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第2版1序言 等級、格調，新的社會話題
格調（修訂第3版）：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 作者：保羅·福塞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格調》中譯本三年前的出版，在中國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作為策劃者和譯者，我感觸良多。社會等級和生活品味這樣的話題，已經再次進入中國人的生活。但在對此書的評論中，還存在種種試圖淡化或消滅這一話題的努力，雖然這樣做的結果反而強化了爭論。有些批評者將此書的廣受關注簡單地歸咎於“商業炒作”，但在我看來，喜歡將問題簡單化的知識階層“平民代言人”，再一次遠離了大眾社會生活的現實。
1. “階級”還是“格調”
本書的英文名字是“ss”，我將其譯為“格調”，受到一些批評文章的質疑。盡管我在《格調》第1版的前言中已對書名的譯法作了說明，但仍有眾多批評者評頭品足，我如果不予以正麵回答，恐怕真會給讀者造成“有意炒作”之印象。
先從詞義上說。按照《韋伯斯特大辭典》的定義，英語“ss”一詞有多重含義，翻譯過來相當於中文的“種類、階級、階層、等級、班級”以及口語中常用的“格調、品味和檔次”。在此種情形之下，取何種中文譯法，便要斟酌作者的用意和書的內容來恰當決定，而不能僅從標題的字麵意思確定。這大約是翻譯工作的常識。
再者，從內容上說，福塞爾盡管是在討論社會等級，但他的主旨卻集中在各階層人的行為舉止、風範、品味和教養上。社會等級自古有之，但根據人們的生活品味來判斷等級，卻是福塞爾的獨到之處。凡讀過此書的人都能看出，福塞爾並非在寫一本關於美國社會分層理論的學術著作。因此，如果簡單地譯為“階級”、“階層”或“等級”，顯然不能準確反映此書的主題，會對讀者形成誤導。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作者在書中對“ss”一詞的用法，來尋找恰當中譯法的線索。比如，第二章中作者談到肯尼迪在電視裏看到尼克鬆時說：“the guy has no ss”，然後作者補充道：“he was not talking about money”。書中這句話譯為：“‘這家夥一點沒檔次’，當然他指的並非金錢。”那麽肯尼迪說的“ss”是指什麽呢？根據作者上文提到的“……與金錢同樣重要的因素還有風範、品味和認知水平”的語境看，此處的“ss”指的顯然是人的格調、品味或檔次，而不是尼克鬆的社會等級。尼氏當時以副總統身份與肯尼迪競選總統，如何能沒有階級地位？認為“ss”一詞必須譯為“階級”的人，除了對此書的理解存在偏差之外，我不得不說，其英文知識也是有限的。
最後，我想問，從什麽時候開始，翻譯書的書名必須直譯而不能意譯了？若必須直譯，我們今天有多少翻譯書需要改名呢？我至今記得，當年傅東華將美國小說<cite>gone with the wind</cite>翻譯成《飄》，而不是《隨風而去》，曾傳為譯界佳話；再有，朱生豪先生將莎士比亞的<cite>much ado about nothing</cite>譯為《無事生非》而不是《無事空忙》，以及宋兆霖先生將<cite>wuthering heights</cite>譯為《呼嘯山莊》而不是《伍瑟林高地》等等，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並且，港台譯界至今絕大多數譯著的書名仍根據內容意譯。說到底，書名的翻譯是譯者風格和原作內容結合的產物，從來沒有所謂的一定之規。
2. 真問題還是“偽問題”
有文章稱，“格調”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偽問題”（見《南方周末》1999年7月2日《新生活》專欄沈宏非的文章：《一切從〈格調〉開始》），此說法頗令人不解。如果說文章作者自己相當超越，生活格調問題並不進入他的生活，那麽此事可以與之無關，但為何卻必須與他人無關，因而要貶斥為“偽問題”呢？誰有權力為大眾設定“真問題”、“偽問題”的判斷標準？
按照社會學理論，社會問題是不能被憑空製造出來的，而是由社會需求、文化變革與經濟發展決定的，並成為這些因素的外在表象和場景。隨著經濟生活的改善和個人財富的增加，人們追求生活格調的願望也在生長。由於書中對等級社會裏的種種惡俗和奢侈進行了精辟的描述和分析，《格調》一書很自然地抓住了中國讀者的注意力。簡單講，人們之所以要閱讀《格調》，是認為此書討論的問題與自己的生活相關。
盡管此書談論的是美國的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但受全球市場和商業文化滲透的影響，各國社會生活中的共通性已經越來越普遍。因此，不僅僅是作者的視角具有啟示性，作者描寫的生活內容也已經有了大量的中國翻版。無視中國社會今天的生活形態或因對其缺乏觀察而妄下斷言，恰好暴露了知識分子的褊狹。不同文化中的“不可通約之處”固然存在，但由此便將生活格調處理為中國人的“偽問題”，卻不具有任何說服力。
