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我的朋友唐德剛</h4>
《胡適雜憶》，原題“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曆史”，曾在《傳記文學》上連載了十期多（第一八三至一九三期）。每期航郵寄來，我總先把《回憶》讀了，才去拆看其他的報章雜誌。記得讀完第一章，實在興奮，當晚就寫信給唐德剛、劉紹唐，向二位好友致賀：這樣文筆生動而饒有趣味的回憶錄實在難得在國內雜誌上見到的。翌晨授“中國現代文學”這門課，也不顧當天應講的題目，先講兩則胡適之太太的故事給學生聽。我同胡老太太僅有兩麵之緣，但讀了這兩則故事（大叫一聲“go！”嚇退“大黑賊”；返國定居前，囑咐德剛、王紀五二人搬運她那隻笨重的舊床到新澤西州碼頭），真覺得德剛兄把她寫活了。
《胡適雜憶》我特別愛讀，當然不僅因為德剛兄記載了好多有關胡氏夫婦的掌故。1962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頓後，即同德剛交識，對他的學問見識早已佩服。隻可惜他封筆了二十年，近兩年來才能看到他的長篇撰述（德剛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憶錄》，連載香港《明報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適雜憶》不隻是篇回憶錄，它暢談曆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麵。胡適自承哲學是他的“職業”，曆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hobby）。德剛十幾歲時即已圈點了一遍《資治通鑒》，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國史、西洋史，近年來一直在紐約市立學院主講中國史、東亞近代史，“曆史”自是他的“職業”。他中西哲學的底子當然比不上胡適，但他受過“社會科學”這方麵的嚴格“訓練”。本書引錄了好幾首德剛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期寫的新詩、舊詩，表示他同留學生胡適一樣，功課愈忙碌，愈感到有寫詩、同朋友酬唱詩詞的需要：“文學”也是他的“娛樂”。且不論二人同寓紐約期間深厚的“忘年之交”，即憑德剛自己的“職業”、“訓練”和“娛樂”，他實在是為胡適作評傳最理想的人選。
同胡適一樣，唐德剛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詩詞寫得更好。《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被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且舉一個小例為證：
可別小視“跑龍套”！紐約市有京戲票房五家之多。平時公演，粉墨登場，鑼鼓冬倉，琴韻悠揚，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龍套”一出，則馬腳全露。那批華洋混編的“龍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寧死……好不熱鬧！筆者在紐約看國劇，最愛“龍套”，因為它能使你笑得前仰後合，煩惱全消！
引文下半節，可說是段韻文（跑、鬧、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麵跟著就寫“好不熱鬧”，同韻字太多，讀起來反而單調。德剛在“各‘跑’其‘跑’”下麵，添了兩句三字經——“不自由，毋寧死……”真可謂是神來之筆。這種寫法，全憑作者一時的靈感和聯想的豐富。凡在紐約市看過票房演出京戲的，讀這段文字，想都會出聲大笑的。
但看來是遊戲文字，“龍套”在本書七十二節裏是一個“有機”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學位的人才能在學術舞台上“井井有條”地跑龍套，沒有博士“訓練”的教員，跑跑龍套也會出洋相的。但真正在京劇、學術舞台上唱“大軸”的，如梅蘭芳、胡適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剛二十六年前寫的成名作是《梅蘭芳傳稿》，所以既提到了“龍套”，他會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聯在一起。最近重讀《梅蘭芳傳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樣，覺得“稍嫌渲染”，文筆太濃豔一點，雖然德剛兄的確參閱了不少資料，尤其關於梅氏美國演出的那段史實。封筆二十年後，文章的境界顯然大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聽，我覺得十分可喜。 <h4>50年代的胡適</h4>
《胡適雜憶》我讀來特別有親切之感，因為書中提到好多50年代身在紐約的中外人士，這些人我來哥大後大半也認識。德剛為德國老教授魏複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講師角田柳這兩位突出人物作畫像，一點也沒有“渲染”，真可謂呼之欲出。《“新詩老祖宗”與“第三文藝中心”》這一章專介紹德剛“白馬文藝社”裏的朋友，“新詩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會有讀者覺得喧賓奪主，不太合傳記文學的體例。但事實上，胡適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學日記》二書裏也講起他好多朋友，抄錄了他們的詩詞酬唱之作。蟄居紐約期間，他既愛參加白馬社的集會，德剛把社員一一點將，並選錄他們一部分詩作，我認為是應該的。我們也借此體會到這前後兩代的留學生處境多麽不同。胡適早期一批詩友——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朱經農、陳衡哲——回國後都幹了一番事業。他晚年結交的那批文藝小友——唐德剛、周策縱、吳訥孫、周文中、黃伯飛——雖在美國學術界各有建樹，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教導美國學生；大陸變色，他們不可能回國大幹一番，真可說是國家的損失。白馬社裏三位新“莎菲”女士，我隻認識何靈琰，她是徐誌摩的幹女兒，在上海時期曾跟錢鍾書習寫詩詞，跟魏蓮芳學唱青衣，可惜這幾年不常寫詩，也難得登台一露身手了。其他兩位，心笛僅聞其詩名，不知人在何處；“才氣最高”的蔡寶瑜一年前我連她的名字也沒有聽見過。她短命而死，我讀到德剛的記載，也不免為之歎息。
