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禍之禍
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歎 作者：陳行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後，或許與這場政治角力的戲劇性結局有關，宦官和知識分子這兩大政治集團都沒有汲取教訓，這就為第二次黨錮之禍埋下了伏筆。
我們先說宦官方麵。
沒蛋的人有沒蛋的人的做事風格——曆經了這樣一場政治風波，按說宦官們也應該汲取教訓，斂聲屏氣低調做人了，但是他們不，“既然我可以讓皇帝把你們丫的逮起來一次，照樣可以逮你們第二次！”所以用不著夾起尾巴做人，該咋還是咋，很快恢複了往日的威風，繼續專權，繼續左右朝政，繼續為非作歹，繼續巧取豪奪，很多人富可敵國，做棄船準備，紛紛把妻子兒女送到國外，向國外轉移巨額資產，據說每年達五百億美元之多。
就連術士張成也肆無忌憚起來，在皇家刊物上發表文章《有關‘禁錮運動’的幾點思考》，說桓帝釋放李膺及其追隨者，並不意味“黨錮”運動錯誤，而是桓帝審時度勢、慈悲為懷做出的具有曆史意義的選擇。經過桓帝默許和支持，張成的觀點迅速成為意識形態管理部門進行宣傳的“主旋律”，所有官方報紙、廣播、電視輿論一律，集中進行宣傳轟炸，消失了其他一切聲音。
知識分子如何？
曆經劫難而不死的知識分子聲望在民眾中間不降反升，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知識分子再度忘乎所以，標榜、結聚之風愈加盛長，甚至有推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李膺等八人為“八俊”，郭泰等八人為“八顧”（顧，以德行感染他人之意），張儉等八人為“八及”（及，引導他人之意），尚度等八人為“八廚”（廚，仗義疏財之意）的輿論，儼然社會楷模。
知識分子一得意就輕狂，這些書生氣十足的家夥們，完全忘記了黨錮之禍剛起時的慘烈疼痛，飄飄然起來，互相激勵，立誌要抗拒宦官專權，為祖國而戰，“入世”的情緒再度高漲。
168年，桓帝駕崩，13歲的靈帝繼位（他要過很長時間才能夠弄懂人世間發生的事情），竇太後臨朝，一向反對宦官專權的竇武執掌朝政——這是一個對知識分子極為有利的局麵。竇武不想辜負人民的寄望，更不想錯過曆史良機，於是戲劇性剪除無所不在的宦官勢力。可惜，命運不濟，竇武的圖謀敗露，反而被宦官勢力逮了個正著，緝拿歸案，被梟首於洛陽，“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後漢書？竇何列傳》，落得個家破人亡。
這還不是這群生不逢時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結局。
“八及”代表人物張儉是山陽（今山東省金鄉縣）人，延熹年間被山陽太守翟超聘為東部督郵。“士為知己者死”，得了新職的張儉工作很認真，把那個地方治理的不錯，老百姓很滿意。
真是無巧不成書，大宦官侯覽的老家正好在張儉管轄的地區。侯覽家族依仗權勢橫行鄉裏，可以說劣跡斑斑，對宦官幹政素來極為反感的張儉就想收拾侯覽，上書舉劾侯覽及其親屬借助國家權力橫行鄉裏為非作歹的罪惡，請求中央幹預，依法嚴懲。
侯覽在中央工作，地位遠在張儉之上，有條件控製來自知識分子的任何控告，結果，他截獲了張儉的劾疏，獲得了整治張儉的機會——張儉的同鄉朱並為人奸佞，曆來為張儉所鄙視，朱並當然很不愉快，就像所有告密小人那樣，開始留意張儉的言語行蹤。沒多久，朱並就發現張儉與侯覽之間有隙，想方設法勾結上了侯覽，把張儉所作所為和盤托出，侯覽大喜。在侯覽唆使下，朱並具筆上書朝廷，誣告張儉與同鄉24人“結黨謀反，圖危社稷”。
靈帝身邊的宦官曹節與侯覽心有靈犀，跨越幾個部門，將這封書信直接轉呈給了靈帝，這下子把事情鬧大了。
靈帝年幼，再加之天生是一傻蛋，沒了主意，問侯覽怎麽辦？侯覽伏在靈帝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於是靈帝頒詔，下令逮捕張儉等人。
對知識分子抱有新仇舊恨的宦官把上次的黨錮事件受害者李膺等人再次牽扯進去，又開始了一輪對知識分子的絞殺運動，全國再度陷入血雨腥風。
侯覽派出很多武警前往山陽，進行拉網式搜查，試圖捉住張儉將其碎屍萬段。在很多當地民眾掩護下，張儉最終逃出武警包圍圈，消失在大山深處，而曾經掩護過他的人卻受到牽連，成百人因此被逮捕法辦，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張儉得以活命，李膺和範滂等人就沒有這麽幸運了，被再次逮捕入獄。據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逮捕發生之前，李膺好友曾經勸他躲一躲，李膺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結果，“詣詔獄”，最終慘死於獄中，“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後漢書？禁錮列傳》）。範滂等一百餘人皆死獄中。
