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 普
前言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一百〇五年裏我國打了多次敗仗，訂了多少不平等條約，割讓了多少土地，這是一段很長的辛酸曆史，這是我國受屈辱的年代，這段曆史不可忘記。
這段曆史最後十四年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1931年先侵占了東北，1937年又發動全麵戰爭，在以後八年的日子裏，我國有三千萬同胞喪失了生命，半壁江山灑滿鮮血。
戰爭發生不久，華北地區大片土地就淪陷了，麵對敵人的統治，有些人很早就離開了，他們不願留下來當亡國奴，大多數留下來的都是缺少走的條件，隻得忍受這苦難的日子，把自己的命運托給“聽天由命”，淪陷不久，什麽“維持會”等敵偽政權就建立了，那些漢奸一個個粉墨登場，這些民族敗類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還幫敵人幹不能幹的壞事。
天津那時還有英、法、意、日四國的租界，這是八國聯軍時留下來的產物，天津淪陷後，英、法、意三處租界還不受日本管轄，在租界裏隻剩下一所大學和一些中小學校，在這些學校裏的一些學生不甘忍受亡國奴的屈辱，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組織了一個團體叫“抗日殺奸團”。這些學生從十四五歲到二十一二歲，說是懂事了但入世不深，做事又少經驗，可就是初生的牛犢不怕虎。他們幹了些事情使敵人坐臥不寧，同時也遭受過失敗，甚至犧牲了生命。在抗戰八年中，這個組織以後又擴展到北平、上海，前後參加的成員約五百多人。
這些青年憑著愛國熱情團結在一起，他們都是出於自願，沒人要從這裏求得利益好處，他們的生活都靠自己的家庭，因為這是淪陷區，所以又得向家庭保密，由於都是自願的，所以組織也沒有多大的約束力，由於各種原因如搬家、易地求學、誌趣不同等，人員流動常有發生，所以這組織又是鬆散的，工作時大家一起商量，執行時由誰來完成也是自願的，沒人命令，他們都沒受過訓練，也隻有在工作中鍛煉自己，但工作機會不多，所以做起事情來還是毛手毛腳的。
下麵就講他們的事跡，有些情況先聲明一下，因為那時條件差，很多事情沒有記錄，日本投降後這組織就解散了，以後都是靠一些人回憶記下來，所以材料缺欠很多。再有這組織隻有一個名字叫“抗日殺奸團”，從前聽說過在抗戰初期在山東濟南有過這個組織，後來又無下文了，我們寫此文的目的就是紀念為此犧牲的同誌，因為他們的孤魂仍遊蕩在荒野，希望他們在此得到安息。
北平抗日殺奸團
(一)建立和行動
1938年暑假後，天津抗團就有些人轉學到北平，那時就先建立了燕京小組，他們還幫助天津抗團製裁周作人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春孫若愚、李振英、周慶涑、鄭統萬、馮運修等人先後來到北平，把各中學轉來的組織起來，又積極在育英、貝滿、誌成各學校發展組織成北平抗日殺奸團，他們還利用小冊子教會新團員了解日軍編製，搜集情報，跟蹤敵人，使用武器，製造燃燒彈等，北平的工作環境不像天津有租界作依托，再加上這裏是敵偽在華北的政務委員會所在地，它的警備治安要嚴得多，孫若愚把重要物資如槍支、文件等就保存在鄭統萬和鄭昆侖(女)家，因他們是大漢奸鄭孝胥的孫子。後又改為馮運修家，因他是大漢奸齊燮元的外甥。他們以為這裏比較安全，其實也未必如此。
北平的偽商會會長鄒泉蓀注164早就被他們注意，隻是一時沒機會下手。1940年1月孫若愚偶然路過西四的一個丁字路口時發現鄒的汽車就停在路邊，他以為鄒逆就在車內。正巧他身上有槍，認為機不可失立即過去打開車門就向內射擊，忽然聽到女人叫聲，方知打錯了人，就趕快離去。結果鄒逆的妻子替他死去。
孫若愚那時住在中國大學，聽到學生傳說有個敵偽特務打聽有無一個姓孫的，他看情況不妙，馬上到燕京大學黎大展處暫避。後又聽到燕京也在抓人。他經過魏文昭(女)和魏文彥(女)的幫助，利用她們父親的開灤礦務局的關係逃去秦皇島，後又承(應為乘——訪談者)船去香港轉內地。
孫若愚走後，北平抗團就由李振英負責，他當時在北大讀書。同屋的三位同學王知勉、應繩厚、李澄溪都先後參加了抗團，這裏就成了北平抗團的活動基地。
1940年初川島芳子過生日，在新新大戲院做壽。她把戲院樓全包了，樓下照常賣票。當晚的戲是言菊朋與言慧珠父女同台演出，李振英聽到這個消息後就計劃製裁川島芳子。他和葉於良買票進入戲院。大軸戲開演時隻聽樓上喧鬧聲，隻見川島芳子身穿男式長袍馬褂還戴副墨鏡，在數十人前呼後擁下坐在正中位置上，二三十分鍾後她突然起身就往外走。李、葉二人追到戲院門口時，她已上汽車走了，未得機會下手。後來聽說川島芳子是專門為了對付多起抗日事件破不了案而來到北平的，她是中國人，認賊作父起了日本名字，在敵人特務機關工作，日降後她被判處死刑。
