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首次在英國麵世時，他的理論並沒有和當時的基督教產生什麽衝突。甚至達爾文當時還是劍橋大學的研究者而劍橋大學就是受教會所資助的，劍橋大學對於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也沒有任何反對。
這是因為早期的歐洲生物學家雖然都不太相信聖經中關於生命起源的描述，但是卻很少會把人類的出現視為低等生命的自然演化結果，當時英國一些著名的牧師都是公開支持進化論的，甚至當時不少生物學家自己都信奉基督教，認為進化論這麽精密的規則本身就是上帝的造物。
要直到幾十年後，越來越多研究者基於進化論和生物考古證據對於聖經之中的創世學法展開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才和基督教之間形成了難以彌合的衝突。
但本時空王文龍在大明提出進化論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歐洲經過長時間的基督教薰陶，普通百姓心中原始的宗教觀點早就已消散殆盡，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萬物有靈論，卻是普遍被接受的宗教思想。
大明境內就有各種各樣的創世神話，在這些神話中人類是由葫蘆裏鑽出來的，人類是青蛙和蛇的孩子等等。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學者聽到這些說法最多也不過是引為笑談，並不會認為信仰受到了衝擊。
在華夏的傳說體係裏認為人類最早就和其他的野獸無異，直到燧人氏教會百姓生火，嫘祖造了絲綢並教會百姓們紡紗織布，有巢氏教會百姓建造房屋，人類才漸漸依靠生產力和其他動物有所差別。
也正因為人類是依靠技術才區別於其他物種，明朝人很容易就能接受人類也是由更低等的動物進化而來的思想。
而此時天主教，卻還在傳教開拓的階段，利瑪竇他們需要費很大力氣才能將基督教的創世思想傳輸給百姓。
在這種情況下，上帝創世論和進化論之間的衝突遠比在歐洲來的激烈，歐洲人會天然相信聖經中的創世故事，而大明的信徒還要經過一道被說服的過程。利瑪竇的傳教對象還主要是大明的上層文人，這些人也是最近討論進化論最熱烈的群體。
利瑪竇在這幾天的傳教中，已經好幾次碰見在布道之後，有文人來詢問他進化論和聖經矛盾，利瑪竇根本回答不了。
基督教在大明可以獲得上層文人青睞就是因為傳教之時夾帶了許多歐洲的科技，進化論又富有純正的科學邏輯味道，許多文人並非出於刁難利瑪竇的心思，而是真的想要利瑪竇幫他解析兩者的矛盾。
麵對進化論，利瑪竇連個借口都編不出來，甚至為此，這幾天他都不敢再往翰林院附近幾條街道跑了，生怕被那些閑的沒事的翰林抓住詢問進化論的相關問題。
王文龍的進化論還隻是在喜好科學理論和談玄論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應，而他在京營之中提出的軍事經濟學理論，更是在京官群體中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兵部尚書王世揚那天在京營之中聽王文龍講了軍事經濟學的幾個理論之後，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員宣傳，大家越討論越覺得王文龍的理論對於大明有用，於是王世揚專門去請王文龍到兵部來坐坐。
王文龍的那點軍事經濟學理論純是無聊時翻網頁看到的，隻有理論知識，結合現實一談妥妥露餡，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龍索性將自己所知的軍士經濟學相關內容寫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給兵部官員。
明清兩朝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發展的最後一環，在這時，軍事學理論被稱作“兵學”。
明代兵學在曆史上其實相當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學，他們隻研究將帥之學，“言必稱孫子”，重視所謂“權謀”，至於打仗則被認為是武官的責任，文人並不感興趣，哪怕是專業的史官記錄戰爭過程也經常一通亂寫。