宦官勢力在這一輪政治較量中明顯處於上風，他們決定乘勝追擊，畢其功於一役，將所有知識分子列為懲治絞殺對象，一場大規模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在這場運動中，《後漢書》記載，單是獲死、徙、廢、禁刑罰者就達六七百人，有的被開除公職逐出城市成為流民，青年學生被強製到貧困山區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領導幹部被送到“五？七幹校”強製勞動改造，還有的被流徙到大西北戈壁荒漠自生自滅，為了避免“罪大惡極”者行刑前呼喊反動口號，甚至被按在磚頭上，用一把普通的刀子隔斷喉管，然後砍殺。
曾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人為不識時務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黨錮之禍”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義對朝野知識分子的全麵打擊，延續了將近20年，從時間上來說，比我朝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長一倍；從荼毒之烈、殘害之重來說，也遠勝於我朝，正因為這樣，“黨錮之禍”才作為僅次於“焚書坑儒”的曆史事件進入中國人民的記憶，經常被人提及。
千百年以來，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禁錮”之法（“永不敘用”，終生不得走出鄉裏）作為法外之法，則永遠斷絕了他們的仕途，所遭受的戮害遠比被判處無期徒刑更為嚴重。它所造成的曆史結果也是嚴重的：“禁錮之禍”發生以前，知識分子尚能繼承先秦知識分子的遊士之風指點江山，傲視諸侯，品評政治，有一種不畏權貴的獨立不羈精神。“禁錮之禍”發生以後，這種獨立精神被一掃而光，知識分子迅速兩極分化——看重獨立人格的人隱逸山林，逃避現實，醉心於超脫政治的清談，這是魏、晉玄學興盛發達的根本原因；追求功名利祿者則碎裂了自己的人格，蠅營狗苟於權力者的門前府上，唯“上”是從，其靈魂亦逐漸腐爛，千百年之後，其卑鄙齷齪已經不亞於職業政客。
“禁錮”之法的獨特效應為曆代統治者所矚目，因此，這個法外之法所發揮的作用也就無以複加，從東漢王朝逶迤而至我們眼前，到處都能夠看到、聽到和感覺到它的強大存在。
我舉一個就近的例子。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一個名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的文件（即所謂“公安六條”）。這份非經立法機構，而是經由政黨、政府機構製定的法外之法高懸在中國人民頭上長達12年之久。在這12年時間裏，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它名正言順地剝奪自由，失去生命，家破人亡，我們隻能根據它的條款大致感覺一下，究竟都是些什麽人被羅織到了這一酷法之下。
本“法”第一、第三至六條規定，依法懲辦“殺人、放火、放毒、搶劫……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依法懲辦“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的操縱者”；地富反壞右“不準串連，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本“法”第二條特別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適用於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甚至擴展到適用於各級當權者。
本“法”第四條規定：要對21種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進行嚴厲管治，從而支持了紅衛兵、造反派早已開始的大規模把此類人逐出城市的暴行。官方不完全統計資料顯示，僅僅在北京就有至少33695戶市民被抄家搶掠， 85196人被逐出城市，全國各大城市更有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無數被遣返人員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
毛主席他老人家說“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句話隻說對了一半，實際上，在毛澤東那裏，暴戾的秦始皇早已經把馬克思“坑”掉了，或者說，真正的馬克思從來就沒有來到這塊土地上，牌位而已，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20世紀的中國為什麽不斷發生即使黑暗的中世紀也很難一再發生的對人民的大規模屠戮。
