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之義，以鄉議風評選賢，以踐孔門“無類”之心。就其出發點而言，品鑒人倫（清談之祖），即儒士核心價值觀之社會化；臧否時政（清流之要），即儒教核心價值觀之政治化。二者實為一物之內外層，絕非對立二物。故爾，成說“清流懼黨獄而絕，儒士逃於清談，相率棄社會責任於不顧，以談空說玄為逃避現實之術，自蹈於永嘉之禍。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皆根於此”[44]頗有似是而非之處。陳寅恪“吾國學術近於羅馬”即缺乏無涉政治、倫理之純粹學術，魏晉清談之所謂“中國哲學史或玄學史”，稍究其伏脈，即知其“黨性高於一切”。[45]
許靖、許劭兄弟之“月旦評”，即當時之顯學“人倫臧否”公認大師。東京儒學不承認公域私域自有界別，故而良治必出賢人，輿論高於政治。許氏之“亡我之心不死”，開關東牧守舉兵內向之漸，前已論及；然則尤為重要者，月旦之學，未嚐與許氏兄弟相始終，為官府、民間公認為選舉社會氣運所係。就個案而言，選舉或有不當；就通國而言，拔人別無他術。當塗之九品中正，內容無非臨摹月旦，實清議臧否之國有化、係統化、製度化。魯肅之“付鄉黨”、譙秀之“辭辟命”是也，宋武帝之“清議所棄鹹與維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議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餘風延及中唐。殷浩之“如蒼生何”、謝安之“東山養望”，顯係東京李黃陳郭（李膺、黃憲、陳蕃、郭泰）諸名士之“養望術”發揚光大，曆史連續性不以易代弑君、異族闌入而中斷。
回顧當塗、典午之際，所謂清談玄學問題，首在《四本論》，即才性離合問題。鍾會之才性論，欲翻曹公求賢三詔所定之“選舉標準答案”，即篡魏之先聲，大小中正視才性論，如宋代考官視《三經新義》問題，乃“考驗黨性”生死關頭。及於東渡，王導之清談，所以調和南北士類、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謝安、袁宏、晉簡文帝之清談，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遊。袁宏、桓溫之“運有興廢”辯，即布拉格“他們知不知道”之曆史責任問題 [46]；謝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談之過”論，即“中國向何處去”論；劉毅之“正始出風流”，即江東名士存心晉室之最後掙紮；宋武帝之“清議所棄鹹與維新”，即反擊劉毅、司馬休之複辟，重申曹公、李豐、夏侯玄、王廣才性論之馬棰[47]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沈隱侯仍致不滿。
渡江名士致命之傷，在於從娘胎裏帶來的軍事軟弱性，門第異於封建者亦於此。王馬[48]所共之天下，軍事基礎遠不及孫吳，建鄴君臣懸命於藩鎮平衡術之手，百年不易。前後列朝視為營養保健品之政治太極，於彼竟為五穀不可一日無。清談者，修心養智靜氣精意之要，相業之基也。顧榮之逆陳敏，不發一矢，輕搖白羽扇（此物乃風流名士必備行頭，非諸葛武侯個人創意），以諸卿乃從老傭一語直撥敵營“樸素的階級感情”，賊眾自散，陳敏兄弟走死江幹。[49]王導之為元臣，手無寸鐵，所賴之流民帥皆“階級敵人”，所恃亦唯清談。祖豫州（祖逖）縱兵白下，耀贓席前，即楚子觀九鼎之意。導之智急氣靜亦不下王孫滿，以空城計令流民帥莫測虛實，貼然北渡，去京師肘腋之患，樹北門金城之固。謝安之弈棋淝水，漫言“小兒輩大破賊”，以柔克剛，挫桓溫九錫之請。無往而非清談之政治運用，孰雲燕譚即逃避之遁詞哉！此術玄妙，“五分鍾作畫，須賴五十年練筆”者，知其形不解其神，僅效“五分鍾作畫”者，必至簣事。元規（庾亮）之待蘇峻，襲用王-祖舊本，而天子蒙塵矣。
玄辯所以析理，析理所以習智，佛學名理之精遠勝東土舊學，故而借清談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於愛智習辯，非以信仰，亦無非儒之心，非獨六朝，後世亦然。義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辯好智，多習二氏（佛、道兩家），荊公（王安石）、坡公（蘇軾）皆是；保守派（經驗派）儒生多稱許木訥，多疾異端，信史輕經，傅奕、溫公（司馬光）皆是。此義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曆史軸線，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裝集團之階級鬥爭。《世說新語》之階級對話如下：
“老賊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輩哪得坐談？”[50]
無武裝集團欲淩駕於武裝集團之上，太極內交學、輿論導向學[51]何可稍鈍？二者皆附清談而立，故清談衰而門第盡，門第盡而金陵王氣終於三百年矣。