機會是難得的，情況又是難以預料。例如有次李振英和馮運修想製裁周大文(曾任北洋奉係的北平市長，後附逆任敵偽電台台長)，一切準備就緒正要執行時，突然一隊軍警路過，破壞了環境，失去下手機會。
天津抗團出事後，劉永康逃至北平與李振英會合，他們由李振英、劉永康、馮運修、葉於良、孟慶時組成一個行動組。他們也曾開展一係列的宣傳活動。
在1940年7月7日那天，敵偽當局在中山公園社稷壇舉行“慶祝皇軍聖戰三周年”大會。偽新民會以威迫利誘(據說到會者每人發一銀圓)的手段驅使一批人參加活動。北平抗團也想利用此時機與敵人對著幹，曾印了些傳單和標語預備散發，沒想到他們在會場看到那些漢奸表演，真把他們氣炸了。這大會是由偽新民會的機關報《新民報》社長兼總編輯吳菊癡主辦的，他和副總編輯陳胖子在大會上說的那些媚敵言論，顛倒是非，真是無恥至極，對這種民族敗類，抗團人員恨不得馬上殺了他們。
正巧頭一天(7月6日)，報上登載著名評劇演員白玉霜來北平演出，將在同和軒飯莊招待新聞界餐敘。北平抗團立即決定對吳、陳二逆予以製裁。李振英安排了兩個組，一個組由馮運修和李振英組成，他們負責製裁吳菊癡。另一個組由劉永康和葉於良組成，他們負責製裁陳胖子。
到時候四個人都在飯莊門口等後(候——訪談者注)了，吳菊癡先出來了，馮李二人騎著腳踏車就跟在吳的黃包車後麵，當走到和平門外到原師範大學附近時，正巧遇到一家出殯的隊伍，吹吹打打，馮運修趁此時機，蹬快幾步，當車接近黃包車時，舉槍對準吳菊癡的腦袋就開了兩槍，街頭噪音使車夫都未察覺。任務完成後擔心敵偽軍警出動，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劉葉二人放棄行動，立即撤退，使陳胖子意外撿了一條命。
吳菊癡當場斃命，這還連帶引起另一樁事情，敵人認為白玉霜有嫌疑，就把她也抓了起來，聽說敵人對她還用了刑，以致她留下的病根，後來還影響了她的性命。
7月18日上午，北平抗團又製裁了北平偽工務局局長舒壯懷。這天李振英、劉永康、孟子青三人來到辟才胡同他家門口，舒壯懷剛下汽車，李振英就對他頭部開了一槍。他一聲號叫摔倒在地。劉、孟二人監視司機和保鏢，未見有任何動靜，然後三人一起撤退。結果舒逆未死，隻被打瞎了一隻眼睛。
7月24日經過調查，逼迫人們獻銅獻鐵，助紂為虐的主事者是偽華北建設總署俞大純。這次主攻手是劉永康，另還有陳辰做掩護。他們在豐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經之路等他。當俞逆坐著黃包車經過時，劉永康鑒於上次經驗，不能隻開一槍，就向他的背部連開了兩槍，陳辰又補了一槍，俞逆當場斃命。
7月底李振英從河南弄來了四個手榴彈(球形)交給葉於良。他們一起策劃製裁敵最高司令官的方案，可惜尚未實施就被捕了。
(二)大逮捕
天津抗團出事，北平抗團已得到消息並加以戒備，1940年8月初劉永康到李家淦的家裏取信時，就被蹲在那裏的特務逮捕，以後又有葉於良和馮運修遭到逮捕。
馮運修家住在西四北壽比胡同，8月7日淩晨敵偽警察局特高課課長袁規帶了一幫特務去到馮家，使勁敲門，聲音又大又急，馮運修一聽，就覺得苗頭不對。叫家人先別開門，自己攜帶槍支等物藏在廚房內。特務們一麵爬上房，一麵叫開門。袁規沒找到馮就把馮的父親推到前麵當擋箭牌，在院中叫馮出來。馮運修找機會先向袁規開槍，打中了他的麵頰(有的說是右肩)，這時其他特務包圍了馮家，向槍聲出處還擊。在槍戰中馮運修寡不敵眾，最後壯烈犧牲。在槍戰中聽說有一個特務身死(有的說是兩個)，抗團文件未及銷毀，致使多人暴露，數十人遭逮捕。那天北平是一片黑色恐怖。
這裏抄錄1940年8月15日的敵偽報紙《華北日報》和天津的《庸報》上麵的記載：大標題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肅清，重要人犯即將判處罪行”，還有“自去年以來，北平市內頻頻發生之暴殺、放火不法事件，經嚴密偵查，得悉以北京大學學生李振英(23歲)為團長，華北中學學生劉永康(18歲)為副團長組織的北平抗日殺奸團已於8月中旬將自團長以下全體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於日本憲兵隊審訊……彼等組織以暗殺中日要人，破壞日本軍及政府主要官廳重要建築物，而圖擾亂後方為目的。團員之大部分皆為大學、中學的學生，並有數名女性在內，其中最高年齡為20多歲，最小年齡為17歲，但就全部團員而論，則以17歲、18歲者為多……”
