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真實，真實
邏輯思維：擁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作者：理查德·尼斯貝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現今的物理學領域已無新發現可言。我們的全部工作隻是讓測量越來越精確。
——威廉湯·姆森，開爾文男爵，絕對零度的正確值的發現者，1900年對英國科學促進會成員發表的演講
科學中的“非理性”（或稱準理性）實踐時常發生，甚至有時會和線性的、理性的教科書上所講的科學過程相反。有時候，科學家會放棄那些被廣泛接受的理論，並致力於研究一些可能還沒有太完備證據支持的理論。他們對新理論的接受度就像他們最初相信邏輯或數據一樣。
科學理論有時候可以在特定的世界觀中尋到蹤跡，而這些世界觀在不同學術領域、意識形態和文化環境中迥然不同。這些個性十足的理論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這些科學中的非理性方麵可能會有利於那些自詡為解構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的人去反駁一些客觀真實的概念。如何反駁這些虛無主義呢？我們應當對那些堅稱“現實”僅僅是一種社會建構產物的人說些什麽呢？ 範式轉移
就在開爾文男爵宣告“物理學的未來是乏味無聊的”5年之後，愛因斯坦發表了他關於狹義相對論的論文。相對論因而取代了艾薩克·牛頓的力學理論——這套描述運動和力的理論在過去兩個世紀裏從未被撼動過。愛因斯坦的理論不僅僅是物理學領域的一個新發現，它更預示物理學的新未來。
在愛因斯坦的論文發表50年後，哲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托馬斯·庫恩寫就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他提出科學發展並不總是要經曆提出理論、搜集證據、修正理論的艱難過程，相反，革命才是科學取得巨大推進的常規方式。這一論斷震撼了整個科學界。
舊理論逐漸過時，新現象不斷出現，進而有人提出了一個亮眼的新想法，這遲早會推翻舊理論，或至少讓舊理論變得不那麽權威和有趣。新理論通常不能涵蓋舊理論中的所有方麵，而新內容在一開始隻能由一些人們不感興趣的數據支持。新理論常常並不著重解釋已有的事實，而隻是希望預測出一些新現象。
庫恩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讓科學家困惑，因為它將一些看似非理性的元素帶入了科學過程的概念裏。科學家不會因為舊理論不夠完善或有新數據出現就輕易拋棄已有的認知。隻有當一個新想法在一些層麵上比舊觀念更令人滿意，且有科學證據表明其更值得玩味時，範式轉移才會發生。科學家在尋找“容易摘到的果實”——那些由新理論推出的令人吃驚的發現，且不能以舊理論解釋，它們已經成熟了，可以被采摘。
新的理論方法通常不能將我們帶往某個確切的地方，盡管有大量科學家在這條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然而，有一些新的範式似乎在一夜之間橫空出世，打破並取代了舊有的觀念。
心理學領域就提供了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一個新範式極速出現，而幾乎在同時舊框架就被拋棄了。
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晚期，心理學領域一直被強化學習理論掌控。伊萬·巴甫洛夫向人們表明，一旦一種動物“習得”某種隨意的刺激預示著一種強化機製，那麽這個刺激會和這種強化機製一樣引起生物體同樣的反應。在拿出肉之前，搖鈴聲同樣會讓狗有流口水的反應，就像它們看到肉本身會流口水一樣。伯爾赫·f·斯金納提出，如果通過強化過程，一個生物體習得了某種刺激的意義，那麽當這個生物體希望發生這種強化時，它就會做出相應的行為。如果老鼠明白了它壓下控製杆就能獲得食物，它就會這麽做。後來的心理學家根據各類原則設計了無數實驗去驗證巴甫洛夫和斯金納的理論。
在學習理論如日中天的時候，心理學家認為，大量的人類行為都是模式化的結果。我看到簡做一件事而讓她獲得了某種“積極的強化”。那麽，我也學著去做同樣的事而得到積極的結果。或者我看到她因為做某件事而受到了懲罰，那麽我就避免做這件事。“替代強化理論”是很明顯的，並且很難通過嚴謹的方法來檢驗，除非通過溫室實驗表明孩子們有時會在短期內模仿他人的行為。打一個洋娃娃，孩子可能會模仿此行為。但是這並不能表明一個長期具有攻擊性的成年人是因為觀察到別人因攻擊行為而受到褒獎從而模仿其行為，讓自己也變得具有攻擊性。
