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道至簡
邏輯思維：擁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作者：理查德·尼斯貝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心中最好的原則是用最簡單的假設解釋各種現象。
——克羅狄斯·托勒密
切勿浪費較多東西去做用較少的東西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
——奧卡姆的威廉
對於同樣的自然效應，我們必須盡量給出一致的原因。
——艾薩克·牛頓
隻要有可能，在你推理的時候，請用已知的實體替換未知的實體。
——伯特蘭·羅素
什麽可以被當作知識，而什麽可以用來解釋世間萬事萬物，這是本書討論的兩個主要問題。它們同樣也是科學哲學家們關注的兩個核心議題。在他們給出的解答中，科學哲學家們既展現出了科學家們對於問題的係統闡述，也把對科學家們的工作的批評置於其中。相反，有些科學哲學家利用科學家和實驗哲學家的發現解釋傳統的哲學問題（盡管這是一個在哲學家圈子中比我們猜想到的更具爭議的做法）。
科學哲學家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包括：什麽要素構成一個好理論？一個理論應該達到的最簡狀態是怎樣的？一個科學理論能否被確證，或者說它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就是“還沒被證偽”嗎？如果對於一個理論我們無法證偽，這是一個好理論嗎？如果一個理論帶有特殊目的，那麽會有什麽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不僅和科學家的活動有關，也和我們日常生活中關於理論和信仰的困惑有關。 大道至簡
在研究生院的時候，我遇到過一位教授，他總傾向於提出高度複雜的理論——比我能想象到的任何可檢驗或是可用確切的方式去證明的理論都複雜得多。他這樣為自己辯解：“如果宇宙是椒鹽卷餅狀的，那麽你最好做出椒鹽卷餅狀的假說。”我會慎重地回應：“如果你以椒鹽卷餅狀的假說開始，那麽這個宇宙最好也是這種形狀的，否則你將永遠不會發現宇宙是什麽樣的。最好從一條直線開始，隨後從那裏展開。”
我們將反對複雜化稱作“奧卡姆剃刀原理”：理論必須簡潔，不必要的概念需要被剃掉。在科學領域，最簡單的理論最有說服力。我們隻會在更複雜的理論比簡單的理論可以解釋更多的證據時才放棄簡單的理論。我們更喜愛簡潔的理論，還因為它們更容易驗證，在更講求精確的科學領域內，那樣的理論也更容易簡化成數學模型。
托勒密對自己的建議實踐得並不好。下頁圖為托勒密繪製出的火星圍繞地球運轉的路徑，展現出了由本輪連接起來的可觀測到的火星運動軌跡。本輪即行星繞地球運行的周轉圓。在托勒密的時代，有一個強有力的假說是，宇宙是建構在精致優雅的幾何原則之上的，其中特別會用到圓。如果需要用大量的圓來模擬出行星運動，那麽就這樣做吧。
托勒密繪製的解釋火星圍繞地球運動狀態的本輪圖
“保持簡單、愚蠢”（keep it simple，stupid），我們做許多事情時，都需要牢記這句箴言。複雜的理論、命題和計劃很容易讓一切落入混亂。就我的經驗而言，那些棄用了複雜和混合性的人總能借助簡潔的思路找到答案，即使不能解決最初的問題，也至少能有些微收獲。
即便你明白簡單的理論並不能有效解釋所有證據，你也最好依靠它們。驗證更複雜的理論總是更耗費精力，並且也更容易將研究者引入歧途。
在我學術生涯早期，我研究過肥胖症患者的飲食習慣。我發現這些人的行為與那些腹內側下丘腦（vmh）有機能損傷的老鼠的行為極為相似。在此腦區有損傷的老鼠會表現得像是它們總處在饑餓狀態一樣，不停進食以至變得肥胖。這一類比被證明是有效的，因而我推斷肥胖症患者的飲食行為高度類似於在腹內側下丘腦有機能損傷的老鼠的行為。這也就強烈暗示著肥胖的人無時無刻不感到饑餓。我認為，他們總是在試圖在為自己體重的“標準點”而辯解，而其“標準點”要比大多數人的高。最佳證據是，那些並不想減肥的肥胖者的飲食行為與有著正常體重的人相同，而那些試圖減肥的正常體重的人的飲食行為又與試圖減肥的肥胖者相似。
飲食行為與肥胖症領域的專家告訴我，這些事實並不能依靠簡單的“為體重的標準點辯解”的假說而得到充分解釋。確實如此。然而，告訴我這些信息的人並沒有對肥胖症做出什麽更深入的研究，反而是那些探索有關肥胖症的簡單假說的人了解到了不少東西。
在科學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樣適用於商業和其他領域。“保持簡單、愚蠢”原則是很多極其成功的公司公開推崇的策略，並且被推介給大量的商業顧問。
麥肯錫公司告誡其商業顧問首先要保證所做的假設盡可能簡單，而隻有在迫不得已之時才借助複雜工具。
給初創公司提建議的人會堅持認為讓公司行事簡單是最重要的：盡快推出產品以獲得市場反饋，而不是竭力造出可能的最完美的產品；尋找能盡早獲得利潤最大化的市場，而不是定位於一個範圍廣的市場；在行動之前不要寄希望於能掌握有關市場的所有情況或商業活動的全部方麵；向潛在投資者盡可能簡單地展示商業模型。
正如人們評價穀歌一樣：“行動比完美更重要。”
人們解決一個問題時所用的過度複雜的方法有時被稱作“魯布·戈德堡機械”。戈德堡是一個漫畫家，曾在畫中表現出解決一個簡單問題的迂回曲折的複雜方法。
奧卡姆剃刀原理所強調的要盡量去除多元假設之說並不完全適用於醫學領域，尤其是醫生們在做診斷時。當我們試圖決定在所有解釋中哪種最恰當，以及它應當如何被驗證時，有越多假說越好。我不希望自己的醫生隻接納那個最合理的假設。我希望醫生能找到哪怕有一點點合理之處的所有可能性，而且最好能對我的症狀提出兩種或以上的假設。甚至在醫學診斷時，極簡的原則也不是全都適用的。醫學院會教導學生們采取簡單和經濟的診斷步驟，而非更複雜和耗費更大的步驟，首先追求出現概率最高的那些可能性。（“想想馬，而不是斑馬。”） 簡化論
許多哲學家和科學論辯關注的核心議題就是“簡化論”，這個原則乍看之下與奧卡姆剃刀原理很相似。簡化論中的一個觀點是，一些看似複雜的現象或者係統不過是其各部分之和。簡化論中的其他觀點有時會更進一步，即從複雜性的層麵上來看，各部分本身比整體的現象或係統更容易得到最佳的解釋。這個現象反駁了事物發生的可能性——現象並不能單純通過在最簡單、最基礎的層麵上的發生過程來解釋。關於現象發生學的最佳例子是人的意識。意識具有一些屬性，而意識之中包含一些物理、化學和電子現象層麵的東西，但那些屬性並不存在於這些細分層麵中（或者，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從這些層麵上解釋）。
如果你的確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遠離了簡化論，那麽你的勝利都無可非議。然而，研究現象學的人總會在某個層麵上自然地成為那些認為事物隻是副現象而拒絕考慮簡化論的人的對手，副現象是指那些對於潛在事件而言是次要的事件，它們缺乏真正的因果顯著性。
一些科學家認為宏觀經濟學（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總體性行為和決策）可以借由微觀經濟學（個體所做的選擇）獲得充分解釋。另一些科學家認為，微觀經濟學可以通過心理學獲得充分解釋。還有一些科學家指出，心理學現象可以由生理過程充分解釋，或者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一定能做到這一點。如此繼續下去。生理過程可以通過細胞生物學來充分解釋，下麵是分子生物學，繼而是化學，而後是電磁力的量子理論，再是粒子物理學。當然了，沒有人會最終做出這樣的簡化過程。但是，至少有一些科學家還是實踐了這個鏈條中的一個或更多的簡化動作。
許多簡化的努力是很有效的。極簡的原則要求我們在最簡單的層麵上解釋現象，隻有在必要時才添加一些複雜要素。努力隻通過一條路徑來解釋事物是很有用的，即使當我們最終得出的結論中存在一些阻礙我們獲得充分的簡單解釋的屬性時，簡化也是有用的。
然而，一個人的簡化思維在另一個人那裏可能是“頭腦簡單”。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一直在試圖解釋我們心理學領域的一些現象，並確信他們“隻不過”是在以一些較低層麵的複雜性來尋找原因。
我會講述兩個針對心理學現象的簡化論的例子，而它們在我看來是大錯特錯了。充分傳達：請記住我是一個心理學家！
大概在10年前，頗具聲望的《科學》雜誌來了一位新主編，他聲稱在自己主管期間，這本雜誌將不會接受不帶腦圖的心理學論文。這反映出他認為心理學現象總能在神經層麵上獲得解釋，或者可以這麽說，我們在心理學領域獲得知識進步至少要理解一些大腦機製。隻有很少的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會認為，單純以心理學原因解釋心理學現象是不充分的或是無效的。這位主編所堅持的生理學簡化論是極其不成熟的。
一個影響更大的例子是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所謂的“貪婪的簡化論”，這是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的領導在大概10年之前製定出的一個政策，即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拒絕支持行為科學領域的基礎性研究。
