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經濟學鼻祖
後世人提起申時行的名字，往往覺得申時行是萬曆朝中早期的重要人物，當發現申時行一直活到了萬曆末年之時不少人會大為驚訝。
因為辭官之後申時行在家中真沒做什麽事情，人生最後二十幾年時光，他這個人幾乎就從曆史舞台上完全退場了。
也不是申時行不想做事，其實申時行一直在等待。
申時行這樣的人物想要再次出山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皇帝勵精圖治，再次任用老臣。最開始申時行還真抱著這樣的希望，但是看著萬曆皇帝日漸頹廢，申時行終於心灰意冷。
閑居九年之後，現在的申時行精神矍鑠，比自己五十幾歲時精力還要旺盛。可身體再好也沒用，他已經被丟到老而無用的地位。
申時行如今自號“休休居士”，將自己的書房也取名作“賜閑堂”，無不透出一種悲涼之感。
他花費了兩天時間閱讀《國富論》後，終於還是忍不住提筆給自己的兩個兒子寫信。
申時行的長子申用嘉早年靠著申時行的提拔以舉人功名出仕，此時已經當到貴州按察副使。
他的次子申用懋就更厲害，二十三歲中進士，此時已經是武庫司員外郎，發掘過李成梁、李如鬆等名將。
申時行攤開稿紙給二子寫信，落筆飛快：
“近日手頭得到王建陽所著《國富論》半部，洋洋灑灑幾十萬字，無一字可刪改，你在外為官，要想造福百姓，需了解此經濟學問，所謂勞動分工、商品貨幣、市場流通……今將此書共兩部寄於你等，務必通讀之而後寫就讀後感，兩月之內寄回蘇州，看日期上火漆印為證。”
能培養出一個舉人一個進士，申時行的家教非常嚴格，雖然兩個兒子都已經四五十歲，但是他依舊用教小學生的方法要求兩人。
申時行覺得《國富論》對於經濟治國實在大有用處，於是直接要求兩個已經當上大官的兒子限時寫出讀後感，還必須要他親自查看，方能證明兩人用心讀書。
不隻是申時行，當《國富論》首部出版之後，許多高門大戶都主動去找書種堂求購。
除去一些附庸風雅的有錢人，許多真正愛讀書的讀者都被《國富論》的上半部給震撼。
作為書坊主袁無涯自己就在接下來出版的時文選集之中下場寫評述：“此書洞見經濟發展之本質，不單為經商之法門，更是經世濟國之要旨。”
這本書之中介紹的大量經濟學觀點讓人耳目一新，同時吸引許多讀者關注的還有《國富論》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
《國富論》和這時講述理論的書籍完全不同，夾雜著大量的邏輯推演、思想實驗。
這都是此時寫議論文的人，從來沒有試用過的方法，好多讀者在讀《國富論》時就大為驚訝，腦海中隻有一個想法：理論文章還可以這樣寫？
書種堂全力印刷《國富論》，以此時書坊的印刷速度，趕工出一批雕版大概需要兩個月。
《國富論》的上半部以最快速度上馬，日夜趕工隻求能夠快速出版，從雕刻到印刷出品還是用了一個多月，而且首版一千部迅速銷售一空，而之後書種堂的刻板都來不及維修，訂書的書商和客戶就已經將門檻踏破。
這樣的大書使用蠟版印刷法賣不上價錢，對於袁無涯來說收入會減少很多，他隻能繼續使用雕版印刷，於是連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這樣書種堂也隻能趕工《國富論》的上半部，先滿足市場，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國富論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來。
這書到底還是太複雜，哪怕王文龍寫作之時已經盡量將之簡化，使得大明的讀書人能夠讀懂，最後的作品依舊有四十多萬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卻發現把王文龍的原作稍加刪改讀者就讀不通，如果想翻印就隻能按照原文進行。
可這樣一來字數就太多，翻刻的利潤將會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騙錢的作品，盜版的《國富論》遲遲沒有發行，翻刻的書坊都在撓頭想著怎麽精簡呢。
三吳市麵上《國富論》的名聲越傳越響，但許多人始終都沒有辦法弄到書籍來閱讀。
直到袁無涯趕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國富論》，許多已經等的焦急難耐的讀書人才有機會看到此書。
他們聽說過這書的名氣，以為這是一本儒學高論，但是翻開之後幾乎無不驚訝——一個由嚴謹的邏輯思維解析出來的經濟世界清晰展現在讀者麵前。
這種震撼感實在太強，書種堂的《國富論》印到第三千本時，蘇州就已經出現了專門討論此書的文會。
隻因為《國富論》在蘇州的問世正當其時。
雇傭勞動在此時的三吳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傭往往是一種副業，農民在農閑之時才進城打工，而到了此時的萬曆年間三吳已經出現了專業的雇工階級。
同時此時三吳大的機戶家中有織機十幾台，雇工數十人。
