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林舒，日本馬上要舉行isit了，離中國這麽近了，何不在中國舉行一場研討會？”蔡先生高興地說，“林舒問我，‘isit還是workshop？’，我回答他，‘你估摸著isit的可能性大不大？’林舒坦言，‘要是workshop還是有希望的。大師們覺得中國的通信學術水平並不甚高，似乎沒有來的必要。不過我試著從中斡旋一下。’果然，林舒給我回信，‘這件事已經敲定了，日本舉行isit一個禮拜之後來中國舉辦一次workshop。這些大師有不少猶太人，他們倒是挺喜歡中國的。這很可能是中國的第一次國際會議。’”
周先生笑著給秦風講著，“這次香山會議信息論的大師幾乎都到場了，可惜香農沒來。咱們國內出席了很多人，西電的陳太一，南開的胡國定、沈世鎰，廣東理工的徐秉諍，清華的吳佑壽，肖國鎮、王新梅、王育民、吳開震、童誌鵬、鍾義信、李道本、吳偉陵……，總之一大堆，都是國內信息論領域的一流學者，我和老蔡也帶著咱學校幾個優秀學生去參會了。”
葉先生不知從哪裏端出一個水杯，喝了幾口熱茶，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四八年，香農發表了長達八十頁的《通信的數學原理》，維納出版《控製論》，這都是信息論領域開天辟地的大事，此前圖靈、布爾奠基的道路一下子開闊了。不過在國內，還幾乎沒有引起學者的普遍關注。長年對這個很敏感，五六年就開出了《信息論》課程，這慢慢地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潤生也是個好小子，和長年合編出國內第一本《信息論》來。”
秦風聽了憨憨一笑，撓了撓頭，心猛烈地跳動著，一直擔心屁股下麵憑空出現的凳子會不會憑空消失，他也插話說道，“老師告訴我們，香農玩股票也特別厲害，從來不缺錢呢。”蔡先生撫掌大笑：“香農早想寫關於投資組合績效和技術分析的論文，可惜一直遲遲沒有發表。一個數學家，搞清楚股市的跌宕起伏也是很正常的嘛。香農從五零年代末到八六年投資組合的報酬是28%，據說報酬率勝過了巴菲特。香農自己也說嘍，對金錢沒有興趣，做研究也不為商業目的，隻喜歡做一些有挑戰的事情，玩股票隻是一時興起。”
秦風低頭一看，不知何時手裏已經多了一本《信息論》，蔡先生則繼續講香山會議的情況：“我那時就心想，十分難得的一次國際會議，必須能在讓中國信息論、通信、編碼方麵收獲較大的裨益，我就和林舒商量。我們討論了好幾種方案，後來林舒提議說：‘我們可以這樣搞，讓國際上編碼的兩大派卷積碼和分組碼互相爭個高低，這一下子對於編碼的兩大派的優缺損益也就一下子明了了嘛，年輕一輩做學術的也就知曉自己該追隨那個方向了。來的都是國外的大師嘛，gager，viterbi，jamesmassey，costello，wolf，richardhut，大師們做一做報告對於這些年輕學者還是卓有成效的。’我問林舒：‘香農可以過來的嘛。’林舒就說，‘香農自從五八年離開貝爾實驗室，就去mit任教去了。香農在教學方麵簡直和愛因斯坦水平相當，談些自己做研究的事情，沒有人聽得懂。這過了一兩年，香農就不當教授了。後麵，他幾乎就銷聲匿跡了一樣，拒絕回複科研請求，拒絕慕名拜訪，也不再發表論文，也不去學校，整天在家裏工作，不過他和貝爾實驗室還是一直保持著合作關係。’我問：‘那就沒有希望了嗎？’林舒想了想說：‘希望渺茫。八五年的時候，香農難得出席了一場英國舉行的學術研討會，默默進進出出聽了一天的研討，都沒有認出他來。最後終於有人認出他來，一下子滿會場的學者都跑過來表示敬意，索要簽名。大家都紛紛不可置信地看著香農，激動得差點要掉眼淚。這些年他喜歡搞些小發明——年輕的時候他就喜歡公開展示他的聰明老鼠希修斯（那幾乎就是初代的人工智能）——他做了好些個玩具，不在公眾麵前出現，銷聲匿跡，一下子生出些傳說的味道來。我覺得請他很難，而且香農現在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了。’我的內心還是懷著希望的，不過後來香農果然不能來。不過會議一下子來了數百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學術氛圍一下子起來了。林舒想了個法子：‘我和costello演一場雙簧戲。我是搞代數編碼的嘛，costello是搞概率編碼的嘛，我們就互相揚此抑彼，這下子大家夥肯定能搞清楚這兩種編碼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這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新奇的會議形式。會議上，林舒就和costello前後做了一個報告，把什麽基本思想啊、基本原理啊、優缺點啊、發展瓶頸啊、兩種編碼方式之間的對比啊都一一分析對比。嘿！我覺得效果蠻不錯的，聽報告的國內年輕學者一下子把這兩個編碼的基本學派吃透了，這比自己鑽研效率高多了，大家都在記筆記，提問題，剛開始大家還有些拘謹，比較畏懼這些大師，後來漸漸放開了，效果非常好。”
秦風剛要說話，卻發現三位先生已經不在自己旁邊了，再一看自己已經到了一個大廳裏，大廳裏人來人往，人人西裝革履，他來回走走瞧瞧，看見蔡先生和周先生正站在門口和一個外國人在交談。秦風抬頭一看，房間門口貼著一張紅色橫幅“ieee北京國際信息論專題討論會”，大家夥夾著筆記本紛紛往屋子走，路過的時候給蔡先生和周先生打聲招呼。周先生瞥見秦風在四處張望，叫道：“小秦，你師兄已經進去了，你也進去吧，會議馬上要開始了。”秦風點點頭，發現自己的懷裏憑空多出幾本書來，便快步進入了會場當中。會場裏坐滿了人，有數百人左右，大堂前麵有一個發言的台子，台子上麵也掛著和門口一樣的紅色橫幅。