另一方麵，按照這些批評家的邏輯，由於《格調》寫的是美國，因而不是中國的“真問題”，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說，中國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調，在我看來這幾乎是對國人的冒犯。也許中國人的生活再回到過去的“無差別”時代，才比較符合批評家們為國人設計的價值定位。雖然按照沈文的說法，討論這個問題會“淪為最沒有品味的行為之一”，但這一論斷並沒能阻止人們用大量的報刊篇幅從事這一“沒有品味”的行為。
3. 中國之現實
既然爭論集中在對中國現實的不同理解上，對這一現實的判定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時會大為好奇，《格調》批評者眼中的中國社會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個現實。
我所使用的判斷依據大致有三個方麵：物質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這些層麵上，我觀察到的情形是，無論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還是教育、閱讀、運動、娛樂、休閑等文化需求，以及越來越多地對法治、權利、社會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國，都是人們迫切渴望全麵改善的事物。如果實現這些需求的過程重新出現了社會分層，恐怕也是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異，也提供了社會發展的動力。
我的問題是，為什麽如此變化在有些人看來幾乎不能容忍？為什麽給人們提示階層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書被視為“誤導”？難道沒有此書的出版，人們就會終止改善自己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們到底怕什麽呢？
顯然，這些文章都認為隻有金錢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換句話說，隻有金錢是劃分等級和品味高下的標準，沒錢的人斷然不會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調》一書是在譏嘲窮人，標榜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這種看似出於同情“勞苦大眾”而進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勞苦大眾”宣判：他們的生活品味將永遠得不到改善，因為那是有錢人的專利。
認真讀過此書的人知道，這種說法顯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過一個人的格調判斷其社會等級，並非意在提倡等級歧視。第二，作者堅定地認為金錢並不決定人的社會地位，他在書中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一論斷，比如美國總統的例子，名演員的例子，百萬富翁的例子，地方議員的例子等等，他們都很有錢，但都缺少品味。為了說明錢不決定一切的道理，他還舉了“藍先生”與“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類”的概念，為人們擺脫等級困境提供了出路。
其實，《格調》批評者的表麵說法隻是煙霧，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怎樣看待社會分層。
從這些批評中，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嗅出“烏托邦理想”和“平等社會”的潛台詞。他們不能容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的現實。為什麽？其中的原因我隻能猜測，除了對社會現實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個存在等級差別和物質不平等的社會裏，他們作為“精英分子”難以繼續保持自身的優越地位。而在一個“烏托邦”社會中，隻有他們掌握話語霸權，“勞苦大眾”隻能俯首聽命。
至於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這些人的精神優越感：“《格調》的暢銷恰恰是目前趨炎附勢、社會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現，它掌握、利用並且擴大了這樣的趨勢和這樣的潮流。”（見《深圳周刊》林維稼的文章：《〈格調〉：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飯》）
暫且不論《格調》是否具有這樣的魔力，單從以上說法的嚴厲，便可以感覺到這些批評者的頤指氣使。他們能夠並且必須為大眾生活方式的選擇操心，必須代表社會良知行使道德權力。在他們看來，社會中的多數仍然是“勞動人民”或“勞苦大眾”，需要他們的拯救。他們不願麵對社會轉型時期的種種新的社會特征，繼續用他們所特有的話語方式指控人們的生活方式，將人們改善自己生存處境的努力斥為“庸俗”。
