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袋子支持槍杆子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作者：宋鴻兵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蘇區建立初期，經濟尚未恢複和發展，紅軍籌款是軍費和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前三次反“圍剿”的軍費，靠的是軍隊自己打土豪籌款和截獲國民黨物資。第三次反“圍剿”後，中央蘇區政府受“左”傾思想影響，貿然取消紅軍籌款的任務，斷絕了國家銀行和政府的主要財源。推行錯誤冒進的軍事路線，采取“陣地戰”和“正規戰”的戰略，並且盲目擴大紅軍規模。紅軍軍費變成由蘇區政府的財政負責提供。
為了支持槍杆子，蘇區政府製定出“保證革命戰爭的給養，保證蘇維埃一切革命費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統一財政，提高儲蓄，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措施解決軍費和政府開支。
蘇區建立初期，各級蘇維埃政府各自為政，毫無財政政策可言，亂收亂用，隨意浪費，更無計劃和預算。財政來源就是打土豪。稅收由於經驗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階級亂收稅，有的政府隨收隨用不上交。各級政府支出極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沒有煤油點燈，收入多的每月可達數千元。
為統一財政，克服各自為政和貪汙浪費的現象，中央政府規定，各級政府的一切收入隨時送交中央財政部，費用必須按照批準的預算領取，必須向上級機關報送決算表。毛澤東提出“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員。同時，針對會計製度中各級政府收錢、管錢和用錢不分，不能相互製約的現象，作為政府金庫代理的國家銀行，製定了四聯統一的資金管理製度，保證了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嚴密的記錄，從製度上杜絕貪汙浪費。
統一財政後，中央能有效地、有計劃地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以便集中財力來支持戰爭。
蘇區農村經濟的極大發展，為政府向農民開征土地稅和商業稅創造了有利條件。稅率按階級分為中農貧農和富農兩種，還有減免稅的係列規定。稅務機關對土地稅進行征收時，使用統一的稅收收據和免稅證。當時，很多農民把蘇區稅務機關的征稅和免稅憑證當作擁有土地的憑據。
1933年3月，中央蘇區還建立了統一的關稅製度。15個蘇區縣先後建立近30個關稅處，由此，蘇區有了獨立自主的紅色“海關”。
這些稅收，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國家銀行還倡導儲蓄運動，“通知黨、政、軍各機關和國營企業，必須在銀行開往來存款戶，借款按透支手續辦理”。“儲蓄運動可以鼓勵廣大工農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從事節省，大家將所節省的零錢存入銀行，聚少成多，化零為整。而銀行普遍地集中與靈活地運用這些社會餘資，投放到各種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農群眾個人所經營的生產事業上，大力發展蘇區生產，擴大對外貿易，使鹽貴、布貴及現金減少的問題從速得到解決。”【20】發行公債是政府籌集資金的另一個手段，它既可以避免過多發行貨幣，又給老百姓提供投資機會。蘇區政府共發行了三期公債，第一二期都是戰爭公債，金額分別是60萬元和120萬元，第三期是經濟建設公債，金額是300萬元。第一期公債的購買人可以拿債券來繳納土地稅和商業稅，結果債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實際上造成了財政損失。後來政府意識到不能讓債券在贖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後就禁止了債券直接交稅的做法。
蘇區公債的發行，沒有像上海灘那樣把公債全部銷給銀行，由銀行去做證券投機買賣，而是發動廣大群眾，走直銷的路子。公債的發行，充實了蘇區的財政收入，支持了反“圍剿”的戰爭。
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紅軍軍費，又不會給老百姓帶來特別重的負擔。
而這一切，都是基於統一的貨幣！
如果沒有統一的貨幣，收入國庫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種雜幣，將給管理和支出帶來極大的麻煩，各種錢幣之間的換算，以哪種貨幣撥款，每天數錢、記賬恐怕都忙不過來。發行公債用哪種貨幣購買，又用哪種貨幣付息和贖回？簡直就是噩夢！而正是貨幣的統一，為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統一的載體。
在蘇區的後期，國家銀行在“左”傾路線影響下，違背了“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基本上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財政的需要隻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則【21】，超量發行貨幣達800萬元。
