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龍所提出的國防經濟學概念在這個時代雖然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對兵學研究者的啟發卻是無與倫比的。
後世的經濟學者對這篇文章評價是：“經濟學啟蒙轉型之作，華夏特色的經濟學由此發端。”
教科書中的介紹更加詳細：“國防經濟學的前提是大政府，同時期的歐洲國家政府規模普遍小，幾乎沒有提出國防經濟學的可能。由於王文龍出生在東南亞，王文龍的經濟學研究早期更像是偏向歐洲的市場經濟研究，直到萬曆三十五年王文龍提出軍事經濟學開始，明末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一個大政府的角度去研究經濟發展。”
軍事經濟學就像是跨越時代到來的啟迪，直接促使後來大明兩個重要經濟流派的誕生。
一派學者學習使用軍事經濟學研究手段，深入鑽研博弈論、計量經濟學，最後發展出了麵臨重大現實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的國防經濟學派。
另一派學者則是從軍事經濟學注重大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解決之前王文龍所寫的國富論中隻寫了私人經濟，而很少涉及政府對經濟調控的問題，這一派學者專著探究如何將大政府和自由經濟結合在一起，最後由此誕生了政治經濟學。
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理論被後人認為是國防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大顯學的開山鼻祖，由此王文龍在後世百科上的名頭又添上了“經濟學家”“政治研究者”兩個稱號。
甚至因為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對於後來中國中央王朝的軍事發展影響太為深遠，有王文龍的崇拜者在幾十年後表示王文龍就是一個將軍，還有相關研究者跑到東南亞去搜集曆史材料，居然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找到了“證據”可以證明王文龍在東南亞曾經參與過歐洲人的軍隊，並且指揮殖民者和土著軍隊作戰，“這段經曆正是王文龍後來在軍事上有如此多的遠見和發明的原因”。
不過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很快就被王文龍的後人辟謠，王文龍的後人在媒體上發文表示：“王文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從來沒有參與過歐洲人殖民亞洲的戰爭，該學者的說法純粹是對於王文龍的誹謗。”
趕上這王文龍的研究學者也是個喜歡蹭流量的，據不承認自己的研究是胡說八道，最後和王文龍的後人因此對簿公堂，倒是讓王文龍在百多年後又登上了媒體的版麵。
那篇軍事經濟學文章在兵部引起哄動的時候，王文龍正坐著一架滑杆去往京城城南。
在嘉靖朝之前，北京的人口很少，京城的建築也隻包括了內城和皇城兩部分，但是隨著嘉靖朝以後市場的繁榮，大量的百姓湧入北京城做生意，於是朝廷又規劃了南城作為百姓的新居民區。
王文龍坐著滑杆，一進入南城就聞到街道上彌漫著一股排泄物的臭味。
萬曆年間京城的下水道設施還是相當完備的，各大街道都有臭溝，臭溝上蓋石板，每年七月科考之前還要打開石板清理一次，百姓稱此為“臭溝開，舉子來”，除了七月份臭上大半個月之外，其他時間基本能做到排水通暢，平時在內城生活，街道上幾乎聞不到什麽異味。
但那隻是內城的情況，京城南城的城市規劃比起內城要潦草許多。
王文龍一出城門進入南城，就見內城裏臭溝上鋪設的整整齊齊的條石就不見了，排水的溝渠就直接裸露在地表上，年不疏通使得溝渠中早已有了深深的積水，內裏滿是蛆蟲，臭不可聞。
街道兩旁都是民居和鋪麵，百姓為了做生意和回家方便，隻能在臭溝上搭上木板，那些木板有些都長了青苔，又窄小的很，一個婦女正抱著孩子走過木板回家，這婦女雖然是個大腳，但是走在木板上依舊搖搖晃晃的，木板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而她腳下就是至少一米多深的半滿臭溝，過橋之時連懷中孩子都不敢哭鬧，屏息凝神看著母親。
王文龍看著這場麵，詢問一旁的孫承宗：“好歹天子腳下，怎麽這街道如此肮髒？順天府難道不管嗎？”