王謝門閥之流民政策，以江表為絕對國防圈，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屬宅地專用。非我類而已自成指揮體係者，以柔道驅之上流、驅之河淮，為王障虜，無論成敗，皆建鄴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義，實則乃祖久已“做得說不得”，孽孫偏取“說得做不得”，顯係技巧衰退，琅琊門第乏才，宜陳郡謝氏太極學代興。
流民諸帥不過無文，豈皆白癡？蔡豹、郭默，前車共鑒。抱血誠而萬裏歸義、懷怨毒而反戈內向者，前後相繼。祖約之淮西集團、蘇峻之海岱集團、姚襄之秦涼集團，皆侯景之先驅。桓氏之雍荊集團、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團、齊高之青齊淮北集團、梁武之樊鄧集團，終置馬棰於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極、輿論二學，亦與時俱退。謝晦之易君蹈死，較清談伴友謝傅（謝安）、簡文（司馬昱）之從容默契，相去萬萬。謝朏[52]之舉燭默耳，唯求自保耳。迄於梁陳，名士化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練筆”為何物，目“五分鍾作畫”為作秀現場，是以洋相百出，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達之知，守朱雀橋，據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定理，因應政變，乃名士基本功、相業之根芽。衛主破賊，名垂竹帛固無不可；順天應人，以儒門看家本領“愚君政策”，令彼入我範圍，其功亦屬不細。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擺足顧榮、謝艾羽扇綸巾，王氏兄弟臨白刃而不動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盡露，主帥棄橋狂奔，三軍解體，武帝餓死台城。王褒侍元帝，臨危以速降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東王師，北來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辯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譏，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時也數也。梁亡則南朝氣盡，陳家與蠻夷共治；一統則關隴與河北爭，江東不與。華夏之餘燼名存實亡，文中子誌建鄴平毀[53]，哀禮樂也。
輿論政治開辟門閥政治，輿論領袖由學閥而政閥，唯華夏有之。六朝門第非如錢穆所雲“棄儒入道法”，實則門第自身及其命脈——家風家學家教皆儒學“賢人主義”“道德輿論主義”“禮樂價值觀”“政治倫理家族化”邏輯終點。“王氏青箱學”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傳宗接代主義”皆凝固於魏晉，大異秦漢原子化小家庭及其節育主義，唐人掠其美（或惡？）。[54]廢秦刑典，用周變秦，亦於魏晉之間。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後勝利也。唐人通盤繼之，無所創益，麵目迥異漢獄純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階級與儒生齊，列朝於唐僅補綴耳。
儒學和平演變，唯有自政治表層深入社會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拋棄政治者，實為民間設想轉為既成體製，已失爭議價值。無此日常儒學及其家族傳承主義，華夏未必不效羅馬，淪為地理名詞，奉山河於用通古斯語、信佛教，以普六茹、樹洛幹為習用姓名之新邦。成敗臧否，殊亦難言。
附注：
六朝門第有“社稷之忠”理論，大意敷陳“晏子不死君難”說，以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從之；死私怨者，私屬膩友從之。為士人者，自署於私屬之列，不知廉恥也。南朝之多“好臣”於“歲一易主”之日，不斷運用上述理論。
六朝及初唐君主於此論不甚愜意，拔寒人、用蕃將為其抵製手段。貌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者忠誠度高，殺身殉君（秦繆所以為“繆”者）、事君以私，為太子所不甘為、儒臣所不能為，宋齊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體會和無限感慨。藩鎮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詞反複現身，無論勤王拒畔，還是從主謀叛，皆以“忠一人耳”為理論依據。
