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急亂投醫
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作者：格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blockquote>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即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blockquote>
——第六十一回
以前讀魯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父親的病》一文，對於父親的形象以及父親之死這樣一個事件，都沒有留下什麽很深的印象，倒是對前來給父親診病的兩位中醫記憶猶新。細細一想，也沒什麽好奇怪的。魯迅這篇文章的用意，不在於對父親的懷念，而是對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展開猛烈的抨擊。魯迅先生的文字不可謂不拙樸，語調不可謂不沉痛，但讀至醫生給他父親開的藥方時，總是忍不住要啞然失笑：什麽經霜三年的甘蔗啦，什麽打破的鼓皮啦，什麽原配的蟋蟀啦。古人有“喪言不文”的說法，魯迅先生雖然一味地壓抑文章的“喜劇色彩”，但欲抑而彌揚，“原配蟋蟀”一類的情節，曆來為讀者所津津樂道。
魯迅先生處於新舊鼎革之際，以弘揚西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岐黃之道未除，西醫之風漸起，加上他在日本留學之初學的就是西醫，他對中醫采取的那樣一種冷嘲熱諷乃至徹底否定的態度，完全可以理解。對中醫的批評和質疑，是那個時代知識界普遍的風尚。
《父親的病》一文，因是寫實，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是某種文化觀念的演繹，更沒有理由去懷疑魯迅先生的這篇短文受到了《金瓶梅》的影響和啟發。然而，“父親之死”這一情節，與《金瓶梅》中李瓶兒臨終之時的病急亂投醫，實在是遙相仿佛。在《金瓶梅》的寫作年代，雖然還沒有西醫一說，但對中醫批判之決絕、嘲諷之刻薄，《金瓶梅》相較於《父親的病》亦不遑多讓。
《金瓶梅》中寫到的醫生（包括民間的遊醫和所謂太醫），大多形象惡劣，形跡可疑。比如說，第十七回寫到的蔣竹山和胡鬼嘴——前者打著太醫院出身的旗號，行醫隻是幌子，漁色方為正經；而後者開出的藥方，就直接打發花子虛去了陰曹地府。詞話本第五十四回中出現的那個任醫官，似乎是個比較靠譜的郎中，為人倒還謙遜有禮，但繡像本對任醫官的形象進行了徹頭徹尾的改造，把他寫成了自吹自擂、專意圖財的江湖騙子：他誇口自己因在王吏部家看病而得到厚禮，是變著法兒向西門慶索取錢財；他炫耀病人送他“儒醫神術”的匾額——“寫的是甚麽顏體，一個個飛得起的”，害得西門慶差一點也要送匾給他。可見相比於詞話本，繡像本的作者似乎對當時的醫者更加深惡痛絕。
此回寫李瓶兒得血崩之症，奄奄待斃。西門慶及其家人慌了手腳，一連請了四位醫生來給瓶兒診病，其中就包括第五十四回寫到的任醫官。任醫官是西門慶時相往來的朋友，自然是第一個被請。西門慶送了他“一匹杭絹，二兩白金”的厚禮，討來一副名為“歸脾湯”的藥劑，“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
第二位被請上門的，是大街口的胡太醫。此人正是將花子虛送往西天的“胡鬼嘴”。他認為李瓶兒的病是因為氣衝了血管，開了藥方，吃下藥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接下來出場的是何太醫何老人，已經八十一歲了。這個人據說是個神醫，醫術精湛不說，他的兒子名叫何岐軒，因為醫術高明而做了官，成了“冠帶醫士”，成天在縣中迎來送往，一天也閑不下來。兒子何岐軒如此炙熱，其父的醫術想必更加不同凡響。何老人的診斷結果與胡太醫不同，不是什麽氣衝了血管，乃是精液衝了血管（虧他老人家想得出來），正要開藥方的時候，第四位醫生——趙太醫 “趙搗鬼”拍馬殺到。
這個趙太醫本名趙龍崗，是韓道國推薦的，據說是專看婦科病的醫生。明末中醫的分科似乎已經很細了，除了婦科之外，《金瓶梅》中還幾次寫到“小兒科”。此回寫四位醫生來為李瓶兒診病，作者並沒有簡單地按照先後次序逐一描述。前兩位是一個接一個地來，後兩個則是同時抵達。《金瓶梅》的敘事，在這樣極細微的地方，也能顯出它非同一般的靈動有致。