他們被捕後都關押在北平沙灘老北大校址的日本憲兵隊，受盡酷刑。9月24日他們部分被解至日本華北駐屯軍最高司令部軍法會議的拘留所(位於北平炮局監獄東院日軍監獄內)。11月24日被日寇軍法會議判決：其中李振英、劉永康、葉於良被判無期徒刑。孟慶時十年。周慶涑、王文誠、紀澍仁、曹紹蕙(女)五年。應繩厚、朱惠玲(女)三年。紀鳳彩(女)、王知勉、李澄溪、東普、張家錚、王肇杭一年。還有經各自家庭營救釋放的有：鄭統萬、鄭昆侖(女)、魏文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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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炮局監獄崗樓</i>
魏文彥(女)、蔣淑英(女)、樂倩文(女)、屠珍(女)、龔肇機、繆達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監獄西院的偽河北省第一監獄外寄人犯臨時收容所，這是專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設立的機構，由日寇直接監管。他們一進所都被砸上腳鐐。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獄吏殘酷竟另加手銬，還與腳鐐鎖在一起，兩天後才打開手銬。監獄的生活條件極差。醫療方麵雖有中西醫各一人，但有醫無藥，形同虛設。紀澍仁生病無藥醫治，逝於獄中，時年僅18歲。其他人刑滿的先後出獄，最晚的則在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3日才獲得自由。
……(省略若幹內容)
內地支援
……
(二)最後的幾件事
有一次軍統來公文要抗團把全體人員履曆造冊集體參加國民黨。大家參加抗團是為了抗日，這是在全民抗戰時期，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與黨派沒有關係，要他們參加國民黨，他們是否同意毫無把握，代他們決定很不妥當。抗團總部雖有部分抗團人員名單，但殘缺不全，就以此理由拒絕辦理入黨手續。
軍統也曾幾次要抗團調查共產黨的事。這種事很難對待。明顯不願意做這種工作，但又不敢公開反對。如果這樣做，誰知會有什麽結果。隻好用拖的辦法。例如有一次公文上說：“北平誌成中學校長吳葆三的侄子吳富恒是否共產黨員，立即查明報複。”其實這事很清楚，他與抗團好幾位的關係都很深，這事就是拖著不複。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尾聲也有高潮。美軍轟炸東京，一次投彈數量比日軍轟炸重慶一年的還要多。以後又有兩顆原子彈，再加上蘇聯在東北參戰。結果日本投降了，全國一片歡騰，自發上街大遊行。到處敲鑼打鼓放鞭炮。大家見麵握手，擁抱，跳躍。
在這歡慶之後，跟著就是一片空虛、失落的感覺。因為全心全意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標沒有了。以後又幹什麽呢？抗團沒有進一步的目標。
抗團的任務沒有了，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抗團向何處去？這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
首先要做的是撤銷界首聯絡站。孫若愚、錢宇年去平津。在平津滬三處營救仍關在敵人監獄裏的同誌，聯係失散的同誌，並幫他們解決必要的問題。尋找叛徒。
1946年春孫若愚和楊國棟回到重慶。大家一起研究抗團的去向問題。這時戴笠乘飛機出事了，這對解決抗團去向開放了一條大路。因為他對抗團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這問題的解決很難預測。會議結果，最終決定抗團解散。
解散的條件是：1以後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團的名義從事活動。2為了解決一些人暫時找不到公職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暫發十八人的工資，在上海六個。
隻有孫若愚一人進了軍統的名冊。他是以學運任務在北平軍統任職。
孫若愚一直照顧李振英的生活，因他在敵人監獄裏得了精神病，不能工作。也照顧幾位有困難的人生活。這兩筆錢一直由孫若愚和楊國棟兩人領取，其他抗團人員無人動用過。
後記
軍統說抗團是他的外圍組織，也有別人這樣說。但我們有不同看法。