周先生笑著給秦風講著，“這次香山會議信息論的大師幾乎都到場了，可惜香農沒來。咱們國內出席了很多人，西電的陳太一，南開的胡國定、沈世鎰，廣東理工的徐秉諍，清華的吳佑壽，肖國鎮、王新梅、王育民、吳開震、童誌鵬、鍾義信、李道本、吳偉陵……，總之一大堆，都是國內信息論領域的一流學者，我和老蔡也帶著咱學校幾個優秀學生去參會了。”
葉先生不知從哪裏端出一個水杯，喝了幾口熱茶，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四八年，香農發表了長達八十頁的《通信的數學原理》，維納出版《控製論》，這都是信息論領域開天辟地的大事，此前圖靈、布爾奠基的道路一下子開闊了。不過在國內，還幾乎沒有引起學者的普遍關注。長年對這個很敏感，五六年就開出了《信息論》課程，這慢慢地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潤生也是個好小子，和長年合編出國內第一本《信息論》來。”
秦風聽了憨憨一笑，撓了撓頭，心猛烈地跳動著，一直擔心屁股下麵憑空出現的凳子會不會憑空消失，他也插話說道，“老師告訴我們，香農玩股票也特別厲害，從來不缺錢呢。”蔡先生撫掌大笑：“香農早想寫關於投資組合績效和技術分析的論文，可惜一直遲遲沒有發表。一個數學家，搞清楚股市的跌宕起伏也是很正常的嘛。香農從五零年代末到八六年投資組合的報酬是28%，據說報酬率勝過了巴菲特。香農自己也說嘍，對金錢沒有興趣，做研究也不為商業目的，隻喜歡做一些有挑戰的事情，玩股票隻是一時興起。”
秦風低頭一看，不知何時手裏已經多了一本《信息論》，蔡先生則繼續講香山會議的情況：“我那時就心想，十分難得的一次國際會議，必須能在讓中國信息論、通信、編碼方麵收獲較大的裨益，我就和林舒商量。我們討論了好幾種方案，後來林舒提議說：‘我們可以這樣搞，讓國際上編碼的兩大派卷積碼和分組碼互相爭個高低，這一下子對於編碼的兩大派的優缺損益也就一下子明了了嘛，年輕一輩做學術的也就知曉自己該追隨那個方向了。來的都是國外的大師嘛，gager，viterbi，jamesmassey，costello，wolf，richardhut，大師們做一做報告對於這些年輕學者還是卓有成效的。’我問林舒：‘香農可以過來的嘛。’林舒就說，‘香農自從五八年離開貝爾實驗室，就去mit任教去了。香農在教學方麵簡直和愛因斯坦水平相當，談些自己做研究的事情，沒有人聽得懂。這過了一兩年，香農就不當教授了。後麵，他幾乎就銷聲匿跡了一樣，拒絕回複科研請求，拒絕慕名拜訪，也不再發表論文，也不去學校，整天在家裏工作，不過他和貝爾實驗室還是一直保持著合作關係。’我問：‘那就沒有希望了嗎？’林舒想了想說：‘希望渺茫。八五年的時候，香農難得出席了一場英國舉行的學術研討會，默默進進出出聽了一天的研討，都沒有認出他來。最後終於有人認出他來，一下子滿會場的學者都跑過來表示敬意，索要簽名。大家都紛紛不可置信地看著香農，激動得差點要掉眼淚。這些年他喜歡搞些小發明——年輕的時候他就喜歡公開展示他的聰明老鼠希修斯（那幾乎就是初代的人工智能）——他做了好些個玩具，不在公眾麵前出現，銷聲匿跡，一下子生出些傳說的味道來。我覺得請他很難，而且香農現在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了。’我的內心還是懷著希望的，不過後來香農果然不能來。不過會議一下子來了數百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學術氛圍一下子起來了。林舒想了個法子：‘我和costello演一場雙簧戲。我是搞代數編碼的嘛，costello是搞概率編碼的嘛，我們就互相揚此抑彼，這下子大家夥肯定能搞清楚這兩種編碼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這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新奇的會議形式。會議上，林舒就和costello前後做了一個報告，把什麽基本思想啊、基本原理啊、優缺點啊、發展瓶頸啊、兩種編碼方式之間的對比啊都一一分析對比。嘿！我覺得效果蠻不錯的，聽報告的國內年輕學者一下子把這兩個編碼的基本學派吃透了，這比自己鑽研效率高多了，大家都在記筆記，提問題，剛開始大家還有些拘謹，比較畏懼這些大師，後來漸漸放開了，效果非常好。”
秦風剛要說話，卻發現三位先生已經不在自己旁邊了，再一看自己已經到了一個大廳裏，大廳裏人來人往，人人西裝革履，他來回走走瞧瞧，看見蔡先生和周先生正站在門口和一個外國人在交談。秦風抬頭一看，房間門口貼著一張紅色橫幅“ieee北京國際信息論專題討論會”，大家夥夾著筆記本紛紛往屋子走，路過的時候給蔡先生和周先生打聲招呼。周先生瞥見秦風在四處張望，叫道：“小秦，你師兄已經進去了，你也進去吧，會議馬上要開始了。”秦風點點頭，發現自己的懷裏憑空多出幾本書來，便快步進入了會場當中。會場裏坐滿了人，有數百人左右，大堂前麵有一個發言的台子，台子上麵也掛著和門口一樣的紅色橫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