有了前兩位大夫“越醫越重”的教訓，西門慶此時心中焦亂，對醫生的醫術似乎產生了極大的疑慮。喬大戶給他出了一個主意，讓何老人、趙龍崗兩位大夫一起切磋切磋，互相討論一下，細細論出病源，再斟酌下藥不遲。西門慶就將這番意思告訴了何太醫，讓他先不忙開藥方，等趙太醫診脈完畢，一起商量著下藥。沒想到，這位自稱是祖傳三代、熟讀一切醫書典章的趙搗鬼，在診脈的時候就出了大問題。
他讓李瓶兒抬起頭來，問她是否認得自己是誰。李瓶兒當然不認識他，可她也知道他醫生的身份，故而說：“敢是太醫？”就憑這句話，趙龍崗即斷定李瓶兒不妨事，“死不成”（詞話本）。那麽李瓶兒得的到底是什麽病呢？趙龍崗先說是傷寒雜症，又說是產後胎前不調。被西門慶當場否定之後，改口說是脾虛泄瀉，他最後的結論是經水不調。整個過程如同猜謎。西門慶或許是實在不耐煩了，便將瓶兒的病症向他和盤托出，隻問他有無救急的妙方。趙搗鬼遂開了一副包括巴豆在內的“虎狼瀉藥”。這一次，西門慶看不下去了，見他胡口亂說，不覺怒上心頭。隻因此人是王六兒的丈夫韓道國推薦的，多少得給韓道國留點顏麵，就稱了二錢銀子，連送都不送，就將他打發走了。
對於趙龍崗這個人物，詞話本中的敘事更加詳盡細致。趙太醫剛一現身即胡天海地、口不擇言，甚至還用一首打油詩介紹了自己行醫的經曆，其中有這樣幾句：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
頭痛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耳聾宜將針套。
作者刻意嘲諷之意，十分露骨。但這樣的打油詩由趙搗鬼自己口中說出來，也破壞了人物的真實感。故而到了繡像本，這首打油詩被刪去了。同時被刪去的還有這樣兩句詩：
半積陰功半養身，古來醫道通仙道。
從小說的修辭效果來看，繡像本的刪改非常合理，且很有必要。但這些被刪去的文字，卻也明確地反映出詞話本作者對中醫的基本態度。尤其是“古來醫道通仙道”一句，尤為重要，不僅暗示了中醫理論與道家養生術之間的關係，且將醫術與道家的煉丹求仙之法術聯係在一起，足見所謂“醫道”恰如虛無縹緲的仙道一樣，不過是一種虛妄的安慰罷了。魯迅先生在《父親的病》一文中所挖苦的“醫者，意也”表達的也是同樣的意思。更有甚者，仙道不僅是醫道的源頭，同時也往往是它的最終歸宿。
一般而論，在醫治終告失敗，醫術無能、醫家束手的情況下，患者若不甘心等死，似乎也隻剩下訪仙求道一途了。所以，在《父親的病》一文中，陳蓮河眼見得藥針無效，最後便提起一種“仙丹”來，藥價兩塊大洋。父親沉思了一下，終於搖頭拒絕。他倒不是舍不得這兩塊大洋，他心裏十分明白，按照中國傳統的醫療過程來看，一旦“仙丹”出現，通常就說明病人已經無可藥救了。陳蓮河還曾建議患者找個仙人術士來作法，去看看前世有無犯下什麽罪愆。生命的決定權，隨之從醫家轉移到了仙家術士的手中。
在《金瓶梅》這一回的文字中，趙龍崗可笑的失敗，自然襯托出何太醫何老人的高明。可李瓶兒服用了何老人開出的藥方（花去白金一兩），“並不見分毫動靜”。最後西門慶終於接受了吳月娘的建議，趕往周守備府中去請吳神仙來作法了。
細細體味《金瓶梅》此回文字可知，對於中醫的強烈批判和質疑，古已有之，並不自魯迅先生始。在以解剖學為基礎的現代醫學出現之前，對身體和疾病的科學研究無從談起。由於醫療手段相對簡陋，時人基於臨床效果，對醫家將信將疑，進而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也不足為怪。
然而同樣是對中醫的批判與否定，《金瓶梅》卻不可視為魯迅思想的先聲。因為兩者的著眼點與社會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魯迅對中醫的批判固然由“父親的病”這樣一個特殊的事件所引發，但這種批判的背後有一個明確的參照物，那就是西醫。魯迅對於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有一個比照的對象，那就是以西醫為象征的西方近代科學文明。所以說，魯迅雖然以自身的經驗和記憶為出發點來批判中醫，但不能說完全沒有受到當時社會和文化話語的影響。簡單地說，他不可能完全沒有文化觀念上的“先入之見”。
