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1972年秋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附設的中國口述曆史學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國名人的口述自傳，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營的美洲縮微膠片公司影印發行。其中關於胡適的部分原是筆者二十年前襄讚胡先生，斷斷續續地記錄、整理和編寫出來的。那本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爾影印發行，未免草率從事。但斯時筆者剛自哥大轉職到紐約市立大學，並承擔了一部相當繁重的行政工作，平時已日不暇給，故對胡稿之倉促發行，也就未自找麻煩、多作主張了。
事隔數年之後，不意今春突奉劉紹唐先生來信，說傳記文學社已取得該稿的翻譯權。我既是該稿的原始編撰人，紹唐兄希望我終始其事，承擔起本稿的漢譯工作，以便《傳記文學》月刊，按期分章發表。
事實上，二十年前適之先生與筆者一起工作之時，我們的工作語言，原是英漢雙語並用，而且底稿的擬訂，多半也是先漢後英。隻因為那時哥大當局對中文稿毫無興趣，而對英文稿則責功甚急，筆者受聘執筆，為爭取時間才把中文稿通統刪掉。今日思之雖覺可惜，然當時也是格於規章，出諸不得已。
其實當年胡先生和我由漢譯英時，也曾費了一番心血。因為胡適的自傳與一般名人的自傳在性質上頗有差別。其他名人傳記多半以敘事和說故事為主；而胡傳則重在論學，尤其是討論中國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學術性的自傳（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譯來說，則故事易翻，而論學難譯了。
舉個淺近的例子：一次胡氏和我討論到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我順口譯為the new people misceny，而胡先生認為不妥。他說“新民”二字應譯為renovated people。我當然尊重胡先生的翻譯，但是我總覺得我的譯文雖然“以詞害意”，胡先生的譯文也難免“以意害詞”，還是我的較為順口些。胡氏也完全同意，但是我們研究了半天，還是找不出一個更妥當的譯名來。
如今胡先生已長眠地下，紹唐兄要我獨力再由英文稿譯回中文，承命之餘，二十年前舊事，重湧心頭，真是感慨萬千。我生為炎黃子孫，把原稿回譯以饗國人，我自覺是有道義上責任的。再者我試翻手頭殘箋，發現哥大所公布的稿子與胡先生當初和我所合擬的計劃也不無出入。讀者如將影印於膠片上的英文稿和筆者所保存的胡氏手書自述大綱兩相比較，一覽便知。今日紹唐兄既有此指派，我也想乘此機緣把這宗文稿再稍加整理，以為祖國保留一份較為可靠的先賢遺作。同時在動手回譯之前，我自覺也應向當今讀者和後世史家，就本稿編撰始末和筆者個人由認識到襄讚胡先生的往還和工作的經過，作一簡短的交代。 <h4>二</h4>
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他在我國近代的學術思想界裏（這兒筆者著重的是“學術”二字），可以說是初無二人。正因為他既“開來”又“繼往”，在思想流於偏激的國人看來，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連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動學者”。同時在思想傾於過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裏，胡適卻又變成了背聖絕賢、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說的“左右為難”中度過。這一結果也是他先天稟賦和後天學養，合二為一所鑄造出來的。實際上，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時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時的主因。因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裏，思想偏激的既是少數，而主張養辮子走回頭路的也是不多啊！
因此，胡適便成為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杆子做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不用說，他對高度工業化社會所孕育出來的“現代文明”謳歌不絕；他對我國優良的農本主義的社會傳統——乃至不太優良的社會傳統，也在有意無意之間，作出了有深厚溫情的維護。
胡氏這種改良派的弱點很顯明的一環，便是那千餘年科舉製所遺留下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著重籍貫的“畛域觀念”和傳統士子們對個人出身和學術師承的“門戶之見”。
胡先生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因而他對這三重背景都存有極深厚的溫情主義，而且老而彌篤。事實上，胡先生晚年對筆者這一後輩，不拘形跡的教導與往還，與他這三大偏愛，亦不能說毫無關係。
適之先生和我有鄉誼，雖然他說起徽州話來，我一句也聽不懂。據他老人家說他和我家老輩們還有點世交。他能數出我家長輩的一大堆名字來，雖然那些名字，曆史上既找不到，對我自己也非常陌生。
原因是：當胡先生少年在北大成名的先後，那以段祺瑞、王揖唐等為首的“安福係”正炙手可熱；同時那以陳獨秀、高一涵、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反對派，也正鑼鼓喧天。這針鋒相對的朝野兩派的領導分子恰巧都是安徽人。那時我家亦長住北京。先曾先祖，乃至父叔輩，對這朝野兩派的同鄉，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是當時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輩對後起的青年學者則多鄙薄陳獨秀（實庵）而推崇胡適之。政治思想問題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傳統的禮教觀念在作祟。陳實庵的偏激言論，本已不容於鄉中前輩；而他以北大文科學長之尊，竟公然在北京嫖妓宿娼，甚至親往妓院“打場”（寵妓暗結新歡，原狎客憤而動武之謂）。這行為使同鄉前輩中的真道學、假道學都一起搖頭歎息。此事胡先生曾親口告我屬實。
