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頗為粗陋，原不想如此問世。經友朋勸導，再不拿出，似有某種邪言謬語不敢示人之譏，其實隻不過自己太不滿意而不想丟醜而已。但看來一時仍無法改好，先公諸眾再求改進，亦未為不可。是書起始於北京，完成於異域；多年生活舒適，心境寂寥，內子文君相依朝夕，照料起居，並中饋、抄錄之功，不可不記也。是為《今讀》後記。
1996年秋於colorado springs
近日讀白牧之、白妙子新著（1998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論語辨》（bruce brooks & teako brooks：the original analects），深感此書乃繼崔述以及亞瑟·韋利（authur waley）等人辨析工作後之空前力作，為數十年來所罕見，已有譽者稱其“打破傳統舊說”之“驚人成就”，將使中國古代哲學因之“重寫”。
此書逐章翻譯《論語》，引證近人著述，加以己意論評。另半則逐篇解析《論語》不斷擴充增大之具體曆程以及考證孔子家世、家族、弟子等等。此書認“裏仁第四”前十七章（第十五章為後羼入者）為孔子死後最近原意的最初記錄，其他則依篇次而下（置“學而第一”於“衛靈公十五”之後，“為政第二”於“子路第十三”之後，“八佾第三”於“先進第十一”之後）為弟子、弟子學派而特別是魯國的孔氏家族不斷擴充撰述，曆時二百三十年（前479—前249）至魯亡後始完成之結集。其中不但因時移世變，如經曆封建製廢除等等，使各種新舊觀念紛然並陳，因而各篇章均大有歧異和衝突；而且還羼入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反對它們的各種觀念，也包括儒家自身的不同學派的爭論。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9.1章），素稱難解，白書認為此乃後起之儒家崇禮學派反對先前之講仁孔學而撰是語。又如“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17.11章），素以為孔子語，白書認為此乃在魯孔學為反對荀子而作。如此等等。其論頗繁，其文亦辯。
但這樣一來，孔子以及其弟子們的言行既絕大部分為後人撰造，那所謂“孔子”也者，實際也就不複存在，雖考證出生卒家世，“孔子”亦隻一空洞人名而已。從而，所謂《論語》乃“孔子對話錄”之說，豈不純屬“本質主義”之虛構？因之，《今讀》之作又豈不多餘且可笑也哉？
唯唯否否。當然，如傳統舊說所承認，《論語》一書並非當時記錄，乃由弟子特別是再傳弟子追憶而成，其中不乏後人羼入、擴展、修改成分，好些篇章也確有矛盾、出入、難懂、不可解之處。這些當然值得仔細推敲、比較和研討，這對了解《論語》形成及原典儒學無疑大有裨益。
但是，“過猶不及”。如白氏此書竟能一氣到底逐篇逐章敲定或推論出二百餘年之準確年代、學派、編者、含義，貌似雄辯，實則證據薄弱，頗嫌武斷。如以一章推定一篇之編成或年代，如以許多篇章屬於針對墨、孟、荀、莊而發，等等，即如此。相反，如不帶偏見而縱讀《論語》全書，雖不難發現其中確有若幹抵牾矛盾處，但總起來看，無論就思想、內容、文辭、風格、氛圍、情境說，均仍同大於異，一致多於分歧，除少數章節，全書仍可融成一體，作為孔子言行之近真寫照，較之其他著作特別是戰國典籍（白書實際將《論語》一書視作戰國著作），大有區別。因之，似仍如《今讀·前言》所雲：“今日求考證出哪些篇章、言行確乎屬於孔子，哪些不是，已極為困難，甚至不大可能（也許將來地下發現可有幫助），重要的是，自漢代《張侯論》以來，《論語》和孔子就以這樣的麵貌流傳至今。”而這，正是《今讀》的出發點。
《今讀》與《論語辨》各有其譯、注、記，二書亦有殊途同歸之近似論點，如均揭示孔子頗重出仕參政，並非個體內聖之學；曾子學派則確有宗教傾向，等等。但分歧當然更大，如《今讀》強調孔子以“仁”釋“禮”、“禮”“仁”並重，且與“孝”相連；《論語辨》強調孔子隻提“仁”，“禮”、“孝”均後起，非孔子原意，等等。其主要不同在，《論語辨》重語錄的具體情境性，《今讀》重語錄的意義普遍性；一為考據性分疏，一乃哲學性闡釋；一吻合學術新潮，徹底解構《論語》，抹去作為中國文化符號之孔子形象(1)；一率仍舊貫而力圖新解以重建。確乎旨趣不同，方法有別，方向迥異。二者或應並行不悖，但究竟若何，不可知也矣。“後現代”時髦正熾，或亦能摧解《論語》於碎片。然耶？否耶？願提請讀者思量，亦本“後記二”之所由作。
1998年4月於swarthmore college
————————