胡適在紐約做寓公期間，愛同年輕朋友來往，真如德剛所說的，年齡相等的朋友間，除了李書華先生外，可同胡適促膝長談的真的絕無僅有。魯迅在晚年，雖有文壇盟主之名，喜結交的也隻是蕭軍、蕭紅這輩比較純潔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報月刊》上看到了張愛玲《憶胡適先生》文，深為感動，想不到張愛玲從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適這樣看重張愛玲。在我想象中，到了50年代中期，胡適早已同當代文學脫了節，也不太關心文學的前途了。1955年11月張愛玲抵達紐約後，曾去拜訪過胡先生兩次，可惜張不善辭令，為人木訥，談話並不投機。翌年感恩節，胡適還有意請她到中國館子吃飯，隔一陣還到一家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張愛玲跟胡適談，“確是如對神明”，不知如何逗他開心。二人關係，見麵後反而疏遠了。
胡適同他的安徽小同鄉唐德剛一見如故，倒可說有緣。後來德剛身任胡適“口述曆史”的記錄員，更是日常見麵，無話不談。本書最大的特色即是憑德剛的回憶和當年自己日記上的記錄，給胡先生留了一個最忠實的晚年寫照。1951年胡適才六十歲，其實不能算老，但到德剛所見的胡先生，顯然已開始衰老了。他當然在搞他的《水經注》，也寫了一部《丁文江的傳記》，且不斷關注共產國家的所作所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剛回國的二十年（1917—1937）來，紐約那幾年，他治學的成績實在太少了。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給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薑貴從台灣寄給他一冊《今檮杌傳》（即《旋風》），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薑二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裏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最使我詫異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圖書館看中文報紙，連“美國兩岸所發行和贈閱的‘僑報’”也看，而且把它們的“副刊”看得很仔細，而這些副刊，德剛說得一點也不錯，“實在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目今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特別在編排副刊上用心計，可讀的文章、報道、小說實在不少。我平日沒有時間全讀，又舍不得把那些副刊丟掉，隻好把它們保存起來，日積月累，保存著想讀而未讀的文章實在多不勝言。胡先生有時間批閱紐約、舊金山出版的僑報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歲月，實在好不了多少。
胡適這樣“遊手好閑”，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幾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gest library）“館長”（curator）之職，那是一份閑差，每年領取幾千美金貼補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國著名學府做過短期講學，零星演講的機會當然更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的工作。“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德剛這句沉痛的感慨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50年代，胡適同林語堂先生（辭掉南洋大學校長之職以後）大半時期留在紐約，而且經常來哥大借書，假如哥大有意聘請他們為中日文係教授，他們是一定樂意接受的。但中日文係的主管人哪裏會有此度量，胡、林二人來了，那些美國漢學教授豈不相形見絀？所以美國著名學府樂於聘用趙元任、李方桂這等專門人才（語言學比較冷門，吸引的學生較少），而不敢聘用胡適、林語堂這樣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適如能在中日文係開講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的課程，一定特別賣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寫出一兩本英文著作來。當然他不可能再有時間去看中文僑報了。 <h4>胡江冬秀</h4>
任何學人，除了家裏的書房外，總得有一間辦公室，不能老窩在家裏。偏偏在紐約那幾年，胡適少了一間辦公室，在家裏伴著老妻，事事得遷就她，不免影響到他工作的情緒。他在精神上顯出老態，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表麵上看來，胡適夫婦恩愛白首，非常幸福，但我總覺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們一代宗師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識水準相差太遠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適記了下麵這則日記：
得冬秀一書，辭旨通暢，不知係渠自作，抑係他人所擬稿？書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數年，此大可喜也。
