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之製，文武同流，禮製軍製，初不能分。[13]貴族傳統及其“榮譽、責任、信仰”，互為表裏。禮崩樂壞，自軍製始，次第牽動全民。
管子變法，“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國語·齊語》）。
繆公伐晉，“野人之嚐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鬥於車下”（《呂氏春秋·愛士》）。
趙簡子伐範氏、中行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左傳·哀公二年》），平民得為士。
此皆封建將崩而未壞、世運將轉、平民將興、新舊雜陳、鼓蕩相激之兆。伯裏克利時代—文藝複興時代皆有貴族解體背景在，文明青春黃金期幻覺之一，即在自信精力無窮、盛世秘訣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賴於若幹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無從複製，人智難及。
此刻戎務，尚守禮製，競技為先，仁義是尚，不以成敗為核心價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義重於生，究係禮樂幹城。秦繆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幹“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大忌，受極惡之“繆”諡號，彰其遺惡甚於淫昏之靈、隱。此儒道之萬古江河，當時之“普世”“底線”論。楚莊複蔡社稷，不愛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已得禮樂之精——懷百工、來遠人、興滅國、繼絕世。[14]故列強不複夷狄視之，莊王由此始能與諸夏之君並列，否則其功業豈足比肩成王、繆王。
戎以求榮，守《司馬法》，不禽二毛、不重傷。[15]千乘之國為大。大役“三軍盡沒”，不過數千。三鼓成列，及暮勝負已分。尚有嫌其遷延，乃欲“滅此朝食”者。《左傳》時代之戎務，大略類此。故而當時社會視從戎為貴族特權及榮譽，平民有賢者得入戎行，皆以為榮，不以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衛、吳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構主義”洪水滔天。廉潔可辱，愛民可煩，不容禮義廁足其間。上古以德，中世用賢，今世爭力，“專製平等主義”進入曆史，以“軍功麵前授爵平等”為突破口，曆史怒馬狂奔，“千乘之國”未嚐於“萬乘之國”稍息片刻，直入長平式“舉國總體戰”，所賭者非一將一軍，而係一國丁男之全。軍役之榮耀一變為血貢之恐怖，是以“卒之母”聞大將與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賢”“無類”之“啟蒙主義平等”理想落實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現實政治”之於“普遍價值”，已有不能兩立之勢。儒者以“螳臂當車”自況、“寧蹈東海”自任，已開“節烈論”之漸，實有壯懷，非如後世末流“僅責幼弱”。
六王畢，四海一，始皇“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徑以文法吏治黔首，沒路王孫滿市曹，貴族平民界線化為烏有。
於是有“百姓初帶劍”，新新人類誕生。
韓信帶劍，受“王孫”之稱而居之不疑，不受決鬥挑戰，不守貴族榮譽法典、效子路結纓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時淪為當時之“韓跑跑”。以舊貴族心理自屬荒謬絕倫，然以平民“成功學”心理，個人（“為天下者不顧家”）發跡變泰（混跡於政治階級）為根本目的，餘者不過手段而已，謀大者不計小，目的豈為手段設？
此類思路，稍進半步，即入流氓無產者馬基雅維利主義，“分我一杯羹”。漢家賴此而得鹿。
韓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麵形象進入民間俗文化，列國鮮見，折射平民化、同質化早熟，寒門心態主流化之“中國特色”。
舊貴族項氏、田氏身即政治階級，與國同戚，無所謀於“發跡變泰”“成功學”，起兵為楚、齊曆史光榮，豈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為一物，舉義原為鋤秦政，複齊桓、晉文之世，若必以秦政為法、“棄禮義而上首功”始得求勝，真所謂“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詭謀，亦同此心。於己“求仁得仁”，於敵“授柄與人”。