到了明代，由於識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實際上大量參與了作戰指揮，兵學開始由“重道”轉向“重術”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開始研究戰法戰術，還有不少文人熱衷於新式武器的研發，造槍造炮。
不過大量從沒打過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學研究經常跑偏。後世的張之洞評論明代兵學“詭誕不經”“多空談”便是由此而來。
“由術而器”隻是中國兵學發展的過渡階段，原曆史上兵學的下一次大發展要到清代末年，當時麵對洋槍洋炮的威力兵學家們延續了一段時間的明代“重器思想”，認為隻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槍炮就能打敗洋人。
但後來清末兵學家卻發現，傳統軍隊和西方現代軍隊的差別並不隻在武器上，而是訓練思想戰術思想的全麵落後，於是中國兵學進入下一個“由器而術”的循環，在戰爭的探索之中，許多中國軍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戰思想和理論，並最終塑造了一支在技戰術、思想理論上都能和各國聯軍較量的鐵軍。
軍事經濟學就是“由器而術”時代誕生的軍事理論，在還沒完成“由術而器”轉變的晚明，軍事經濟學的思想已經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龍自己都沒意識到這東西有多強大。
王文龍把自己所看到的軍事經濟學內容寫了一篇大綱式的綜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庫司的官員們打開一看：
庫存理論、排隊論、投入產出分析、線性規劃、對策論……
雖然都隻是最基礎的概念介紹，但卻直接把這些官員們給看呆了。
用經濟學去仔細分析國防建設，居然還有這麽多路子可走？
最開始王世揚隻是以為王文龍提出了一些新奇的兵學理論，當他自己仔細閱讀王文龍送上來的文章之後，立刻就吩咐兵部四清吏司都派人來開會，學習研究新材料。
會議的結果其實並不那麽樂觀：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理論框架好多在大明根本用不上，軍事經濟學要想成功實施，還得需要軍事指揮學、軍事統計學等其他學科的配合。
光是“投入——產出計算”，以如今大明的會計水平，連一個最基礎的能夠納入計算考量的準確數字都統計不出來，後續根據投入產出計算而調整軍事資源投入分配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屠龍之術。
但是軍事經濟學的相關思想在降低版本之後還是可以指導大明的軍事建設的，更重要的是王文龍所提出的軍事經濟學理論，為此時兵部中的一流兵學研究者指出了一條大有可為的前進方向。
王文龍給出的理論實在是太超越時代了，武庫司一個文官的感歎最為典型：“研究了一輩子兵學，觀王建陽此文才知兵學該為何物！”
(本章完)
這是因為早期的歐洲生物學家雖然都不太相信聖經中關於生命起源的描述，但是卻很少會把人類的出現視為低等生命的自然演化結果，當時英國一些著名的牧師都是公開支持進化論的，甚至當時不少生物學家自己都信奉基督教，認為進化論這麽精密的規則本身就是上帝的造物。
要直到幾十年後，越來越多研究者基於進化論和生物考古證據對於聖經之中的創世學法展開質疑，達爾文的進化論才和基督教之間形成了難以彌合的衝突。
但本時空王文龍在大明提出進化論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
歐洲經過長時間的基督教薰陶，普通百姓心中原始的宗教觀點早就已消散殆盡，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萬物有靈論，卻是普遍被接受的宗教思想。
大明境內就有各種各樣的創世神話，在這些神話中人類是由葫蘆裏鑽出來的，人類是青蛙和蛇的孩子等等。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學者聽到這些說法最多也不過是引為笑談，並不會認為信仰受到了衝擊。
在華夏的傳說體係裏認為人類最早就和其他的野獸無異，直到燧人氏教會百姓生火，嫘祖造了絲綢並教會百姓們紡紗織布，有巢氏教會百姓建造房屋，人類才漸漸依靠生產力和其他動物有所差別。