不過，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會繼續支持神經科學和基因領域的基礎性研究，這反映出那裏的領導者極具爭議性的觀點，心理疾病源於生理過程，因此這類疾病主要或隻能通過這樣的過程來解釋，而不能借由環境因素、心理表征和生物過程等綜合因素來解釋。
盡管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每年要在基礎神經科學研究上投入250億美元、在基礎基因研究上投入100億美元，但這兩類研究都沒有為心理疾病帶來什麽新療法。在近50年中，精神分裂症的療法並沒有重大進展；而在近20年中，在治療抑鬱症方麵人們同樣裹足不前。
對比之下，在行為科學的基礎研究中發現了許多針對心理疾病的有效療法，而通過更多的科學幹預，原先那些不被認為有心理疾病的普通人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方麵都有了提升。
我們可以先看看嗜酒者互戒協會所秉持的原則，根據協會的聯合創始人所言，他們的原則借鑒了威廉·詹姆斯的理論，即宗教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了驅散絕望和無助感的角色。
可用於評估一個有自殺企圖的人是否需要就醫的最佳診斷方式是對其進行內隱聯想測試。這種測量方式最初是由社會心理學家設計的，用於評估人們的內在人格，以及對於各類事物和人群的潛在態度。如果一個人關於自身的內隱聯想與死亡而不是生命更有關聯，那麽他很可能會有第二次自殺企圖。而個人的自我報告、治療師的判斷或任何其他精神類測試都無法像內隱測試一樣預測出第二次企圖。
應對恐怖症最有效的療法源於針對動物和人類學習行為的基礎性研究。
對於心理創傷的最佳幹預法源於社會心理學的基礎性研究，這在第10章中也討論過。
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事例可供列舉。
最後，行為科學領域中的一些無效或者實際上會帶來損害的心理健康幹預法飽受詬病，而這些不佳療法是由非行為科學家發明的。 知己之長
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建立有關這個世界的各類假設極其困難。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就會去除一些假設，或者至少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對待它們。在我們學到了某種相關性時，便源源不斷地創造因果理論，並且輕易地為各種失敗的事件尋找因果解釋，以此確證我們的假設。
我們沒有意識到，解釋清楚那些看似與我們的假設相矛盾的證據有多麽困難。而當一個假說事實上為假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發現一種可證明其為假的方法。這是確認偏誤中的一種。
科學家會犯所有這些錯誤：他們有時太輕意就得出一些假說，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要反駁相反證據是多麽困難的一件事，他們可能找不到證明其假說為假的步驟。在科學領域中，一些更有趣也更重要的爭議包括對無約束條件的理論的反駁，對於明顯矛盾的證據的過度輕率的解釋，以及無法對虛假命題進行證偽。
一位美國心理學家曾寫信給弗洛伊德，描述了一些他認為可以支持弗洛伊德的抑製理論的實驗。弗洛伊德回信說，他會無視那些聲稱找到反擊他理論的“證據”的實驗，因此他也不得不無視任何聲稱支持這一點的實驗證據。在他的精神分析同行中，弗洛伊德對那些“徹頭徹尾的美國人”嗤之以鼻。
鑒於弗洛伊德是一位致力於研究神經科學和催眠的極其成功的實驗者，他的那種貶低同行的行為看上去有些奇怪。然而，他在精神分析方麵堅持的科學原則是，他從病人那裏獲得的啟發是通往真理的最佳途徑。他常常明確告訴那些貿然反駁他的學生或同事，任何不讚同他上述看法的人就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科學界不接受那種某個研究者單獨提出的判斷證據。如果一個理論附帶的條件是隻有其發明者（或其助手）能證明其真實性，那麽這樣的理論會被排除在科學之外。
弗洛伊德那種確定和武斷的態度表明了他的證據基礎並不牢靠。在今天的許多（若不是大多數的）心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看來，這種搖搖欲墜的證據是弗洛伊德大部分理論的立足點。
然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還是帶來了許多利用普通科學方法可以證明的假設，其中一些也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而且並不僅僅是美國人的支持）！第3章中討論過的無意識是一種先覺現象就是這樣一種假設。到今天已經有強力的證據表明，人會同時接收到大量刺激，隻有其中一些會讓人們的大腦產生有意識的反映，而那些無意識的刺激則會明顯影響人的行為。科學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其他一些精神分析理論。這包括了移情（父母或其他重要個體在孩子童年時期對其的影響會或多或少投射到孩子成年後和其他人的關係上）和升華，即在對於某個人的憤怒無法發泄和性欲無法滿足時，這些感覺會投向其他不具威脅性的活動，比如藝術創作。
在許多精神分析的支持者那裏，精神分析理論缺乏足夠的約束。對於弗洛伊德和他的許多追隨者而言，怎麽解釋都可以。如果我說這個病人有“俄狄浦斯情結”（想要和自己的母親做愛的欲望），那麽誰會說這是荒謬的？而這種說法的證據又何在？“俄狄浦斯情結，”正如一位猶太裔母親所言，“隻要他愛自己的母親就行了。”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發展階段理論（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生殖期）強調了，人可能在其中任何一個早期階段停止發育，而這會對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幼童如果不能獲取吮吸母乳的快感，抑製自己的口腔活動，那麽在成年後會在性格上表現得吝嗇小氣，並且有強迫症。弗洛伊德從未想過在他的谘詢室之外為這些假設尋找支持，認為那不值得。而我則十分懷疑即使他嚐試了，也未必能成功。
我們今天會說，精神分析學家獲取其假設的一種簡單方式是利用典型性啟發法，基於他們發現的事物之間的相似性把原因和結果匹配起來。
精神分析理論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推斷了童話故事中公主不喜歡青蛙的原因，它的那種“黏糊糊、濕漉漉的”感覺會讓孩子聯想到性器官。誰說孩子們不喜歡他們的性器官？（以及黏糊糊，濕漉漉的感覺？好吧，沒關係。）公主不喜歡青蛙是因為它皮膚上的隆起會讓她聯想起疙瘩，這會給她帶來恐懼感，怎樣反駁這樣的觀點呢？又或者她隻是一個無端驚慌的人，會被青蛙的快速移動嚇到？
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快樂原則引導著弗洛伊德理解了人的本性。生命關注的是滿足個體的需求，滿足身體需求和性欲，驅除憤怒感。夢總是有關願望的實現。但是就那些經受過戰爭創傷的受害者而言，他們會不斷回想起自己遭遇的災難事件，這種情況與實現願望和個體追求生活滿足感的欲望的動因是相互矛盾的。弗洛伊德也注意到孩子們有時候會在遊戲裏想象他們喜歡的人死去。有著痛苦回憶的病人，若其回憶先前是被壓抑的，便會不斷追溯那些記憶，並且找不到出路。而臨床治療師常常會遇到受虐狂，這些人會有意識尋找痛苦。
很明顯，這些人不是被快樂原則驅動的。因此，必然存在某種與之相反的動因。弗洛伊德將這種動因稱為“死亡本能”——回歸無機態的欲望。
典型性啟發法在這些假設中扮演的角色顯而易見。人們在生命中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快樂，但有時候他們似乎在追逐著相反的狀態。因此，存在一種趨向生命滅亡的驅動力。這種想法並不成熟，並且也不可證明。
有關典型性啟發法在精神分析假說出現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是對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的回應，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朱爾斯·馬瑟曼，他時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這篇論文本來是作者的玩笑之作，內容是講向內生長的腳指甲代表男性渴望和對子宮的幻想。然而，讓馬瑟曼懊惱的是，該雜誌竟然滿篇都是對於他的洞察力的溢美之詞。
一些更重要的理論和比精神分析理論得到了更好證據支持的理論也麵臨著約束條件、證實和證偽的問題。
進化論已經產生了千萬種可證明且被證實（或者頻繁地被證偽）的假設，這些假設關於生物體的適應性的特點。為什麽有些物種的雌性會對唯一的雄性保持忠誠，而另一些物種的雌性則表現得很“花心”？可能是因為在一些物種中大量穩定的伴侶能提高群體繁衍的可能性，而這對另一些物種無用。的確，這種看法被證實是真實的。
為什麽有一些蝴蝶有豔麗的外表？解釋：去吸引伴侶。證據：那些被研究者將翅膀顏色弄得黯淡的雄性蝴蝶在求偶上不太成功。為什麽一種北美的黑色蝴蝶要近乎完美模仿帝王蝶的外表？因為對於大多數脊椎動物來說，帝王蝶都是有毒的，而這可以讓那種北美黑蝴蝶獲得一種優勢。一種動物如果不想讓自己因吃了帝王蝶而中毒，隻要避免去追逐任何與帝王蝶相似的東西就行。