說到底，一個沒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會不符合他們的口味，一個存在等級差異的社會令他們無所適從。為了保住自己曾經擁有的知識和話語權力，他們不得不對諸如生活格調這類會令他們“迷失”的事物展開批判。對於這樣一個正在逐漸“邊緣化”的知識群體，我想再說幾句話。
4. 知識分子悖論
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群正麵臨最嚴峻的挑戰，其生活形態和社會定位充滿悖論。一方麵，知識分子群體成為一個不確定的階層。新的社會分層使知識分子的社會等級充滿變數，他們在社會分層中的走向，大抵取決於其知識轉化為社會影響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
其次，在這一深刻的曆史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開始由過去的單一形態走向多元，若幹不同的社會思潮將他們分化為不同甚至相互敵對的陣營，貼上了如“新權威主義”、“製度創新派”、“新儒家”、“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環境主義”、“女權主義”、“市場主義”等標簽。這些標簽的使用，顯然有其現實理論立場的來源。
再者，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陳舊，過去多年的無效訓練難以轉化為改善生存的手段，更不足以應付知識更新的挑戰，無法適應從前現代社會2向市場經濟和後工業化社會轉型的現實。因此，由於社會發展的曲折軌跡和方向，多數知識分子從20世紀80年代社會變革推動者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他們惟一熟悉的傳統立場上來。雖然他們希望繼續扮演“為民代言者”的角色，但由於持續的邊緣化，逐漸失去了觀察、體驗和判斷社會現實的語境。他們的立場固然多從“勞苦大眾”的利益出發，但如果語境錯位，則不但無法解釋和實踐曆史變革，而且很容易陷入曆史的詭吊。舉例說，在納粹法西斯統治德國時期討論猶太人的“不良”商業行為，就是忽視價值立場和道德底線的做法，即便冠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其動機仍然十分可疑，即使不是助紂為虐，至少也是極端缺乏良知和人道主義責任。
事實上，“代言人”總是傾向於成為“指導者”。一有機會，“代言人”就打算指導別人的閱讀，仿佛讀者缺少起碼的文化常識，如果沒有他們的指導，即使像盆栽柑橘樹在廣東不說明等級這樣的文化差異，人們也會搞不清楚，非得他們來指點迷津。在一個多元化發展的社會裏，當人們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取向時，這類“指導”就會顯得既多餘又滑稽。
5. 也談“炒冷飯”
既然林文把《格調》一書定位為“西餐炒冷飯”，作為譯者，我想沿著林文的思路梳理一下這一說法。
如果說譯介西方著作應被稱作“炒冷飯”，則自嚴複翻譯《天演論》始的一切引進西方思想的努力均可被稱為“炒冷飯”。所謂“冷”者，意思可能是說某一思想或理論已經在西方不時髦了，卻又被引進到中國來，實在有辱國人的智力。言外之意是“熱飯”可炒，“冷飯”還是留給西方人自己去慢慢吃吧。
若按此分析，便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一、引進西方思想是否是“炒冷飯”；二、何為“冷飯”何為“熱飯”，標準如何定；三、是否隻有“熱飯”可炒而“冷飯”不可炒。
對於第一個問題，隻要具有常識判斷能力的人就可以回答，因為中國正是在引進和借鑒西方思想的過程中，開始自己的啟蒙和現代性進程的。沒有西方思潮的“東漸”，中國仍會在閉關鎖國的黑暗籠罩之中沉睡。
第二個問題則相當關鍵。一百年來，中國對引進“西學”的選擇充滿血腥的鬥爭，恰恰因為有此排他性的“冷飯”和“熱飯”之分。認為某一理論“熱飯”者，便很容易將其視為惟一“真理”，對其他西方思想盡數排斥。而其判斷標準，似乎隻有一條，即能否為實現其一己的政治目的所用。不能為其所用者，一概作為“冷飯”掃蕩之，絕不容許“敗壞”國人的精神。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一習慣仍然未改，即使是一本談論生活格調與社會等級關係的書，也未能幸免被斥為“冷飯”的命運。
第三個問題最說明價值取向。我以為，有些被視作“冷飯”的東西恰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精華，隻有不斷地“炒”才能使其價值彰顯出來。
這篇序言本不欲討論嚴肅問題，然而“生活格調”引發的“等級”和“品味”大爭論，實在讓人無法不“嚴肅”。也許隻有本書作者讚賞的“另類”一族，能真正遊離於種種喧囂之外，不為等級焦慮所困擾。
書通常是給讀書人看的，不讀書的人有其他的消遣方式。但如果一本書內容嚴肅卻進入了大眾閱讀領域，則它的話題必然與大眾有關。《格調》就是這樣的書，無怪書出版後引出了一大堆克隆品種，妄圖靠著相似的外貌蒙騙讀者的錢財。如今一切都已風平浪靜，再讀此書，仍有無限樂趣。於是重新修訂了文字，再加上敝人一篇描寫中國人生活格調的拙作，重新授權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饗讀者。