當作坊大到這種程度，業主就已經不需要從事手工勞動、也不需要再親自監督工人，大機戶依舊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經成為招工頭看機器，自己則負責製定再投資方案。
類似的窯戶、灶戶已經成為運營資本的資本家，而非親自動手勞動的小工廠主。
就在今年，收稅太監孫隆在蘇州征稅，規定機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直接促使民變，而民變方式是“機戶罷織”——工廠主發現自己不生產就可以對抗朝廷。
機戶罷織，整個蘇州的商稅立刻出現大問題，太監都畏懼三分。
而在工廠主和工人之間也出現了相應的對抗模式，工廠主若降低工價，機工就聯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時已經在蘇州濂溪坊一代出現了織造工的人才市場，以師徒關係學出手藝的織機操作工——車匠進城之後就會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幾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傭。
這是之前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場景。
以至於朝廷官員最開始還以為他們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時一問才發現這些人是來找工作的，給飯吃他們根本不走，後來弄了幾個機房主來招工，這群人就跟著去了。
經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為蘇州出現了什麽大災。
後來江蘇巡撫曹時聘受命調查之後上報朝廷解釋此事：
“吳民生齒最繁，恒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而且他還發現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紡織業存身，意識到如果朝廷打壓紡織業，肯定會和騷擾農桑一樣造成流民：“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吳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理論去指導自己的投資，而從未管理過工商業社會的官府衙門也需要相應理論去指導自己的工作。
而《國富論》就在此時問世。
這本書在江南迅速引來許多人的追捧。
(本章完)
後世人提起申時行的名字，往往覺得申時行是萬曆朝中早期的重要人物，當發現申時行一直活到了萬曆末年之時不少人會大為驚訝。
因為辭官之後申時行在家中真沒做什麽事情，人生最後二十幾年時光，他這個人幾乎就從曆史舞台上完全退場了。
也不是申時行不想做事，其實申時行一直在等待。
申時行這樣的人物想要再次出山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皇帝勵精圖治，再次任用老臣。最開始申時行還真抱著這樣的希望，但是看著萬曆皇帝日漸頹廢，申時行終於心灰意冷。
閑居九年之後，現在的申時行精神矍鑠，比自己五十幾歲時精力還要旺盛。可身體再好也沒用，他已經被丟到老而無用的地位。
申時行如今自號“休休居士”，將自己的書房也取名作“賜閑堂”，無不透出一種悲涼之感。
他花費了兩天時間閱讀《國富論》後，終於還是忍不住提筆給自己的兩個兒子寫信。
申時行的長子申用嘉早年靠著申時行的提拔以舉人功名出仕，此時已經當到貴州按察副使。
他的次子申用懋就更厲害，二十三歲中進士，此時已經是武庫司員外郎，發掘過李成梁、李如鬆等名將。
申時行攤開稿紙給二子寫信，落筆飛快：
“近日手頭得到王建陽所著《國富論》半部，洋洋灑灑幾十萬字，無一字可刪改，你在外為官，要想造福百姓，需了解此經濟學問，所謂勞動分工、商品貨幣、市場流通……今將此書共兩部寄於你等，務必通讀之而後寫就讀後感，兩月之內寄回蘇州，看日期上火漆印為證。”
能培養出一個舉人一個進士，申時行的家教非常嚴格，雖然兩個兒子都已經四五十歲，但是他依舊用教小學生的方法要求兩人。
申時行覺得《國富論》對於經濟治國實在大有用處，於是直接要求兩個已經當上大官的兒子限時寫出讀後感，還必須要他親自查看，方能證明兩人用心讀書。
不隻是申時行，當《國富論》首部出版之後，許多高門大戶都主動去找書種堂求購。
除去一些附庸風雅的有錢人，許多真正愛讀書的讀者都被《國富論》的上半部給震撼。
作為書坊主袁無涯自己就在接下來出版的時文選集之中下場寫評述：“此書洞見經濟發展之本質，不單為經商之法門，更是經世濟國之要旨。”
這本書之中介紹的大量經濟學觀點讓人耳目一新，同時吸引許多讀者關注的還有《國富論》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
《國富論》和這時講述理論的書籍完全不同，夾雜著大量的邏輯推演、思想實驗。
這都是此時寫議論文的人，從來沒有試用過的方法，好多讀者在讀《國富論》時就大為驚訝，腦海中隻有一個想法：理論文章還可以這樣寫？