對於具有科學思維的心理學家來說，應用強化-學習理論來理解各類心理學現象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涉及動物還是人類行為。而提供其他類型證據的科學家總會被忽略，甚至情況更糟。
強化理論的一個弱點是它實質上是一種漸進式變化。一道光出現，不久之後會有電擊。動物會慢慢明白光預示著電擊。另一種情況是，動物按壓控製杆而得到食物，它們因此逐漸領悟到按壓控製杆的動作就是它們的飯票。
然而，當動物幾乎在瞬間明白了兩個刺激之間的聯係時，又會出現新的現象。例如，一個實驗者可能長期對老鼠實施某種刺激，在它聽到蜂鳴器響之後電擊它。老鼠以後在任何時候聽到蜂鳴器響都會表現出恐懼（具體行為可能是蜷縮起來或緊張得排便）。但是，如果蜂鳴器響之前有光出現，則不會有電擊，那麽老鼠會表現出較少的恐懼感——在第一次有光出現的時候老鼠就會這樣。而在第二次這樣做的時候，老鼠就真正一點兒恐懼感也不會表現出來了。這給了許多人一種啟示，一些學習類型最好通過對老鼠複雜行為的因果分析來進行理解。
幾乎在同一時期，人們發現了一些暫時性的令人困惑的現象。馬丁·塞利格曼對於傳統學習理論的最為核心的一個論斷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塞利格曼認為下述觀點大錯特錯，即人們可以將隨意的兩個刺激組對，呈現給動物，而動物會領悟到它們之間的聯係。回顧一下第8章提到的，那種動物們沒有“準備”去學習的聯係是不會真正被它們領會到的。狗可以很容易地學會向右邊走，如果有光在右邊而非左邊出現的話，但是如果光在上方而非下方出現時，狗就會不知所措。一個學習理論家雖然試圖教鴿子不在燈亮時啄食便會得到食物，但鴿子最終還是被餓死了。
用來解釋動物迅速領悟事物之間的聯係和無法理解一些聯係的學習理論是有缺陷的，但這種缺陷並不像人們起初認為的那麽嚴重。學習理論的危險並非來自於這些異常現象，而是源於看似不相關的認知過程，包括記憶、視覺認知模式的影響、對事件的理解和因果推理。
許多心理學家開始注意到，真正令人激動的現象與思考過程而非學習過程有關。幾乎在一夜之間，大量研究者開始研習思維的運轉規律，以及學習過程突然停止的現象。
沒有被證明的學習理論很多，但這比不上它被忽略的程度。現在反觀學習理論，它可能是被看作科學哲學家伊·拉卡托斯稱之為“退化的研究範式”的研究項目了，對它的研究再也沒有發現什麽有趣的東西。人們做的研究越來越多，而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越來越少。
新的機會出現在認知領域（隨後即為認知神經科學領域）。僅僅幾年間，就不再有人研究學習理論了，也很少有認知科學家紆尊降貴以學習理論解釋他們的發現。
正如在科學領域中一樣，在技術、工業和商業領域的巨大變化也通常得益於革命而非漸變式的進化。蒸汽機被發明出來，這讓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主要紡織材料從毛線變為棉線。火車被發明出來，讓工業生產不再局限於一個地區。工廠開始進行大規模生產，終結了遠古以來的生產技術。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互聯網的出現幾乎改變了一切。
科學範式的改變和那些技術商業領域的變革的一個不同點是科學領域的舊範式通常不會徹底消失。認知科學不會取代所有學習理論的發現，甚至那些舊有發現背後的解釋邏輯也不會消失。相反，新的認知科學是建立在以往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學習理論的框架，那麽認知研究甚至不可能出現。 科學與文化
伯特蘭·羅素曾觀察過研究動物行為的科學家，發現他們在看待實驗對象時會帶有自身的文化背景的特征。具有實用主義傾向的美國人和理論旨向的德國人在看待事物時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美國人研究的動物們會瘋狂地奔跑，以一種不可思議地方式活蹦亂跳，最後在偶然情況下得到想要的結果。德國人觀察的動物會安靜地坐著、思考，最後會從它們內在的意識中逐漸尋到答案。
任何心理學家都知道羅素的這段諷喻裏隱藏著不少真理。實際上，認知革命的奠基工作是由西歐人完成的，尤其是德國人，他們主要關注知覺和思維，而不是學習過程。美國的認知理論研究土壤就貧瘠得多了，若不是歐洲人的推進，他們對於思維的研究還不知道要多久之後才會出現。由歐洲人奠基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起先並沒有“被行為化”的確不是偶然的。
在理解範式轉移的非理性方麵時，科學家也需要注意，文化觀念也會深刻影響科學理論。
古希臘人相信宇宙的穩定性，因此從亞裏士多德到愛因斯坦，期間那麽多科學家都被束縛在那種觀念中。相比之下，中國人卻深信世界是持久變化的。中國人對情境的關注讓他們對聲學、磁學和重力有了正確的理解。
