨他們的人多著呐，托馬斯。局長已經下令要我們核查一遍所有待審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決時投讚成票和反對票的名單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國的憲法學者現在都成了偵探，全力偵破謀殺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聽見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場，不過現在已經清醒。姑娘倒好，鑽進書堆研究起來了，跟你們幹的一樣。她把我丟下不管了。”
“達比，好名字。哪兒人？”
“丹佛。我們星期一見麵嗎？”
“也許。沃伊爾斯要我們日夜不停直到計算機說出半是誰幹的。不過，我打算跟你見個麵。”
“謝謝。我想要的是完整的報告，加丈。不是道聽途說的東西。”
“托馬斯，托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無可奉告。”
“你喝醉了會說出來的，加文。你向來如此。”
“她多大年紀？19歲？”
“24歲。”
達比在拉斐特的聯邦大廈的空蕩蕩的停車場上停好車子，走進一樓的助理人員的辦公室。星期五的中午，法院裏沒有人審案子，廊廳也空無一人。她站在櫃台前，從一個窗口朝裏看，等候著，一位助理的助手，耽誤了午飯時間，帶有一點步姿，走到窗口。“我能幫助你嗎？”她以一個低級公務員的口氣說道。
達比把一張紙條塞進窗口。“我想看這份檔案。”助手瞟了一眼案件的名字，便看著達比。“為什麽？”她問道。
“我用不著解釋。這是公開檔案，不是嗎？”
“半公開。”
達比拿起紙條，把它折起來。“你熟悉‘知情權法’嗎？”
“你是律師？”
“用不著是律師就能看這份檔案。”
助手拉開櫃台裏一個抽屜，拿出一串鑰匙。她點一下頭，用額頭指一下路。“跟我來。”
門上的牌子是“陪審員室”，但房間裏麵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隻有靠牆排滿了文件櫃和箱盒。達比看了一下整個房間。
助手指指一麵牆壁。“那就是，這邊牆上。這裏第一個檔案櫃裏都是上訴和來信。其餘的櫃子裏則有調查記錄、證據，以及審判記錄。”
“審判是什麽時候？”
“今年夏天。進行了兩個月。”
“上訴書在哪兒？”
“上訴期沒有結束。截止日期是11月1日。你是記者還是什麽？”
“不是。”
“好的。你當然明白，這些都是公開檔案。但是審判法官規定了幾條限製。首先我得記下你的名字和你到達和離開的時間。其次，不得帶走本室內的任何東西。第三，上訴期結束前不得抄錄檔案中的任何部分。第四，你在室內取閱過的任何東西都必須放回原處。這是法官命令。”
達比朝檔案櫃的牆上看看。“為什麽不允許我抄錄？”
“你去問法官，好嗎？請告訴我，你叫什麽名字？”
“達比-肖。”
助手把姓名寫在靠門口掛著的一塊夾紙板上。“你要在室內停留多久？”
“我不知道。三四小時。”
“我們5點關門。你離開的時候到辦公室找我。”她關門的時候露出假笑。達比拉開一個抽屜，裏麵都是起訴書、答辯書、辯護書，她開始翻閱檔案，記下筆記。這件訟案進行了七年，原告一人，被告是三十八家財力雄厚的公司、它們集體雇用過或停雇了法律事務所，前前後後不下十五家，全國各地都有。都是大公司，許多都有好幾百名律師，分布在十多個辦事處裏。
長達七年耗資巨大的官司，結果如何還未定。真是難解難分的官司。法庭的判決隻是被告暫時勝利。原告提出重審的動議，聲言判決是用錢買去的，或者用別的方法非法取得的。一箱箱的動議。指控與反指控。製裁與罰款的要求在訟案兩方之間飛來飛去。一份又一份的書麵陳述記載了律師和當事人的謊言和欺詐，有一個律師已經死了。
另一個律師自殺未遂，這是達比的一個同班同學說的，這個同學在庭審期間被休斯敦的一家大公司雇為暑期臨時工，雖然不許知道案情，但也聽到過一點風聲。
達比拉開一張折椅，仔細觀看檔案櫃。看完全部內容需要五個小時。
蒙特羅斯戲院的名聲大噪反而對它不利。大多數顧客都是天黑以後戴上深色墨鏡，顯得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現在倒好，一位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死在它的樓廳上麵，這地方一下子出了名，好奇者開車經過都要指指點點，攝影留念。它的常客都去了別處。隻有最勇敢的人在車輛行人稀少的時候才大膽進來。