書種堂全力印刷《國富論》，以此時書坊的印刷速度，趕工出一批雕版大概需要兩個月。
《國富論》的上半部以最快速度上馬，日夜趕工隻求能夠快速出版，從雕刻到印刷出品還是用了一個多月，而且首版一千部迅速銷售一空，而之後書種堂的刻板都來不及維修，訂書的書商和客戶就已經將門檻踏破。
這樣的大書使用蠟版印刷法賣不上價錢，對於袁無涯來說收入會減少很多，他隻能繼續使用雕版印刷，於是連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這樣書種堂也隻能趕工《國富論》的上半部，先滿足市場，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國富論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來。
這書到底還是太複雜，哪怕王文龍寫作之時已經盡量將之簡化，使得大明的讀書人能夠讀懂，最後的作品依舊有四十多萬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卻發現把王文龍的原作稍加刪改讀者就讀不通，如果想翻印就隻能按照原文進行。
可這樣一來字數就太多，翻刻的利潤將會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騙錢的作品，盜版的《國富論》遲遲沒有發行，翻刻的書坊都在撓頭想著怎麽精簡呢。
三吳市麵上《國富論》的名聲越傳越響，但許多人始終都沒有辦法弄到書籍來閱讀。
直到袁無涯趕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國富論》，許多已經等的焦急難耐的讀書人才有機會看到此書。
他們聽說過這書的名氣，以為這是一本儒學高論，但是翻開之後幾乎無不驚訝——一個由嚴謹的邏輯思維解析出來的經濟世界清晰展現在讀者麵前。
這種震撼感實在太強，書種堂的《國富論》印到第三千本時，蘇州就已經出現了專門討論此書的文會。
隻因為《國富論》在蘇州的問世正當其時。
雇傭勞動在此時的三吳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傭往往是一種副業，農民在農閑之時才進城打工，而到了此時的萬曆年間三吳已經出現了專業的雇工階級。
同時此時三吳大的機戶家中有織機十幾台，雇工數十人。
當作坊大到這種程度，業主就已經不需要從事手工勞動、也不需要再親自監督工人，大機戶依舊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經成為招工頭看機器，自己則負責製定再投資方案。
類似的窯戶、灶戶已經成為運營資本的資本家，而非親自動手勞動的小工廠主。
就在今年，收稅太監孫隆在蘇州征稅，規定機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直接促使民變，而民變方式是“機戶罷織”——工廠主發現自己不生產就可以對抗朝廷。
機戶罷織，整個蘇州的商稅立刻出現大問題，太監都畏懼三分。
而在工廠主和工人之間也出現了相應的對抗模式，工廠主若降低工價，機工就聯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時已經在蘇州濂溪坊一代出現了織造工的人才市場，以師徒關係學出手藝的織機操作工——車匠進城之後就會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幾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傭。
這是之前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場景。
以至於朝廷官員最開始還以為他們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時一問才發現這些人是來找工作的，給飯吃他們根本不走，後來弄了幾個機房主來招工，這群人就跟著去了。
經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為蘇州出現了什麽大災。
後來江蘇巡撫曹時聘受命調查之後上報朝廷解釋此事：
“吳民生齒最繁，恒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而且他還發現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紡織業存身，意識到如果朝廷打壓紡織業，肯定會和騷擾農桑一樣造成流民：“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吳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理論去指導自己的投資，而從未管理過工商業社會的官府衙門也需要相應理論去指導自己的工作。
而《國富論》就在此時問世。
這本書在江南迅速引來許多人的追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