延及後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漢兒）多智，畢竟自家骨頭根底”學說。北洋諸將之“北人誠樸忠信，是以得國，教部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機詐覆我民德”學說，現今之“知識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聰明），還是工農幹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論，可相發明。
許靖、許劭兄弟之“月旦評”，即當時之顯學“人倫臧否”公認大師。東京儒學不承認公域私域自有界別，故而良治必出賢人，輿論高於政治。許氏之“亡我之心不死”，開關東牧守舉兵內向之漸，前已論及；然則尤為重要者，月旦之學，未嚐與許氏兄弟相始終，為官府、民間公認為選舉社會氣運所係。就個案而言，選舉或有不當；就通國而言，拔人別無他術。當塗之九品中正，內容無非臨摹月旦，實清議臧否之國有化、係統化、製度化。魯肅之“付鄉黨”、譙秀之“辭辟命”是也，宋武帝之“清議所棄鹹與維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議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餘風延及中唐。殷浩之“如蒼生何”、謝安之“東山養望”，顯係東京李黃陳郭（李膺、黃憲、陳蕃、郭泰）諸名士之“養望術”發揚光大，曆史連續性不以易代弑君、異族闌入而中斷。
回顧當塗、典午之際，所謂清談玄學問題，首在《四本論》，即才性離合問題。鍾會之才性論，欲翻曹公求賢三詔所定之“選舉標準答案”，即篡魏之先聲，大小中正視才性論，如宋代考官視《三經新義》問題，乃“考驗黨性”生死關頭。及於東渡，王導之清談，所以調和南北士類、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謝安、袁宏、晉簡文帝之清談，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遊。袁宏、桓溫之“運有興廢”辯，即布拉格“他們知不知道”之曆史責任問題 [46]；謝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談之過”論，即“中國向何處去”論；劉毅之“正始出風流”，即江東名士存心晉室之最後掙紮；宋武帝之“清議所棄鹹與維新”，即反擊劉毅、司馬休之複辟，重申曹公、李豐、夏侯玄、王廣才性論之馬棰[47]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沈隱侯仍致不滿。
渡江名士致命之傷，在於從娘胎裏帶來的軍事軟弱性，門第異於封建者亦於此。王馬[48]所共之天下，軍事基礎遠不及孫吳，建鄴君臣懸命於藩鎮平衡術之手，百年不易。前後列朝視為營養保健品之政治太極，於彼竟為五穀不可一日無。清談者，修心養智靜氣精意之要，相業之基也。顧榮之逆陳敏，不發一矢，輕搖白羽扇（此物乃風流名士必備行頭，非諸葛武侯個人創意），以諸卿乃從老傭一語直撥敵營“樸素的階級感情”，賊眾自散，陳敏兄弟走死江幹。[49]王導之為元臣，手無寸鐵，所賴之流民帥皆“階級敵人”，所恃亦唯清談。祖豫州（祖逖）縱兵白下，耀贓席前，即楚子觀九鼎之意。導之智急氣靜亦不下王孫滿，以空城計令流民帥莫測虛實，貼然北渡，去京師肘腋之患，樹北門金城之固。謝安之弈棋淝水，漫言“小兒輩大破賊”，以柔克剛，挫桓溫九錫之請。無往而非清談之政治運用，孰雲燕譚即逃避之遁詞哉！此術玄妙，“五分鍾作畫，須賴五十年練筆”者，知其形不解其神，僅效“五分鍾作畫”者，必至簣事。元規（庾亮）之待蘇峻，襲用王-祖舊本，而天子蒙塵矣。
玄辯所以析理，析理所以習智，佛學名理之精遠勝東土舊學，故而借清談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於愛智習辯，非以信仰，亦無非儒之心，非獨六朝，後世亦然。義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辯好智，多習二氏（佛、道兩家），荊公（王安石）、坡公（蘇軾）皆是；保守派（經驗派）儒生多稱許木訥，多疾異端，信史輕經，傅奕、溫公（司馬光）皆是。此義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曆史軸線，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裝集團之階級鬥爭。《世說新語》之階級對話如下：
“老賊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輩哪得坐談？”[50]
無武裝集團欲淩駕於武裝集團之上，太極內交學、輿論導向學[51]何可稍鈍？二者皆附清談而立，故清談衰而門第盡，門第盡而金陵王氣終於三百年矣。
王謝門閥之流民政策，以江表為絕對國防圈，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屬宅地專用。非我類而已自成指揮體係者，以柔道驅之上流、驅之河淮，為王障虜，無論成敗，皆建鄴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義，實則乃祖久已“做得說不得”，孽孫偏取“說得做不得”，顯係技巧衰退，琅琊門第乏才，宜陳郡謝氏太極學代興。
