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西軍餘部與永曆小朝廷展開“聯合恢剿”之際,其情形相較於之前大順軍餘部聯明抗清之時已然發生了顯著變化。


    想當初,大順軍餘部與永曆小朝廷聯手之際,他們並無屬於自身的穩固根據地可言。無論是在政治方麵,還是軍事以及經濟領域,大順軍餘部皆處在一種被招安安撫的附庸狀態,隻能無奈地順從於永曆小朝廷。這種處境使得大順軍餘部在諸多決策和行動上受到極大限製,無法充分施展自身實力。


    然而,如今大西軍餘部在與永曆小朝廷就“聯合恢剿”一事進行談判之時,他們已在雲南和貴州等地建立起絕對的優勢地位。


    正因如此,在雙方的聯合談判進程當中,乃至達成聯合之後,大西軍餘部均能夠成功保住自身相對獨立的地位。這意味著大西軍餘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製定戰略方針,調配資源,從而更好地發揮出自身的戰鬥力和影響力。


    同時,擁有獨立地位也讓大西軍餘部在與永曆小朝廷的合作關係中具備更多話語權,得以更有效地維護自身利益,並為抗擊清軍貢獻更大力量。


    其次,大順軍所遺留下來的部分軍隊展開的聯合南明政權共同抵抗清軍的行動,最終卻因為永曆朝廷中的君臣一開始就對其加以利用並心生猜忌,接著又采取排斥、打壓甚至是分化瓦解等手段而以失敗告終。


    起初,大順軍餘部懷著滿腔的熱情與南明政權合作,希望能夠借助雙方的力量抵禦清軍的入侵,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然而,他們很快便發現,永曆君臣並非真心實意地接納他們,而是將他們視為可以利用的工具。這種被利用的感覺讓大順軍餘部感到十分失望和憤怒。


    隨著時間的推移,永曆君臣不僅沒有給予大順軍餘部應有的信任和支持,反而對他們百般猜疑和防範。在軍事決策方麵,永曆君臣常常忽視大順軍餘部的意見和建議,導致多次作戰失利。此外,永曆君臣還試圖削弱大順軍餘部的實力,通過各種手段剝奪他們的兵權和資源。


    麵對這樣的局麵,大順軍餘部逐漸意識到,如果繼續依附於永曆小朝廷,他們將永遠無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更不可能有效地抗擊清軍。於是,他們毅然決定擺脫永曆小朝廷的束縛,先後離開南明政權,輾轉前往荊襄一帶,依靠自身的力量堅持抗清鬥爭。


    大順軍餘部因失去主動權而導致聯明抗清失敗的慘痛教訓,給後來的大西軍餘部敲響了警鍾。大西軍餘部從中吸取經驗,明白了在與其他勢力合作時,必須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主動權,不能輕易被他人利用和擺布,隻有這樣才有可能取得抗清鬥爭的勝利。


    在當前如此嚴峻的局勢之下,繼大順軍餘部聯手南明政權共同抗擊清軍卻遭受挫折之後,大西軍餘部再次站出來,提出要與永曆小朝廷攜手合作,一同對抗清軍。


    然而擺在他們麵前的卻是一個至關重要且關乎生死存亡的抉擇:究竟是會像大順軍餘部那樣重蹈覆轍?還是能夠汲取前人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始終堅守聯合的自主性呢?這個問題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頭頂,時刻威脅著大西軍餘部的未來命運。


    不得不說,永曆政權在眾多民眾的心目當中確實成功地豎起了一麵鮮明的抗清大旗。


    但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擁有這樣崇高的聲望,永曆政權卻未能真正掌握聯合陣線的領導大權。倘若永曆君臣能夠如願以償地獲取到聯合陣線裏實實在在而並非徒有虛名的領導地位,那麽他們不僅將掌控住湘、桂、粵等部分地區,還能牢牢把握雲、貴兩省的控製權。與此同時,對於這些區域內日後的財產以及權力如何重新分配,也將由他們說了算。


    可反過來講,如果大西軍餘部在這場聯合行動中失去了自身應有的獨立性,無法獲得實際的主導權力,那無異於拱手讓出了他們在雲貴一帶曆經千辛萬苦才贏得的勝利果實。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等待著大西軍餘部的恐怕隻有覆滅一途。所以,對於大西軍餘部而言,如何在這次聯合抗清的浪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扞衛自己的權益,將直接決定其最終的結局。


    自孫可望派遣代表前往永曆小朝廷商議“聯合恢剿”事宜起,直至 1651 年 4 月期間,永曆小朝廷在形勢所迫之下,不得不認可孫可望的秦王封號。在此段漫長的時光裏,孫可望始終堅定不移地將“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以及大西軍領導集團務必掌控全軍權力這兩項要求,視作談判能夠繼續推進的前提條件。


    乍看之下,於整個談判進程之中,孫可望似乎的確是以能否獲取永曆小朝廷賜予的“秦王”封號來決定自身態度及行動方向的。然而,我們絕不可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他執意要求獲得秦封,並不僅僅出於滿足個人私欲,而是有著更深層次且合理的考量。其一,此舉旨在讓南明政權正式承認張獻忠領導起義的合法性與正義性;其二,則是希望通過確保大西軍在聯合陣線內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更好地組織力量抵禦清兵入侵,收複失去的領土。