以義帝繼周天子，複列國之局，非項氏私誌，實關東舉義共同綱領最大公約數，所爭者僅在“誰有資格繼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漢王即位垓下，亦出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於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諸侯之首”（周政），即楚漢間憲法問題之首。
漢高權謀政客，富於現實感，但求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絕不為抽象理論以現實利益為賭注。“垓下綱領”乃眾霸君相互承認既得利益，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後由近及遠，徐圖進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貫高之謀。漢王辱趙，非張王有罪[16]，殆欲發動葛蘭西“文化革命”“陣地之戰”，確立“天下一人，諸侯不過順民之受寵者”意識，粉碎“諸侯有國，天子乃國際聯盟榮譽主席”舊觀念。張王吾家賢婿，自當配合表演，否則以韓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謹事漢之趙？無奈趙王知趣，趙國公卿偏泥於故事，以為漢之待趙，當如齊桓禮魯、晉文存蔡。於是，大獄生焉。
漢家全勝於近畿，漸及於遠邦，乃有吳楚七國之亂、淮南衡山之獄，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戶亡秦、楚漢鴻溝之餘燼複燃。吳王詔“孤王六十許、幼孫十四皆從軍，少於餘、壯於孫者當從”，即秦昭襄王長平總動員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軍前）翻版，“全民總體戰”[17]告別演出。前此之封建戰爭不與野人，後此之帝位戰爭不與順民。舍法國大革命至兩次世界大戰二百年外，人類無此傾國之戰。[18]
曆史終結後，“末人”甚少能維持曆史理解力。清聖祖不信有長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穀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之自作聰明，皆視周秦之變為後世尋常改朝換代，爭位固位之技術高低而已。設若有朝一日，西歐文人高論“丘翁戴帥不知劫盟軍，據柏林總理府，自為全歐領袖，劃英法為行省，執著於衣錦還鄉何為”，吾輩即知“曆史終結”業已實現於全球。
曆史之人視史後之人，如人視群蟻，輕蔑摻雜羨慕。生於遊戲規則既定之世，舍個人時運窮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實而心常虛，頗有混沌之福，畢生不解自由、抉擇、責任之無限痛苦、無限孤獨，其命運於出生之先，已由曆史之人預斷，雖有賢聖深謀，不過修正曆史細節而已，遠不及曆史之人縱屬無心過客，亦可以其“初始條件敏感性”“路徑依賴”盡翻全棋。
吳楚拒漢，兵車之外，亦有思想之戰。法出三晉，儒出鄒魯，道出南國，墨出殷宋，鄉風宗風，百年不易。長安朝廷意識形態，以名法為內核，至武宣不改，相繼以黃老、儒術、陰陽為緣飾。《淮南王書》則以道家為主，稍取儒墨為補綴，流衍之餘，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說。
“清君側”實質含義，即長安朝廷周天子化，複諸侯戰國式自由，其時關東諸侯召遊士、養遊俠，原係小戰國殘餘。“大決戰”、“中國之命運”後衛戰塵埃落定，此後雖有親藩之亂，皆個人或集團爭位，無涉“體製問題”，曆史步入終結。[19]
秦政或“專製平等主義”可以廢貴族，而不能無權貴。貴族者，以曆史資源先於絕對君主製而存者，君主依賴性低於文人士大夫，可以殺專製之勢。權貴者，宮廷恩幸，舍君恩無所恃，君主依賴性高於文人士大夫，天然傾向於以“君權原教旨主義”破壞文人士大夫“可持續君權節製主義”，國破家亡出此輩者十居七八。前現代國家，曆史貴族早衰者，無不流於東方專製主義陷阱。華夏距此，通常不過半步之遙，而此半步端賴“無恒產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貴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則有形態之貴族反對者，實有利於無原則無形態流氓無產者。順民免於列國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無所逃也”之苦。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費午餐存乎其間。
封建已廢，以順民專製主義為國本，流氓無產者與士大夫爭國運，即“曆史的選擇”“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時代挾外力降臨，始有重新選擇機會。“我們通過選擇我們的神明，來選擇我們的命運。”