在漫長的曆史演進中，“禁錮”這兩個字不斷被豐富詞義，我們今天使用它，早已經超越了“禁止做官或參與政治活動”的本意，衍生出了另外兩種含義：一、監禁、關押；二、封閉、束縛。語言是社會生活的記錄，這就是說，不是什麽人給語言增添語義，而是社會生活中不斷發生的事件作用於人，形成記憶，形成知識，而這些記憶和知識都需要一個表達符號，所以才相應地產生概念，或者讓原有的概念向新的領域延伸。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禁錮”這兩個字在擴展語義的過程中，發生過多少被監禁關押和被封閉束縛的事件——直到今天，當我們試圖表達社會觀感的時候，“禁錮”仍舊是無法回避的詞匯，這個冷冰冰、硬梆梆的字眼甚至深入到了我們的靈魂之中，時時提醒我們真實的人生處境。
我們還是回到東漢。
經曆“黨錮之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東漢王朝損失了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曆史結果，盡管知識分子的“文爭”被鎮壓下去了，平民百姓們卻揭竿而起開始進行“武鬥”——“黨錮之禍”不久，總是被少數人決定命運的“多數人”說話了，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摧枯拉朽一般衝擊著腐朽的東漢帝國，從此奠定了這個專製王朝覆滅的結局。
這種說明什麽呢？說明知識分子“清議”一下朝政可以，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得靠民眾；可是話又說回來，沒有知識分子孜孜不倦的喧嚷，民眾對於自己的真實處境又有多少宏觀意義上的了解呢？沒有這種了解，又怎麽從對個體苦難的沉吟中升華出對群體苦難的感知，從而催動起革命熱情呢？知識分子和民眾，隻有凝結成為同一種力量的時候，才會真正構成社會演變之“勢”，在這種“勢”麵前，皇帝老兒也沒有辦法，更不要說那些沒蛋的宦官了。
直到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漢靈帝才最終意識到知識分子和民眾一樣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才最終意識到如果不解決黨錮問題，黨人極有可能走向鄉野大澤，成為農民起義軍中的智者……後果不堪設想。
中平元年（184年），靈帝開恩大赦，被流放的知識分子全部被準許返回故裏，解散“五？七幹校”，插隊知青返城安置工作，死者平反昭雪……這意味著黨錮問題得到了最終解決。
社會可以喘一口氣了——僅僅是喘一口氣，大戲還沒有結束，隻是需要更換一下布景道具而已。
我們先說宦官方麵。
沒蛋的人有沒蛋的人的做事風格——曆經了這樣一場政治風波，按說宦官們也應該汲取教訓，斂聲屏氣低調做人了，但是他們不，“既然我可以讓皇帝把你們丫的逮起來一次，照樣可以逮你們第二次！”所以用不著夾起尾巴做人，該咋還是咋，很快恢複了往日的威風，繼續專權，繼續左右朝政，繼續為非作歹，繼續巧取豪奪，很多人富可敵國，做棄船準備，紛紛把妻子兒女送到國外，向國外轉移巨額資產，據說每年達五百億美元之多。
就連術士張成也肆無忌憚起來，在皇家刊物上發表文章《有關‘禁錮運動’的幾點思考》，說桓帝釋放李膺及其追隨者，並不意味“黨錮”運動錯誤，而是桓帝審時度勢、慈悲為懷做出的具有曆史意義的選擇。經過桓帝默許和支持，張成的觀點迅速成為意識形態管理部門進行宣傳的“主旋律”，所有官方報紙、廣播、電視輿論一律，集中進行宣傳轟炸，消失了其他一切聲音。
知識分子如何？
曆經劫難而不死的知識分子聲望在民眾中間不降反升，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知識分子再度忘乎所以，標榜、結聚之風愈加盛長，甚至有推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李膺等八人為“八俊”，郭泰等八人為“八顧”（顧，以德行感染他人之意），張儉等八人為“八及”（及，引導他人之意），尚度等八人為“八廚”（廚，仗義疏財之意）的輿論，儼然社會楷模。
知識分子一得意就輕狂，這些書生氣十足的家夥們，完全忘記了黨錮之禍剛起時的慘烈疼痛，飄飄然起來，互相激勵，立誌要抗拒宦官專權，為祖國而戰，“入世”的情緒再度高漲。
168年，桓帝駕崩，13歲的靈帝繼位（他要過很長時間才能夠弄懂人世間發生的事情），竇太後臨朝，一向反對宦官專權的竇武執掌朝政——這是一個對知識分子極為有利的局麵。竇武不想辜負人民的寄望，更不想錯過曆史良機，於是戲劇性剪除無所不在的宦官勢力。可惜，命運不濟，竇武的圖謀敗露，反而被宦官勢力逮了個正著，緝拿歸案，被梟首於洛陽，“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後漢書？竇何列傳》，落得個家破人亡。
這還不是這群生不逢時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結局。