歐洲大陸的社會科學家對美國社會科學家的那套僵化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嗤之以鼻，並對其不能結合更宏大的社會結構和時代精神的科學分析大失所望。在關於社會與組織論題的思考上，主要的進展源於歐洲大陸而非美洲大陸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
西方的靈長類動物學家沒有看到，脊椎黑猩猩群體中的社會互動比一對非洲黑猩猩彼此間的行為複雜得多，直到日本的靈長類動物學家指出黑猩猩群體的行為中所體現的複雜社會性。
在不同文化之間，甚至連人們所偏愛的推理形式都有所不同。邏輯是西方思維的基礎，而辯證法則是東亞思維的核心。這兩種思維類型甚至會帶來矛盾的結果。
科學理論中的極速且不甚成熟的轉向，再加上人們了解到文化因素會影響科學觀點，這些都與科學一向所呈現出的純粹理性和以確定性的事實來說話的麵貌大相徑庭。這些變化可能會導致人們用一種徹底反科學的方法理解世界，而這個趨勢在20世紀末期發展猛烈。 作為一種文本的現實
在走出教堂之後，我們（塞繆爾·約翰遜和他的傳記作者詹姆斯·鮑斯韋爾）站在那裏討論了一會兒貝克萊主教機智的詭辯法，他試圖證明事物的非存在性，即宇宙間的所有事物都隻是人們理念中的。我（鮑斯韋爾）表示，雖然我們都同意主教的觀點並不正確，但是沒辦法反駁。我永遠都忘不了約翰遜靈機一動就給出了答案，他伸腳用力踢向一塊大石頭，直到他被彈回來——“我這樣反駁了它。”
——詹姆斯·鮑斯維爾，《塞繆爾·約翰遜傳》
在今天，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像約翰遜看待現實一樣輕易就確認了現實的存在。
回想一下第1章中的那個裁判，他隻承認自己貼上了標簽的動作和球的概念，除此之外便否認其存在。許多自詡為後現代主義者或解構主義者的人會讚同這位裁判的觀點。
在雅克·德裏達的論述中有：“文本之外空無一物。”有這種想法的人有時會否認世界上存在“不可解釋之物”。“現實”隻是一種建構，除了我們對它的理解，什麽都不存在。人們可以廣泛分享，甚至在宇宙範圍內分享對於世界的一些方麵的理解，這種事實是無意義的。這類觀點隻能表明存在被分享的“社會建構”。在這場運動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表述是，並不存在事實——隻有“真理體製”。
這種極端主觀主義的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從法國傳到了美國。解構主義背後的主要觀念是，文本可以被拆解，以展現意識形態傾向、價值觀和個人的主觀視角，這些東西暗藏於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當中，包括那些被當作有關自然的事實的主張。
在我們學校，我熟識的一個人類學家曾被學生問及，人類學家如何看待在研究其他文化中的人類信仰和行為時所麵對的可靠性問題？換句話說，在麵對不同人類學家的多樣性解釋時該怎麽辦？她回答：“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人類學家所做的事是理解我們看到的東西。我們認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因為他們有迥異的設想和觀點。”
這個答案讓我的學生和我都感到震驚。如果你在做科學研究，那麽一致性就是最重要的。如果觀察者都不能認定一個特定的現象是否存在，那麽更遑論得出科學解釋了。你麵對的情形將會一團糟。
我的錯誤在於認為文化人類學家必須把他們自己當作科學家。在我開始研究文化心理學的時候，我試圖和一些文化人類學家溝通。我希望從他們那裏學到東西，期望他們會對我關於由文化差異帶來的思維和行為差異的實證研究感興趣。我驚異地發現，大多數自稱為文化人類學家的學者都沒興趣和我對話，也不會采用我的數據。他們並不打算給他們的概念一些“優待”，不會用我的證據支持他們的觀點。
令我震驚的是，後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卻席卷了許多學術領域，從文學研究到曆史學，再到社會學。為什麽這種趨向如此強烈？一個熟人告訴我，他問自己的學生是否會將物理學定律僅僅當作關於自然的武斷主張。“是的。”這位學生確定地說。“那麽，當你乘坐的飛機上升時，你能想到一些讓飛機停留在空中的物理學定律嗎？”“肯定會。”她答道。哲學和政治科學家詹姆斯·弗林在一所名牌大學對學生們進行了一項調查，他發現大多數學生認為現代科學僅僅是認識世界的一種觀點。這些青澀的學生誠實地給出了他們的想法。他們在許多人文和社會科學課程上聽到的東西鼓勵著他們這樣講。你可能會認為在那些領域的教授僅僅是在和學生開玩笑或者試圖讓學生加強對這方麵知識的理解。但是，再想想那些物理學家和後現代主義者的故事吧。