骰子尚未落地。
管子變法，“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國語·齊語》）。
繆公伐晉，“野人之嚐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鬥於車下”（《呂氏春秋·愛士》）。
趙簡子伐範氏、中行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左傳·哀公二年》），平民得為士。
此皆封建將崩而未壞、世運將轉、平民將興、新舊雜陳、鼓蕩相激之兆。伯裏克利時代—文藝複興時代皆有貴族解體背景在，文明青春黃金期幻覺之一，即在自信精力無窮、盛世秘訣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賴於若幹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無從複製，人智難及。
此刻戎務，尚守禮製，競技為先，仁義是尚，不以成敗為核心價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義重於生，究係禮樂幹城。秦繆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幹“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大忌，受極惡之“繆”諡號，彰其遺惡甚於淫昏之靈、隱。此儒道之萬古江河，當時之“普世”“底線”論。楚莊複蔡社稷，不愛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已得禮樂之精——懷百工、來遠人、興滅國、繼絕世。[14]故列強不複夷狄視之，莊王由此始能與諸夏之君並列，否則其功業豈足比肩成王、繆王。
戎以求榮，守《司馬法》，不禽二毛、不重傷。[15]千乘之國為大。大役“三軍盡沒”，不過數千。三鼓成列，及暮勝負已分。尚有嫌其遷延，乃欲“滅此朝食”者。《左傳》時代之戎務，大略類此。故而當時社會視從戎為貴族特權及榮譽，平民有賢者得入戎行，皆以為榮，不以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衛、吳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構主義”洪水滔天。廉潔可辱，愛民可煩，不容禮義廁足其間。上古以德，中世用賢，今世爭力，“專製平等主義”進入曆史，以“軍功麵前授爵平等”為突破口，曆史怒馬狂奔，“千乘之國”未嚐於“萬乘之國”稍息片刻，直入長平式“舉國總體戰”，所賭者非一將一軍，而係一國丁男之全。軍役之榮耀一變為血貢之恐怖，是以“卒之母”聞大將與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賢”“無類”之“啟蒙主義平等”理想落實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現實政治”之於“普遍價值”，已有不能兩立之勢。儒者以“螳臂當車”自況、“寧蹈東海”自任，已開“節烈論”之漸，實有壯懷，非如後世末流“僅責幼弱”。
六王畢，四海一，始皇“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徑以文法吏治黔首，沒路王孫滿市曹，貴族平民界線化為烏有。
於是有“百姓初帶劍”，新新人類誕生。
韓信帶劍，受“王孫”之稱而居之不疑，不受決鬥挑戰，不守貴族榮譽法典、效子路結纓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時淪為當時之“韓跑跑”。以舊貴族心理自屬荒謬絕倫，然以平民“成功學”心理，個人（“為天下者不顧家”）發跡變泰（混跡於政治階級）為根本目的，餘者不過手段而已，謀大者不計小，目的豈為手段設？
此類思路，稍進半步，即入流氓無產者馬基雅維利主義，“分我一杯羹”。漢家賴此而得鹿。
韓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麵形象進入民間俗文化，列國鮮見，折射平民化、同質化早熟，寒門心態主流化之“中國特色”。
舊貴族項氏、田氏身即政治階級，與國同戚，無所謀於“發跡變泰”“成功學”，起兵為楚、齊曆史光榮，豈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為一物，舉義原為鋤秦政，複齊桓、晉文之世，若必以秦政為法、“棄禮義而上首功”始得求勝，真所謂“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詭謀，亦同此心。於己“求仁得仁”，於敵“授柄與人”。