石 濤2002年2月於北京 <hr/>
1?2002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注
2?相對開放的後現代社會而言，前現代社會較為封閉，除了社會生活，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封閉。——編者注
1. “階級”還是“格調”
本書的英文名字是“ss”，我將其譯為“格調”，受到一些批評文章的質疑。盡管我在《格調》第1版的前言中已對書名的譯法作了說明，但仍有眾多批評者評頭品足，我如果不予以正麵回答，恐怕真會給讀者造成“有意炒作”之印象。
先從詞義上說。按照《韋伯斯特大辭典》的定義，英語“ss”一詞有多重含義，翻譯過來相當於中文的“種類、階級、階層、等級、班級”以及口語中常用的“格調、品味和檔次”。在此種情形之下，取何種中文譯法，便要斟酌作者的用意和書的內容來恰當決定，而不能僅從標題的字麵意思確定。這大約是翻譯工作的常識。
再者，從內容上說，福塞爾盡管是在討論社會等級，但他的主旨卻集中在各階層人的行為舉止、風範、品味和教養上。社會等級自古有之，但根據人們的生活品味來判斷等級，卻是福塞爾的獨到之處。凡讀過此書的人都能看出，福塞爾並非在寫一本關於美國社會分層理論的學術著作。因此，如果簡單地譯為“階級”、“階層”或“等級”，顯然不能準確反映此書的主題，會對讀者形成誤導。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作者在書中對“ss”一詞的用法，來尋找恰當中譯法的線索。比如，第二章中作者談到肯尼迪在電視裏看到尼克鬆時說：“the guy has no ss”，然後作者補充道：“he was not talking about money”。書中這句話譯為：“‘這家夥一點沒檔次’，當然他指的並非金錢。”那麽肯尼迪說的“ss”是指什麽呢？根據作者上文提到的“……與金錢同樣重要的因素還有風範、品味和認知水平”的語境看，此處的“ss”指的顯然是人的格調、品味或檔次，而不是尼克鬆的社會等級。尼氏當時以副總統身份與肯尼迪競選總統，如何能沒有階級地位？認為“ss”一詞必須譯為“階級”的人，除了對此書的理解存在偏差之外，我不得不說，其英文知識也是有限的。
最後，我想問，從什麽時候開始，翻譯書的書名必須直譯而不能意譯了？若必須直譯，我們今天有多少翻譯書需要改名呢？我至今記得，當年傅東華將美國小說<cite>gone with the wind</cite>翻譯成《飄》，而不是《隨風而去》，曾傳為譯界佳話；再有，朱生豪先生將莎士比亞的<cite>much ado about nothing</cite>譯為《無事生非》而不是《無事空忙》，以及宋兆霖先生將<cite>wuthering heights</cite>譯為《呼嘯山莊》而不是《伍瑟林高地》等等，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並且，港台譯界至今絕大多數譯著的書名仍根據內容意譯。說到底，書名的翻譯是譯者風格和原作內容結合的產物，從來沒有所謂的一定之規。
2. 真問題還是“偽問題”
有文章稱，“格調”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偽問題”（見《南方周末》1999年7月2日《新生活》專欄沈宏非的文章：《一切從〈格調〉開始》），此說法頗令人不解。如果說文章作者自己相當超越，生活格調問題並不進入他的生活，那麽此事可以與之無關，但為何卻必須與他人無關，因而要貶斥為“偽問題”呢？誰有權力為大眾設定“真問題”、“偽問題”的判斷標準？
按照社會學理論，社會問題是不能被憑空製造出來的，而是由社會需求、文化變革與經濟發展決定的，並成為這些因素的外在表象和場景。隨著經濟生活的改善和個人財富的增加，人們追求生活格調的願望也在生長。由於書中對等級社會裏的種種惡俗和奢侈進行了精辟的描述和分析，《格調》一書很自然地抓住了中國讀者的注意力。簡單講，人們之所以要閱讀《格調》，是認為此書討論的問題與自己的生活相關。
盡管此書談論的是美國的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但受全球市場和商業文化滲透的影響，各國社會生活中的共通性已經越來越普遍。因此，不僅僅是作者的視角具有啟示性，作者描寫的生活內容也已經有了大量的中國翻版。無視中國社會今天的生活形態或因對其缺乏觀察而妄下斷言，恰好暴露了知識分子的褊狹。不同文化中的“不可通約之處”固然存在，但由此便將生活格調處理為中國人的“偽問題”，卻不具有任何說服力。
另一方麵，按照這些批評家的邏輯，由於《格調》寫的是美國，因而不是中國的“真問題”，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說，中國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調，在我看來這幾乎是對國人的冒犯。也許中國人的生活再回到過去的“無差別”時代，才比較符合批評家們為國人設計的價值定位。雖然按照沈文的說法，討論這個問題會“淪為最沒有品味的行為之一”，但這一論斷並沒能阻止人們用大量的報刊篇幅從事這一“沒有品味”的行為。
3. 中國之現實