而在這些方麵，《金瓶梅》則迥然不同。《金瓶梅》對社會、曆史、道德和文化的否定是全方位的。作者既然要否定現實世界，從現世中見出虛妄，就必須對世俗的道德、人情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而醫者的不學無術和道德潰敗，隻不過是社會總體道德腐敗的一個縮影而已。
作者並非是專門與中醫過不去。
——第六十一回
以前讀魯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父親的病》一文，對於父親的形象以及父親之死這樣一個事件，都沒有留下什麽很深的印象，倒是對前來給父親診病的兩位中醫記憶猶新。細細一想，也沒什麽好奇怪的。魯迅這篇文章的用意，不在於對父親的懷念，而是對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展開猛烈的抨擊。魯迅先生的文字不可謂不拙樸，語調不可謂不沉痛，但讀至醫生給他父親開的藥方時，總是忍不住要啞然失笑：什麽經霜三年的甘蔗啦，什麽打破的鼓皮啦，什麽原配的蟋蟀啦。古人有“喪言不文”的說法，魯迅先生雖然一味地壓抑文章的“喜劇色彩”，但欲抑而彌揚，“原配蟋蟀”一類的情節，曆來為讀者所津津樂道。
魯迅先生處於新舊鼎革之際，以弘揚西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岐黃之道未除，西醫之風漸起，加上他在日本留學之初學的就是西醫，他對中醫采取的那樣一種冷嘲熱諷乃至徹底否定的態度，完全可以理解。對中醫的批評和質疑，是那個時代知識界普遍的風尚。
《父親的病》一文，因是寫實，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是某種文化觀念的演繹，更沒有理由去懷疑魯迅先生的這篇短文受到了《金瓶梅》的影響和啟發。然而，“父親之死”這一情節，與《金瓶梅》中李瓶兒臨終之時的病急亂投醫，實在是遙相仿佛。在《金瓶梅》的寫作年代，雖然還沒有西醫一說，但對中醫批判之決絕、嘲諷之刻薄，《金瓶梅》相較於《父親的病》亦不遑多讓。
《金瓶梅》中寫到的醫生（包括民間的遊醫和所謂太醫），大多形象惡劣，形跡可疑。比如說，第十七回寫到的蔣竹山和胡鬼嘴——前者打著太醫院出身的旗號，行醫隻是幌子，漁色方為正經；而後者開出的藥方，就直接打發花子虛去了陰曹地府。詞話本第五十四回中出現的那個任醫官，似乎是個比較靠譜的郎中，為人倒還謙遜有禮，但繡像本對任醫官的形象進行了徹頭徹尾的改造，把他寫成了自吹自擂、專意圖財的江湖騙子：他誇口自己因在王吏部家看病而得到厚禮，是變著法兒向西門慶索取錢財；他炫耀病人送他“儒醫神術”的匾額——“寫的是甚麽顏體，一個個飛得起的”，害得西門慶差一點也要送匾給他。可見相比於詞話本，繡像本的作者似乎對當時的醫者更加深惡痛絕。
此回寫李瓶兒得血崩之症，奄奄待斃。西門慶及其家人慌了手腳，一連請了四位醫生來給瓶兒診病，其中就包括第五十四回寫到的任醫官。任醫官是西門慶時相往來的朋友，自然是第一個被請。西門慶送了他“一匹杭絹，二兩白金”的厚禮，討來一副名為“歸脾湯”的藥劑，“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
第二位被請上門的，是大街口的胡太醫。此人正是將花子虛送往西天的“胡鬼嘴”。他認為李瓶兒的病是因為氣衝了血管，開了藥方，吃下藥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接下來出場的是何太醫何老人，已經八十一歲了。這個人據說是個神醫，醫術精湛不說，他的兒子名叫何岐軒，因為醫術高明而做了官，成了“冠帶醫士”，成天在縣中迎來送往，一天也閑不下來。兒子何岐軒如此炙熱，其父的醫術想必更加不同凡響。何老人的診斷結果與胡太醫不同，不是什麽氣衝了血管，乃是精液衝了血管（虧他老人家想得出來），正要開藥方的時候，第四位醫生——趙太醫 “趙搗鬼”拍馬殺到。
這個趙太醫本名趙龍崗，是韓道國推薦的，據說是專看婦科病的醫生。明末中醫的分科似乎已經很細了，除了婦科之外，《金瓶梅》中還幾次寫到“小兒科”。此回寫四位醫生來為李瓶兒診病，作者並沒有簡單地按照先後次序逐一描述。前兩位是一個接一個地來，後兩個則是同時抵達。《金瓶梅》的敘事，在這樣極細微的地方，也能顯出它非同一般的靈動有致。
有了前兩位大夫“越醫越重”的教訓，西門慶此時心中焦亂，對醫生的醫術似乎產生了極大的疑慮。喬大戶給他出了一個主意，讓何老人、趙龍崗兩位大夫一起切磋切磋，互相討論一下，細細論出病源，再斟酌下藥不遲。西門慶就將這番意思告訴了何太醫，讓他先不忙開藥方，等趙太醫診脈完畢，一起商量著下藥。沒想到，這位自稱是祖傳三代、熟讀一切醫書典章的趙搗鬼，在診脈的時候就出了大問題。