胡適十三歲就訂了婚。他事母至孝，當時無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憑這段日記，我們顯然看出，胡適曾去信問他母親或江冬秀，纏足已放大了沒有？想來江女士以往給他的信，文字欠通，這封信“辭旨通暢”，雖不免疑心是別人“擬稿”的，但胡適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進，至少足已放大，他心裏是高興的。可是婚後三四十年，江冬秀顯然沒有多大進步。《傳記文學》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跡，那幾個字實在是見不得人的。（連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標點，她都會用錯！）居留紐約期間，她還停留在看武俠小說的階段，胡適的學問、思想她是無能力欣賞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喚，家務不必胡適操心。住在紐約，胡太太既不懂英語，他老人家還得上街買菜，實在是夠辛苦的。二老住“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裏客人多，胡適既無辦公室可去，要靜心讀書寫文章，也不可能了。這樣長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適即使有早年的壯誌雄圖，也消磨殆盡了。
1958年秋，胡適返台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他任內的秘書——王誌維先生——寫過一篇《記胡適先生去世前的談話片段》，載《聯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讀後感慨很多。臨死前兩天，胡老先生為了太太打牌，囑咐王秘書“幫我買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這裏是台灣大學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不準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來，是要你在我出國期間，在和平東路溫州街的附近，幫我買一所房子，給我的太太住。
胡適是愛麵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規矩，公家宿舍不準打牌，院長寓所內卻常聽到牌聲，不免於心不安。想來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區，老是坐出租車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長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適待他的老伴是夠好的了，但胡太太長年打牌，我總覺得對不起他。
早在民國九年，胡氏夫婦生日碰在一天，胡適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胡適的詩》，頁九七至九八）：
他幹涉我病裏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幹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麽詩了？”
要不是我搶得快，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這雖是首幽默詩，我們也看得出二人婚後精神上毫無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讀書的樂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準他讀書了。胡適多麽希望他的太太能在“雙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詩啊，但太太不會做詩，看樣子真會把詩撕掉。胡適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訂約，永不吵嘴，“今天不許吵”平平安安過一天生日就夠了。胡適的確是好脾氣，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傳》裏的李超女士一樣，立誌求學上進，婚後進學校或者在家裏自修，胡適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種閨房樂趣。隻可惜江冬秀真是個舊式鄉下女子，辜負了胡適在留學期間對她的期望。 <h4>女友韋蓮司</h4>
德剛兄說得對：“適之先生是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麽‘大膽作風’。”但德剛認為留學期間的胡適真追過韋蓮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韋女士真有意嫁給他，江冬秀就隻好守活寡了。但事實上，胡適既是“止乎禮”的膽小君子，看樣子並沒有同韋蓮司談過什麽戀愛，雖然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這本書裏告訴我們，胡先生去世後三年，韋蓮司女士曾“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適寫給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個世紀，一百幾十件）寄給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幾封曾在‘胡適紀念館’分兩次（1965、1966）陳列過”（頁二九）。胡夫人去世後，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適留學期間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這些信件研讀一番，胡、韋二人有沒有談戀愛，真相也可大白。其實胡適一生英文文章也寫了不少，連同這一百幾十件信劄，都應該收集成書，供中外學者閱讀之便。魯迅去世才兩年，就有《魯迅全集》二十冊問世。胡適去世十六年了，我們還看不到他的全集，這是說不過去的。