既然爭論集中在對中國現實的不同理解上，對這一現實的判定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時會大為好奇，《格調》批評者眼中的中國社會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個現實。
我所使用的判斷依據大致有三個方麵：物質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這些層麵上，我觀察到的情形是，無論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還是教育、閱讀、運動、娛樂、休閑等文化需求，以及越來越多地對法治、權利、社會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國，都是人們迫切渴望全麵改善的事物。如果實現這些需求的過程重新出現了社會分層，恐怕也是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異，也提供了社會發展的動力。
我的問題是，為什麽如此變化在有些人看來幾乎不能容忍？為什麽給人們提示階層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書被視為“誤導”？難道沒有此書的出版，人們就會終止改善自己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們到底怕什麽呢？
顯然，這些文章都認為隻有金錢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換句話說，隻有金錢是劃分等級和品味高下的標準，沒錢的人斷然不會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調》一書是在譏嘲窮人，標榜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這種看似出於同情“勞苦大眾”而進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勞苦大眾”宣判：他們的生活品味將永遠得不到改善，因為那是有錢人的專利。
認真讀過此書的人知道，這種說法顯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過一個人的格調判斷其社會等級，並非意在提倡等級歧視。第二，作者堅定地認為金錢並不決定人的社會地位，他在書中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一論斷，比如美國總統的例子，名演員的例子，百萬富翁的例子，地方議員的例子等等，他們都很有錢，但都缺少品味。為了說明錢不決定一切的道理，他還舉了“藍先生”與“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類”的概念，為人們擺脫等級困境提供了出路。
其實，《格調》批評者的表麵說法隻是煙霧，問題的根源還在於怎樣看待社會分層。
從這些批評中，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嗅出“烏托邦理想”和“平等社會”的潛台詞。他們不能容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的現實。為什麽？其中的原因我隻能猜測，除了對社會現實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個存在等級差別和物質不平等的社會裏，他們作為“精英分子”難以繼續保持自身的優越地位。而在一個“烏托邦”社會中，隻有他們掌握話語霸權，“勞苦大眾”隻能俯首聽命。
至於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這些人的精神優越感：“《格調》的暢銷恰恰是目前趨炎附勢、社會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現，它掌握、利用並且擴大了這樣的趨勢和這樣的潮流。”（見《深圳周刊》林維稼的文章：《〈格調〉：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飯》）
暫且不論《格調》是否具有這樣的魔力，單從以上說法的嚴厲，便可以感覺到這些批評者的頤指氣使。他們能夠並且必須為大眾生活方式的選擇操心，必須代表社會良知行使道德權力。在他們看來，社會中的多數仍然是“勞動人民”或“勞苦大眾”，需要他們的拯救。他們不願麵對社會轉型時期的種種新的社會特征，繼續用他們所特有的話語方式指控人們的生活方式，將人們改善自己生存處境的努力斥為“庸俗”。
說到底，一個沒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會不符合他們的口味，一個存在等級差異的社會令他們無所適從。為了保住自己曾經擁有的知識和話語權力，他們不得不對諸如生活格調這類會令他們“迷失”的事物展開批判。對於這樣一個正在逐漸“邊緣化”的知識群體，我想再說幾句話。
4. 知識分子悖論