“八及”代表人物張儉是山陽（今山東省金鄉縣）人，延熹年間被山陽太守翟超聘為東部督郵。“士為知己者死”，得了新職的張儉工作很認真，把那個地方治理的不錯，老百姓很滿意。
真是無巧不成書，大宦官侯覽的老家正好在張儉管轄的地區。侯覽家族依仗權勢橫行鄉裏，可以說劣跡斑斑，對宦官幹政素來極為反感的張儉就想收拾侯覽，上書舉劾侯覽及其親屬借助國家權力橫行鄉裏為非作歹的罪惡，請求中央幹預，依法嚴懲。
侯覽在中央工作，地位遠在張儉之上，有條件控製來自知識分子的任何控告，結果，他截獲了張儉的劾疏，獲得了整治張儉的機會——張儉的同鄉朱並為人奸佞，曆來為張儉所鄙視，朱並當然很不愉快，就像所有告密小人那樣，開始留意張儉的言語行蹤。沒多久，朱並就發現張儉與侯覽之間有隙，想方設法勾結上了侯覽，把張儉所作所為和盤托出，侯覽大喜。在侯覽唆使下，朱並具筆上書朝廷，誣告張儉與同鄉24人“結黨謀反，圖危社稷”。
靈帝身邊的宦官曹節與侯覽心有靈犀，跨越幾個部門，將這封書信直接轉呈給了靈帝，這下子把事情鬧大了。
靈帝年幼，再加之天生是一傻蛋，沒了主意，問侯覽怎麽辦？侯覽伏在靈帝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於是靈帝頒詔，下令逮捕張儉等人。
對知識分子抱有新仇舊恨的宦官把上次的黨錮事件受害者李膺等人再次牽扯進去，又開始了一輪對知識分子的絞殺運動，全國再度陷入血雨腥風。
侯覽派出很多武警前往山陽，進行拉網式搜查，試圖捉住張儉將其碎屍萬段。在很多當地民眾掩護下，張儉最終逃出武警包圍圈，消失在大山深處，而曾經掩護過他的人卻受到牽連，成百人因此被逮捕法辦，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張儉得以活命，李膺和範滂等人就沒有這麽幸運了，被再次逮捕入獄。據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逮捕發生之前，李膺好友曾經勸他躲一躲，李膺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結果，“詣詔獄”，最終慘死於獄中，“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後漢書？禁錮列傳》）。範滂等一百餘人皆死獄中。
宦官勢力在這一輪政治較量中明顯處於上風，他們決定乘勝追擊，畢其功於一役，將所有知識分子列為懲治絞殺對象，一場大規模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在這場運動中，《後漢書》記載，單是獲死、徙、廢、禁刑罰者就達六七百人，有的被開除公職逐出城市成為流民，青年學生被強製到貧困山區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領導幹部被送到“五？七幹校”強製勞動改造，還有的被流徙到大西北戈壁荒漠自生自滅，為了避免“罪大惡極”者行刑前呼喊反動口號，甚至被按在磚頭上，用一把普通的刀子隔斷喉管，然後砍殺。
曾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人為不識時務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黨錮之禍”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義對朝野知識分子的全麵打擊，延續了將近20年，從時間上來說，比我朝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長一倍；從荼毒之烈、殘害之重來說，也遠勝於我朝，正因為這樣，“黨錮之禍”才作為僅次於“焚書坑儒”的曆史事件進入中國人民的記憶，經常被人提及。
千百年以來，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禁錮”之法（“永不敘用”，終生不得走出鄉裏）作為法外之法，則永遠斷絕了他們的仕途，所遭受的戮害遠比被判處無期徒刑更為嚴重。它所造成的曆史結果也是嚴重的：“禁錮之禍”發生以前，知識分子尚能繼承先秦知識分子的遊士之風指點江山，傲視諸侯，品評政治，有一種不畏權貴的獨立不羈精神。“禁錮之禍”發生以後，這種獨立精神被一掃而光，知識分子迅速兩極分化——看重獨立人格的人隱逸山林，逃避現實，醉心於超脫政治的清談，這是魏、晉玄學興盛發達的根本原因；追求功名利祿者則碎裂了自己的人格，蠅營狗苟於權力者的門前府上，唯“上”是從，其靈魂亦逐漸腐爛，千百年之後，其卑鄙齷齪已經不亞於職業政客。
“禁錮”之法的獨特效應為曆代統治者所矚目，因此，這個法外之法所發揮的作用也就無以複加，從東漢王朝逶迤而至我們眼前，到處都能夠看到、聽到和感覺到它的強大存在。
我舉一個就近的例子。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一個名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的文件（即所謂“公安六條”）。這份非經立法機構，而是經由政黨、政府機構製定的法外之法高懸在中國人民頭上長達12年之久。在這12年時間裏，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它名正言順地剝奪自由，失去生命，家破人亡，我們隻能根據它的條款大致感覺一下，究竟都是些什麽人被羅織到了這一酷法之下。