但是，這種適應性的觀點被大量濫用，而且不僅僅是那些不切實際的進化學家會濫用。
一個在認知科學家和進化理論學家那裏都很流行的構想是“心理模塊”——通過進化而形成的認知結構能引導我們形成應對這個世界各方麵的能力。心理模塊相對於其他心理狀態和過程顯得比較獨立，而且幾乎不是通過學習獲得的。最明顯的一個心裏模塊的例子是語言。在今天，不會有人試圖解釋人類的語言是一種純粹習得的現象。證據是，在一定層麵上，各類語言的潛在交織情況太明顯了：在某種深層次上，人類語言都是相似的，在所有文化環境中，人們都是在差不多同樣的年紀學習語言，語言被存儲在人類大腦的特定腦區。
然而，進化理論學家的模塊解釋太容易被引用了。看到一種行為，就能為它設定一種進化的模塊。對於這樣的解釋並沒有明顯的約束和限製。它們就像許多精神分析解釋一樣隨用隨取，缺少限製。
除了許多進化假設過度輕率的特性，以及它們對奧卡姆剃刀原理的破壞之外，許多這樣的假設目前也無法得到有效證實。我們沒有義務關注那些無法證實的理論。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相信那些目前還不能證實的理論，隻是說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些理論的缺陷。我可以相信任何我希望這個世界呈現出的內容，但是你隻能在我提供了證據或者以縝密地邏輯證明了它們之後才能嚴肅對待它們。
心理學領域中有許多過於簡單隨意的理論化的例子。強化學習理論告訴我們許多支持我們獲取和“滅除”學習反應的條件，比如老鼠按壓杠杆而獲得食物。這種理論引出了一些重要應用，比如對恐怖症的治療方法和機器學習步驟。然而在這種傳統下，那些希望借助鞏固觀點探求人類複雜行為成因的理論學家們有時會犯許多精神分析和進化理論學家犯過的相同的錯誤。小奧斯卡的學習成績不錯，因為他在孩童時期形成並強化了認真的行為習慣，或者其他人的認真行為為他做出了示範。可是我們如何獲知這些信息？因為他現在在學校表現得認真，並且成績不錯。如果他不是小時候強化了認真的行為或者為了得到嘉獎而模仿別人的認真習慣，那麽有什麽其他原因讓他變得這麽認真呢？上述假設不僅僅是太輕易也沒什麽約束限製，並且以現在的方法來看，它還有循環論證和不可證偽的特點。
持“理性選擇”觀點的經濟學家有時也會和精神分析學家、進化論學家以及學習理論家犯同樣的錯誤，得出缺少約束的假設，進行循環論證。所有選擇都是理性的，因為如果一個人認為某個選擇得不到最大利益的話，便不會做出這個選擇。我們知道，一個人認為某個選擇符合其最大利益是因為這個選擇是他自己做出的。這種對於“人類的選擇是理性”的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執念讓這些經濟學家提出了既不可驗證又在同義反複的論斷。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加裏·貝克爾認為，一個人開始藥物成癮應當被視作一種理性選擇，如果這個人生命中的簡單目標就是獲得一種即刻的快感的話。這真是一種輕率、循環又無法反駁的說法。如果一位理性的選擇理論學家可以將藥物成癮“解釋”為一種理性行為，那麽這種理論就要在他這裏毀滅了。我們預先知道所有選擇都是理性的，因此對於任何特定選擇的理性這一點我們無須了解更多。
當然，我的批評並不限於科學家，你我都會犯這種錯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許多理論都會有缺乏限製的問題。它們廉價而且懶惰，隻用肯定性的證據證明，因此很容易在麵對矛盾證據的時候陷落。
朱迪斯，一個我們認為極具天賦的年輕化學家，憑借她的活力和聰明才智，她肯定能在科學職業生涯中取得不同凡響的成績，後來她離開了科學圈而成了一位社會工作者。她一定是對成功充滿了恐懼。我們太輕易就得到了這個結論，並且太輕易套用它。那麽什麽可以讓我們確信這個事例中沒有包括對成功的恐懼呢？
比爾，一位為人溫和的鄰居，在一家大型商店裏對他的孩子大發雷霆。他一定是被什麽令人憤怒和殘酷的事情刺激了，隻不過我們先前沒看到。典型性啟發法、基本歸因謬誤和小數“定律”彼此相互影響作用，以至產生了那些亂成一團的理論。
一旦產生，那些被認為是反駁了假設的證據就應該很容易解釋得通。我有一個理論，即大量的由小投資者運營的初創企業，即便隻能獲取有關公司的少量信息，它們也往往能取得極大成功。這適用於新成立的bamboozl，因此它將會獲得巨大成功。但是bamboozl破產了，而我又可以為它的失敗找到一大堆理由。商業管理不像我想得那麽智慧叢生。競爭的壓力來得很快，比人們預想的要快得多。
我相信美國聯邦儲備係統發布的信息，將要削減“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帶來股票市場的恐慌，導致股價下跌。美聯儲宣布放緩量化寬鬆的步伐，股市又回升了。因為……凡是你能說的，都可以說。
詹妮弗的私生活一團糟，她永遠也做不了一個好的報紙主編，這個工作需要遵守截稿時間，同時要從網絡那些虛假的把戲中獲取信息，給文字編輯安排任務，等等。你瞧，她卻成了一個挺棒的編輯。她早先從前輩那裏獲取的經驗和指導一定將她從那因糟糕的性格所帶來的後果中拯救出來了。
我不是說我們不能做出上述假設，隻是要認識到我們得出這些結論有多麽輕易，我們多麽輕易地推倒了那些矛盾證據，這些應當提醒我們要審慎地相信這些信息。
問題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理論家時的優點。
對於理論驗證的討論會引導我們去思考以下問題，即哪類理論可以被證偽，而哪類證據在證明過程中有用。 可證偽性
如果事實不符合理論，那麽就改變事實。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一個實驗隻有在被理論確認之後，才可相信。
——亞瑟·s·愛丁頓，天體物理學家
“這是一個實證問題”這句話本來可以結束許多（無益的）對話，但事實上並沒有。
演繹推理遵循邏輯原則，如果前提是正確的，則由演繹而得出的結論不可辯駁。然而，大量的知識是通過積累證據而非邏輯推理獲得的。哲學家們把那些通過實證方式得到的結論稱作一種“可辯駁推理”。這也的確代表“可以辯駁的”推理。如果你能找到合理的證據支持你的假設，而且證據確實可行，那麽你就得到了一個合理的假說。如果數據無法支持你的假設，那麽你就得尋找其他途徑支持你的假設，或者對此假設合理存疑。抑或，如愛因斯坦所言，表明是“事實”出錯了。
如果一個人提出了理論性的論斷，卻無法告訴我們什麽樣的證據對結論不利，我們就得特別對他的論斷提高警惕了。通常情況下，人們隻是簡單告訴你某種意識理念或宗教教義揭示了什麽，他們在實踐一種先知的模式，而沒有遵循實證的傳統。
現在，可檢驗原則已被美國好幾個州寫入法律，作為評斷事物是否符合科學（從而可以被教授）的標準。如果事物無法被檢驗，那麽它就不屬於科學，並且不能被教授。這一點主要反駁了創造“科學”的觀點。一個典型的神創論者的觀點可能是：“人類的眼睛太複雜了，以至於感受不到如此煩瑣費勁的進化過程。”對於這個命題的適當答案是：“誰說的？”這樣的論斷根本無法驗證。
可檢驗性的要求會讓我們保持一點兒緊張感，因為我也無法確定進化論是否可以驗證。達爾文相信它可以。他寫道：“如果我們不能證明存在任何複雜的器官，而它們都可能是經過了無數連續微小的修正變化而成形的，那麽我的理論絕對就土崩瓦解了。然而情況並非如此。”
並沒有人反駁達爾文，或者說能夠反駁他。如果一個神創論者說器官不可能如此這般進化，那麽一個進化論者隻要說：“是的，它能夠。”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不過，現在也沒有什麽實證方式去檢驗這些說辭。
然而，關於生命的起源，還沒有其他什麽觀點能駁倒進化論，也許隻有兩種吧，即上帝造物和天外來客的創造。進化論獲得了勝利，並不是因為它是可檢驗的，或是還沒被證偽，而是因為：它是高度合理的；它解釋了成千上萬種多元且明顯並不關聯的事實，結果令人信服；它創造出了一些可驗證的假設；正如偉大的遺傳學家費奧多西·多布然斯基所言，“除非在進化論的框架下研究，否則生物學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進化的假設和上帝的假設自然相互抵牾。“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讓他的奇跡上演。”進化則實際上是一種不那麽神秘的方式。一種全能的生物可能會選擇艱難開始自己的生命，並讓自己不斷奮鬥前進，一直到成為今天的模樣。
恰好，多布然斯基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弗朗西斯·柯林斯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領導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現任院長，他秉持進化論，又是福音派基督徒。柯林斯從不假裝他對進化論的堅持與他對上帝的信仰是同一種，而他一定是第一個承認進化論不可被檢驗。 波普爾與誑語
在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科學哲學家、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卡爾·波普爾推崇的觀點是，科學隻能被猜測及其被證實或證偽而推進。波普爾堅持認為，歸納法是不可靠的。以波普爾的觀點來看，我們不能（不應該）簡單相信一些命題，因為它們獲得支持的證據是我們從“這些命題是正確的”而歸納出來的。我們認為“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上百萬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沒有看到其他顏色的天鵝。奧地利的天鵝就是黑色的。假設隻能被推翻，卻無法被確證。