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群正麵臨最嚴峻的挑戰，其生活形態和社會定位充滿悖論。一方麵，知識分子群體成為一個不確定的階層。新的社會分層使知識分子的社會等級充滿變數，他們在社會分層中的走向，大抵取決於其知識轉化為社會影響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
其次，在這一深刻的曆史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開始由過去的單一形態走向多元，若幹不同的社會思潮將他們分化為不同甚至相互敵對的陣營，貼上了如“新權威主義”、“製度創新派”、“新儒家”、“民族主義”、“後現代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環境主義”、“女權主義”、“市場主義”等標簽。這些標簽的使用，顯然有其現實理論立場的來源。
再者，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陳舊，過去多年的無效訓練難以轉化為改善生存的手段，更不足以應付知識更新的挑戰，無法適應從前現代社會2向市場經濟和後工業化社會轉型的現實。因此，由於社會發展的曲折軌跡和方向，多數知識分子從20世紀80年代社會變革推動者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他們惟一熟悉的傳統立場上來。雖然他們希望繼續扮演“為民代言者”的角色，但由於持續的邊緣化，逐漸失去了觀察、體驗和判斷社會現實的語境。他們的立場固然多從“勞苦大眾”的利益出發，但如果語境錯位，則不但無法解釋和實踐曆史變革，而且很容易陷入曆史的詭吊。舉例說，在納粹法西斯統治德國時期討論猶太人的“不良”商業行為，就是忽視價值立場和道德底線的做法，即便冠以“學術研究”的名義，其動機仍然十分可疑，即使不是助紂為虐，至少也是極端缺乏良知和人道主義責任。
事實上，“代言人”總是傾向於成為“指導者”。一有機會，“代言人”就打算指導別人的閱讀，仿佛讀者缺少起碼的文化常識，如果沒有他們的指導，即使像盆栽柑橘樹在廣東不說明等級這樣的文化差異，人們也會搞不清楚，非得他們來指點迷津。在一個多元化發展的社會裏，當人們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取向時，這類“指導”就會顯得既多餘又滑稽。
5. 也談“炒冷飯”
既然林文把《格調》一書定位為“西餐炒冷飯”，作為譯者，我想沿著林文的思路梳理一下這一說法。
如果說譯介西方著作應被稱作“炒冷飯”，則自嚴複翻譯《天演論》始的一切引進西方思想的努力均可被稱為“炒冷飯”。所謂“冷”者，意思可能是說某一思想或理論已經在西方不時髦了，卻又被引進到中國來，實在有辱國人的智力。言外之意是“熱飯”可炒，“冷飯”還是留給西方人自己去慢慢吃吧。
若按此分析，便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一、引進西方思想是否是“炒冷飯”；二、何為“冷飯”何為“熱飯”，標準如何定；三、是否隻有“熱飯”可炒而“冷飯”不可炒。
對於第一個問題，隻要具有常識判斷能力的人就可以回答，因為中國正是在引進和借鑒西方思想的過程中，開始自己的啟蒙和現代性進程的。沒有西方思潮的“東漸”，中國仍會在閉關鎖國的黑暗籠罩之中沉睡。
第二個問題則相當關鍵。一百年來，中國對引進“西學”的選擇充滿血腥的鬥爭，恰恰因為有此排他性的“冷飯”和“熱飯”之分。認為某一理論“熱飯”者，便很容易將其視為惟一“真理”，對其他西方思想盡數排斥。而其判斷標準，似乎隻有一條，即能否為實現其一己的政治目的所用。不能為其所用者，一概作為“冷飯”掃蕩之，絕不容許“敗壞”國人的精神。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一習慣仍然未改，即使是一本談論生活格調與社會等級關係的書，也未能幸免被斥為“冷飯”的命運。
第三個問題最說明價值取向。我以為，有些被視作“冷飯”的東西恰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精華，隻有不斷地“炒”才能使其價值彰顯出來。
這篇序言本不欲討論嚴肅問題，然而“生活格調”引發的“等級”和“品味”大爭論，實在讓人無法不“嚴肅”。也許隻有本書作者讚賞的“另類”一族，能真正遊離於種種喧囂之外，不為等級焦慮所困擾。
書通常是給讀書人看的，不讀書的人有其他的消遣方式。但如果一本書內容嚴肅卻進入了大眾閱讀領域，則它的話題必然與大眾有關。《格調》就是這樣的書，無怪書出版後引出了一大堆克隆品種，妄圖靠著相似的外貌蒙騙讀者的錢財。如今一切都已風平浪靜，再讀此書，仍有無限樂趣。於是重新修訂了文字，再加上敝人一篇描寫中國人生活格調的拙作，重新授權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饗讀者。
石 濤2002年2月於北京 <hr/>
1?2002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注
2?相對開放的後現代社會而言，前現代社會較為封閉，除了社會生活，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封閉。——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