本“法”第一、第三至六條規定，依法懲辦“殺人、放火、放毒、搶劫……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依法懲辦“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的操縱者”；地富反壞右“不準串連，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本“法”第二條特別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適用於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甚至擴展到適用於各級當權者。
本“法”第四條規定：要對21種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進行嚴厲管治，從而支持了紅衛兵、造反派早已開始的大規模把此類人逐出城市的暴行。官方不完全統計資料顯示，僅僅在北京就有至少33695戶市民被抄家搶掠， 85196人被逐出城市，全國各大城市更有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無數被遣返人員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
毛主席他老人家說“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句話隻說對了一半，實際上，在毛澤東那裏，暴戾的秦始皇早已經把馬克思“坑”掉了，或者說，真正的馬克思從來就沒有來到這塊土地上，牌位而已，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20世紀的中國為什麽不斷發生即使黑暗的中世紀也很難一再發生的對人民的大規模屠戮。
在漫長的曆史演進中，“禁錮”這兩個字不斷被豐富詞義，我們今天使用它，早已經超越了“禁止做官或參與政治活動”的本意，衍生出了另外兩種含義：一、監禁、關押；二、封閉、束縛。語言是社會生活的記錄，這就是說，不是什麽人給語言增添語義，而是社會生活中不斷發生的事件作用於人，形成記憶，形成知識，而這些記憶和知識都需要一個表達符號，所以才相應地產生概念，或者讓原有的概念向新的領域延伸。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禁錮”這兩個字在擴展語義的過程中，發生過多少被監禁關押和被封閉束縛的事件——直到今天，當我們試圖表達社會觀感的時候，“禁錮”仍舊是無法回避的詞匯，這個冷冰冰、硬梆梆的字眼甚至深入到了我們的靈魂之中，時時提醒我們真實的人生處境。
我們還是回到東漢。
經曆“黨錮之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東漢王朝損失了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曆史結果，盡管知識分子的“文爭”被鎮壓下去了，平民百姓們卻揭竿而起開始進行“武鬥”——“黨錮之禍”不久，總是被少數人決定命運的“多數人”說話了，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摧枯拉朽一般衝擊著腐朽的東漢帝國，從此奠定了這個專製王朝覆滅的結局。
這種說明什麽呢？說明知識分子“清議”一下朝政可以，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得靠民眾；可是話又說回來，沒有知識分子孜孜不倦的喧嚷，民眾對於自己的真實處境又有多少宏觀意義上的了解呢？沒有這種了解，又怎麽從對個體苦難的沉吟中升華出對群體苦難的感知，從而催動起革命熱情呢？知識分子和民眾，隻有凝結成為同一種力量的時候，才會真正構成社會演變之“勢”，在這種“勢”麵前，皇帝老兒也沒有辦法，更不要說那些沒蛋的宦官了。
直到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漢靈帝才最終意識到知識分子和民眾一樣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才最終意識到如果不解決黨錮問題，黨人極有可能走向鄉野大澤，成為農民起義軍中的智者……後果不堪設想。
中平元年（184年），靈帝開恩大赦，被流放的知識分子全部被準許返回故裏，解散“五？七幹校”，插隊知青返城安置工作，死者平反昭雪……這意味著黨錮問題得到了最終解決。
社會可以喘一口氣了——僅僅是喘一口氣，大戲還沒有結束，隻是需要更換一下布景道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