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在法的門後
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歎 作者：陳行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曆史驚人地相似，即使在卡夫卡小說的意義上也是如此。
我們通過所謂“黨錮之禍”逾越了“鄉下人”沒有逾越的門檻，從法的門前來到了法的門後。讓我們極為驚訝的是：這裏同樣沒有法。如果我們把“黨錮之禍”作為知識分子遭整肅的曆史事件來看待的話，我們就無法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所有迫害事件都是在法律之外，由宦官集團翻手雲覆手雨造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從來都極為看重的皇帝沒有也不可能肩負起公正的責任，像“法”那樣均衡和調節各方政治力量衝突，把社會利益和民眾福祉置放於集團利益之上，就像在正常社會那樣……沒有，他沒有這樣做。相反，他或者自主選擇或者被沒蛋的人挾持，主觀和客觀上都成了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國家，這個極為神聖的字眼，在這個特殊利益集團那裏成為了被卑鄙武裝起來的人卑鄙地做卑鄙事情的卑鄙工具……法的門後空空蕩蕩，有的隻是專製主義淫威，是人類邪惡本性沒有任何遮攔的表演。
這時候，可憐的“鄉下人”會怎樣想呢？
他一定十分錯愕，十分絕望，覺得來到了被顛倒的時空之中——在法的門前，盡管有看門人的捉弄和阻隔，經曆了很多磨難，他總還認為隻要逾越那道該死的門檻就可以看到法，就可以被法嗬護。他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越過門檻進入威嚴巍峨的宮殿，竟然從裏麵看到滿目的齷齪與肮髒，正是這些肮髒齷齪的東西，以神聖的麵貌出現，決定著世界的狀態：“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原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說至百萬餘人，大師眾至千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列傳》）。知識分子最後都將被驅趕到一條狹窄的通道上，得到專屬於自己的標簽，就像被放牧的羊在耳朵上嵌掛著的標簽一樣。
我們固然可以認為這個群體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不是有人“天下無道者隱之”麽？不是有人“不為五鬥米折腰”麽？不是有人“離經叛道”絕不趨時逢迎麽？不是有人敢於“麵諍”麽？不是有人“從道不從君”麽？不是有人敢於“與朝廷相忤”麽？
但是，所有這一切，究竟改變了什麽呢？
當一代又一代皇帝都有機會無限欣慰地感歎“天下士子盡入吾彀中矣”的時候，知識分子無論怎樣癲狂，事實上都無法跳出皇帝所設之“彀”的命運之厄，一切的信念在命運意義上也就失去了色澤，變得羸弱而蒼白，更何況有那麽多人掉頭而返，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忙著去“食王爵祿報王恩”，去“忠君報國”，去信守“君尊臣卑”、“君命臣隨”……鄉下人在法的門後看到如此景象，發現自己竟然置身於這樣一個群體當中，他還會繼續尋找嗎？我想他不會了。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不會繼續去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他會對自己說，既然這樣，那就這樣吧！
怎麽樣呢？
曆史事件相對於曆史的宏觀圖景往往顯得十分吊詭，譬如，汲取生死教訓的往往不再是當事者（因為他們再也沒有機會調整自己的人生姿態了），教訓留給了後來者，留給了與曆史事件沒有什麽直接關係的人。
“黨錮之禍”亦是如此，它把教訓留給了此後漫漫一千八百多年間陸續登上社會舞台的知識分子，直至今天——當我們膽怯地琢磨什麽話可以說什麽話不可以說的時候，當我們比漢代儒生更加渴望成為“簇擁在皇帝身邊的人”的時候，當我們認為魯迅骨頭太硬缺少周旋的時候，當我們為了職位、職稱和學術地位丟掉人格的時候，當我們“為粱稻謀”講述就連我們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論的時候，當我們不斷叮囑自己“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吸取“黨錮之禍”的慘痛教訓，我們都是落難的儒生……一種在精神世界深處不斷脈流的集體無意識使我們成為了今天的樣子。
然而我們又是如此不甘心，總想重溫那些使我們感覺溫暖的語句——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混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五十六）
“朝政混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
知識分子“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隻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朱自清：《論氣節》）
但是今天我們講不起氣節了，朱自清先生，很抱歉，我們真的講不起了。
一個連“清議”（其實不過是說了一些真話）都可能被無法之法戮害的世界，所謂“浩然正氣”，所謂“集體的力量”， 所謂“群眾的運動”，僅僅是一種遙遠的奢望，它很難作用於我等之輩的現世人生，很難。不管集體無意識也罷，對現實的感悟也罷，在我們精神世界深處始終有一種警覺，一種顫栗：我們知道有一種野蠻的力量橫亙在曆史與現實之間，充塞了全部時空，你看不見它，摸不著它，但是它無處不在，如影隨形，在暗處對你虎視眈眈，它隨時都會降臨，隨時都會施展淫威，隨時都會置你於死地。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都是卡夫卡筆下的“鄉下人”——最初，我們孤獨地徘徊在法的門前卻得不到法的遮護，更沒有力量抵擋來自非法的欺淩；我們孑然而立，舉目四望，無人相助；我們看到和聽到的全部是死寂，隻有我們靈魂世界極深極深的地方，才洶湧著波瀾，那是我們的本性……當我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來到法的門後的時候，才發現我們所有的尋覓都子虛烏有。