波普爾的勸告在邏輯上是正確的。看到大量的白色天鵝並不能概括出一個事實，即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這裏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由實證研究而概括出的結論可以被反駁，卻不能被證明為真，因為它們依賴於歸納式的證據，這種證據會在任何時候被一個例外推翻。
盡管是正確的，但波普爾的論斷沒有實踐效用。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做出回應，而證偽隻是我們在獲取知識以指導行動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在大多數時候，科學進步是我們通過發現事實去支持一種理論，從而歸納出結論。你得到的理論或許來源於對其他理論的推演，或許是基於對觀察到的事實的歸納，或許隻是一個突如其來的靈感。接著你設計了檢驗那個理論的方法，如果實驗支持了理論，而不缺乏證據，那麽你更有可能會相信理論是正確的。如果實驗不支持那個理論，你會信心大減，轉而尋求其他檢驗方法，或者將那個理論暫時擱置不談。
當然，證偽在科學中是很重要的。一些足夠有力的事實可以完全解釋我們對一些假設的困惑。我們觀察黑猩猩，發現它們在中了箭毒之後會變得行動遲緩、明顯嗜睡，這便引出了一個假設，即箭毒會削弱生物體的意識。當我們第一次發現人在被注入這種箭毒後，始終保持了清醒狀態並能感受到外科醫生對他實施的所有折磨時，這個理論自然無效了，我對此也感到驚訝。而在1969年尼爾·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後，月球是由綠色奶酪組成的假設也不攻自破了。
一旦你知道了被擊破的事實之後，理論自然也就不成立了。（目前，許多被推翻的理論隻是做了一些修正就又重出江湖。）然而，大多數情況下，研究總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人們總是會有各種發現，它們或多或少地支持或反駁理論。
在科學領域中，最閃耀的榮譽不是頒給那些證明了他人甚至自己的理論為假的人——可能他們的研究會帶來這種自我顛覆的效果。桂冠總是會被授予另一些科學家，他們可以基於新理論做出一些預測，闡明有些重要事實支持了某些理論，而那些事實在缺乏理論依據時很難解釋得通。
科學家比科學哲學家更有可能認為自己會接納波普爾反歸納的立場，然而我認識的那些科學家全然錯了。很多時候，科學都是依賴歸納而進步的。
波普爾曾經還順帶著抨擊過精神分析理論是無法檢驗的，並因此認為這種理論應當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他錯了。在前文中我提到過，這個理論中的許多部分的確是可以被檢驗的，當然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錯誤。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有關治療原則的核心論斷如果還沒有被反駁的話，至少也是可疑的。並沒有很好的證據證明挖掘深埋的記憶可以讓人們的狀態更好，讓治療師可以通過此法治愈病人。毫無疑問，精神分析的概念本身並不能保證精神療法會更加有效。
一位著名的科學哲學家曾告訴我，波普爾實際上對精神分析理論一無所知，他不過隻是在各種隨意的談話中獲取了這一信息。
那麽愛因斯坦粗暴的評論——如果事實不支持理論，就要改變事實——該怎麽解釋呢？對此評論有許多說得通的解釋，我比較偏愛的是，我們可以繼續相信一個得到充分支持的令人滿意的理論，即使可能有些事實與此理論相悖。如果這個理論足夠強大，那麽所謂的“事實”最終會被推翻。愛丁頓的調侃則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如果我們相信一個沒有合理的理論支撐的所謂事實，那麽我們就站在了懸崖邊上。
讚同愛丁頓的原則可能會讓我研究的社會心理學領域陷入巨大的尷尬境地。這個學科的頂級雜誌刊載了大量有關超自然覺知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論斷。一個研究者讓實驗參與者預測計算機從預先準備的清單中進行隨機選擇的結果，且參與者需要預測相當多次。據說，實驗參與者預測計算機行為的準確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瞎猜。這就是有關超自然預見未來能力的一個論斷，這個論斷借助計算機提出，而計算機本身並不具備預見未來的能力。這種超自然的預見計算機行為的能力看上去就不太可信，也沒有證據能支持這個理論。有一些好事者試圖再現這個發現，但並沒有成功。 特別解釋與事後解釋
我們可以使用許多技巧讓自己忽略那些看似和我們的推測相矛盾的證據。有一種托詞就是對於假設的某種可疑的合理修正。特別解釋是對某個理論的完善，它不是直接從理論生發出來的，而隻是為了使理論合理而存在。特別解釋的字麵意思是“針對這一點”。（特別委員會是整體委員會的下屬機構，其任務是解決某一具體事務。）
回憶一下第14章中提到的亞裏士多德發明的“輕質”的特性。這就是一個針對“物體具有重力，因而會向地麵墜落”這一理論的特別補充解釋。“輕質”可以解釋有些東西會浮在水麵上，而不是下沉。輕質的概念是專門為了修正亞裏士多德的重力概念而設計的，旨在補充這個理論的不足之處。它並不是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從某種基礎理論推斷出來的，這可以算作一種“自我安慰”。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真正被解釋清楚。法國劇作家莫裏哀曾嘲弄過這種解釋，他借戲劇中的一個人物之口說出，這是將安眠藥的效果歸功於它“讓人入眠的優點”。
托勒密提出的本輪概念也是針對天體繞地運行的軌道不是正圓而提出的特別解釋，而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認為天體運動軌跡是正圓。
第14章中討論過的，愛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常數，也是對廣義相對論的一個特別修正。提出這個常數隻是為了解釋宇宙會維持穩定狀態這一“事實”。宇宙可不會維持穩定狀態。
一位天文學家提出了一個特別解釋去彌補水星繞太陽運動軌跡不符合牛頓理論的漏洞。這位天文學家簡單地假定，當且僅當問題當中的行星是水星時，太陽的重力中心會從其中心轉移到表層。這實在是一次為了拯救這個理論的劇烈（故意安排的荒誕的）改寫，使用的工具就是特別解釋。
特別理論通常也被稱作事後解釋，字麵意思是“在此之後”，意思是為了解釋事先沒預見到的情況而在事後彌補。事後解釋是如此容易，以至一旦一個例外發生，它就隨之而來。“好吧，我是說過我敢肯定瓊能贏這場拚字比賽，但是我並不知道她在比賽那天早上會因為在數學考試中表現糟糕而心情低落。”“是的，我說過查理會因為不善社交而無法成為一個成功的經理，但是我不可能猜到他娶了一個能讓他克服了這個缺點的女人。”
在我的學術生涯早期，我總是習慣性地對他人妄加揣測，認為自己推斷的某人成為係主任或者期刊編輯的原因十分可信。當這些推測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其實通常都是錯誤的，我總能找到借口開脫。這讓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論，即在什麽樣的特定情況下、什麽東西會帶來成功。我可以很高興地說，現在我在做預測的時候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絕對化了，或者至少我對自己的觀點有所保留。這讓我不再遇到那麽多尷尬。
對此，我已然默默接受了對於科學研究和理論建立的常規認知，即它們都遵循著老套的步驟，以清晰的原則建立假設，尋找證據，接受或反對假設。然而，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我們在下一章中將展開討論。 小結
我們應當讓各類解釋簡單化。它們應當包含最少的概念，以盡量簡潔的方式被定義。同樣的結果應當以相同的原因來解讀。
簡化論在我們追求簡潔的過程中是一種優點，但是它自身可能會給我們造成一些困擾。我們應當盡可能在最基本的層麵上解釋事物。不幸的是，並沒有什麽良策可以引導我們獲知一個現象究竟是沒什麽原因的偶發現象，還是一些簡單事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以及它還有哪些簡單事件無法解釋的特性。
我們沒有意識到製造出一些合理的理論並非易事。典型性啟發法是我們製造解釋的一個極其豐饒的資源：我們總是不由得認定自己為一件事的發生找到了特定的原因，如果我們能找到一件與之類似的事情的話。我們一旦得出了一些假設，總是會不切實際地相信它們，因為我們不願承認自己在缺乏知識和深入探索的前提下製造出如此多的假設。
我們驗證假設的方法存在缺陷，是因為我們總願意尋找可以確證這個假設的證據，而不尋找反駁的證據。不僅如此，當我們麵對一些明顯的反駁證據時，我們總有高超的技巧推翻它們。
一個無法詳細解釋某種反駁證據的理論家是不可信任的。我們可以相信不能被證偽的理論，但是要確定它們是以可信的方式得出的。
一個理論的可證偽性隻是一種優點，確證性更加重要。與波普爾的觀點相反，科學和那些指導我們日常生活的理論主要都是依賴支持性證據而推進的，而不是靠發現一些反駁性證據。