這個人一下衝進門來，付了錢，眼睛也不朝收銀員看一下，完全是一副常客的模樣。
時已午夜。他登樓來到樓廳，想到詹森的脖子套了一個死結便禁不住喜上眉梢。門已鎖上。他在中央一張座位上坐下，跟誰都不挨著。
他朝身後張一眼，小心地把手伸進皮夾克，拿出一個黑盒子，六寸長，五寸寬，三寸厚，把它放在地板上，兩腿的中間。他用一把小尖刀把隔壁座位的軟墊小心割開，然後，朝四周偷看一下，便把黑盒子塞進坐墊中去。
他深深吸一口氣。這個裝置是一個真正的專業人員、一個微型炸彈方麵的傳奇式的天才製作的。
這是他今晚放置的第三枚，他還要再放一枚，上另一家電影院去，那兒是放映色情片的。他急著要上那兒去，那又是個叫他不舒服的地方。
不過他們是一個非暴力的團體，反對不加區別地殺戮無辜和無足輕重的普遍百姓。他們殺掉了少數非殺不可的對象。他們的特長是摧毀建築物。他們挑選一些容易下手的目標。十八個月中沒有一個人被逮住。
12點40分。時間已到，他得馬上離開，快步行走四個街區，從他的汽車裏再拿一個黑盒子，到六個街區外麵的貓咪電影院去，那裏的關門時間是1點30分。貓咪影院在名單上不是十八名就是十九名，他記不準是第幾名了，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再過三小時二十分鍾，所有首都地區的色情影院便要全部炸個稀巴爛。
他正了正墨鏡，看了最後一眼身邊的座位墊子。根據地板上的紙杯和爆玉米判斷，這地方是一星期打掃一次。沒有人會覺察到劃破的織物中間難以看清的開關和管子。他格外小心地扳動開關，便離開了蒙特羅斯——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陽台上。溫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來第一次寒流來了。下麵是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的多芬街。他對街對麵陽台上的一個不知名的老婦點點頭。波旁街離開這裏一個街區，旅人遊客都已帶著地圖和相機走上街頭。天亮的時候在法國區是見不到人的，但是時近十點，狹小的街道上便已車來車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貨車，也有載客的小汽車。
像這樣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這個時光卡拉漢特別珍惜他的自由。他從法學院出來已經二十年，他的當年同窗大多數都束縛在壓力沉重的法律工作裏，每周苦熬七十小時。他也曾在私人事務所裏度過兩年。首都地區一家有二百名律師的大公司，在他甫出喬治城法學院的大門便雇用了他，讓他寫案情摘要，寫了六個月。然後他又被安置了一個工作，專門答複關於子宮內避孕器的正式訊問，每天十二小時，有時還得做到十六小時。他還得到指點，如果能夠在今後的十年裏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歲時成為公司的合夥人。“卡拉漢想要活到五十歲出頭，所以便從私人執業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個碩士學位，當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時，偶爾寫篇文章，大多數時間都讓自己過得快樂逍遙。沒有家室之累，他的七萬元年薪負擔一幢兩層樓的矮簷住房、一輛保捷時汽車以及美酒是綽綽有餘了。如果死神提早光臨的話，那是因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為工作。”
他是作出犧牲的。他的許多法學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夥人，信紙上印著花裏胡哨的頭銜，一年掙上五六十萬。他們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險公司的經理們平起平坐。他們跟參議員們拉攏結交。他們在東京和倫敦都有事務所。不過他並不羨慕他們。