1996年，紐約大學的一名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卡爾向《社會文本》雜誌遞交了一篇文章，這個雜誌以其後現代主義立場引以為傲，雜誌編輯也多以學術水平高而著稱。索卡爾文章的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他想檢驗一下如此著名的雜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納學術垃圾。這篇文章中充斥著後現代術語，聲稱“一個外部世界的屬性是獨立於任何人類個體之外的”，這個所謂的外部世界是“一種教條式的認知，是長期以來由後啟蒙運動霸權所操控的，在西方知識分子群體中盛行”。因為科學研究代表著“邏輯自洽的理論，充滿自我指涉意味”，因此“借助來自異見群體或邊緣群體的反霸權話語來看待這件事時”，它“肯定不能擁有一種在認識論上的優先地位”。在文中，量子引力僅僅是一種社會建構。
索卡爾的文章沒有經過同行評審就被接受了。在他的文章被《社會文本》雜誌發表的那一天，索卡爾在《混合語言》雜誌上揭露了這件事，說明他的文章隻是一個偽科學的騙局。《社會文本》的編輯們回應，這篇文章雖是一次“拙劣的模仿，卻也沒有實際上改變我們對它的興趣，它本身，可看作一個問題文案”。
喬治·奧威爾曾說，有些東西極其愚蠢，以至隻有知識分子才會相信。但是公平點兒來說，沒有人會真正相信現實隻是一個文本，盡管有許多人確信他們相信這一點。或許是真的吧。後現代主義正逐漸在北美學術圈中消逝。在法國，這種觀念消失已久，正如我的一位法國人類學家朋友丹·斯佩貝爾所言：“它從來也沒有被冠以法國出品的稱號。”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和一位後現代主義者對話，當然我十分不建議你這麽做，不過試試下麵的方法吧。問問他，人們信用卡上的收支記錄僅僅是一個社會建構嗎？或者問他，社會中的權力差別僅僅是一種觀念中的解釋嗎，還是說它們是有些現實基礎的？
不過，我得承認，由後現代主義者關注的一些議題所生發出的有關權力、種族和性別問題的研究看上去是有效且重要的。比如，人類學家安·斯托勒就針對荷蘭在印尼殖民地的身份認同問題做了十分有趣的研究，荷蘭人會用一些不可靠的，有時甚至是滑稽的標準判斷一個人是否是“白人”。沒有什麽比美國人判斷一個人是否是黑人的規則更直接了，他們會看一個人是否有哪怕“一滴”非洲人的血液，這當然是一種社會建構，沒有任何深刻的現實基礎。斯托勒的研究引起了曆史學家、人類學家的濃厚興趣，那些關注人類如何對世界進行分類、人們的動機如何影響其對世界的理解的心理學家也從斯托勒這裏得到了啟發。
我發現關於後現代主義者尤其諷刺的一點是：他們對現實的理解總是那樣，卻從來沒有證據；他們這麽解釋世界也完全沒有什麽基於心理學研究的背景知識。不過，那些心理學家的發現所支持的論點隻是比這些後現代主義者的論斷保守了一點點，兩者不過是半斤八兩。心理學家最偉大的一個成就是證明了哲學家的格言，即所有事物，從運動知覺到對我們思維工作方式的理解，都是一種推斷。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是我們直接獲知的，或是由直覺告訴我們準確無誤的答案。
雖然“一切事物都是推斷”是事實，但這並不表明任何推斷都是無可辯駁的。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動物園遇到一位後現代主義者，千萬別讓他趁機告訴你，你認為一個有象鼻和象牙的大型動物是一頭大象的想法隻是一種推斷——因為那可能是一隻帶有腺分泌問題的老鼠。 小結
科學不僅僅建立在證據和充分證實的理論之上，信念和預感可能會讓科學家忽略已有的科學假設和被廣泛認同的事實。幾年前，著作代理人約翰·布羅克曼詢問了大量科學家和公眾人物，讓他們告訴他一些自己認為無法證明的東西，而後布羅克曼將人們的回應結集成書出版。在很多例子中，一個人最重要的工作都是被假設所引導的，而那些假設永遠也無法被證明。我們這些普通人就更別無選擇，隻能如此這般行事。
那些隱藏於某種特定科學工作中的範式，以及那些科技、工業和商業領域中的範式，都會受到人們沒有意識到的變化的影響。這些變化在最初常常無法借助證據而“被充分說明”。有時候新的範式會和舊範式形成一種不易分辨的複雜關係，有時候新範式會完全取代舊的。
不同的文化實踐和信仰會產生不同的科學理論、範式，甚至是推理形式。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商業領域。