我們應當對那些明顯隻為了對付反駁性證據而不針對理論本身的所謂“理論發現”持謹慎態度。特別解釋和事後解釋都頗為可疑，因為它們太容易被提出了，而且明顯有投機取巧之嫌。
——克羅狄斯·托勒密
切勿浪費較多東西去做用較少的東西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
——奧卡姆的威廉
對於同樣的自然效應，我們必須盡量給出一致的原因。
——艾薩克·牛頓
隻要有可能，在你推理的時候，請用已知的實體替換未知的實體。
——伯特蘭·羅素
什麽可以被當作知識，而什麽可以用來解釋世間萬事萬物，這是本書討論的兩個主要問題。它們同樣也是科學哲學家們關注的兩個核心議題。在他們給出的解答中，科學哲學家們既展現出了科學家們對於問題的係統闡述，也把對科學家們的工作的批評置於其中。相反，有些科學哲學家利用科學家和實驗哲學家的發現解釋傳統的哲學問題（盡管這是一個在哲學家圈子中比我們猜想到的更具爭議的做法）。
科學哲學家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包括：什麽要素構成一個好理論？一個理論應該達到的最簡狀態是怎樣的？一個科學理論能否被確證，或者說它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就是“還沒被證偽”嗎？如果對於一個理論我們無法證偽，這是一個好理論嗎？如果一個理論帶有特殊目的，那麽會有什麽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不僅和科學家的活動有關，也和我們日常生活中關於理論和信仰的困惑有關。 大道至簡
在研究生院的時候，我遇到過一位教授，他總傾向於提出高度複雜的理論——比我能想象到的任何可檢驗或是可用確切的方式去證明的理論都複雜得多。他這樣為自己辯解：“如果宇宙是椒鹽卷餅狀的，那麽你最好做出椒鹽卷餅狀的假說。”我會慎重地回應：“如果你以椒鹽卷餅狀的假說開始，那麽這個宇宙最好也是這種形狀的，否則你將永遠不會發現宇宙是什麽樣的。最好從一條直線開始，隨後從那裏展開。”
我們將反對複雜化稱作“奧卡姆剃刀原理”：理論必須簡潔，不必要的概念需要被剃掉。在科學領域，最簡單的理論最有說服力。我們隻會在更複雜的理論比簡單的理論可以解釋更多的證據時才放棄簡單的理論。我們更喜愛簡潔的理論，還因為它們更容易驗證，在更講求精確的科學領域內，那樣的理論也更容易簡化成數學模型。
托勒密對自己的建議實踐得並不好。下頁圖為托勒密繪製出的火星圍繞地球運轉的路徑，展現出了由本輪連接起來的可觀測到的火星運動軌跡。本輪即行星繞地球運行的周轉圓。在托勒密的時代，有一個強有力的假說是，宇宙是建構在精致優雅的幾何原則之上的，其中特別會用到圓。如果需要用大量的圓來模擬出行星運動，那麽就這樣做吧。
托勒密繪製的解釋火星圍繞地球運動狀態的本輪圖
“保持簡單、愚蠢”（keep it simple，stupid），我們做許多事情時，都需要牢記這句箴言。複雜的理論、命題和計劃很容易讓一切落入混亂。就我的經驗而言，那些棄用了複雜和混合性的人總能借助簡潔的思路找到答案，即使不能解決最初的問題，也至少能有些微收獲。
即便你明白簡單的理論並不能有效解釋所有證據，你也最好依靠它們。驗證更複雜的理論總是更耗費精力，並且也更容易將研究者引入歧途。
在我學術生涯早期，我研究過肥胖症患者的飲食習慣。我發現這些人的行為與那些腹內側下丘腦（vmh）有機能損傷的老鼠的行為極為相似。在此腦區有損傷的老鼠會表現得像是它們總處在饑餓狀態一樣，不停進食以至變得肥胖。這一類比被證明是有效的，因而我推斷肥胖症患者的飲食行為高度類似於在腹內側下丘腦有機能損傷的老鼠的行為。這也就強烈暗示著肥胖的人無時無刻不感到饑餓。我認為，他們總是在試圖在為自己體重的“標準點”而辯解，而其“標準點”要比大多數人的高。最佳證據是，那些並不想減肥的肥胖者的飲食行為與有著正常體重的人相同，而那些試圖減肥的正常體重的人的飲食行為又與試圖減肥的肥胖者相似。
飲食行為與肥胖症領域的專家告訴我，這些事實並不能依靠簡單的“為體重的標準點辯解”的假說而得到充分解釋。確實如此。然而，告訴我這些信息的人並沒有對肥胖症做出什麽更深入的研究，反而是那些探索有關肥胖症的簡單假說的人了解到了不少東西。
在科學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樣適用於商業和其他領域。“保持簡單、愚蠢”原則是很多極其成功的公司公開推崇的策略，並且被推介給大量的商業顧問。
麥肯錫公司告誡其商業顧問首先要保證所做的假設盡可能簡單，而隻有在迫不得已之時才借助複雜工具。
給初創公司提建議的人會堅持認為讓公司行事簡單是最重要的：盡快推出產品以獲得市場反饋，而不是竭力造出可能的最完美的產品；尋找能盡早獲得利潤最大化的市場，而不是定位於一個範圍廣的市場；在行動之前不要寄希望於能掌握有關市場的所有情況或商業活動的全部方麵；向潛在投資者盡可能簡單地展示商業模型。
正如人們評價穀歌一樣：“行動比完美更重要。”
人們解決一個問題時所用的過度複雜的方法有時被稱作“魯布·戈德堡機械”。戈德堡是一個漫畫家，曾在畫中表現出解決一個簡單問題的迂回曲折的複雜方法。
奧卡姆剃刀原理所強調的要盡量去除多元假設之說並不完全適用於醫學領域，尤其是醫生們在做診斷時。當我們試圖決定在所有解釋中哪種最恰當，以及它應當如何被驗證時，有越多假說越好。我不希望自己的醫生隻接納那個最合理的假設。我希望醫生能找到哪怕有一點點合理之處的所有可能性，而且最好能對我的症狀提出兩種或以上的假設。甚至在醫學診斷時，極簡的原則也不是全都適用的。醫學院會教導學生們采取簡單和經濟的診斷步驟，而非更複雜和耗費更大的步驟，首先追求出現概率最高的那些可能性。（“想想馬，而不是斑馬。”） 簡化論
許多哲學家和科學論辯關注的核心議題就是“簡化論”，這個原則乍看之下與奧卡姆剃刀原理很相似。簡化論中的一個觀點是，一些看似複雜的現象或者係統不過是其各部分之和。簡化論中的其他觀點有時會更進一步，即從複雜性的層麵上來看，各部分本身比整體的現象或係統更容易得到最佳的解釋。這個現象反駁了事物發生的可能性——現象並不能單純通過在最簡單、最基礎的層麵上的發生過程來解釋。關於現象發生學的最佳例子是人的意識。意識具有一些屬性，而意識之中包含一些物理、化學和電子現象層麵的東西，但那些屬性並不存在於這些細分層麵中（或者，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從這些層麵上解釋）。
如果你的確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遠離了簡化論，那麽你的勝利都無可非議。然而，研究現象學的人總會在某個層麵上自然地成為那些認為事物隻是副現象而拒絕考慮簡化論的人的對手，副現象是指那些對於潛在事件而言是次要的事件，它們缺乏真正的因果顯著性。
一些科學家認為宏觀經濟學（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總體性行為和決策）可以借由微觀經濟學（個體所做的選擇）獲得充分解釋。另一些科學家認為，微觀經濟學可以通過心理學獲得充分解釋。還有一些科學家指出，心理學現象可以由生理過程充分解釋，或者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一定能做到這一點。如此繼續下去。生理過程可以通過細胞生物學來充分解釋，下麵是分子生物學，繼而是化學，而後是電磁力的量子理論，再是粒子物理學。當然了，沒有人會最終做出這樣的簡化過程。但是，至少有一些科學家還是實踐了這個鏈條中的一個或更多的簡化動作。
許多簡化的努力是很有效的。極簡的原則要求我們在最簡單的層麵上解釋現象，隻有在必要時才添加一些複雜要素。努力隻通過一條路徑來解釋事物是很有用的，即使當我們最終得出的結論中存在一些阻礙我們獲得充分的簡單解釋的屬性時，簡化也是有用的。
然而，一個人的簡化思維在另一個人那裏可能是“頭腦簡單”。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一直在試圖解釋我們心理學領域的一些現象，並確信他們“隻不過”是在以一些較低層麵的複雜性來尋找原因。
我會講述兩個針對心理學現象的簡化論的例子，而它們在我看來是大錯特錯了。充分傳達：請記住我是一個心理學家！
大概在10年前，頗具聲望的《科學》雜誌來了一位新主編，他聲稱在自己主管期間，這本雜誌將不會接受不帶腦圖的心理學論文。這反映出他認為心理學現象總能在神經層麵上獲得解釋，或者可以這麽說，我們在心理學領域獲得知識進步至少要理解一些大腦機製。隻有很少的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會認為，單純以心理學原因解釋心理學現象是不充分的或是無效的。這位主編所堅持的生理學簡化論是極其不成熟的。
一個影響更大的例子是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所謂的“貪婪的簡化論”，這是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的領導在大概10年之前製定出的一個政策，即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拒絕支持行為科學領域的基礎性研究。
不過，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會繼續支持神經科學和基因領域的基礎性研究，這反映出那裏的領導者極具爭議性的觀點，心理疾病源於生理過程，因此這類疾病主要或隻能通過這樣的過程來解釋，而不能借由環境因素、心理表征和生物過程等綜合因素來解釋。