德剛認為在1915年那年，“胡氏顯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為韋女所峻拒。……她奉勸胡郎，斬斷情絲，懸崖勒馬；應著重較‘高級’的情性之交；勿岌岌於‘色欲之誘’（sex attraction）。……可是韋女士雖是止乎禮，她並沒有絕乎情。最後棒打鴛鴦的似乎還是韋女士那位‘守舊之習極深’的媽媽”。我認為德剛兄這兩個假設——胡適追韋女士遭拒；韋母“棒打鴛鴦”——都是站不住的。胡適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假如真正追過韋女士，他決不會“正色”嗬斥德剛的假設為“胡說”。胡適既無意反背母親的意誌，他決不肯毀除婚約，讓老人家傷心的。細讀《留學日記》，胡適誠然愛同有腦筋的洋女子談話、通信，可是一點也看不出同她們有論婚嫁之意。韋蓮司的服飾儀表，德剛在書裏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適通信頗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ant），“業英文教授”，有兩個夏天來康奈爾大學暑期班進修，這樣才同胡適認識的。她“年事稍長，更事多，故談論殊有趣味”。胡適哪裏會同她談戀愛？
德剛認為他的假設有理，主要證據是《留學日記》裏節錄的兩封英文信。一封是韋女士1915年2月3日寫給胡適的；一封是胡適自己1916年1月27日寫給韋老夫人的回信。本書讀者如細審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學日記》，頁五三五至五三七，八三五至八三六），一定也會同意，德剛誤解了它們的含義。
1915年1月23日下午（《日記》頁五二四），胡適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河，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於中西樓。餘告女士以近年已決心主張不爭主義（non-resistance）……女士大悅，以為此餘挽近第一大捷，且勉餘力持此誌勿懈。……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唯一人耳”。
讀這段劄記，我們無法肯定張彭春有沒有跟胡、韋二人一起去中西樓吃晚飯。但在一個“縱談極歡”的下午，胡適如真有意追韋女士，怎麽會打電話邀張彭春來會談？可見胡適對女士毫無所求，還要邀他的朋友來同賞她“見地之高”。這次縱談之後，想來隔不多天，胡適又去韋女士那裏“縱談”了一次。韋蓮司原是不顧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鍾情於胡適。那次談話，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動手動腳，倒把我們的“膽小君子”嚇壞了。胡適招架不住，隻好直言早已訂了婚，如同韋女士有不軌行動，與“禮”（propriety）不合雲雲。事後韋女士很氣，也有些老羞成怒，2月3日寫了那封《論男女交際之禮》的信，責備胡適不夠開通而拘於“禮”（blocked by a“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來，像他們二人這樣超脫世俗的“最高級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being），隻要“思無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為上的“非禮”（impropriety）倒是毫無關係的。德剛兄若細品此信，即可看出，韋女士采用的完全是璵姑在《老殘遊記》裏教訓申子平的口吻。胡適原則上是反宋明理學的，雖然在日常生活上還遵守“非禮勿動”的原則。他看了這封信後，對她的“卓識”更為佩服，認為“此論即在所謂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但想來韋女士覺得胡適不識抬舉，以後隻同他論學問，談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別的男人了。
韋蓮司一人在紐約“放浪形骸”，她母親有所聽聞，實在有些著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後，她寫信囑胡適去規勸她。胡適既是個少年老成、非禮勿動的“東方人”（an oriental），對她女兒的某些行為一定看不慣吧？何不勸勸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適雖是“膽小君子”，對韋女士的“卓識”、“狂狷”原則上是佩服的，回信理直氣壯地斥責韋夫人虛偽。責問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兒，既如此把她關起來，不給她行動自由好了。德剛引譯那一段信裏的“我們”一詞（“我們為什麽要顧慮‘別人’對我們怎樣想法呢？……”），乃所謂editorial“we”，非胡適、韋蓮司二人。德剛看不出這一點，把胡適致韋夫人書完全曲解了。 <h4>胡適與陳衡哲</h4>
胡適同陳衡哲女士留學期間的關係，德剛分析得入情入理，讀後十分折服。但同時德剛故作妙論，認為陳衡哲是他提倡“詩國革命”、“文學改良”的煙士披裏純（inspiration），“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過其實了。在《逼上梁山》文裏胡適說得明明白白，他倡導白話文學的靈感得自鍾文鼇，他是清華學生監督處駐華府的書記。陳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適早已在試寫白話詩了。
中國大學生、留學生間，的確有個“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傳統。莎菲女士既為任叔永所發現，胡適又是任君的摯友，當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認為假如胡適尚未訂婚，他一定會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論才情任不如胡，看樣子莎菲也會嫁給胡適的。當然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裏有個病中不準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豔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等生莎菲一樣的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
胡、陳二人尚未見麵前，即可說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有一次，任叔永從麻州劍橋寄兩首陳衡哲的詩給胡適看，要他猜是何人寫的。（陳衡哲《小雨點》任序，則謂故意騙胡適“是我做的”。）胡適對其中一首詠“月”詩特別激賞（“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寫道（《日記》，頁一○五八至一○五九）：