胡適那時的表現與陳獨秀正相反。他是剛自美國學成歸來的真正的新青年。學問上固然“中西俱粹”；在個人行為上，也循規蹈矩，為一時模範，在同鄉長輩中，口碑極好。因而新文化運動中，一切為老輩所看不順眼的什麽“反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爛賬，都上在陳獨秀頭上；而“新文化”、“新文學”、“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給了胡適。加以胡氏又是位調和氣味極重的人，不因同鄉長輩或平輩是官僚、軍閥或紈子，就拒人於千裏之外。縱是段係所召開的“善後會議”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辯。所以他同我家老輩在北京頗有往還。
這便是適之先生與我的一段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他卻甚為珍惜的鄉情和世誼。但是我個人之認識胡先生則是從胡氏的另一偏愛——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裏開始的。 <h4>三</h4>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著慶祝立校二百周年紀念之時。胡氏是該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園內集會的場合，常常看到他。胡適之和其他我所認識的前輩有個不同之點，那就是他特別歡喜和青年人接近，並且主動地去發掘。胡氏的個性亦適於接近年輕人。他雖然與一些後輩年齡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溝”不深，一齊嘻嘻哈哈，彼此之間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戰後的哥大原有中國學生三百餘人。1949之後人數驟減。學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隻剩下寥寥數人。筆者當時就是這幾個“苦撐”而無從“待變”的中國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園內亦偶爾晤麵。晤麵的場合多半是我是個穿著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學生，他則是校方邀請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總要找個機會走過來和我們做工的學生和小職員們，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陣。那時紐約的左派華文報紙正嘲笑他是“過河卒子過洋來”！起先我們想胡適這員過洋大卒，如何能記得起我們這批過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後，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這人很細心，他對這些小地方極為注意。兩三次偶爾晤麵之後，他老人家便能稱名道姓起來，有說有笑，使對方無拘無束把胡適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並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裏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燒得和她麻將技術一樣的精湛。但他二老限於精力不常請客。我去時隻是如主人所說“加雙筷子”，又因為我是“安徽人”，對他二老的“家鄉口味”，一定可以“吃得來”的緣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複當年。中國大陸，那時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實情如何，難以蠡測。台灣那時在一般人想象中，也隻是個瘴癘滿山、蛇蠍遍地的亞熱帶小島——一個重洋之外、煙水鄉裏、無從捉摸的“香格裏拉”！
幹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謀生乏術。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借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的蓋世才華，竟隻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後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係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歎，況胡適博士乎？
後來胡氏在哥大來來去去，哥大當軸對這位“中國文藝複興之父”，表麵上還算相當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麵子的背後，真正的態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當軸一位新進一塊兒午餐，他正在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我乘機向他建議請胡適來幫忙。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麽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度。那就是隻許狗搖尾巴，絕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做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隻好敬而遠之了。
其後美國學術界為時勢所迫終於把門戶稍稍開放，少數華裔幸運兒亦能勉強微憩於他人的臥榻之側，然而其情況亦隻有知之者，知其心憂；但一入黌宇，自然便自覺身價不同，胡適又何足道哉？真是“漢兒傍得胡兒睡，便向宗邦傲漢兒”，也就可悲之極了。
但是適之先生卻是一位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老輩學者。他丟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詡為國際主義者。他不了解他終身頌之的所謂“現代西方文明”裏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約”、“合同”、“利害”、“力量”、“鬥爭”等深入人心的概念為基礎的。所謂“民主”，所謂“容忍”（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學的精髓）隻是力量、鬥爭、利害等均衡以後的契約行為。