盡管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每年要在基礎神經科學研究上投入250億美元、在基礎基因研究上投入100億美元，但這兩類研究都沒有為心理疾病帶來什麽新療法。在近50年中，精神分裂症的療法並沒有重大進展；而在近20年中，在治療抑鬱症方麵人們同樣裹足不前。
對比之下，在行為科學的基礎研究中發現了許多針對心理疾病的有效療法，而通過更多的科學幹預，原先那些不被認為有心理疾病的普通人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方麵都有了提升。
我們可以先看看嗜酒者互戒協會所秉持的原則，根據協會的聯合創始人所言，他們的原則借鑒了威廉·詹姆斯的理論，即宗教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了驅散絕望和無助感的角色。
可用於評估一個有自殺企圖的人是否需要就醫的最佳診斷方式是對其進行內隱聯想測試。這種測量方式最初是由社會心理學家設計的，用於評估人們的內在人格，以及對於各類事物和人群的潛在態度。如果一個人關於自身的內隱聯想與死亡而不是生命更有關聯，那麽他很可能會有第二次自殺企圖。而個人的自我報告、治療師的判斷或任何其他精神類測試都無法像內隱測試一樣預測出第二次企圖。
應對恐怖症最有效的療法源於針對動物和人類學習行為的基礎性研究。
對於心理創傷的最佳幹預法源於社會心理學的基礎性研究，這在第10章中也討論過。
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事例可供列舉。
最後，行為科學領域中的一些無效或者實際上會帶來損害的心理健康幹預法飽受詬病，而這些不佳療法是由非行為科學家發明的。 知己之長
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建立有關這個世界的各類假設極其困難。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就會去除一些假設，或者至少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對待它們。在我們學到了某種相關性時，便源源不斷地創造因果理論，並且輕易地為各種失敗的事件尋找因果解釋，以此確證我們的假設。
我們沒有意識到，解釋清楚那些看似與我們的假設相矛盾的證據有多麽困難。而當一個假說事實上為假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發現一種可證明其為假的方法。這是確認偏誤中的一種。
科學家會犯所有這些錯誤：他們有時太輕意就得出一些假說，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要反駁相反證據是多麽困難的一件事，他們可能找不到證明其假說為假的步驟。在科學領域中，一些更有趣也更重要的爭議包括對無約束條件的理論的反駁，對於明顯矛盾的證據的過度輕率的解釋，以及無法對虛假命題進行證偽。
一位美國心理學家曾寫信給弗洛伊德，描述了一些他認為可以支持弗洛伊德的抑製理論的實驗。弗洛伊德回信說，他會無視那些聲稱找到反擊他理論的“證據”的實驗，因此他也不得不無視任何聲稱支持這一點的實驗證據。在他的精神分析同行中，弗洛伊德對那些“徹頭徹尾的美國人”嗤之以鼻。
鑒於弗洛伊德是一位致力於研究神經科學和催眠的極其成功的實驗者，他的那種貶低同行的行為看上去有些奇怪。然而，他在精神分析方麵堅持的科學原則是，他從病人那裏獲得的啟發是通往真理的最佳途徑。他常常明確告訴那些貿然反駁他的學生或同事，任何不讚同他上述看法的人就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科學界不接受那種某個研究者單獨提出的判斷證據。如果一個理論附帶的條件是隻有其發明者（或其助手）能證明其真實性，那麽這樣的理論會被排除在科學之外。
弗洛伊德那種確定和武斷的態度表明了他的證據基礎並不牢靠。在今天的許多（若不是大多數的）心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看來，這種搖搖欲墜的證據是弗洛伊德大部分理論的立足點。
然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還是帶來了許多利用普通科學方法可以證明的假設，其中一些也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而且並不僅僅是美國人的支持）！第3章中討論過的無意識是一種先覺現象就是這樣一種假設。到今天已經有強力的證據表明，人會同時接收到大量刺激，隻有其中一些會讓人們的大腦產生有意識的反映，而那些無意識的刺激則會明顯影響人的行為。科學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其他一些精神分析理論。這包括了移情（父母或其他重要個體在孩子童年時期對其的影響會或多或少投射到孩子成年後和其他人的關係上）和升華，即在對於某個人的憤怒無法發泄和性欲無法滿足時，這些感覺會投向其他不具威脅性的活動，比如藝術創作。
在許多精神分析的支持者那裏，精神分析理論缺乏足夠的約束。對於弗洛伊德和他的許多追隨者而言，怎麽解釋都可以。如果我說這個病人有“俄狄浦斯情結”（想要和自己的母親做愛的欲望），那麽誰會說這是荒謬的？而這種說法的證據又何在？“俄狄浦斯情結，”正如一位猶太裔母親所言，“隻要他愛自己的母親就行了。”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發展階段理論（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生殖期）強調了，人可能在其中任何一個早期階段停止發育，而這會對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幼童如果不能獲取吮吸母乳的快感，抑製自己的口腔活動，那麽在成年後會在性格上表現得吝嗇小氣，並且有強迫症。弗洛伊德從未想過在他的谘詢室之外為這些假設尋找支持，認為那不值得。而我則十分懷疑即使他嚐試了，也未必能成功。
我們今天會說，精神分析學家獲取其假設的一種簡單方式是利用典型性啟發法，基於他們發現的事物之間的相似性把原因和結果匹配起來。
精神分析理論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推斷了童話故事中公主不喜歡青蛙的原因，它的那種“黏糊糊、濕漉漉的”感覺會讓孩子聯想到性器官。誰說孩子們不喜歡他們的性器官？（以及黏糊糊，濕漉漉的感覺？好吧，沒關係。）公主不喜歡青蛙是因為它皮膚上的隆起會讓她聯想起疙瘩，這會給她帶來恐懼感，怎樣反駁這樣的觀點呢？又或者她隻是一個無端驚慌的人，會被青蛙的快速移動嚇到？
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快樂原則引導著弗洛伊德理解了人的本性。生命關注的是滿足個體的需求，滿足身體需求和性欲，驅除憤怒感。夢總是有關願望的實現。但是就那些經受過戰爭創傷的受害者而言，他們會不斷回想起自己遭遇的災難事件，這種情況與實現願望和個體追求生活滿足感的欲望的動因是相互矛盾的。弗洛伊德也注意到孩子們有時候會在遊戲裏想象他們喜歡的人死去。有著痛苦回憶的病人，若其回憶先前是被壓抑的，便會不斷追溯那些記憶，並且找不到出路。而臨床治療師常常會遇到受虐狂，這些人會有意識尋找痛苦。
很明顯，這些人不是被快樂原則驅動的。因此，必然存在某種與之相反的動因。弗洛伊德將這種動因稱為“死亡本能”——回歸無機態的欲望。
典型性啟發法在這些假設中扮演的角色顯而易見。人們在生命中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快樂，但有時候他們似乎在追逐著相反的狀態。因此，存在一種趨向生命滅亡的驅動力。這種想法並不成熟，並且也不可證明。
有關典型性啟發法在精神分析假說出現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是對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的回應，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朱爾斯·馬瑟曼，他時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這篇論文本來是作者的玩笑之作，內容是講向內生長的腳指甲代表男性渴望和對子宮的幻想。然而，讓馬瑟曼懊惱的是，該雜誌竟然滿篇都是對於他的洞察力的溢美之詞。
一些更重要的理論和比精神分析理論得到了更好證據支持的理論也麵臨著約束條件、證實和證偽的問題。
進化論已經產生了千萬種可證明且被證實（或者頻繁地被證偽）的假設，這些假設關於生物體的適應性的特點。為什麽有些物種的雌性會對唯一的雄性保持忠誠，而另一些物種的雌性則表現得很“花心”？可能是因為在一些物種中大量穩定的伴侶能提高群體繁衍的可能性，而這對另一些物種無用。的確，這種看法被證實是真實的。
為什麽有一些蝴蝶有豔麗的外表？解釋：去吸引伴侶。證據：那些被研究者將翅膀顏色弄得黯淡的雄性蝴蝶在求偶上不太成功。為什麽一種北美的黑色蝴蝶要近乎完美模仿帝王蝶的外表？因為對於大多數脊椎動物來說，帝王蝶都是有毒的，而這可以讓那種北美黑蝴蝶獲得一種優勢。一種動物如果不想讓自己因吃了帝王蝶而中毒，隻要避免去追逐任何與帝王蝶相似的東西就行。
但是，這種適應性的觀點被大量濫用，而且不僅僅是那些不切實際的進化學家會濫用。