孫承宗苦笑道：“南城哪算的天子角下？這地方順天府衙根本不來的。就比如這臭溝，三五年也不見疏通一次，為了防止臭溝裏頭汙水漫到街麵上，幹脆每次疏通便將臭溝挖深一些，本地百姓可就遭了難，有那年紀小的孩兒一不小心跌到溝裏，撈都撈不起來。”
王文龍不禁想起了後世老舍的話劇《龍須溝》，那話劇描寫的就是清末民國時北京南城百姓的生活。龍須溝就是這臭溝兩百多年之後的樣子，看來話劇中小孩子掉到龍須溝裏淹死的情節還真有原型。
也別笑滿清，此時大明朝廷對於南城的治理就已很不重視。
因為經費缺少，嘉靖年間雖然劃撥了南城作為新的百姓居住地，但是卻連南城的城牆都沒有修完，這意味著一旦有流賊盜匪進攻北京城，明軍基本不會對南城展開防守，南城的百姓就是任由盜賊搶劫的對象。
王文龍把這事情記下，打算回頭跟朱常洛說一說。朱常洛不是想做事嗎？正好讓他號召東林黨人給南城百姓改善改善市政設施，好歹把臭溝上的木板換成石板，對於南城百姓來說日常生活都能安全許多，而東林黨人做這點事情也是惠而不費。
王文龍跟著孫承宗一起坐滑杆來到了一進小院前，孫承宗自己掏鑰匙開門，請王文龍進院子。
孫承宗是保定高陽人，家裏往上數八輩全都是莊戶人家，直到孫承宗的父親孫麟才勉強從佃農成為了富戶，不過也就是能落個溫飽而已。孫承宗在家排行老四，三個哥哥全都是老實本分的農民，因為家窮孫承宗小時候還被父親過繼給較為富有的本房叔伯。
讀書在什麽年代都不是便宜事，這樣的家庭能夠培養出孫承宗這麽一個進士隻能說是孫承宗天資聰穎。此君六歲開蒙，當年就能對聯，十六歲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考上縣中的博士生員，十七歲直接考中全府科試第一名，拿著朝廷的獎學金讀書。
不過再怎麽天才孫承宗到了京城也顯現不出來，他現在隻是個四十多歲的翰林編修，“窮翰林”這一說法不是沒有來源的。孫承宗又沒有徐光啟那種樣的經商才能，徐光啟來京城當官三年就能夠在內城置下宅子，而孫承宗把薪奉拿回去貼補家人之後剩下的錢財養活自己都困難，自然就隻能搬到城南居住了。
王文龍跟著孫承宗走進院子，孫承宗倒是挺灑脫，沒有說自己的情況，而是笑著誇獎王文龍道：“建陽在京營中一番言論便引得儲君青睞，聽說太子殿下還讓建陽幫忙做事，建陽實在是本領過人呀！”
王文龍謙虛一笑：“不過是些雜學而已。”
孫承宗搖頭說：“什麽正學雜學，有助於國家便是好學問，我在翰林院裏聽那些人天天子曰詩雲的自覺高尚，有時心中反而難受建陽的軍事經濟學實在比起那些理學文章要有用的太多。”
(本章完)
後世的經濟學者對這篇文章評價是：“經濟學啟蒙轉型之作，華夏特色的經濟學由此發端。”
教科書中的介紹更加詳細：“國防經濟學的前提是大政府，同時期的歐洲國家政府規模普遍小，幾乎沒有提出國防經濟學的可能。由於王文龍出生在東南亞，王文龍的經濟學研究早期更像是偏向歐洲的市場經濟研究，直到萬曆三十五年王文龍提出軍事經濟學開始，明末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一個大政府的角度去研究經濟發展。”
軍事經濟學就像是跨越時代到來的啟迪，直接促使後來大明兩個重要經濟流派的誕生。
一派學者學習使用軍事經濟學研究手段，深入鑽研博弈論、計量經濟學，最後發展出了麵臨重大現實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的國防經濟學派。
另一派學者則是從軍事經濟學注重大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解決之前王文龍所寫的國富論中隻寫了私人經濟，而很少涉及政府對經濟調控的問題，這一派學者專著探究如何將大政府和自由經濟結合在一起，最後由此誕生了政治經濟學。
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理論被後人認為是國防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大顯學的開山鼻祖，由此王文龍在後世百科上的名頭又添上了“經濟學家”“政治研究者”兩個稱號。
甚至因為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對於後來中國中央王朝的軍事發展影響太為深遠，有王文龍的崇拜者在幾十年後表示王文龍就是一個將軍，還有相關研究者跑到東南亞去搜集曆史材料，居然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找到了“證據”可以證明王文龍在東南亞曾經參與過歐洲人的軍隊，並且指揮殖民者和土著軍隊作戰，“這段經曆正是王文龍後來在軍事上有如此多的遠見和發明的原因”。