胡先生在中國未做過官僚，在海外也未嚐與洋人共事，因而他沒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會——這個陳獨秀所說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的社會裏麵，那些人與人之間有禮無讓、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麵。他背負著禮讓的教條，愛人以德，因而隻看出西方社會裏恂恂然的“君子”之風。所以他老人家對“現代西方文明”的維護，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終而後已！
胡氏這種真正的可敬可愛的孔門書生的氣習，便十足地表現在他對他母校關懷的心情之上。他對哥大的愛護絕不亞於他對北大的愛護，其居心之淳樸，真是情見乎辭。
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
原來哥大當時圖書經費的分配是按各科係注冊學生人數為標準。那時讀漢學的洋學生不過寥寥數人，圖書經費因而隻攤到二百元。二百元能買多少書呢？胡先生認為“這太不像話”！他約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飯，並把此事“好好地談一談”！
我真的和胡先生為此事談到深夜，但我內心的反應隻是一陣陣的辛酸。我認為胡氏找錯了“談一談”的對象。我這小職員算老幾？談有何益？然使我更覺難過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難找到適當的對象。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胡先生最後告訴我說，他要去找幾個“有錢的校友”像顧維鈞先生那樣的人捐兩千塊錢給哥大購買中文圖書，分十年攤用，庶幾每年購書費可以增加一倍。後來果然有位“無名氏”捐了兩千元，是否是顧先生解囊之贈，我就未去追問了。迨1962年秋筆者接管哥大圖書館中文部時，經費已十分充裕，而這筆小款子還有千元未動。那時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計劃把這千元之款購一部珍版書，以紀念當初籌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歲月，事願兩違，今日思之，猶覺耿耿！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畫了一張油畫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長的身份送給了哥大中文圖書館。按理這幅畫像是應該掛起來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進了地下室爛書堆，無人理睬。1962年東亞館遷入了一座八樓大廈，地方十分寬敞，大樓四壁空空。我要把這幅像掛於閱覽室，當時就有人反對說：“哥大向不掛生人照片的！”我說：“胡適也活不了多久了！”這樣這幅油畫像才有禮無讓地掛了出去。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張掛出來的胡適油畫像了。
總之胡先生對他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情意是深厚的。他自覺是老輩，是哥大的父兄。對這個大家庭的興衰榮辱，他是有直接關係和責任的。所以任何破銅爛鐵，他如果能替哥大爭一份，他都要替哥大爭一份。期許之深，推愛之切，足令旁觀者感動。
但是胡適之這個一廂情願的哥倫比亞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黃須的朋友們，老實說，向來沒有把胡適看成廣義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成員。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輩隻是我們兩三員華裔研究生罷了。他老人家愛屋及烏，所以對我們亦推愛甚摯，期許甚殷。他既視吾人為子弟，我們也敬他如父兄，在這個絕情寡義的洋人社會裏，我們這兩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涸轍之鮒，相濡以沫，友誼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h4>四</h4>
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隻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的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筆者一次隨友趨謁，便曾隨立夫先生之後，著膠靴、戴手套、持筐籃、入雞籠，奮勇與眾母雞大娘搏鬥而搶奪其蛋的。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以變成赤貧！長此下去，將伊於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養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麵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鬱結。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淒涼歎息之音。
這些話，我後來才體驗到，胡先生隻能向我說。他對他的同輩友好、過往賓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紀五（王世傑先生的兒子），他也不便說。因為胡先生是位頭巾氣極重的舊式書生，對個人操守，一絲不苟。他怕一旦傳出去，發生政治上的反應，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終究也不是解決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婦二人在紐約，連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問題。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隻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