科學家進行的準理性實踐，以及文化因素對價值觀和推理結構的影響，可能會促使後現代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更加確信，並不存在所謂的事實，隻存在人們對於現實的統一的社會性解釋。他們顯然沒有按照自己相信的這些觀點去生活，但是他們在眾多大學中教授、研究並不遺餘力地傳播這些虛無主義的觀點。這些教導是否在今天導致了人們反對科學，讓個人偏見盛行呢？
——威廉湯·姆森，開爾文男爵，絕對零度的正確值的發現者，1900年對英國科學促進會成員發表的演講
科學中的“非理性”（或稱準理性）實踐時常發生，甚至有時會和線性的、理性的教科書上所講的科學過程相反。有時候，科學家會放棄那些被廣泛接受的理論，並致力於研究一些可能還沒有太完備證據支持的理論。他們對新理論的接受度就像他們最初相信邏輯或數據一樣。
科學理論有時候可以在特定的世界觀中尋到蹤跡，而這些世界觀在不同學術領域、意識形態和文化環境中迥然不同。這些個性十足的理論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這些科學中的非理性方麵可能會有利於那些自詡為解構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的人去反駁一些客觀真實的概念。如何反駁這些虛無主義呢？我們應當對那些堅稱“現實”僅僅是一種社會建構產物的人說些什麽呢？ 範式轉移
就在開爾文男爵宣告“物理學的未來是乏味無聊的”5年之後，愛因斯坦發表了他關於狹義相對論的論文。相對論因而取代了艾薩克·牛頓的力學理論——這套描述運動和力的理論在過去兩個世紀裏從未被撼動過。愛因斯坦的理論不僅僅是物理學領域的一個新發現，它更預示物理學的新未來。
在愛因斯坦的論文發表50年後，哲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托馬斯·庫恩寫就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他提出科學發展並不總是要經曆提出理論、搜集證據、修正理論的艱難過程，相反，革命才是科學取得巨大推進的常規方式。這一論斷震撼了整個科學界。
舊理論逐漸過時，新現象不斷出現，進而有人提出了一個亮眼的新想法，這遲早會推翻舊理論，或至少讓舊理論變得不那麽權威和有趣。新理論通常不能涵蓋舊理論中的所有方麵，而新內容在一開始隻能由一些人們不感興趣的數據支持。新理論常常並不著重解釋已有的事實，而隻是希望預測出一些新現象。
庫恩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讓科學家困惑，因為它將一些看似非理性的元素帶入了科學過程的概念裏。科學家不會因為舊理論不夠完善或有新數據出現就輕易拋棄已有的認知。隻有當一個新想法在一些層麵上比舊觀念更令人滿意，且有科學證據表明其更值得玩味時，範式轉移才會發生。科學家在尋找“容易摘到的果實”——那些由新理論推出的令人吃驚的發現，且不能以舊理論解釋，它們已經成熟了，可以被采摘。
新的理論方法通常不能將我們帶往某個確切的地方，盡管有大量科學家在這條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然而，有一些新的範式似乎在一夜之間橫空出世，打破並取代了舊有的觀念。
心理學領域就提供了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一個新範式極速出現，而幾乎在同時舊框架就被拋棄了。
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晚期，心理學領域一直被強化學習理論掌控。伊萬·巴甫洛夫向人們表明，一旦一種動物“習得”某種隨意的刺激預示著一種強化機製，那麽這個刺激會和這種強化機製一樣引起生物體同樣的反應。在拿出肉之前，搖鈴聲同樣會讓狗有流口水的反應，就像它們看到肉本身會流口水一樣。伯爾赫·f·斯金納提出，如果通過強化過程，一個生物體習得了某種刺激的意義，那麽當這個生物體希望發生這種強化時，它就會做出相應的行為。如果老鼠明白了它壓下控製杆就能獲得食物，它就會這麽做。後來的心理學家根據各類原則設計了無數實驗去驗證巴甫洛夫和斯金納的理論。
在學習理論如日中天的時候，心理學家認為，大量的人類行為都是模式化的結果。我看到簡做一件事而讓她獲得了某種“積極的強化”。那麽，我也學著去做同樣的事而得到積極的結果。或者我看到她因為做某件事而受到了懲罰，那麽我就避免做這件事。“替代強化理論”是很明顯的，並且很難通過嚴謹的方法來檢驗，除非通過溫室實驗表明孩子們有時會在短期內模仿他人的行為。打一個洋娃娃，孩子可能會模仿此行為。但是這並不能表明一個長期具有攻擊性的成年人是因為觀察到別人因攻擊行為而受到褒獎從而模仿其行為，讓自己也變得具有攻擊性。
對於具有科學思維的心理學家來說，應用強化-學習理論來理解各類心理學現象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涉及動物還是人類行為。而提供其他類型證據的科學家總會被忽略，甚至情況更糟。