流民諸帥不過無文，豈皆白癡？蔡豹、郭默，前車共鑒。抱血誠而萬裏歸義、懷怨毒而反戈內向者，前後相繼。祖約之淮西集團、蘇峻之海岱集團、姚襄之秦涼集團，皆侯景之先驅。桓氏之雍荊集團、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團、齊高之青齊淮北集團、梁武之樊鄧集團，終置馬棰於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極、輿論二學，亦與時俱退。謝晦之易君蹈死，較清談伴友謝傅（謝安）、簡文（司馬昱）之從容默契，相去萬萬。謝朏[52]之舉燭默耳，唯求自保耳。迄於梁陳，名士化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練筆”為何物，目“五分鍾作畫”為作秀現場，是以洋相百出，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達之知，守朱雀橋，據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定理，因應政變，乃名士基本功、相業之根芽。衛主破賊，名垂竹帛固無不可；順天應人，以儒門看家本領“愚君政策”，令彼入我範圍，其功亦屬不細。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擺足顧榮、謝艾羽扇綸巾，王氏兄弟臨白刃而不動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盡露，主帥棄橋狂奔，三軍解體，武帝餓死台城。王褒侍元帝，臨危以速降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東王師，北來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辯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譏，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時也數也。梁亡則南朝氣盡，陳家與蠻夷共治；一統則關隴與河北爭，江東不與。華夏之餘燼名存實亡，文中子誌建鄴平毀[53]，哀禮樂也。
輿論政治開辟門閥政治，輿論領袖由學閥而政閥，唯華夏有之。六朝門第非如錢穆所雲“棄儒入道法”，實則門第自身及其命脈——家風家學家教皆儒學“賢人主義”“道德輿論主義”“禮樂價值觀”“政治倫理家族化”邏輯終點。“王氏青箱學”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傳宗接代主義”皆凝固於魏晉，大異秦漢原子化小家庭及其節育主義，唐人掠其美（或惡？）。[54]廢秦刑典，用周變秦，亦於魏晉之間。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後勝利也。唐人通盤繼之，無所創益，麵目迥異漢獄純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階級與儒生齊，列朝於唐僅補綴耳。
儒學和平演變，唯有自政治表層深入社會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拋棄政治者，實為民間設想轉為既成體製，已失爭議價值。無此日常儒學及其家族傳承主義，華夏未必不效羅馬，淪為地理名詞，奉山河於用通古斯語、信佛教，以普六茹、樹洛幹為習用姓名之新邦。成敗臧否，殊亦難言。
附注：
六朝門第有“社稷之忠”理論，大意敷陳“晏子不死君難”說，以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從之；死私怨者，私屬膩友從之。為士人者，自署於私屬之列，不知廉恥也。南朝之多“好臣”於“歲一易主”之日，不斷運用上述理論。
六朝及初唐君主於此論不甚愜意，拔寒人、用蕃將為其抵製手段。貌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者忠誠度高，殺身殉君（秦繆所以為“繆”者）、事君以私，為太子所不甘為、儒臣所不能為，宋齊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體會和無限感慨。藩鎮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詞反複現身，無論勤王拒畔，還是從主謀叛，皆以“忠一人耳”為理論依據。
延及後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漢兒）多智，畢竟自家骨頭根底”學說。北洋諸將之“北人誠樸忠信，是以得國，教部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機詐覆我民德”學說，現今之“知識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聰明），還是工農幹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論，可相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