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無意中一聲叫喊，其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那時胡伯母在紐約打起麻將來是日以繼夜的。胡先生不但沒有阻止她而且有時也加入作戰。原因是：一位中國老太太困居紐約，言語不通，又無人經常代為開車訪友，麻將實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紐約中國知識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頭”的，所以不會四家皆輸。加以胡老太太技術高，手氣好，幾乎每戰皆捷，對胡先生來說，也不構成經濟負擔。還有一個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裏常有麻將客出出進進也可使強盜小偷望而卻步也。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歲月裏，我們這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隻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記得有一次老友楊龍章向胡先生請教“生命的意義”。胡先生說：“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展！”那時我們看胡先生生命的那一階段到次一階段的“發展”也不會太大了。他隻是一位無止境地漂流海外、和我們一起同舟共濟的老乘客，一旦浪打船翻，他勢將滅頂，滅得比我們更慘！麵對著他那副慈祥而天真的笑容，我們對他老人家的憐憫與同情之感，實遠甚於尊崇與學習之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那一輩知識分子的老路，在那時我們的心目中決然是走不成，也不應再走的了。
那時韓戰正急，美國二次大戰後不景氣的經濟，也在炮聲裏複蘇了。為阻止美國訓練的中國青年回大陸，美國各行職業之門也稍稍開放，好讓他們謀生。有高度訓練的中國工程師們，逐漸地也可畫圖為活。為生存所迫，那些有魄力的文法科同學，便也把莎士比亞、孟德斯鳩等一腳踢開。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看定新目標：“萬元存款，白女為妻！”一切從頭來起，因而70年代裏，很多頗有名氣的華裔工程師和醫師，當年卻是學有專長的政法人才。如今他們丟下工程道具和醫學儀器，仍可寫出些響當當的政論文章來。
為著最低限度的生存，筆者當時也是改行有心、而無魄力認真執行的少數弱者之一。我那時還在哥大有氣無力地繼續讀我的美國史博士學位。這是個最吃力不討好的傻事。讀到讀不到，不用說我毫無把握；讀到了，又幹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讀書”這個行為，事實上隻是“不讀書又幹啥？”這個問題，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1972年秋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附設的中國口述曆史學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國名人的口述自傳，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營的美洲縮微膠片公司影印發行。其中關於胡適的部分原是筆者二十年前襄讚胡先生，斷斷續續地記錄、整理和編寫出來的。那本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爾影印發行，未免草率從事。但斯時筆者剛自哥大轉職到紐約市立大學，並承擔了一部相當繁重的行政工作，平時已日不暇給，故對胡稿之倉促發行，也就未自找麻煩、多作主張了。
事隔數年之後，不意今春突奉劉紹唐先生來信，說傳記文學社已取得該稿的翻譯權。我既是該稿的原始編撰人，紹唐兄希望我終始其事，承擔起本稿的漢譯工作，以便《傳記文學》月刊，按期分章發表。
事實上，二十年前適之先生與筆者一起工作之時，我們的工作語言，原是英漢雙語並用，而且底稿的擬訂，多半也是先漢後英。隻因為那時哥大當局對中文稿毫無興趣，而對英文稿則責功甚急，筆者受聘執筆，為爭取時間才把中文稿通統刪掉。今日思之雖覺可惜，然當時也是格於規章，出諸不得已。
其實當年胡先生和我由漢譯英時，也曾費了一番心血。因為胡適的自傳與一般名人的自傳在性質上頗有差別。其他名人傳記多半以敘事和說故事為主；而胡傳則重在論學，尤其是討論中國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學術性的自傳（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譯來說，則故事易翻，而論學難譯了。
舉個淺近的例子：一次胡氏和我討論到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我順口譯為the new people misceny，而胡先生認為不妥。他說“新民”二字應譯為renovated people。我當然尊重胡先生的翻譯，但是我總覺得我的譯文雖然“以詞害意”，胡先生的譯文也難免“以意害詞”，還是我的較為順口些。胡氏也完全同意，但是我們研究了半天，還是找不出一個更妥當的譯名來。
如今胡先生已長眠地下，紹唐兄要我獨力再由英文稿譯回中文，承命之餘，二十年前舊事，重湧心頭，真是感慨萬千。我生為炎黃子孫，把原稿回譯以饗國人，我自覺是有道義上責任的。再者我試翻手頭殘箋，發現哥大所公布的稿子與胡先生當初和我所合擬的計劃也不無出入。讀者如將影印於膠片上的英文稿和筆者所保存的胡氏手書自述大綱兩相比較，一覽便知。今日紹唐兄既有此指派，我也想乘此機緣把這宗文稿再稍加整理，以為祖國保留一份較為可靠的先賢遺作。同時在動手回譯之前，我自覺也應向當今讀者和後世史家，就本稿編撰始末和筆者個人由認識到襄讚胡先生的往還和工作的經過，作一簡短的交代。 <h4>二</h4>
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他在我國近代的學術思想界裏（這兒筆者著重的是“學術”二字），可以說是初無二人。正因為他既“開來”又“繼往”，在思想流於偏激的國人看來，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連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動學者”。同時在思想傾於過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裏，胡適卻又變成了背聖絕賢、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說的“左右為難”中度過。這一結果也是他先天稟賦和後天學養，合二為一所鑄造出來的。實際上，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時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時的主因。因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裏，思想偏激的既是少數，而主張養辮子走回頭路的也是不多啊！