《胡適雜憶》，原題“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曆史”，曾在《傳記文學》上連載了十期多（第一八三至一九三期）。每期航郵寄來，我總先把《回憶》讀了，才去拆看其他的報章雜誌。記得讀完第一章，實在興奮，當晚就寫信給唐德剛、劉紹唐，向二位好友致賀：這樣文筆生動而饒有趣味的回憶錄實在難得在國內雜誌上見到的。翌晨授“中國現代文學”這門課，也不顧當天應講的題目，先講兩則胡適之太太的故事給學生聽。我同胡老太太僅有兩麵之緣，但讀了這兩則故事（大叫一聲“go！”嚇退“大黑賊”；返國定居前，囑咐德剛、王紀五二人搬運她那隻笨重的舊床到新澤西州碼頭），真覺得德剛兄把她寫活了。
《胡適雜憶》我特別愛讀，當然不僅因為德剛兄記載了好多有關胡氏夫婦的掌故。1962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頓後，即同德剛交識，對他的學問見識早已佩服。隻可惜他封筆了二十年，近兩年來才能看到他的長篇撰述（德剛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憶錄》，連載香港《明報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適雜憶》不隻是篇回憶錄，它暢談曆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麵。胡適自承哲學是他的“職業”，曆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hobby）。德剛十幾歲時即已圈點了一遍《資治通鑒》，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國史、西洋史，近年來一直在紐約市立學院主講中國史、東亞近代史，“曆史”自是他的“職業”。他中西哲學的底子當然比不上胡適，但他受過“社會科學”這方麵的嚴格“訓練”。本書引錄了好幾首德剛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期寫的新詩、舊詩，表示他同留學生胡適一樣，功課愈忙碌，愈感到有寫詩、同朋友酬唱詩詞的需要：“文學”也是他的“娛樂”。且不論二人同寓紐約期間深厚的“忘年之交”，即憑德剛自己的“職業”、“訓練”和“娛樂”，他實在是為胡適作評傳最理想的人選。
同胡適一樣，唐德剛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詩詞寫得更好。《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被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且舉一個小例為證：
可別小視“跑龍套”！紐約市有京戲票房五家之多。平時公演，粉墨登場，鑼鼓冬倉，琴韻悠揚，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龍套”一出，則馬腳全露。那批華洋混編的“龍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寧死……好不熱鬧！筆者在紐約看國劇，最愛“龍套”，因為它能使你笑得前仰後合，煩惱全消！
引文下半節，可說是段韻文（跑、鬧、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麵跟著就寫“好不熱鬧”，同韻字太多，讀起來反而單調。德剛在“各‘跑’其‘跑’”下麵，添了兩句三字經——“不自由，毋寧死……”真可謂是神來之筆。這種寫法，全憑作者一時的靈感和聯想的豐富。凡在紐約市看過票房演出京戲的，讀這段文字，想都會出聲大笑的。
但看來是遊戲文字，“龍套”在本書七十二節裏是一個“有機”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學位的人才能在學術舞台上“井井有條”地跑龍套，沒有博士“訓練”的教員，跑跑龍套也會出洋相的。但真正在京劇、學術舞台上唱“大軸”的，如梅蘭芳、胡適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剛二十六年前寫的成名作是《梅蘭芳傳稿》，所以既提到了“龍套”，他會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聯在一起。最近重讀《梅蘭芳傳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樣，覺得“稍嫌渲染”，文筆太濃豔一點，雖然德剛兄的確參閱了不少資料，尤其關於梅氏美國演出的那段史實。封筆二十年後，文章的境界顯然大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聽，我覺得十分可喜。 <h4>50年代的胡適</h4>
《胡適雜憶》我讀來特別有親切之感，因為書中提到好多50年代身在紐約的中外人士，這些人我來哥大後大半也認識。德剛為德國老教授魏複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講師角田柳這兩位突出人物作畫像，一點也沒有“渲染”，真可謂呼之欲出。《“新詩老祖宗”與“第三文藝中心”》這一章專介紹德剛“白馬文藝社”裏的朋友，“新詩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會有讀者覺得喧賓奪主，不太合傳記文學的體例。但事實上，胡適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學日記》二書裏也講起他好多朋友，抄錄了他們的詩詞酬唱之作。蟄居紐約期間，他既愛參加白馬社的集會，德剛把社員一一點將，並選錄他們一部分詩作，我認為是應該的。我們也借此體會到這前後兩代的留學生處境多麽不同。胡適早期一批詩友——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朱經農、陳衡哲——回國後都幹了一番事業。他晚年結交的那批文藝小友——唐德剛、周策縱、吳訥孫、周文中、黃伯飛——雖在美國學術界各有建樹，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教導美國學生；大陸變色，他們不可能回國大幹一番，真可說是國家的損失。白馬社裏三位新“莎菲”女士，我隻認識何靈琰，她是徐誌摩的幹女兒，在上海時期曾跟錢鍾書習寫詩詞，跟魏蓮芳學唱青衣，可惜這幾年不常寫詩，也難得登台一露身手了。其他兩位，心笛僅聞其詩名，不知人在何處；“才氣最高”的蔡寶瑜一年前我連她的名字也沒有聽見過。她短命而死，我讀到德剛的記載，也不免為之歎息。