以義帝繼周天子，複列國之局，非項氏私誌，實關東舉義共同綱領最大公約數，所爭者僅在“誰有資格繼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漢王即位垓下，亦出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於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諸侯之首”（周政），即楚漢間憲法問題之首。
漢高權謀政客，富於現實感，但求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絕不為抽象理論以現實利益為賭注。“垓下綱領”乃眾霸君相互承認既得利益，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後由近及遠，徐圖進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貫高之謀。漢王辱趙，非張王有罪[16]，殆欲發動葛蘭西“文化革命”“陣地之戰”，確立“天下一人，諸侯不過順民之受寵者”意識，粉碎“諸侯有國，天子乃國際聯盟榮譽主席”舊觀念。張王吾家賢婿，自當配合表演，否則以韓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謹事漢之趙？無奈趙王知趣，趙國公卿偏泥於故事，以為漢之待趙，當如齊桓禮魯、晉文存蔡。於是，大獄生焉。
漢家全勝於近畿，漸及於遠邦，乃有吳楚七國之亂、淮南衡山之獄，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戶亡秦、楚漢鴻溝之餘燼複燃。吳王詔“孤王六十許、幼孫十四皆從軍，少於餘、壯於孫者當從”，即秦昭襄王長平總動員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軍前）翻版，“全民總體戰”[17]告別演出。前此之封建戰爭不與野人，後此之帝位戰爭不與順民。舍法國大革命至兩次世界大戰二百年外，人類無此傾國之戰。[18]
曆史終結後，“末人”甚少能維持曆史理解力。清聖祖不信有長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穀稱西帝，何必鴻門殺沛公”之自作聰明，皆視周秦之變為後世尋常改朝換代，爭位固位之技術高低而已。設若有朝一日，西歐文人高論“丘翁戴帥不知劫盟軍，據柏林總理府，自為全歐領袖，劃英法為行省，執著於衣錦還鄉何為”，吾輩即知“曆史終結”業已實現於全球。
曆史之人視史後之人，如人視群蟻，輕蔑摻雜羨慕。生於遊戲規則既定之世，舍個人時運窮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實而心常虛，頗有混沌之福，畢生不解自由、抉擇、責任之無限痛苦、無限孤獨，其命運於出生之先，已由曆史之人預斷，雖有賢聖深謀，不過修正曆史細節而已，遠不及曆史之人縱屬無心過客，亦可以其“初始條件敏感性”“路徑依賴”盡翻全棋。
吳楚拒漢，兵車之外，亦有思想之戰。法出三晉，儒出鄒魯，道出南國，墨出殷宋，鄉風宗風，百年不易。長安朝廷意識形態，以名法為內核，至武宣不改，相繼以黃老、儒術、陰陽為緣飾。《淮南王書》則以道家為主，稍取儒墨為補綴，流衍之餘，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說。
“清君側”實質含義，即長安朝廷周天子化，複諸侯戰國式自由，其時關東諸侯召遊士、養遊俠，原係小戰國殘餘。“大決戰”、“中國之命運”後衛戰塵埃落定，此後雖有親藩之亂，皆個人或集團爭位，無涉“體製問題”，曆史步入終結。[19]
秦政或“專製平等主義”可以廢貴族，而不能無權貴。貴族者，以曆史資源先於絕對君主製而存者，君主依賴性低於文人士大夫，可以殺專製之勢。權貴者，宮廷恩幸，舍君恩無所恃，君主依賴性高於文人士大夫，天然傾向於以“君權原教旨主義”破壞文人士大夫“可持續君權節製主義”，國破家亡出此輩者十居七八。前現代國家，曆史貴族早衰者，無不流於東方專製主義陷阱。華夏距此，通常不過半步之遙，而此半步端賴“無恒產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貴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則有形態之貴族反對者，實有利於無原則無形態流氓無產者。順民免於列國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無所逃也”之苦。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費午餐存乎其間。
封建已廢，以順民專製主義為國本，流氓無產者與士大夫爭國運，即“曆史的選擇”“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時代挾外力降臨，始有重新選擇機會。“我們通過選擇我們的神明，來選擇我們的命運。”
骰子尚未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