因此，胡適便成為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杆子做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不用說，他對高度工業化社會所孕育出來的“現代文明”謳歌不絕；他對我國優良的農本主義的社會傳統——乃至不太優良的社會傳統，也在有意無意之間，作出了有深厚溫情的維護。
胡氏這種改良派的弱點很顯明的一環，便是那千餘年科舉製所遺留下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著重籍貫的“畛域觀念”和傳統士子們對個人出身和學術師承的“門戶之見”。
胡先生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因而他對這三重背景都存有極深厚的溫情主義，而且老而彌篤。事實上，胡先生晚年對筆者這一後輩，不拘形跡的教導與往還，與他這三大偏愛，亦不能說毫無關係。
適之先生和我有鄉誼，雖然他說起徽州話來，我一句也聽不懂。據他老人家說他和我家老輩們還有點世交。他能數出我家長輩的一大堆名字來，雖然那些名字，曆史上既找不到，對我自己也非常陌生。
原因是：當胡先生少年在北大成名的先後，那以段祺瑞、王揖唐等為首的“安福係”正炙手可熱；同時那以陳獨秀、高一涵、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反對派，也正鑼鼓喧天。這針鋒相對的朝野兩派的領導分子恰巧都是安徽人。那時我家亦長住北京。先曾先祖，乃至父叔輩，對這朝野兩派的同鄉，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是當時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輩對後起的青年學者則多鄙薄陳獨秀（實庵）而推崇胡適之。政治思想問題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傳統的禮教觀念在作祟。陳實庵的偏激言論，本已不容於鄉中前輩；而他以北大文科學長之尊，竟公然在北京嫖妓宿娼，甚至親往妓院“打場”（寵妓暗結新歡，原狎客憤而動武之謂）。這行為使同鄉前輩中的真道學、假道學都一起搖頭歎息。此事胡先生曾親口告我屬實。
胡適那時的表現與陳獨秀正相反。他是剛自美國學成歸來的真正的新青年。學問上固然“中西俱粹”；在個人行為上，也循規蹈矩，為一時模範，在同鄉長輩中，口碑極好。因而新文化運動中，一切為老輩所看不順眼的什麽“反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爛賬，都上在陳獨秀頭上；而“新文化”、“新文學”、“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給了胡適。加以胡氏又是位調和氣味極重的人，不因同鄉長輩或平輩是官僚、軍閥或紈子，就拒人於千裏之外。縱是段係所召開的“善後會議”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辯。所以他同我家老輩在北京頗有往還。
這便是適之先生與我的一段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他卻甚為珍惜的鄉情和世誼。但是我個人之認識胡先生則是從胡氏的另一偏愛——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裏開始的。 <h4>三</h4>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著慶祝立校二百周年紀念之時。胡氏是該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園內集會的場合，常常看到他。胡適之和其他我所認識的前輩有個不同之點，那就是他特別歡喜和青年人接近，並且主動地去發掘。胡氏的個性亦適於接近年輕人。他雖然與一些後輩年齡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溝”不深，一齊嘻嘻哈哈，彼此之間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戰後的哥大原有中國學生三百餘人。1949之後人數驟減。學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隻剩下寥寥數人。筆者當時就是這幾個“苦撐”而無從“待變”的中國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園內亦偶爾晤麵。晤麵的場合多半是我是個穿著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學生，他則是校方邀請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總要找個機會走過來和我們做工的學生和小職員們，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陣。那時紐約的左派華文報紙正嘲笑他是“過河卒子過洋來”！起先我們想胡適這員過洋大卒，如何能記得起我們這批過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後，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這人很細心，他對這些小地方極為注意。兩三次偶爾晤麵之後，他老人家便能稱名道姓起來，有說有笑，使對方無拘無束把胡適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並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裏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燒得和她麻將技術一樣的精湛。但他二老限於精力不常請客。我去時隻是如主人所說“加雙筷子”，又因為我是“安徽人”，對他二老的“家鄉口味”，一定可以“吃得來”的緣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的言談舉止，已非複當年。中國大陸，那時正是土改肅反，殺氣騰騰，實情如何，難以蠡測。台灣那時在一般人想象中，也隻是個瘴癘滿山、蛇蠍遍地的亞熱帶小島——一個重洋之外、煙水鄉裏、無從捉摸的“香格裏拉”！