(1)白書並無一語及此，亦未有“解構”、“本質主義”等字樣詞句，其所用方法仍為傳統而非後現代的，料想作者自然反對這一推論。但我以為客觀情況就是這樣。此書與刻意解構孔子的後現代著作《製造儒學》一書（lionel 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殊途同歸而遠為重要。
1996年秋於colorado springs
近日讀白牧之、白妙子新著（1998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論語辨》（bruce brooks & teako brooks：the original analects），深感此書乃繼崔述以及亞瑟·韋利（authur waley）等人辨析工作後之空前力作，為數十年來所罕見，已有譽者稱其“打破傳統舊說”之“驚人成就”，將使中國古代哲學因之“重寫”。
此書逐章翻譯《論語》，引證近人著述，加以己意論評。另半則逐篇解析《論語》不斷擴充增大之具體曆程以及考證孔子家世、家族、弟子等等。此書認“裏仁第四”前十七章（第十五章為後羼入者）為孔子死後最近原意的最初記錄，其他則依篇次而下（置“學而第一”於“衛靈公十五”之後，“為政第二”於“子路第十三”之後，“八佾第三”於“先進第十一”之後）為弟子、弟子學派而特別是魯國的孔氏家族不斷擴充撰述，曆時二百三十年（前479—前249）至魯亡後始完成之結集。其中不但因時移世變，如經曆封建製廢除等等，使各種新舊觀念紛然並陳，因而各篇章均大有歧異和衝突；而且還羼入墨家、道家、法家以及反對它們的各種觀念，也包括儒家自身的不同學派的爭論。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9.1章），素稱難解，白書認為此乃後起之儒家崇禮學派反對先前之講仁孔學而撰是語。又如“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17.11章），素以為孔子語，白書認為此乃在魯孔學為反對荀子而作。如此等等。其論頗繁，其文亦辯。
但這樣一來，孔子以及其弟子們的言行既絕大部分為後人撰造，那所謂“孔子”也者，實際也就不複存在，雖考證出生卒家世，“孔子”亦隻一空洞人名而已。從而，所謂《論語》乃“孔子對話錄”之說，豈不純屬“本質主義”之虛構？因之，《今讀》之作又豈不多餘且可笑也哉？
唯唯否否。當然，如傳統舊說所承認，《論語》一書並非當時記錄，乃由弟子特別是再傳弟子追憶而成，其中不乏後人羼入、擴展、修改成分，好些篇章也確有矛盾、出入、難懂、不可解之處。這些當然值得仔細推敲、比較和研討，這對了解《論語》形成及原典儒學無疑大有裨益。
但是，“過猶不及”。如白氏此書竟能一氣到底逐篇逐章敲定或推論出二百餘年之準確年代、學派、編者、含義，貌似雄辯，實則證據薄弱，頗嫌武斷。如以一章推定一篇之編成或年代，如以許多篇章屬於針對墨、孟、荀、莊而發，等等，即如此。相反，如不帶偏見而縱讀《論語》全書，雖不難發現其中確有若幹抵牾矛盾處，但總起來看，無論就思想、內容、文辭、風格、氛圍、情境說，均仍同大於異，一致多於分歧，除少數章節，全書仍可融成一體，作為孔子言行之近真寫照，較之其他著作特別是戰國典籍（白書實際將《論語》一書視作戰國著作），大有區別。因之，似仍如《今讀·前言》所雲：“今日求考證出哪些篇章、言行確乎屬於孔子，哪些不是，已極為困難，甚至不大可能（也許將來地下發現可有幫助），重要的是，自漢代《張侯論》以來，《論語》和孔子就以這樣的麵貌流傳至今。”而這，正是《今讀》的出發點。
《今讀》與《論語辨》各有其譯、注、記，二書亦有殊途同歸之近似論點，如均揭示孔子頗重出仕參政，並非個體內聖之學；曾子學派則確有宗教傾向，等等。但分歧當然更大，如《今讀》強調孔子以“仁”釋“禮”、“禮”“仁”並重，且與“孝”相連；《論語辨》強調孔子隻提“仁”，“禮”、“孝”均後起，非孔子原意，等等。其主要不同在，《論語辨》重語錄的具體情境性，《今讀》重語錄的意義普遍性；一為考據性分疏，一乃哲學性闡釋；一吻合學術新潮，徹底解構《論語》，抹去作為中國文化符號之孔子形象(1)；一率仍舊貫而力圖新解以重建。確乎旨趣不同，方法有別，方向迥異。二者或應並行不悖，但究竟若何，不可知也矣。“後現代”時髦正熾，或亦能摧解《論語》於碎片。然耶？否耶？願提請讀者思量，亦本“後記二”之所由作。
1998年4月於swarthmore college
————————
(1)白書並無一語及此，亦未有“解構”、“本質主義”等字樣詞句，其所用方法仍為傳統而非後現代的，料想作者自然反對這一推論。但我以為客觀情況就是這樣。此書與刻意解構孔子的後現代著作《製造儒學》一書（lionel jensen，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殊途同歸而遠為重要。