他讓李瓶兒抬起頭來，問她是否認得自己是誰。李瓶兒當然不認識他，可她也知道他醫生的身份，故而說：“敢是太醫？”就憑這句話，趙龍崗即斷定李瓶兒不妨事，“死不成”（詞話本）。那麽李瓶兒得的到底是什麽病呢？趙龍崗先說是傷寒雜症，又說是產後胎前不調。被西門慶當場否定之後，改口說是脾虛泄瀉，他最後的結論是經水不調。整個過程如同猜謎。西門慶或許是實在不耐煩了，便將瓶兒的病症向他和盤托出，隻問他有無救急的妙方。趙搗鬼遂開了一副包括巴豆在內的“虎狼瀉藥”。這一次，西門慶看不下去了，見他胡口亂說，不覺怒上心頭。隻因此人是王六兒的丈夫韓道國推薦的，多少得給韓道國留點顏麵，就稱了二錢銀子，連送都不送，就將他打發走了。
對於趙龍崗這個人物，詞話本中的敘事更加詳盡細致。趙太醫剛一現身即胡天海地、口不擇言，甚至還用一首打油詩介紹了自己行醫的經曆，其中有這樣幾句：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
頭痛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耳聾宜將針套。
作者刻意嘲諷之意，十分露骨。但這樣的打油詩由趙搗鬼自己口中說出來，也破壞了人物的真實感。故而到了繡像本，這首打油詩被刪去了。同時被刪去的還有這樣兩句詩：
半積陰功半養身，古來醫道通仙道。
從小說的修辭效果來看，繡像本的刪改非常合理，且很有必要。但這些被刪去的文字，卻也明確地反映出詞話本作者對中醫的基本態度。尤其是“古來醫道通仙道”一句，尤為重要，不僅暗示了中醫理論與道家養生術之間的關係，且將醫術與道家的煉丹求仙之法術聯係在一起，足見所謂“醫道”恰如虛無縹緲的仙道一樣，不過是一種虛妄的安慰罷了。魯迅先生在《父親的病》一文中所挖苦的“醫者，意也”表達的也是同樣的意思。更有甚者，仙道不僅是醫道的源頭，同時也往往是它的最終歸宿。
一般而論，在醫治終告失敗，醫術無能、醫家束手的情況下，患者若不甘心等死，似乎也隻剩下訪仙求道一途了。所以，在《父親的病》一文中，陳蓮河眼見得藥針無效，最後便提起一種“仙丹”來，藥價兩塊大洋。父親沉思了一下，終於搖頭拒絕。他倒不是舍不得這兩塊大洋，他心裏十分明白，按照中國傳統的醫療過程來看，一旦“仙丹”出現，通常就說明病人已經無可藥救了。陳蓮河還曾建議患者找個仙人術士來作法，去看看前世有無犯下什麽罪愆。生命的決定權，隨之從醫家轉移到了仙家術士的手中。
在《金瓶梅》這一回的文字中，趙龍崗可笑的失敗，自然襯托出何太醫何老人的高明。可李瓶兒服用了何老人開出的藥方（花去白金一兩），“並不見分毫動靜”。最後西門慶終於接受了吳月娘的建議，趕往周守備府中去請吳神仙來作法了。
細細體味《金瓶梅》此回文字可知，對於中醫的強烈批判和質疑，古已有之，並不自魯迅先生始。在以解剖學為基礎的現代醫學出現之前，對身體和疾病的科學研究無從談起。由於醫療手段相對簡陋，時人基於臨床效果，對醫家將信將疑，進而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也不足為怪。
然而同樣是對中醫的批判與否定，《金瓶梅》卻不可視為魯迅思想的先聲。因為兩者的著眼點與社會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魯迅對中醫的批判固然由“父親的病”這樣一個特殊的事件所引發，但這種批判的背後有一個明確的參照物，那就是西醫。魯迅對於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有一個比照的對象，那就是以西醫為象征的西方近代科學文明。所以說，魯迅雖然以自身的經驗和記憶為出發點來批判中醫，但不能說完全沒有受到當時社會和文化話語的影響。簡單地說，他不可能完全沒有文化觀念上的“先入之見”。
而在這些方麵，《金瓶梅》則迥然不同。《金瓶梅》對社會、曆史、道德和文化的否定是全方位的。作者既然要否定現實世界，從現世中見出虛妄，就必須對世俗的道德、人情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而醫者的不學無術和道德潰敗，隻不過是社會總體道德腐敗的一個縮影而已。
作者並非是專門與中醫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