一個在認知科學家和進化理論學家那裏都很流行的構想是“心理模塊”——通過進化而形成的認知結構能引導我們形成應對這個世界各方麵的能力。心理模塊相對於其他心理狀態和過程顯得比較獨立，而且幾乎不是通過學習獲得的。最明顯的一個心裏模塊的例子是語言。在今天，不會有人試圖解釋人類的語言是一種純粹習得的現象。證據是，在一定層麵上，各類語言的潛在交織情況太明顯了：在某種深層次上，人類語言都是相似的，在所有文化環境中，人們都是在差不多同樣的年紀學習語言，語言被存儲在人類大腦的特定腦區。
然而，進化理論學家的模塊解釋太容易被引用了。看到一種行為，就能為它設定一種進化的模塊。對於這樣的解釋並沒有明顯的約束和限製。它們就像許多精神分析解釋一樣隨用隨取，缺少限製。
除了許多進化假設過度輕率的特性，以及它們對奧卡姆剃刀原理的破壞之外，許多這樣的假設目前也無法得到有效證實。我們沒有義務關注那些無法證實的理論。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相信那些目前還不能證實的理論，隻是說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些理論的缺陷。我可以相信任何我希望這個世界呈現出的內容，但是你隻能在我提供了證據或者以縝密地邏輯證明了它們之後才能嚴肅對待它們。
心理學領域中有許多過於簡單隨意的理論化的例子。強化學習理論告訴我們許多支持我們獲取和“滅除”學習反應的條件，比如老鼠按壓杠杆而獲得食物。這種理論引出了一些重要應用，比如對恐怖症的治療方法和機器學習步驟。然而在這種傳統下，那些希望借助鞏固觀點探求人類複雜行為成因的理論學家們有時會犯許多精神分析和進化理論學家犯過的相同的錯誤。小奧斯卡的學習成績不錯，因為他在孩童時期形成並強化了認真的行為習慣，或者其他人的認真行為為他做出了示範。可是我們如何獲知這些信息？因為他現在在學校表現得認真，並且成績不錯。如果他不是小時候強化了認真的行為或者為了得到嘉獎而模仿別人的認真習慣，那麽有什麽其他原因讓他變得這麽認真呢？上述假設不僅僅是太輕易也沒什麽約束限製，並且以現在的方法來看，它還有循環論證和不可證偽的特點。
持“理性選擇”觀點的經濟學家有時也會和精神分析學家、進化論學家以及學習理論家犯同樣的錯誤，得出缺少約束的假設，進行循環論證。所有選擇都是理性的，因為如果一個人認為某個選擇得不到最大利益的話，便不會做出這個選擇。我們知道，一個人認為某個選擇符合其最大利益是因為這個選擇是他自己做出的。這種對於“人類的選擇是理性”的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執念讓這些經濟學家提出了既不可驗證又在同義反複的論斷。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加裏·貝克爾認為，一個人開始藥物成癮應當被視作一種理性選擇，如果這個人生命中的簡單目標就是獲得一種即刻的快感的話。這真是一種輕率、循環又無法反駁的說法。如果一位理性的選擇理論學家可以將藥物成癮“解釋”為一種理性行為，那麽這種理論就要在他這裏毀滅了。我們預先知道所有選擇都是理性的，因此對於任何特定選擇的理性這一點我們無須了解更多。
當然，我的批評並不限於科學家，你我都會犯這種錯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許多理論都會有缺乏限製的問題。它們廉價而且懶惰，隻用肯定性的證據證明，因此很容易在麵對矛盾證據的時候陷落。
朱迪斯，一個我們認為極具天賦的年輕化學家，憑借她的活力和聰明才智，她肯定能在科學職業生涯中取得不同凡響的成績，後來她離開了科學圈而成了一位社會工作者。她一定是對成功充滿了恐懼。我們太輕易就得到了這個結論，並且太輕易套用它。那麽什麽可以讓我們確信這個事例中沒有包括對成功的恐懼呢？
比爾，一位為人溫和的鄰居，在一家大型商店裏對他的孩子大發雷霆。他一定是被什麽令人憤怒和殘酷的事情刺激了，隻不過我們先前沒看到。典型性啟發法、基本歸因謬誤和小數“定律”彼此相互影響作用，以至產生了那些亂成一團的理論。
一旦產生，那些被認為是反駁了假設的證據就應該很容易解釋得通。我有一個理論，即大量的由小投資者運營的初創企業，即便隻能獲取有關公司的少量信息，它們也往往能取得極大成功。這適用於新成立的bamboozl，因此它將會獲得巨大成功。但是bamboozl破產了，而我又可以為它的失敗找到一大堆理由。商業管理不像我想得那麽智慧叢生。競爭的壓力來得很快，比人們預想的要快得多。
我相信美國聯邦儲備係統發布的信息，將要削減“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帶來股票市場的恐慌，導致股價下跌。美聯儲宣布放緩量化寬鬆的步伐，股市又回升了。因為……凡是你能說的，都可以說。
詹妮弗的私生活一團糟，她永遠也做不了一個好的報紙主編，這個工作需要遵守截稿時間，同時要從網絡那些虛假的把戲中獲取信息，給文字編輯安排任務，等等。你瞧，她卻成了一個挺棒的編輯。她早先從前輩那裏獲取的經驗和指導一定將她從那因糟糕的性格所帶來的後果中拯救出來了。
我不是說我們不能做出上述假設，隻是要認識到我們得出這些結論有多麽輕易，我們多麽輕易地推倒了那些矛盾證據，這些應當提醒我們要審慎地相信這些信息。
問題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理論家時的優點。
對於理論驗證的討論會引導我們去思考以下問題，即哪類理論可以被證偽，而哪類證據在證明過程中有用。 可證偽性
如果事實不符合理論，那麽就改變事實。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一個實驗隻有在被理論確認之後，才可相信。
——亞瑟·s·愛丁頓，天體物理學家
“這是一個實證問題”這句話本來可以結束許多（無益的）對話，但事實上並沒有。
演繹推理遵循邏輯原則，如果前提是正確的，則由演繹而得出的結論不可辯駁。然而，大量的知識是通過積累證據而非邏輯推理獲得的。哲學家們把那些通過實證方式得到的結論稱作一種“可辯駁推理”。這也的確代表“可以辯駁的”推理。如果你能找到合理的證據支持你的假設，而且證據確實可行，那麽你就得到了一個合理的假說。如果數據無法支持你的假設，那麽你就得尋找其他途徑支持你的假設，或者對此假設合理存疑。抑或，如愛因斯坦所言，表明是“事實”出錯了。
如果一個人提出了理論性的論斷，卻無法告訴我們什麽樣的證據對結論不利，我們就得特別對他的論斷提高警惕了。通常情況下，人們隻是簡單告訴你某種意識理念或宗教教義揭示了什麽，他們在實踐一種先知的模式，而沒有遵循實證的傳統。
現在，可檢驗原則已被美國好幾個州寫入法律，作為評斷事物是否符合科學（從而可以被教授）的標準。如果事物無法被檢驗，那麽它就不屬於科學，並且不能被教授。這一點主要反駁了創造“科學”的觀點。一個典型的神創論者的觀點可能是：“人類的眼睛太複雜了，以至於感受不到如此煩瑣費勁的進化過程。”對於這個命題的適當答案是：“誰說的？”這樣的論斷根本無法驗證。
可檢驗性的要求會讓我們保持一點兒緊張感，因為我也無法確定進化論是否可以驗證。達爾文相信它可以。他寫道：“如果我們不能證明存在任何複雜的器官，而它們都可能是經過了無數連續微小的修正變化而成形的，那麽我的理論絕對就土崩瓦解了。然而情況並非如此。”
並沒有人反駁達爾文，或者說能夠反駁他。如果一個神創論者說器官不可能如此這般進化，那麽一個進化論者隻要說：“是的，它能夠。”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不過，現在也沒有什麽實證方式去檢驗這些說辭。
然而，關於生命的起源，還沒有其他什麽觀點能駁倒進化論，也許隻有兩種吧，即上帝造物和天外來客的創造。進化論獲得了勝利，並不是因為它是可檢驗的，或是還沒被證偽，而是因為：它是高度合理的；它解釋了成千上萬種多元且明顯並不關聯的事實，結果令人信服；它創造出了一些可驗證的假設；正如偉大的遺傳學家費奧多西·多布然斯基所言，“除非在進化論的框架下研究，否則生物學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進化的假設和上帝的假設自然相互抵牾。“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讓他的奇跡上演。”進化則實際上是一種不那麽神秘的方式。一種全能的生物可能會選擇艱難開始自己的生命，並讓自己不斷奮鬥前進，一直到成為今天的模樣。
恰好，多布然斯基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弗朗西斯·柯林斯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領導者、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現任院長，他秉持進化論，又是福音派基督徒。柯林斯從不假裝他對進化論的堅持與他對上帝的信仰是同一種，而他一定是第一個承認進化論不可被檢驗。 波普爾與誑語
在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科學哲學家、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卡爾·波普爾推崇的觀點是，科學隻能被猜測及其被證實或證偽而推進。波普爾堅持認為，歸納法是不可靠的。以波普爾的觀點來看，我們不能（不應該）簡單相信一些命題，因為它們獲得支持的證據是我們從“這些命題是正確的”而歸納出來的。我們認為“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上百萬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沒有看到其他顏色的天鵝。奧地利的天鵝就是黑色的。假設隻能被推翻，卻無法被確證。