他有一個同學好友名叫加文-維爾希克，也是從私人開業打退堂鼓而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權處工作，後來轉入聯邦調查局。現在他是局長特別顧問。卡拉漢星期一要到華盛頓去出席一次憲法教授會議。他和維爾希克約好了當天共進晚餐暢飲一番。
他得去個電話把他們的吃喝落實一下，並且從他的腦子裏掏點兒什麽。他不看本子就撥動電話。電話接通了又轉，他花了五分鍾才找到加文-維爾希克接電話。
“快說，”維爾希克說道。
“很高興聽見你說話，”卡拉漢說道。
“你好嗎，托馬斯？”
“現在是10點30分。我還沒穿衣服。我坐在這兒的法國區喝咖啡，觀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幹什麽？”
“神仙生活，我這兒已經11點30分，自從星期二早上發現屍體以來我還沒有離開過辦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會提名兩個納粹。”
“是嗎？當然，我的地位不許我議論這樣的事情。不過我猜想你是說對了。”
“猜想個屁。你早就見到提名名單了，是不是，加文？你們一夥人已經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嗎？說說看，加文，你可以告訴我。名單上有誰，我絕對不說出去。”
“我也不說出去，托馬斯。不過我可以肯定告訴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內。”
“我可傷心啦。”
“姑娘怎麽樣？”
“哪一個？”
“說吧，托馬斯。姑娘？”
“漂亮出眾，溫柔優雅——”
“說下去。”
“誰殺了他們，加文？我有權知道。我是納稅人，我有權知道是誰殺了他們。”
“這姑娘是什麽名字？”
“達比。誰殺了他們，為什麽？”
“你老愛挑剔名字，托馬斯。我還記得你丟掉幾個女人，是因為你不歡喜她們的名字。她們是漂亮火熱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聽。達比，有點動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麽時候我可以見見她。”
“不知道。”
“她住進你家了嗎？”
“不關你的屁事。加文，聽我說。誰幹的？”
“你沒看報紙嗎？我們還沒有嫌疑犯，沒有。”
“你們肯定知道作案的動機。”
“動機一大堆。恨他們的人多著呐，托馬斯。局長已經下令要我們核查一遍所有待審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決時投讚成票和反對票的名單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國的憲法學者現在都成了偵探，全力偵破謀殺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聽見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場，不過現在已經清醒。姑娘倒好，鑽進書堆研究起來了，跟你們幹的一樣。她把我丟下不管了。”
“達比，好名字。哪兒人？”
“丹佛。我們星期一見麵嗎？”
“也許。沃伊爾斯要我們日夜不停直到計算機說出半是誰幹的。不過，我打算跟你見個麵。”
“謝謝。我想要的是完整的報告，加丈。不是道聽途說的東西。”
“托馬斯，托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無可奉告。”
“你喝醉了會說出來的，加文。你向來如此。”
“她多大年紀？19歲？”
“24歲。”
達比在拉斐特的聯邦大廈的空蕩蕩的停車場上停好車子，走進一樓的助理人員的辦公室。星期五的中午，法院裏沒有人審案子，廊廳也空無一人。她站在櫃台前，從一個窗口朝裏看，等候著，一位助理的助手，耽誤了午飯時間，帶有一點步姿，走到窗口。“我能幫助你嗎？”她以一個低級公務員的口氣說道。
達比把一張紙條塞進窗口。“我想看這份檔案。”助手瞟了一眼案件的名字，便看著達比。“為什麽？”她問道。
“我用不著解釋。這是公開檔案，不是嗎？”
“半公開。”
達比拿起紙條，把它折起來。“你熟悉‘知情權法’嗎？”
“你是律師？”
“用不著是律師就能看這份檔案。”