胡適在紐約做寓公期間，愛同年輕朋友來往，真如德剛所說的，年齡相等的朋友間，除了李書華先生外，可同胡適促膝長談的真的絕無僅有。魯迅在晚年，雖有文壇盟主之名，喜結交的也隻是蕭軍、蕭紅這輩比較純潔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報月刊》上看到了張愛玲《憶胡適先生》文，深為感動，想不到張愛玲從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適這樣看重張愛玲。在我想象中，到了50年代中期，胡適早已同當代文學脫了節，也不太關心文學的前途了。1955年11月張愛玲抵達紐約後，曾去拜訪過胡先生兩次，可惜張不善辭令，為人木訥，談話並不投機。翌年感恩節，胡適還有意請她到中國館子吃飯，隔一陣還到一家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張愛玲跟胡適談，“確是如對神明”，不知如何逗他開心。二人關係，見麵後反而疏遠了。
胡適同他的安徽小同鄉唐德剛一見如故，倒可說有緣。後來德剛身任胡適“口述曆史”的記錄員，更是日常見麵，無話不談。本書最大的特色即是憑德剛的回憶和當年自己日記上的記錄，給胡先生留了一個最忠實的晚年寫照。1951年胡適才六十歲，其實不能算老，但到德剛所見的胡先生，顯然已開始衰老了。他當然在搞他的《水經注》，也寫了一部《丁文江的傳記》，且不斷關注共產國家的所作所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剛回國的二十年（1917—1937）來，紐約那幾年，他治學的成績實在太少了。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給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薑貴從台灣寄給他一冊《今檮杌傳》（即《旋風》），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薑二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裏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最使我詫異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圖書館看中文報紙，連“美國兩岸所發行和贈閱的‘僑報’”也看，而且把它們的“副刊”看得很仔細，而這些副刊，德剛說得一點也不錯，“實在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目今台灣《聯合報》、《中國時報》特別在編排副刊上用心計，可讀的文章、報道、小說實在不少。我平日沒有時間全讀，又舍不得把那些副刊丟掉，隻好把它們保存起來，日積月累，保存著想讀而未讀的文章實在多不勝言。胡先生有時間批閱紐約、舊金山出版的僑報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歲月，實在好不了多少。
胡適這樣“遊手好閑”，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幾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gest library）“館長”（curator）之職，那是一份閑差，每年領取幾千美金貼補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國著名學府做過短期講學，零星演講的機會當然更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的工作。“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德剛這句沉痛的感慨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50年代，胡適同林語堂先生（辭掉南洋大學校長之職以後）大半時期留在紐約，而且經常來哥大借書，假如哥大有意聘請他們為中日文係教授，他們是一定樂意接受的。但中日文係的主管人哪裏會有此度量，胡、林二人來了，那些美國漢學教授豈不相形見絀？所以美國著名學府樂於聘用趙元任、李方桂這等專門人才（語言學比較冷門，吸引的學生較少），而不敢聘用胡適、林語堂這樣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適如能在中日文係開講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的課程，一定特別賣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寫出一兩本英文著作來。當然他不可能再有時間去看中文僑報了。 <h4>胡江冬秀</h4>
任何學人，除了家裏的書房外，總得有一間辦公室，不能老窩在家裏。偏偏在紐約那幾年，胡適少了一間辦公室，在家裏伴著老妻，事事得遷就她，不免影響到他工作的情緒。他在精神上顯出老態，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表麵上看來，胡適夫婦恩愛白首，非常幸福，但我總覺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們一代宗師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識水準相差太遠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適記了下麵這則日記：
得冬秀一書，辭旨通暢，不知係渠自作，抑係他人所擬稿？書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數年，此大可喜也。