強化理論的一個弱點是它實質上是一種漸進式變化。一道光出現，不久之後會有電擊。動物會慢慢明白光預示著電擊。另一種情況是，動物按壓控製杆而得到食物，它們因此逐漸領悟到按壓控製杆的動作就是它們的飯票。
然而，當動物幾乎在瞬間明白了兩個刺激之間的聯係時，又會出現新的現象。例如，一個實驗者可能長期對老鼠實施某種刺激，在它聽到蜂鳴器響之後電擊它。老鼠以後在任何時候聽到蜂鳴器響都會表現出恐懼（具體行為可能是蜷縮起來或緊張得排便）。但是，如果蜂鳴器響之前有光出現，則不會有電擊，那麽老鼠會表現出較少的恐懼感——在第一次有光出現的時候老鼠就會這樣。而在第二次這樣做的時候，老鼠就真正一點兒恐懼感也不會表現出來了。這給了許多人一種啟示，一些學習類型最好通過對老鼠複雜行為的因果分析來進行理解。
幾乎在同一時期，人們發現了一些暫時性的令人困惑的現象。馬丁·塞利格曼對於傳統學習理論的最為核心的一個論斷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塞利格曼認為下述觀點大錯特錯，即人們可以將隨意的兩個刺激組對，呈現給動物，而動物會領悟到它們之間的聯係。回顧一下第8章提到的，那種動物們沒有“準備”去學習的聯係是不會真正被它們領會到的。狗可以很容易地學會向右邊走，如果有光在右邊而非左邊出現的話，但是如果光在上方而非下方出現時，狗就會不知所措。一個學習理論家雖然試圖教鴿子不在燈亮時啄食便會得到食物，但鴿子最終還是被餓死了。
用來解釋動物迅速領悟事物之間的聯係和無法理解一些聯係的學習理論是有缺陷的，但這種缺陷並不像人們起初認為的那麽嚴重。學習理論的危險並非來自於這些異常現象，而是源於看似不相關的認知過程，包括記憶、視覺認知模式的影響、對事件的理解和因果推理。
許多心理學家開始注意到，真正令人激動的現象與思考過程而非學習過程有關。幾乎在一夜之間，大量研究者開始研習思維的運轉規律，以及學習過程突然停止的現象。
沒有被證明的學習理論很多，但這比不上它被忽略的程度。現在反觀學習理論，它可能是被看作科學哲學家伊·拉卡托斯稱之為“退化的研究範式”的研究項目了，對它的研究再也沒有發現什麽有趣的東西。人們做的研究越來越多，而其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越來越少。
新的機會出現在認知領域（隨後即為認知神經科學領域）。僅僅幾年間，就不再有人研究學習理論了，也很少有認知科學家紆尊降貴以學習理論解釋他們的發現。
正如在科學領域中一樣，在技術、工業和商業領域的巨大變化也通常得益於革命而非漸變式的進化。蒸汽機被發明出來，這讓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主要紡織材料從毛線變為棉線。火車被發明出來，讓工業生產不再局限於一個地區。工廠開始進行大規模生產，終結了遠古以來的生產技術。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互聯網的出現幾乎改變了一切。
科學範式的改變和那些技術商業領域的變革的一個不同點是科學領域的舊範式通常不會徹底消失。認知科學不會取代所有學習理論的發現，甚至那些舊有發現背後的解釋邏輯也不會消失。相反，新的認知科學是建立在以往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學習理論的框架，那麽認知研究甚至不可能出現。 科學與文化
伯特蘭·羅素曾觀察過研究動物行為的科學家，發現他們在看待實驗對象時會帶有自身的文化背景的特征。具有實用主義傾向的美國人和理論旨向的德國人在看待事物時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美國人研究的動物們會瘋狂地奔跑，以一種不可思議地方式活蹦亂跳，最後在偶然情況下得到想要的結果。德國人觀察的動物會安靜地坐著、思考，最後會從它們內在的意識中逐漸尋到答案。
任何心理學家都知道羅素的這段諷喻裏隱藏著不少真理。實際上，認知革命的奠基工作是由西歐人完成的，尤其是德國人，他們主要關注知覺和思維，而不是學習過程。美國的認知理論研究土壤就貧瘠得多了，若不是歐洲人的推進，他們對於思維的研究還不知道要多久之後才會出現。由歐洲人奠基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起先並沒有“被行為化”的確不是偶然的。
在理解範式轉移的非理性方麵時，科學家也需要注意，文化觀念也會深刻影響科學理論。
古希臘人相信宇宙的穩定性，因此從亞裏士多德到愛因斯坦，期間那麽多科學家都被束縛在那種觀念中。相比之下，中國人卻深信世界是持久變化的。中國人對情境的關注讓他們對聲學、磁學和重力有了正確的理解。