什麽是外圍組織？過去國民黨另建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就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隻是工作的環境不同，才分成內部與外圍的關係。抗團到底是不是軍統組建的呢？抗團內的確有過軍統人員參加，而且在抗團擔任過重要職務，但抗團又不是曾澈一人組建的，請看下麵材料可以證明：
陳恭澍是軍統的重要人員，在抗戰初期擔任軍統的天津站站長，又代軍統與上海抗團聯絡，他曾寫過《上海抗日敵後行動》一文所說的來證明。這書是1984年2月在台灣出版。登載在《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二期。
他說：“首先需要申明一點，有關‘抗日殺奸團’的產生與成長，在《戴雨農先生傳》《戴雨農先生全集》都有大段記載，不過那隻是襯托之作，尚不足以表達該團的基本精神，也沒有突出該團精義之所在，像‘抗團為軍統的外圍運用機構’這種說法，我實在為‘抗團’叫屈。”
“……照道理，論實際，軍統局為政府機關，代表國家，‘抗日殺奸團’是青年愛國組織，屬於民眾團體，其相互關係之構成，是基於愛國青年分子需要國家抵禦外侮之方針導向，而政府方麵則在於增加一份抗戰力量，此中並沒有所謂的‘核心’與‘外圍’之分，又何況這班青年學子既無名義——始終隻是一名團員，也不受薪——活動上所用的全是家裏給的點心錢，這與‘軍統局’所運用的情報路線性質上完全不同，又怎麽可以看得那樣偏狹呢？……”
“……所以有許多事務都托將曾澈同誌代勞了。就在二十六年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頭報告，說是要去參加一個‘青年活動’，我也就點頭答應了。至於是怎樣的‘青年活動’？我就不甚了了。”
“……孫大成(即孫若愚)同誌於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殺奸團’。‘抗團’並不是‘上海區’屬下的工作單位，它仍然保持著青年愛國團體的獨特風格。”
“……孫大成到了上海之後，我們曾見過一麵。對於交通聯絡等事項，都做了約定，其後就交由助理書記劉原琛兄直接負責聯絡與指導。關於‘上海區’所給予的支援，隻有每月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無所求。而此一數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維持到三十年十月止，乞未增加。”
抗團與軍統最大的區別是：抗團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軍統除此外還有是內戰的工具。
在抗戰期間，抗團從未參與過軍統指派調查學生的各種黨派活動，而且是自覺地抵製這種工作。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目的。日本投降後，抗團就解散了。隻有幾個仍與軍統有關係，這是他們的個人行為，與抗團無關。
可以說抗團與軍統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個組織。
軍統把抗團做過的一些成績，都記在它自己的功勞簿上，對抗團的態度，可能是從抗團有什麽可以利用的價值來考慮，但也未能如願以償。而抗團對軍統卻不同。先是軍統的聲譽狼藉，老百姓聽到“特務”就反感，都敬而遠之。抗團不願招惹這種影響。更主要的是抗團不願卷入國內的黨派鬥爭。抗團與軍統隻是在抗戰時期在抗日方麵的合作者。抗團雖曾沾有汙泥而未被染，潔身自好，問心無愧。何況在抗戰期間大部分未去內地的抗團人員，連抗團與軍統的這層關係都不知道。
所以把抗團說成是軍統的外圍組織是不正確的，有必要更正，否則那些為抗日而犧牲的同誌，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對活著的也是一樣。
抗團在衛國戰爭中，所做的一點貢獻，實隻是滄海之一粟。同時在表現上仍顯得有些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導。他們在敵人侵略麵前，不甘受辱，敢於鬥爭。他們無所企求，不怕犧牲，不畏艱難，威武不屈的精神，應予稱讚。還有千萬不要忘記我國過去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歲月，將來也未必平靜。願為捍衛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國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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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一百〇五年裏我國打了多次敗仗，訂了多少不平等條約，割讓了多少土地，這是一段很長的辛酸曆史，這是我國受屈辱的年代，這段曆史不可忘記。