    麵對如此情形,永曆君臣曾絞盡腦汁,先後謀劃冊封孫可望為“景國公”“平遼王”以及“冀王”等等。可惜的是,這些名號皆未能入得了孫可望之眼,他堅決推辭不肯接受。這種行為一方麵展現出他為達成個人目標時那股近乎執拗的頑強勁兒,但另一方麵,也充分彰顯了他在麵對南明君臣時毫不退縮、分毫必爭的不屈鬥爭精神。


    話說那孫可望在雲南稱王之後,行事作風可謂獨樹一幟。其所鑄之印,依舊沿襲張獻忠之時的樣式,全然不顧及永曆小朝廷的印信,直接將其廢棄。待到正式受冊封成為“秦王”之際,更是大展宏圖,設立起六部以及翰林院等機構,並著手籌備編修國史之事,擺出一副要自立一國的架勢。


    且說這大西軍,向來自成一套體係,即便如今孫可望獲封王位,也絕無可能舍棄大西軍一貫秉持的獨立自主原則。非但如此,孫可望憑借自身強大的實力與地位,竟將永曆小朝廷強行遷至貴州安龍一帶,並實施嚴密監控。但凡有大小戰事,或是誅殺、斬立決之類的事宜,乃至封賞上奏,皆是先斬後奏,絲毫不給永曆小朝廷留半點餘地。


    更令人咋舌的是,孫可望與其麾下的大西軍將士們,竟公然稱呼永曆帝為“皇帝一口”,此等稱謂之中,飽含著對那至高無上、尊貴無比的封建帝王的深深蔑視與挑釁意味。他們不單在言語上這般不敬,更是從政治、軍事以及經濟等多個層麵,向永曆帝施加壓力,逼迫其讓出皇位,同時還積極籌謀建立一個不再由朱家子孫擔任皇帝的所謂“後明”王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孫可望極力維護大西軍獨立性的這一舉動,竟如同導火索一般,引發了大西軍內部激烈的分裂。事實上,這種分裂的隱患早就在張獻忠逝世之後便已悄然埋下,尤其是在那至關重要的遵義會議之上。


    在當時,大西軍內部諸多將領對於未來的發展道路各持己見,而其中尤以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分歧最為顯著且深刻。他們兩人在對待永曆帝的態度方麵,可謂是南轅北轍、大相徑庭。


    與此同時,清王朝的存在宛如一顆巨大的磁石,吸引著永曆小朝廷和大西軍餘部的目光。它就像是一種神奇的潤滑劑,巧妙地改變了這兩股原本勢如水火、相互對立的力量的運動軌跡以及作用方向。在共同對抗強大的清王朝這一目標麵前,雙方不得不暫時放下彼此間的嫌隙與爭鬥,攜手合作,形成了聯合抗清的嶄新局麵。


    永曆小朝廷妄圖借助強大的大西軍力量來重新構建那個已被明末洶湧澎湃的農民戰爭所推翻的朱明王朝。可是,此時的永曆小朝廷已然千瘡百孔,不堪一擊。


    先說政治方麵,其內部吏治極度腐敗,官員們貪汙受賄成風,百姓怨聲載道。而朝堂之上更是黨派紛爭不斷,各方勢力相互傾軋,使得整個朝政混亂無序,國家治理陷入癱瘓狀態,如此這般,可謂是衰弱到了極致。


    再看經濟狀況,簡直是慘不忍睹。據記載:“凡永曆及隨行文武支糧食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這意味著小朝廷連最基本的財政收入都無法保障,更別提去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了。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就如同人體失去了血液供應一樣,任何機構想要正常運轉都是天方夜譚。


    至於軍事力量,那就更加薄弱了。自從何騰蛟、李成棟等率領的明軍相繼戰敗潰散之後,“自扈從以外,無一卒一民為朝廷有矣”。也就是說,除了皇帝身邊那點微不足道的護衛力量之外,整個小朝廷幾乎已經沒有可用之兵,也沒有願意擁護他們的子民。在這種情況下,永曆小朝廷實際上已經淪為了受孫可望挾製和操控的一個傀儡政權。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行將就木的小朝廷卻依舊高高在上地占據著所謂的“正統”地位,並且還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將前來聯合的大西軍餘部視為需要招安的“流賊”。更為糟糕的是,他們竟然把大西軍中孫、李之間存在的矛盾巧妙地利用起來,當作自己黨內鬥爭的工具,企圖從中謀取私利。殊不知,這樣做無異於飲鴆止渴,最終隻會加速自身的滅亡。


    大西軍心懷壯誌,他們渴望借助永曆小朝廷那所謂的“正統”之名號,以此來強化自身於聯明抗清這場波瀾壯闊的鬥爭之中的主導地位。如此一來,便能進一步鞏固並拓展其在雲、貴地區已然斬獲的輝煌戰果。他們立誌要擊敗清軍這一勁敵,從而構築起屬於自己的“後明”王朝,成就一番千秋霸業。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自大西軍著手經營雲、貴根據地伊始,內部便顯露出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身為第一領袖的孫可望與才華橫溢且實力雄厚的第二領袖李定國之間那種相互爭奪霸主地位的激烈爭鬥。兩人都誌存高遠,皆欲掌控全局,這種權力欲望的碰撞使得彼此間的關係愈發緊張。


    而孫可望一心謀求稱帝之舉以及他那封建家長式的統禦部下將領之法,更是猶如火上澆油一般,極大地加劇了大西軍內部的離心傾向。許多將領對孫可望的專權行為心生不滿,紛紛開始考慮自己的出路。原本團結一心、眾誌成城的大西軍逐漸陷入了內部分裂的困境,這無疑給他們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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