歐洲大陸的社會科學家對美國社會科學家的那套僵化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嗤之以鼻，並對其不能結合更宏大的社會結構和時代精神的科學分析大失所望。在關於社會與組織論題的思考上，主要的進展源於歐洲大陸而非美洲大陸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
西方的靈長類動物學家沒有看到，脊椎黑猩猩群體中的社會互動比一對非洲黑猩猩彼此間的行為複雜得多，直到日本的靈長類動物學家指出黑猩猩群體的行為中所體現的複雜社會性。
在不同文化之間，甚至連人們所偏愛的推理形式都有所不同。邏輯是西方思維的基礎，而辯證法則是東亞思維的核心。這兩種思維類型甚至會帶來矛盾的結果。
科學理論中的極速且不甚成熟的轉向，再加上人們了解到文化因素會影響科學觀點，這些都與科學一向所呈現出的純粹理性和以確定性的事實來說話的麵貌大相徑庭。這些變化可能會導致人們用一種徹底反科學的方法理解世界，而這個趨勢在20世紀末期發展猛烈。 作為一種文本的現實
在走出教堂之後，我們（塞繆爾·約翰遜和他的傳記作者詹姆斯·鮑斯韋爾）站在那裏討論了一會兒貝克萊主教機智的詭辯法，他試圖證明事物的非存在性，即宇宙間的所有事物都隻是人們理念中的。我（鮑斯韋爾）表示，雖然我們都同意主教的觀點並不正確，但是沒辦法反駁。我永遠都忘不了約翰遜靈機一動就給出了答案，他伸腳用力踢向一塊大石頭，直到他被彈回來——“我這樣反駁了它。”
——詹姆斯·鮑斯維爾，《塞繆爾·約翰遜傳》
在今天，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像約翰遜看待現實一樣輕易就確認了現實的存在。
回想一下第1章中的那個裁判，他隻承認自己貼上了標簽的動作和球的概念，除此之外便否認其存在。許多自詡為後現代主義者或解構主義者的人會讚同這位裁判的觀點。
在雅克·德裏達的論述中有：“文本之外空無一物。”有這種想法的人有時會否認世界上存在“不可解釋之物”。“現實”隻是一種建構，除了我們對它的理解，什麽都不存在。人們可以廣泛分享，甚至在宇宙範圍內分享對於世界的一些方麵的理解，這種事實是無意義的。這類觀點隻能表明存在被分享的“社會建構”。在這場運動中我最喜歡的一句表述是，並不存在事實——隻有“真理體製”。
這種極端主觀主義的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從法國傳到了美國。解構主義背後的主要觀念是，文本可以被拆解，以展現意識形態傾向、價值觀和個人的主觀視角，這些東西暗藏於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當中，包括那些被當作有關自然的事實的主張。
在我們學校，我熟識的一個人類學家曾被學生問及，人類學家如何看待在研究其他文化中的人類信仰和行為時所麵對的可靠性問題？換句話說，在麵對不同人類學家的多樣性解釋時該怎麽辦？她回答：“這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人類學家所做的事是理解我們看到的東西。我們認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因為他們有迥異的設想和觀點。”
這個答案讓我的學生和我都感到震驚。如果你在做科學研究，那麽一致性就是最重要的。如果觀察者都不能認定一個特定的現象是否存在，那麽更遑論得出科學解釋了。你麵對的情形將會一團糟。
我的錯誤在於認為文化人類學家必須把他們自己當作科學家。在我開始研究文化心理學的時候，我試圖和一些文化人類學家溝通。我希望從他們那裏學到東西，期望他們會對我關於由文化差異帶來的思維和行為差異的實證研究感興趣。我驚異地發現，大多數自稱為文化人類學家的學者都沒興趣和我對話，也不會采用我的數據。他們並不打算給他們的概念一些“優待”，不會用我的證據支持他們的觀點。
令我震驚的是，後現代主義的虛無主義卻席卷了許多學術領域，從文學研究到曆史學，再到社會學。為什麽這種趨向如此強烈？一個熟人告訴我，他問自己的學生是否會將物理學定律僅僅當作關於自然的武斷主張。“是的。”這位學生確定地說。“那麽，當你乘坐的飛機上升時，你能想到一些讓飛機停留在空中的物理學定律嗎？”“肯定會。”她答道。哲學和政治科學家詹姆斯·弗林在一所名牌大學對學生們進行了一項調查，他發現大多數學生認為現代科學僅僅是認識世界的一種觀點。這些青澀的學生誠實地給出了他們的想法。他們在許多人文和社會科學課程上聽到的東西鼓勵著他們這樣講。你可能會認為在那些領域的教授僅僅是在和學生開玩笑或者試圖讓學生加強對這方麵知識的理解。但是，再想想那些物理學家和後現代主義者的故事吧。