不過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很快就被王文龍的後人辟謠，王文龍的後人在媒體上發文表示：“王文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從來沒有參與過歐洲人殖民亞洲的戰爭，該學者的說法純粹是對於王文龍的誹謗。”
趕上這王文龍的研究學者也是個喜歡蹭流量的，據不承認自己的研究是胡說八道，最後和王文龍的後人因此對簿公堂，倒是讓王文龍在百多年後又登上了媒體的版麵。
那篇軍事經濟學文章在兵部引起哄動的時候，王文龍正坐著一架滑杆去往京城城南。
在嘉靖朝之前，北京的人口很少，京城的建築也隻包括了內城和皇城兩部分，但是隨著嘉靖朝以後市場的繁榮，大量的百姓湧入北京城做生意，於是朝廷又規劃了南城作為百姓的新居民區。
王文龍坐著滑杆，一進入南城就聞到街道上彌漫著一股排泄物的臭味。
萬曆年間京城的下水道設施還是相當完備的，各大街道都有臭溝，臭溝上蓋石板，每年七月科考之前還要打開石板清理一次，百姓稱此為“臭溝開，舉子來”，除了七月份臭上大半個月之外，其他時間基本能做到排水通暢，平時在內城生活，街道上幾乎聞不到什麽異味。
但那隻是內城的情況，京城南城的城市規劃比起內城要潦草許多。
王文龍一出城門進入南城，就見內城裏臭溝上鋪設的整整齊齊的條石就不見了，排水的溝渠就直接裸露在地表上，年不疏通使得溝渠中早已有了深深的積水，內裏滿是蛆蟲，臭不可聞。
街道兩旁都是民居和鋪麵，百姓為了做生意和回家方便，隻能在臭溝上搭上木板，那些木板有些都長了青苔，又窄小的很，一個婦女正抱著孩子走過木板回家，這婦女雖然是個大腳，但是走在木板上依舊搖搖晃晃的，木板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而她腳下就是至少一米多深的半滿臭溝，過橋之時連懷中孩子都不敢哭鬧，屏息凝神看著母親。
王文龍看著這場麵，詢問一旁的孫承宗：“好歹天子腳下，怎麽這街道如此肮髒？順天府難道不管嗎？”
孫承宗苦笑道：“南城哪算的天子角下？這地方順天府衙根本不來的。就比如這臭溝，三五年也不見疏通一次，為了防止臭溝裏頭汙水漫到街麵上，幹脆每次疏通便將臭溝挖深一些，本地百姓可就遭了難，有那年紀小的孩兒一不小心跌到溝裏，撈都撈不起來。”
王文龍不禁想起了後世老舍的話劇《龍須溝》，那話劇描寫的就是清末民國時北京南城百姓的生活。龍須溝就是這臭溝兩百多年之後的樣子，看來話劇中小孩子掉到龍須溝裏淹死的情節還真有原型。
也別笑滿清，此時大明朝廷對於南城的治理就已很不重視。
因為經費缺少，嘉靖年間雖然劃撥了南城作為新的百姓居住地，但是卻連南城的城牆都沒有修完，這意味著一旦有流賊盜匪進攻北京城，明軍基本不會對南城展開防守，南城的百姓就是任由盜賊搶劫的對象。
王文龍把這事情記下，打算回頭跟朱常洛說一說。朱常洛不是想做事嗎？正好讓他號召東林黨人給南城百姓改善改善市政設施，好歹把臭溝上的木板換成石板，對於南城百姓來說日常生活都能安全許多，而東林黨人做這點事情也是惠而不費。
王文龍跟著孫承宗一起坐滑杆來到了一進小院前，孫承宗自己掏鑰匙開門，請王文龍進院子。
孫承宗是保定高陽人，家裏往上數八輩全都是莊戶人家，直到孫承宗的父親孫麟才勉強從佃農成為了富戶，不過也就是能落個溫飽而已。孫承宗在家排行老四，三個哥哥全都是老實本分的農民，因為家窮孫承宗小時候還被父親過繼給較為富有的本房叔伯。
讀書在什麽年代都不是便宜事，這樣的家庭能夠培養出孫承宗這麽一個進士隻能說是孫承宗天資聰穎。此君六歲開蒙，當年就能對聯，十六歲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考上縣中的博士生員，十七歲直接考中全府科試第一名，拿著朝廷的獎學金讀書。
不過再怎麽天才孫承宗到了京城也顯現不出來，他現在隻是個四十多歲的翰林編修，“窮翰林”這一說法不是沒有來源的。孫承宗又沒有徐光啟那種樣的經商才能，徐光啟來京城當官三年就能夠在內城置下宅子，而孫承宗把薪奉拿回去貼補家人之後剩下的錢財養活自己都困難，自然就隻能搬到城南居住了。
王文龍跟著孫承宗走進院子，孫承宗倒是挺灑脫，沒有說自己的情況，而是笑著誇獎王文龍道：“建陽在京營中一番言論便引得儲君青睞，聽說太子殿下還讓建陽幫忙做事，建陽實在是本領過人呀！”
王文龍謙虛一笑：“不過是些雜學而已。”
孫承宗搖頭說：“什麽正學雜學，有助於國家便是好學問，我在翰林院裏聽那些人天天子曰詩雲的自覺高尚，有時心中反而難受建陽的軍事經濟學實在比起那些理學文章要有用的太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