由於紅軍在“左”傾主義的軍事領導下，戰爭不斷失利，根據地不斷縮小，而貨幣發行卻不斷擴大，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的信用大跌，嚴重損害了蘇區人民對革命政府的信任。
為了支持槍杆子，蘇區政府製定出“保證革命戰爭的給養，保證蘇維埃一切革命費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統一財政，提高儲蓄，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措施解決軍費和政府開支。
蘇區建立初期，各級蘇維埃政府各自為政，毫無財政政策可言，亂收亂用，隨意浪費，更無計劃和預算。財政來源就是打土豪。稅收由於經驗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階級亂收稅，有的政府隨收隨用不上交。各級政府支出極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沒有煤油點燈，收入多的每月可達數千元。
為統一財政，克服各自為政和貪汙浪費的現象，中央政府規定，各級政府的一切收入隨時送交中央財政部，費用必須按照批準的預算領取，必須向上級機關報送決算表。毛澤東提出“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員。同時，針對會計製度中各級政府收錢、管錢和用錢不分，不能相互製約的現象，作為政府金庫代理的國家銀行，製定了四聯統一的資金管理製度，保證了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嚴密的記錄，從製度上杜絕貪汙浪費。
統一財政後，中央能有效地、有計劃地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以便集中財力來支持戰爭。
蘇區農村經濟的極大發展，為政府向農民開征土地稅和商業稅創造了有利條件。稅率按階級分為中農貧農和富農兩種，還有減免稅的係列規定。稅務機關對土地稅進行征收時，使用統一的稅收收據和免稅證。當時，很多農民把蘇區稅務機關的征稅和免稅憑證當作擁有土地的憑據。
1933年3月，中央蘇區還建立了統一的關稅製度。15個蘇區縣先後建立近30個關稅處，由此，蘇區有了獨立自主的紅色“海關”。
這些稅收，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國家銀行還倡導儲蓄運動，“通知黨、政、軍各機關和國營企業，必須在銀行開往來存款戶，借款按透支手續辦理”。“儲蓄運動可以鼓勵廣大工農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從事節省，大家將所節省的零錢存入銀行，聚少成多，化零為整。而銀行普遍地集中與靈活地運用這些社會餘資，投放到各種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農群眾個人所經營的生產事業上，大力發展蘇區生產，擴大對外貿易，使鹽貴、布貴及現金減少的問題從速得到解決。”【20】發行公債是政府籌集資金的另一個手段，它既可以避免過多發行貨幣，又給老百姓提供投資機會。蘇區政府共發行了三期公債，第一二期都是戰爭公債，金額分別是60萬元和120萬元，第三期是經濟建設公債，金額是300萬元。第一期公債的購買人可以拿債券來繳納土地稅和商業稅，結果債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實際上造成了財政損失。後來政府意識到不能讓債券在贖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後就禁止了債券直接交稅的做法。
蘇區公債的發行，沒有像上海灘那樣把公債全部銷給銀行，由銀行去做證券投機買賣，而是發動廣大群眾，走直銷的路子。公債的發行，充實了蘇區的財政收入，支持了反“圍剿”的戰爭。
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紅軍軍費，又不會給老百姓帶來特別重的負擔。
而這一切，都是基於統一的貨幣！
如果沒有統一的貨幣，收入國庫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種雜幣，將給管理和支出帶來極大的麻煩，各種錢幣之間的換算，以哪種貨幣撥款，每天數錢、記賬恐怕都忙不過來。發行公債用哪種貨幣購買，又用哪種貨幣付息和贖回？簡直就是噩夢！而正是貨幣的統一，為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統一的載體。
在蘇區的後期，國家銀行在“左”傾路線影響下，違背了“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基本上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財政的需要隻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則【21】，超量發行貨幣達800萬元。
由於紅軍在“左”傾主義的軍事領導下，戰爭不斷失利，根據地不斷縮小，而貨幣發行卻不斷擴大，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的信用大跌，嚴重損害了蘇區人民對革命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