這段曆史最後十四年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1931年先侵占了東北，1937年又發動全麵戰爭，在以後八年的日子裏，我國有三千萬同胞喪失了生命，半壁江山灑滿鮮血。
戰爭發生不久，華北地區大片土地就淪陷了，麵對敵人的統治，有些人很早就離開了，他們不願留下來當亡國奴，大多數留下來的都是缺少走的條件，隻得忍受這苦難的日子，把自己的命運托給“聽天由命”，淪陷不久，什麽“維持會”等敵偽政權就建立了，那些漢奸一個個粉墨登場，這些民族敗類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還幫敵人幹不能幹的壞事。
天津那時還有英、法、意、日四國的租界，這是八國聯軍時留下來的產物，天津淪陷後，英、法、意三處租界還不受日本管轄，在租界裏隻剩下一所大學和一些中小學校，在這些學校裏的一些學生不甘忍受亡國奴的屈辱，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組織了一個團體叫“抗日殺奸團”。這些學生從十四五歲到二十一二歲，說是懂事了但入世不深，做事又少經驗，可就是初生的牛犢不怕虎。他們幹了些事情使敵人坐臥不寧，同時也遭受過失敗，甚至犧牲了生命。在抗戰八年中，這個組織以後又擴展到北平、上海，前後參加的成員約五百多人。
這些青年憑著愛國熱情團結在一起，他們都是出於自願，沒人要從這裏求得利益好處，他們的生活都靠自己的家庭，因為這是淪陷區，所以又得向家庭保密，由於都是自願的，所以組織也沒有多大的約束力，由於各種原因如搬家、易地求學、誌趣不同等，人員流動常有發生，所以這組織又是鬆散的，工作時大家一起商量，執行時由誰來完成也是自願的，沒人命令，他們都沒受過訓練，也隻有在工作中鍛煉自己，但工作機會不多，所以做起事情來還是毛手毛腳的。
下麵就講他們的事跡，有些情況先聲明一下，因為那時條件差，很多事情沒有記錄，日本投降後這組織就解散了，以後都是靠一些人回憶記下來，所以材料缺欠很多。再有這組織隻有一個名字叫“抗日殺奸團”，從前聽說過在抗戰初期在山東濟南有過這個組織，後來又無下文了，我們寫此文的目的就是紀念為此犧牲的同誌，因為他們的孤魂仍遊蕩在荒野，希望他們在此得到安息。
北平抗日殺奸團
(一)建立和行動
1938年暑假後，天津抗團就有些人轉學到北平，那時就先建立了燕京小組，他們還幫助天津抗團製裁周作人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春孫若愚、李振英、周慶涑、鄭統萬、馮運修等人先後來到北平，把各中學轉來的組織起來，又積極在育英、貝滿、誌成各學校發展組織成北平抗日殺奸團，他們還利用小冊子教會新團員了解日軍編製，搜集情報，跟蹤敵人，使用武器，製造燃燒彈等，北平的工作環境不像天津有租界作依托，再加上這裏是敵偽在華北的政務委員會所在地，它的警備治安要嚴得多，孫若愚把重要物資如槍支、文件等就保存在鄭統萬和鄭昆侖(女)家，因他們是大漢奸鄭孝胥的孫子。後又改為馮運修家，因他是大漢奸齊燮元的外甥。他們以為這裏比較安全，其實也未必如此。
北平的偽商會會長鄒泉蓀注164早就被他們注意，隻是一時沒機會下手。1940年1月孫若愚偶然路過西四的一個丁字路口時發現鄒的汽車就停在路邊，他以為鄒逆就在車內。正巧他身上有槍，認為機不可失立即過去打開車門就向內射擊，忽然聽到女人叫聲，方知打錯了人，就趕快離去。結果鄒逆的妻子替他死去。
孫若愚那時住在中國大學，聽到學生傳說有個敵偽特務打聽有無一個姓孫的，他看情況不妙，馬上到燕京大學黎大展處暫避。後又聽到燕京也在抓人。他經過魏文昭(女)和魏文彥(女)的幫助，利用她們父親的開灤礦務局的關係逃去秦皇島，後又承(應為乘——訪談者)船去香港轉內地。
孫若愚走後，北平抗團就由李振英負責，他當時在北大讀書。同屋的三位同學王知勉、應繩厚、李澄溪都先後參加了抗團，這裏就成了北平抗團的活動基地。
1940年初川島芳子過生日，在新新大戲院做壽。她把戲院樓全包了，樓下照常賣票。當晚的戲是言菊朋與言慧珠父女同台演出，李振英聽到這個消息後就計劃製裁川島芳子。他和葉於良買票進入戲院。大軸戲開演時隻聽樓上喧鬧聲，隻見川島芳子身穿男式長袍馬褂還戴副墨鏡，在數十人前呼後擁下坐在正中位置上，二三十分鍾後她突然起身就往外走。李、葉二人追到戲院門口時，她已上汽車走了，未得機會下手。後來聽說川島芳子是專門為了對付多起抗日事件破不了案而來到北平的，她是中國人，認賊作父起了日本名字，在敵人特務機關工作，日降後她被判處死刑。