也正因為人類是依靠技術才區別於其他物種，明朝人很容易就能接受人類也是由更低等的動物進化而來的思想。
而此時天主教，卻還在傳教開拓的階段，利瑪竇他們需要費很大力氣才能將基督教的創世思想傳輸給百姓。
在這種情況下，上帝創世論和進化論之間的衝突遠比在歐洲來的激烈，歐洲人會天然相信聖經中的創世故事，而大明的信徒還要經過一道被說服的過程。利瑪竇的傳教對象還主要是大明的上層文人，這些人也是最近討論進化論最熱烈的群體。
利瑪竇在這幾天的傳教中，已經好幾次碰見在布道之後，有文人來詢問他進化論和聖經矛盾，利瑪竇根本回答不了。
基督教在大明可以獲得上層文人青睞就是因為傳教之時夾帶了許多歐洲的科技，進化論又富有純正的科學邏輯味道，許多文人並非出於刁難利瑪竇的心思，而是真的想要利瑪竇幫他解析兩者的矛盾。
麵對進化論，利瑪竇連個借口都編不出來，甚至為此，這幾天他都不敢再往翰林院附近幾條街道跑了，生怕被那些閑的沒事的翰林抓住詢問進化論的相關問題。
王文龍的進化論還隻是在喜好科學理論和談玄論道的文人之中引起反應，而他在京營之中提出的軍事經濟學理論，更是在京官群體中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兵部尚書王世揚那天在京營之中聽王文龍講了軍事經濟學的幾個理論之後，回去就跟兵部中的官員宣傳，大家越討論越覺得王文龍的理論對於大明有用，於是王世揚專門去請王文龍到兵部來坐坐。
王文龍的那點軍事經濟學理論純是無聊時翻網頁看到的，隻有理論知識，結合現實一談妥妥露餡，他哪敢去兵部？王文龍索性將自己所知的軍士經濟學相關內容寫了一大篇文章送回給兵部官員。
明清兩朝是中國古代軍事學發展的最後一環，在這時，軍事學理論被稱作“兵學”。
明代兵學在曆史上其實相當有地位，在明代之前文人很少研究兵學，他們隻研究將帥之學，“言必稱孫子”，重視所謂“權謀”，至於打仗則被認為是武官的責任，文人並不感興趣，哪怕是專業的史官記錄戰爭過程也經常一通亂寫。
到了明代，由於識字率的提升以及文官實際上大量參與了作戰指揮，兵學開始由“重道”轉向“重術”和“重器”。
大量的明代文人開始研究戰法戰術，還有不少文人熱衷於新式武器的研發，造槍造炮。
不過大量從沒打過仗的文人的加入，也使得明代的兵學研究經常跑偏。後世的張之洞評論明代兵學“詭誕不經”“多空談”便是由此而來。
“由術而器”隻是中國兵學發展的過渡階段，原曆史上兵學的下一次大發展要到清代末年，當時麵對洋槍洋炮的威力兵學家們延續了一段時間的明代“重器思想”，認為隻要造出同等水平的槍炮就能打敗洋人。
但後來清末兵學家卻發現，傳統軍隊和西方現代軍隊的差別並不隻在武器上，而是訓練思想戰術思想的全麵落後，於是中國兵學進入下一個“由器而術”的循環，在戰爭的探索之中，許多中國軍事家提出自己的作戰思想和理論，並最終塑造了一支在技戰術、思想理論上都能和各國聯軍較量的鐵軍。
軍事經濟學就是“由器而術”時代誕生的軍事理論，在還沒完成“由術而器”轉變的晚明，軍事經濟學的思想已經大大超越了版本平均水平。
甚至王文龍自己都沒意識到這東西有多強大。
王文龍把自己所看到的軍事經濟學內容寫了一篇大綱式的綜述往兵部送去，兵部武庫司的官員們打開一看：
庫存理論、排隊論、投入產出分析、線性規劃、對策論……
雖然都隻是最基礎的概念介紹，但卻直接把這些官員們給看呆了。
用經濟學去仔細分析國防建設，居然還有這麽多路子可走？
最開始王世揚隻是以為王文龍提出了一些新奇的兵學理論，當他自己仔細閱讀王文龍送上來的文章之後，立刻就吩咐兵部四清吏司都派人來開會，學習研究新材料。
會議的結果其實並不那麽樂觀：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理論框架好多在大明根本用不上，軍事經濟學要想成功實施，還得需要軍事指揮學、軍事統計學等其他學科的配合。
光是“投入——產出計算”，以如今大明的會計水平，連一個最基礎的能夠納入計算考量的準確數字都統計不出來，後續根據投入產出計算而調整軍事資源投入分配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屠龍之術。
但是軍事經濟學的相關思想在降低版本之後還是可以指導大明的軍事建設的，更重要的是王文龍所提出的軍事經濟學理論，為此時兵部中的一流兵學研究者指出了一條大有可為的前進方向。
王文龍給出的理論實在是太超越時代了，武庫司一個文官的感歎最為典型：“研究了一輩子兵學，觀王建陽此文才知兵學該為何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