幹脆當難民，就在紐約定居吧。但是長安之居，談何容易！加以當時排華之律未全除，種族歧視猶健在。那些掛冠部長、解甲將軍、退職學人，到此時此際才了解本身原來力難縛雞，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謀生乏術。
就拿胡適之先生來說吧，胡氏在紐約退休之時，精力猶盛，本可憑借北美之資財，整理中華之國故。孰知他的蓋世才華，竟隻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做一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這一職位，因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筆者後來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這是個學術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實上，它在整個大學的行政係統中，則微不足道。經院官僚，根本不把這部門當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無啥建樹之可言。筆者何人？居其位猶不免有倚門彈鋏之歎，況胡適博士乎？
後來胡氏在哥大來來去去，哥大當軸對這位“中國文藝複興之父”，表麵上還算相當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麵子的背後，真正的態度又如何，則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當軸一位新進一塊兒午餐，他正在羅致人才來充實有關漢學之教研。我乘機向他建議請胡適來幫忙。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麽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度。那就是隻許狗搖尾巴，絕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做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隻好敬而遠之了。
其後美國學術界為時勢所迫終於把門戶稍稍開放，少數華裔幸運兒亦能勉強微憩於他人的臥榻之側，然而其情況亦隻有知之者，知其心憂；但一入黌宇，自然便自覺身價不同，胡適又何足道哉？真是“漢兒傍得胡兒睡，便向宗邦傲漢兒”，也就可悲之極了。
但是適之先生卻是一位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老輩學者。他丟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詡為國際主義者。他不了解他終身頌之的所謂“現代西方文明”裏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約”、“合同”、“利害”、“力量”、“鬥爭”等深入人心的概念為基礎的。所謂“民主”，所謂“容忍”（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學的精髓）隻是力量、鬥爭、利害等均衡以後的契約行為。
胡先生在中國未做過官僚，在海外也未嚐與洋人共事，因而他沒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會——這個陳獨秀所說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的社會裏麵，那些人與人之間有禮無讓、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麵。他背負著禮讓的教條，愛人以德，因而隻看出西方社會裏恂恂然的“君子”之風。所以他老人家對“現代西方文明”的維護，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終而後已！
胡氏這種真正的可敬可愛的孔門書生的氣習，便十足地表現在他對他母校關懷的心情之上。他對哥大的愛護絕不亞於他對北大的愛護，其居心之淳樸，真是情見乎辭。
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
原來哥大當時圖書經費的分配是按各科係注冊學生人數為標準。那時讀漢學的洋學生不過寥寥數人，圖書經費因而隻攤到二百元。二百元能買多少書呢？胡先生認為“這太不像話”！他約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飯，並把此事“好好地談一談”！
我真的和胡先生為此事談到深夜，但我內心的反應隻是一陣陣的辛酸。我認為胡氏找錯了“談一談”的對象。我這小職員算老幾？談有何益？然使我更覺難過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難找到適當的對象。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胡先生最後告訴我說，他要去找幾個“有錢的校友”像顧維鈞先生那樣的人捐兩千塊錢給哥大購買中文圖書，分十年攤用，庶幾每年購書費可以增加一倍。後來果然有位“無名氏”捐了兩千元，是否是顧先生解囊之贈，我就未去追問了。迨1962年秋筆者接管哥大圖書館中文部時，經費已十分充裕，而這筆小款子還有千元未動。那時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計劃把這千元之款購一部珍版書，以紀念當初籌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歲月，事願兩違，今日思之，猶覺耿耿！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畫了一張油畫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長的身份送給了哥大中文圖書館。按理這幅畫像是應該掛起來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進了地下室爛書堆，無人理睬。1962年東亞館遷入了一座八樓大廈，地方十分寬敞，大樓四壁空空。我要把這幅像掛於閱覽室，當時就有人反對說：“哥大向不掛生人照片的！”我說：“胡適也活不了多久了！”這樣這幅油畫像才有禮無讓地掛了出去。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張掛出來的胡適油畫像了。
總之胡先生對他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情意是深厚的。他自覺是老輩，是哥大的父兄。對這個大家庭的興衰榮辱，他是有直接關係和責任的。所以任何破銅爛鐵，他如果能替哥大爭一份，他都要替哥大爭一份。期許之深，推愛之切，足令旁觀者感動。