機會是難得的，情況又是難以預料。例如有次李振英和馮運修想製裁周大文(曾任北洋奉係的北平市長，後附逆任敵偽電台台長)，一切準備就緒正要執行時，突然一隊軍警路過，破壞了環境，失去下手機會。
天津抗團出事後，劉永康逃至北平與李振英會合，他們由李振英、劉永康、馮運修、葉於良、孟慶時組成一個行動組。他們也曾開展一係列的宣傳活動。
在1940年7月7日那天，敵偽當局在中山公園社稷壇舉行“慶祝皇軍聖戰三周年”大會。偽新民會以威迫利誘(據說到會者每人發一銀圓)的手段驅使一批人參加活動。北平抗團也想利用此時機與敵人對著幹，曾印了些傳單和標語預備散發，沒想到他們在會場看到那些漢奸表演，真把他們氣炸了。這大會是由偽新民會的機關報《新民報》社長兼總編輯吳菊癡主辦的，他和副總編輯陳胖子在大會上說的那些媚敵言論，顛倒是非，真是無恥至極，對這種民族敗類，抗團人員恨不得馬上殺了他們。
正巧頭一天(7月6日)，報上登載著名評劇演員白玉霜來北平演出，將在同和軒飯莊招待新聞界餐敘。北平抗團立即決定對吳、陳二逆予以製裁。李振英安排了兩個組，一個組由馮運修和李振英組成，他們負責製裁吳菊癡。另一個組由劉永康和葉於良組成，他們負責製裁陳胖子。
到時候四個人都在飯莊門口等後(候——訪談者注)了，吳菊癡先出來了，馮李二人騎著腳踏車就跟在吳的黃包車後麵，當走到和平門外到原師範大學附近時，正巧遇到一家出殯的隊伍，吹吹打打，馮運修趁此時機，蹬快幾步，當車接近黃包車時，舉槍對準吳菊癡的腦袋就開了兩槍，街頭噪音使車夫都未察覺。任務完成後擔心敵偽軍警出動，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劉葉二人放棄行動，立即撤退，使陳胖子意外撿了一條命。
吳菊癡當場斃命，這還連帶引起另一樁事情，敵人認為白玉霜有嫌疑，就把她也抓了起來，聽說敵人對她還用了刑，以致她留下的病根，後來還影響了她的性命。
7月18日上午，北平抗團又製裁了北平偽工務局局長舒壯懷。這天李振英、劉永康、孟子青三人來到辟才胡同他家門口，舒壯懷剛下汽車，李振英就對他頭部開了一槍。他一聲號叫摔倒在地。劉、孟二人監視司機和保鏢，未見有任何動靜，然後三人一起撤退。結果舒逆未死，隻被打瞎了一隻眼睛。
7月24日經過調查，逼迫人們獻銅獻鐵，助紂為虐的主事者是偽華北建設總署俞大純。這次主攻手是劉永康，另還有陳辰做掩護。他們在豐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經之路等他。當俞逆坐著黃包車經過時，劉永康鑒於上次經驗，不能隻開一槍，就向他的背部連開了兩槍，陳辰又補了一槍，俞逆當場斃命。
7月底李振英從河南弄來了四個手榴彈(球形)交給葉於良。他們一起策劃製裁敵最高司令官的方案，可惜尚未實施就被捕了。
(二)大逮捕
天津抗團出事，北平抗團已得到消息並加以戒備，1940年8月初劉永康到李家淦的家裏取信時，就被蹲在那裏的特務逮捕，以後又有葉於良和馮運修遭到逮捕。
馮運修家住在西四北壽比胡同，8月7日淩晨敵偽警察局特高課課長袁規帶了一幫特務去到馮家，使勁敲門，聲音又大又急，馮運修一聽，就覺得苗頭不對。叫家人先別開門，自己攜帶槍支等物藏在廚房內。特務們一麵爬上房，一麵叫開門。袁規沒找到馮就把馮的父親推到前麵當擋箭牌，在院中叫馮出來。馮運修找機會先向袁規開槍，打中了他的麵頰(有的說是右肩)，這時其他特務包圍了馮家，向槍聲出處還擊。在槍戰中馮運修寡不敵眾，最後壯烈犧牲。在槍戰中聽說有一個特務身死(有的說是兩個)，抗團文件未及銷毀，致使多人暴露，數十人遭逮捕。那天北平是一片黑色恐怖。
這裏抄錄1940年8月15日的敵偽報紙《華北日報》和天津的《庸報》上麵的記載：大標題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肅清，重要人犯即將判處罪行”，還有“自去年以來，北平市內頻頻發生之暴殺、放火不法事件，經嚴密偵查，得悉以北京大學學生李振英(23歲)為團長，華北中學學生劉永康(18歲)為副團長組織的北平抗日殺奸團已於8月中旬將自團長以下全體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於日本憲兵隊審訊……彼等組織以暗殺中日要人，破壞日本軍及政府主要官廳重要建築物，而圖擾亂後方為目的。團員之大部分皆為大學、中學的學生，並有數名女性在內，其中最高年齡為20多歲，最小年齡為17歲，但就全部團員而論，則以17歲、18歲者為多……”