波普爾的勸告在邏輯上是正確的。看到大量的白色天鵝並不能概括出一個事實，即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這裏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由實證研究而概括出的結論可以被反駁，卻不能被證明為真，因為它們依賴於歸納式的證據，這種證據會在任何時候被一個例外推翻。
盡管是正確的，但波普爾的論斷沒有實踐效用。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做出回應，而證偽隻是我們在獲取知識以指導行動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在大多數時候，科學進步是我們通過發現事實去支持一種理論，從而歸納出結論。你得到的理論或許來源於對其他理論的推演，或許是基於對觀察到的事實的歸納，或許隻是一個突如其來的靈感。接著你設計了檢驗那個理論的方法，如果實驗支持了理論，而不缺乏證據，那麽你更有可能會相信理論是正確的。如果實驗不支持那個理論，你會信心大減，轉而尋求其他檢驗方法，或者將那個理論暫時擱置不談。
當然，證偽在科學中是很重要的。一些足夠有力的事實可以完全解釋我們對一些假設的困惑。我們觀察黑猩猩，發現它們在中了箭毒之後會變得行動遲緩、明顯嗜睡，這便引出了一個假設，即箭毒會削弱生物體的意識。當我們第一次發現人在被注入這種箭毒後，始終保持了清醒狀態並能感受到外科醫生對他實施的所有折磨時，這個理論自然無效了，我對此也感到驚訝。而在1969年尼爾·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後，月球是由綠色奶酪組成的假設也不攻自破了。
一旦你知道了被擊破的事實之後，理論自然也就不成立了。（目前，許多被推翻的理論隻是做了一些修正就又重出江湖。）然而，大多數情況下，研究總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人們總是會有各種發現，它們或多或少地支持或反駁理論。
在科學領域中，最閃耀的榮譽不是頒給那些證明了他人甚至自己的理論為假的人——可能他們的研究會帶來這種自我顛覆的效果。桂冠總是會被授予另一些科學家，他們可以基於新理論做出一些預測，闡明有些重要事實支持了某些理論，而那些事實在缺乏理論依據時很難解釋得通。
科學家比科學哲學家更有可能認為自己會接納波普爾反歸納的立場，然而我認識的那些科學家全然錯了。很多時候，科學都是依賴歸納而進步的。
波普爾曾經還順帶著抨擊過精神分析理論是無法檢驗的，並因此認為這種理論應當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他錯了。在前文中我提到過，這個理論中的許多部分的確是可以被檢驗的，當然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錯誤。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有關治療原則的核心論斷如果還沒有被反駁的話，至少也是可疑的。並沒有很好的證據證明挖掘深埋的記憶可以讓人們的狀態更好，讓治療師可以通過此法治愈病人。毫無疑問，精神分析的概念本身並不能保證精神療法會更加有效。
一位著名的科學哲學家曾告訴我，波普爾實際上對精神分析理論一無所知，他不過隻是在各種隨意的談話中獲取了這一信息。
那麽愛因斯坦粗暴的評論——如果事實不支持理論，就要改變事實——該怎麽解釋呢？對此評論有許多說得通的解釋，我比較偏愛的是，我們可以繼續相信一個得到充分支持的令人滿意的理論，即使可能有些事實與此理論相悖。如果這個理論足夠強大，那麽所謂的“事實”最終會被推翻。愛丁頓的調侃則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如果我們相信一個沒有合理的理論支撐的所謂事實，那麽我們就站在了懸崖邊上。
讚同愛丁頓的原則可能會讓我研究的社會心理學領域陷入巨大的尷尬境地。這個學科的頂級雜誌刊載了大量有關超自然覺知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論斷。一個研究者讓實驗參與者預測計算機從預先準備的清單中進行隨機選擇的結果，且參與者需要預測相當多次。據說，實驗參與者預測計算機行為的準確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瞎猜。這就是有關超自然預見未來能力的一個論斷，這個論斷借助計算機提出，而計算機本身並不具備預見未來的能力。這種超自然的預見計算機行為的能力看上去就不太可信，也沒有證據能支持這個理論。有一些好事者試圖再現這個發現，但並沒有成功。 特別解釋與事後解釋
我們可以使用許多技巧讓自己忽略那些看似和我們的推測相矛盾的證據。有一種托詞就是對於假設的某種可疑的合理修正。特別解釋是對某個理論的完善，它不是直接從理論生發出來的，而隻是為了使理論合理而存在。特別解釋的字麵意思是“針對這一點”。（特別委員會是整體委員會的下屬機構，其任務是解決某一具體事務。）
回憶一下第14章中提到的亞裏士多德發明的“輕質”的特性。這就是一個針對“物體具有重力，因而會向地麵墜落”這一理論的特別補充解釋。“輕質”可以解釋有些東西會浮在水麵上，而不是下沉。輕質的概念是專門為了修正亞裏士多德的重力概念而設計的，旨在補充這個理論的不足之處。它並不是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從某種基礎理論推斷出來的，這可以算作一種“自我安慰”。沒有什麽東西可以真正被解釋清楚。法國劇作家莫裏哀曾嘲弄過這種解釋，他借戲劇中的一個人物之口說出，這是將安眠藥的效果歸功於它“讓人入眠的優點”。
托勒密提出的本輪概念也是針對天體繞地運行的軌道不是正圓而提出的特別解釋，而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認為天體運動軌跡是正圓。
第14章中討論過的，愛因斯坦提出的宇宙常數，也是對廣義相對論的一個特別修正。提出這個常數隻是為了解釋宇宙會維持穩定狀態這一“事實”。宇宙可不會維持穩定狀態。
一位天文學家提出了一個特別解釋去彌補水星繞太陽運動軌跡不符合牛頓理論的漏洞。這位天文學家簡單地假定，當且僅當問題當中的行星是水星時，太陽的重力中心會從其中心轉移到表層。這實在是一次為了拯救這個理論的劇烈（故意安排的荒誕的）改寫，使用的工具就是特別解釋。
特別理論通常也被稱作事後解釋，字麵意思是“在此之後”，意思是為了解釋事先沒預見到的情況而在事後彌補。事後解釋是如此容易，以至一旦一個例外發生，它就隨之而來。“好吧，我是說過我敢肯定瓊能贏這場拚字比賽，但是我並不知道她在比賽那天早上會因為在數學考試中表現糟糕而心情低落。”“是的，我說過查理會因為不善社交而無法成為一個成功的經理，但是我不可能猜到他娶了一個能讓他克服了這個缺點的女人。”
在我的學術生涯早期，我總是習慣性地對他人妄加揣測，認為自己推斷的某人成為係主任或者期刊編輯的原因十分可信。當這些推測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其實通常都是錯誤的，我總能找到借口開脫。這讓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論，即在什麽樣的特定情況下、什麽東西會帶來成功。我可以很高興地說，現在我在做預測的時候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絕對化了，或者至少我對自己的觀點有所保留。這讓我不再遇到那麽多尷尬。
對此，我已然默默接受了對於科學研究和理論建立的常規認知，即它們都遵循著老套的步驟，以清晰的原則建立假設，尋找證據，接受或反對假設。然而，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我們在下一章中將展開討論。 小結
我們應當讓各類解釋簡單化。它們應當包含最少的概念，以盡量簡潔的方式被定義。同樣的結果應當以相同的原因來解讀。
簡化論在我們追求簡潔的過程中是一種優點，但是它自身可能會給我們造成一些困擾。我們應當盡可能在最基本的層麵上解釋事物。不幸的是，並沒有什麽良策可以引導我們獲知一個現象究竟是沒什麽原因的偶發現象，還是一些簡單事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以及它還有哪些簡單事件無法解釋的特性。
我們沒有意識到製造出一些合理的理論並非易事。典型性啟發法是我們製造解釋的一個極其豐饒的資源：我們總是不由得認定自己為一件事的發生找到了特定的原因，如果我們能找到一件與之類似的事情的話。我們一旦得出了一些假設，總是會不切實際地相信它們，因為我們不願承認自己在缺乏知識和深入探索的前提下製造出如此多的假設。
我們驗證假設的方法存在缺陷，是因為我們總願意尋找可以確證這個假設的證據，而不尋找反駁的證據。不僅如此，當我們麵對一些明顯的反駁證據時，我們總有高超的技巧推翻它們。
一個無法詳細解釋某種反駁證據的理論家是不可信任的。我們可以相信不能被證偽的理論，但是要確定它們是以可信的方式得出的。
一個理論的可證偽性隻是一種優點，確證性更加重要。與波普爾的觀點相反，科學和那些指導我們日常生活的理論主要都是依賴支持性證據而推進的，而不是靠發現一些反駁性證據。
我們應當對那些明顯隻為了對付反駁性證據而不針對理論本身的所謂“理論發現”持謹慎態度。特別解釋和事後解釋都頗為可疑，因為它們太容易被提出了，而且明顯有投機取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