但是胡適之這個一廂情願的哥倫比亞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黃須的朋友們，老實說，向來沒有把胡適看成廣義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成員。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輩隻是我們兩三員華裔研究生罷了。他老人家愛屋及烏，所以對我們亦推愛甚摯，期許甚殷。他既視吾人為子弟，我們也敬他如父兄，在這個絕情寡義的洋人社會裏，我們這兩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涸轍之鮒，相濡以沫，友誼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h4>四</h4>
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隻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的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筆者一次隨友趨謁，便曾隨立夫先生之後，著膠靴、戴手套、持筐籃、入雞籠，奮勇與眾母雞大娘搏鬥而搶奪其蛋的。
適之先生夫婦，年高多病，縛雞無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經濟情況和他的健康情況一樣，顯然已漸入絕境。人怕老來窮，他的有限的儲蓄和少許的養老金，斷難填補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無底深淵。早晚一場大病的支出，他轉眼就可以變成赤貧！長此下去，將伊於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養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是他麵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鬱結。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淒涼歎息之音。
這些話，我後來才體驗到，胡先生隻能向我說。他對他的同輩友好、過往賓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紀五（王世傑先生的兒子），他也不便說。因為胡先生是位頭巾氣極重的舊式書生，對個人操守，一絲不苟。他怕一旦傳出去，發生政治上的反應，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終究也不是解決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婦二人在紐約，連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問題。他們所住的是大使級的住宅區，但是他那所破爛的公寓，卻沒有大使級的防盜設備。在這盜匪如毛的紐約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標賣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隻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那位大黑賊，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徑地回廚房燒菜去了。
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無意中一聲叫喊，其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那時胡伯母在紐約打起麻將來是日以繼夜的。胡先生不但沒有阻止她而且有時也加入作戰。原因是：一位中國老太太困居紐約，言語不通，又無人經常代為開車訪友，麻將實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紐約中國知識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頭”的，所以不會四家皆輸。加以胡老太太技術高，手氣好，幾乎每戰皆捷，對胡先生來說，也不構成經濟負擔。還有一個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裏常有麻將客出出進進也可使強盜小偷望而卻步也。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歲月裏，我們這些隨胡適之跑來跑去的比較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沒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學者或名流顯要。我們所認識的胡適之隻是一位流亡異域、風燭殘年的老前輩！
記得有一次老友楊龍章向胡先生請教“生命的意義”。胡先生說：“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展！”那時我們看胡先生生命的那一階段到次一階段的“發展”也不會太大了。他隻是一位無止境地漂流海外、和我們一起同舟共濟的老乘客，一旦浪打船翻，他勢將滅頂，滅得比我們更慘！麵對著他那副慈祥而天真的笑容，我們對他老人家的憐憫與同情之感，實遠甚於尊崇與學習之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們那一輩知識分子的老路，在那時我們的心目中決然是走不成，也不應再走的了。
那時韓戰正急，美國二次大戰後不景氣的經濟，也在炮聲裏複蘇了。為阻止美國訓練的中國青年回大陸，美國各行職業之門也稍稍開放，好讓他們謀生。有高度訓練的中國工程師們，逐漸地也可畫圖為活。為生存所迫，那些有魄力的文法科同學，便也把莎士比亞、孟德斯鳩等一腳踢開。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看定新目標：“萬元存款，白女為妻！”一切從頭來起，因而70年代裏，很多頗有名氣的華裔工程師和醫師，當年卻是學有專長的政法人才。如今他們丟下工程道具和醫學儀器，仍可寫出些響當當的政論文章來。
為著最低限度的生存，筆者當時也是改行有心、而無魄力認真執行的少數弱者之一。我那時還在哥大有氣無力地繼續讀我的美國史博士學位。這是個最吃力不討好的傻事。讀到讀不到，不用說我毫無把握；讀到了，又幹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讀書”這個行為，事實上隻是“不讀書又幹啥？”這個問題，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