他們被捕後都關押在北平沙灘老北大校址的日本憲兵隊，受盡酷刑。9月24日他們部分被解至日本華北駐屯軍最高司令部軍法會議的拘留所(位於北平炮局監獄東院日軍監獄內)。11月24日被日寇軍法會議判決：其中李振英、劉永康、葉於良被判無期徒刑。孟慶時十年。周慶涑、王文誠、紀澍仁、曹紹蕙(女)五年。應繩厚、朱惠玲(女)三年。紀鳳彩(女)、王知勉、李澄溪、東普、張家錚、王肇杭一年。還有經各自家庭營救釋放的有：鄭統萬、鄭昆侖(女)、魏文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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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炮局監獄崗樓</i>
魏文彥(女)、蔣淑英(女)、樂倩文(女)、屠珍(女)、龔肇機、繆達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監獄西院的偽河北省第一監獄外寄人犯臨時收容所，這是專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設立的機構，由日寇直接監管。他們一進所都被砸上腳鐐。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獄吏殘酷竟另加手銬，還與腳鐐鎖在一起，兩天後才打開手銬。監獄的生活條件極差。醫療方麵雖有中西醫各一人，但有醫無藥，形同虛設。紀澍仁生病無藥醫治，逝於獄中，時年僅18歲。其他人刑滿的先後出獄，最晚的則在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3日才獲得自由。
……(省略若幹內容)
內地支援
……
(二)最後的幾件事
有一次軍統來公文要抗團把全體人員履曆造冊集體參加國民黨。大家參加抗團是為了抗日，這是在全民抗戰時期，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與黨派沒有關係，要他們參加國民黨，他們是否同意毫無把握，代他們決定很不妥當。抗團總部雖有部分抗團人員名單，但殘缺不全，就以此理由拒絕辦理入黨手續。
軍統也曾幾次要抗團調查共產黨的事。這種事很難對待。明顯不願意做這種工作，但又不敢公開反對。如果這樣做，誰知會有什麽結果。隻好用拖的辦法。例如有一次公文上說：“北平誌成中學校長吳葆三的侄子吳富恒是否共產黨員，立即查明報複。”其實這事很清楚，他與抗團好幾位的關係都很深，這事就是拖著不複。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尾聲也有高潮。美軍轟炸東京，一次投彈數量比日軍轟炸重慶一年的還要多。以後又有兩顆原子彈，再加上蘇聯在東北參戰。結果日本投降了，全國一片歡騰，自發上街大遊行。到處敲鑼打鼓放鞭炮。大家見麵握手，擁抱，跳躍。
在這歡慶之後，跟著就是一片空虛、失落的感覺。因為全心全意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標沒有了。以後又幹什麽呢？抗團沒有進一步的目標。
抗團的任務沒有了，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抗團向何處去？這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
首先要做的是撤銷界首聯絡站。孫若愚、錢宇年去平津。在平津滬三處營救仍關在敵人監獄裏的同誌，聯係失散的同誌，並幫他們解決必要的問題。尋找叛徒。
1946年春孫若愚和楊國棟回到重慶。大家一起研究抗團的去向問題。這時戴笠乘飛機出事了，這對解決抗團去向開放了一條大路。因為他對抗團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這問題的解決很難預測。會議結果，最終決定抗團解散。
解散的條件是：1以後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團的名義從事活動。2為了解決一些人暫時找不到公職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暫發十八人的工資，在上海六個。
隻有孫若愚一人進了軍統的名冊。他是以學運任務在北平軍統任職。
孫若愚一直照顧李振英的生活，因他在敵人監獄裏得了精神病，不能工作。也照顧幾位有困難的人生活。這兩筆錢一直由孫若愚和楊國棟兩人領取，其他抗團人員無人動用過。
後記
軍統說抗團是他的外圍組織，也有別人這樣說。但我們有不同看法。