助手拉開櫃台裏一個抽屜，拿出一串鑰匙。她點一下頭，用額頭指一下路。“跟我來。”
門上的牌子是“陪審員室”，但房間裏麵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隻有靠牆排滿了文件櫃和箱盒。達比看了一下整個房間。
助手指指一麵牆壁。“那就是，這邊牆上。這裏第一個檔案櫃裏都是上訴和來信。其餘的櫃子裏則有調查記錄、證據，以及審判記錄。”
“審判是什麽時候？”
“今年夏天。進行了兩個月。”
“上訴書在哪兒？”
“上訴期沒有結束。截止日期是11月1日。你是記者還是什麽？”
“不是。”
“好的。你當然明白，這些都是公開檔案。但是審判法官規定了幾條限製。首先我得記下你的名字和你到達和離開的時間。其次，不得帶走本室內的任何東西。第三，上訴期結束前不得抄錄檔案中的任何部分。第四，你在室內取閱過的任何東西都必須放回原處。這是法官命令。”
達比朝檔案櫃的牆上看看。“為什麽不允許我抄錄？”
“你去問法官，好嗎？請告訴我，你叫什麽名字？”
“達比-肖。”
助手把姓名寫在靠門口掛著的一塊夾紙板上。“你要在室內停留多久？”
“我不知道。三四小時。”
“我們5點關門。你離開的時候到辦公室找我。”她關門的時候露出假笑。達比拉開一個抽屜，裏麵都是起訴書、答辯書、辯護書，她開始翻閱檔案，記下筆記。這件訟案進行了七年，原告一人，被告是三十八家財力雄厚的公司、它們集體雇用過或停雇了法律事務所，前前後後不下十五家，全國各地都有。都是大公司，許多都有好幾百名律師，分布在十多個辦事處裏。
長達七年耗資巨大的官司，結果如何還未定。真是難解難分的官司。法庭的判決隻是被告暫時勝利。原告提出重審的動議，聲言判決是用錢買去的，或者用別的方法非法取得的。一箱箱的動議。指控與反指控。製裁與罰款的要求在訟案兩方之間飛來飛去。一份又一份的書麵陳述記載了律師和當事人的謊言和欺詐，有一個律師已經死了。
另一個律師自殺未遂，這是達比的一個同班同學說的，這個同學在庭審期間被休斯敦的一家大公司雇為暑期臨時工，雖然不許知道案情，但也聽到過一點風聲。
達比拉開一張折椅，仔細觀看檔案櫃。看完全部內容需要五個小時。
蒙特羅斯戲院的名聲大噪反而對它不利。大多數顧客都是天黑以後戴上深色墨鏡，顯得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現在倒好，一位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死在它的樓廳上麵，這地方一下子出了名，好奇者開車經過都要指指點點，攝影留念。它的常客都去了別處。隻有最勇敢的人在車輛行人稀少的時候才大膽進來。
這個人一下衝進門來，付了錢，眼睛也不朝收銀員看一下，完全是一副常客的模樣。
時已午夜。他登樓來到樓廳，想到詹森的脖子套了一個死結便禁不住喜上眉梢。門已鎖上。他在中央一張座位上坐下，跟誰都不挨著。
他朝身後張一眼，小心地把手伸進皮夾克，拿出一個黑盒子，六寸長，五寸寬，三寸厚，把它放在地板上，兩腿的中間。他用一把小尖刀把隔壁座位的軟墊小心割開，然後，朝四周偷看一下，便把黑盒子塞進坐墊中去。
他深深吸一口氣。這個裝置是一個真正的專業人員、一個微型炸彈方麵的傳奇式的天才製作的。
這是他今晚放置的第三枚，他還要再放一枚，上另一家電影院去，那兒是放映色情片的。他急著要上那兒去，那又是個叫他不舒服的地方。
不過他們是一個非暴力的團體，反對不加區別地殺戮無辜和無足輕重的普遍百姓。他們殺掉了少數非殺不可的對象。他們的特長是摧毀建築物。他們挑選一些容易下手的目標。十八個月中沒有一個人被逮住。
12點40分。時間已到，他得馬上離開，快步行走四個街區，從他的汽車裏再拿一個黑盒子，到六個街區外麵的貓咪電影院去，那裏的關門時間是1點30分。貓咪影院在名單上不是十八名就是十九名，他記不準是第幾名了，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再過三小時二十分鍾，所有首都地區的色情影院便要全部炸個稀巴爛。
他正了正墨鏡，看了最後一眼身邊的座位墊子。根據地板上的紙杯和爆玉米判斷，這地方是一星期打掃一次。沒有人會覺察到劃破的織物中間難以看清的開關和管子。他格外小心地扳動開關，便離開了蒙特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