1996年，紐約大學的一名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卡爾向《社會文本》雜誌遞交了一篇文章，這個雜誌以其後現代主義立場引以為傲，雜誌編輯也多以學術水平高而著稱。索卡爾文章的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他想檢驗一下如此著名的雜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納學術垃圾。這篇文章中充斥著後現代術語，聲稱“一個外部世界的屬性是獨立於任何人類個體之外的”，這個所謂的外部世界是“一種教條式的認知，是長期以來由後啟蒙運動霸權所操控的，在西方知識分子群體中盛行”。因為科學研究代表著“邏輯自洽的理論，充滿自我指涉意味”，因此“借助來自異見群體或邊緣群體的反霸權話語來看待這件事時”，它“肯定不能擁有一種在認識論上的優先地位”。在文中，量子引力僅僅是一種社會建構。
索卡爾的文章沒有經過同行評審就被接受了。在他的文章被《社會文本》雜誌發表的那一天，索卡爾在《混合語言》雜誌上揭露了這件事，說明他的文章隻是一個偽科學的騙局。《社會文本》的編輯們回應，這篇文章雖是一次“拙劣的模仿，卻也沒有實際上改變我們對它的興趣，它本身，可看作一個問題文案”。
喬治·奧威爾曾說，有些東西極其愚蠢，以至隻有知識分子才會相信。但是公平點兒來說，沒有人會真正相信現實隻是一個文本，盡管有許多人確信他們相信這一點。或許是真的吧。後現代主義正逐漸在北美學術圈中消逝。在法國，這種觀念消失已久，正如我的一位法國人類學家朋友丹·斯佩貝爾所言：“它從來也沒有被冠以法國出品的稱號。”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和一位後現代主義者對話，當然我十分不建議你這麽做，不過試試下麵的方法吧。問問他，人們信用卡上的收支記錄僅僅是一個社會建構嗎？或者問他，社會中的權力差別僅僅是一種觀念中的解釋嗎，還是說它們是有些現實基礎的？
不過，我得承認，由後現代主義者關注的一些議題所生發出的有關權力、種族和性別問題的研究看上去是有效且重要的。比如，人類學家安·斯托勒就針對荷蘭在印尼殖民地的身份認同問題做了十分有趣的研究，荷蘭人會用一些不可靠的，有時甚至是滑稽的標準判斷一個人是否是“白人”。沒有什麽比美國人判斷一個人是否是黑人的規則更直接了，他們會看一個人是否有哪怕“一滴”非洲人的血液，這當然是一種社會建構，沒有任何深刻的現實基礎。斯托勒的研究引起了曆史學家、人類學家的濃厚興趣，那些關注人類如何對世界進行分類、人們的動機如何影響其對世界的理解的心理學家也從斯托勒這裏得到了啟發。
我發現關於後現代主義者尤其諷刺的一點是：他們對現實的理解總是那樣，卻從來沒有證據；他們這麽解釋世界也完全沒有什麽基於心理學研究的背景知識。不過，那些心理學家的發現所支持的論點隻是比這些後現代主義者的論斷保守了一點點，兩者不過是半斤八兩。心理學家最偉大的一個成就是證明了哲學家的格言，即所有事物，從運動知覺到對我們思維工作方式的理解，都是一種推斷。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是我們直接獲知的，或是由直覺告訴我們準確無誤的答案。
雖然“一切事物都是推斷”是事實，但這並不表明任何推斷都是無可辯駁的。如果你發現自己在動物園遇到一位後現代主義者，千萬別讓他趁機告訴你，你認為一個有象鼻和象牙的大型動物是一頭大象的想法隻是一種推斷——因為那可能是一隻帶有腺分泌問題的老鼠。 小結
科學不僅僅建立在證據和充分證實的理論之上，信念和預感可能會讓科學家忽略已有的科學假設和被廣泛認同的事實。幾年前，著作代理人約翰·布羅克曼詢問了大量科學家和公眾人物，讓他們告訴他一些自己認為無法證明的東西，而後布羅克曼將人們的回應結集成書出版。在很多例子中，一個人最重要的工作都是被假設所引導的，而那些假設永遠也無法被證明。我們這些普通人就更別無選擇，隻能如此這般行事。
那些隱藏於某種特定科學工作中的範式，以及那些科技、工業和商業領域中的範式，都會受到人們沒有意識到的變化的影響。這些變化在最初常常無法借助證據而“被充分說明”。有時候新的範式會和舊範式形成一種不易分辨的複雜關係，有時候新範式會完全取代舊的。
不同的文化實踐和信仰會產生不同的科學理論、範式，甚至是推理形式。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商業領域。
科學家進行的準理性實踐，以及文化因素對價值觀和推理結構的影響，可能會促使後現代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更加確信，並不存在所謂的事實，隻存在人們對於現實的統一的社會性解釋。他們顯然沒有按照自己相信的這些觀點去生活，但是他們在眾多大學中教授、研究並不遺餘力地傳播這些虛無主義的觀點。這些教導是否在今天導致了人們反對科學，讓個人偏見盛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