什麽是外圍組織？過去國民黨另建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就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隻是工作的環境不同，才分成內部與外圍的關係。抗團到底是不是軍統組建的呢？抗團內的確有過軍統人員參加，而且在抗團擔任過重要職務，但抗團又不是曾澈一人組建的，請看下麵材料可以證明：
陳恭澍是軍統的重要人員，在抗戰初期擔任軍統的天津站站長，又代軍統與上海抗團聯絡，他曾寫過《上海抗日敵後行動》一文所說的來證明。這書是1984年2月在台灣出版。登載在《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二期。
他說：“首先需要申明一點，有關‘抗日殺奸團’的產生與成長，在《戴雨農先生傳》《戴雨農先生全集》都有大段記載，不過那隻是襯托之作，尚不足以表達該團的基本精神，也沒有突出該團精義之所在，像‘抗團為軍統的外圍運用機構’這種說法，我實在為‘抗團’叫屈。”
“……照道理，論實際，軍統局為政府機關，代表國家，‘抗日殺奸團’是青年愛國組織，屬於民眾團體，其相互關係之構成，是基於愛國青年分子需要國家抵禦外侮之方針導向，而政府方麵則在於增加一份抗戰力量，此中並沒有所謂的‘核心’與‘外圍’之分，又何況這班青年學子既無名義——始終隻是一名團員，也不受薪——活動上所用的全是家裏給的點心錢，這與‘軍統局’所運用的情報路線性質上完全不同，又怎麽可以看得那樣偏狹呢？……”
“……所以有許多事務都托將曾澈同誌代勞了。就在二十六年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頭報告，說是要去參加一個‘青年活動’，我也就點頭答應了。至於是怎樣的‘青年活動’？我就不甚了了。”
“……孫大成(即孫若愚)同誌於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殺奸團’。‘抗團’並不是‘上海區’屬下的工作單位，它仍然保持著青年愛國團體的獨特風格。”
“……孫大成到了上海之後，我們曾見過一麵。對於交通聯絡等事項，都做了約定，其後就交由助理書記劉原琛兄直接負責聯絡與指導。關於‘上海區’所給予的支援，隻有每月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無所求。而此一數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維持到三十年十月止，乞未增加。”
抗團與軍統最大的區別是：抗團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軍統除此外還有是內戰的工具。
在抗戰期間，抗團從未參與過軍統指派調查學生的各種黨派活動，而且是自覺地抵製這種工作。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目的。日本投降後，抗團就解散了。隻有幾個仍與軍統有關係，這是他們的個人行為，與抗團無關。
可以說抗團與軍統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個組織。
軍統把抗團做過的一些成績，都記在它自己的功勞簿上，對抗團的態度，可能是從抗團有什麽可以利用的價值來考慮，但也未能如願以償。而抗團對軍統卻不同。先是軍統的聲譽狼藉，老百姓聽到“特務”就反感，都敬而遠之。抗團不願招惹這種影響。更主要的是抗團不願卷入國內的黨派鬥爭。抗團與軍統隻是在抗戰時期在抗日方麵的合作者。抗團雖曾沾有汙泥而未被染，潔身自好，問心無愧。何況在抗戰期間大部分未去內地的抗團人員，連抗團與軍統的這層關係都不知道。
所以把抗團說成是軍統的外圍組織是不正確的，有必要更正，否則那些為抗日而犧牲的同誌，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對活著的也是一樣。
抗團在衛國戰爭中，所做的一點貢獻，實隻是滄海之一粟。同時在表現上仍顯得有些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導。他們在敵人侵略麵前，不甘受辱，敢於鬥爭。他們無所企求，不怕犧牲，不畏艱難，威武不屈的精神，應予稱讚。還有千萬不要忘記我國過去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歲月，將來也未必平靜。願為捍衛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國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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