真的，子虛烏有，這是一個空和無的世界。
那麽，有沒有實和有的世界？有的話，它又在哪裏？如果“鄉下人”離開法的門前，也不試圖在法的門後尋覓，而是把目光轉向更高遠的地方，他將會發現什麽呢？
我不知道。
我們通過所謂“黨錮之禍”逾越了“鄉下人”沒有逾越的門檻，從法的門前來到了法的門後。讓我們極為驚訝的是：這裏同樣沒有法。如果我們把“黨錮之禍”作為知識分子遭整肅的曆史事件來看待的話，我們就無法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所有迫害事件都是在法律之外，由宦官集團翻手雲覆手雨造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從來都極為看重的皇帝沒有也不可能肩負起公正的責任，像“法”那樣均衡和調節各方政治力量衝突，把社會利益和民眾福祉置放於集團利益之上，就像在正常社會那樣……沒有，他沒有這樣做。相反，他或者自主選擇或者被沒蛋的人挾持，主觀和客觀上都成了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國家，這個極為神聖的字眼，在這個特殊利益集團那裏成為了被卑鄙武裝起來的人卑鄙地做卑鄙事情的卑鄙工具……法的門後空空蕩蕩，有的隻是專製主義淫威，是人類邪惡本性沒有任何遮攔的表演。
這時候，可憐的“鄉下人”會怎樣想呢？
他一定十分錯愕，十分絕望，覺得來到了被顛倒的時空之中——在法的門前，盡管有看門人的捉弄和阻隔，經曆了很多磨難，他總還認為隻要逾越那道該死的門檻就可以看到法，就可以被法嗬護。他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越過門檻進入威嚴巍峨的宮殿，竟然從裏麵看到滿目的齷齪與肮髒，正是這些肮髒齷齪的東西，以神聖的麵貌出現，決定著世界的狀態：“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迄於原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說至百萬餘人，大師眾至千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列傳》）。知識分子最後都將被驅趕到一條狹窄的通道上，得到專屬於自己的標簽，就像被放牧的羊在耳朵上嵌掛著的標簽一樣。
我們固然可以認為這個群體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不是有人“天下無道者隱之”麽？不是有人“不為五鬥米折腰”麽？不是有人“離經叛道”絕不趨時逢迎麽？不是有人敢於“麵諍”麽？不是有人“從道不從君”麽？不是有人敢於“與朝廷相忤”麽？
但是，所有這一切，究竟改變了什麽呢？
當一代又一代皇帝都有機會無限欣慰地感歎“天下士子盡入吾彀中矣”的時候，知識分子無論怎樣癲狂，事實上都無法跳出皇帝所設之“彀”的命運之厄，一切的信念在命運意義上也就失去了色澤，變得羸弱而蒼白，更何況有那麽多人掉頭而返，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忙著去“食王爵祿報王恩”，去“忠君報國”，去信守“君尊臣卑”、“君命臣隨”……鄉下人在法的門後看到如此景象，發現自己竟然置身於這樣一個群體當中，他還會繼續尋找嗎？我想他不會了。他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不會繼續去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他會對自己說，既然這樣，那就這樣吧！
怎麽樣呢？
曆史事件相對於曆史的宏觀圖景往往顯得十分吊詭，譬如，汲取生死教訓的往往不再是當事者（因為他們再也沒有機會調整自己的人生姿態了），教訓留給了後來者，留給了與曆史事件沒有什麽直接關係的人。
“黨錮之禍”亦是如此，它把教訓留給了此後漫漫一千八百多年間陸續登上社會舞台的知識分子，直至今天——當我們膽怯地琢磨什麽話可以說什麽話不可以說的時候，當我們比漢代儒生更加渴望成為“簇擁在皇帝身邊的人”的時候，當我們認為魯迅骨頭太硬缺少周旋的時候，當我們為了職位、職稱和學術地位丟掉人格的時候，當我們“為粱稻謀”講述就連我們自己也不相信的理論的時候，當我們不斷叮囑自己“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吸取“黨錮之禍”的慘痛教訓，我們都是落難的儒生……一種在精神世界深處不斷脈流的集體無意識使我們成為了今天的樣子。
然而我們又是如此不甘心，總想重溫那些使我們感覺溫暖的語句——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混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五十六）
“朝政混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
知識分子“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隻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朱自清：《論氣節》）
但是今天我們講不起氣節了，朱自清先生，很抱歉，我們真的講不起了。
一個連“清議”（其實不過是說了一些真話）都可能被無法之法戮害的世界，所謂“浩然正氣”，所謂“集體的力量”， 所謂“群眾的運動”，僅僅是一種遙遠的奢望，它很難作用於我等之輩的現世人生，很難。不管集體無意識也罷，對現實的感悟也罷，在我們精神世界深處始終有一種警覺，一種顫栗：我們知道有一種野蠻的力量橫亙在曆史與現實之間，充塞了全部時空，你看不見它，摸不著它，但是它無處不在，如影隨形，在暗處對你虎視眈眈，它隨時都會降臨，隨時都會施展淫威，隨時都會置你於死地。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都是卡夫卡筆下的“鄉下人”——最初，我們孤獨地徘徊在法的門前卻得不到法的遮護，更沒有力量抵擋來自非法的欺淩；我們孑然而立，舉目四望，無人相助；我們看到和聽到的全部是死寂，隻有我們靈魂世界極深極深的地方，才洶湧著波瀾，那是我們的本性……當我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來到法的門後的時候，才發現我們所有的尋覓都子虛烏有。
真的，子虛烏有，這是一個空和無的世界。
那麽，有沒有實和有的世界？有的話，它又在哪裏？如果“鄉下人”離開法的門前，也不試圖在法的門後尋覓，而是把目光轉向更高遠的地方，他將會發現什麽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