胡適十三歲就訂了婚。他事母至孝，當時無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憑這段日記，我們顯然看出，胡適曾去信問他母親或江冬秀，纏足已放大了沒有？想來江女士以往給他的信，文字欠通，這封信“辭旨通暢”，雖不免疑心是別人“擬稿”的，但胡適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進，至少足已放大，他心裏是高興的。可是婚後三四十年，江冬秀顯然沒有多大進步。《傳記文學》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跡，那幾個字實在是見不得人的。（連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標點，她都會用錯！）居留紐約期間，她還停留在看武俠小說的階段，胡適的學問、思想她是無能力欣賞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喚，家務不必胡適操心。住在紐約，胡太太既不懂英語，他老人家還得上街買菜，實在是夠辛苦的。二老住“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裏客人多，胡適既無辦公室可去，要靜心讀書寫文章，也不可能了。這樣長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適即使有早年的壯誌雄圖，也消磨殆盡了。
1958年秋，胡適返台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他任內的秘書——王誌維先生——寫過一篇《記胡適先生去世前的談話片段》，載《聯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讀後感慨很多。臨死前兩天，胡老先生為了太太打牌，囑咐王秘書“幫我買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這裏是台灣大學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不準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來，是要你在我出國期間，在和平東路溫州街的附近，幫我買一所房子，給我的太太住。
胡適是愛麵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規矩，公家宿舍不準打牌，院長寓所內卻常聽到牌聲，不免於心不安。想來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區，老是坐出租車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長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適待他的老伴是夠好的了，但胡太太長年打牌，我總覺得對不起他。
早在民國九年，胡氏夫婦生日碰在一天，胡適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胡適的詩》，頁九七至九八）：
他幹涉我病裏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幹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麽詩了？”
要不是我搶得快，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這雖是首幽默詩，我們也看得出二人婚後精神上毫無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讀書的樂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準他讀書了。胡適多麽希望他的太太能在“雙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詩啊，但太太不會做詩，看樣子真會把詩撕掉。胡適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訂約，永不吵嘴，“今天不許吵”平平安安過一天生日就夠了。胡適的確是好脾氣，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傳》裏的李超女士一樣，立誌求學上進，婚後進學校或者在家裏自修，胡適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種閨房樂趣。隻可惜江冬秀真是個舊式鄉下女子，辜負了胡適在留學期間對她的期望。 <h4>女友韋蓮司</h4>
德剛兄說得對：“適之先生是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麽‘大膽作風’。”但德剛認為留學期間的胡適真追過韋蓮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韋女士真有意嫁給他，江冬秀就隻好守活寡了。但事實上，胡適既是“止乎禮”的膽小君子，看樣子並沒有同韋蓮司談過什麽戀愛，雖然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這本書裏告訴我們，胡先生去世後三年，韋蓮司女士曾“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適寫給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個世紀，一百幾十件）寄給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幾封曾在‘胡適紀念館’分兩次（1965、1966）陳列過”（頁二九）。胡夫人去世後，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適留學期間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這些信件研讀一番，胡、韋二人有沒有談戀愛，真相也可大白。其實胡適一生英文文章也寫了不少，連同這一百幾十件信劄，都應該收集成書，供中外學者閱讀之便。魯迅去世才兩年，就有《魯迅全集》二十冊問世。胡適去世十六年了，我們還看不到他的全集，這是說不過去的。
德剛認為在1915年那年，“胡氏顯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為韋女所峻拒。……她奉勸胡郎，斬斷情絲，懸崖勒馬；應著重較‘高級’的情性之交；勿岌岌於‘色欲之誘’（sex attraction）。……可是韋女士雖是止乎禮，她並沒有絕乎情。最後棒打鴛鴦的似乎還是韋女士那位‘守舊之習極深’的媽媽”。我認為德剛兄這兩個假設——胡適追韋女士遭拒；韋母“棒打鴛鴦”——都是站不住的。胡適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假如真正追過韋女士，他決不會“正色”嗬斥德剛的假設為“胡說”。胡適既無意反背母親的意誌，他決不肯毀除婚約，讓老人家傷心的。細讀《留學日記》，胡適誠然愛同有腦筋的洋女子談話、通信，可是一點也看不出同她們有論婚嫁之意。韋蓮司的服飾儀表，德剛在書裏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適通信頗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ant），“業英文教授”，有兩個夏天來康奈爾大學暑期班進修，這樣才同胡適認識的。她“年事稍長，更事多，故談論殊有趣味”。胡適哪裏會同她談戀愛？
德剛認為他的假設有理，主要證據是《留學日記》裏節錄的兩封英文信。一封是韋女士1915年2月3日寫給胡適的；一封是胡適自己1916年1月27日寫給韋老夫人的回信。本書讀者如細審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學日記》，頁五三五至五三七，八三五至八三六），一定也會同意，德剛誤解了它們的含義。
1915年1月23日下午（《日記》頁五二四），胡適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河，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於中西樓。餘告女士以近年已決心主張不爭主義（non-resistance）……女士大悅，以為此餘挽近第一大捷，且勉餘力持此誌勿懈。……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唯一人耳”。
讀這段劄記，我們無法肯定張彭春有沒有跟胡、韋二人一起去中西樓吃晚飯。但在一個“縱談極歡”的下午，胡適如真有意追韋女士，怎麽會打電話邀張彭春來會談？可見胡適對女士毫無所求，還要邀他的朋友來同賞她“見地之高”。這次縱談之後，想來隔不多天，胡適又去韋女士那裏“縱談”了一次。韋蓮司原是不顧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鍾情於胡適。那次談話，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動手動腳，倒把我們的“膽小君子”嚇壞了。胡適招架不住，隻好直言早已訂了婚，如同韋女士有不軌行動，與“禮”（propriety）不合雲雲。事後韋女士很氣，也有些老羞成怒，2月3日寫了那封《論男女交際之禮》的信，責備胡適不夠開通而拘於“禮”（blocked by a“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來，像他們二人這樣超脫世俗的“最高級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being），隻要“思無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為上的“非禮”（impropriety）倒是毫無關係的。德剛兄若細品此信，即可看出，韋女士采用的完全是璵姑在《老殘遊記》裏教訓申子平的口吻。胡適原則上是反宋明理學的，雖然在日常生活上還遵守“非禮勿動”的原則。他看了這封信後，對她的“卓識”更為佩服，認為“此論即在所謂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但想來韋女士覺得胡適不識抬舉，以後隻同他論學問，談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別的男人了。
韋蓮司一人在紐約“放浪形骸”，她母親有所聽聞，實在有些著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後，她寫信囑胡適去規勸她。胡適既是個少年老成、非禮勿動的“東方人”（an oriental），對她女兒的某些行為一定看不慣吧？何不勸勸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適雖是“膽小君子”，對韋女士的“卓識”、“狂狷”原則上是佩服的，回信理直氣壯地斥責韋夫人虛偽。責問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兒，既如此把她關起來，不給她行動自由好了。德剛引譯那一段信裏的“我們”一詞（“我們為什麽要顧慮‘別人’對我們怎樣想法呢？……”），乃所謂editorial“we”，非胡適、韋蓮司二人。德剛看不出這一點，把胡適致韋夫人書完全曲解了。 <h4>胡適與陳衡哲</h4>
胡適同陳衡哲女士留學期間的關係，德剛分析得入情入理，讀後十分折服。但同時德剛故作妙論，認為陳衡哲是他提倡“詩國革命”、“文學改良”的煙士披裏純（inspiration），“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過其實了。在《逼上梁山》文裏胡適說得明明白白，他倡導白話文學的靈感得自鍾文鼇，他是清華學生監督處駐華府的書記。陳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適早已在試寫白話詩了。
中國大學生、留學生間，的確有個“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傳統。莎菲女士既為任叔永所發現，胡適又是任君的摯友，當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認為假如胡適尚未訂婚，他一定會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論才情任不如胡，看樣子莎菲也會嫁給胡適的。當然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裏有個病中不準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豔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等生莎菲一樣的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
胡、陳二人尚未見麵前，即可說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有一次，任叔永從麻州劍橋寄兩首陳衡哲的詩給胡適看，要他猜是何人寫的。（陳衡哲《小雨點》任序，則謂故意騙胡適“是我做的”。）胡適對其中一首詠“月”詩特別激賞（“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寫道（《日記》，頁一○五八至一○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